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一天，我从律师所出来，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了半个小时，然后回家。

出于习惯，上楼前我开了下信箱，并没指望发现任何账单税单广告之外的来件。然而这一次有意外的收获——一个装有卡片的信封。

我翻转信封，没有看到寄信人地址。进门后打开来，看到一张用草纸板手工自制的卡片，中间嵌着一张看上去像是自家打印的彩照。照片上方写有“生日快乐”的字样。我立刻认出那不拘小节的字体，这才想起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

一向对岁月时日这类概念怀有执念的我，居然忘了自己的生日。显然是被这场耗时费力的离婚磨的。

而写下祝福的人现今在哪里，又是如何得知我地址的？更奇怪的是，照片下赫然在目的日期竟是十五年前。

不解之外，我还感到几分震动和感慨——在这一切趋于电子化的年代，有人记得我的生日并自制贺卡寄来祝福——而这人居然是切萨…… 虽然他并没有署名。

然后我记起五天前是切萨的生日，而我居然也忘记了。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

他比我大十二岁零九天。

我对一个人的年龄本身并不格外关注，让我在意且心心念念的，是相关的人们之间的年龄差异，比如：跟切萨认识时我二十七岁，他三十九岁（现在想来还算年轻）；现在我年近半百，他应该快六十岁，都已不再是中年人；而葆菈，他当年的女友，竟然已有七十多岁了——想起来只觉不可思议。

六十岁的西方人，该是一头白发、甚或头发稀缺了吧？我闭上眼睛试着想了一下，却很难把这年龄跟记忆中一头乱发、年富力强的切萨联系起来。

再细细打量生日卡上的那张彩印小照，那一张阳光下蹙眉微笑的脸，尚有着少年人的圆润——二十年前的我，如今看着竟有陌生之感。不记得他什么时候拍的，想必是我们一次出游时。背景是阿尔卑斯山的皑皑雪峰，雪峰下一泓清如明镜的碧水。应该是在他老家附近的一个高山湖边。似乎是难以唤回的往昔，却又实实在在地在眼前重现，真切得有如昨日。

*

第一次得知切萨的生日，我理所当然地提议晚上一起吃饭为他庆生。我永远忘不了他的意外和尴尬——回想起来，那么明白无误的一个信号和警示，我竟然忽视了。难怪人说陷入爱情的人智商无法恭维，只是我那时还不知道——确切说没想到自己陷进去了，所以才会那么自然大方地提议吧？

然而他毕竟不能太不绅士，犹豫几秒后就一口答应了。记忆中那一顿饭吃得好像也还愉快，只是他不肯让我破费，坚持说在意大利是过生日的人请客。他应该是个好陪伴，没让我有任何尴尬的感觉，但我明白，他是不会因为几天后就是我的生日而提议再聚一次的。更不会有两人共同庆祝生日的那一天。

即便那时我以为我与他已是亲密无间。

我十三岁时，父母带着我和哥哥从中国老家来到普拉托，跟随众多乡亲的足迹走上血汗移民路。当我在为一句当地话都听不懂、更不用说跟上学校的课程而焦急流泪时，远在北方山区的切萨早已服过兵役、即将大学毕业。两年后我家迁居罗马时，我已经基本过了语言关，在为自己继续上学的权利跟父亲抗争，而他正跟朋友一起租车在横贯美国东西的路上旅行。那么多年里，我们对彼此的存在和各自的世界毫无觉知。

那几年父母带着我们兄妹从为老乡的制衣厂打工，到自己经营“意大利制造”的服装店，一家人的艰苦打拼渐渐得到回报，生活日益好转。可是在父亲眼里，我只能是干活的帮手，哥哥才是理所当然的家业继承人——虽然他从认识了一帮街头混混以后，变得越来越好吃懒做。从小我跟哥哥就是两个星球的人，对彼此的一切互不欣赏也无兴趣。有一段时间我们一说话就吵架，然后我开始不再理睬他，以避免无谓的争吵，也不再给父亲偏向哥哥的机会。

整个高中时期我一直在帮家里做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母亲在柜台跟父亲闲话：“老大明显不是读书的料，不如让老二多学点东西。”——他们没注意到我在不远的衣架间理货。父亲的回答让我顿时凉透了心：“女孩子家，读再多的书，也终归是人家的人。”

我能读完高中，除了自己的坚持，还靠母亲在父亲面前的力争，虽然她能做的有限。我对家里表明自己要上大学的决心时，父亲马上说不会为我交学费。我于是拒绝再为家里干活，也没收到任何效果。当时哥哥早在家里的安排下跟一个同乡的女儿结了婚，嫂子虽然也没正经读过几天书，但做起生意来比我强多了。

我仍记得第一次离开家的那一天。母亲尚有不舍之意，父亲却没什么表示，哥哥更不见人影儿。我在酒吧、餐馆、咖啡店和外卖店辗转打工，花了比预想中多一半的时间毕业，好在这在本地也算正常——有人花了比我还多的时间，更靠近三十而非二十岁才完成本科学业。反正只要年年缴费注册，无人催逼——虽然我有自己和母亲催逼。

母亲不担心我毕不了业，而生怕我成为嫁不出去的大龄女。每次见面或是通话，她绕来绕去的话题最后总会停留在我的年龄上：“别人家女儿跟你一样大的，早都生两三个小孩了”——母亲口中的“别人家”也就是本地做餐饮服装零售生意的华人圈。她甚至托人介绍其中一两家的儿子，找尽借口拉我去相亲。“你已经快二十五周岁了，再不找就真地没人要了！”

我对母亲说我宁可去做修女，也不会去找她那些“别人家”的儿子。

*

我来到这个北方的工业重镇，出于非常实际的想法——我只想找个体面的工作，离家越远越好。在毕业两年后，我终于离开了罗马，那个喧闹无序、懒惰傲慢的城市——虽然在那里生活了整整十年，我从未有一天感觉过那里是我的家。

北方的一切让我感到新鲜。街市齐整，人们勤勉和气，那种保持适当距离的热情也更令人自在。我所在的公司专为大区和省市政府部门提供电子设备和软硬件服务，我总算成为一个坐班白领，而不必再为“干活”而奔波。

跟我同时被招进的是个撒丁岛女孩。同为当时公司里尚不多见的女性雇员，同被视为南方人，同样初来乍到人地两生，我跟迪亚娜马上成为朋友，尽管两人无论从外形到个性都截然不同——她是热情洋溢的蛇发美人，总是衣不惊人死不休，走到哪里都招人眼目；我是文静内敛的东方淑女，虽然家里做服装生意，一年四季的衣裳脱不了灰黑白三种颜色。

试用期里我们先是在公司总部培训了两周，然后我被派到市政厅见习，迪亚娜被派到大区政务部——不出意外的话，三个月后会签永久合同。本市既是省会又是大区首府所在，我们见习的办公大楼相距不远，每天中午一起在市中心的餐馆吃饭。那也是我们互通情报、尤其是小道消息的机会——不知迪亚娜怎么那么灵通，公司的人都还认不全，但她知道大小老板们的风流韵事，以及各种人事纠纷。我从她那里得知被指派给我的“师傅”本是公司的技术大拿，因为不讨老板欢心，才被“遣放”到市里，已经很多年了。

这个“师傅”就是切萨。我第一天去市政厅上班，来到高悬着大区、省、市三面旌旗的大楼前，没有见到预期中来迎接我的人。给警卫看了证件，忐忑不安地走进古老堂皇的回字形建筑，马上被迷宫一样的通道和走廊搞得晕头转向，刚刚警卫给我的详细指点完全无用。转了半天，还是一个走过的老勤杂工把我领到了位于某个角落的切萨的办公室。

说是“办公室”有点过誉，眼前大敞着门的小屋子更像一个拥挤不堪的杂物间。大概是朝北的房间，冬日灰蒙蒙的光线里，一堆电脑嗡嗡作响，一个肩宽背厚的男人背对着门坐在好几个数据跳跃闪烁的显示屏前。我只看到一头长及肩背的蓬乱卷发。

与我想象中的市政厅的工作环境天差地别。

他眼睛没有离开那些显示屏，回答了我的“日安”，一边继续工作，一边问了我几个与工作有关的问题。我一个都回答不上来。如果不是迪亚娜事先警告我这是个“难弄”的家伙，我几乎想转身逃走。

这才转过椅子，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以一种就事论事的语气平和地说：“那你告诉我，你都知道些什么。”

此后的三个月里，我跟着切萨在那栋迷宫一样的大楼里走来走去，为各部门解难答疑，或是挤在狭小零乱的“杂物间”里干活儿、聊天。与其说是同事，我自认更像个他的小跟班儿——由于工作性质，我们身为技术人员，实质上一半时间在干着“蓝领”的杂活儿。但我觉得很自在和快乐，完全没有迪亚娜的诸多抱怨。

切萨是个好师傅。他貌似冷淡不讲客套，但非常敬业，对我也出乎意料地耐心细致——我想是由于我努力认真的工作态度。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工作，生活，很多知识父母和学校从来没有教过我。其中一些当时并没有明白，直到日后生活经历多了，才逐渐意识到。

我从小习惯于被有意无意地另眼相看——家庭、学校、社会，当然也有我自己个性的原因。切萨从未因为我是外地人、又是移民后代对我有任何特别对待，我想因为他自己也是来自另一个大区的移民，尤其是旅行很多的缘故，眼界与一般人自然不同。

他不喜欢坐班生涯，尤其受不了都市尘嚣。“你知道我真正想做的工作是什么吗？——回老家当个滑雪教练”。那时的我并不理解他，我刚刚开始一个让母亲自豪的工作，又是南方城市的孩子。我不喜欢寒冷的气候，更无法适应山区的清寂。

不过，最让切萨乐此不疲的，是每年节假日长短不一的旅行——他一直在业余为有名的另类旅行组织“探世界”带团。他特别强调：“不是旅游，是旅行。”他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他们的专职领队。

时过多年，我才明白我一直在寻找那种如父如兄的感觉。当时所怀有的，是一种忧喜参半的不安心理。我在庆幸遇到他、羡慕他无羁无绊的同时，对我们之间的不同亦了然于心：他是对个体自由的渴求超越一切的空中飞人；而我，是不得不扎根在土地上的小草，否则难以成活。

*

迪亚娜的“师傅”是个叫吉诺的年轻人（相对切萨而言）。吉诺虽然生长在本地，父母是卡拉布里亚人，也算南方佬，早早在跟远在老家的表妹或是堂妹订了婚。他有时会加入我和迪亚娜一起吃午饭——我想更多是为了跟迪亚娜套近乎。第一次一起饭后喝咖啡时，就满脸骄傲地给我们展示漂亮未婚妻的照片。

每次吉诺看到或听到迪亚娜跟我下班时相约一起去逛街看电影或是见新朋友，总是艳羡得眼珠都变得更绿了——可是我们不带他玩儿。我为此跟迪亚娜开过玩笑，她马上做出惹不起的样子：“谁不知道北方这几个大城市都被光荣会渗透得厉害，万一他未婚妻家族跟那些人有牵连…… 我可不想惹祸上身呢！”

其实我知道，吉诺那样的人尽管漂亮甜蜜，可还够不上她的眼界。

我以为她喜欢的是安东尼奥。人事部有个女同事跟迪亚娜同姓，安东把给她的邮件错发给迪亚娜，这样两人认识的。有天在公司食堂排队买午餐时，一个一头红发的小伙子走过来跟迪亚娜打招呼，她给我介绍说这是安东——看上去像个大男孩，白净腼腆，唇上茸茸的一抹。我因为另有心事，除了必须的礼貌，没有更多敷衍他。

当时我跟迪亚娜都已见习期满回到公司本部，签了那张“卖身契”，成为终身雇员。我们在不同部门工作，经常一起午餐。饭后绕公司大楼走一圈，然后各回各的办公室。

那天我散步后回去上班，刚打开电脑，男孩的信已在。谦恭地表示他很荣幸认识我之后，问我能否“帮一个大忙”。原来安东从小学习柔术，近年开始对中国功夫感兴趣——但全国只有在博洛尼亚才有一位他看得上眼的师傅，也还不是中国人。他打听到少林寺对外国人开放，招收武术学员。

我按照他提供的号码给一位名为释德成的师傅打电话，没想到还真打通了。师傅一口地方话，听上去爽朗大方，回答了安东的所有问题，并且允诺给予种种便利。安东对我称谢不绝，倒让我为先前对他的怠慢抱歉。

我跟迪亚娜不再像见习时那样每天见面，但过从仍密。不过，开朗健谈的她极少谈及往事，让我有时觉得并不那么了解她。在我老老实实地干活、为找到一个“铁饭碗”而庆幸时，初出茅庐的她已经在想着升职加薪的事了。不久前设法调回本部的吉诺在自动咖啡机前聊天时坏笑着说：“低胸衬衫有用，超短裙更好使”。我吃惊地向站在一旁的本部门经理求证，后者眉毛一挑，咧嘴做了一个奇怪的表情，却也没有否认。

我们当然不屑于走那条“快速通道”，用迪亚娜的话说“那是秘书们的专利”——据说公司里至少有两个女高层曾是某个老板的秘书。我们是“专业人员”，相信自己的能力。

我们自然也常常谈到爱情。某次说起那个老生常谈：“女人受不了男人做爱时想着别人，宁可他跟别人亲热时想着自己。”迪亚娜的不以为然让我对她刮目相看：“那不过是女人的自恋和虚荣罢了。我宁愿他跟我做爱时想着别人——至少人是跟我在一起的。”迪亚娜进公司后已有数个追求者，但她总是模棱两可的样子，欲迎还拒，让人捉摸不透。我随口提起安东，她“哦”了一声说：“安东有女朋友的。”

安东积攒了三个月的假期夏天去嵩山学功夫。回来上班时因为剃了光头，我没认出他来，直到他招呼我。他特意说了几句带河南口音的中国话——我先是愣住，随即笑倒。本来基本算是陌生人的两个人，距离一下子拉近。我感觉像是偌大的一个公司里，忽然有了一个老乡。

*

我二十八岁与切萨分手，比切萨遇见葆菈时还大几岁。

葆菈是他的同乡、情人和旅友。他们都喜欢滑雪、山间徒步、去遥远的亚非拉美澳洲旅行。是在她丈夫突然去世后两人开始走近的——可是从未谈婚论嫁，也不住在一起。

葆菈比切萨大十四岁。在当年的我眼中，这是匪夷所思的年龄差——她也已是年过半百的老女人。其实他们最初在一起时，他才二十四岁，她也不过三十八，比现在的我年轻得多。三十八岁的女人，正是鼎盛年华，与大好青年的他，想来是一拍即合吧。

而我遇见切萨时，他已经三十九岁，不再是青春年少。

他有时跟我讲起“年轻时”的往事。当兵前他靠一张青年通票坐火车跑遍欧洲，服完兵役后又租车游历美国，工作后更是几乎所有的假期都花费“在路上”——后来在他家我看到那本以此为名的英文原著。我在听他讲述的同时，不由为自己乏善可陈的经历暗自惭愧。我长到二十七岁，还从未看过世界——我的天地除了家和学校，就是工厂和店铺。即便那个暑期，工作后的第一个长假，我也早被回家的计划拴住——哥哥去国内跑生意，嫂子要看店，无法陪移民半辈子却不会讲本地话的父母看病…… 认识切萨前我好像从未意识到生活不只是学习和工作、责任和义务，还有着无限丰富的内容，以及那么多的可能性。

见习期的最后一天，切萨说下午没什么事，我可以提早回家。我把自己的东西装入背包，忽然感到莫名的失落和留恋——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说：“我们大概会在公司的年终酒会上再见。”

我们没等那么久。后来知道，他从来不参加那个酒会。

是个初春的下午。我和他躺在我租住的公寓沙发上，透过百叶窗的阳光在他赤裸的身体上画出一道道影子。我轻抚那些暗影，咕哝了一句：“斑马”。他问“什么？”我说没什么，继续数那些影子。窗外传来高亢欢欣的歌剧咏唱调，大概是哪个邻居因为寒冬终于过去而敞开门窗。

那个春天，在我的记忆里一晃而过，又似乎被无限拉长。我一个人的春天。

我们大都是在我家会面，我极少去切萨在城外的家。有一晚在我家时他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犹豫了一下，还是撒了谎：“我的车出问题了，可能很晚才能出城。”——恰似一个有外遇的丈夫。不过那是仅有的一个我在场时的追踪电话。

因为那个电话，切萨告诉我他跟葆菈的认识经过。他们认识时我还在中国。他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在一张小纸卷上卷着荷兰烟丝（当兵时养成的习惯）。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葆菈的存在，不过一直避免触碰这个话题而已。他讲完后我沉默了半晌，明知故问：“你们现在，还有日常来往吗？”他点点头，只说了一句“累人，不过还能承受”，起身走去换上另一盘音乐。

那些曾经激动人心的音乐！我们常听Ligabue、Mannoia、Fabrizio De André，还有Vasco Rossi 和Patty Pravo，Jovanotti 和Pelù …… 那是一个群星闪耀的年代，上个世纪的理想主义尚未消亡。Liga是我俩的最爱，”Vivo morto o X”, “Miss Mondo”, “Una vita da mediano”…… 至今偶尔听到时，我会马上想到切萨，和那些跟他一起的日子。

不再一起工作后，我跟切萨从来不在公共场所一同出现。他无意与葆菈分手（就像他从未承认两人有任何“正式”关系），更不肯为外界提供有关他私人生活的闲谈材料。我自然也不能对母亲宣布我有了一个男朋友，仍得继续应付她的关心和焦虑。我们俩唯一的知情人是迪亚娜，那还是我经不起她的盘问——或许也有一丝虚荣心在作怪？——而承认的。她似乎对我们的关系格外好奇，也许是因为切萨从来没有对她表现出任何兴趣，也许是因为她那时还没有特别亲密的男朋友。

我知道切萨大学本科学的是生物，但此前对他理性、冷静的一面并未有足够了解，尤其是他对两性关系的见解。他认为一见钟情完全是化学作用。所谓的心灵契合，不过是人脑几百亿个神经元历经百万年进化后，留存下来的记忆选择。婚姻更只是契约关系，更多是束缚个人身心的一纸条文。

他这些观念与年轻的我对婚恋的理解未免相距太远，并且毫无浪漫可言，甚至不合常理——我爱他，但完全无需对他作出任何承诺；他爱我，但并不因此对我负有任何责任。简而言之，我们各过各的，合则留，不合则分。我在中国受到的爱情教育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过的有限几本西方文学名著都歌颂忠贞无二的两性关系。我更一直在抵抗着自己父母为我安排一个与爱情无关的便利婚姻的图谋。当然，我也约略记得初中语文老师引用过的一首有关生命、爱情和自由的诗，好像是一个欧洲人写的——不过当我问起切萨时，他对此茫然不知。

夏天里切萨如期带队去中东旅行，每到一地寄给我当地的风景明信片，上面涂有一句潦草的问候。回来后与我同看他用照片制做的幻灯片。我格外注意团队中的女性成员，她们大多是身材健美、晒得黝黑的年轻女性。我问切萨哪一个是葆菈，他说这次她没有参加。但我相信他们仍是滑雪和徒步的伴侶，因为切萨从未提议带我去——虽然我不感兴趣，并且出于莫名的自尊心，也没主动要求过。

*

刚来北方的那一年我极少想到给家里电话，每次都是母亲因为太久没有我的音信而担心来电，我才为自己的疏忽和懒惰心生歉意——但过后又故态复萌。中国新年前，母亲告诉我嫂子生了个儿子，父亲自然高兴非常，可是带孩子的事全落在母亲身上，同时还要顾及店里——就这样嫂子还声称自己没有坐好月子，如此等等。我提醒她不要把自己累坏了，问哥哥为什么不请人或是自己带孩子。母亲不回答我，转而暗示我应该趁春节对哥嫂有所表示。我说：“夏天回家时他们都没有跟我提一句怀孩子的事，我就还当不知道好了”。

我不想跟过往的生活有过多牵扯，更厌烦家里那些一地鸡毛。我自小生活环境的重心，似乎永远在赚钱存钱、生存生子的无限循环中。朋友和同事让我看到别人的生活可以是那么不同，切萨更让我看到一种与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天差地别的存在。

想到他那样的人生，我总有一种不可企及的感觉。

复活节前的一个晚上迪亚娜有事来找我，正好碰上切萨在我家。聊起来得知切萨走遍世界，居然没去过撒丁岛，她马上夸张地惊呼：“这怎么可以！”当即邀请我们与她一起回老家过节。切萨只是谢了一声，未置可否——他滑雪时伤了脚，尚未痊愈，因此没有任何出行的计划。而我本来好奇，又想到这是我唯一可能与他共度的假期，等迪亚娜告辞后，就说服了尚在犹豫的他。

那也是因为我的年轻单纯。换作今天，换一个朋友，我应该会处理得完全不同。至少不会那么孩子气。

我可以“容忍”我不认识的葆菈们的存在，却不能接受切萨对“在我之后”的其她女人的殷勤，尤其是对我最亲密的女友。更不用说当着她父母的面。虽然三天里我们如在军队宿舍一样男女分住，但迪亚娜明显在尽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切萨；而后者，似乎也就坦然地接受她无微不至的的照应。我感到自己像个第三者。

回来的渡轮上，我一路心里翻江倒海，籍口晕船躲在仓内，听他们两人在外面聊天。船到热那亚，我们就近在码头上买了当地有名的薄饼权充晚饭。我尽管食不下咽，仍然勉强说笑。等切萨一路开车带我们回到所在城市时，天已黑透了。他先送迪亚娜回家，然后开到我家楼下。车刚一停稳，我听到自己冷静的、不带一丝感情色彩的声音：“你愿意的话，可以上去喝杯茶。”

没转过头去，都可以“看到”他一怔——他理所当然地以为会在我家共度良宵的。我直视车窗外的前方，一家土耳其串烧店的霓虹招牌一闪一灭，听到他平静地说“好”。进门后我照例打开音响，再尽可能从容地烧水、沏茶，然后鼓足勇气，对切萨说道：“我不想再跟你见面了。”

他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有些难以置信地问：“我做了什么，让你如此决定？”他应该已有预感，也许做好了辩解甚至争吵的心理准备，却没想到我的决绝。

我转眼不再看他，只是轻轻地摇摇头，一小口一小口地啜着热茶。半晌，才说：“你没做错什么，是我自己…… 忽然厌倦了。”

毕竟是切萨，对我的话不置可否，沉默了片时即以轻松的语气换了一个完全无关的话题：“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开摩托带你兜风吗？我们周末可以去我老家。”我说我只是随口一说，并不真感兴趣。到底有些不忍心，又加了一句：“而且现在也还太冷。”他也许失望，但没有流露，只是突然间双眼布满血丝，显得非常疲惫，站起身来，说：“你如果改变主意的话，知道怎么找到我。”

如果我知道，那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会不会有不同的回应呢？

回首当年，我看到一个脆弱、缺乏阅历、没有安全感的女孩（尽管并不那么年轻）。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自己未能预料也无法把握的变故——虽然我对实际发生的事并无所知。也许他们并非有意为之——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他们后来怎样了，但我无法忍受哪怕想象中的背叛。毋宁说，我从一开始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我的回应是倔强的沉默。

与切萨断绝往来的同时，我也慢慢疏远了迪亚娜。无论爱情还是友情，原来都经不起一时间的荷尔蒙的考验。

*

不知什么时候起，街道两旁高大的马栗树早又枝繁叶茂，一座座红白相间的小花塔在枝端娇俏地伫立。夏天到了。

我在公司食堂碰到好久不见的安东，他胡子拉碴的，看上去忽然成熟不少。我们一起吃饭，他告知已在本地找到一个新武馆，师傅也去过中国学武，得过某某奖项。又很安静地说他跟女朋友分手了。我对他举起手里的塑料杯，笑笑说：“祝你重获自由”，不无苦涩地饮尽剩余的果汁。

安东以他一贯的带有几分腼腆的礼貌，问我是否愿意看他和同好们的武术表演录像。

他第一次来我家，我们彼此都吃了一惊——我开门时看到他好像把全套摄影器材、包括音响设备都背了来；他进屋后看到我的住处那么简陋，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不过马上就积极地设法把他带来的装备安置妥当。

第二次来，除了他自己的各种装备外，还带来一大卷像是塑料的东西。安东解释说：“这种窗贴透光但不透明，这样你就不必为避免街对过邻居看进来而白天也关着百叶窗了。”

此前我从未意识到那有什么特别不方便。常来的人只有切萨，他也好像一直对各种不便安之若素。

以后安东来我家，除了带来要看的录像片之外（他是不折不扣的科幻电影迷），常常带来事先准备好的工具和材料——他总能默默注意到需要修缮、改进的小地方，而且总是以非常谨慎、甚至谦卑的姿态，帮助我一点点改善居住条件。那是一种涓涓细流般的关注，无微不至，不事声张。我长到那么大，还从未被人如此小心呵护过。

每一次他来过，我心里的冰就融化一小块。

与安东的第一次，我满心回想的仍是另一个人。他是敏感细腻的人，虽然不问，但心里当然不会没有感觉。但他有的是耐心和容让。

那年夏天的tormentone（反复热播的流行单曲）是Paola & Chiara的”Vamos a bailar”——我们坐着安东那辆小破菲亚特Panda里，音乐放得震天响，在午夜的街头招摇而过。”Esta Vida Nueva……” 暖风熏得情人醉，我的心早已彻底解封。

我日后在油管重温老歌，却无法找回当初的感觉——那些精心录制的MTV失去了大半曾在大街小巷震荡回响的那份生鲜的热情。”Viva El Amor”，”Fino alla Fine”…… 每一首歌都为我们而作。还有Laura Pausini，Elisa，Ramazzotti …… 无数炙手可热的情歌。安东年方二十五，我也才不过二十八岁——即使怀有一颗破碎过的心。在那样的年龄，一切修复皆为可能。

安东租的住所比我的大一倍，条件也好得多，但因为我不肯搬去，他宁可损失押金，退了房搬来与我同住。母亲得知我有了“正式”男朋友，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据说父亲并不满意：“不是我们中国人”——嫂子酸酸地回答他“总比嫁不出去好”（母亲电话转述）。哥哥根本无所谓，我的任何事早跟他无关。

被家中三代女性成员宠大的安东，性格和善，心思纯净。他比我年轻，在很多事上却更成熟，日常生活尤其细致讲究。与他在一起，我偶尔有自己像个粗枝大叶的男人的感觉。有时早上一觉醒来，看到他大睁着一双眼睛，充满情意地看着我，又让我为自己的种种私心杂念、疑虑不安而自惭形秽。

我没有忘掉切萨。更没有忘记我对“在路上”——对于远方和未知的向往。我开始厌倦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自问是否安然于守着同一个人、同一份工作度过余生的前景。我刚刚年满三十，还没有度过人生的一半，我常常感觉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尚未开始。

安东搬走后，每每看到临街那扇落地长窗的窗贴，一片片被粘得服服帖帖，就看到一个年轻男人的那一片心。我不是不珍惜，只是为了听从自己的心，最终辜负了他。

两年后的一个中午，我回公司办理正式离职手续时（那时我已停薪留职一年半），在人事部外的走廊里碰到安东——事后想也许不是偶然。他坚持要陪我走到车站。我上了有轨电车，找到靠窗的座位看出去，他正在返回的路上，突然停步转过身来，怔怔地望向我乘坐的车，那一刻的他像极了一个无助的小男孩。我心头一痛，热泪迸出。我们彼此的夏天，也是稍纵即逝。

而我们毕竟青春作伴，好风好月同行过一程。

*

那次回公司时，人事部的同事随口说起那个驻扎市政厅的某某（切萨的姓）跟我差不多时候离开公司，回紧邻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老家去了。

这消息好像早在我意料之中。四十出头，正是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的年龄，无论是做滑雪教练还是探险领队，都不算晚。而我，也已“在路上”快一年了。

与我同龄的皮耶罗在一家自动门控公司做销售经理——刚起步的小公司，销售部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也才刚毕业没几年。我们认识不到一年就决定结婚，省略了诸多浪漫（对我来说）和浪费（对他来说）的过程。没有紧急的翻译活儿时，我经常跟着他出差，几乎走遍了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那时我的东方面孔在一些边远小村镇还很稀罕，常常收到令人不适的注目礼。

结婚时除了母亲我没有邀请其他家人——他们大概也没空为了我专程北上。父亲会觉得白养了我这个女儿，但那早已不是我的问题。

皮耶罗是个方正而实际的好人，一眼看去没有切萨的倜傥也不及安东俊俏，对女性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但他是个可靠的丈夫。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十七年，算是不错的过日子的伴儿。波澜不惊的婚姻走到尽头，纯粹是因为两人除了日常琐事，似乎再找不到话可说。

我几乎是立刻就接受了他的求婚，主要是因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过上向往中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为此一直心怀感激。然而与此同时，那种几乎没有什么负担和责任的生活也让我有种漂浮感，总觉得缺了些什么。新鲜感过去，更开始厌倦只有我跟他的世界。我需要工作、朋友、自己的社交圈，需要一个稳定的家——我们结婚后也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穿梭于各地的旅馆、饭店、商务中心之间。不出所料，母亲的唠叨也并没有因为我结了婚而停止，催我生孩子成为她新的通话主题：“趁现在还来得及”——虽然无论皮耶罗还是整个社会环境都从未给过我任何压力。

父亲心脏病手术时我没有回家，只是寄了张支票——我知道家里不缺钱，只对母亲说：“他们不会心疼你、怕你累坏，出院后请个保姆，哪怕小时工也行”。

我有时仍会想起切萨，想像他的另一种或数种生活：他如今在做什么，他是否仍与葆菈若离若即，他与迪亚娜还有交往吗——或是早有新人替代。奇怪的是，我在后来的日子里，更多意识到的，是安东对我的不同寻常。我怀念安东有时让我惊讶的善解人意——我想那既出于他的天性，也出于他对我母国文化的兴趣。切萨没有这种认同，我也无法想像与他共同生活的油盐酱醋。如果他们俩能合二为一，我大概不会有与皮耶罗接近的可能。

皮耶罗对东方文化几乎没有什么了解，也没有特别的兴趣。有时我觉得他对我的放任和宽容，更多是从自己的便利出发——让我高兴和满意了，他自然也就没有了麻烦。我从来不确定他对我的想法有多少真正的关心和了解。也许为此当我提出分手时，他才会感到那么吃惊和委屈。他当然不同意——他的宗教信仰和家庭教育，他对自己为人和能力的自信，也许还有他对我的依恋（或是习惯），都让他不肯放弃。如果我坚持一下——那时还没有孩子的牵扯，也许最终能说服他。但也许我只是想刺激刺激他。无论如何，公司的一个决定意外地大大延迟了这个婚姻的终结。

*

电话响时我正忙着把从刚买的东西从购物袋中一一取出——超市又进了意大利出产的味美思，我看到马上买了两瓶。是一个犹豫的略带沙哑的女声：“钦季娅？”我脑中电光闪过，惊呼一声：“迪亚娜！”“你还记得我！噢，亲爱的……”那边的声音忽然有点哽咽。我感到更加意外，她从前好像没有这么容易动感情？

迪亚娜说她从安东那里得知我的号码和地址。我07年离开意大利时，只与安东和不多几个朋友见面告别，并与他一直保持联络。有一年夏天他跟女友环游北欧时，还来我跟皮耶罗的家做过客。

几句简短的寒暄之后，我被告知切萨给我的生日贺卡原来是迪亚娜寄出的。没等我反应过来这意味着什么，她很快地说：“有件事我想我必须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她听上去带着奇怪的鼻音：“切萨在好多年前——05年发生意外。雪崩。前不久刚被找到……”

我感觉有些懵懂，没有马上明白她的话。随后又听到“一个人”、“失踪”、“搜索”、“证实”、“十米深的雪下”…… 等等，好像在听一个遥远的故事。

过去的这些年里，我早已停止怀念切萨。在我几乎不再想起他时，却得到他的消息。

“亲爱的，你在吗？”“在。”“你知道，钦季娅，我一直觉得欠你一个解释……”我打断她：“那么多年过去了，我都忘记了。”“我只想说我跟切萨之间什么都没有过……”我再次打断她，用尽可能柔和的语气说：“迪亚娜，真的，我们都早已有了自己的生活，不提过去的事好吗？尤其是——”我没有说完，她应该懂得。那个与我们相关过的人已不在这个世界了。

电话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不管怎样，她想告诉我，我停薪留职以后，切萨去公司办辞职手续时找过我，见到迪亚娜时请她代转给我那张贺卡——而她“忘记”了。

“我真的很抱歉。”

我说：“我也是。”——我们的用词可以有“抱歉”和“遗憾”两种含义。

我在心里默默计算。切萨出事的时候，我还在意大利，在米兰-第里亚斯特，帕多瓦-巴里，或是佛罗伦萨-塔兰托…… 之间的路上。

在他热爱的阿尔卑斯山里，终于得到永恒的自由。他长眠于雪下时，比现在的我还年轻两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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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我整晚在网上搜寻，居然找到了一点相关信息——可是太少，太少。没有人知道为何在那个季节，切萨独自一人去到那样的地方。他是因为太过自信而错判了形势，以为阳光普照的中午，那一两个小时里，不会有任何事发生，还是另有无人知晓的计划？

无论答案是什么，都在十四年前的那一天，随他一起深埋雪下了。十四年里我的人生全然改变，又搬去另一个国家生活，而他早已在另一个世界安息——而我对此毫无所知。出事的四个月之前，他又因何记起了我的生日（或是并未忘记过），而我却没有收到他的问候——也是最后的告别，亦成为一个永远无解的迷。

皮耶罗在公司开始拓展海外市场时，被派驻北欧。听到我同意跟他一起出国，他简直喜出望外。他升职加薪，不必再东奔西跑，我们总算有了一个固定的家。我一边学语言，一边在一个所谓的“那波利皮萨店”找了一份零工——对我来说，这种活儿本是轻车熟路。我们俩都乐观地以为我们的四年之痒已经过去，从此可以平安快乐到永远——谁能说安宁不是一种幸福呢。瓦莱莉娅就是这么到来的。

我不能说女儿的出生如何改变了我，不过的确让我沉下心来“过日子”。出乎意料的是，对生孩子一事原本无可无不可的皮耶罗，好像忽然找到了新的生命寄托。有他尽心尽力照看女儿，我接管了因经营不善几乎倒闭的小店，开始向当地人推介真正的意大利皮萨、咖啡和冰激凌。十年如一日的光阴一晃而过。

迪亚娜后来又打来过两三次电话。她仍在原公司，已经是部门经理，准备问鼎公司最高层。她早与一个从她进公司起就穷追不舍的同事结了婚，一对双胞胎都进大学了。当年吉诺终于跟未婚妻结婚时，她对那种“从一而终”的生活嗤之以鼻的样子还在眼前。她自己也笑着说：“谁能想到，我能把唯一的婚姻维持下来……任何人——可我？！”反而是跟她相比安静得多的我，没有做到。

我跟皮耶罗的事业都蒸蒸日上，彼此间却渐行渐远。他上班、回家、周末带女儿去公园，看上去心满意足。而我，在总是心绪不宁的同时，对他的心满意足也产生不满。我们也并不争吵，只是寻找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变得越来越困难。

与迪亚娜最后一次通话时（由于我的懒惰，我们终于再次中断联络），她忽然问道：“你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吗？”我想了一下，反问她：“你呢？你觉得满足吗？”——到底是曾经无话不说的老朋友，我们同时呵呵一笑。

皮耶罗决定回国接任副总经理的职位时，我犹豫过几个小时。我早已适应了另一种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完全无意再一次重新开始。我尤其不想回到父母所在——那个让我记起过往生活的地方，因此决意留下来。他带着瓦莱一起去罗马就任——当时说好只是一个暑假，女儿却没有再回来。分居既成事实，但因为孩子的抚养权，我们一直无法达成离婚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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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过去，在得知切萨已离开人世之后，我才忽然想到他当年的女友葆菈，那个我从未设身处地为之着想的女人——她被我作为竞争对手和爱情阻碍而排除在思量之外。

我固然无法得知她现在的生活、以及切萨之死对她的影响，对她的当年也并无更多了解。她作为他多年的女友，始终没有得到一纸婚约，又比他大那么多岁，对他们的关系可曾有过任何安全感？当年那个切萨在我身边时她打来的电话，是我跟她之间仅有的最为接近的时分——很可能她已疑心或确知“另一个她”的存在——说明她不是不在乎，而切萨蹩脚的扯谎也瞒不过任何在乎的人。她是如何说服自己的？

我认识切萨时，他们在一起已经十五年了。那么漫长的时间里，都发生过什么？两人之间还有激情吗？——切萨不止一次提到他觉得“累”，应该不是偶然。想来是平淡和重复让他觉得不堪重负——而他从来不是优柔寡断的人，应该是多年的情分，让他无法离弃年长的女友，而宁可选择偶然或是暂时的出逃、背叛？

而她，明知永远无法得到他的全部，宁可与其她人分享也不肯放手？如今回想往事，我相信那么多年里，我应该不会是唯一的“另一个她”——即使没有迪亚娜，也总会有其她人主动或是被动地卷入。她，葆菈，感觉到怎样的伤心、失望和愤怒，可曾与他纠缠？抑或是太过了解他的心性，却因无法割舍而宁可委曲求全？

我一再设想他们的当初：年轻的他让刚刚经历丧夫之痛而了无生趣的她重获生命的欢欣。或许两人之间从一开始就有过给予彼此自由的协议——而她在多年的相知相契之后不再认同？而我又如何知道，除了切萨，她是否也有“另一个他”呢？

年轻无知的我，之所以能够那么决绝地斩断初恋的情丝，应该是隐隐中明知她的存在的结果。女人的直觉，让我下意识地把自己当作又一个她，而把迪亚娜当作又一个潜在的自己。

如果有机会重回旧地，我想我不会有兴趣再见切萨、或是迪亚娜，而愿意认识葆菈。尽管（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七十三岁的她，也许早已忘记甚至从不确知我的存在——她的生活，曾经与一个她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东方女人，有过短暂而被动的交集。

在充满着各种未知、无明、不确定因素的生活中，又有谁，能够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即使桀骜不驯如切萨。不过，我相信，切萨最终是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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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日那天母亲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傍晚回家后，我给她电话。照例又问起我离婚协议的事——这早成为她替我怀有的最大焦虑：“孩子不能就这么让他拐骗走了！”我深深吸了口气，告诉她我已决定让步了：“人生太短，孩子无辜——如果瓦莱自己愿意留在那边，我会放手。尤其是，她父亲可能比我更适合照管她。”

母亲的反应不出意外，她无法懂得。

就像那么多年里，我从未真正懂得切萨。我也从未真正明白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只是一再地逃离和躲避，然后似乎又回到原地——不能说是原地，因为我抗争过，尝试过，生活过。而我现在终于开始懂得和明白，也是这些抗争、尝试和生活的结果。

我仍然有机会给女儿她理应从我这里得到的一切，无论以何种方式。

我三心两意听着母亲的絮叨，并不与她争辩。母亲自说自话了一会儿，突然打住，说：“你嫂子离家出走了，跟一个老客户。”我“噢”了一声，一时不知作何评论。听她又说：“你哥新找了一个，刚从国内出来的，比他小十几岁…… 准备年底在中华楼办酒席。”我忽然想起母亲说过哥哥最近几年回国更频，一去就是一年半载——也许那边早有了人？她跟父亲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的儿子会做这种事。我没有应和母亲对嫂子的指责，只是想让一个女人抛却二十多年殚精竭虑经营的家业，该有多少委屈，又需要多大勇气。

母亲又东拉西扯了些无关紧要的话，终于期期艾艾地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看我们一次？——你爸也又问起过……”我只稍作踌躇，就肯定地回答她：“年底我去看瓦莱，也回家看你们。”

放下电话时，我看到一片落叶正从窗前飘落。母亲那边应该还可以穿短袖，在这遥远的北国秋意已浓。我走近窗边，看着华灯初上的城市和路灯下五色斑斓的落叶，那一刻的心间，竟然弥漫着一种奇特的、温柔平宁的情愫。

我翻箱倒柜找出老Liga的”Buon compleanno, Elvis!”，在熟悉亲切的鼓点和乐声中，倒了两杯味美思。一杯给自己，一杯放在那张生日卡前。我用切萨听得懂的语言，默默地对他说：“祝我们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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