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社交账号登录。或禅世界会员登录。【论坛使用帮助】 |
Notifications
Clear all
Topic starter
31/01/2020 6:39 下午
武汉封城与极端政治
国国政治最大问题是政治社会生态的长期失衡，是极端政治，这一点，震惊世界的武汉封城，可能是最新佐证。
迫于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来势凶猛的压力，1月23日凌晨两点，武汉官方突然颁发封城令。随即，封城模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扩展。不到两天时间，湖北已有13城封城。这实际上已经不止封城，而是几乎整个湖北封省。
虽然国国网络上似乎很多人认可封城的必要性，尤其时逢春节这一出行高峰期，但也有不少质疑和抨击。此举在国际专家当中颇具争议，世卫组织第一时间发声。其驻国国代表高力(Gauden Galea)在采访中称：“据我所知，试图封闭一个1100万人口的城市是科学上的新课题。这样的公共卫生措施前所未有，所以在现阶段，会不会奏效还很难说。”其审慎显而易见。
其实，争议不仅在于应不应该封城，更在于如果万不得已封城，到底应该怎样封城。且从事理和法理两个层面展开讨论。
武汉封城，官方当然要为自己辩护。从事理层面考察，封城的积极效应尚难断言，封城的严重后果确已渐露冰山一角。后果之一，是因封城导致的公众心理的巨大恐慌。
恐慌首先表现为疯狂抢购。各大超市封城当天早上刚开门，市民即蜂拥而进。因供不应求，各类日用品和蔬菜价格扶摇直上，多家超市的货架上变得空空如也。数天后，才大致恢复供应。
恐慌还表现为各大医院防护物资之极度短缺，甚至连口罩都供不应求。国国的大医院都是公立医院，按其行政级别，或归属地方卫健委，或归属国家卫建委，由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全力保障供给。但显然，封城之后，无论哪级政府都失去了保障能力。情况又十万火急。从来只会体制内生存、对政府惟命是从的十几家公立医院，不得已越过政府，集体向社会呼救，请求紧急捐助。这在1949年以来的国国公共卫生历史上可说闻所未闻。更令人忧心的是，虽有海内外热心人士群起响应，源源不断的捐赠物资却因物流原因难以抵达武汉。有求有供，就是无法解决肠梗阻，可见指挥调度之混乱。
恐慌还表现为武汉难民的流离失所。据武汉市长周先旺所称，受疫情和春节影响，总计500多万人离开了武汉。其中，仅23日上午10点封城前，当天经由高铁外逃的民众即达30万之巨。他们实际上已成难民。但对规模如此巨大的难民，无论流出地的武汉市政府，还是流入地的各地方政府，并未彼此协调和出台任何系统安置方案。流出地的武汉市政府放任不管，流入地的地方政府大多强制驱赶。这一方面对各地疫情防控确实构成极大威胁；另一方面，各地粗暴执法，难民权利难以保障。因遭驱赶流离失所的武汉难民不乏其人。周先旺后来接受央视记者专访被问到这一问题，却仅对各地政府驱赶之举表示理解，对被驱赶的武汉难民的危急状态及权益则不置一词。
以上诸端，皆系粗暴封城之逻辑必然。对封城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没有评估，没有精心准备相应预案，没有可操作的配套措施，只求把武汉市民尽可能封在武汉市内了事。封城之后，问题一个个踢爆，他们才事后诸葛亮般有所意识，但其被动和局部应对无不捉襟见肘。比如，在封城令的前一天晚上，政府下令市民出门必须戴口罩，不戴口罩出门即属违法，却迄今无法解决口罩供给问题，所有店面口罩一直断档。
至于封城的法律程序，更无从说起。按理，如此规模的封城，非到紧急状态不可为。而是否紧急状态，不是任何人、任何组织可以拍脑袋说了算的，必须依据法律。也就是说，法无授权不可封城。虽然国国没有《紧急状态法》，但并非完全无法可依。有两部性质接近的法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两部法律均规定，无论宣布戒严，还是宣布紧急状态，权限均在中央政府。武汉继23号封城，26号又禁止私车通行（车主以交管部门的短信通知为准）。所有公私聚会、所有公共活动一概强制取消。可见武汉事实上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却并非中央政府的公开决定，仅仅武汉市政府一纸命令。这么做哪怕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无论如何，法理肯定不足，法律程序上经不起追问。
概而言之，笔者并不否认极端情况下断然封城的必要性。但封城不仅需要决断力，更需要审慎。审慎不仅表现于对时间点的精确把握，对封城范围和封城力度的精确把握，更表现于对封城后各种可能走向的精确评估，对封城后维护城市秩序所需、广大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精确评估，以及建立于这种精确评估基础上的周密预案。这一切都应在封城前完成，随同封城令一同发布，给市民一颗定心丸。
但封城后的事态表明，这一切都谈不上。今天当局对武汉封城的辩解，主要基于疫情汹猛扩散，可能殃及全国甚至全世界。但武汉封城无论政治上如何正确，都不能否认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封城之争不应陷于非黑即白的泥沼，要么封要么不封。更重要的是如何封城。
封城之仓促草率，之毫无章法，不容争辩。也就难怪对国国政府向来极恭敬的世卫组织，也对武汉封城颇为罕见地持审慎评价。但如此极端之举，放在国国语境下，却毫不奇怪，完全符合体制逻辑。
事实上，如此极端之举，远非第一次。封城之前，当政者对疫情扩散已极端不作为，精力主要用于维稳：讨论疫情的医生被约谈，披露疫情的网民遭传唤。武汉的科学家1月初就已检出病毒的基因组序列，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这一突破性进展为疫情防控赢得宝贵时间，却被锁进保险柜。截止1月11日发布第四次疫情通报前，武汉有长达五天的空窗期没有任何通报发布。1月11日之后，又撞上地方年度“两会”，省市两级政府重心全在“两会”，疫情无人问津。以至“两会”期间所谓疫情通报，新增病例一概归零。报纸上更是一派歌舞升平。武汉市民难以知情，无从防范。疫情防控黄金期就这样因当政者轻忽而坐失。1月20日人传人真相不得不披露之后，又反应过度，动作过于猛烈和夸张，对社会形成强刺激；尤其对致命性可能较低、轻者可自愈远远没讲清楚，导致全民性的过度恐慌，形成普遍的次生灾害。
当政者在武汉疫情防控上的荒腔走板，可说是这种两极震荡的经典案例。一方面极度任性和自恋，拒绝任何制约；一方面对现代治理极度无知和排斥，迷信土方治国。此类极端心态主导下，不可能有平衡感和分寸感，不可能有中道理性及生态均衡的现代政治。不趋向这个极端，就趋向那个极端，两极震荡就成为常态，必待其元气耗尽、资源耗尽、惯性耗尽，才有望终止。但这时，整个社会已为之付出惨重代价。
何以解忧？唯待宪政民主，才能保障国国民众的信息透明和官方问责的基本权利。
邓小平生前说过，像“文革”那样的极端事件，英美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同理，毫无预案、不计代价、粗糙粗暴的武汉封城，宪政民主国家也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宪政民主核心要素即为限权，尤其是分权制衡。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始能达成多元平衡，多元平衡的政治社会生态之下，才有中道理性的可能，各种极端才会逐渐失去市场，社会才可能走出两极震荡的恶性循环。尤其是言论自由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对枉法滥权之举问责的权利才有切实保障。这才是杜绝人祸尤其杜绝官祸的对症良药。历史和现实皆有力印证。
Topic starter
31/01/2020 6:48 下午
疫情蔓延，世界为国国的独裁统治付出代价
国国的领导人有时看起来像是三米多高的巨人，主持着一个庞大的政治和经济体，他们的国家能以每周创办一所大学的速度扩大高等教育，在最近三年里用掉的水泥比美国整个20世纪用量还多。
特朗普总统一直称赞国国国家主席领导人是“了不起的领导人”，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说领导人“不是独裁者”。但我们现在看到了领导人的威权主义模式给国国、乃至世界带来的危险。
从去年12月1日起，武汉市已知最早的冠状病毒感染开始表现出症状，12月下旬，武汉的医疗圈子里开始有人发出警告。那本该是当局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刻。
他们确实采取了果断行动——不是针对病毒，而是针对那些试图引起人们注意这个公共卫生威胁的检举人。一名在微信群里提了病毒的医生已受到中共的处分，并被迫承认错误。武汉警方通报约谈了八名一线医生，因他们传播有关流行病的“未经核实的信息”，对他们进行了“教育、批评”。其实，领导人应该听这些医生的话，而不是惩罚他们。
12月31日，国国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却把本国公民蒙在鼓里；就在其他国家报告出现感染病例时，国国却假装已经将疫情控制在了武汉。国国人还开冷玩笑说，这个病毒“爱国”，只感染外国人。
武汉市长说，他直到本月下旬才获准公开说病毒的事。而在那之前，人们一直在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进出武汉。
政府最终于1月23日下令封城，等于是将武汉所有的人隔离了。但据市长说，封城之前，已有500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
政府在初期对疫情的掩盖，一定程度上导致医院没能储备物资，现已出现检测盒、口罩和防护装备的严重短缺。一些医生不得不用塑料文件夹自制护目镜。
疫情在早期被掩盖的一个原因是，领导人领导下的国国系统性地摧毁了新闻、社交媒体、非政府组织、法律业者以及其他可能问责的人和机构。这些机构在国国本来就不是很强大，但在领导人上台之前，政府偶尔会表现出对它们的容耐。
从2003年开始，我做了一系列中文博客的尝试，有时会意外地发现居然没被审查，但现在已经不行了。在公民社会方面，领导人已让国国后退了一大截，熄灭了几乎所有的自由和监督的希望。
领导人治下日益威权的国国在应对冠状病毒暴发上笨手笨脚，而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没能妥善处理2018年开始的猪瘟病毒，导致国国养猪产业遭受灭顶之灾，扑杀了接近全球总量四分之一的猪只。
独裁者常常做出糟糕的决定，因为他们得不到准确的信息：你压制独立的声音时，你只会从周围的人那里得到奉承和好消息。有国国高官跟我说过，他们与地方官员见面时经常听不到实话，他们需要派司机和秘书去寻找真相，判断真实的民情。
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领导人已经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他错误地处理并激化了香港的政治危机，他无意中确保了他不喜欢的人连任台湾总统，在他的领导下，国国与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
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蔓延到国国最西部的新疆地区，一个风险是病毒将在拘禁营中传播，国国在拘禁营中关押着约100万穆斯林，营中的卫生和医疗条件都很差。
病毒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挑战，要恰当指出的是，国国在预防麻疹方面比美国做得好。国国还有其他值得赞扬的地方，比如今天在北京出生的婴儿有比在华盛顿特区出生的婴儿更长的预期寿命；更广泛地说，美国有些贫困县的新生儿预期寿命比柬埔寨或孟加拉国的还短，美国没有资格在公共卫生问题上对他国指手画脚。
但是，尽管需要保持点谦虚，还是让我们摈弃某些美国人对领导人那种专制模式的盲目崇拜吧。
国国的社会契约一直是，公民虽然没有投票权，但他们会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但国国的经济现在已是过去30年来最疲弱的——新型冠状病毒将进一步削弱经济增长。领导人没有履行这个契约中他那边的承诺，尽管审查员们尽了最大努力，这仍可以从国国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愤怒情绪中看出来。
我不知道领导人是否会因他的执政失误而遭到政治麻烦，但他应该承担责任。他是个顾盼自雄的独裁者，而这次，病毒暴发正在让一些国民付出代价。
【声明】：禅世界论坛尊重言论自由，任何人可讨论佛法、政经、生活和科技等话题。言论发表前请根据常识和法规自审。论坛管理员和版主有权删除任何不当内容。使用本论坛即表示接受【禅世界论坛规则】。【论坛使用帮助】。 【禅世界免责声明】。
【Chanworld.org】2017.06.06-2021.04.30-2025.04.10-MG-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