中国政府在无预警、无准备和无计划的情况下匆忙松绑防疫封控措施，导致全国各地疫情飙升。而首都北京更是疫情泛滥的重灾区，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称，由于北京市十多家殡仪馆和火葬场的员工染疫人数增多，不得不在家隔离治疗，殡仪馆和火葬场正常上班的员工和司机星期六（12月17日）都出现短缺。

自从新冠疫情三年前在湖北武汉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实施对疫情和病毒“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封控措施。此举虽然将中国的染疫人数和死亡病例控制在较低水平上，但是却对民生造成严重的冲击，引发沸腾的民怨；而且中国经济也遭受重创，失业率居高不下。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多座城市的民众十分罕见地走上街头，抗议严厉的封控措施。上海的示威者甚至喊出“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的口号。

在巨大的民意和经济滑坡压力下，中国政府一个多星期前突然宣布防疫封控措施松绑。民众不再被要求接受一遍又一遍的全员核酸普筛，居家避疫和旅行禁令也突然解封，连集中隔离措施也被取消。当局告诉民众，染疫后如果症状轻微或无症状，无需前往医院或医疗机构就诊，自己在家治疗就可以。只有重症病人才需送医治疗。

中国的防疫封控措施松绑后，全国各地疫情都在飙升，但是首轮高峰期可能还要等几个星期才会出现。由于中国传统的春节即将到来，成百上千万民众都将长途旅行，或返家团聚，或探亲访友，疫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不仅令普通民众，而且也让专业的医护人员异常担忧。

在中国首都北京，自从封控措施12月7日松绑后，当局尚未报告任何新增染疫死亡病例，但是因为员工染疫请假而导致服务难以为继的行业越来越多，从餐饮业到快递业，现在又波及到殡葬业。

“我们现在灵车不够，人手也缺，”密云殡仪馆一位员工对路透社记者说。这位员工透露，现在遗体火化需要等待的时间很长。

“我们员工中很多人都核酸检测呈阳性，”这位员工说。

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目前并不清楚遗体火化需要排长队是否是因为染疫死亡人数暴增所致。

怀柔殡仪馆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现在遗体送到殡仪馆后需要等候三天才能火化。

“你可以自己将遗体运到这里，最近的确非常忙，”这位员工说。

中国国家卫健委最近一次报告染疫死亡病例还是在12月3日。而北京市卫健委最近一次报告染疫死亡病例还是11月23日。

但是中国媒体《财新》星期五报道说，两位在中国官媒工作的知名记者最近因为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北京去世的消息。一位是星期四去世的前人民日报记者杨良化，另一位则是12月8日病逝的前中国青年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周志春。《财新》星期六又报道说，四川省一位年仅23岁的医学院学生12月14日染疫身亡。

但是中国国家卫健委在星期六的通报中，仍然坚持中国累计染疫死亡病例无变化，停留在5235例上。中国观察家普遍认为，根据中国官方过去的做法，对于死亡人数，它会想尽办法少报或者不报。

根据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的预测，中国突然解除极端封控措施，有可能在2023年导致超过100万的染疫死亡病例。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星期六表示，如果中国在今年1月3日就解除封控，中国染疫死亡病例可能已经高达25万例。

吴尊友指出，中国新冠重症病例的比例已经从2020年的16.47%降到去年的3，32%，再降到12月5日的0.18%。他认为，这表明中国的重症比例逐渐在下降。

目前并不清楚自12月5日以来重症比例是否有变化，因为自12月7日起，各地核酸检测结果已经停止统计报告。

“这里灵车大排长龙，很难说什么时候有空缺（可以去拉遗体），”北京东郊殡仪馆一位工作人员对路透社记者说。

在被问到这些死者是否都是染疫身亡时，这位工作人员回答说，“正常死亡。”

2022年12月8日，北京一家医院开设的发热门诊。当日，北京市卫健委公布，北京市94家医疗机构(含定点医院)开设发热门诊。图/IC photo
在跑了一个星期的同城快送之后，12月16日，骑手董浩“阳”了。收到核酸单管“阳性”的结果之后，他只是简单说了一句，“没事，预料之中”。

吴姗姗半个月前感染，如今已经康复，16日这一天，她开始复工。阳过之后剩下的药，吴姗姗送给了那些需要的人，之前她送过四颗布洛芬、一个温度计给陌生人，对方给她寄来了一箱黄桃罐头，善意回流。

距离“新十条”落地满十天，北京正在发生变化。密接、行程卡、高风险地区等词语正在成为过去式。居家自愈、发热门诊、药品供应、运力不足等成为新的关键词。

十天的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切身感受着奥密克戎。一些人“阳”了，一些人已经康复，科普从知识变成体验。专家预计的第一波感染峰值即将到来，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力量，对抗病毒，等待春天。

“放开”前夜

12月6日，北京市宣布进入商超、商务楼等不再查验核酸。

北京某区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安萍最先感到了变化。

那天，许多社区医院向她上报感染病例，上级要求她开始储备相关药物。也是从那天起，她负责对接的物资，从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转变成了药品。

此前，她的工作重心是严防死守，她在11月中旬守过隔离点，“一例交叉感染都不能出现。”但她也记得，在隔离酒店，即便有“红绿区”划分，有防护服等严密措施，仍然出现了一线人员的感染情况，“说明这个感染性已经非常非常强了。”

同样在12月6日，26岁的某影视公司新媒体主管余寒没有去上班。他说，一百多人的公司里已有一小半人感染了新冠，开始居家办公。此前一天的12月5日，他出门做核酸，发现每个核酸点都在排长队，“至少得等三个小时以上。”在寒风中站了一会儿，他转头回家，“要不没病也给冻出病了，而且队伍里可能也有阳性。”

得知从6日起进入商超、写字楼不再查验核酸，他觉得“生活好像恢复了一点儿”。

12月6日，保安吴越成如往常一样在潘家园南里某小区门口值勤，身旁放着一块贴有二维码的牌子，供小区进出人员扫码。从这天起，他不再阻拦非小区内人员进入小区，他觉得工作轻松了不少，“避免了一些和居民、外卖骑手的纠纷。”

2022年12月6日，北京丰台区，物美大卖场玉蜓桥店，工作人员提醒顾客扫码后可进入大卖场。图/IC photo

至12月6日，潘家园旧货市场已休市半个月。摊主张国旗记得，12月5日，潘家园复市了一天，他卖出几十本书，收入百十来块钱，又在临收摊时接到次日闭市的通知。他当时心想不好，“市场怕不是要到年前都开不出来了。”

但12月6日下午两点多，复市通知又来了，并提及进出商户及顾客“无须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接到通知时，张国旗正在家里用胶水粘旧书皮，“挺高兴。”

12月6日这一天，33岁的北京某私立医院急诊科医生许帆发现，急诊诊断偶发的阳性病患越来越多。原本，他所在的医院需将接诊到的阳性病患上报、转院，但从6日起，上报迟迟没有结果，“到处都满员了，阳性病人只能送到我们自己的发热门诊。”那两天，他自己也短暂地感到咽痛，以为是劳累过度所致。

35岁的北京某三级医院急诊科医生陈蓉在12月初出现了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靠吃感冒药压了下去。她的身边接二连三地有同事“中招”。头几个“中招”的同事，自愿隔离在医院。很快，阳性人员增长太快，医院的空间也不够用了。截至12月6日，她的科室内同事约有近三分之一感染阳性。

“新十条”公布

12月7日，“新十条”公布，人们的生活开始截然不同。

骑手张永新像往常一样，在小区门口停好电动车，左手拎上货物，右手准备掏出手机扫健康宝。

张永新今年31岁，是一家生鲜零售配送站的全职配送员，入职一年半来，他只负责站点周围的小区，最远不超过5公里。

“直接进吧”，小区保安与他四目相对，并朝他挥挥手。张永新说自己突然还有些不习惯，以前扫完健康宝，有一声“通过，绿码，核酸几天”，“一听这个声音才能进”差不多成了他的条件反射。随后他发现小区门口的健康码二维码牌子也不见了，于是开始“放心大胆地进”。

同一天，保安吴越成的工作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他只需要在门口站好岗。

放开之后，吴越成和同事们不需要做核酸检测了。保安队长郑重其事召集大家开会，叮嘱他们做好个人防护，还给8名保安发了抗原，让他们隔几天做一次，每天面对这么多人，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个数。

这一天，张国旗赶早九点就到了潘家园市场，相较起12月5日，他觉得人流量一下少了，“可能是猛一放开，不查核酸了，有些人反而怕了，不出来了。”也是这天，“新十条”宣布跨地区流动不再查验核酸及健康码，一位内蒙古的书友立刻打电话给张国旗，说自己订了当天下午的大巴，要来京大量购书，“想来很久了。”

看到“新十条”的消息之后，余寒和同事们猜测，接下来进电影院估计也不需要查核酸了。当天，很多电影项目开始动起来，一些他们之前早就听说过，但是迟迟不见消息的片子开始冒头。再加上《阿凡达2》即将上映，余寒很开心，沉寂了三年的电影院，可能要恢复往日的热闹了。

大学毕业后，余寒一直从事着电影行业的工作。疫情这三年，他见证了电影行业遭受到的巨大打击。2020年下半年，公司给所有员工降薪，拿着一千多块钱的基本工资挨了一段时间，他辞去工作，全身心读了编剧专业的研究生。等他2022年毕业，新冠疫情的影响仍未远去。

2022年12月7日，北京动物园，入园不查核酸。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

“阳”多了

12月8日，在医院首个不查验核酸、不区分阴性阳性病患的日子，陈蓉迎来了急诊科医生生涯中“最忙碌、最凌乱”的一天。

当天的早八点至晚八点，她当值12小时班，共接诊一百二十多位病人，且多伴随咽痛、发烧等症状，“百分之八十是阳性。”

病人们大致分为这么几类：有要求做核酸的，医院彼时只提供抗原测试，且不到中午，抗原也用完了，只能开些感冒药、退烧药让人领回去;有在发热门诊排队半天不能就诊，转头冲来急诊室求助的;有胰腺炎、肠梗阻等突发疾病的，医院病房的阳性区接不过来，只能留人在急诊室输液。输液室坐满了，病人们就租了轮椅、平车，在门口输液。

2022年12月14日，西城区广安体育馆简易发热门诊正式启用。居民在排队取药。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也是这一天，医护面临大减员，“三分之一的同事都阳性了”。陈蓉正是替一位阳性同事的班。当天中午，她突然感觉肌肉酸痛，身子捂在防护服及面屏、口罩、鞋套、帽子里，一阵冷一阵热;嗓子逐渐干疼得像要冒烟儿。

下班回家时，她的小腿痛到难以行走，“感觉肌肉在溶解”。一测体温，已经烧到了39摄氏度，抗原显示阳性。

同样是在12月8日，许帆与同事以二人之力，接诊了过去四位医生才能完成的病人量。他记得，他的病人中“有接近半数在发烧”。

许帆说，进入12月后，随着同事们不断地感染阳性、离岗休息，他开始频繁地顶替他人班次。从12月1日至8日，他值12小时班七次，这通常是半个月才需完成的工作量。

12月9日，他在家休息，逐渐感觉全身乏力。次日他发烧至40摄氏度，浑身胀痛，抗原显示果然阳了。

12月8日这一天，某小学英语老师明瑾正在上网课。

三年来，老师和学生都经历了多次网课，这次的特殊性是开始有人“阳”着上课。班里有一个人发烧了，继续在线上听课，稍微调皮的孩子就会很惊讶地跟老师报告说，“老师他得新冠了!”

课堂上请假的孩子多了，带病上课的老师也多了。

比如三年级的班级里，老师一边咳嗽一边坚持上课，老师会和学生坦言，“不好意思，现在老师是感染了新冠”，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异样的目光或反应。明瑾觉得，小学里的孩子对新冠病毒的认知，有一个从害怕到逐步接受的过程。“接受了它是一个我们可以生的病，我觉得对于孩子也是一个进步。”

一周之后，班里25个学生，有四分之一因为生病请假。明瑾在上课的时候，提问了一个学生，开麦回答的人说，“我是孩子家长，孩子生病了在床上躺着呢。”

送药互助

12月10日开始，董浩发现，同城送药的单子频繁涌进来。

他平时主要在房山区域跑。这次他决定加入北京市内的同城跑腿，他一共注册了两家平台，成为众包骑手。

董浩比较了下，近一个星期，在市内当同城跑腿的感受是，基本上7、8公里配送费就能到50块钱。而如果继续在房山跑，同样的距离可能只是20多元。

取药的地点千差万别，有时候是一个私人住址，有时候是药店，有时候是医院。

董浩说，在药店取药，经常遇到因为插队吵架的情况。12月10日这一天，某种药只剩最后三盒了，前面排队的人说要全部买走，后面的人嚷嚷着不同意，店主决定一人一盒，董浩随口一问价格，“一盒要卖200，我心想我不买。”

在这之前，视频里的董浩是这样的：左右两边肩膀上分别挂着两桶5L矿泉水，左右两只手分别提着4、5袋装菜的袋子。

12月10日后，他送的物品往往只是几盒药，几包口罩，几盒抗原，配送费还高，配送时间也卡得没有那么紧，但风险也高，收药的人基本也阳了。

他也加大了对自己的防护，里面一层医用口罩，外面一层N95口罩，最外面是头盔面罩。送完一单，给自己喷一下酒精，继续上路。只有在人少车少的空旷地带，他会摘下口罩，大口呼吸。

12月10日，骑手董浩接到的送药订单，专人直送，意味着中间不再接其他单。受访者供图

也是在那个时候，北京的药不太好买了。

12月11日晚10点，有朋友发烧了，闪送叫不上，吴姗姗装了四颗布洛芬，一盒连花清瘟，一个体温计，放在大院门口的架子上，对方上门来取药。

此前半个月，吴姗姗和70多岁的父母都阳了。吴姗姗开始网上买药，她买了两盒布洛芬，两盒连花清瘟，一盒念慈庵，一盒泰诺。那时买药很方便，几乎半小时就能送达。

母亲一直无症状，父亲发烧两天后缓解，她曾丧失了味觉和嗅觉。这期间，她吃了3片布洛芬，八粒连花清瘟胶囊。

病好之后剩下的药，吴姗姗决定送给那些需要的人。她把送药的事情发到朋友圈，越来越多阳过的朋友愿意把药送给需要的人。“我就跟朋友说，你不吃的就拿过来，咱谁也不嫌弃谁。”

12月12日，送药的范围扩展到了陌生人。晚上7点44分，一个女孩私信她能否买几颗布洛芬，说自己发烧到39.4℃。吴姗姗答，“我不卖，只送给急需的朋友”，她们加了微信，叫了同城快送，还叮嘱对方12小时吃一粒，多喝热水。晚上8点50分，女孩收到了药。

这一天，吴姗姗跑了20趟大院门，寄了20单同城快送，没有收过一分钱。“没有必要收钱，而且我也不差这点钱。”她交接的对象，大多数时候是闪送的小哥，但后来也有两趟直接交给了滴滴司机。

一共有三四十人收到了她送的布洛芬，每个人两三粒，最多的给了六粒。对吴姗姗来说，一个人求一整盒布洛芬没有意义，“你根本就吃不了那一盒。”而动辄囤上五六盒布洛芬的，更在她的理解之外，“即便家里有五六口人，每人六粒，两盒48粒都已经足够了。”

后来那个发烧到39.4℃的女孩在社交平台上给她留言，“在寒冷的冬季，一个人在北京买不到退烧药的时候，真的感激涕零。”

发烧到39.4℃的女孩在社交平台上给吴姗姗留言。受访者供图

外卖运力紧张

12月12日，孙晴先后在三个生鲜平台抢菜，或是点开后发现“本站点当前运力已约满”;或是刚选购好商品，点击付款时显示商家“已休息”;或是付款后，许久未有人接单，最后只能申请退单。

12月13日，孙晴定了六点半的闹钟起来抢菜，买了将近两百元的食物，包括一袋十斤大米，“独居的生活总要防患于未然”。而这一单，直到下午五点才送到。

这几天，孙晴站在窗户边，经常看到有电瓶车停在楼下，配送员小小的车辆几乎被前前后后挂着的几十个包裹盖住，跑着下楼的配送员很快又骑着车匆匆而去。

在配送的另一端，由于大面积感染，外卖等运力紧张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张永新是从配送站“爆单时间点”前移中感受到的。

在张永新所在配送站，“运力已约满”一般出现在下午六点以后。而记不清楚是从上周哪天开始，几乎是在他早上七点到达站点，准备开始配送时，已经“爆了”。这意味着当日这个站点的分拣量和配送量都已经达到上限，平台无法再接单。

除了订单的数量增多，每一单货物的数量也在增多，“都是米面粮油等囤货大件儿”，重达30公斤以上的订单偶尔也会出现。张永新把电瓶车的后备厢、前踏板，护杠和车把等能利用的地方全部利用上，挂得满满当当。

他计算过，从12月初开始，平均一天没有低于100单，最高峰时，他一天送了130多单。

12月12日早上6点45分，张永新上早班。自从进小区不再查看核酸报告后，配送站的配送员们进门前的第一件事是做抗原检测，然后进行全身消毒。

防护措施是站点的强制性要求。比如配送时需要佩戴N95口罩，一趟下来，张永新就需要更换一个口罩。

12月17日，张永新所在生鲜零售配送站门口的防疫用品，有N95口罩、抗原试剂等。受访者供图

尽管如此，在电梯里，张永新有时候会感觉到别人在躲他，“可能是怕我有病毒”，但他心想，“我们可是天天测，说不定比他们还安全”。

晚上八点，张永新下班，开始了第二份工作——蜂鸟众包骑手，他希望能赚个饭钱和烟钱。那天他送了不到10单，挣了80元。

张永新还没有阳，他坦言之前挺怕的，“主要是身边的人没有得过”。他在河北老家带孩子的妻子，12月4日抗原显示阳性，这几天已经恢复。妻子和朋友们确诊后，他觉得“新冠病毒”变成了具体可感的东西。

也是在这一时期，吴越成见到的快递员少了很多，而骑手出现的频率也不如以前多了，但每个人车上的货物都多了许多。12月15日16时许，骑手们载着大包小包驶来，几乎每个骑手都直接把车骑到大门之前，央求着吴越成放车进入，“真的提不动了，东西太多了。”吴越成一般都会放行。

三天前，吴越成值夜班时，一辆黑色私家车停在小区门口，闪着灯，却一直不进去。他上前询问，才知道他们是网约车司机，收到订单帮忙送抗原来了。三天来，这样的私家车来了好几趟。吴越成这才知道，现在抗原和药物都挺难买的。

12月13日，是董浩觉得最冷的一天。“一出去基本上半个小时手就直接肿了。”他穿了一件半袖，一件长袖，套一件毛衣，一件骑手的冲锋衣，再套着一个可以加热的保暖外套，冷的时候可以充电加热，最外边是朋友送他的一件机场厚棉服。

手上只有一副手套，还得把手指头漏出来，“不然没法操作手机”。他还穿了三条裤子，两双袜子，一双棉鞋，冷得不行的时候，他给自己脚上贴个足贴。

晚上9点多回家时，在系统里刷单仍然有40、50单没有人接。

当晚上12点多他躺着休息玩手机的时候，另一位小哥，仍然在外面夜跑。董浩说，为了避免核酸日期过期，有的外卖小哥会选择白班夜班连轴转。

董浩说，现在做核酸风险大，容易十混一，他已经连续三次十混一，但复核结果都没问题。混阳了之后，骑手只能在家等着，或者等复核结束之后继续跑。

每次去药店取药，他也会为自己顺口问上一句，有没有药，答案常常是卖完了，提前一天就被预订了。很多药店都有自己的微信群，提前一天夜里通知新药，第二天很多闪送直接去取，而没有这个信息的人，空排队能排到的几率并不高。

12月14日这一天，他选择在家休息，给自己和女朋友备一点药。因为接触了太多阳性的人，他也担心自己。他买了两盒999感冒灵，一个体温计。

2022年12月17日，一名外卖员配送途中查看订单。近日，受疫情影响，北京多区外卖企业订单配送压力较大。图/IC photo

市场等待回暖

12月14日午饭后，网约车司机陈晨把一份抗原试剂和退烧药从望京送到酒仙桥，这几天，行驶在北京的路上，街上空空荡荡，不再有早晚高峰的堵车，陈晨觉得，像极了春节时的北京。

陈晨说，正常情况下，他每日的流水大概在500元左右，但最近，晚上九点钟就没什么订单了。不过，他隔两天就会接到送药的订单。

陈晨今年31岁，原是一家医药企业的医药代表，由于公司一直停产，从今年4月开始，他开始跑滴滴补贴家用。12月8日，他挂靠的租赁公司发布通知，乘客上车不必再扫健康宝，司机则需一周上传两次核酸——自此，他跑车时戴上了“以前都没戴过”的N95口罩，送完乘客后，会用酒精喷洒后座和车把手。实际上，对于疫情，他的心态已趋于平和，“早晚的事儿，不害怕阳，但也不想太早感染。”

12月14日下午两点， 张国旗的摊位摆出了半边，码着各类旧书。他戴着N95口罩，头发垂在额角。他说，好久没理发了，附近的理发店都关着呢。他眼前往来的人与天气一样冷清。

不用数，张国旗脱口而出，上午卖掉两本书，下午无人问津。他周围一串十几个摊位，只隔壁大姐来摆了半天，吃过午饭也走了。整个市场都是这样。

12月14日下午两点，潘家园摊主张国旗在出摊。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下午三点，一个快递员来张国旗的摊位上取两本书。是他要寄给外省市的顾客。2020年，潘家园因疫情第一次休市时，张国旗开辟了旧书网店，但生意一般，“我的顾客群体以中老年为主，有网购习惯的并不多。”

张国旗在潘家园摆摊卖书11年了。经历过好光景，与今同样的季节，人头攒动，一天能卖几百本书、收入上千元;快收摊时，都有人蹲着看，不肯走。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至今，潘家园休过三次市。今年年中，潘家园市场宣布免除商户们7月至12月的摊位费。但张国旗的经济依然有些窘迫，“够温饱，但攒不下钱。”

12月14日下午五点左右，张国旗总计卖出两本书。他将剩下的书收拾整齐、收进铁皮柜里，推着自己的小推车步行回家。

12月14日下午六点，古煜的酒馆照常开始营业。这是酒馆恢复堂食的第九天。

第二天凌晨有世界杯二分之一决赛的法国对阵摩洛哥，但古煜不抱期待——前一天阿根廷对阵克罗地亚的二分之一决赛夜，他只迎来了三桌客人，营业额四百余元。且客人们不到22点就走完了。

他记得8年前，他经营的第一家酒馆在2014年世界杯开幕式当天开业，客满盈门。而今年的11月20日，按疫情防控要求，他的这家酒馆在世界杯开幕那天暂停堂食。

为维持经营，古煜用闪送、跑腿等方式为四面八方的顾客送酒水外卖。好的时候，每天维持几百元的营业额。也有麻烦的时候，“闪送和跑腿的接单都越来越慢，比如一单跑腿原价30元，我要加20元小费才有人接。”

12月6日，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发文提示有序恢复堂食。古煜回忆，那天是最近以来生意最好的一天，卖了一千块左右的酒水。

而后至今，人又少了，堂食、外卖都卖不动，“酒毕竟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不少人在家里养病呢，生病不能喝酒。”古煜分析。

他介绍，做餐饮，不论经营状况，房租和人工工资总要照开的，因此，酒馆最近两个月都是亏损。进货也不是很顺利，有一批南方来的自酿酒，卡在廊坊市有半个月了，“导致有些点外卖的，想要点杨梅酒之类的，也点不了——甚至连客用的抽纸都已经在路上卡了半个月了。”

12月14日晚上7点多，古煜的几个朋友来访，大家打开卡拉OK，唱张学友、莫文蔚的歌。生意冷清的这大半个月都是如此，朋友们来店里看球、弹琴、唱歌。

古煜的想法比较乐观，他想，或者等第一批阳性的年轻人好起来后，圣诞节、元旦，酒馆会迎来生意的复苏。他还想在本周末搞一个卡拉OK之夜的活动，这在以往是很受欢迎的。

12月15日下午，农光里市场。李秀兰扯下一个塑料袋扔过去，刚进店的客人顺手接了过去，开始在菜摊上挑菜。李秀兰的蔬菜店几乎没有无人问津的时刻，有时来的人多了，店里狭窄的通道被挤得满满的。她的摊子上应有尽有，白萝卜的货架总是空一些，因为耐储存，这是近期热销的菜品。

从2020年起，农光里市场一直管控得很严格。任何人不戴口罩不让进，每个人都要扫健康码，没有弹窗的才能进场，商户则必须每天都做核酸检测。“新十条”发布后不久，农光里市场就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报告了，人们的出行更自由。

这些天，李秀兰和丈夫仍是凌晨四点就起床，赶往十八里店批发新鲜蔬菜。正常情况下，有几家饭店每天都能从她这里买走两千元的菜，而现在，即便已经开放了堂食，订菜的饭店却少了，而且三天订一次，销量远不如以前。

李秀兰说，12月10日开始，来农光里市场的人少了很多。人们也不像过去那样，每次一买就买好几大袋，来来往往的人大多是买一两天的量。上一周，市场里也有些商户没来开门。她知道，很多人是得了新冠。

不过，到目前为止，李秀兰和丈夫还没有啥症状，尽管有些担心安全问题，但他们从没想过不去摆摊。早已囤好的N95口罩派上了用场，消毒措施也比以前做得更勤，除去市场每天喷洒消毒水之外，李秀兰还会在店里早晚各喷一次消毒水。到了家门口，和丈夫互相拿着消毒水，帮对方全身上下消个毒，才走进家门。

12月15日下午，农光里市场，李秀兰在店里卖菜。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期待春天

至12月14日，陈蓉所在科室已有一半以上的同事感染了病毒。

陈蓉恢复较快，吃了药，两天便退烧，只残留轻微的咳嗽与咽痛。她按计划在12月15日返岗。“第一批阳性又转阴的同事已经返岗了，其他比如心内科、消化科也有人来支援急诊。总体比12月8日好点，但还是忙。”陈蓉说，“整个医院也还是人手不足，有的科室甚至只剩一个医生，一人上了一周的班。”

2020年初，武汉疫情初期时，陈蓉在家待产，见证着同事们在大年初一签字、按手印，请愿去武汉支援。而后两三年来，北京也经历过几次疫情冲击，“虽然也累，但远比不上现在。”陈蓉觉得，眼下是她离疫情“最近的一次”。

确定阳性后，许帆回家休息，由健康的同事顶班。

许帆说，退烧药对自己一度不起作用，39摄氏度的高烧迟迟不降，他几乎到了脱水的地步。下了班的同事为他进行静脉补液及退热，他才有所好转。

这两天，他恢复了些精神，就在朋友圈里为那些阳性而焦虑的朋友们远程提供意见，“告诉他们吃什么药，怎么处理各种症状。”

12月16日，气温已经降至零下，吴越成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木头简易搭建的亭子前，人和车来来往往，吴越成缩在里面，时不时按下按钮，为忘记带门禁卡的居民开门。这一天，为了防寒，吴越成在N95口罩和保安帽之间，套上了一个褐色的毛绒脖套。

这些天，余寒手头上的工作一直都没停过。他所在的公司，今年上了两部影片。现在，他们公司还有三四部电影一直在等着定档。虽然居家办公，他全天保持随时在线，等候着任何一个会议或相关的工作安排。

以前，和家人视频时提到“什么时候回家”，张永新总是很惆怅。明明离家只有4小时的车程，在今年12月7日之前，“回家”对陈永燃而言是无法预知的变数。

一动回家的念头，“是否需要隔离、会不会弹窗、能不能回北京”，这些问题都在他脑子里盘旋，现在，他说自己总算有个盼头了，跟妻子视频时提起回家都“喜气洋洋”的。

12月17日，确诊一天之后，董浩“啥感觉也没有”，他说刚买好药，准备好迎接“战斗”，但感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这两天，他没吃药，只吃了两个橙子。

安萍和她的父母也陆续阳了，正在康复中。

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团队模型测算，乐观估计在明年上半年可恢复到疫情前的生活状态。

安萍发现，政策优化后，一部分下辖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先阳了，但政策的转变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工作是测核酸，隔离。而现在目标清晰，有病治病，“而且这个目标是能努力达成的。”

她说，“下一个春天，我们会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