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語系佛教與本民族的文化融為一體，一方面在教義上保持印度原來的傳統，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也吸收了漢地文化和印度文化之優點，創造了極為光彩奪目的西藏佛教文化。

　　傣族巴利語系佛教基本上保持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傳統，在傣族各地區形成傣族文化主體。

　　佛教傳入漢地，時間最長，發展變化最多，影響也最為廣遠。大體說來佛教與漢民族文化的結合是沿著三方面進行的，即佛教的學術化、藝術化、和社會化。

　　一、學術化：佛教傳入中國時面臨一個民族傳統文化高度發展的社會。從一開始，這個社會的知識階層，就把佛教作為一種思想學說來接受，鑽研講習，不遺餘力。由於書寫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譯經論不久即可傳遍全國，講、錄、注、述，蔚然成風。因此，在教理、教義的研究方面很快達到高水準，贏得當時國外佛教學者的讚美和崇敬。如東晉時的道安（３１２—３８５），被西域的佛教大師鳩摩羅什譽為「東方聖人」，「恆遙而禮之」。北魏時的曇謨最，妙達《涅槃》、《華嚴》，印度的佛教學者菩提留支來華，「見而禮之，號為東方菩薩」，又把他的著作《大乘義章》譯為梵文，「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為聖人矣」。唐玄奘在印度被尊稱為大乘天和解脫天，更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歷史事實說明，大乘佛教傳入中國後，教義的研究始終是發展的主流，由此引起十餘種宗派的興起和二萬三千餘卷大量譯本及著述的出現。

　　二、藝術化：在佛教傳入以前，中國的藝術和工藝已達到極高的水平，書法、繪畫、製造工藝、紡織、建築等的精美在世界上都冠絕一時。大乘佛教傳入後，吸收了中國文化這一方面的長處，引起畫像、造像、寺塔建築等藝術和工藝的發展，佛教面目煥然一新。西元３０１年前後來華的耆域大沙門看見洛陽寺、塔、宮殿的壯麗，讚歎說：「兜率天宮，彷佛似此。」西元５１６年洛陽永寧寺建成後，菩提達摩祖師見之，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讚歎說：「此寺精麗，閻浮所無。」「極樂境界，亦未有此。」他又看見修梵寺的金剛像，形像逼真，讚美說：「得其真相。」至於歷史上一些著名畫家如顧愷之、吳道子、揚惠之等為僧寺所作的壁畫、塑像引起轟動的故事，更是膾炙人口。今天，敦煌壁畫、龍門造像、樂山大佛、雍和宮大佛、札什倫布寺大佛、布達拉宮等以及遍佈全國的寺、塔、石刻，其藝術上的價值已為世界所公認。事實上，大乘佛教的發展方向，是用中國文化中高超的藝術來表達佛教的思想教義。近代有人認為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這是不理解佛教教義和無視歷史事實的一種誤解。事實上，大乘佛教信奉「諸法緣起性空」的學說。

　　三、社會化：中國大乘佛教，繼承龍樹的「一切資生事業悉是佛道」和彌勒的成佛必須修學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產生許多著名的學者，如一行、道宣、王維、孫思邈等人是天文學家、醫師、史學家、文學家。到了禪宗六祖慧能（６３８—７１３）時提出了「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思想，以後的懷海（７２０—８１４），又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原則，將佛教融入社會，實現釋迦牟尼佛的「成熟有情，莊嚴淨土」的理想，大乘佛法進而發展為「人間佛教」。自西元九世紀後一千餘年中，佛教的高僧大德從事造橋、修路、興修水利、植樹造林、行醫施藥、賑災救難、救死扶傷、興辦社會福利、從事民族團結、整理文化遺產者代不乏人。舉其著者，如深受禪宗思想影響的西藏寧瑪派高僧缽闡布在擔任吐蕃僧相時，力主和議，促使唐、番立碑結盟，結束了百餘年紛爭的局面，開闢了漢藏兩族世代相交的新歷史。明代僧人道衍（１３３５—１４１９），主持《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八卷的編撰，匯總了當時中國文化的全部內容，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此時大乘佛教的發展，已將佛教與中國文化完全地融合，二者無法分割。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大乘佛教傳入中國後，和中國文化相結合，發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與中國的思辨哲學相結合，朝向學術化發展，對教義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得佛教本身達到高度的繁榮。一方面與中國的精美工藝相結合，朝向藝術化發展，使得佛教成為絢麗多彩的藝術寶庫。一方面與中國的人生理想相結合，朝向社會化發展，使佛教與中國社會密切聯繫。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薩應以五明為修學的主要內容以來，佛教已由避世潛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學，轉向世間的學術、文藝、理論科學、生產工藝的領域邁進。一千多年的歷史經驗證明，佛教在中國大地上吸取中國文化的營養，沿著人間佛教的方向發展，已獲得很大的迴響。釋迦牟尼佛「成熟友情，莊嚴淨土」的偉大理想，已在東方的廣大地區，在一定的程度上化為具體的實現。在人類所創造的各個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其獨具的精深哲學思想，豐富的精神財富，龐大的文獻寶藏，及精美的文化遺產等等，成為東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在長期進行的「成熟友情，莊嚴淨土」崇高事業的同時，也使自身成熟起來和嚴淨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