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底六月初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旅游。这是三年大疫之后第一次出行欧洲，正值欧洲旅游业全面恢复，航班爆满，机场、火车站熙攘拥挤，不见了口罩。城市景点游人如织，一片繁荣。这次出游好像比以往的欧洲行多了点久违的小兴奋。

此行游览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十几个城市，从北部的巴塞罗那、马德里到南部的塞维亚、格拉纳达。虽然是走马观花，却也领略了伊比利亚半岛独有的风情。对步履匆匆的游者来说，最直观的除了自然风景便是建筑及建筑风格了。两牙所处的伊比利亚半岛自8世纪起就被阿拉伯人占领了大部分，直到15世纪末西班牙国王收复半岛的最南端，阿拉伯人的统治长达700多年。因此建筑中的阿拉伯元素随处可见。越往南走，越是感受到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影响。在塞维亚和格拉纳达，市内建筑像火车站、旅馆、赌场等几乎都是“马蹄拱” 门窗，壁饰普遍带有阿拉伯式图案。

当然，最精彩的是阿拉伯人留在格拉纳达那座闻名于世的阿尔罕布拉宫，这回有幸亲眼一见这颗伊斯兰建筑艺术的明珠。从远处眺望， 这座建于14世纪的苏丹王宫远不如德国的新天鹅堡那么浪漫美丽，然而一旦踏入其中，便被那铺满墙壁、廊柱 和天花板的精美图案所震撼，这些由阿拉伯文字和花草植物组成的几何形图案纹饰极其精致、极其繁复、极其华丽，还有那些钟乳石造型的穹顶和拱，美轮美奂。水是这座宫殿设计的基调，所有的庭院厅堂都建有水池喷泉，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寓意不同。山间的泉水被引入了寝宫的每间卧室， 足见水在阿拉伯文化中的重要。

印象深刻的还有在里斯本见到的“曼努埃尔式“（Manueline）建筑风格。名称来自葡萄牙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一位国王，曼努埃尔一世。15至16世纪是葡萄牙的辉煌时期。航海大发现为葡萄牙打开了与东方的贸易之门，香料贸易带来了巨额财富，黑胡椒被称为黑色的金子。于是曼努埃尔一世大兴土木，修建了独具一格的教堂、修道院、宫殿和塔楼。这些建筑可称为哥特式，但揉入了大航海的主题元素，加上伊斯兰风格的影响， 与中北欧常见的哥特式建筑很不一样。这次参观的吉隆尼摩斯修道院、贝伦塔、辛特拉宫都是典型的曼努埃尔式建筑。这些建筑从外部的造型设计到内部的门窗雕饰和墙壁图案都大量使用了的航海元素：航海浑天仪、船锚、缆绳、海贝、海藻、橡树叶、橡子等，当然还有“黑金子”胡椒和能救海员性命的菊蓟。走在这些建筑中，似乎墙壁上的胡椒图案、门框上的缆绳浮雕、廊柱上的菊蓟石刻都在讲述葡萄牙人航海的故事。

曼努埃尔风格的魅力似乎更在其内涵 — 它记载了葡萄牙人开启大航海时代的艰辛与荣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部的葡萄牙于15世纪初就开始从非洲北端沿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一步一步探索航道、建立贸易据点， 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终于绕过好望角（1488年），于1498年抵达印度。西班牙紧随其后，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于1492年开始了“发现新大陆”的首次航行。航海大发现或地理大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学者们将人类各文明之间关系的发展划为两个阶段，以1500年为界。 1500年之前，世界上不同的文明之间相互接触、碰撞。而1500年之后则是一个西方主导世界发展的时代。航海大发现标志着欧洲的强势崛起。此后的数个世纪里，西方文明对人类其它文明发生了经久的、单向的、压倒性的影响（1）。

然而，在航海大发现中处于领先位置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却很快从巅峰滑落，其海上霸主的地位在17世纪被荷兰和英国代替，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对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来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才西方崛起的起点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分水岭。工业革命之前的一千多年里，全球人均收入基本上在同一低水平上下徘徊，尽管一些地区有过繁荣的贸易。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人类社会第一次摆脱“马尔萨斯困境”，世界人均收入的曲线开始持续上升。首先西欧国家的人均收入直线增长，随着工业化及技术革命的浪潮波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中高收入的行列。一个学界曾探讨的课题是：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或葡萄牙？毕竟后两者率先称霸海上、率先建立殖民地、拥有雄厚财力。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对此都有过深入的研究。

笼统地说，其根本原因在于英国有产生工业革命的制度基础。从13世纪的大宪章，到市镇的独立及商人组织的发展，到国会的逐渐变强，再到17世纪末的光荣革命，一套以法治为基础的多元政治制度在英国已然形成。这套制度实质性地限制了国王对臣民征税的权力，确立了对地主、商人及手工业者之产权的可靠保护。社会成员包括中下层成员的产权安全是民间发生大规模创业和科技发明的根本条件。相比之下，在西班牙（葡萄牙相似），君主握有绝对权力，国会除了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一直处于劣势。贵族无力与王权抗衡。商人更是任人宰割。双王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在收复半岛之后，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迫其贱卖家产，不准带金银出境。后来的菲利普三世又驱逐异教徒的摩尔人（阿拉伯人），同样不准带金银出境（2）。基督教商人也缺乏群体的组织力量，势力薄弱。在西班牙君主的强权统治下，臣民的财产安全没有保障。

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各君主国争雄称霸、扩张海外殖民地，都急需大量财政支持。西班牙最先登陆南美，掠夺式开采金银，国王垄断殖民地贸易。 哈勃斯堡王朝治下的西班牙成为欧洲最有钱的王室，称霸一时。但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南美殖民地和北部“低地”地区也称北部省（现荷兰），王室收入高峰时只有十分之一来自西班牙本土（3）。当16世纪末南美洲的金银耗尽、北部省独立后，西班牙财政收入急剧下降。为应对此局面，王室转而向本土臣民大举征敛钱财。由于君权没有受到限制，急需战争用款的西班牙王随意增加捐税，甚至不惜敲诈勒索。卡斯蒂利亚贵族原本享有免税特权，此时也遭搜刮，只能忍气吞声。王室对商人更不客气，或课以高税，或变相没收财产， 还屡次次单方面更改甚至取消借款契约，导致借贷商人破产。总之，西班牙君主杀了所有能下蛋的鸡，谈何工业革命？

英国王室同样急需大量钱财来支持各项开支， 可运气没有西班牙好，北美东部没有金银矿藏可采，没有现成的财路。在北美殖民地和大西洋三角贸易中赚到财富的是英国商人或他们的贸易公司，英王可以向商人征税，但其征税权已经受到国会的制约。大西洋贸易财富反而增强了商人群体与王权较量的的经济实力。为了开辟新财源，英王开始向一些新兴制造业的从业者 “出售” 公司垄断特许，以垄断特许状换取金钱。开此财路后，英王贪得无厌，发展到滥用王权、滥发特许的地步。无论从业者是否生产新产品，只要有钱就能买到垄断专利特许。英王的做法终于遭到国会的抵制。国会于1624年通过《垄断法》，将产品发明专利的裁定纳入普通法法律体系、置于国会的监督之下。由于君权受限，英王以利己的动机开始，客观上却起到了鼓励新型制造业和股份公司发展的作用。而《垄断法》，英国的第一个专利法，建立了科技发明者的产权以及对此产权的法律保护，也为后来的工业革命铺垫了道路。

所以说，西班牙晚于英国工业化并非偶然。历史的发展错综复杂。远在航海大发现之前，西班牙与英国的发展就已经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比起东西方文明间的差异要小多了。同属基督教文明的西欧各国在制度发展上有更多的共同之处：比如中世纪时期教皇的强大，国会的存在，国王对贵族习俗权益的认可，市镇及商人的独立，以及法制基础等，更不用提它们的共同起源 – 古希腊罗马文明。对于中国人来讲，或许中西方制度的比较更有意思。比如航海大发现时期，郑和首次下西洋是在1405年，比葡萄牙开始探索非洲西岸航线（1419年）早了十几年。然而，中国的远航壮举在明成祖去世后就偃旗息鼓了。最后一次下西洋是在1430年。令人遗憾的是，声势浩大、耗资巨大的七下西洋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十五世纪后，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依然闭关锁国。

注释：
1. 见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 。 亨廷顿认为人类各文明之间的关系在上世纪冷战结束后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之间的冲突。
2. Acemoglu, D. and Robinson, J. A.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3. North, D. C. and Thomas, R. P.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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