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做官吧

刚进大学的一个下午，杨伯伯到寝室来看我。他是刚刚平反不久的老右派，已经回到原单位报社任职。他曾与一百多个西南各界的精英一道，被发配到马干山，在那里劳动改造了二十多年。

闲聊中，他突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应该争取入党。”

我愣住了。心想，你们这一百多个老右派，才刚刚从马干山下来。二十多年青春扔在那里，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命殒炼狱。你杨伯伯自己也才恢复工作没多久，怎么反过来劝我加入那个曾经把你打成右派的党？那时候我刚上大学，自认为已经从“文革”中走出来了，脑袋清醒得很，哪里听得进他这一套？

多年以后，我读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词时，还曾经想起过杨伯伯，心想：莫非一个人被折腾久了，竟会对折腾自己的人产生感情？

其实我想错了。当时杨伯伯见我一脸不解，只解释了一句话：“多一个好人当道，少许多坏人作恶。”

我似懂非懂，没有听进去。现在回头看，他这个观点，有人确实身体力行了。至少，“做官”这件事，他做到了。这个人，就是我年轻时偷偷赋予“白马王子”称号的那个人。

当然，“白马王子”是我后来才给他安上的称呼。我们当知青的时候，哪里知道什么白马王子。那时能看的课外书，无非是《雷锋日记》《王杰日记》《我要读书》，再高级一点，就是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书里都没有“白马王子”四个字。

不过这种人，古今中外都有。就是一个年轻男人，长得出类拔萃，气质非凡。他走在人群中，不需要说什么，别人自然会多看他两眼。姑娘们表面若无其事，私下却难免议论几句。
这大概就是所谓白马王子。

我们刚到牧垦场的时候，他正好去江西探望母亲，没有见到他本人，但他的名字已经时不时从别人嘴里冒出来。这个说他聪明，那个说他会拉二胡，还有人说他性格如何如何。我有个知青朋友认识他的女友。一天几个女孩子碰到一起聊天，不知怎么又谈到他。那女孩忽然从身上摸出一张二寸黑白照片，很得意地递给大家：“看，就是他。”

照片上的男青年二十来岁，棱角分明，眉目清秀，神情里有一种很少见的气质。

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他，是一个春天的中午。杜鹃花正开。我从山上割了一背篼蕨草回来，背到畜牧队堆草的地方。把草倒上草垛以后，刚背起空背篼，一抬头，看见草垛另一头也站着一个刚刚倒完草的人。就是他。他也背着一个空背篼，四周没有别人。我们中间隔着一个大约网球场那么大的草垛，两个人就那么远远地看着。谁也没有说话。

他比照片上更好看。像个儒雅书生，又有几分刚毅；看似有点放荡不羁，眉眼间却透着内敛。更特别的是，他身上没有当年那些“黑五类家庭”子女常见的畏缩神情。那个年代，一个人的父亲如果是正在劳改的右派，儿女往往也低着头做人。他没有。眼睛里有一种敏锐，甚至还有一点骄傲。

最让我奇怪的是他的皮肤。大家都在高原上干活。夏天烈日暴晒，冬天白雪反光，我们一张张年轻的脸，早已晒成茶叶蛋的颜色。他却仍然白净，好像紫外线专门绕过了他。

就那么几秒钟。然后两个人各自转身，背着空背篼，朝相反方向走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可是我知道，好像又有一点什么东西发生了。

当知青以后，我们天天讲“妇女能顶半边天”。女孩子和男人一样扛麻袋、割草、挖地，谁还把自己当女人？所谓女性，不过意味着“铁姑娘”“半边天”，是一种革命意义上的性别。可和这个男人隔着草垛对视了一眼以后，我身体里仿佛有什么东西醒了。后来听说有个女知青去过他的小屋，还跟着他到附近风景很好的五银山、大云盘照相，我心里竟然酸溜溜的。多年以后才知道，那东西叫嫉妒。

很快就要过年了。许多知青都回了家，我们几个留下来看守宿舍。一天，一个留守知青去场部，遇见了白马王子的父亲。老人说儿子去江西看母亲了，自己一个人在家，便邀请我们几个年轻人到他那里吃年夜饭。我一听，心里先是一喜。紧接着又紧张起来。他爸爸可是右派啊。到右派家里吃年夜饭，在当时不是普通的人情往来，而是一个颇有政治风险的问题。但是好奇心最终战胜了阶级觉悟。更准确地说，是白马王子战胜了阶级觉悟。我想看看他的房间。

他们父子住在一栋只有两间屋的小平房里，非常简陋。里面那间就是白马王子的卧室。一张单人木床，一张简单的桌子，枕头边放着几本书，墙上挂着一把二胡。仅此而已。外面一间既是老人卧室，也是厨房，却收拾得干干净净。

年夜饭是四菜一汤。其中有一道冻豆腐。冬天把豆腐放到屋外冻一夜，第二天便成了蜂窝状，煮起来特别吸汤。老人一边给我们夹菜，一边不停地说：“不成招待，不成招待，随便凑合吃吧。”

其实，那已经算得上当时的一顿盛宴。我吃饱了肚子，也满足了窥探白马王子闺房——不，应该叫卧室——的好奇心。

可是回到知青队，我就开始难受了。越想越觉得自己犯了错误。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怎么竟然跑到一个右派家里吃年夜饭？而且还吃得那么香。这岂不是中了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我越想越惭愧，于是摊开日记本，认认真真写了一篇自我批判。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自己的阶级立场不坚定，批判自己经不起诱惑。

今天再想起来，实在好笑。一个右派老头，用四菜一汤和一盘冻豆腐，就差一点瓦解了一个革命青年的阶级立场。其实真正的“糖衣炮弹”，不是冻豆腐。是他儿子。

白马王子的父亲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后来被打成右派，被迫与妻子离婚。妻子带着孩子们回江西老家生活。情况稍微好转以后，他才让妻子把小儿子送到马干山来陪自己。

初中毕业以后，白马王子没有机会继续读书，只能留在马干山当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他去报考中专。成绩出来，名列榜首。但是没有录取。原因还是家庭出身。父亲是右派。他一怒之下，喝了两斤白酒。不是两杯，是两斤。人差一点喝死，最后被医务室的刘胖子医生抢救了回来。白马王子喝酒自尽的事，轰动很大。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马干山，却很快也听说了。

一个考试名列榜首的年轻人，仅仅因为父亲二十多年前说过什么、做过什么，连中专都不能读。这就是那个年代所谓的“阶级路线”。

不久，右派平反。父亲恢复工作，调到省城。他也跟着父亲离开马干山，调进一家工厂。此后很多年，我再没有见过他。

二十五年以后，一群老知青和当年的牧垦场子弟组织聚会。当年那些右派的儿子们，也都已经人到中年。有意思的是，他们中间不少人后来都做了官。这个是“某部”，那个是“某局”，还有“某院”“老大”“老总”。当年因为父亲是右派，连中专都不让读的孩子，二十多年以后，却一个个进入了体制。其中一个“某部”组织大家故地重游，回马干山看看。

我赶到集合地点的时候，那里已经停了一排小车，一群人正在整装待发。隔着老远，我一眼就看见了白马王子。二十五年过去了。他略微发福，身体更加浑实，站在车门边和大家说笑。

我为什么一眼就知道他的官比周围人大？其实根本不用介绍。中国人和朋友聊天是什么样，和上级聊天是什么样，是看得出来的。谁负责讲笑话，谁负责笑；谁发表意见，谁负责点头；谁随便说一句，周围人立刻接上去发挥。这种东西没有人教，却人人都会。

白马王子站在人群中间。年轻时的漂亮，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年男人的气派。他说话有外交辞令，谦和里带着果断，客气中透着权威。当年那个站在草垛另一头，背着空背篼和我对望的年轻人，已经不见了。现在站在这里的，是一位春风得意的领导干部。至于二十五年前某个傻姑娘曾经偷偷喜欢过他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当然提都不必提。这种男人到了这个年龄和位置，身边见过的女人还会少吗？恐怕早就审美疲劳了。

后来，他一路升迁。有一次，我和另一个老知青参加了他们官场上的一个饭局。我算是开了眼界。

先吃饭。一桌山珍海味。其中单是每个人面前那一碗鱼翅汤，据说就值三百块钱。那还是很多年前的三百块。桌上茅台飘香，推杯换盏。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讲话，慢慢听出了一点门道。有些恭维并不只是恭维。一句话后面，藏着项目；一个笑容后面，可能跟着批文；一杯酒敬过去，也许就是一块寻租的敲门砖。

吃完饭，一群人又驱车去了夜店。我们刚坐下，领班便带进来一排小姐，让他们挑一个陪坐。我当时差点惊掉下巴。这群人里明明还有我和另外一个中年女人，领班竟然丝毫不避讳。大概在他们眼里，我们这种大妈已经自动退出性别竞争了。

第一批没人选。领班挥挥手，又换了一批。上一批是浓妆艳抹的旗袍型，这一批完全换了风格：清清爽爽，一水的学生妹模样。市场调查显然做得相当到位。

这时候，我偷偷瞥了一眼白马王子。他已经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仿佛醉酒沉睡。旁边几个当官的，也一个个进入了假寐状态。最后，只有两个做生意的人挑了小姐。我心里暗暗佩服。白马王子果然是官场老手。什么场合能去，去了以后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什么人可以放纵，什么人必须装睡，他一清二楚。要想继续升官，就得做到当年那句革命口号：“拒腐蚀，永不沾。”至少在人前不沾。

那天晚上，我借宿在一个下岗女工朋友家。第二天中午，她给我做饭。一锅煮白菜。桌上放一碟辣椒蘸水。白菜蘸辣椒，下米饭。我坐在那里吃着，忽然想起不到二十四小时以前的鱼翅汤、茅台酒，还有那两队轮番进场的年轻小姐。

我忽然想到，假如白马王子当年没有入党，没有走上仕途，而是一直留在工厂里，他后来会是什么命运？也许和眼前这个朋友一样，成了一个下岗工人。可一旦踏上仕途，另一条路便慢慢铺开了。职位有了，学历也可以补。本科、硕士、博士，在职一路读上去。年轻时因为父亲是右派，连中专都不让读的人，到了中年，名校的硕博文凭反而一张张添了上来。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一个城市。相隔不过十几个小时。冰火两重天。

白马王子后来官至厅级。最后安全着陆。没有进去，也没有出事。退休以后，自驾旅行，周游天下，看山看水，笑傲宦海。

前几年，有朋友来向我“告密”。他说有一次参加饭局，白马王子也在，还有几个领导。席间不知道怎么谈到了我。白马王子对我的评价是：“她这人还行，就是三观有问题。”

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心想，都退休了，还惦记着审查别人的“三观”？而且，我与他接触不多，他怎能知道我的“三观”？我突然想起了一件旧事。我们曾经有个知青微信群，叫“新沙龙”。有一天，群主发进来一个视频，是当时的第一夫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英文演讲。群主很激动：“看！真是中国人的骄傲啊！”

我顺手回了一句：“论英语，马云说得更地道。”

群主马上反驳：“人不能与人相比呀！”

我又多嘴了一句：“若稍微知道一点历史，就会知道，以前那位第一夫人——蒋夫人——英语才说得好呢。”

这一下把群主惹翻了。她说，她考电大时历史可是高分，哪里不知道历史？紧接着，屏幕上跳出来一行字：“我怀疑你是间谍，被策反了的。”

然后——我就被踢出群了。

现在忽然想起来：白马王子也是这个群的成员。我一直以为他只是在里面潜水，从不冒泡。原来人家虽然不说话，却一直冷眼旁观。大概我的“三观有问题”，就是这么被鉴定出来的。

后来在几个知青大妈的聚会上，有人又提到他，我当着她们的面说：“XXX这个狗日的，你管老子的三观正不正？你当你的官，我搬我的砖，管你的屁事？”我还真希望有人把这句话传给他。

骂完以后，我倒认真想了一回。年轻时，我一直以为，一个受过制度迫害的人，必然会反感、甚至抵制那个制度。后来才知道，我还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一个制度，可以把人踩在脚下，也可以把人托起来。一个人昨天还是它的受害者，明天也可能成为它的受益者，甚至捍卫者。

二、挣钱吧

九十年代初，他四十出头，正是一个人最容易相信“这个世界应该可以变得更好”的年纪。那几年，他迷上了西方宪政民主。不是因为读了多少艰深的政治学著作，也不是因为受了谁的煽动。最早打动他的，其实只是电视新闻里一些很寻常的画面。

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西装革履，站在台上竞选总统。台下有人支持他，也有人骂他。报纸公开讽刺他，电视节目拿他开涮，反对党天天找他的麻烦。他输了，就认输；赢了，就上台。几年以后，另一个人来了。前任总统收拾东西离开白宫，新总统搬进去。整个过程平静得近乎无聊。没有兵变，没有宫廷政变，没有暗杀，没有“清君侧”，也没有哪个老臣半夜跪在门外求见。总统换届，就像医院值班医生交接班似的：“今天到点了，我下班，你接着干。”

他看得目瞪口呆。原来权力还可以这样交接。在他从小读过的中国历史里，权力从来没有这么简单。秦汉唐宋元明清，一个王朝接着一个王朝。开国皇帝打下江山，坐稳以后传给儿子，儿子再传孙子。传着传着，朝廷腐败，天下大乱，于是农民揭竿而起，群雄逐鹿。然后，又有人打下一座新江山，重新开始。打江山，坐江山。坐江山，丢江山。丢了江山，再有人来打江山。中国历史仿佛一只巨大的轮子，转了一圈又一圈。

小时候读历史，他只觉得热闹。长大以后再看，忽然觉得可怕。难道真的走不出去吗？后来他听到一个词：历史周期律。这个词一下子击中了他。他开始觉得，所谓宪政民主，最了不起的地方，也许并不是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这样的大词，而只是解决了一件极其现实的事情：谁来管国家，可以不靠打仗决定。一个人干得不好，下次不选他就是了。一个政党输了，搬走。另一个政党赢了，进来。输了的人不必逃亡，赢了的人也不必抄家。

这太神奇了。他越想越觉得，中国若有一天也能这样，也许那只转了两千多年的轮子，真的就停下来了。那几年，他心里开始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至于做什么，他其实也说不清。写文章？办刊物？多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年轻时没有干过政治，对革命也没有兴趣。他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一个人既然看见了问题，就不应该永远装作没看见。

可就在这时候，有人点拨了他一句：“挣你的钱吧。”

他愣了一下。挣钱？

那人又说：“谁愿意跟钱过不去呢？”

这话实在太有道理了。九十年代，中国到处都是机会。市场刚刚打开，什么都缺。缺房子，缺电器，缺汽车，缺酒店，缺建材，缺贸易公司，也缺敢闯的人。昨天还在机关里端着茶杯看报纸的人，辞职以后跑到广东，不出几年便开起公司。有人倒腾钢材，有人批发服装，有人做房地产，有人搞进出口。钱像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空气里都飘着发财的味道。

他本来就是个聪明人。会看人，会算账，胆子也不小。最重要的是，他赶上了时候。于是那个准备“为中国做点什么”的念头，被暂时放到了一边。他说：“先挣几年钱再说。”

这一挣，就没停下来。最初做贸易。后来办公司。公司做大以后，又投房地产。以前，他在报纸上看到某个企业家赚了一百万，会觉得那是天文数字。后来自己账上有了一百万。再后来，一千万。然后是一个亿。房子有几套，车子换了几辆，公司下面还有公司。

年轻时见了领导紧张，后来有些领导见了他倒很客气。有人给他敬酒。有人叫他“老板”。也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这种人，才是真正赶上好时代了。”

他听了哈哈大笑。当然是好时代。不然呢？如果还是过去那个年月，他哪里敢开公司？哪里可以买房买地？哪里可以雇那么多人替自己干活？想到这里，他偶尔也会觉得命运很有意思。当年他曾经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制度。后来，恰恰是在这个制度之下，他发了财。而且发得非常大。

那些年和他一起谈民主、谈宪政、谈历史周期律的人，有些出国了，有些沉默了，有些日子过得并不好。偶尔有老朋友从海外回来，和他见面。朋友还是会说：“权力不受约束，早晚会出问题。”

他说：“当然，当然。”

朋友又说：“民主宪政还是要争取。”

他说：“有道理，有道理。”

然后服务员推门进来。鲍鱼。海参。红酒。一道一道往桌上摆。朋友忽然笑了：“你现在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你了。”

他也笑。“人总得生活吧。”

这句话说得很轻松。也很正确。谁能说生活不重要呢？当年如果他真的去“做点什么”，会怎么样？也许一事无成。也许坐牢。也许流亡。也许穷困潦倒。而现在呢？孩子送到国外读书。父母晚年衣食无忧。老婆不用看谁脸色。自己六十多岁以后，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朋友来访，一瓶酒打开，坐下来笑谈天下。这难道不是人生的成功？他没有等来历史的答案，却先等来了自己的财富。

有一年，他去美国看孩子。电视里正好在播放总统就职典礼。一个总统离开。另一个总统走进白宫。仪式依然体面。人群依然鼓掌。他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三十年前的自己。那个四十出头的男人，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时，竟激动得睡不着觉。他当时觉得，这就是文明。这就是中国未来应该走的路。如今再看，心里已经没有当年那种震动了。

这些年，他见过西方国家党争越来越厉害，议会里吵得不可开交，媒体互相攻击，选民彼此仇视。有些政策今天通过，明天又推翻。民主似乎也不像年轻时想象得那么完美。

而中国呢？高楼起来了。高速公路铺开了。高铁一列一列地跑。城市越来越漂亮。军舰越来越大。很多当年觉得遥不可及的事情，一件一件做到了。他有时会想：难道当年自己看错了？一个国家也许不需要西方那套制度，一样可以富强，甚至在一些事情上，可以做得更快、更有效率。

想到这里，他会有一点得意。仿佛自己的发财，也成了某种证据。你看。我不是活得很好吗？国家不是也越来越强吗？既然如此，当年那些热血沸腾，又算什么？年轻人的幼稚？书生意气？还是吃饱了撑的？

可是偶尔，也有一些时刻，他会突然安静下来。比如酒喝到一半。比如深夜醒来。比如某个老朋友的名字突然出现在手机上。他会想起当年那个问题：一个人为什么应该有权决定谁来统治自己？这个问题其实和高铁没有关系。和GDP也没有关系。甚至和他有多少钱，也没有关系。它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三十年前在那里。今天还在那里。只是这些年，他太忙了。忙着挣钱。忙着投资。忙着把一百万变成一千万，再把一千万变成一个亿。那些大问题，便渐渐被压在账本、合同、酒局和资产下面。没有消失。只是听不见了。

如果有人现在再问他：“当年不是想为中国做点什么吗？”

他多半会笑起来：“年轻嘛。”然后摆摆手：“想那么多干什么。”

他已经是亿万富翁了。有人羡慕他，有人巴结他，有人请他讲成功经验。他谈市场，谈投资，谈眼光，谈胆量。谈得兴起的时候，笑声爽朗，颇有几分笑傲江湖的味道。

只是他大概不会告诉年轻人：三十年前，他真正想改变的，并不是自己的命运。那时候，他想改变的是历史。后来，有人点拨他：“挣你的钱吧。”

他听从了。历史没有给他答案。时代却给了他财富。

三、做学问吧

1968年，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被推进牢房。墙角蜷缩着一个老人。老人抬头看了他一眼：
“你是杨曦光吧？”

年轻人大吃一惊。“你怎么认识我？”

老人说：“我算着你也该进来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那时候，他还不叫杨小凯。他叫杨曦光。更重要的是，那时候的杨曦光还不是经济学家。他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是一个相当厉害的革命者。十九岁，他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别人十九岁还不知道自己将来干什么，他已经在琢磨中国将来怎么办了。结果，把自己琢磨进了监狱。一判十年。

牢房里的那个老人叫刘凤翔。他没有鼓励这个热血青年继续研究革命，反而给他指了另一条路：做学问吧。别急着改变世界。先弄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杨曦光居然听进去了。

更奇妙的是，那时候外面的大学几乎停摆，大批教授、工程师、知识分子却被关进了监狱。于是，监狱竟成了他的大学。碰到懂英文的，他学英文；碰到懂数学的，他学数学；碰到懂机械的，他学机械；后来，又开始啃经济学。没有课堂。没有学籍。没有文凭。老师和学生都是犯人。学费却贵得吓人：十年自由。

1978年出狱以后，那个一心想革命的杨曦光，已经慢慢变成了另一个人。后来，他改名杨小凯。再后来，读经济学，赴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成为国际知名经济学家。

年轻时候，他问：中国向何处去？那时，他想用革命寻找答案。几十年以后，他仍然在问这个问题。只是手里的工具已经换了。从革命，换成了经济学。

现在回头看，刘凤翔当年的点拨其实很简单：不要急着改变世界。先把世界弄明白。这一句话，把一个革命者的脑袋轻轻扳了一个方向。这一扳，就是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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