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能否确切知道，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是否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作者：Kaitlyn Tiffany 图片：David Gray / AFP / Getty 2025年12月18日

为了庆祝全国范围内对16岁以下儿童禁止使用社交媒体的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在悉尼海港大桥上点亮了标语“Let Them Be Kids”（让他们做孩子）。

自12月10日起，澳大利亚的低龄青少年无法再在热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账户，包括Instagram、TikTok、YouTube、Reddit和Twitch。通信部长制定的禁令规则将社交媒体网站定义为主要用于鼓励用户互动并允许用户发布自身内容的服务。（根据这一定义，目前Pinterest、极受欢迎的聊天平台Discord以及在线游戏Roblox——尽管它们具有社交功能——尚未被纳入禁令范围。）社交媒体公司被要求采取“合理”措施，将16岁以下人士排除在其应用之外，若不遵守将面临巨额罚款。

政府的禁令理由非常明确：让孩子们远离社交媒体会让他们更健康、更快乐。eSafety专员Julie Inman Grant在6月的一次演讲中解释这项法律时，提到了父母担心孩子在网上遇到的许多问题——性诱骗、网络霸凌、图形暴力、性化聊天机器人、深度伪造复仇色情。她还谈到了对社交媒体可能对年轻人造成影响的一种更普遍的恐惧。她说，父母有理由担心“算法操纵”和“掠夺性设计功能”，这些功能“鼓励强迫性使用”。

收听：这是否是孩子们使用社交媒体的终结？

澳大利亚是第一个采取如此全面行动的国家，但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正在考虑以类似方式对社交媒体设置年龄限制。“我们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总理Anthony Albanese在9月联合国演讲中表示。

确实如此。但其他国家会看到什么？澳大利亚政府试图解决的问题广为人知：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担心社交媒体会让孩子远离学业、户外玩耍、睡眠和现实朋友，同时让他们更容易遭受各种危险，包括焦虑和抑郁。然而，澳大利亚如何确知这项禁令是否有效，却远不明朗。

Inman Grant的办公室任命了一个科学咨询小组，将在未来两年评估禁令的效果。该小组由斯坦福大学社交媒体实验室主任Jeff Hancock领导，但其具体研究计划尚未公布。墨尔本大学儿科教授、默多克儿童研究所青少年健康研究员Susan Sawyer是小组成员，她告诉我，细节很可能要几个月后才能公开。

Sawyer表示，她很高兴政府投资进行严格的禁令评估。她也承认这项任务可能令人却步。“我曾公开将此描述为一场社会实验，”她告诉我。“孩子们目前接触社交媒体本身就是一场社会实验，而澳大利亚政府的回应则是另一场社会实验。”

挑战在于变量太多。研究禁令的影响远不如简单地将过去的青少年作为对照组、与未来的青少年比较那么容易。这些群体甚至没有清晰的界限。想想现在澳大利亚的15岁青少年。有些人已经在社交媒体上花费大量时间，现在被迫在生日前的短短几个月内暂停；有些人之前根本没用过社交媒体；还有些人会绕过禁令继续使用。

我询问了几位未参与咨询小组的研究者，如果让他们研究禁令效果，他们会从何入手。每位受访者都表示，首先想知道的是禁令是否实现了最基本的目标——让孩子们远离社交媒体。（eSafety专员办公室承诺将在圣诞节前提供相关数据。）社交媒体公司被允许自行设计年龄验证策略，据报道X平台将这一任务交给其变化无常的AI Grok。动机强烈的孩子可能会想出许多聪明且技术娴熟的绕过年龄限制的方法，或者干脆向父母求助。尽管最近民调显示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支持这项法律，但不到三分之一的父母表示会完全在自家孩子身上执行禁令。

下一步是观察变化。“有些东西在短期内可以相当容易地测量，”康奈尔大学专攻公共健康的传播学教授Jeff Niederdeppe告诉我。如果孩子们的睡眠模式发生变化，或者他们开始更多时间做大人希望的事——外出、与朋友面对面相处、学习——这些都相对容易追踪。他说，其他变化则更难测量。例如，自杀在统计上较为罕见，因此很难与其他趋势关联。焦虑、抑郁甚至学业表现需要更长时间研究，即使发生变化，也更难直接归因于禁令。

Niederdeppe想知道政府收集的数据是否与个体绑定——是否能比较某个孩子在时间点1和时间点2的福祉——还是只能在群体层面分析。他表示，理想情况是能证明禁令前使用社交媒体最多的孩子，在行为或健康上变化最大。他也不确定研究者如何找到合适的对照组，他说国家间的比较并不完美。“澳大利亚的对照组是什么？”他问道。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心理学教授Candice Odgers也提到了国家间比较的问题。Odgers研究过许多关于孩子与社交媒体的大问题，并经常质疑当前担忧是否有科学依据。“挪威的孩子与澳大利亚的孩子在各种方面都不同，”她告诉我。“我希望人们不要走这条路，但我担心会这样。”

如果禁令产生了许多人期望的重大积极影响，证明这一点需要数年。Odgers认为存在一种风险：人们不会等待。她担心政客和其他成年人会“仅凭轶事证据就宣布胜利”，就像最近美国一些学校手机禁令的情况一样。轶事仍有一定价值，但她和纽约大学教育学教授Erin O’Connor都提到，需要关注禁令的意外影响——一种反弹效应，即禁止社交媒体反而让它更具吸引力，或导致孩子与父母之间更多冲突和不信任；或者效果混合，对某些群体有益、对其他群体有害，例如LGBTQ青少年，他们可能依赖社交媒体获得现实生活中缺乏的连接。

许多人可能会合理地认为，社交媒体的危险显而易见，等待科学家解决争论再行动显得迂腐甚至不负责任。然而，澳大利亚政府将禁令理由呈现为基于证据的。矛盾在于，直接由社交媒体造成的普遍公共健康问题的科学证据，远不如大众对其显而易见的感受强烈。这些危险现在就难以清晰评估；评估任何单一干预措施对其的应对效果只会更加困难。

当咨询小组成员Sawyer解释她对孩子心理健康与社交媒体科学研究的理解时，她说大多数研究者发现的效果量“温和”，不过她提醒，大多数数据在发表时已过时，且随着互联网以奇异方式持续演变，效果可能已增强。尽管如此，她补充说，她不会说有证据表明社交媒体引发了公共健康危机，也不会猜测禁令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不会建议任何社交媒体禁令是万灵丹，”她说。“它可能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仅此而已。”

关于作者 Kaitlyn Tiffany 关注 Kaitlyn Tiffany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作家，著有《Everything I Need I Get From You: How Fangirls Created the Internet as We Know It》（我需要的一切都从你那里得到：粉丝女孩如何创造我们所知的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