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万润南是中国著名企业家，也是一位民主活动家。 1984年，他在北京创办四通公司。1989年，万润南因支持六四学运，被中国当局通缉，后流亡海外。在海外期间他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并曾担任过秘书长、主席，之后定居于法国。

早年，万润南曾以公司名义在北京北三环附近捐建一所立交桥并冠名为“四通桥”。2022年10月13日，抗议者彭立发（网名：彭载舟）在四通桥拉横幅抗议，公开反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独裁统治，并要求民主政治，成为“四通桥事件”。2025年10月13日，万润南因病在巴黎去世，引发网民哀悼。

10月15号，独立媒体西郊密林发布了一篇podcast《桥的那一端：万润南，与我们的时代｜往事要再提08》，以纪念万润南及作出的贡献。】以下是播客podcast内容节选，聆听全部内容请点击此处】

历史是诡异的。1980年代末，北京三环路改造平交路口，新建一座立交桥。为了弥补资金缺口，当时海淀区城市规划的负责人找到了海淀区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四通公司，希望他们能给些赞助。四通公司承诺了捐助这个项目，并获得了这座桥的冠名权。因此，这座1995年通车的立交桥被命名为了四通桥。而当时四通公司的创始人万润南，此时已经流亡海外5年有余，并当上了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席。

2022年10月，一个叫彭立发的中年男性，在四通桥上挂起了两条横幅，并使用扩音器播放诉求，同时焚烧轮胎，燃起浓烟，以吸引路人的注意。他在扩音器里所用的口号是：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谎言，要尊严；不做奴才，要公民。

这些口号被一个月后发生的白纸运动所沿用，成为了中国内地和海外华人抗议者们的呐喊口号。八九学运也被称为八九六四，而白纸抗议也被称为A4运动。从六四到A4，四通桥这座默默无闻的立交桥，在2022年10月13日这一天，一跃成为历史的重要现场，并且把万润南和彭立发悄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而历史更诡异的是，三年后的10月13日，万润南在巴黎的医院里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我是在13号的下午打电话给万润南的太太李玉夫人的。电话中的她自始至终都很平静。她说万润南走得很安详，没遭什么罪。这是他生前再三叮嘱过的：不要抢救，不要抢救，不要抢救。

所以在家人们在数天前得知已无力回天的时候，完成他的夙愿，无疑是送他离去时最好，也是最尊重的礼物。

李玉老师接通我电话的时候，我原本准备好的几句话，突然说不出来了。我哽咽住了。当我深吸一口气，说完“听说万伯伯走了，你还好吗”之后，我突然哭了出来。万般的情绪瞬时间涌上心头。

我知道万润南死了。那个时不时给我发几句心事的万伯伯死了。那个热情关注巴黎白纸青年们的老万死了。

第一次接触万润南，是在筹备《越洋电话》第一期节目的时候。

当时，VOA 的几个大责编都没有万润南的联系方式，也没和他打过交道。我有些诧异，也有些担心。毕竟，我是一个 nobody，无名小卒，要找一位 somebody，也就是一位在海外华人圈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做深度专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一切都很顺利。

我的朋友给了我万润南的联系方式，我约到了采访。我飞到了巴黎，去了他位于巴黎郊外的住处。采访中，他讲到了他的清华岁月，他的中科院时代，还有他人生最高光的四通公司，以及如何成为所谓的“六四黑手”。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感受。他那时已经76岁了，但思维敏捷，说话连贯，逻辑性极强，表述也异常清晰。这正是我这种做声音节目的人最喜欢采访的那一类人。

我记得我当时坐在他对面，心里想着：我对面坐着的，就是一个中国顶级学霸、最出色头脑老去后的样子。

我还记得他当时在麦克风后面坐了足足三个多小时，一个76岁的人，中途没有休息过一分钟，没上过一次厕所，简直让我到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

告别的时候，他坚持要送我到百米外的公交车站。在等公交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心脏已经动过数次手术，现在只剩下27%的功率。我当时就知道，老天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那一天是12月6日。

这一天对我而言，也是颇为诡异的。采访万润南是为了我之后做的《越洋电话》第一季“抗争者”做素材准备，因为“8964”亲历者们的讲述是这一季节目的重头戏。而万润南，这位被党国当时指定的“89学运幕后黑手”，无疑是这一季节目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采访完万润南回到巴黎市区后，我又撞见了在埃菲尔铁塔旁自由广场上的白纸集会活动。我做了现场采访，也给 VOA 发了文字稿件，并且在一年后用了一部分现场采访的声音素材，制作了一期“白纸一周年”的播客。

又一年后，也就是2024年，我的三期关于白纸运动的报道得到了一个报道奖。

在2020年12月6日，这一天，通过万润南万伯伯，我经历了两个历史时空：64 和 A4。在这一天，通过他，这两个历史瞬间被串联在了一起。

2023年4月，我又去了一趟巴黎，对万润南老先生做了补采。2023年6月，我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播出了三期关于万润南的叙事类播客节目，标题分别是：《时代乱流中的万润南》（上、下）和一集《万润南的番外篇》。

为了悼念万伯伯，我把这三期节目合在了一起，希望各位“西郊米林”的听众可以通过万润南自己的讲述，去认识这位中国现当代史上的传奇人物。

今天的主人公是万润南。我在标题里用了“八十年代的马云”来形容他。但说实话，把万润南比作80年代的马云，我觉得是说低了他。

但很显然，当下中国的80后、90后对这个名字很陌生。毕竟，他离开大陆已经30多年了。他的人，他的事，已很少有人提起。

也许你还记得2022年10月发生在北京四通桥的事情。这座桥的名字来源于一家名为“四通”的公司。这家四通公司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高科技商业神话的第一个缔造者，而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是万润南。

万润南在八十年代通过四通的创建和发展，充分展现出自己在商业领域的出众才能。但实际上，早在六七十年代，万润南就在学校和科研机构中表现出他过人的天赋。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当年考到清华，依然是那一届里最拔尖的那个。多年后，到了中科院，仍然是第一流的天赋。

(2015年5月）十七年前，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企图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另一件是企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

下面是关于这两件事情的陈述：

（一）人大常委签名事件

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香港《文汇报》的头版头条消息是“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在幕后运作这件事的，是以曹思源为首的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

八九年四月下旬以来，我们和全北京、乃至全国的老百姓一样，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学生运动。戒严以后，北京的局势已极为复杂，曹思源按照他一贯要让人大这颗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的思路，建议草拟一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希望通过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我同意曹的想法，并且认为，”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时候，召开紧急会议，是完全符合宪法原则的，也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必要措施。”曹在《建议书》中写道，“在此紧急关头，应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

在我的支持下,由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全力进行院外活动。曹思源首先找到时任人大常委的胡绩伟。胡老审阅了《建议书》后，表示明确支持，并在《建议书》上加了一句话：“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胡签名后，表示愿意以他的名义，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员办理征集签名事宜，并正式写了委托书。从五月二十一日晚开始到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各方联系，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同意这一主张的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建议书》上签名。有的人大常委委员见了《建议书》，在上面签了名；有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在听了内容后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代为签名。

最后，一共有四十六位常委委员或直接签名或电话委托签名。有的回电话表示赞成开会，有的回电报表示赞成开会。加上之前已有一部分人大常委委员也呼吁从速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谋求问题的解决。先后共有五十七位人大常委委员赞成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超过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达到了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提案人数。二十四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将关于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信件及收集到的常委委员的意见材料交给了胡绩伟。胡老又分别给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副委员长、彭冲副委员长写了亲笔信。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于二十四日下午一时半将这些材料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据此发了第二天的头条消息。

李鹏对此进行了追查。五月三十日，高登榜、王厚德、宋汝棼、李琦、顾明、刘大年等六名常委委员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没有同意签名，是造谣，要求追究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法律责任。五十一名常委委员对签名没有提出异议。

未及六四开枪，曹思源在自己家门口被秘密绑架；我的座车被明显跟踪；公司气氛弥漫着紧张和不安。公司内部开始有人责怪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活动，并建议与之作某种切割。我在公司召开的大会上明确表态：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进行的活动我知情，也赞同。我鼓励四通同人：我们的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

（二）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

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许，我在国际饭店彩虹中餐厅，召集北京和外地近八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负责人开会。在会上，我首先肯定了学生们的行动，赞扬他们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做了贡献，也告诫他们：民主不是一天可以达成的。提醒他们凡事必须考虑到社会承受力。再在广场上僵持下去，会造成群众社会生活的不安定，也会成为军队镇压的理由。

我说，“同学们，如果把你们的行动比作一部作品，那将会是一部杰作。这部杰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经写完了。如果写好下篇，写好结尾，那就更加杰出伟大了。”“现在，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主动地撤回学校，再坚持校园斗争。这样，你们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赞扬。”

我提醒他们：“你们应当知道，军队进城意味着什么？如果学生回学校了，广场上没有学生了，部队进城就没有理由了。”“当然，撤退，你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条件。第一，就是军队回去，学生回校；第二，取消戒严，秩序正常；第三条，要有策略，我建议他们要尊邓、打李、拥赵。对邓小平和杨尚昆，可以请他们光荣退修；对李鹏，可以要他下台；对赵紫阳关于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要拥护。

我建议把撤离广场的行动称为“凯旋在子夜”，是进军，是为了新的目标的进军，不是灰溜溜的退却。我还直接找了王丹，告诉他情况的紧急和面临的风险。那是在北京饭店的咖啡厅，王丹处在极度疲劳的半昏睡状态，听不进、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五月二十三日，四通公司的曹务奇根据我与学生对话的内容，起草了一份《倡议书》，由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二十所高校署名。《倡议书》要求“撤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要求新闻单位对此进行公开报道。《倡议书》写道：“我们郑重倡议：撤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我们呼吁：迅速召开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全会，按照民主和法制的程序讨论并接受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如果军队回去，撤消戒严，我们相信在运动中一直保持理智、克制、秩序的广大同学会同意撤离。我们的撤离不是退却，而是把民主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我们认为，我们的合理要求没有理由得不到满足，如果要求不能实现，我们不答应，人民不答应。”

主张撤退的学生领袖回到广场大多被罢免，左右广场的，永远是最激进的主张。

这两件事，留下了两份白纸黑字的文字材料，一是《建议书》；二是《倡议书》。请有办法的网友，找出来贴到网上，以为佐证。

为什么我在十七年前做这两件事

为什么我在十七年前做这两件事？我负责任的告诉各位，我既不是受政府某官员委托，也与赵紫阳或其秘书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习惯听命于人，我也不需要看人脸色，我也有能力独自作出决定。当时确有政府官员找我谈过话，也是我的学长。他对我的告诫是：“万啊，如果邓和赵有什么不同，我们还是要支持邓啊！”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我做不到。我清楚那是为官的准则，但却不是做人的准则。那位学长六四后果然官符如火，先后做到一方大员和一部之首。我依然尊重他，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处世的方式。也感激他，对我说那番话，他完全是善意。后来他在自己的位子上，为保护四通和我的一些朋友尽心竭力，默默做了许多事情，我在海外也感同身受。

我做事不听命于人，不等于不受外界影响。当时北京大街小巷的气氛、救护车凄厉的笛声、市民阻挡坦克的勇气……我不是那种很容易被感动的人，但我也不是一根木头。公司员工联名给我写信，呼吁我站出来。信的第一句就提到：我们初到公司，你就说要“先做人，后做事”。我能感到他们殷切的目光和期许。

当时有两位长者也影响了我。首先是李昌，他是一二、九运动时的民先队总队长，对学生运动，他和其他党官自然有不同的感受。看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权，有可能对今天的年轻人开枪，可以想见他的不安和焦虑。十位退休上将出来反对戒严，背后就有他的运作。他还找过李鹏，自然是话不投机。他也确实问过我，看看有什么人能和学生说上话。我理解他，不要流血、不能流血，这是我们的共识。为此他差一点被清除出党，与他同命运的还有李锐、杜润生、于光远。

另外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罗征启。当时他是深圳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他们正在开党代会，他领衔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表达了关注，对党内生活的不正常反映了基层组织的看法和意见。这是党章规定的权利，在清算时被说成是官办动乱，老罗也因此被双开。

十七年了，我没有什么需要隐瞒、更没有必要说谎，因为我已经无所求。谢谢网上朋友对我的理解。我说过，曾有朋友设法安排我回去。一开始，他们希望我写一封信，对自己六四期间所做的事情表示一下“内疚”。我斟酌再三，这两个字仍说不出口，因为我对我所做的两件事，并不“内疚”。回去的事只好作罢。

对第一件事，我后来到美国，遇到一位华盛顿DC的大律师，他对此极为肯定。他说，当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你主张议会解决，邓小平主张坦克解决，历史将证明你是对的。看到国内外许多志士仁人，说了许多宪政民主的口号和主张。我说不出那么多道理，但我想，十七年前曹思源他们所做的，不就是在实实在在地推动宪政民主吗？在六四之前一年多时间里，曹思源一直在推动“破产法”、推动设立“人大旁听制度”、推动修宪、推动如何使人大这颗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也因此同人大的衮衮诸公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采取这样的动作，可以说完全是一种合理的延续。哪里有这么多的阴谋和阳谋呢？

对第二件事，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看到从广场上找来的学生代表一个个面有菜色、鱼贯走进国际饭店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我了解许多朋友努力过了，并没有成功。但只要当局还没有开枪，我就还有再作了一次努力的时间和空间。在六四之前，我已经到人大、北大、清华、北师大、北京经贸大学等许多院校作过演讲，同当时的大学生有过广泛的接触。我向他们报告四通的创业故事、鼓吹“学而优则商”，一般都得到非常热烈的响应。北师大校刊上报道过我的演讲和同学的对话，内容相当有可读性。所以在非常时期，我把学生领袖们请来对话，可以说也是一种合理的延续，哪里需要什么“高人”来指点呢？

本来，凡事都应当“就事论事”，不应当纠缠什么幕前幕后。既然网上的朋友认为这方面的内情重要得很，我就再补说以上多余的话。

来源：独立中文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