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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与杭州灵隐寺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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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与杭州灵隐寺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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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与杭州灵隐寺的因缘

光泉

 

人本网艺术鉴赏

杭州历来被称为“东南佛国”。佛教在杭州流传已有一千余年,尤其是在近代杭州佛教史上,苦难而严峻的时势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大师和佛学者,如弘一、月霞、太虚、巨赞等大师以及章太炎、马一浮等佛教学者,他们都与杭州及灵隐寺有着深厚的因缘,为改革和振兴佛教殚精竭虑,为佛教的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

近代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虚大师,虽出生于浙江桐乡,但与杭州缘分深厚,仅据太虚大师《自传》与印顺法师《太虚大师年谱》的不完全记载,他留居杭州的次数多达二十余次。由于地缘因素,加上出家之后期的活动,杭州成为他开展佛教改革运动和从事佛学著述的重要基地之一。

《海潮音》月刊是民国时期历史最久、影响最大、学术价值最高的佛教杂志之一,是太虚大师倡导的佛教革新运动的一个稳固而坚实的舆论宣传阵地。而杭州就是当时《海潮音》创刊的所在地。

1918年6月,太虚大师弟子大慈为太虚大师准备了他平生第一个可以完全自主的清净道场——杭州净梵院。太虚大师到杭州后,致力于从《觉社丛刊》到《海潮音》的转型。1920年初,太虚大师被推举为杭州西湖弥勒院及大佛寺住持。当时《海潮音》的编辑部设在净梵院,因此,大师常来往于西湖南面的净梵寺与西湖北面的弥勒寺。

《海潮音》月刊集中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的历史状况及其改革进程,它始终以佛教革新与人生佛教为指导思想。如今的《海潮音》仍是我国台湾地区“中国佛教会”的会刊,太虚大师一生中一些重要的著作、演讲等都通过它被人知晓。

1926年4月,太虚大师回到杭州。此时,他离开杭州西湖已有5年时间。他访问了杭州灵隐寺、昭庆寺和弥陀寺等,并应杭州佛学会邀请,讲《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在臧贯禅居士的一再函请下作“建设人间净土论”。该文主要由“人生愿望之所在”“现代人间之苦恼”“人间净土之建设”“人间净土与永生极乐”“由本人发大悲愿施舍为始”几个部分组成,全面阐述了人间净土建设的必要性、具体实施的设想和由人间净土上升到究竟解脱等。“人间净土”的提出,在佛学上圆满地解决了人在五浊恶世承受天灾人祸、生老病死之苦的理论问题,也解决了苦乐离舍、驱役争夺之苦的理论困惑。

1927年,太虚大师在杭州灵隐寺撰写了“现实主义”一文,其主要是为了反驳儒家认为佛家“消极避世”的偏见,同时也回应了源于西方的实证主义、现实主义等思潮,强调佛法的真现实性。同年,太虚大师在杭州灵隐寺撰写了“自由史观”,证明其对自由主义思潮的关注,这也是大师翌年出访欧美的动因之一。

1929年,太虚大师从欧美访问回来,视野大开,随后出席了杭州佛教界欢迎会,并作题为“佛法对于现代人类之贡献”的演讲。

杭州优美的自然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给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处于乱世中的太虚大师,在佛教改革过程中遇到重重艰险,杭州西湖的美景让他得以释怀,杭州众多的友人给予他诸多帮助。他在灵隐寺的时候,思想逐渐丰富,阐扬人间佛教思想的文章频频问世。杭州也是太虚大师佛教改革实践的试点地,灵隐寺和净慈寺为他在佛教现代化转型方面的实践提供了平台。

今逢太虚大师圆寂70周年,我们缅怀大师之悲愿弘深,秉承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历代高僧大德之宏愿,将灵隐寺“慈悲、感恩、包容”的精神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发布时间:2017/10/27 10:52:00,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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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国化经历的几个阶段

光泉

 

佛教自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在发展过程中,佛教始终坚持着中国化的方向。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相互交流、共享共生中得以完成的。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印度,生根于中国。佛教的传入,不仅对中国本土文化带来冲击,同时也对本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对佛教中国化作了精辟而深刻的阐述:“佛教产生于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纵观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史,佛教中国化发展的历程大致经历了3个重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两汉魏晋时期的初传。这个时期佛教传播并不顺利。汉代崇尚儒学,汉末以后老庄玄学思想盛行。佛教作为外来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抗拒和排斥,儒家认为,佛教是与“尧舜周孔之道”相对立的“夷狄之术”。然而,佛教并没有排斥儒家、道家思想,而是善巧方便地与中国文化思想相融合,并依附神仙方术、魏晋玄学,积极化解了与儒、道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佛教般若学派的“六家七宗”。

第二个阶段,是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化佛教走上了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南北朝时期社会黑暗、战乱频发、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人们思考人生、思考生死,希望有一种新的精神家园能够皈依,以此避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佛教智慧和普度众生的精神,迎合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社会开始广泛接纳与吸收佛教,佛教迅速传播。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强盛的时期,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繁荣,中西文化融合,中国化佛教开始走上了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呈现出鼎盛兴旺的局面。在这个时期,佛教在印度逐渐衰落,中国成为世界上佛教最为发达的地区。禅宗、法相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三论宗、天台宗、密宗等诸宗并弘,并逐渐演化为诸宗融通,最终形成了以“禅净合一”为核心的各派大融合。中国化佛学体系的逐渐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基本完成,中国佛教进入了成熟和繁荣的新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入宋以后,中国化的佛教逐渐衰落,表现出了很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佛学一方面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随着其自身理论精华被宋明理学所吸收而在理论上少有创新,陷入停滞。由于禅宗和净土宗的盛行,佛学表现出了教禅合一和禅净融合的趋势。到了明清时期,居士佛学开始兴起,佛学研究团体也开始出现。到近代,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的思想,为近现代佛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

 

发布时间:2017/7/24 10:38:00,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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