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的雨下得还不小，今天继续。感觉春雨的神韵本当是细小无声的，它却居然下得哗哗啦啦，屋里全天都得开灯。

收到医生朋友发来信息，从字面便能看到乐观情绪。新增确诊病例进入低位运行期三天，而且持续下降；新增疑似病例一直都处在低位运行中。省市换帅后，确有一系列铁腕手段，使疫情得到迅猛控制。在武汉病人多的时候，曾计划要建19家方舱医院，现在显然不必了。医生朋友说，已休舱11家方舱医院，剩下的3家也将在今明两天休舱。现在武汉的抗疫战，已经处于收尾阶段，类似在打扫战场吧。重症病人持续减少。当然，人数减少来自两个原因，一是治好了，二是去世了。现在的重症病人尚有四千七百多人。这仍是不小的数字。医护人员也正以最好的方案进行救治，期待他们能坚持下去，尽快好起来。

多灾多难的中心医院，在今天去世的人员中，又有他们的一位大夫：眼科医生朱和平。而在此前，眼科医生李文亮于2月6日晚上去世；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江学庆于3月1日去世；眼科副主任梅仲明于3月3日去世。迄今为止，中心医院已经去世了四位医生，其中有三位在同一科室。据说重症名单中，还有几位中心医院的医生。在如此惨重的伤亡面前，人们不禁追问：中心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医护人员倒下？医院的主要领导即院长和书记应该怎么解释？仅仅是对新型病毒了解不够？或者用正能量的说法：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为武汉人民筑起一道人体防毒墙？这些都说得通吗？想来，这是我们必须质疑的事。今天，已经看到数篇文章对中心医院官方领导的质疑，也看到了知情人的呵责和呼吁。文章中的内幕是真是假，我无法确定。但四位医生的死亡和躺在医院的两百多医护人员，却是确凿无疑的。仅凭这个，我想，中心医院的院长和书记是否还配领导这家医院？而且我相信，没有他们，中心医院其他人，一样可以继续坚持抗疫。所以，在这里，我想说：湖北和武汉的官员引咎辞职，从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开始吧。

其实，引咎辞职，本来就是个常识。你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让你的团队遭受重大伤亡，若有良知，自己就应该立即引咎辞职，并自觉以赎罪之心，进行补救。可实际上，我们很难在中国看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我们很多很多人，懂得无数宏大概念，却不了解基本常识。那些概念，空空荡荡，抓摸不着。就像我们听官员说话，看下发的文件以及阅读报纸文章，经常折腾半天，却不知道核心内容是什么。即使找到了主题，这个主题也多半是个虚的。而无数个实实在在的小常识，都被那些概念压在了语言的土壤之下，冒个芽来都很难。但是，这些常识，却是人生必备。

昨天我写袁国勇院士讲到 “软情报”三个字。他说科学家应该重视软情报。其实非但科学家，其他人，比如医院管理人员和政府管理人员，同样要对“软情报”持有警惕之心。我本人是18日开始出门戴口罩，并且要求家里阿姨出去买菜要戴口罩。为什么？就是因为听到了民间诸多“软情报”，于是而倍加小心。可惜，我们的政府官员，管辖着几千万人口，却完全没有这样一份警惕。各种大型演出一直持续到元月21日。甚至钟南山先生20日已经说了“人可传人”一言，这种演出仍未停止。我的同事YL告诉我，她的摄影圈内朋友中，有一个团队四个人在元月19日去田汉大剧院拍摄演出节目，团队中三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如果早点告诉市民，早点取消那些演出，是不是就会少死很多很多的人？为什么我们在民间都会提高警惕，我们的领导者们却如此无知？说起来还是缺乏常识。他们把常识建立在政治概念上，而我们把常识建立在生活经验上。

今天有一篇文章，转得很疯。文章名为：《武汉甩锅大会第四轮开启》。其中提到国家卫健委曾在元月14日召开过防疫部署电话会议。我请朋友上官网查询了一下，果然有这样一则消息。标题是：《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我摘录其中两段：

“会议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疫情虽然仍局限在武汉市有限范围，但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人与人间的传播能力仍需严密监控。随着泰国卫生部通报了一例武汉输入性实验室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疫情传播扩散可能大幅提升，尤其是随着春运的到来，不排除病例数和疫情发生地增加的可能，不排除境内病例再次输出到境外的可能。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研究制定好辖区疫情防控方案，及时发现、有效处置可能出现的新发疫情。”

“会议要求，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决定今后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走向。湖北省和武汉市要采取严格管控措施，重点加强农贸市场管控；加强发热人员管控，筑牢体温监测和发热门诊筛查两道防线；加强人群活动管理，减少大型公众聚集性活动，提醒发热患者不要离开武汉；加强患者救治和密切接触者管理，落实最严格的措施，下决心把疫情控制在当地，尽最大努力避免武汉疫情扩散蔓延。”

元月14日的会议！元月14日！比钟南山说“人可传人”早六天！比封城早九天！写“四轮甩锅”文章的人是个理工男，手段很高。他迅速查明发帖时间，于是写道：“这篇文章是2月份挂上网站的，发布时间在2月21日之前的某一天，最后修改时间是2月21日早8点39分，然后文章的发布时间被调整为1月14日。”这就有意思了。

现在，这份文件是确认无误地存在。也就是说，这个会议的确开过。此文也引发了我的同学群里的讨论。K同学说：“首先，这么大规模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参加者众，基本内容事后是造不得假的。如无异议，湖北省、武汉市两级卫健委或他们后面的决策者，便毫无悬念地首当其冲了；其次，国家卫健委网站这次特别的“更新”是谁所为？受谁指派？真实的过程是什么？是临时工个人失职的补救？还是官方安排的‘亡羊补帖’？其实，国家卫健委完全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把这次非公开报道的会议情况披露出来，以正视听。但这种悄悄的打法，的确不可思议。因为没有人能够指责，由于卫健委网站上漏发一则会议消息，从而导致今天武汉的悲惨局面。会议精神应不应该公开发表？谁决定的会议是内部性质？从而对外保密？”

是啊，太多疑问了。我想，既然是全国性会议，湖北官方想必有人参加。那么，是谁参加了这个电话会议？会后又为何完全没有执行？也未将信息通过媒体向大众公开？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比如筛查发烧人员，停止大型活动，提醒发烧人员不要离汉，控制人群聚会，诸如此类。如果元月14日即公开信息，告知各界人士注意，武汉还会死这么多人吗？还会遭遇这么惨烈的灾难吗？还会造成整个国家如此重大的损失吗？既然都已经知道疫情蔓延，后果严重，为什么不采取手段呢？是人为渎职，还是疏忽大意？更或就是无知？以为拖延几天，自己摆得平？总之，我很想不通这件事。

反思和追责是两位一体的。没有严苛的追责，便不可能有严肃的反思。疫情至此，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现在，人们记忆尚在，时间细节感觉，都还深刻地存在脑子里。这正是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由此，再次希望官方能迅速成立调查小组，彻查疫情究竟是什么原因发展为今天的灾难。同时建议，有写作能力的武汉人，记录下自己元月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感。也希望民间写手，组成团队，寻找到那些丧亲者们，帮助他们撰写出自己亲人寻医以及死亡的过程。当然，成立一个网站，分门别类，将这些记录挂上则更为方便。如有可能，出版数本记录文字，也很必要。让我们所有武汉人，为这次的灾难留下一份集体的记忆。我个人愿意为大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今天的医生朋友在他的短信还另写了这样一段话：“困城中的900万武汉人民及100万外地人民，滞留在外有家不能归至今没有统计数字的被歧视的无数武汉人民，驰援湖北及武汉的4万2千多英勇战士，14亿没有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中国人民，已经精疲力竭，确实承受不起了。”

而另一位医生朋友，则说：“从热线来电关注的问题情况来看，民众担心的主要问题从病毒感染转变为何时复工，以及复工之后的防护。大部分民众目前无法复工，甚至失业，巨大的经济压力产生极大的焦虑感，可能会导致消极情绪甚至心理危机。”

祈盼所有的灾难尽快结束吧。问题情况来看，民众担心的主要问题从病毒感染转变为何时复工，以及复工之后的防护。大部分民众目前无法复工，甚至失业，巨大的经济压力产生极大的焦虑感，可能会导致消极情绪甚至心理危机。”（抱歉，这段重复，微信无法更改）

祈盼所有的灾难尽快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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