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配、权利与治理上重构文明国家的第一性原则

田培炎在《人民日报》上的长文《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七大生命力》，是一篇典型的当代意识形态宣言。它以一种系统完备的修辞结构，把马克思主义重新包装为一种“生命力理论”——既是历史规律的延续，也是现实合法性的论证。文章从“天然的亲和力”“深远的预见力”“强大的解释力”“持久的创造力”“彻底的批判力”“强劲的吸纳力”“非凡的锻造力”七个维度展开，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衰老，反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续写中获得了新生。这种系统化表达确实具有感染力，也能在理论形式上自洽，但它同时暴露出一个更深的矛盾——当一个理论被赋予“永生”的地位时，它就失去了被检验的可能。

如果我们以文明国家的第一性原则来重新检视这篇文章——即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以和平手段积累财富，并将之用于全体国民，使其过上平等、健康、幸福的生活——那么“七大生命力”的逻辑体系就会显出裂缝。因为它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混淆了三重逻辑：革命与建设的逻辑、权力与权利的逻辑、财富与分配的逻辑。田培炎的文章几乎完全站在“历史必然”与“政治正确”的高地，却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悖论：黑格尔的历史规律说、费尔巴哈的物质基础观与李嘉图的财富经济学三者在哲学上并非无缝衔接，而是一种被拼合的体系。这种拼合在法理层面制造了一个巨大张力——即马克主义的国家理论，无法在和平积累与公民平等的目标之下获得正当性。所谓“七大生命力”隐含着七大悖论。“七大生命力”在在革命与建设的逻辑、权力与权利的逻辑、财富与分配的逻辑存在严重的自我矛盾。

一，七大生命力的七大悖论

1，从“人民立场”到“统治合法性”的转译。田培炎称马克思主义“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并以此论证其“天然的亲和力”。但问题在于：人民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究竟是政治主体还是理论对象？马克思所说的“人民”，是阶级斗争中的历史力量，是推翻旧制度的发动者；而在国家治理语境中，人民又成为被管理、被教育、被代表的对象。这种转译导致了“人民主权”的虚化。在现实政治结构中，权力的集中往往以“代表人民”为名进行合法化。国家被解释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党被视为历史必然性的体现，结果，“人民”变成了被引用的修辞，而非决策的源头。亲和力不再是一种互为主体的政治伦理，而是合法性工程的一部分。权力与民意之间的距离被理论化掩盖，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警告的那样：“国家并非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社会的产物。”然而在现实运作中，国家常常自我神圣化，把人民置于被代表的位置。

2，历史必然性的神话与制度选择的丧失。田培炎在“深远的预见力”部分，重新唤起黑格尔式的历史必然论。他强调“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援引马克思的“两个必然”“两个决不会”，把历史进程视为从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铁律。然而，这种以“必然性”取代“目的性”的历史观，恰恰削弱了国家的自主选择能力。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理性自我实现的过程”；马克思继承并改写了这一定义，把理性改写为“生产关系的演变规律”。问题在于，一旦历史被理解为“规律”的展开，人的自由意志与国家的路径选择就被压缩到最小。这种思维在20世纪被证明极具风险——从苏联到东欧，从中国的大跃进到文化革命，历史“必然性”的信念一次次成为灾难的理论源头。而国家真正的理性，应当是一种“选择理性”：在多元的路径中选择最有利于人民福祉的方向。历史不是铁轨，而是道路；国家不能被锁入一个自证循环的体系中。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恰恰是突破了历史决定论的结果。以第一性原则来衡量，任何“预见力”的合法性，都必须以现实民生的改善作为最终检验，而非以理论自洽为目的。

3，解释力的陷阱：当理论成为闭环。马克思主义自诩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能揭示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和危机机制。但田培炎的论述中，这种解释力被推到了一个极端——仿佛一切社会现象都可以被“马克思主义地”解释。正是在这种“解释一切”的姿态中，理论陷入了封闭。从哲学上讲，马克思的解释框架建立在三重前提之上：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前二者提供了方法论，后一者提供了经济学基础。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财富的来源在于劳动与土地的结合，资本积累应以效率和比较优势为导向。他的核心关切是如何使社会总财富增长最大化。但马克思继承李嘉图时，做了根本性改造——他把“财富增长”改写为“剩余价值剥削”。在《资本论》中，财富不再是积累的过程，而是剥削的体现。于是经济学的“正向积累逻辑”被转化为“负向革命逻辑”。这种转化，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天生带有反市场、反竞争、反交换的潜台词。李嘉图关心的是效率与分配的平衡，而马克思关心的是所有权的颠覆与权力的再分配。这种逻辑进入国家制度设计时，就容易出现一个根本性错位：国家被视为“矫正历史不公”的革命机器，而不是“积累与分配的协调者”。解释力越强，越容易成为意识形态的单向工具。它解释了世界，却难以解释自身。

4，创造力的幻象与制度的惰性。田培炎称马克思主义具有“持久的创造力”，因为它“源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但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创造力并非源自自下而上的思想碰撞，而是由上而下的理论生产。理论“创新”往往意味着“权威更新”，而非范式更新。从制度设计角度看，真正的创造力必须依托“纠错机制”——即允许错误、保护异议、容忍多元。若思想创新被纳入宣传与安全体系的框架之内，其结果往往是：理论语言越来越宏大，但与现实越来越脱节。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力之所以在十九世纪充满活力，是因为它身处开放的思想市场；当它成为国家的官方信条后，它的创造力就转化为制度惯性。以第一性原则衡量，一个真正具有创造力的国家，必须保障思想市场的自由流动，而非依赖理论的垄断解释。理论若要持续创新，就必须退回到法理框架之下：思想自由、学术自治、政治多元——这些才是创造力的真正制度条件。

5，批判的疆界与自我免疫机制。“彻底的批判力”是田培炎所列的第五种生命力。他将批判视为马克思主义得以自我更新的源泉，称习近平思想继承了这种“敢于斗争”的精神。然而在现实政治中，批判的对象往往被选择性地设定。批判外部敌人被鼓励，批判内部结构则被视为破坏稳定。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原本以“揭露权力”为使命，而当它成为权力自身的意识形态时，这种精神便被消解。批判变成自我表演，成为体制维护的仪式。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指出的：“当批判被制度化，它就失去了锋芒。”在这种环境中，理论家不再承担揭露现实矛盾的功能，而是通过理论生产为现有秩序提供合法性。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应当在法理上保障批判的合法性：新闻自由、学术独立、司法中立——这才是批判力的社会结构，而非政治口号。

6，吸纳与控制的双轨悖论。“强劲的吸纳力”被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开放包容的证明。田培炎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如何吸收古典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成果，以此类比当下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兼容并包”。然而，理论的吸纳必须有边界条件——开放与控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现实中，思想吸纳往往被限制在“可被整合的范围”内：外来理论可以被引用、被改写、被融合，但不能被颠覆性地采用。这种“安全吸纳”是一种策略性的包容：吸收的目的不是拓宽视野，而是加固体系。于是，“吸纳”成为权力话语的再生产——一种控制之下的开放。真正的吸纳力，应当建立在法治与学术自治之上，而非权力授权之下。只有当国家放弃对思想市场的垄断，才可能形成真正的开放体系。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实践中难以实现的。

7，整体性的幻觉与多样性的消解。田培炎的最后一项“非凡的锻造力”，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体性理论”的高度。整体性在哲学上是诱人的——它意味着系统性、秩序与统一。但在政治上，它往往意味着排他与封闭。一旦理论自称“整体”，其他思想就被视为“片面”。这种排他性在国家治理中体现为对异议的压制，对多元路径的否认，对制度实验的防范。整体性理论可以指导历史叙述，却无法指导复杂社会。社会的多样性、区域差异、文化多元性，都无法被单一逻辑包容。真正成熟的国家理论，应该允许局部自治、制度多样化、思想并存，而不是把理论的统一当作政治稳定的前提。

二，从七重悖论到国家法理的重构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七大生命力》虽然以系统的形式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却在逻辑上掩盖了革命理论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张力。从法理角度看，这种张力表现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革命合法性与治理合法性的断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逻辑是以革命为起点的，它需要敌人、需要斗争、需要否定旧世界。但国家的法理基础应建立在和平契约之上——即社会各阶层之间通过法治实现利益平衡与权利保障。当革命逻辑被延续为治理逻辑，国家就会陷入“永恒革命”的循环：敌人永远存在，秩序永远不稳，权力永远有理由扩张。

第二层面，物质积累逻辑与分配正义逻辑的冲突。李嘉图强调，财富增长的真正目的，是提高社会整体福利，而非少数人的资本积累。他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国家间与阶层间通过交换提高整体效率。而马克思把这种效率视为剥削机制，从而将“积累”视为“异化”。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配问题上缺乏可操作性：它能批判财富的不公，却无法设计财富的分配机制。国家若要回到第一性原则，必须在法理上明确：财富积累的正当性来自其分配的公正性。换言之，积累不应成为统治工具，而应是公民共享机制。只有当分配正义被制度化——通过累进税制、公共财政、社会福利体系等——国家的经济发展才具备道德正当性。

第三层面，权力集中逻辑与权利保障逻辑的冲突。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中统一的政治意志，以“无产阶级专政”来确保转型效率。然而这种专政逻辑在现代国家法理中已经过时。国家的稳定来自权力制衡，而非意志统一。若缺乏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权力容易滑向垄断。真正的法治国家必须通过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而非以“阶级代表性”替代制度约束。

要破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悖论，必须回到政治哲学的起点——国家为何存在？国家存在的首要目的，不是革命，也不是意识形态的统一，而是让人民过上平等、健康、幸福的生活。国家的正当性来自“和平积累与公平分配”的能力，而非历史叙事的延续。

第一，重构国家正当性解释。国家合法性不能仅依赖“历史正确性”，而应基于“目的性正当性”与“契约正当性”。前者强调国家存在的目的是否服务于公民福祉；后者强调制度运行是否经过社会共识与法律授权。第二，制度化的权力制衡。权力不是革命成果，而是社会委托。国家必须建立垂直制衡与地方自治机制，以防止权力吞噬社会财富。真正的强国不是权力集中，而是权力受限。第三，分配正义的法治化。财富增长若不能通过制度性渠道惠及全体人民，就会反噬社会结构。国家应建立以税制、财政与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再分配体系，让财富回流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质，而非口号。第四，理论创新的自由保障。理论若要有生命力，必须脱离权力的庇护。思想自由不是威胁，而是制度活力的源泉。马克思主义若真要自称“科学理论”，就必须允许被质疑、被反驳、被超越。第五，多元文明的制度兼容。国家不应以任何理论为终极真理，而应以开放、多元、法治作为制度基石。只有当不同思想、文化、制度路径能够共存竞争，国家的前进方向才不会被单一意识形态绑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角色无法否认。它曾为民族解放、社会动员、工业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但当革命进入和平时代，其逻辑若不被法理重塑，便会成为历史负担。革命逻辑强调斗争与否定，法理逻辑强调契约与共存；前者制造对立，后者生成秩序。革命或许曾创造国家，但唯有法理才能拯救国家。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问题意识，却未能提供法理解答。真正的现代文明国家，必须在法治、权利、分配与治理的交叉点上，按照让国民过上平等、健康、幸福的生活的第一性原则建立和建设国家。今天，当国家重新面对两极分化、财富集中、社会信任削弱的现实时，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自我神话，而在于制度能否回到文明国家的第一性原则——用和平的手段积累财富，并把它用在国民身上，让国民过上平等、健康、幸福的生活。

附：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七大生命力

田培炎

2025年09月12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大本大源，并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对于坚定理论自信，更好学习贯彻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天然的亲和力

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以彻底解放全人类为最高理想，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鼓与呼，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深受人民喜爱，深得人民认同，广为人民拥有，因而具有天然的亲和力。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民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认为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推动者，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获得解放的条件和途径，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设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声明自己理论的人民立场。这一立场贯穿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始终，从未有过丝毫含糊、动摇、偏离。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一立场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体现得更加鲜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民充满深厚感情。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就犀利抨击普鲁士政府的专制统治，为家乡农民拥有捡拾枯枝败叶的生存权辩护，抨击莱茵省议会通过立法将捡拾枯枝败叶的行为定为盗窃罪，认为这是最大的不法。在移居巴黎期间，通过同工人的实际接触，感受到了工人身上具有的高尚品格，马克思说：“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结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工人有过同样的赞美，认为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他们和蔼可亲，富有同情心，没有偏见，也不贪财。马克思一生有过两次小小的“发财”，一次是父亲去世，得到一笔遗产；另一次是母亲去世，得到一笔遗产。尽管始终被贫穷困扰，但他却用这些财产毫无保留地、慷慨地帮助身边的革命战友。

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是贯穿其中的红线。人民的地位至高，人民的情怀至真，人民的福祉至重，是这一重要思想的鲜明特色，充分体现在其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贯穿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要发挥法治在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的作用，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设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深远的预见力

马克思主义立足现实，贯通历史、当下和未来，注重研究事物产生和发展变化的全过程，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指引人们牢牢把握历史主动，实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因而具有深远的预见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事物发展有着内在规律，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其作用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们通过认识规律、把握和运用规律，按照规律作用的方向设定目标、追求目标，就能获得行动自由，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利实现目标。他们还深刻揭示，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没有狭隘的党派偏私，因而更能尊重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

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得出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科学结论，为人们观察时势、展望未来提供了科学指引。神奇的预言是童话，科学的预言是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曾经预言许多重大历史变化和事件，并被事实所验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人们熟悉的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就是明证。马克思晚年提出俄国土地公有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就科学预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持续时间、规模和后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我国国情，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的战略高度深刻分析形势、科学谋划未来，提出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引领性的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新发展阶段的鲜明特点和实践要求作出深刻阐述，为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明确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为党带领人民团结奋进指明了方向。对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明确具体奋斗目标，特别是围绕强国建设提出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海洋强国、贸易强国、体育强国、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农业强国、金融强国等目标，为深入推进各项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着眼接续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前瞻性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抓住关键性、决定性因素，统筹谋划，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标任务、提出思路举措。这些重要论述，对我们谋划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强大的解释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立场观点方法，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帮助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事物的根本，找到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动力，因而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而确立起来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立场，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人类思想成果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指引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三者紧密相连又各有侧重，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适用领域更多样，作用范围更广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中处于基础地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总体性、概括性、统摄性更突出，理论形态更抽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表现形式更具体、内容更丰富。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提供了“望远镜”和“显微镜”。我们所处的时代，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时代。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激烈较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类面临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还有地缘政治冲突、局部热战、种族冲突、大国博弈、南北发展差距等，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合理、切合实际的解释。即便是具体国家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社会现象，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许多社会现象就会看不清、道不明，让人雾里看花，甚至误入歧途。20世纪以来，每当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发展困境，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向马克思主义寻求破解之道。这些都说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解释力、生命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中主要有：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作出新的概括，提出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提出既体现立场观点方法又作为理论创新科学方法的“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等等，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崭新的时代内容，体现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表达。这些理论成果同马克思主义一道，可以深刻解答当代中国、当今世界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持久的创造力

马克思主义发展是一个追求真理、发现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见诸实践、实践深化认识，二者深度互动、相互转化、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仅为认识真理开辟广阔道路，而且为推动实践拓展广阔空间，因而具有持久的创造力。

马克思、恩格斯紧紧围绕回答他们所在时代的重大时代课题，以忠于真理、献身真理的理论勇气和崇高风范，以天才般的卓越智慧，经过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他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为人们继续探索真理树立了光辉典范。他们所取得的认识成果，为人们进一步认识真理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引。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理论创造的科学路径。他们认为，社会规律隐藏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往往被繁芜丛杂的社会现象特别是意识形态所掩盖，只有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物质生产方式中才能找到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社会活动永无止境，隐藏其中的社会规律的作用永无止境，揭示规律、发现真理也就永远不会完结。

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并作用于实践，以实践为基础，以实践为目的，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始终把指引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价值。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能够帮助人们明确实践的正确方向，不断增强实践的前瞻性、系统性、针对性，防止和克服盲目性、片面性和主观随意性；通过掌握群众，赋予实践主体强大的实践能力和潜力，源源不断激发实践主体的创造活力，不断拓展实践的广度和深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创立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概括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途径和“六个必须坚持”的科学方法。此外，还积累了理论创新的丰富经验，包括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深刻洞察时代发展趋势；敢于突破陈规，打破思维定势，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寻找新的理念、思路、办法；注重以史为鉴，深入探究治乱兴衰、执政成败、大国沉浮的根源；善于集思广益，及时发现和提炼基层群众创新创造，在发扬党内民主中采撷思想火花；等等。以此为遵循，就能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推进实践创新，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深化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形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战略体系、制度体系、政策体系以及一系列思路举措，使中国式现代化特色更加鲜明、优势更加彰显、前景更加光明，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崭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以此为遵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势不可挡！

彻底的批判力

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旧世界、建设新社会、不断同各种谬误进行斗争中发展壮大的，将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以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致力于变革一切不合理现实，因而具有彻底的批判力。

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理论创造的有力武器。1843年9月，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一封信中称自己的理论为“批判的哲学”，旨在“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

马克思、恩格斯依靠批判辨别思想是非。他们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中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克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重大缺陷，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清理欧文、傅里叶、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成分和道德幻想，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他们依靠批判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实质，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他们依靠批判坚决反对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错误倾向，先后同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等进行坚决斗争。在《哥达纲领批判》《爱尔福特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对工人阶级政党纲领中的错误主张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针对拉萨尔疏远工人、奢侈享乐，“经常利用党去干私人的肮脏勾当”，甚至“利用工人去从事个人犯罪行为”，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无论如何，党必须清洗拉萨尔的遗臭。

他们还依靠批判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已有结论。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4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德文版作序时坦陈，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发展，《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观点、一些论述“是不完全的”，有的“已经过时”，如果可以重写，“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写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彻底的批判力主要体现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体现为敢于直面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以自我革命精神消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一切消极因素，以强大定力和底气同外部围堵遏制打压作坚决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都是在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彰显了鲜明的斗争品格、斗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软弱退让求安全则安全亡；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以软弱退让谋发展则发展衰”，强调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为提高领导干部斗争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能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讲究斗争策略，原则问题不让步，同时注重战术运用，见招拆招，必要时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积极塑造于我有利的斗争态势。

强劲的吸纳力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的思想体系，总是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满腔的热忱对待新生事物，不断用最新的知识、经验、发明创造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因而具有强劲的吸纳力。

马克思主义是在深入研究、借鉴吸收人类已有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的，所具有的包容性前所未有。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拥有的渊博学识就得到同时代人的高度赞扬。德国哲学家赫斯曾这样评价马克思，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个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马克思光写作《资本论》，就翻阅研究了1500多本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并及时总结工人运动经验，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深化认识，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科学理论深深植根于各国工人阶级实际斗争的历史进程中。《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不断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等重要思想。巴黎公社一成立，马克思就开始搜集和研究公社活动的各种材料。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三天，马克思就发表了《法兰西内战》，深刻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阐明了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认识新成果、社会发展新趋势高度敏感，以极大的兴致密切跟踪、洞幽察微，从中获得新的理论创见。当股份制刚出现时，马克思就敏锐地观察到“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并且认为“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是资本再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的“过渡点”。在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之后，马克思高度评价、潜心研读，做了详细摘录，写下大量批注和分析。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笔记和摘要，结合自身多年研究，写就《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完善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恩格斯在充分吸收和利用“有机体细胞结构”学说、“能量守恒及转化”学说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发展”学说等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写出《自然辩证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领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开放姿态，熔铸古今、汇通中西，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这一重要思想贯通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先后4次专题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还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等重要场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系统阐述。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以及其他领域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都对马克思主义在相关领域的思想精髓进行了深入阐述。

这一重要思想贯通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等安邦理政的治国之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慎微慎独、迁善改过、推己及人、重诺守信、抑恶扬善、扶危济困等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察万物之源等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言简意赅、意深辞雄、凝练晓畅、质文兼备的表达方式，体现了深厚的中华文化情怀。我们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文章、演讲中经常能够看到引用古代文化典籍的名言佳句、成语典故，读起来让人感到格外亲切。

这一重要思想充分借鉴吸收世界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这一重要思想在同其他各国文明的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中，展现出宽阔的胸怀。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国访问、国际交流等活动中对各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的充分赞赏。

这一重要思想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最新动态和趋势尤为关注，目的就是要加快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科技、数字经济、基础研究、新能源技术与我国的能源安全等主题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仅关于人工智能这个主题就分别于2018年和2025年两次进行专题学习。

非凡的锻造力

马克思主义是在攀登一座座思想高峰中迎来壮丽日出的，探求未知足迹，留给后人经典，既为人们指出了通往高峰的路径，也为人们登高望远创造了便捷条件，还为人们提供了思维训练的磨刀石、成长进步的助推器，因而具有非凡的锻造力。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认识工具，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越多越深入，掌握这一认识工具就越牢靠，运用就越熟练，观察世界就愈加心明眼亮。

马克思主义是整体的理论。这一理论内容全面、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给人们提供了立于高山之巅纵观人类历史、综览世间万象的有力支点。马克思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恩格斯评价马克思：“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越多，掌握马克思主义越完整，看问题的高度提升得就越快。

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密集的理论。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不仅能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的丰富思想，而且能获得被其批判研究吸收过的各种学说的丰富知识。此外，还能全面了解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过程，就是一个储备知识、丰富头脑、开阔眼界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任何问题，都注重追根究底，探究事物的本源，弄清楚事物的来龙去脉，从来不半途而废、浅尝辄止，充分体现了理论的彻底性。恩格斯说：“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可以从中学到独立思考、研究到底的精神，培养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执着和韧劲。

马克思、恩格斯是哲学大师，善于运用哲学思维思考问题、叙述科学发现，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充满哲学智慧。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跟随他们攀登探索真理的艰辛崎岖的道路，观赏沿途盛开的珍花佳卉，就能在耳濡目染中得到理论思维训练，不断提高思辨能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思想智慧、经验智慧，而且闪耀着人格光辉。学好用好这一重要思想，就能获得成就事业、提升自我的珍贵滋养。事实表明，对党的创新理论，学多学少、学深学浅、学没学懂、用没用好，效果大不一样。对党员干部而言，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就能牢牢掌握履职尽责的看家本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打开思维视野，满怀信心地克难关、迎挑战、开新局；就能更加自觉坚定信仰信念、加强党性修养、提升思想觉悟、提高道德水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对理论工作者而言，深学细悟这一重要思想，就能找到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扎根中国大地、解答时代课题、服务现实需要的有效途径，克服外来与本土相脱节、理论同实际相分离，自说自话、自我循环等不良倾向，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应有贡献。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学习掌握这一思想，就能进一步提升文明素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进一步夯实全体中华儿女和衷共济、共襄伟业的精神支柱和共同思想基础，使中华民族以豪迈的气概、昂扬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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