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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北方:”上帝已死”到”哲学不存”(上)
—— 廿世纪科学至上的思想性回溯与探源
前言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目?绝不是为了耸人耳目,因为喊出”上帝已死”的尼采,恰好卒于1900年(20世纪首)。他那强烈的非理性意志对廿世纪人类思想的影响,有着一长串名为”主义”或”思潮”的体系。如虚无主义、存在主义、功利主义、非理性主义、唯意志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思潮、语言分析思潮、解释学……等。
而喊出”哲学不存”的维特根斯坦,则卒于1951年(20世纪中)。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尽管维特根斯坦本人一再坚称对”现代性”及”科学主义”持反对态度。然而当人类的语言陈述与描绘尽可能集中于”可说部分”(即满足于”事态”为关系指标),任何希望都会成为企图。
于是精练的语言分析哲学,成就了精练的科学语言。令维特根斯坦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是,当”人类”无奈于生命代际现象,”及时兑现的急切”便交织出唯成就或结果是判的普遍心理意识,最终便交汇出一个唯科学的时代主轴。原本纯然的工具理性,于是跃然翻身,”科技至上”便以主义的形式主宰着世间的一切。
尼采的”上帝已死”,其实是”上帝会死”的苦涩预言。而维特根斯坦那反对”科学主义”的强烈姿态,因科学理性的发现与发展,必然透过语言(文字)的精准叙述以达成知识性的传播与传递,从而近乎超意志、戏剧般地促进了语言分析哲学的迅猛发展。于是自康德的先验道德,到今天的唯科学价值(指去神学、去哲学化处理后的唯科学主义),人类的认知理性便被彻底翻新,”科学性”就这样成了唯一的主题。
这就是廿世纪人类精神世界的巨变,个人在这里选择尼采与维特根斯坦作为话题中心,是认定他们的思想不但于思想史上呈现出一种呼应状态,更于社会发展的现实层面奏出了人类近乎于哀鸣的和音。
廿一世纪的今天,”科学、科技是否会将人类导向末路”已成为话题。个人不想直接凑趣,只想从西方思想史所展现的事实出发,但求厘清叠代的思想脉络而已。
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是否必然?维根特斯坦从反科学主义出发,却回力似的反催了科学主义的形成,又是否一场意外?我们(指人类整体)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境地?
仅此与大家共同反思!
一场经验与理性的混战
要说尼采,就不得不从启蒙运动谈起。
研究启蒙运动绝不能忽略了文艺复兴之后来自远东的诱因。这里个人提示几个避无所避的文化符号或现象:马可孛罗的《东方见闻录》与”崇拜偶像的国度”、大航海意念中的目的地”东方”与海上丝绸之路、耶稣会与远东传教士、不信上帝的东方帝国与传教士西归译著的远东经典文宪(资料显示:最早译著远东经典的时间是16世纪末,西返意大利的传教士罗明坚用拉丁语翻译出版儒家的《大学》)、莱布尼茨的《易经》启示与伏尔泰拜孔、近年远东学者非正式加誉康德”西方孔子”称号以及三批判思想中的处处儒道印迹……
历史镜像中,自文艺复兴始从中世纪走出的欧洲大陆,文化自信似乎已然失落。因此,如果将大航海(尽管最后也演变为殖民)运动与古希腊城邦的环地中海贸易殖民相比,生发的原因截然不同。前者是不是失落后的赌注虽尚待厘定,后者却是信心满满的出航。除却技术上的因素,远洋航行与环地中海内湖水运,显然前者风险要大得多。
难道仅仅只是垂涎”香料”?具像性诱惑与图腾性刺激之间,会不会后者的情份会更大一些?关于马可孛罗《东方见闻录》的记忆,在其中到底发生了多大作用?
不得不说,13世纪(指马可孛罗的《东方见闻录》风靡欧洲知识界)与15世纪(指西欧各国的大航海竞争)的两个大事件,至少时间上的次序相对契合。当赴远东归来的传教士埋头译著东方经典时,”不信上帝的国度”俨然呼应了《东方见闻录》的内容。而后,宗教革命发生。
至此”人艺复兴”最终彰显为”人性甦醒”。
宗教改革引发大规模同盟战争,以英吉利海峡为界,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之间,进入不同的社会秩序甚至价值道路的探索阶段,这就为”经验 “、“理性”将要展开的对辩埋下了伏笔。
所谓”启蒙”运动,学术界的普遍分析结果是启蒙”理性与知识”的运动。历经过光荣革命的英国思想家洛克理应列为五杰之首。为什么?
因为无论从时间、年龄,还是气势上,他都可算作其余四杰(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的导师。然而他那”人性之初就是一张白纸”的发言,却成了”何为知识”的混战标识(即”经验理性”之辩的焦点) 。
为什么将”经验与理性”之辩鉴定为”混战”? 时代的今天,至少个人认定”经验与理性”其实就是同一事物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不同面向。理性是生命经验智慧经逻辑过滤后的沉淀,是生命无奈于代际更迭现象以基因形式的存储与递延。
是以后天的经验,止于众多生命个体的经历、共识、积累;而先天的理性是过往人类的经验智慧经逻辑过滤后,以基因形式存储的符号讯息。
生命是一种经代际繁衍而承续的现象,迭起的生命基因中存储并递延着前人的智慧经验。一旦成长际遇触及到与过往生命相同的环境,被基因所存储并承继下来的前人智慧经验就会以理性形式被激活,表现于事实层面的现象就是直觉、本能、希冀、好奇、等的生命特有属性。
是以,理性是依赖于逻辑作沉淀并能再度透过逻辑激活的前人智慧经验;而经验则是尚未沉淀并转存于基因的未来理性。
由此可见,逻辑是理性的必然门槛。生命个体之我在组成生命集体之我们(即家庭、民族、宗教、社会、国家)的过程中,各门类的逻辑就成了从个性(也称殊性,即个体之我的经验智慧)向理性(其实就是集体之我们的的必要共性)发展的不同筛子。这些筛子如何设立与组合的外象表现,就是社会国家的文化制度。个体之我能走多远,个性对社会共性的适应能力也就成了关键(也就是一个人的个性能经过多少个由逻辑架设的共性筛子,经过的筛子越多,共性也就越强,能走的路也就越远)!
关于逻辑的研究,西方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亚理士多德。尽管中世纪宗教伦理成了西方社会个性走向共性的第一道门槛,但却并未影响逻辑学的研究与发展,这就是西方中世纪宗教虽称 “黑暗”,但却远未走到反智境地。
而远东逻辑,个人研识所得的结果是:最早的说法就是道学中的”道”。然而由于道学主张"传无言之教,收无为之益”。所以道学也就成了一个自我封闭体系,既然不能展开,也就没有了纵深。后来的诸子百家虽然也多有研识,但都止于”独尊儒术”。也就说远东儒学伦理对思想的钳制,绝对赶超西方中世纪的宗教伦理,已经走到反智的境地。
如果这里还有人追问:难道儒学本身就不讲逻辑?个人也能这样回答:有,但都是断链的。一如康德向儒学取经后所标举的道德形而上,起始就沿于先验。因此,叔本华与尼采用”神学家成就”批判康德的所有说词,应该同样适用于批判远东的孔子与儒学。
对思想家洛克的定位,到今天仍然尴尬。他既是启蒙导师,却又以”人性之初有如一张白纸”的论点而被指认为经验主义旗帜、领袖或先锋。一场”什么才是知识”的认知大战,就这样煞有介事地在当时的英伦与欧陆之间宏大铺开。
到休谟以怀疑论领航经验主义并向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发起冲击时,说是一人挡住了整个欧陆思想家的去路并不为过。直到休谟去世之后,康德才从传教士译著的远东儒(弱神)、道(恶神)经典中吸取”养分”,另辟”道德形而上”蹊径。就这样”人性”中可能的道德(即远东崇拜的夫子或完人)被高举(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成了生命有无价值的最高判断标准(即道德成了理性筛子的第一道门槛,取代了原来的宗教神学)。
如果以法国大革命作为启蒙运动的结束,那么康德既是最后一位,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位启蒙思想家。对后世影响至深、至远、至巨的。
然而所谓启蒙,到底是理性还是人性?是人性中的理性?还是理性中的人性?别小看就”理性”、 “人性”两个词彙来回修饰,厘清它们之间的瓜葛却是本文向下发展的关键。
首先必须认清:人性与理性的概念意义,没法重合或重叠。人性是生命属性加个体经验的集合,而理性是个体”我”的人性,经集体”我们”的共性逻辑筛检之后的产物。
因此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习俗有异,地域环境有别,社会的共性逻辑就不同,泛行于社会的理性也就会存有差异。
中世纪欧洲被认定笼罩在浓厚的宗教神学氛围之中,启蒙之前的欧洲社会理性仍然被神性所浸渍或遮蔽。可喜的是经过文艺复兴,人们发现了”袒裎”才是”我”的生命个性。
于是,在曾经探索过”我是谁”(这里特指古希腊的《形而上学》)的前提下,面对宗教神学桎梏,必须挣脱才能找回自我,这就是人性甦醒。
所以”文艺”即”人艺”,叫 “复兴 “。而事实上,宗教神学的最初出发点,是为了寻求一种社会秩序,以便在众多的生命个体(我)汇聚成生命集体(我们)时,实践以井然作理想,以秩序为目标的社会文化制度。其中的”理想”与”秩序”就是理性的当然性标识。
启蒙运动之前,思想家们认为,整个欧洲似乎都被宗教神学包裹与制限(即逻辑筛子的第一道门槛)。我(生命个体)被我们(生命集体,即宗教社会或国家)无限挤压,既有的社会理性中找不到人性的位置与份量。
因此刦除神性,理性中的人性才有可能彰显。这等同为了成就”我们”集体,神性极度压抑了”我”的生命个体。所以为”神性”桎梏松绑,就成了”启蒙”的真谛。
理性纯粹与道德先验
启蒙思想家们当时对社会文化的集体认知,或许可以用概念光谱写成这样一个人文式子:我(人性)→神性逻辑→其余各门类逻辑→我们(即共同理性)。
解读这个式子,启蒙思想家们的启蒙就是努力从式子中剔除”神性”,或者说理性只要不再受到神性的羁绊,就会自然显现。
就着这个式子,检示一下洛克”一张白纸”的理论主张,事实上是成立的。因为”我”的生命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场”我”的个人事迹如何从价值上获得”我们”认可的过程,无论中间有无神性当道,”我”能不能被”我们”的价值所认可,过程本身都可视为经验,并不断累积。
因此”我”的人性,就是”我”所经验事迹的外显。人性中什么样的经验智慧能上升为理性,还得经过隐然充斥并存在的神性逻辑筛检。神性逻辑遮蔽了人性,使得人性于社会理性找不到应有的位置,这就等于”我”被”我们”挤压,其中的”恶之手”就是以神性为主张的逻辑理念。
现在来展开康德的所谓 “启蒙”。
从《纯粹理性批判》出发,为了刦除神性,康德无视了当时欧陆社会整体的理性逻辑现状,兀自提出一个特殊的,不存在的”纯粹理性”概念,并定义为"独立于一切经验之外”的理性。
个人不客气地斥为"先画靶,后射箭"。于是康德关于启蒙的理性批判,事实上就成了欧陆骑士文学精神中,唐吉诃德对风车的影武(塞万提斯《唐吉诃德》,西班牙)。话说思想上开脑洞的事情,是并不见怪的。因为思想前行,思想者人人都在摸索前人的未及境途。所以荒唐与否是一回事,能不能歪打正着,却是另一回事。
康德认为只有这样的理性,才具备先验性,也才算得上”真”。然而这毕竟是”纸上谈兵”。
在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之后,康德陷入了至少三年的苦闷与沉思:千余年宗教史的欧洲,人性伊始就被宗教神学所浸渍,接受宗教洗礼,所谓”纯粹理性”又该如何落地?
这情形等于,向远东取了经,接下来必须思考如何布道?找方法得费心思。
于是康德的第二本著作,《道德形而上学基础》(1785年)便诞生了。书中康德用”定言令式”设定了关于何谓道德的基础门槛,将道德行为与纯粹理性作链接,同样具备先验了特性。
如此一来,与道德行为相对应的宗教信仰行为,以及源于社会秩序的行政行为,则悉数被归入”假言令式”,与道德意义无关。
这似乎于”纯粹理性”诠释什么是”真”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道德置入到”真中之真”的位置,”皇冠 “于是诞生!
为了”道德”这顶皇冠,康德刻意改版了《纯粹理性批判》(1787年)。而后一股作气,持续推出了《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当道德以”真”的形态落实于社会,康德认定”善”的现象也就必然发生。
于是先验道德观与儒学性善之说,意志透过”绝对命令”所实践的义务伦理与儒学的当仁不让, 的确成就了康德的”西方孔子”之誉。
之于《判断力批判》中的崇高美学意识与儒学的大丈夫之辨,个人认为由于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于1757年发表论文),以及佚名(署名存有争议)的一世纪罗马文学批评家早就著文讨论过崇高美学。因此康德的崇高美学意识,最多也只是东西方美学观念的汇总与结合。而独钟崇高的康德美学意念,个人解读分析便成了以美学为宗教压迫人性的又一个开端。为什么?
因为美的本意就感应来说本就相对纯粹,”优美”作为康德所揭示的纯粹美,其实于普适性观念中也称天然美或自然美。其美的认可态度发乎生命个体(我)的感性认知;
而与”优美”相对应的”壮美”,被康德揭示为依存美,也就是崇高。是理性降服感性后的生命集体(我们)震撼与惊叹。
康德尤其认定,崇高之所以被审之为美,是道德力量决定并作用的结果。
看看,当所有启蒙思想家都以反宗教神学为职志,可到了集大成的康德这儿, 似乎又将一个”我们”式的宗教推至正式亮相的肇始,这在远东称之为”道德绑架”。
因此康德的”先验道德”,就成了远东儒教与道教的西方影子。虽不是真正的宗教,却全然散发着宗教的精神魅力。
因此如果说中世纪是一场灾难,那么康德思想一旦被广泛推诸实践,一场非宗教性的类宗教灾难也就不远了。
另一方面,由于康德的道德实践全然依赖于人性意志,在沿于先验的绝对命令驱使下,必然视欧陆社会的既有理性逻辑为无物,因此彻底堕入人性深渊的可能性发展,也就同样等在了前面。
而事实上从绝对命令(康德主张)到绝对意志(即非理性,叔本华主张)与绝对精神(黑格尔主张),再到权力意志(即绝对非理性尼采主张),人性下行呈现出”江河日下”的一贯态势。
因此个人认为,叔本华的”悲观”,尼采的”悲剧”,正是康德思想影响下歪打正着的结果。
人性的非理性下行与变奏
话说康德对尼采的影响,中间过渡的思想家是叔本华。
康德关于道德义务动机的启发,造就了叔本华关于经典逻辑理念中充足理由律的完整论述。
在《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论说中,叔本华将人的行为动机作为充足理由律的一种表现形式。个人认为就是受到康德”道德义务动机说”的直接影响。
先验性的动机能决定行为的道德正当性,先验性的动机也能决定事物或事务之间逻辑关系的是否存在或成立。不仅于此,康德的先验理论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廿世纪两大思想流派的领袖人物: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这里先行按下,后文论及再作展开)。
叔本华的真正代表作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内容沿袭了康德物自体与客体并存的叙事方式。康德用先验性的绝对命令使人性中的意志超越理性而存在,叔本华则从美学角度出发,主张艺术就是表现人性意志的极至,既不从属于时间、空间,也不从属于因果原由时,作为欲望或欲念集合的人性意志,便无可避免地逞观出无厘头状况,充斥着盲目、蛮劲与冲动。
于是人性在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分析之后,俨然成了非理性的代名词。
叔本华是悲观主义的始作俑者,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并非意志与表象的集合,而意志统合表象后的整体性结果。
叔本华揭示了人性的终极无厘头与不可琢磨,也就注定了叔本华对人性与人类的极度失望,悲观也就成了一种思想宿命。
如果说叔本华的悲观是对人性失望后的一种非理性下行,那么个人想说:这个下行趋势还远未触底。因为承接叔本华悲观主义的,是尼采悲剧色彩的登场。
尼采的”上帝已死”,个人认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反基督》誓言,而是预示未来人类将会彻底去神的预言。
看看今天的世界,我们不得不佩服尼采的成就非凡,或许也只有他才称得上真正的天才。
24岁置身古典语言学导师的尼采,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影响,从《悲剧的诞生》开始,便展开了否定一切旧有认知的努力。反形而上学,反柏拉图,反基督,反平等,反自由意志,反国家,反伦理道德,最后上帝死了……
就这种一反到底的磅礴气势,将尼采标定为继康德之后又一个西方思想转捩点,一个启蒙运动以来的 “非理性”集结始发站(现象苗头在叔本华),个人认为应该恰于其份。
尼采对后世思想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前言中个人列出了长串的”主义”及”思潮”,一门一类地累牍介绍太费周章,也大可不必。这里为因应本文需要仅就”绝对非理性”及颇具争议的”权力意志”,来加以解构和分析。
首先,非理性的源头在哪里?如果追溯到叔本华,那只是概念尚未成词前的现象苗头。而真正源头,不在康德,也不在启蒙运动,而是远在文艺复兴。为什么?
因为文艺复兴就是人艺复兴。所谓”人艺”,也就是叔本华所揭橥的 “艺术是人性意志表现的极至”。到尼采那儿就更成了”艺术救赎人生”,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之后,非再来一个判断力批判。 原因就在只有艺术和美,才能调和人性、理性、或纯粹理性与行为的统一,否则理论思想即便落实于行为实践,那也只会出现无从说起的尴尬。
看看,非理性的源头是不是要直指了文艺复兴?
到这里似乎也应该从理论上为人性、理性、以及康德的纯粹理性给出一个相应的区介说法:人性是或然的,行为会不会发生?程度如何?一切都无从确定;理性是应然的,行为现象确定发生,但程度会有无从划一的可能性;纯粹理性是必然的,行为确定发生,程度绝对划一。
下面是多年前的个人陈述,或许对这个环节的理解能提供一些相对应的参考:
为了摆脱中世纪梦魇,文艺复兴揭橥了人性;由于个体的人性不具备绝对统一性与整体性,所以即使文艺复兴,也无力在刦除神性之后重建新的社会秩序;于是启蒙运动又揭橥了理性,可欧洲人的社会理性已被神性缠绕桎梏了千年,要单独揭橥理性就必须想办法刦除神性;于是康德便揭橥了纯粹理性,而先验道德的实践,却依赖于绝对命令所驱动的人性意志。
前文已经述及,从绝对命令(康德主张)到绝对意志(即非理性,叔本华主张)、绝对精神(同为非理性,黑格尔主张),再到权力意志(即绝对非理性,尼采主张),人性俨然”江河日下”。
如此视人性意志为工业机器,于力量上层层加码,然而意志敦促下的生命行为到底又会给出怎样的表现或结果?最后也只有拿行为现象说事了。
这是另一条线上的思维方法,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不是开端,也未集大成,但却为现象学的成形和理念研究打开了大门。
值得指出的是:叔本华与尼采都曾发现康德”纯粹理性”到"道德先验”的漏洞甚至谬误。
叔本华的批评可说早就摧毁了康德口宪”启蒙”的根基,”从宗教神学借来道德律令,去完成一个绝对责任的概念是荒谬的”(参见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附录);
尼采则认为,先验道德就是”一个神学家的成就”(参见尼采的《反基督》)。
这真是”启蒙理性不成,却歪打了非理性正着”。
思想史领域,这类事并不稀罕。即使被广泛认定为现代的廿世纪,也还有更大的荒谬在等着人们去展开。
关于”权力意志”,很多研究学者认为,尼采所遗留下来的手稿,由其妹伊丽莎白负责整理出版。鉴于伊丽莎白的政治倾向,所以导致《权力意志》成了”修正主义”作品。
远东一些学者甚至认定中文”权力意志”的翻译有误,个人认为还是从尼采的整体思维惯性去理解,较为妥当。
反对”反犹太主义”是尼采的道德意识或态度,这并不影响他从非理性向绝对非理性方向的思维发展。事实上尼采”爱命运”,以及”痛苦境地绝地反击”的观念,完全可以支撑个人的这个判断。
是以,从个体之我的绝地反击到集体之我们的绝地反击,后者的依赖也就当然落点于”权力意志”,不然民族与国家在尼采看来就无从整体奋起。至于更后来的德国出现了大规模反犹运动,以及挪用他的绝对非理性概念,用作希特勒政府的政策指南或政治纲领,只能说是又一个思想发展史上的歪打正着。
诚然,伊丽莎白为实现或满足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与政府合作,从而主动删减尼采的手稿段落,或打乱手稿次序,其实都在可以想像的情理之中,但这并不能说明”权力意志”就不是尼采将绝对非理性惯性地推向最后高峰的可能。
再说尼采那”美就是要自我实现”的美学观,也可以作为另一个侧证。因此思想者的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有时就是这样的无厘头。奈何!
(待续)
作者投稿
周北方:”上帝已死”到”哲学不存”(中)
—— 廿世纪科学至上的思想性回溯与探源
(接上)
非理性现象与逻辑原子的展开
必须事先申明,个人无力为现象学定义,只想坦然呈现自己的理解与认知:
现象学是从现象出发,通过意向性回溯,透视形成现象发生经过中意识发生时的主体间性,从而厘清现象的实质与属性,即本质。
因此个人认为现象学是一门方法学,是后现代主义及解构主义的建基(基础前段);一如更后来”逻辑原子论”建基”语言分析哲学”一般,是非理性到绝对非理性形成普遍现象后的应然性结果。
前文提及胡塞尔受过康德的先验性影响,是以现象学对现象的关照动机是先验的,是针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思”的一种纯粹性完成。关此个人认为,胡塞尔的思想企图是:如果现象学是哲学范畴,那么一定要挤身于科学的隔壁。这就是”哲学的科学性”倾向与可能!
无论如何,现象学都成了廿世纪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既然是流派,当然也就有一大批思想家于胡塞尔之后群起性贡献心力,所以胡塞尔仅算是确立了起点。
而个人必须指出的是:自从进入所谓的现代,思想发展的枝节化就已成形。主义、思潮、流派,各拥领域又各擅胜场。
而枝节化其实也是碎片化,各个流派、主义、思潮各执枝节,声言探求知识,也各得真知。然而这种舍本逐末的现象,不就是非理性与绝对非理性以主义形式滥觞的结果?
尽管末端真知也是真知,也需要探索。然而如果长时间各处角落,各说各话,即使尽擅胜场,一旦对照上生命代际现象,人之为人的整体价值也就自然流失,人类从来的原始价值或终极价值就会彻底被各个流派、主义、思潮各执手中的碎片化价值所取代。
近年远东思想界流转着一种说法, 说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所有创见,都是在为柏拉图理念之说作注脚 “。不知道今天的西方思想家们对这个说法有何见地,反正个人是投赞同票的。
尽管个人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好感,但对有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观察,还是相对认可的。廿世纪四十年代,霍克海默及阿多诺就西方近现代实况有过这样的说法:
他们认为当时与英伦经验论展开对辩的欧陆理性,其实存在两大分类:一是刦除蒙昧和恐惧的价值理性;二是了解自然,有序劳作收获并生活的工具理性。
二者于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相对和谐统一。而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科技理性逐渐取代了工具理性(其实可视作工具理性的进步
或进化),并在所有人文理性的共存中逐步占据了上风。
于是包括自由在内的个体人权,渐渐被科技理性所主导的标准化、统一性整体侵蚀。这样本来由人类发现或创造的科学技术,反过来控制了人类的思想行为与文化生活,人类的绝大多数不得不以内在的精神沉沦去换取外在的物质利益以供生存或享受,最终人与人性也就被彻底异化(摘自中文维基百科”后现代主义”词条)。
请注意”人与人性也就被彻底异化”的判断性结果,这是廿世纪四十年代的说法,其时现象学正在欧美思想界如火如荼。个人想说的是:那些为现象学贡献心力的思想家,他们到底有没有感应到人与人性的彻底异化?
什么是”人与人性也就被彻底异化”? 能不能解读成非理性甚或绝对非理性?如果能,那么不妨在这里提出一个属于个人思考所得的观察结果:自康德启蒙之后,西方人文的原始价值或说终极价值就已失焦。如果”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所有创见,都是在为柏拉图理念之说作注脚 “的说法成立。那么很遗憾,这个注脚早在廿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迷失,朝向了科学的唯一方向!
或许有人会据理反驳: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观察止于廿世纪四十年代,后面还有八十余年。后面八十年,难道完全无视,不加理会?
个人的回答是:后面八十年,正是本文后半部份的关注重心。
从G.E.摩尔的”元伦理学”、罗素的”逻辑原子”出发,而形成的分析哲学流派,虽然经过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的忐忑,但透过语言分析探求知识的方法迅速成为英语系国家的大学及学院的思想主流,这就是廿世纪西方观念上的”语言学转向 “。 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人物,当然就是继尼采之后的又一个天才,剑桥三一学院哲学教授罗素的博士生,维特根斯坦 。
《逻辑原子论》与分析哲学天才
G.E.摩尔于1903年出版《伦理学原理》,与胡塞尔于1900年出版的《逻辑研究》相对同期。廿世纪的欧洲思想,就这样以分析哲学及现象学并列拉开了时代帷幕。
分析哲学的前期灵魂人物是罗素。
1890年罗素入读剑桥三一学院,信奉唯心论与新黑格主义。1898年成为研究员并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在G.E.摩尔的影响下转向逻辑实证主义。1900年罗素意识到,数学应归为逻辑学的一部份。1910年与其导师怀德海共同出版《数学原理》,奠定他在数理逻辑学方面的贡献。数理逻辑的成就,激发了罗素对哲学思考的兴趣。
罗素对分析哲学的主张,是将哲学问题转化为逻辑符号,就不会被不够严谨的语言所误导。哲学和数学一样,通过应用逻辑学方法,会更容易推导出结果并确定答案。因此哲学家的工作,就成了努力去发现一种能够解释世界本质的理想语言。
显然,罗素的出发点是”探知事物本质的更科学方法”。资料显示,罗素的这个观念形成于1910年左右。而这个时间点上,欧陆思想方面的现象学已经行进十年。罗素作为英伦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十年之间难道不会风闻?如果会,那么个人给出的判断是:英伦与欧陆自”经验理性”之辩后,较劲的势头依旧未减。
因此,无论是罗素的分析哲学主张,还是剑桥、罗素直接催生天才维特根斯坦的出场,以及更后来《逻辑哲学论》的诞生,应该都隐含着一个与欧陆哲学相较,不堪居下的竞争主题或心态。或许1911年维特根斯坦入学后,与罗素师生相处的经过纪录,能够给出一些补证。
根据罗素的日记以及给友人的书信,有研究者发现了一些细节:一开始罗素对这个德国人(当时奥地利隶属德国)的缠问非常不适,但在读了一些维特根斯坦的手稿后,很快就刮目相看。罗素认定,遇上了天才。相处仅仅三个月,罗素在给情人奥特琳的信中就已欣喜不已。
1913年,维特根斯坦父亲离世。承继了大笔遗产并匿名捐献了部份资产后,发生了被捐助者自杀事件。维特根斯坦殊感身处学院无法专注思考,于是搬离了剑桥,隐居挪威海边,开始撰写《逻辑学笔记》;
1914年,应维特根斯坦自己要求,导师G.E.摩尔很不情愿地远赴挪威,充当秘书。帮助记录、整理他的思考所得,并将这部《逻辑学笔记》手稿带回剑桥,询问作为学士论文的可能;由于缺少序言,又无注释,三一学院的回复是不合规范。维特根斯坦得知消息后,在给G.E.摩尔的信中表示不爽到了极点,师生关系闹僵,直至1929年才又重新缓解。
1916年,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著作展开批评。此际师生的位置俨然已经互换,罗素对他的赞赏依旧;
随后一次大战爆发,免服兵役的维根特斯坦却以志愿兵加入奥匈陆军,获得勋章还晋升为少尉。服役其间,维根特斯坦间段地撰写《逻辑哲学论》,到1918年申请休假时,才在维也纳正式完成,但却出版受阻。
1920年维特根斯坦在接受教师培训后,远赴乡村成为一名中小学教师;
1921年,德语的《自然哲学年检》杂誌出版了《逻辑哲学论》,罗素写了导言。但却引发了维特根斯坦的巨大不满,他认为罗素曲解了文本,并责备罗素的导言,行文肤浅;
1923年,剑桥大学委托的《逻辑哲学论》英语版译者拉姆齐,前往乡村小学拜访。并与维根特斯坦讨论文本内容,同意于《心灵》杂志书写一篇
《逻辑哲学论》的评论;
1926年,维根特斯坦因一件敲打学生头部致晕事件而逃离了教职,前往修道院做园艺工。而后与人合伙,为他姐姐设计建造了一栋豪华住宅;
1928年春,维根特斯坦在维也纳听了数学家布劳威尔一场关于《数学、科学和语言》的演讲后,萌发了回到哲学领域的念想;
1929年,在拉姆齐的催促下,声名既起的维根特斯坦重回剑桥。当时已享盛名的凯恩斯,申言前往车站迎接”上帝”;
回到剑桥的维根特斯坦,准备升任教职,程序上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还是罗素主动解套,自认导师并建议以既有的《逻辑哲学论》作博士论文提审。而决定答辩主持人时,一位是罗素,另一位是G.E.摩尔,还有一位是魏斯曼。
天才的博士论文答辩,注定要被载入史册。
资料显示答辩开始,场上一阵寂寞。还是罗素憋不住,率先对G.E.摩尔说:你还是要问他几个问题。
G.E.摩尔从《逻辑学笔记》就没弄明白维特根斯坦到底倒弄的是什么?正迟疑着尚未开口,维根特斯坦上前拍了拍几位,说:没关系,你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弄懂这些问题。
就这样通过并结束。史称最牛的空前答辨,绝后纪录还保持至今。
老实说,为了托举一个天才,剑桥、三一学院、尤其几位导师,超常地忍辱负重,也算是费尽了心力。
1939年,G.E.摩尔离任,维特根斯坦接替了哲学教授职位,并加入了英国籍。二战爆发,维特根斯坦转入医院做杂工;
1947年,维特根斯坦辞去了剑桥教席,专注哲学写作,同时也接受邀请演讲。
1951年,维特根斯坦因前列腺癌去世,享年62岁。第二部重要著作《哲学研究》,已接近完成,1953年由文本保管者整理出版。
《逻辑哲学论》的尴尬与贡献
争执维特根斯坦是否天才,已经毫无意义。毕竟他的两部重要著作明确地摆在世人面前。剖析著作的内容如何?影响有多大?有多远?厘清这些可能性,应该才是真正的关键。
分析哲学,本就是维特根斯坦承袭G.E.摩尔与罗素的衣钵,最初的概念就是”原子论”。
前文已经给出过判断,作为一种探究事物原理或本质的方法, 分析哲学是与欧陆现象学并行的姊妹篇章。因为就事实现象的意向性透视已经被现象学抢占了先机,剩下可供作研究的对象,也就只有语言与艺术图像了。而这两者于逻辑层面的分析,是基本相通的,所以也就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其时的罗素恰好在数理逻辑研究上甚有心得,于是设定用逻辑直观方法去化约人类的语言(即逻辑原子化),从而去寻找分析事物原理或本质的捷径,这就是分析哲学的成形之因。
解读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个人心得,概括性表达或许只有一句话:如何用逻辑性去分析语言;而对《哲学分析》的解读心得,也还是一句话:如何去建构逻辑性的语言。
是以个人认为,要厘清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的转向,就一定要厘清维特根斯坦所用的方法以及所秉持的思想观念是否也跟着转向?
关此还得从文本展开。
先看《逻辑哲学论》。
文本的行文方法,是分层次的格言式絮语。第一层次,共计七句话:
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
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就是诸事态的存在。
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
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
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也是命题的一般形式。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如果不是天才概念的先入,任何有点知识的读了这七句话,相信都会有”大愚若智”的感觉。
前六句似淌水过河,句句小心翼翼地正确着,到第七句时,似乎来了个突然蹦跳,读了让人莫名其妙。
老实说,初读会有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因为所有关于思想哲学类的书籍与文学作品相较,读来就是绝对枯燥无味,更何况是这类近乎格言的表现形式呢!
所以,要读懂《逻辑哲学论》,只有一条路:那就只有从逻辑分析入手。
因此个人认为罗素所写的导论,对理解《逻辑哲学论》的整体架构还是有相当大的帮助。至于维特根斯坦一再坚持罗素的导论曲解了文本,分歧应该出在导论中的这几个小节:
“……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有些方面还需要大的技术上的发展。特别是数论,像现在这样就只能处理有限的整数 。任何逻辑,除非能够处理无穷数,否则就不能认为是充分的。我觉得在维特根斯坦的体系中,没有任何东西使他不能弥补这个缺限。
比这些较为细节更有趣的是维特根斯坦对待神秘之物的态度,这态度是从他的纯逻辑学说中自然地分化出来的。
根据这一学说,合逻辑的命题是事实的图像(真与假),而且与事实共有某种结构。正是这一共同的结构使它能够成为事实的图像,但是结构本身不能用词语来表达,因为它既是一些词语的结构,也是这些词所指谓的事实结构。
因此包含在语言表达这个观念中的所有东西,必定不能在语言中表达出来。是以在完全确切的意义上说,它们是不可表达的。
依照维特根斯坦这种说法,不可表达的东西似乎就应该包括整个的逻辑和哲学。他曾说:教哲学的正确方法,应当使自己仅限于最大可能的,被清晰性和准确性陈述出来的科学命题。从而把哲学的断言留给学习者,并向他证明,不管他如何断言,它们都是无意义的。
的确,试图采用这种教学方法的人,也许会遭到苏格拉底的命运。但如果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我们就不应被那种恐惧所吓退。
是以,这一点并不是人们不认同维特根斯坦用来支撑其主张的论据,而是在接受他的主张时,常常会产生犹豫。引起犹豫的事实是,维特根斯坦自己却在说出一大堆不能说的东西。这就使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想到:可能有某种通过语言的等级系统或者其它的出路找到逃遁的办法。
例如:关于伦理学的全部论题,被维特根斯坦置于神秘的不可表达的范畴。然而他还是能够传达他的伦理学见解。他自己申辩说:他所称为的神秘之物虽然不能说,但却是可以显示的。
或许这种申辩是恰当的。但是就我而言,却不得不承认这使我产生了某种理智上的不快(《逻辑哲学论》导论,罗素)…..”
到这里个人想说的是:师徒间此类分歧的症结,在于对”哲学”概念的不同理解与认知。
罗素曾对哲学有过相当的定见,在《西方哲学史》的绪论中,他是这样为哲学下定义的:
“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科学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思考;
但又像科学,是诉诸于理性而不诉诸于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科学;一切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
而维特根斯坦眼中的哲学,或许1912年他于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所发表的演讲,能代表他的早期观点:
“哲学就是所有原始的、被假定为真,却未经科学证实的命题。”
这不就是一切不能用逻辑去表达的抽象事物及理念(当然也可以说成是不存有逻辑性的抽象事物或理念),也就是他所说的”不能说的东西”吗?
而在晚期的《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更把哲学说成是:
“哲学只把一切都摆在我们面前,既不作说明也不作推论。——因为一切都一览无遗,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
这就尴尬了!是要怪老师拔苗助长?还是老师本就赶不上天才学生的智慧之趟?老实说还真成了一个吊诡。
《逻辑哲学论》的书名理解,应该是论逻辑与哲学之间的瓜葛。也就说开论之前,哲学是依稀存在的。可到开论结束,哲学就不存在了。这不就等于维特根斯坦用《逻辑哲学论》,完成剔除一切”原始的、被假定为真,却未经科学证实的命题”吗?
事实上,分析哲学从罗素的逻辑原子出发,最初没有消解哲学的意思。只是想透过逻辑性能透析事物本质的特性,从而将逻辑学从哲学之中释出,以期为科学与哲学划一条清晰界限。
这么判断,从罗素后来对哲学定义为”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说法来看(《西方哲学史》出版于1945年),还是站得脚的。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由于维特根斯坦在形而上学方面没有吃透,竟然用一句话彻底将形而上学扫地出门,甚至还要将整个哲学消解。
关此,上面所引的罗素导论中,罗素委蜿地指出维特根斯坦的数论知识”只能处理有限整数”,其实已经点出了问题症结。没有明说的是:在数理逻辑中,数的起点就出自形而上的观念 。如果将形而上学彻底扫地出门,那数理逻辑也成了无根浮萍。如此一来,维特根斯坦”天才”就成了”孟浪”,出了洋相还不知胡底。
事实上后来拉齐姆与他细心沟通的,应该就是皮亚诺算术公理。罗素深知问题症结,但没明说。估计是维特根斯坦的天才个性太强,如果明说,罗素就会收到G.E.摩尔充当秘书还不讨好的同样结果。
看来,”教不严,师之惰”。维特根斯坦的一意孤行,罗素一味的”天才”推举要负很大责任。
到了《哲学研究》时,维特根斯坦更加码似的视哲学为生理”肿瘤”,建议干脆切除算事。
看来师徒间的认知已无从扯平,这就注定了后来的决裂。
《逻辑哲学论》的推出,从今天作为后世的角度切入,应该是毁誉掺半的。贡献在于透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成就了今天的科学语言。
事实上,今天的语文中有句子成份分析之说,告诉我们:主语必须明确,陈述要有的放矢,行文要简洁明了,这样的语言标准出台,就是《逻辑哲学论》的功绩。
而毁誉的,就是消解了哲学,打响了”科学至上”的第一枪。让人难过的是:这一枪还是不明就理的走火冷枪。因为维特根斯坦本身对”现代化”、对”科学主义”没有好感。
关于《逻辑哲学论》文本的细致分析,由于主要在强调认定句子的逻辑成份,这里不妨以第一句为例,按层次剥开,转贴出来说明一下维持根斯坦的方法与用心:
1 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
这是第一层,有人说这是要准备建构语言学中的本体,也就是规范语言的成份对象。这句话的个人理解是:世界的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等于说世界是一种动感存在。
往下分出两枝节,为1.1和1.2。
1.1 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
1.2 世界分解为诸事实。
这两个枝节旨在解释什么是”事情”。”事情”即”事实”的经过。个人理解,所谓”事实”指的就是物与物之间关系。
再往下,1.1下分1.11、1.12、1.13;1.2下分1.21。
1.11 世界为诸事实所规定,因为也只能是全部事实所规定。
1.12 因为事实的总体规定那发生的事情,也规定所有未发生的事情。
1.13 在逻辑空间中的诸事实,就是世界。
这三个枝节旨在解释上一层次中的 “事实”,表明逻辑才是世界的主宰。
1.21 每项事情可以发生或者不发生,其余的一切则仍保持原样。
这个枝节在说明”事情”发生即为”事实”的经过中,只有逻辑才是关键。
……
就不往下转贴了,这种行文方式,老实说还真折腾人,坚持读完《逻辑哲学论》,华发初上都有可能。
事实上,拿对基础哲学的把握和理解来说,罗素与维特根斯坦师徒还真不在一个档次。这里大家不妨看看维特根斯坦自己在《逻辑哲学论》中的说项:
“现代世界观是建立在一种幻觉基础上,所谓的自然法则就是自然现象的解释。
所以当代人们在自然法则面前,就像古代人们站在神和命运面前一般,因为神圣而不敢冒犯。
事实上两者都是正确的,也都是错误的。
但古代人们观点确乎更为清楚,因为他们承认有一个明白的界限;
现代的系统则力求显得似乎一切都已经得到了解释(《逻辑哲学论》6.371-2)。”
注意括号中的编号,是《逻辑哲学论》中的第6.371-2小节。老实说,宁愿相信翻译有误,也不该相信它是”天才”语录。只能用半猜半解的方式去理解:他反对”现代化”。
前文已经述及,分析哲学的起始就是罗素的”逻辑原子论”。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到底有没有达成罗素对分析哲学要求所赋予的”探寻捷径”的使命呢?
于是,吊诡的事情发生了。维特根斯坦用这一堆近乎”废话”的形式,给了分析哲学一个具备经验价值的完美答复。
(待续)
作者投稿
周北方:”上帝已死”到”哲学不存”(下)
—— 廿世纪科学至上的思想性回溯与探源
接中
语言学转向与分析哲学诞生
语言学转向在哲学史上被认定为”分析哲学”真正诞生的标誌。因此从罗素的逻辑原子主张,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以及后来的《哲学分析》,其实都成了分析哲学的奠基。
个人认为,《逻辑哲学论》其实就该只有七句话,前六句无须用枝节次第展开,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思维作判断,那些展开的枝节,完全是一种多余。
这么分析的理据在哪里?那就是前六句已经是理论形式,判定了人类语言逻辑的应然性存在,即有语言发生,就会有逻辑的应然。
而第七句则是用逻辑性方法,判定了不存在语言逻辑的语言现象。
维特根斯坦最终认为,只要消解这些辨不出逻辑现象的语言,语言分析哲学也就大功告成。
然而,不该说的人类真能保持沉默?或许还真保不住沉默,所以维特根斯坦又不得不表示可以显现。但这种呈现却没有意义,因为辨不出逻辑,所以形同废话。
这就等于说:废话也是话,只是没有实质效用。于是主张语言逻辑也就形同变相性推动了科学主义。因为只有关涉科学的语言,才会有绝对的逻辑性表达。这真是人类思想在继康德之后又一次歪打了正着。奈何!
让维特根斯坦甚至罗素冷静下来的,是1931年哥德尔证明并发表了不完备定理。
不完备定理直接冲撞的,最初是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希尔伯特计划”。后来随着知识界对这个定理的普遍理解,也就间接给了罗素及维特根斯坦师徒以实质性的棒喝。
个人之所以要在前段选择性转贴维特根斯坦的个人履历,目的就是要厘清所有事态的时间。
1929年,声名雀起的维特根斯坦重回剑桥。罗素成了他的博士导师,《逻辑哲学论》成了博士论文,维特根斯坦更入了教职。
剑桥啊!剑桥,面包出笼上桌,且已入口。诸事木已成舟。
到底哥德尔定理如何棒喝罗素师徒?不妨转贴一下这两条定理:
定理一:任何自洽的形式系统,只要蕴涵皮亚诺算术公理,就可以于其中构造在体系中不能被证明的真命题,因此通过推理演绎不能得到所有真命题(即体系是不完备的)。
定理二:任何逻辑自洽的形式系统,只要蕴涵皮亚诺算术公理,它就不能用于证明其本身的自洽性。
注意两条定理中都列出的皮亚诺算术公理,它是哥德尔定理证成的关键。如果还有人好奇为何一条算术公理,怎么就隔山打牛似的棒喝了罗素师徒,那么就不得不再转贴一下皮亚诺算术的五项公理:
1、0是自然数;
2、每一个确定的自然数a,都有一个确定的后继数 a’, a’也是自然数;
3、任意自然数 b、C, 当且仅当b等于C时,b的后继数等于C的后继数;
4、0不是任何自然数的后继数;
5、任意关于自然数的命题,如果证明它对自然数0为真,还必须假定它对自然数a为真,这样才可以证明a’也真,那么命题对所有自然数也真。
隔山棒喝的理据在哪里?就在公理第4项。
换一种说法,0就是自然数的”起点”。所以0才不是任何自然数的后继数。如果0不算自然数,那么1就是自然数的起点,所以关于自然数的一切命题,这个”起点”就成了关键。
从算术公理到数理逻辑,当”起点”都必须假定时(即形而上学的方法),逻辑的必然性又要如何去证成?逻辑的必然性无从证成,又要如何用逻辑方法展开语言分析?
这就是时代的吊诡!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如果提早十几年证成,或许《逻辑哲学说》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好才人类文明发展本就是蛇行,不走弯是不可能的。
是以,既然绝对的事物本不存在,用逻辑展开语言分析,的确能够精炼语言?更何况精炼语言,正符合科学时代的需要。任何科技创新、科学实验不都需要精准的文字记录和语言传播?
于是剑桥的头皮,在巨大的时代洪流推送中,也只能一硬到底。
有资料显示:上世纪三十年代,剑桥就成了立 “新维特根斯坦学派”。而与剑桥齐名的牛津,四十年代也有同样的组织成立跟风。
所以不得不承认:由于近现代西方思想去宗教(去神)观念的发展,终使去哲学(去形而上学)也成了可能。是以后现代社会,就成了一个只重实质的拥趸跟风时代。
还记得前文提到的,罗素于《逻辑哲学论》导论中关于”数论”的说法吗?显然罗素是有心理准备的,而”天才”就受不了这种刺激,必须为已成事实的”冒失性忙活”补镬。
个人在维特根斯坦的履历中发现,1938年在继任G.E.摩尔离任的哲学教授职位后,维特根斯坦曾一度申言重写罗素与怀德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原因和最后因何作罢,都没有纪录。
其实申言完全符合天才的个性。之于起心动念却又作罢,那是因为在正视了皮亚诺算术公理,以及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分别在数理及逻辑方面的份量。
个人认为:那段时间,或许正是维特根斯坦沉思向《哲学研究》转变的开始。
事实上1958年出版的《蓝皮书》,由1933年到1935年的教学讲义汇总而成。维特根斯坦对分析哲学的观念转向,可从中窥出端倪。
因此,关于《哲学研究》的撰写,应该起始于1935年后。诚如前述,个人认同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的行为或方法转向。但这种转向是否意味着思想或观念也跟着转向?这就得拿《哲学研究》的文本来说事了。
忠实于个性的天才效应
在解读《哲学研究》之前,坦白一下自己对语言标准的默认:人类从远古走来,生存应该是第一个经久不变的主题。
是以,只要人文概念诞生,人文逻辑链就可能是:语言服务于意识,意识服从于观念,观念生发于价值,价值则必然回归到生存的主题。
写成式子:语言→意识→观念→价值→生存;
但这条逻辑链,并不适应于任何人,而只适应于相对环境下能够独立生存的成年人。
为什么?前文已经表述,因为人类生命是一种代际承续现象。既然是代际承续现象,那就一定会产生代际承续效应。如:婴幼如何生存;
婴幼相对于成人来说语言简单,意识简单,观念单一,价值单一,无自理能力。最低限度的状况下,必须依附母亲。
写成式子:语言→母亲→生存。
此外,还有远古人类不能落单,必然的群居现象应会生发群居效应。
写成式子:语言→意识→观念→价值→我们→生存。
上述三个式子中,如果用分析哲学的逻辑原子方式透析,应该第二个式子中的婴幼语言会最纯粹,表现本质观念的逻辑性最直接,价值真理性也就最强烈。
个人在想,如果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最初能从正视人类生命的代际现象切入,而不是从人类既有的成人语言系统切入,”语言→母亲→生存”这个最纯粹、最直接、最强烈的式子,就会成为分析哲学的当然起点。
如此一来,既避免了形而上学的反制,也能避免一场自己必须否定自己的尴尬。诚然这么一来,罗素要极力推举的天才也就不见了。这真是时也,势也!
不过,维特根斯坦个性的确是率真的。
这不仅仅是表现在他回到曾经任教的乡下,去向那些被他暴力相加的幼童及家长道歉,更表现在学术问题上的自我表态。
不得不说,《哲学研究》从序言的行文语气到内容的行文方式,似乎都让人感觉到《逻辑哲学论》中的锋芒,在这里已经幻化成了雨露或阳光。
“我不希望我的书能使他人省心少做思考,唯愿它能激发一个人自己去思想。 本愿奉献一本好书,结果不曾如愿。可能由我来改善它的时光已经逝去。”
这是《哲学研究》序言的结语。
正文开始,是中世纪大神学家奥古斯汀《忏悔录》中,关于人文起源的设想。请注意”设想”方式的来源,就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实践。
之所以说维特根斯坦忠于个性,是因为他起始受叔本华关于经典逻辑的充足理由律影响,后来又受罗素的逻辑原子影响,从而认定哲学应该被逻辑所消解。而语言分析,只不过这一行为目的所借助的方法而已。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数理逻辑上所出的大事,竟然是逻辑必须依赖形而上学的哲学本质,也就是必须以假设作起点,而后才能展开、有所用武,并存在。这让天才情何以堪?
读《哲学研究》时,个人脑海里冒出的是至今所有发表过研究成果的研究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者们都未曾有过的疑惑:这个天才无知于形而上学,也就说他并没有思想基础,所以严重缺乏哲学的基本常识。所谓天才其实就是罗素伙同G.E.摩尔,两人用异想天开的方式协力,裹挟着三一学院甚至剑桥,然后集体性将其拔苗助长了。
上述判准,当然是有所本的。
一、《哲学研究》文本俨然是在重建形而上学的某种形式与范畴,开篇引用奥古斯汀《忏悔录》中的章节:
“当成年人称呼某个对象,同时并针对这个对象时,旁人的察觉是:会听见声音,他们透过声音来指称辨识(不多引述了,读者真有需要建议去读原文)……”
人是社会性动物,从个体之我走向集体之我们,是生存的必须。个体要如何走向集体?最小的集体是什么?人人可以回想幼年,婴幼与母亲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单音、多音、常见名词、基本概念,简单意识、粗糙方法,这就是婴幼(个体即我)从”母子”这个最小的集体(我们)所承续的经验智慧。
如果问及母亲的经验何来?就只能向上追溯,目标指向生命代际的上一个代次。接着再问呢?起点到底在哪里?形而上学方法是不是必然派上用场?否则又要如何作答?
之于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要摆开一种重建形而上学的架势,个人认定原因可能有两种:
一是序言中他曾声明《哲学研究》得益于拉齐姆及大学教员P. sraffa 对他思想的不间断批评。批评了什么?会不会就是形而上学的建基问题?不得而知。
俗语说”从何处跌倒,就从何处爬起来”。被皮亚诺算术公理棒喝,不就是那个”起点”假设?那么《哲学研究》就集中探讨那个”起点”该如何假设?事实上文本也是这样铺开的。
二是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有所了解,但却没真正弄懂。所以才忽略字词语意的真正源头,而抓住字词语意的经验性延展,作他认为”使用意义”上的”乱棒”上纲。到底有没有揍出他想要的效果,直到《哲学研究》读完,也没见到他有什么总结。
“语言游戏”、 “家族相似”、 “使用意义”,这不都是语音、语义,及概念延展的必然结果吗?
二、远东有句俗语:缺啥补啥。《哲学研究》开篇,维特根斯坦似乎就在用他的方式诠释形而上学,但却整体无视形而上学,也无视了亚里土多德。这就让人有些不解?到底是无视还是无知?罗素等人的拔苗助长难道就只能得到这个结果?而最让人奇怪的,是一众研究者竟无人撕开这层皇帝新衣?
看来个人也只能充当那个无知的惊呼小孩了:维特根斯坦作为天才,可能高傲得不屑去翻读形而上学,也不屑于去了解形而上学、甚至已有的哲学概念,因为他承接罗素等人的衣钵,目的似乎就为消解哲学而来。所以不理会,不接触,也就更不会主动去认知古希腊哲学先知了。
而作为导师的罗素与G.E.摩尔,当然也不会去强行灌输或逼迫他去修习形而上学,否则会阻碍或影响天才的发挥。因为他们、甚至连带三一学院、剑桥,正热切地指望着透过维特根斯坦在分析哲学上的突破,以便在与欧陆现象学的竞争中,为英伦赚个胜场!
三、1953年,《哲学研究》出版。据说很多学界、业界精英人士都在书中撅取了智慧。
为什么会这样?作为维特根斯坦曾经的导师罗素表示相当困惑。要是今天罗素还在,或许个人还真能为他从学界和业界,作一个两方面具足的释疑。
前文已经述及,自启蒙运动以降,方思想可谓一路去神。拿学界来说,从慢待信仰,到淡泊宗教。既然已经喊出”上帝已死”,那还计较什么形而上学?
再说英伦学界,早在维特根斯坦入职剑桥不久后的三十年代,剑桥便诞生了”新维特根斯坦”学派,而牛津的这个学派成立较迟,却也仅延至四十年代。这样的社会环境,谁能挡得住向天才取经的脚步?
而业界就更不在话下。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后现代主义风潮劲吹之际,只要精英一声吼,跟风之气就会蔚然成潮。
19世纪到20世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迈动的是科学理性的脚步。尽管教堂的巍峨仍在,但人们心中对神的信仰早已疏淡。殊知神的存在正是形而上的概念起点,生命是一种代际承续现象。任何观念、技术,只要一代人主动放弃,断代就有了机率,失传就会成为可能。而与相悖的则是,任何一种无感的文化现象,只要政治力强势持续推动,几十年后也就成了强势文化。
四、罗素对《哲学研究》的奇怪表态,是不是一种形式巧妙的切割?个人认为,大家有必要读读这个表态,作为天才的始作俑者,到底是不是选择了跳船?
“我没有从《哲学研究》中发现任何有趣的东西,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整个学界都在其书页中找到了智慧。就心理学而言这是令人惊讶的。
早年的维特根斯坦是个带着激情思考的人,他深切知晓那些我们认同的难题,并表现出(至少是我认为的)真正的哲学天才。但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却相反,他似乎厌倦了严肃思考,并发展学说来使这类思考变得不再必要。我无法相信具备懒惰后果的这种学说为真理。
不过我也意识到,我对此学说存在偏见,因为假如它为真理,那么哲学,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有助于词典编撰;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只能作为饮茶时的闲谈。”
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跳船情份相当浓厚。甚至让人想到远东观当代文化中的”卖拐”!
对《哲学研究》的批判,始终呈现褒贬两极。个人认为,褒者绝大多数都在跟风。
仔细分析,跟风的现象还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跟《逻辑哲学论》的余势之风;
第二类是跟时代之风;
第三类是跟天才效应之风;
别看思想界人人知识满溢,实则嗅觉触须全开,多是生物一类。
而贬者也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从维护哲学存在出发,从而与《哲学研究》主张唱反调;
第二类是一贬到底的,认为《哲学研究》根本上摧毁了日常语言规则,有天才着魔的味道存在。
第三类则是个人认为的建构逻辑语言的形而上方法是荒谬的,因为语词的用意的延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规律,无须再用逻辑方式去作划一。
《哲学研究》的文本不作展开了,不过个人还想补上一句:”如何用逻辑性去分析语言”是可取的;而”如何去建构逻辑性的语言”则大可不必。
其中的道理就是:赶鸭子上架,别硬来。
人文逻辑与语言逻辑
有一种事务,一经发生就没完没了,这种事务叫人文。
人文的起始应该十分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能去假设:单音节呼唤?
然而从简单向复杂发展,我们人人都有过经验。是以人文的发生与发展,似乎就隐含着逻辑现象?
与人文相对的,是人生。
人生的起点可以说是人人经历的实在,从生理需要而生发的需求指令,最初形式当然有可能是肢体动作,而后才是声音,再后才可能是复杂的语言。这又是不是一种隐然的逻辑现象?
如果是,那么人生逻辑与人文逻辑汇流之后,又会是一种怎样的逻辑观象?
只要我们潜心去思考,就不难发现其中蕴涵着同向规律,这个规律指向哪里?答案是生存,也就是在生理机体正常的状态下,”我”要活着。
于是最后统筹人文及人生逻辑规律的,就并不是维特根斯坦于《逻辑哲学论》中所揭示的关系,而是在关系之上,还有一种关乎生存的东西,我们且称之为价值。
也就说一切与人文有关的逻辑关系,会必然服从那个价值!
然而,关于生存的价值又能否诠释人文的全部呢?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人类的生命接续是一种绝对的代际现象,逻辑规律只剩遵从,否则人文就会绝续。
如此一来,人文便有了两大不可悖逆的价值基础:生存与永续。
此外确乎还有一种为因应生存、永续而派生出来的第三种价值, 其生发于诸如简单向复杂的过渡现象,也可认定为生命属性,如趋向好奇、满足欲望、欣然美感等,它是生命活力的来源,可统称为发展。
于是真正的人文逻辑就应该统辖在这三大价值基础之下,应该如何排序,由于生命的承续现象,发展都得居中,以瞻前顾后。
由此可见,人文便隐然遵循着一个三角式的稳定价值体系,人文逻辑就只能在这个隐然稳定的价值系统中作用。
而维特根斯坦所揭橥的逻辑现象,显然仅就发展说事,破坏了三角价值的稳定平衡。无论是发展、生存、永续,还是发展、永续、生存,都无须了膽前,科技当然也就突飞猛进。是以,今天的人类危机谁来担责?思想鼓动者难道不应该首当其冲?
如果从成熟的智慧出发,在永续的前提下求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求生存,会是一种理想的格局。而较为平庸的抉择,会出现生存、发展、永续的格局。
话说人文”涌现”是可以透过政治的决策力量去平衡的。
如果现在来分析思想助推”科学主义”的进程,在罗素的逻辑原子时期只是苗头的涌现;到维特根斯坦现象时,最多也只是天才精炼语言的效应。如果当时人类的必然政治(即代表”我们”的力量),能够明智地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灾难性后果,社会进程与人类命运的最后屏障作用也就能显现,或许科技的脚步会慢,但也不致让人类的生存、永续成为话题。
无如当时全球政治力纷扰,正在力争千秋之际,不但没有平衡,为了力求压制对手,各方还反向诉求科学。呜呼!时也,势也。
这里或许有人又要拿维特根斯坦反”科学主义 “来说事,作为思想家歪打了正着,难道见事不明就不是责任?
常言说:时势造英雄。个人却感叹:时势也会造天才。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确乎在成就科学性语言上有影响,但如此舍本逐末的逻辑性追逐,似要陷入类的永续与生存于危险境地,那就不仅仅是时代的悲哀,更是人文的悲哀!
再说,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而语词意义的延展同样遵循这一规律。是以,就维特根斯坦所揭橥的几个构建语言的方法而言,无论是”语言游戏”、”家族相似”、还是”使用意义”,无不包含在约定俗成的范筹之内。
“我们”的圈子有多大,语言的延展性就会有多宽。否则即便是驯奴或吆喝牲口,延展的收效性也会极其有限。
美国现当代逻辑学家、哲学家克里普克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会摧毁日常语言所遵循的规则。
个人认为:摧毁倒不会,但今天社交媒体上普遍出现的网络”火星文”,是否为《哲学研究》影响的结果,确乎可供有心人士去展开研究。
痛犹在,人类是否能够惊醒
《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如何定位,有三段比喻式的设定:
一、哲学的本质是非教条式的治疗;
二、哲学的问题形式是我不知道出路在何方?
三、哲学的目标是给捕蝇瓶中的苍蝇指明途径。
读完这一组设定,或许就知道维特根斯坦接受拉姆齐怎样的批评了。
个人特别好奇去翻看了有关拉姆齐的介绍,发现以拉姆齐命名的各项理论竟达十几项之多。而让人唏嘘的是,他才有26岁生命。
这不由得让人惊呼:这才是真正的天才!罗素一干人等,情何以堪?
评论界至今认定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有了巨大改变,理论界甚至还将他的这种转向,视为语言学转向的理论源头。
诚如前文个人所述,行为的转变到底是否能预示思想、观念的转变?如果思想、观念没变,那不又将成就下一个歪打正着?
而事实上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维特根思坦的思想观念变了吗?尽管这其间还发生过1946年的拨火棍事件,可天才还是天才。
个人负责任地判定:维特根斯坦前期与后期的思想观念完全没变,变的只是他从拉姆齐那里所接受的对数理逻辑的认识。
所以他要建构语词的形而上学概念,至于他对哲学的态度,从《逻辑哲学论》的不可说,到《哲学研究》的嘲弄和调侃,不但没变,反而更形加强了。
是以,个人想说的是:时代的今天,如果哲学已死,思想界应该思考的是:是否还能重建?还能不能重建?有没有必要重建?
如果哲学未亡,思想界要不要在痛的过程中对哲学之痛展开思考:还能不能这么痛下去?这么痛又还能痛多久?哲学家是否该有如应验般展开对哲学的”治疗”?
吊诡的天才事件已经发生,维特根斯坦也只是整个哲学消亡事件中的一个注脚而已。
是以,比检讨维特根斯坦、检讨《逻辑哲学论》、检讨《哲学研究》、甚至检讨启蒙运动、以及检讨启蒙运动后的近现代思想,更急切,也更关键的是,必须检讨科学主义的科学理性至上观:不能只认发展而无视人类的永续与生存,否则人文与人类就只剩预判终点了。
让我们从逻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人文价值的稳定三角:永续、发展、生存。
其中永续是生存起点,也生存的终极目标。如果生存是必然,则永续就成了必然中的必然。而发展只是永续与生存的派生,属应然。由此可见,从逻辑概念的结构性来分析:永续超验的,生存上先验的,只有发展才是经验的。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一阵两百年余的骚动,模糊了人文逻辑的主次,在独遵科学主义发展逻辑的观念主导下,人类已几近走到了自戕的地步。再不悬崖勒马,未来恐怕就真没有未来了。
结语:资本与人性的最终对话
“如果科技发达到真能让人不死的时候,那时候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用逻辑去分析这个命题,可能会得出的两个答案:
一、无死则无生,由于无须去执着生存与永续,形同人文中的稳定价值三角,只剩发展一极。等同人类被彻底异化,那么人间将注定会是一个魔界;
二、无死而有生,同样无须去执着生存与永续,形同人文中的稳定价值三角,同样只剩发展一极。人类未来相比于无死则无生,则会更加糟糕。为什么?因为只有生,却无死,由于人口的无限增长,人类被异化的脚步自然会更快,也更加剧烈,魔境也会更加迅速地到来。
当科学只能推导出普遍的事实真相,而普遍的事实真相,却并非真正人文价值的时候,人类唯科学是从的脚步(发展),也就成了舍本逐末。只有将科学的事实真相(发展),透过”永续与生存”的分析,真正上升到人文的必然价值,才能真正成为人类的福音。
因此,科学作为真理的时代必须被修正甚至被颠覆,否则人类的厄运就避无可避。
是以,”科学不能万能”就等同了”人不能万能”,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一旦科学成为万能,哲学消亡的同时,人类与人文也走到了尽头。
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其实就是同一个诉诸”科学至上主义”的不同时期,从”上帝已死”到”哲学不存”,作为符号恰好能代表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人文主张与面相。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将西方思想发展大体性分为三个时期。即神学→哲学→科学的不同阶段。当”上帝已死”, 是否就宣告了神学的最终没落?而 “哲学不存”又是否同样宣告了哲学的消亡?那么人间思想不就只剩唯科学是从?
事实上,这个节奏就是现代到后现代社会的人文真相,”科学至上”作为一种主义的形式,就是这样炼成的。尼采与维特根斯坦无疑就成了阶段性递进发展中的两大旗手,而康德则是”当仁不让”的祖师爷与总导师。
诚然到目前为止,这个判准也仅仅只是个人的批评主张。然而”科学至上”这个后现代社会的表象背后,到底又存在怎样的内涵实质,就成了另一个话题。
如果”资本已经统筹了一切”,那么个人认为:从生命代际效应出发,人类属性将成为资本挑战的最后堡垒。一代人的人性异化,并不等于人类属性的整体异化;一代人的享受与贪婪,并不等于人类属性中就只剩享受与贪婪。
因此科学与科技,能不能造化出”生命不死”,将成为资本的最后意志与信念。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资本已经统筹了一切”属实,那么资本的意志与信念,显然就与普通人无关,人类之中一种隐形的对立正在发生,或者说已经发生。
果真如此,那么这里对人文所有能问的问题,也就仅剩下面这三个:
你自认为属于人类吗?
资本集团与你有关系吗?
面对最后的人性异化,你是驯服还是觉醒?
(全文完)
2023年9月于曼谷
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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