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早上八点我刚刚睡醒，就发现自己被拉到一个新的微信群。定睛一看，是小群丁东组建的“悼念傅国涌”。惊讶之余且落实以后，我在群里发出如下文字：来杭一年，尚未见面，即闻噩耗，痛彻心扉。

最初听到傅国涌这三个字，是在上世纪末一个酷热的夏天。当时他到我们单位找陈平，结果被警方带走，投入太原市上马街看守所。我年轻时下乡插队，就听人讲过上马街看守所的情景。于是我担心，在这五黄六月里，他们将会受到怎样的煎熬。

2000年以后，重获自由的傅国涌和陈平拜访《晋阳学刊》主编高增德。当时我刚刚迁入新居，客厅比较宽敞，所以高先生提议给省委党校的赵诚打个电话，一同来我家聚会。当时聊了些什么早已忘记，只是留下几张珍贵的照片。从照片上看，这样的聚会至少有两次。当时丁东已经回了北京，谢泳可能是在外地访学，否则他们也会在场。

在这前后，傅国涌的文章不仅在中文报刊全面开花，还受到出版界广泛关注。从内容看，除了金庸之外，他与我的兴趣相近，主要是民国教育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民国自由知识分子等领域。傅国涌小我20多岁，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后生可畏！

转眼来到2009年，我和傅国涌受中央研究院邀请，准备参加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当时以马英九为首的国民党重新执政，海峡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全面启动“三通”。然而当我去我省对台办申请赴台时，却被委婉地挡住去路。后来我和傅国涌只好绕道香港，“曲线”赴台。

到了中研院以后，先期抵达的邵建带我们拜谒了胡适墓。第二天大会开始后，时任总统的马英九到会致辞，随后便匆匆离开。我因为几乎没有参加过学术会议，再加上自认为论文都发到与会者手中，无须再费口舌，因此在会上讲述了赴台的经过，这让邀请者有些尴尬。相比之下，国涌对大陆胡适研究的介绍，很受欢迎。

为期两天的会议结束后，我们在参观殷海光故居时，结识了一批当地的自由派人士。在参观士林官邸时，蒋介石夫妇做礼拜的凯歌堂大门紧锁，傅国涌便在窗外默默祷告。在路过台北市政府时，我俩好奇地闯了进去，居然在二楼会议厅旁听了议员对官员的质询。离开时我俩都有这样的感慨：“什么时候在家乡也能有这样的待遇？”在参观故宫博物院时，我买了两块“石头肉”工艺品，准备送给朋友，但我明显地感到傅国涌这种东西不感兴趣。

台湾作家蔡登山明白国涌的兴趣所在。在他的引荐下，我们参观了一家了出版机构和包括“旧香居”在内的几家书店。前者在几年后为我出版了《刘少奇与晋绥土改》，后者则让我们淘到许多珍贵的图书。离开台湾的时候，胡适纪念馆的潘光哲馆长还赠送几套中研院出版的书籍，让我们收获颇丰。

离开台北之前，我们在总统府对面的广场上，还看到一座“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其碑文令人震撼。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才能出现一座红色纪念碑。回来时路过深圳，我们受到国涌粉丝的热情接待。这时我才看到他的影响不容小觑。

2010年以后，我还参加过国涌组织的两次活动。

第一次是他主动邀请一批研究胡适的独立学者，在西湖游船上召开开放式研讨会。合议的接待工作由一帮年轻人承担，他们显然也是国涌的粉丝。那天上船之后，突然一位与会者嘲讽我在胡适墓前行了鞠躬礼。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傅国涌和程朝富立刻发声，化解了我的尴尬。

第二次是许多朋友在浙江永嘉参加王人驹教育思想研讨会之后，傅国涌还邀请大家去其家乡附近的楠溪江游览。当时我刚与失散60年的大表妹取得联系，因此给同行的冯克力介绍了这个传奇故事。后来，冯先生在他主编的《老照片》第100期上，以首篇位置发表了《大表妹寻亲六十年》。

2014年拙著《民国旧梦》出版以后，责任编辑安排我去江浙一带参加读者见面活动。第一站到了南京以后，一家培训机关为我和傅国涌在总统府安排了面对中学校长的演讲。还记得我和国涌到达之后，曾在总统府及其附近转了一圈。在路过国民大会堂时，我对国涌说：“当年我父亲是国大代表，这里应该是他参加会议的地方。”于是他在我开讲时先向大家介绍了这一情况，给我增加了不少底气。当时我讲的是民国的党化教育及其批判，国涌讲的是民国的中小学教育。按理说我这个题目应该出彩，但是反响平平。而国涌的演讲不仅赢得校长们一次次掌声，还吸引了许多游客。

平心而论，如果说我的文笔还能勉强应付的话，那么口才却上不了台面。相比之下，五十年代出生的丁东、六十年代出生的谢泳和国涌，无论文笔还是口才，均属一流。这显然与我的家庭出身以及少年时代所受的歧视有关。

2023年3月下旬，我离开北京迁居杭州。本以为能与国涌经常见面了，没想到一直未能谋面。起初听说他在日本，还有新著问世。直到他不幸去世，才从朋友们发的照片上，看到他坚定的目光与瘦弱的身躯。

这是为理想和追求的付出，也是为国家和民族的牺牲。

他鞭策着后死者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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