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

  藏语系佛教与本民族的文化融为一体,一方面在教义上保持印度原来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也吸收了汉地文化和印度文化之优点,创造了极为光彩夺目的西藏佛教文化。

  傣族巴利语系佛教基本上保持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统,在傣族各地区形成傣族文化主体。

  佛教传入汉地,时间最长,发展变化最多,影响也最为广远。大体说来佛教与汉民族文化的结合是沿着三方面进行的,即佛教的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

  一、学术化:佛教传入中国时面临一个民族传统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从一开始,这个社会的知识阶层,就把佛教作为一种思想学说来接受,钻研讲习,不遗馀力。由于书写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译经论不久即可传遍全国,讲、录、注、述,蔚然成风。因此,在教理、教义的研究方面很快达到高水准,赢得当时国外佛教学者的赞美和崇敬。如东晋时的道安(312—385),被西域的佛教大师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北魏时的昙谟最,妙达《涅槃》、《华严》,印度的佛教学者菩提留支来华,“见而礼之,号为东方菩萨”,又把他的着作《大乘义章》译为梵文,“寄传大夏,彼方读者皆东向礼之为圣人矣”。唐玄奘在印度被尊称为大乘天和解脱天,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历史事实说明,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的研究始终是发展的主流,由此引起十馀种宗派的兴起和二万三千馀卷大量译本及着述的出现。

  二、艺术化: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艺术和工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平,书法、绘画、制造工艺、纺织、建筑等的精美在世界上都冠绝一时。大乘佛教传入后,吸收了中国文化这一方面的长处,引起画像、造像、寺塔建筑等艺术和工艺的发展,佛教面目焕然一新。西元301年前后来华的耆域大沙门看见洛阳寺、塔、宫殿的壮丽,赞叹说:“兜率天宫,彷佛似此。”西元516年洛阳永宁寺建成后,菩提达摩祖师见之,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赞叹说:“此寺精丽,阎浮所无。”“极乐境界,亦未有此。”他又看见修梵寺的金刚像,形像逼真,赞美说:“得其真相。”至于历史上一些着名画家如顾恺之、吴道子、扬惠之等为僧寺所作的壁画、塑像引起轰动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今天,敦煌壁画、龙门造像、乐山大佛、雍和宫大佛、札什伦布寺大佛、布达拉宫等以及遍布全国的寺、塔、石刻,其艺术上的价值已为世界所公认。事实上,大乘佛教的发展方向,是用中国文化中高超的艺术来表达佛教的思想教义。近代有人认为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这是不理解佛教教义和无视历史事实的一种误解。事实上,大乘佛教信奉“诸法缘起性空”的学说。

  三、社会化:中国大乘佛教,继承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和弥勒的成佛必须修学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产生许多着名的学者,如一行、道宣、王维、孙思邈等人是天文学家、医师、史学家、文学家。到了禅宗六祖慧能(638—713)时提出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以后的怀海(720—814),又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原则,将佛教融入社会,实现释迦牟尼佛的“成熟有情,庄严净土”的理想,大乘佛法进而发展为“人间佛教”。自西元九世纪后一千馀年中,佛教的高僧大德从事造桥、修路、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行医施药、赈灾救难、救死扶伤、兴办社会福利、从事民族团结、整理文化遗产者代不乏人。举其着者,如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西藏宁玛派高僧钵阐布在担任吐蕃僧相时,力主和议,促使唐、番立碑结盟,结束了百馀年纷争的局面,开辟了汉藏两族世代相交的新历史。明代僧人道衍(1335—1419),主持《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八卷的编撰,汇总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全部内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此时大乘佛教的发展,已将佛教与中国文化完全地融合,二者无法分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朝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得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一方面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朝向艺术化发展,使得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一方面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朝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一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已获得很大的回响。释迦牟尼佛“成熟友情,庄严净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的程度上化为具体的实现。在人类所创造的各个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其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及精美的文化遗产等等,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在长期进行的“成熟友情,庄严净土”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