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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小贩：
平等问题是在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最严重的问题，性别、教育、就业、言论和话语权的不平等是当下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
让一个国家中的一半人被歧视，被不平等化，被剥削，是一个国家不文明、落后和体制野蛮的表现，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发言者：
支持你们的母亲、姐妹或妻女她们应该有的平等权利和权利。要为她们的权利和权力而呐喊和努力。不要当压制和压榨其他人的懦弱的所谓中国男士！
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的！
“男士优先”：中国女性面临的职场歧视和婚姻困局
中国天津——王贝拉(Bella Wang)没怎么在意申请表上询问她是否已婚或已育。中国雇主经常问女性这样的问题，她以前在面试中也碰到过。
但当她接受了这家位于北方城市天津的大型语言培训公司的经理职位，然后被告知这份工作有一个条件时，她仍感到意外。
作为一名没有孩子的已婚妇女，她必须签署一份“特别协议”，承诺两年之内不怀孕。该公司表示，如果她违背了这一承诺，她可能会被解雇，且没有补偿。
32岁的王贝拉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拥有一个国际贸易学位。她对此感到愤怒——但还是签了名。
这样的协议在中国是非法的，但却越来越常见，对女性的歧视在这里正日渐增多。从子宫到职场、从政坛到家庭，中国女性的地位正在全方位下降。
导致女性地位下降的是迫在眉睫的老龄化危机和“一孩”政策的放松，这一严格的生育限制正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之一。现在，中国党试图刺激婴儿潮的出现。
但中国领导人国家主席没有设法降低女性兼顾工作和生育的难度，反而领导了一场传统性别角色的复兴，这越来越多地将女性推回家庭之中。
“当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女性的双手时，他们让她们去做体力活，”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女性研究与历史教授王政说。“现在他们又想把女性推回到婚姻当中，生一堆孩子。”
与党统治初期的几十年明显不同，如今，当不愿支付与产假有关费用的雇主在招聘和晋升时公开偏向男性而非女性的时候，官员们选择无视。在家庭中，女性在离婚诉讼中愈发处于不利地位，且无法从该国的房地产繁荣中获益。
结果就是，中国女性正被雇主和党官员挤出工作场所：一旦她们有了孩子就会被前者施加惩罚；后者则敦促她们把精力集中在家庭生活中。与此同时，那些设法继续工作的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收入也越来越少。
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说女性头顶“半边天”，并在法律上禁止包办婚姻和纳妾。尽管存在政治动荡和持续的偏见，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中国女性人数仍然创下了历史新高，她们开始享有更大的权利，并因其在经济上的贡献而受到赞美。
三十年前，当该国刚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时，中国女性的收入接近男性的80%。但根据最新的官方数据，到了2010年，中国城市女性的平均收入已经降低至男性的67%，在农村，这一数字降至56%。
与马克思主义将女性从父系制度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追求截然不同，国家主席主席已号召女性接纳她们在家庭中的“独特角色”，“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
“在国家主席之前，没有哪个党领导人敢公开地说，女性应当肩负起家庭负担，”王政教授说。
由于急于维护家庭单位的稳定性，党几乎没能帮到女性，最近的一项法院裁定削弱了她们在离婚诉讼中对财产的诉求。专家说，随着离婚率的上升，这意味着数百万的中国女性无法从中国的房地产繁荣中获益。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迅速转型，女性寿命更长，收入更高，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
但该国的增长仍让男性获得了格外多的好处。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性别现在是中国收入不平等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甚至可能比中国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鸿沟还要重要。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中的排名显着下降——从2008年139个国家中的第57位下降至2018年的第103位。
中国一度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就在1990年，还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女性在工作。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统计，如今这一数字降到了61%。
“在促进妇女权利方面，中国曾经是领先的，”北京的活动人士、女权主义学者冯媛说。“但现在我们正在落后。”
“不管怎样，我们都会输”
自两年前签署那份特殊协议以来，王贝拉一直生怕怀孕，并且有理由害怕：在她接受这份工作的前几个月，一个怀孕的同事被辞退了。
王贝拉记得当时她是想要孩子的，但还是签了合同，因为她很期待这份工作。向当局举报雇主又似乎起不了太大作用。
“我终归是中国女性，”她近期在天津一家咖啡店说。“即便有些牢骚，我们不敢真把它提出来。因为不管怎样，我们都会输。”
被迫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做选择时，王贝拉选择了事业。很多其他中国女性则在渐渐退出职场。
女性回归家庭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大批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女性往往先被辞退。随着育儿期望的增加，这一进程有所加快。
35岁的王焱是东部城市烟台的一名全职妈妈，她说，她的父母“只要能给口饭吃，喂饱孩子就好了”。
因此，近年来，女性晋升为公司领导层角色的机会停滞不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性别差距报告，去年，只有21％的中国公司有女性高管。
自2015年以来，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明显。那年，中共领导人担心人口增长放缓对经济的影响，结束了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允许所有夫妇生二胎。
在2017年的一项官方调查中，约54%的女性表示，她们在面试中被问过婚育情况。
今年2月，北京市发执政，敦促加强反性别歧视法律的执行。但这一直不是政府的一个优先事项，而且党控制的法院在其他问题上也没有站在女性一边。
“男人的法律”
2013年春天，莎伦·邵(Sharon Shao)找了几位离婚律师，他们都给了她同样的建议：别费时费力把丈夫告上法庭。你没有希望得到那套公寓。
她一直是婚姻中的主要经济支柱，这不重要。她已经付清了所有的房贷，这也不重要。
他打她不是事儿。他对她不忠也无关紧要。
所有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她丈夫的父母支付了买房的首付款，而且她的名字不在房产证上。
律师们说，根据中国最高法院2011年的一项裁决，这意味着那套公寓是他的。
对36岁的邵女士来说，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父母在她年幼时就去世了，她现在没有住的地方。“离婚以后，因为没有房子就到处奔波，”她说。“就是到处漂泊。”
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有类似的经历。在这个房地产占到了个人财富的70%以上的国家，最高法院的上述裁决对女性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
以前，中国的法律在离婚诉讼中承认家庭住房为夫妻共同财产。但2011年的裁决认为，婚前购买的房产，无论是全款购买还是抵押贷款购买，都应在离婚时归还给购买者，而这通常是丈夫。
人们普遍认为，女人只有在男人有房时才会嫁给他，受此影响，很多家庭往往会存多年的钱来帮助儿子买房。专家说，最高法院是在回应人们对女性利用婚姻骗取公婆存款的担忧。
虽然该裁决没有区别男性与女性，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吕孝权说，它是“男人的法律”。
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出3100万，这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独生子女政策和性别选择性堕胎造成的失衡。
但中国的女性常常在不利于自己的条件下接受结婚。
2012年，北京研究公司零点的一项调查发现，70%的已婚女性为家庭购房做了经济贡献，但在对购房有贡献者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女性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房产证上。天津南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17年的另一项研究中，查看了4253份房产证，发现只有五分之一的房产证上有妻子的名字。
自2011年的裁决以来，这些缺失的名字对离婚诉讼中的女性来说是灾难性的，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说。洪理达着有一本有关中国女性问题的一本着作。
她说，“整个体制在很多方面都对女性不利。”
邵女士从中国一所顶尖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她说，她的前夫在他们结婚之前就建议，两人一起投资一套公寓。当时，他正在东部城市合肥攻读博士学位，而她已经是一名计算机程序员，月薪约4000元。
他的父母支付了20万元的首付款，作为投资和礼物，她同意支付每月3000元的房贷偿还。
“我那时很傻，很天真，”她回忆道。
邵女士回忆说，她曾多次要求前夫把她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但他总是说服她不要那么做，他说如果他们以后再投资另一套房产的话，她可以享受首次买房的福利。
过了一些年，在他们结了婚并搬到上海后，邵女士发现他有了外遇。因为她有证据表明是她支付了抵押贷款，她的亲戚设法为她谈判得到了一笔现金。
然而，在中国，大多数女性的选择更少，不少人离婚后得不到任何东西。有些人甚至选择留在受虐待的婚姻中。
受海外“我也是”(#MeToo)运动和中国自己的女权主义历史的影响，一些中国女性走上街头抗议，或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运动，争取更大的权利。
有迹象表明中国女性中存在着更广泛的不满：中国的结婚率去年下降到自国家主席上台以来的最低点，而出生率则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
离婚率也在上升，大多数离婚桉都是由女方提出的。在北京，官方报告称，2017年每两对婚姻中就有一对离婚。
“她们不生孩子、不结婚，”中国着名女权活动人士吕频说。“这是她们反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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