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国家的政治哲学》述评

我们生活这个世界，是人类通过语言取得“共识”的世界，它的“边界”是人们的能用“语言”表述的“全部”。用五个字概括：语言即世界。这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表述的核心思想。他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 ”（Die Grenzen meiner Sprache bedeuten die Grenzen meiner Welt.）这句话的演伸就是：人的语言的边界，是世界的边界。政治暴力语言的边界，是政治暴力世界的边界；暴力语言走到那里，暴力世界就跟到那里。

维特根斯坦式的“边界”在这里显现为两重含义。其一是认识论的：当语言缩减为口号、辱骂与阴谋的混合物，我们可感知的世界随之变窄，复杂性、模糊性与灰度区被抹去，立场被二元划界取代；其二是实践论的：当语言中的暴力合法化、常态化，暴力的可行性边界就被外推——可以被说出口的，迟早会被做出来。语言作为社会事实具有自我实现的力量：一个使用“清理门户”“消灭敌对份子”之类话语的共同体，事实上已经在为某些行动预铺正当性。俞行指出，国家要实现自由、平等、和平、民主、正义，必须把公共生活安放在语言的互动之中；而当公共生活转而由物理互动主导，自由就退化为强制，平等退化为服从，和平退化为威慑，民主退化为表演性的投票，正义退化为程序的空壳。这正是政治暴力语言与政治暴力事件之间的链条：不是“先有事件、后有修辞”，而是“修辞本身就是事件的孵化器”。正因为如此，真正的防线不在枪响之时，而在话语场的第一处裂缝。当人们谴责政治暴力行为时，请不要忘记谴责政治暴力语言。

修辞的暴力先于行动的暴力。语言的解体先于制度的解体。语言的退化不仅仅是道德风格的堕落，更是制度基础的侵蚀和解体的开始。俞行把“承诺”视为组织国家的关键机制，契约、宣誓、规则与可预期性构成现代社会的秩序；而暴力语言的普及，首先破产的恰恰是承诺。以阴谋与怨恨为底色的叙事，将对手描述为“不配被承诺的人”，从而为“毁约”“绕法”“越矩”提供借口；以清洗与动乱为目标的叙事，把“程序”贬为“阻碍人民意志的繁文缛节”，从而为破门而入提供喝彩。承诺的互认一旦崩解，规则竞争的正当性就被“无规则的胜负”所吞没。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释当下政治现实的钥匙：语言不是客观世界的附庸，而是我们抵达世界、组织世界、改变世界的方式。加拿大学者俞行在其著作《语言与国家的政治哲学》中进一步把这把钥匙磨砺为一整套理论工具。他主张国家起源于语言，国家赖以维系与合理化的全部机制——信息的索取与提供、共同意义的解释、态度与荣誉的表达、承诺与契约、命令与法——无不以语言为媒介；自由、平等、和平、民主、正义这五项现代政治理想，也无不倚靠语言互动而非物理互动得以生成与维护。若将维特根斯坦的“边界”与俞行的“起源”并读，我们就会明白：当一个共同体把政治语言从理性、逻辑与优雅，退化为非理性、情绪化与粗俗，它并非仅仅降低了表达的品味，而是在悄悄改写国家的边界——从语言的公共空间退回到物理的冲突空间，从可争辩的政治回到可施暴的政治。

美国近年的政治现实为这一命题提供了令人焦虑的场景。政治语言的暴力化首先表现为“语法”的改变：比喻从“分歧”“协商”滑向“战争”“消灭”，对手从“持不同意见的公民”变为“敌人”“害虫”“外来者”，结果是把原本应当经由论证解决的分歧，转换为可以经由清除来解决的威胁。其二是“语用”的改变：话语从面向论证的理由提供，转向面向动员的情绪煽引；从可被反驳的命题，转向无需证伪的暗号与口令。其三是“媒介”的改变：算法以注意力为价值中枢，强力放大高冲突、高耸动的表达；情绪收益和流量收益相互勾连，使政治表演被平台激励、再反过来绑架现实政治。在这样的生态里，俞行所谓以解释达成“共同知识”、以承诺建立“有规则的竞争”、以程序确保“程序正义”的语言秩序，被一步步吞没；公共生活的“语法”被战争的“语法”替换，民主之所以为民主的语言基础——可理解、可争辩、可协商——随之削弱。于是，人们从街头与屏幕上学会的，不再是如何给出理由，而是如何给出口号；不再是如何让对手继续留在桌边，而是如何正当化把对手赶出房间。

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美国，也照见中国在另一端的困境。且不说阶级与阶级斗争的仇恨的语言和思维，在中国大陆，从镇反肃反到一打三反，土改到文革，泛滥几十年，仇恨入心，不仅发芽，而且开花结果；传至今人，被新一代掌门人奉为治国圭臬。泛化的“境外势力”“带节奏”“错误言论”，在语义上是模糊的，在政治上却是高能的：它不指向可被证伪的命题，而指向可被清算的身份；它不鼓励解释与申辩，而鼓励归队与噤声。当程序性语言（如公开的论证、透明的评估、可辩的标准）被仪式性语言与斗争性语言取代，政策便容易从“基于证据的纠偏”滑向“基于口号的循环”；用简单的数字加语言的简化思想的口号代替清晰的语言描述；从当年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到今天的“三严三实”，“八荣八耻”。语言若被意识形态化、敌我化、口号化，数字化，理性的政策讨论空间同样萎缩。社会对复杂现实的理解能力下降，对异议的容忍度下降，语言的包容性越弱，国家的边界就越向“行为控制”而非“意义协商”倾斜。

中美两个大国虽然政治体制不同，却在“语言—国家”的层面遭遇同一种哲学问题：语言一旦成为动员暴力、压制解释、破坏承诺的工具，国家的现代性就出现逆流。在此意义上，俞行的“语言进步主义”并非文化主义的修辞偏好，而是一条政治工程学的原则：社会的进步取决于我们为语言搭建的制度性轨道。第一，重建信息与解释的共同体。对事实的共享与对概念的共识，是抵御阴谋话语的首要防线；这要求媒体、教育与科研构成“慢变量”的稳定器，以可验证、可解释的知识供应，抵消以冲突为燃料的算法偏好。第二，恢复态度表达的正当秩序。荣誉与羞耻是现代政治的“软法”，它们引导公共人物为“给出理由”而非“制造敌人”而负责；当无底线的辱骂能换取流量与选票，公共荣誉体系就必须反向发力——以透明规则惩罚撒谎与煽动，奖励克制与协商。第三，强化承诺与程序的可感性。程序正义不是抽象口号，而是被“看得见”的承诺网络；每一次遵守程序、每一次公开辩论、每一次对少数权利的保全，都是在把语言的边界推向更广阔的世界。第四，节制命令的语域。命令当然是国家组织的必要形式，但命令必须被解释所环绕、被承诺所约束、被程序所过滤；当“命令”越过了“解释—承诺—程序”的护栏，它在语言中就已经携带了暴力的种子。

维特根斯坦提醒我们，世界并不在语言之外等着被命名；我们用何种语言生活，我们就生活在何种世界里。对美国而言，化解政治暴力语言的泛滥，首先要把政治重新带回“给出理由”的竞技场：让辩论重于羞辱、证据重于暗号、政策重于表演。通过制度设计降低“情绪化好消息”的点击红利，让讲理有可见的回报、骂战有明确的代价，这是对算法与媒体生态的政治校准。对中国而言，拓展“可说”的边界，减少“不可说”的恐惧，让政策、史实与权益能够被语言化、被解释化、被程序化，是避免“沉默的暴力”在现实中转化为“行动的暴力”的关键。两国的任务殊途同归：让语言重新成为组织国家的首要资源，而不是破坏国家的最便捷工具。

反观我们自身的日常选择，退回理性并非要抹平分歧，而是要把分歧留在语言中，拒绝把它交给暴力。以维特根斯坦之言为尺，语言的边界不是静态的地理，而是可以经营的疆域：我们在学校、议会、法庭、媒体与平台上为“可对话的语言”增砖添瓦，世界就向文明的方向扩展一寸；我们纵容羞辱、容忍仇恨、奖励阴谋，世界就向野蛮的方向退却一寸。俞行把国家解释为“一切媒介合并形成的一个实体”，这意味着国家并非天降之物，而是语言与媒介的作品；作品的成色如何，取决于我们以何种语言共同书写它。若我们承认“暴力语言的边界是暴力世界的边界”，就必须承认反面的命题同样成立：温和、包容、精确与诚实的语言，才是扩展自由、平等、和平、民主与正义之世界边界的唯一道路。愿我们的政治重新学会这门古老而艰难的技艺：在语言中相遇，在语言中相争，在语言中达成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共同生活的边界。

（本文原载人文中国研究院《人文中国》中文、英文、日文季刊和substack平台）

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