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及其家人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
　　　　　　　　　　　　　——忆向达伯伯和伯母

　　　　　　　　　　　　　　　　·邵　瑜·

　　向伯伯——向达先生，生于１９００年２月１９日，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４日含冤逝世。２０１０年８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介绍说：“向达，中国历史学家。字觉明，湖南溆浦人，土家族。１９２４年毕业于东南大学。１９３５—１９３８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１９４９年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历史研究》、《考古学报》编委，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专长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译著的论文与专著达１００多种，重要著作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蛮书校注》等。”

　　我父亲邵循正，１９０９年出生，１９７３年去世。上述同版《辞海》介绍：“邵循正，中国历史学家，字心恒，福建侯官（今福州）人。１９３３年获清华大学研究院史学硕士学位。次年留学法国和德国，研究蒙古史。１９３６年回国，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１９４６年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通晓英、法、德、意、俄语，学过古波斯文、蒙古文，对蒙古史、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中国资产阶级诸问题深有研究。著有《中法越南关系始末》、《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等。合著有《中国史概要》、《中国史纲要》。我父亲还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曾主持点校《元史》。

　　我父亲与向达伯伯从在西南联大共事时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父亲对向伯伯的人品、学问一向非常钦佩，但我母亲和向伯母却没见过面。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我们都搬到燕南园，我家住５２号，向伯伯住６６号。父亲带我们去拜访邻居，母亲和我才第一次见到向伯伯和向伯母。

　　父亲介绍我母亲姓郑，向伯伯大笑，指着向伯母对我母亲说：“你也姓郑，她也姓郑。你们两个五百年前是一家。”向伯母说：“太好了！我正愁在北京没有亲戚，无处走动。这下有个本家了，我们认了姐妹吧。”虽然没有换帖，没有“拜把子”，但以后她们两人确实很亲密，情同姐妹。

　　五十年代初，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什么都学苏联。记得有一天，向伯母来说：乐黛云老师有一件布拉吉她很喜欢，问母亲能不能给她照着做一件。母亲答应了。向伯母就买了一块天蓝色的府绸，并借了乐黛云老师的布拉吉做样子。母亲给她量了尺寸，做了一件一样的。向伯母试穿很合身，非常高兴，说：“我也可以时髦一下了。”过了两天，向伯母气呼呼地来说：“你看那件布拉吉我穿着多合适，觉明（向伯伯的字）不许我穿。”母亲问为什么，向伯母也不知道，反正向伯伯就是不许她穿。

　　我们家搬到中关村三公寓后，两家还是经常来往。父亲到系里去，常顺便就弯到向家。向伯伯有时来我们家，我们也一起到政协礼堂去过。向伯母也来过，但从燕南园走来再走回去，对她来说不是很轻松的事。

　　父亲很少自己领工资，常常是中午回来对母亲说：“系里发工资呢，你下午去领一下。”有一次母亲忍不住问：“你看见发工资为什么不带回来，叫我下午再跑一趟？”父亲说：“年轻教师在排队，我去了，他们客气地让我先领。他们有家务事，要买馒头，接小孩，我先领就会耽误他们的时间。我们家也不等我工资买米，我们晚一点领没什么关系。”母亲每月去领工资，往往顺路去看向伯母。

　　有一次，向伯母兴冲冲地来了，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张一寸的标准像照片，说：“二儿子在陕北当兵，找到对象了，这是照片。”我也赶快凑上去看，可能那个照相馆不太好，照片小，看不清。可是向伯母还是高兴极了，小心地把相片收起来。后来他们结婚了，怀孕了，向伯母都要细细地告诉母亲，与母亲一同分享她的快乐。再后来，她儿媳妇来北京生孩子，满月时我们去道喜，看见了她的儿媳妇，瘦瘦高高的，有点腼腆，光笑不说话。孙子是向伯母带大的，向伯伯亲自教他识字读书，两个人都极喜欢这个孩子。小孩四、五岁时，向伯母带他来我们家，对母亲说：“你看他像不像觉明？这个脸就很像觉明。”我才知道原来向伯伯摘了眼镜是什么样子。

　　我们两家一直关系密切，经常来往，但我不知道向伯伯１９５７年还曾被打成“右派”。６０年代初，我已上中学了，有一天向伯伯和父亲在我家客厅里谈话。我在睡房读一篇文章给母亲听，其中一句提到右派，母亲突然制止我念下去，并小声叮嘱我以后不许在向伯伯面前提“右派”和“反右”这些事，怕向伯伯听见伤心。我才知道向伯伯在１９５７年曾发生过这样的问题。由于父母对向伯伯的尊重，所以在我心目中，向伯伯一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辈。

　　文革初期，父亲和向伯伯都被送到太平庄（在昌平，曾是历史系的“半工半读教改”基地）劳动，父亲因熬农药过敏被送回家后，每天都要到系里参加“二类劳动”。

　　有一天下午大约五点左右，父亲从系里回来，很悲伤地对母亲说：“向先生去世了，你不要做饭了，赶紧去看看向太太。”母亲立刻和我骑车去向家。

　　向伯伯家已分出一半给另一位教员住，屋里地上堆满了书，茶几和椅子四脚朝天放在柜顶上，光线很暗。听见我们进来，向伯母从屋里出来扑到母亲身上，两手抓住母亲的双肩放声大哭。母亲扶她坐下，她一边哭一边告诉我们向伯伯最后的情况：他回来时已走不动了，勉强拖着腿挪到家。向伯母帮他洗澡换衣服，看见他已浮肿到腰了。向伯母送他去校医院，以前看病的大夫都被批判了，当权的几个医生一见是向达就骂：“右派分子”，“反动权威”，不给好好看病，胡乱开点儿药就打发回家。向伯母想要向伯伯住院，他们不准，还骂人。

　　从校医院回家后，向伯伯躺在床上对向伯母说：“我恐怕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向伯母哭问：“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向伯伯指着地上的书说：“我一生的积蓄都在书上，我死后你就卖书度日吧。万一你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去找燕生，就跟燕生过吧。”燕生是他们的长子，在天津工作。这话说了大约两天，向伯伯就含冤去世了。

　　母亲除了极力安慰她，劝她保重身体外，也没有能力为她做其它的事。向伯母很孤独，很悲伤。她的亲戚都在湘西老家，儿子们也不在身边，孙子也被送回孩子父母那儿去了。发生了这样的事，好像除了我们没有人去看过她。向伯伯的朋友大都在太平庄劳动，不知他们是什么时候才听说这件事的。我们从向家回来说给父亲听，他潸然泪下……

　　不到一个月后，向伯母来我家，告诉母亲：因为钱的事（我记不清是向伯伯的抚恤金还是抄家拿走的现款和存折）和系里的会计李xx大吵一架。李xx·说什么，她说什么，一句句学给母亲听。我现在记不得是怎么说的了，只记得向伯母的记性很好，虽然生气，但说得清清楚楚。过了几天，向伯母又来我家，说李xx带了些红卫兵到她家斗争她，把她拉到家门口批斗，围着她家喊口号。我父母真是替她捏一把汗。

　　后来，向伯母被赶出自己的家，给了她四公寓的一间房，让她搬去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向伯伯的书被堆放在原住处大门口的一间小屋里。我们都觉得这与她和李xx吵架有关，是李对她的报复。向伯母常去看那些书。因房子漏雨，她怕把书淋坏了，用塑料布把书盖上。四公寓离我家比较近，母亲常去看向伯母。向伯母去海淀时，回家路上也会来我家歇歇脚，赶上了就在我家吃顿中午饭。当时真是没得招待，记得有一次最好的一道菜就是一碗笋豆。

　　１９６７年６月，因周总理点名（另一说是毛主席点名），父亲去中华书局标点（给原来没有标点的著作加标点符号）《二十四史》。他向中华书局提出向伯伯有一部洪武版《元史》，要中华书局借来做标点《元史》的样本。燕生大哥回来取书，小屋里书堆得很乱，他找到一部《元史》就交给中华书局了。父亲拿到书一看不是洪武版，中华书局又去找向伯母。向伯母非常生气地来找父亲，说给的就是洪武版，怎么会不是？后来，还是燕生大哥回来解释：是他拿错了，他不知道有两部《元史》。

　　同年秋，有一天向伯母又气又急地来说“书丢了”。当时她两手直抖，欲哭无泪的样子，几乎语无伦次。母亲安慰她，半天才弄明白，小屋的门被撬开，书全被偷走，一本也不剩。父亲大惊，因为向伯伯的书极为珍贵，其中不乏善本。父亲怕是红卫兵“破四旧”，把书给烧了。他向系里汇报过此事，但泥牛入海，没有任何回音。后来从小道消息得知：是“中央文革”派卡车来拉走的。我们都很惊奇，“中央文革”是怎么知道向伯伯的书在那个小屋里？并且一来就说什么中央首长百忙之中……奇怪！既然“百忙之中”，放着运动不搞，要这些“封资修”的书干什么！

　　自从１９６６年９月我们家被抄后，父亲就被扣了工资，每月只发一人１２·５０元生活费。父亲去标点《二十四史》后，又改发每月１５０元，不知是工资还是生活费。母亲过日子一向很有计划，钱发得再少她也不敢全用完，总要留下一点，以备万一。

　　春节前父亲问母亲：“你手边有没有存一点钱？”母亲说：“有近１００元。”父亲说：“向太太没有生活费，就靠燕生每月给她１５元，生活很艰难，书又丢了。你拿５０元去，送给她过年。”母亲立刻从一只旧棉鞋里拿出５０元，去看向伯母。母亲回来说：向伯母眼睛不太好，看不清楚东西。同住的人又欺负她，她常受气。

　　农历一月底或二月初，向伯母来看母亲，戴了一副茶绿色的墨镜。母亲问：“你眼睛怎么了？为什么冬天戴墨镜？”向伯母说：“差点瞎了。你送我５０元，东语系一位教授送我３０元。春节前两天我突然看不见了，就拿了这８０元钱一路摸到北医三院。医生一看就让我马上住院，说再晚一点就瞎了。我眼睛里起了泡，医生给扯了，又长，又扯了，一共长了三次，扯了三次。８０元都花了，总算保住了眼睛。燕生给我这副眼镜，说是出门戴上可以遮住阳光。果然是戴上好得多。”事后父母感叹，本来是想送点钱给她过年，没想到是送给了北医三院。我们都明知道是因为丢了书，又气又急，所以差点瞎了眼睛。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燕生大哥调回北京，想办法和别人对换房子，把向伯母搬到他家隔壁门的楼上住。母亲去看向伯母，她还是跟别人合住一单元。因为她眼睛不好，燕生大哥怕她从楼梯上摔下来，不让她自己出去。每天燕生大嫂做好饭，燕生大哥送来给她吃，顺便看看她，帮她做些事。母亲曾说可惜太远，公交车又太挤，不能常去看她。我不记得母亲去看过她几次。向伯母很闷，身体也不好，不久就去世了！

　　１９７０年后，父亲第二次去标点《二十四史》。有一天从中华书局回来，对母亲说：向伯伯的书是康生拿去了。母亲说：“既然是康生拿去了，他也该算点钱给向太太呀。”父亲哼了一声说：“分文不予。”那是向伯伯留给他老伴维持生活的唯一财产，康生巧取豪夺，害得向伯母贫病交加，晚景凄凉！从此父亲对康生恨之入骨。虽然当时康生如日中天，灸手可热，但是父亲鄙其为人——一个位高权重，道貌岸然的偷儿。

２０１８·０７·１３

〔作者简介：邵瑜，女，１９４８年１月４日出生。１９５５年入北大附小，１９６１年入北京１０１中学，１９６４年入人大附中。１９６８年到山西省汾阳县插队，１９７２年因独生子女政策回北京。１９７４年被分配到海淀区洩水湖小学教初中班。１９７９年北大落实政策，邵瑜调入北大历史系做资料员，后考入北大图书馆系函授大学。１９８１年随夫到美国陪读，１９９４年参加美国地方公务员考试，在佛罗里达州布瓦罗郡做了２１年公务员后退休。〕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南方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