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一天，我在英国一家中医诊所上班。没有病人的时候，我随手拿起一份《英中时报》翻看。

其中有一篇介绍《为人民服务》的文章。

这篇文章，我们这一代人从孩提时代起就烂熟于心。那时候，《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被称为“老三篇”，人人都要读，人人都要背。里面的许多句子，早已像钉子一样钉进脑子里。因此，看见这个题目时，我本来打算一翻而过。

可是，当我扫到张思德他们春夏开荒种地、秋天砍伐树木烧炭，尤其读到“青冈树”三个字时，目光忽然停住了。

青冈树质地坚硬，可以烧出优质而耐用的冈炭。

因为砍树、烧炭这一类艰苦活计，我知道。

记得作家韩秀初到美国时，曾向《国家地理》杂志的人讲起，她们当年在新疆砍伐胡杨木开荒。在场的人根本不相信，追问她们那么年轻的姑娘，怎么可能砍得动那样粗大的树。韩秀只好站起来，手脚并用地比划了一番，才让对方相信，那些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确实发生过。

张思德他们虽然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却因为根据地经济困难，什么活都得干。

开荒、种地、纺线、伐木、烧炭，样样都来。

在原始森林里砍树，当然又苦又累；可是与挖炭窑、装窑、看火、封窑、出炭相比，危险还算容易看得见。炭窑的洞口很小，里面却要挖得宽大。伐下来的树木装进去以后，既不能烧成灰烬，又要让它充分炭化。整个过程不仅需要力气，还需要技术和经验。

张思德就是烧炭的行家。

1944年9月5日，他和战友们正在山中挖掘、修整一孔新炭窑，窑顶突然坍塌。张思德被埋在里面，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读到这里，我的心情沉重起来。

小时候背诵《为人民服务》时，我只知道张思德“为人民利益而死”，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他究竟是怎样死的？

他不是倒在冲锋陷阵的战场上，不是死于敌人的枪弹，而是死在一个偏僻山沟的炭窑里。

说到底，这是一次生产事故。可是，毛泽东却从一孔坍塌的炭窑里，掀起了一场影响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巨浪。

三天以后，中央警卫团为张思德举行追悼会。毛泽东来到会场，在张思德的遗像前默哀，并亲笔题写花圈挽词：

“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随后，他站在临时布置的灵堂前，发表了一篇并不长的讲话。

这就是后来响彻整个中国的《为人民服务》。

读到追悼会这一段，我忽然明白了：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群雄之中脱颖而出，绝不仅仅因为他会打仗、懂权谋，还因为他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从混乱的现实中提炼思想，创造概念，建立理论，再用最浅显的语言，把理论转化为千百万人的共同信念和行动。

一次发生在偏僻山沟里的生产事故，经他一讲，便不再只是一个普通战士的不幸死亡，而成为“为人民利益而死”的证明。

一个烧炭战士短暂而平凡的生命，也因此被安放进一个无比宏大的事业之中。

多年以后，我读到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Sapiens）。赫拉利认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性飞跃，是“认知革命”。智人之所以能够组织成千上万互不相识的人共同合作，是因为人类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共同相信某些肉眼看不见、自然界中也无法触摸，却由语言创造出来的观念。

国家、民族、宗教、法律，皆是如此。

它们不是山川河流，也不是花鸟虫鱼，却可以因为无数人共同相信，而产生比山川河流更强大的力量。

读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毛泽东就是一个天生的认知大师。

他当然没有读过《人类简史》，也用不着读。早在赫拉利提出“认知革命”这个概念几十年前，毛泽东就已经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其中的奥秘：用最浅显的语言建立共同信念，再把这种共同信念转化为千百万人的行动。

“人民”，便是被他重新塑造得最有力量的政治概念之一。

具体的人有姓名、有面孔、有饥饿、有疼痛；“人民”却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共同体。一个人一旦相信自己不是在为某位首长烧炭，不是在为某个机关供暖，而是在“为人民服务”，同样的劳作、同样的危险，便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毛泽东的高明，正在这里。

《为人民服务》篇幅很短，却几乎为一支队伍建立了一整套精神秩序。

它首先解释死亡：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人为什么而死，决定了他的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张思德虽然死在炭窑里，但只要他的劳动是为了人民，他的死就不再是一场无谓的事故，而具有了崇高的意义。

它又解释批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这句话在逻辑上极为巧妙。承认错误，不再意味着组织软弱，反而成为组织道德正确的证明。因为目标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不怕批评；因为愿意改正错误，所以这个队伍必然会兴旺起来。

摆在眼前的困难，更是现实的、坚硬的。根据地贫困，物资匮乏，战士不仅要打仗，还要开荒、种地、砍柴、烧炭，甚至要用生命去承受这些劳动。

但是毛泽东告诉他们：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于是，贫困不再只是贫困，牺牲也不再只是牺牲。一切艰难困苦，都被安放在“解放人民”这个宏伟目标之中。

讲完生死和困难，他又从张思德的死亡讲到组织内部的关系：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既然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那么干部就应当关心每一个战士，革命队伍中的人就应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一场追悼会，就这样同时讨论了生死、批评、团结、组织纪律和政治目标。

它既安慰死者，也教育生者；既提振军心，也建立理论；既回答“人为什么而死”，也回答“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

这才是《为人民服务》真正非凡的地方。

毛泽东把一个普通人的死亡，转化成了全体成员共同相信的事业；又把这种共同信念，凝聚成组织的力量。

从此，“为人民服务”不再只是追悼会上的一句话。它走出那个偏僻的山沟，进入报纸、书本、课堂和机关大门，响彻整个国度，并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回荡。

然而，再往深处想一步，问题就来了：

谁是人民？

“人民”这个词当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古今中外，不知多少政治家都把“人民”挂在嘴边。然而，毛泽东赋予“人民”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全民概念，而是鲜明的政治属性。

通常所说的人民，大致是百姓、国民或者全体民众。毛泽东意义上的“人民”，却不是一个自然存在的人群，而是一个经过政治划分的阵营。它不等于全体人口，也不等于法律意义上的公民。

谁赞成革命，谁拥护他所代表的事业，谁就属于人民；谁反对这条路线，谁就可能被划到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人民的敌人”。

因此，“人民”既是一种召唤，也是一种划分；既可以把千百万人团结起来，也可以把另一些人排除出去。昨天还是人民内部的一员，明天也可能因为一次政治运动、一句话或者一顶帽子，被逐出人民的行列。

毛泽东没有创造“人民”这个词，却创造了“毛泽东意义上的人民”。

“为人民服务”听起来是一个包容所有人的道德承诺，可要让这个口号发挥政治作用，首先必须回答一个问题：

谁有资格被称为人民？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掌握了最高的道德解释权。

但是，仅仅说“解释权”，似乎还不够。

神职人员也可以解释《圣经》，却只能解释一本已经写成的书。毛泽东则不只是解经者。他一面解释，一面还在写经。

他不仅能够解释现实，还能够重新命名现实。

贫困被命名为艰苦奋斗，服从被命名为组织纪律，牺牲被赋予崇高意义，一个政党的目标则被提升为“人民的利益”。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宣传技巧，而是一种罕见的思想创造能力。

毛泽东能够从中国纷乱而具体的现实中提炼出概念，建立理论，再用极其简洁、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讲出来。普通士兵听得懂，知识分子可以据此论证，整个组织则可以按照它采取行动。

他不只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还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理解已经发生的一切；不只解释眼前的处境，还指出大家正在走向哪里；不只说明一件事情的意义，甚至能够重新规定这件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真正拥有的，是三种相互加强的能力：

解释现实，创造理论，定义正当性。

读懂了这一点，我心中许多长久以来的疑问，似乎也有了答案。

唐德刚曾有过一个尖刻的比喻：如果延安没有周恩来，便难免带有瓦岗寨、水泊梁山的味道。正是周恩来这些受过现代教育、又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物，使一个武装革命集团具有了某种现代政治组织的气象。

读一读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后写给范元甄的那封信，就会明白这种感召力从何而来。短短数百字，既有革命危急关头的豪情，也有对一个年轻人的温情与关怀。那种文字所表现出的才华、气度和人格魅力，哪里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

可是，这样一个才华、阅历和人格魅力都极为出众的人，为什么最终会在毛泽东面前俯首称臣？

就读于北京大学、才气与傲气同样出众的张国焘，又为什么会在与毛泽东的政治较量中一败涂地？难道仅凭一封至今仍有争议的所谓“草地密电”，就能把这样一位中共创始人彻底打垮吗？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毛泽东所拥有的，不只是军队和职位，也不只是政治斗争的手腕。

周恩来长于组织、协调、统战和执行，毛泽东却能够提出方向，创造理论，并为整个革命建立一套解释世界的语言。

周恩来能够把事情办得极其漂亮；毛泽东却能够告诉整个队伍：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们代表谁，我们正在走向哪里。

这或许正是周恩来最终承认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周恩来的服从还有许多复杂的原因：战争的胜负、党内的权力结构、遵义会议以后的政治格局，以及他本人的性格和组织观念。但是，毛泽东所具有的思想创造力和战略统摄力，显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

当毛泽东创造的那套语言被整个组织接受以后，他所代表的便不再只是他个人。

他代表革命，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也代表“人民”。

反对他，也就不再只是反对一个领袖，还可能被解释为反对革命、反对历史、反对人民。

谁还能轻易站到他的对面？

“人民”二字，不仅可以号召人、鼓舞人、凝聚人，也可以审判人、排斥人，甚至摧毁人。一个人一旦被逐出“人民”的行列，也就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道德位置。

小时候，我会背《为人民服务》，却从来没有真正读懂它。

也许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直到离开那座“山”，换一个角度回望，我才突然看见了它的全貌。

毛泽东不仅能够改变现实。

他还能够解释现实、命名现实，并赋予现实以意义。

一个既能支配现实，又能创造思想、定义现实的人，当然可以独步天下，无人匹敌。

可是，纵观历史，那些独步天下、无人匹敌者，又有几个不是“人祸”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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