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思想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启示

如果说二十世纪的东欧思想遗产中有一颗最耀眼、同时又最具现实启示意义的星辰，那么瓦茨拉夫·哈维尔无疑名列前茅。从荒诞派剧作家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他以独特的生命轨迹证明：在最严酷的极权环境里，个人依旧能够以“活在真诚中”的方式撬动历史的支点。自1990年代起，随着地下手抄本《无权者的权力》在大陆知识圈的悄然流传，以刘康、罗永生、崔卫平为代表的译介者又将这束思想之光折射到华语世界——从北京精神萧瑟的冬夜，到香港街头的黄雨伞与催泪瓦斯，再到今日大洋彼岸中文互联网的隐秘角落。三十余年过去，哈维尔已然成为屡遭删改的名字，却也是潜伏在无数读书会、播客、私房书架中的暗号：它指向一种超越政治权力与经济逻辑的生存姿态，一种不合作、不妥协、但又极具创造力与伦理深度的公共生活可能性。

从“无权者”到“有力者”

　　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提出的核心命题并非简单的“弱者反抗强者”，而是“在真实中生活”。他借“蔬菜店东”之喻刻画后极权社会中的“自动自发”——人们并非被持续暴力胁迫才悬挂空洞的政治标语，而是出于惧怕孤立和对体制逻辑的习焉不察，自发地在谎言中维持一种“平庸的秩序”。由此，无权者之“权力”并非来自武装或资源，而来自拒绝重复谎言、恢复真实话语的那一瞬间：当杂货店老板摘下标语，他便向邻里、向世界投射了另一种可能的生活秩序，也迫使体制露出其不得不用暴力弥补合法性空洞的破绽。

对处在后极权阴影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一洞见击中了九十年代初“六四”后那种遍地缄默的精神荒原。刘康与吴小洲在亚特兰大“无心插柳”的译本，罗永生在香港“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计划中推出的《哈维尔选集》，以及崔卫平九五年誊印六十册后又自行增印《哈维尔文集》，共同完成了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再生产：它既为北京学运余烬中寻求自我反思的青年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香港从“半自由”滑向威权的社会转型提供了精神坐标。当“活得磊落真诚”被写成春联贴上被搜查过的公寓大门，当《无权者的权力》被一字一句重新键入端传媒呼吁“历史退潮时的燃灯者”，哈维尔的“权力”或“力量”已经由文本变成了公共情感，成为不同代际之间相互识别、相互扶持的密码。

哈维尔揭示的后极权社会，并非传统意义上铁血恐怖的极权，而是一种通过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标语与利益诱导，令多数人“不自觉合作”的自稳机制。它以“可预测的不自由”换取“可控的安全”，以“宏大叙事”取代真实多元，以“同温层的繁荣”掩盖公共空间的枯竭。正因如此，形式上的经济改革、技术革新或行政精简并不能破解其结构性闭环：权贵层级通过分配资源不断巩固其控制，而社会大众则在对安稳和收益的追逐中趋于犬儒。

　　中国在一九七八年后走出的改革路线，表面上似乎摆脱了毛时代的高压极权，进入“后极权的温和期”，但随着新千年权力与资本合谋所催生的“行政—垄断资本复合体”，死循环再次显影：在政治上，以“有限反腐”重申权威；在经济上，以“国进民退”维系利益转换；在文化上，则借“民族复兴”的话语对多元批判进行降噪与吸附。一旦公共讨论退无可退，“蔬菜店东”的标语也许换成“文化自信”“共同富裕”，但其功能并无二致——帮助个体在体制内获得安全感，同时削弱其对体制之外价值源头的需求。

哈维尔给出的启发是：拒绝合作并非终点，而是“重新立起自己”的起点——从“无为”到“自为”。当人们在小尺度行动中重建信任（如共享书库、社区菜园、群众法援、艺术众筹），个人经验便会通过公共协作获得叠加；一系列微小而持续的“活在真诚里”的姿态，将有可能累积成新的社会规范，进而催生文化意义上的“新正统性”——非来源于皇权、党权或商业巨头，而来源于对真实和自由的恒常实践。正如哈维尔所言：“真正的正统性来自对真理的承担，而非对权力的臣服。”

在极权政治文化之外创造“全新的独立正统”，并不等同于复刻西方式自由主义或照搬任何现成理论；它要求在本土语境中，融汇现代公民伦理与多元传统资源，形成“能够自圆其说”的内在论证。哈维尔启示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语言更新：拆解官方语汇，发掘方言、隐喻、亚文化俚语中的创造性表达，让语言重新成为生活与思考的工具，而非权力的回声。记忆重写：通过口述史、家族史、城市微档案，修复宏大叙事排除的碎片，使得个体经验与弱势群体记忆进入公共时间；美学革命：在文艺、设计、影像、戏剧中倡导“脆弱的真实”与“日常的诗意”，以情感共振对抗强权标语的麻醉性。

当语言、记忆与美学三条分支交织成网，新的文化正统便会在群众日常生活中自然生根，而不是依赖霸权灌输。这种正统的合法性，源于对现实复杂性的照顾、对差异权利的包容以及对公共善的深度自觉；它以开放、反思、共享为规范，以对话而非征服为传播机制。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平行城邦”未必需要旗帜鲜明的意识形态，它可以是一种“守护真实”的文化共同体——在阴影里发芽，却以阳光为信仰。

价值与政治的双重脱嵌

近年中国青年自嘲“佛系”“躺平”，似乎与哈维尔的“自为”理想南辕北辙。然而，躺平本质是一种对高度竞争与权力—资本同谋的消极抵抗：当现实晋升路线失去公正可预期性，拒绝合作本身同时体现了“背对体制”的潜在自治冲动。问题在于：如果躺平止步于个人退隐，便难以产生公共积累；若躺平转化为犬儒消费主义，又会在市场逻辑里被重新收编。

要让无权者不受政治操控，也不受经济力量左右，就必须在价值与资源层面同步脱嵌：价值脱嵌：通过重估劳动与生活意义，淡化“成功＝权力或资本积累”的单一叙事，在教育、媒介与文化生产中建立对多元价值的尊重。资源脱嵌：发展互助金融、共享技术、开放版权与分布式协作平台，降低社会创新的进入门槛，从而弱化对既有资本—权力网络的依赖。

中国当下出现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开源社区、区块链存证、众筹公益）为资源脱嵌提供了技术选项；而女性主义、环境正义、少数族裔叙事、新宗教社群等文化裂隙，则为价值脱嵌提供了多元议程。若二者能够在“平行城邦”框架下相互渗透，就有可能形成一条“先自治、后交涉”的渐进路径：当一个拥有稳定自我认同、独立资源循环的小共同体日益壮大，即便无法立刻撼动国家政体，也足以在文化—道德层面提出合法性挑战，迫使大叙事进行让步或重新议价。

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与“平行城邦”（Parallel Polis）的思想不谋而合。“平行城邦”的概念最早由捷克持不同政见者、《七七宪章》核心成员瓦茨拉夫·本达（Václav Benda）在 1978 年的论文《平行城邦设想》中提出；后来，哈维尔与其他捷克异议知识分子在实践与著作中进一步丰富和阐释了这一思想。在官方城邦之外，自生长、自组织、自验证的一系列微型公共领域——地下出版、家庭剧场、教会交流、志愿合作社——共同构成另一套价值—秩序体系。其关键不在于“推翻政权”或“瓜分资源”，而在于通过真实交往和公共行动，为社会注入替代性的合法性，从而慢慢侵蚀官方叙事垄断的根基。

　　事实上，“平行社会”在当代中国，已有若干萌芽：独立纪录与播客网络：从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到今日分布在各大平台、以化名播出的历史与法律深谈，它们以私人资助或众筹模式持续生产“非官方记忆”；城市微社区与公益互助：面对公共救援体系的空洞，草根互助群体在洪灾、疫情封控期间自发协调物资、编写“逃生手册”，形成去中心化的互信网络；飞地式学术与阅读共同体：线下读书会、田野研学、独立译介小组、加密通讯群，正在重塑知识的流向与授权方式；新型艺术自治：独立策展人、地下剧场、房车巡演与网络诗歌杂志，以更轻量的移动结构逃离官方审核路径，尝试建立自身的评价标准和美学正统。

这些星星之火尚未汇聚成面，但它们证明：在数字监控高度密织的时代，“平行城邦”不必执着于物理空间的隔绝，而更侧重于价值链与信息链的替代——当一条消息、一笔捐款、一场演出或一次协作可以在“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循环中不断刷新，新的公共性就随之诞生。关键在于：能否让这些微型网络突破碎片化与工具化，形成明确的共同伦理：坚持公开透明、反对任意权力、尊重独立判断，并在必要时承担对弱势者的公共责任。

哈维尔曾说：“希望不是预言幸福的必然来临，而是相信无论结果如何，我们的行动都具有意义。”对于仍在权力迷宫中摸索的中国社会而言，这或许正是《无权者的权力》之所以历久弥新的原因：它不是关于如何夺权，而是关于如何免于精神奴役；不是提供革命蓝图，而是提醒每一个人——日常生活本身，已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实验。

　　当蔬菜店东摘下标语的那一刻，他并不知道世界将怎样变化；正如译者刘康当年只为挣一千美元稿费，却无意播下一粒思想的种子。历史的吊诡在于：真正深远的转折往往来自最不起眼的微光——地下的誊印本、被狱警翻看过的褪色小册子、难民行囊里皱巴巴的复印纸……它们被无数无权者的双手接力，跨越禁令、防火墙与时间灰尘，最终在另一代人的心里重新点燃。

回看三十余年哈维尔的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旅程，我们可以说：他的思想并未结束，而是刚刚抵达新的起跑线。假如有一天，更多人愿意把“躺平”的冷漠转化为“直立”的诚实，把对宏大叙事的厌倦转化为对微型公共的耕耘，把对现实的自嘲转化为对真实的守护，那么，那座由无权者自建的“平行城邦”或许不再只是遥远的异国传奇，而会在此岸的每一条街巷、每一间教室、每一个线上社区里悄然成形。届时，权贵的庞大城墙或许仍在，但它将面对一片由真实联结的平原，一片它无法彻底封锁的辽阔——正如哈维尔当年在布拉格广场上所见：冬天终将过去，雪堆下的草，会自己找到向阳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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