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的网络上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新词——“精日”。请AI帮助查了一下，查询结果是：【“精日”是“精神日本人”的简称，是指在精神上将自己视同为日本人，甚至极端支持日本军国主义、仇视自己民族的非日本血统人士。】显然这是没有多少文化的脑残小粉红编造出来的垃圾词。本来有“亲日”、“媚日”、“汉奸”等现成的词，为什么还要造这种狗屁不通的新词呢？可能是他们觉得用“亲日”、“汉奸”等词骂人已经不过瘾了，所以编造出一个更恶毒的词。显然这是爱党小粉红给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扣的大帽子。本文暂且借用这个词，来说明小粉红所崇拜的毛泽东才是真正的“精日”分子，而且是“精日”分子的祖师爷。

在几十年来的中共宣传中，一直说中共是中国抗日的“中流砥柱”，而国民党蒋介石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战胜利后下山摘桃子了。而历史事实和他们宣传的恰恰相反。国民党军队（国军）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而中共的军队连消极抗日都没有，而是躲开日军，保存势力，在日占区的广大薄弱地带（远离铁路的小城镇、农村、山区）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军队。在八年抗战中，中共的军队从两三万人发展到120万人，为夺取政权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日本投降后，毛泽东下山摘桃子了。中共军队在东北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抢占地盘，最终打败了筋疲力尽的国军，夺取了全国政权。这样说都是有充分证据的。

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说：“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毛泽东还说：“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们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在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日本侵略军做殊死搏斗的时候，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在延安不慌不忙地搞整风运动和南泥湾大生产，一片和平景象。有人说中共和日本侵略军之间有互不侵犯的秘密协议和默契，到现在仍然是个谜。

这就是中共所谓的“中流砥柱”的真实面目！

毛泽东夺取全国政权是借助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发了国难财。所以他对日本皇军是感恩戴德，后来他曾多次对日本人表示过感谢。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去北京，与毛泽东有下面一段对话∶

毛∶“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泽东道歉， “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泽东说；“不是对不起啊，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毛泽东把杀害上千万中国人的日本皇军当成“大恩人，大救星”，他不是汉奸谁是汉奸？他不是“精日”分子谁是“精日”分子？铁证如山，岂容抵赖！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我们要永载史册，永世不忘。但是世界在变化，历史在前进，我们对日本的认识不能总停留在80年前。日本战败后被美国占领，经过麦克阿瑟的改造，日本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国民素质也进入世界前列，受到国际的广泛肯定。有人指责日本打算复活军国主义，这没有充分的证据。如果他们要复活军国主义，想制造原子弹，美国首先就不会答应。我们不能把想象当成现实，整天叫嚷反对军国主义，煽动仇日情绪。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初，中日关系总体来看都是比较友好的，官方和民间的交往也是很频繁的。邓小平曾亲自访问日本，盛赞日本的“新干线”。日本方面也有很多友好的表示，比如援建了“宝钢”、“中日友好医院”等项目。日本的电影和电视剧（《追捕》、《姿三四郎》、《血疑》、《阿童木》等等）受到中国观众的热情欢迎，日本电影明星山口百惠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可是最近一、二十年形势急转直下。特别是最近一、两年，不仅阻止老百姓去日本旅游（取消了很多去日本的航班），而且到了快要打仗的地步了。在官方媒体的煽动下，很多中国人的仇日情绪到了失去理智和发疯的地步。砸日产汽车，杀日本小孩，把愚昧和野蛮当成了爱国。

不知道有些人到底想干什么？树立外部敌人、转移国内矛盾？

（2026.6.23）

作者投稿

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60年，结束50年。这场所谓“革命”是毛泽东林彪倡导“个人崇拜”、摧残文化、强化专制政治，历时十年的政治大变革，没有什么“人民文革”。 1986年我与高皋在中国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今年将在美国和台湾出版“增补版”，包括英文版，这个版本，保留了1990年台湾、香港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下册913页全部内容。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起来否定文化大革命，实行改革开放，走上”局部私有化“的道路，但没有”全面非毛泽东化“，至今在北京天安门还挂着毛泽东巨幅画像和在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就是根本标志。

【 两次5·16】

1976年和1989年，中国发生了两次规模宏大的天安门事件，第一次是民众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江青等人的抗议而引发的，第二次是邓小平在他废黜了胡耀邦后，北京学生与市民为悼念胡耀邦而引发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当邓小平把天安门的悼念宣布为“动乱”后，抗议运动的规模就更为巨大。

5·16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天，1989年5·16这一天，戈尔巴乔夫正在北京访问，赵紫阳在与戈尔巴乔夫的5·16谈话中，把“邓小平掌握中国最高决策权“向天安门广场数百万抗议的学生’和全中国公开，放弃自己责任。 2017年到2019年，我在美国见到长期在赵紫阳身边工作的人，听到他谈赵紫阳在5·16谈话在中国几次广播后情况后，我看到了六四事件的起因。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六四事件”与“天安门学生运动”是两个有联系而有根本不同的两个事件。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有三个组成部分，这就是数百万学生和市民的抗议运动、六四大屠杀、中国的宫廷政治。

这里不谈“天安门学生运动”的起因，而是谈“六四事件”的起因。 “六四事件”的发生有多种因素，有直接和间接起因，直接起因①一是邓小平对赵紫阳5·16谈话在全国的影响、②二是对邓小平在依靠胡耀邦赵紫阳掌握八十年代中国最高权力而面临第三次“丧失权力”的恐惧、③三是邓小平对维护“计划经济”的陈云等人可能崛起的担心，这三大直接起因的产物。

中国当代的”宫廷政治“与中国一家一姓的“旧宫廷政治”的不同在于，邓小平的“皇权”还受到其他人的”挑战“，在胡、赵两人离开他后，就要面对陈云将取代他最高权力地位的挑战，邓小平将面临第三次失去权力，这种担忧引发了邓小平不顾一切，用他作为”国家军委主席“的权力一手制造了”六四大屠杀“。

赵紫阳与天安门母亲一样，都是”六四“的受害者，他过去是一个好总理，反对北京军事戒严，主张用民主法制解决问题，都是对的。 1976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江青在人民大会堂的屋顶上，在晚上用望远镜看天安门广场聚集的抗议民众，1989年5月14日，赵紫阳也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屋顶，在晚上用望远镜看天安门广场聚集的抗议民众，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5·16谈话，表明他等待天安门事件的未来的“翻案”，决定公开放弃自己当时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不可推卸的责任，5·16谈话成了”六四事件”的导火线。

【“宫廷政治”的重要现象】

中国当代的“宫廷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究竟谁怕谁”决定政治走向。邓小平怕毛泽东，赵紫阳怕邓小平，当邓小平砍断自己左手胡耀邦后，又要面对失去右手赵紫阳，而看到自己将被共产党内“非改革开放派”取代的前景时，“六四事件”就在北京发生了。在六四大屠杀发生37年后的今天，在天安门母亲经历了37年痛苦生活的今天，在中国大地上，推动“全面非毛化”、恢复六四真相，已成了中国政治的首要问题。

严家祺 2026-6-16 10am 写于 Paris

来源：光传媒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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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战争打成这个样子，莫说川粉，反川人士亦始料未及，想象力最奔放者也没想到那3000亿。

伊朗方面先公布了14条协议，川粉不信，反川者也不敢信。饶有意趣的是，白宫硬是扛着不公布谅解协议，非要等到川普落笔签署，生米煮成熟饭，这才在美国国会施压和媒体第四权深穷追猛打下公布文本。

美伊谅解备忘录（MOU）14条条款

来源：NBC新闻
1.立即终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
2.相互尊重彼此主权
3.启动60天最终协议谈判期
4.美国解除海上封锁
5.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免收通行费
6.制定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及经济发展计划
7.美国终止对伊朗”所有类型”的制裁
8.伊朗重申不会采购或研发核武器
9.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双方同意”维持现状”
10.美国为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出口发放豁免许可
11.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
12.建立监督协议执行与合规情况的机制
13.就谈判时间表达成一致
14.最终协议须经联合国背书

这一来举世炸锅，美国打了百日战争，花了一千亿，全世界共同蒙受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结果就这？我都不需要多费笔墨去拆解协议文本，打开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满眼都是。

历史分水岭

最戳眼睛而又最具历史感的镜头，是G7峰会川普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见证之下签署那个14条协议。那瞬间，马克龙脸上水波不兴，胸中却有万丈狂澜翻卷而过——法国二战签署降书最屈辱的时刻被洗白了！

这一刻还夯实了奥巴马的历史地位，他联合多国（包括英法德中俄）与伊朗签署有国际约束力的核协议，没有硝烟，没有送钱，却被川普撕成一地纸屑，如今由他女婿库什纳和密友房地产商史蒂夫·威特科夫谈成的协议，比起此前的协议差了十几条街！

这一刻还捧红了江湖术士“华人版诺查丹玛斯”江学勤的铁板神算， 此前他预测川普将重返白宫，还有美国会与伊朗开战，这两项都应验了，所以美国政治评论节目 Breaking Points邀他做嘉宾。 江学勤发布第三个谶语是美国将在对伊朗的战争遭受战略失败，这也太邪乎了吧？美国什么吨位，伊朗什么量级，莫忘记川普开战时就扔下狠话：“必须无条件投降”！

谁知江铁嘴还真是一语成谶，投降那个不是少主小哈梅内伊，而是川普。如此一来，江学勤想不红也难了。正如社媒高人妙语总结，川普最近干了这么几件事：办寿宴、修园子、签条约、送赔款！

协议签署这一刻足以证明，盟友当初纷纷袖手不蹚浑水，自有道理，非因川普屡屡恶言相向而还以颜色，而是正确选择。美国这个自诩“和平总统”的二百五，最爱夸耀自己拳头大，一通王八拳却把美国砸坑里。马上就到独立日纪念二百五了，果真荒诞感拉满。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势力已经攀升至世界首席，但国际影响力未与之同步。一战末期，协约国胜券在握。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14条和平原则——

1、无秘密外交。
2、航海自由。
3、消除国际贸易障碍。
4、限制军备。
5、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
6、德军撤出俄国领土。
7、恢復比利时独立。
8、德国归还亚尔萨斯及洛林予法国。
9、根据民族性原则，重塑意大利边境。
10、奥匈帝国的人民自决。
11、同盟国撤出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
12、鄂图曼帝国的人民自决。
13、恢復波兰独立性。
14、成立国际联盟以维持世界和平。

以上成了巴黎和会核心原则，更成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典范。殖民主义时代的丧钟鸣响，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其中包括中国五四运动。美国凭此一举跃居龙头老大，并且领导世界群伦长达一个世纪。

而今川普14条又成为历史分水岭。今日美国硬实力依然是老大，但软实力已失落，再无价值观意义上的感召力。这都是在川普撕毁由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之后发生的，仅仅一年半，美利坚国家形象已不复辨认。

什么信义、尊重、平等都是“白左”意识形态，连国际契约都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了，让世界回到丛林法则美国就大小通吃？孰料拳头最大的美国就是玩不转。刚刚在白宫公布丧权辱国的协议文本时，记者提问：“有一位聪明人在 2020 年 1 月说过：伊朗从未赢得过一场战争，但也从未输掉过一场谈判。”川普反问：“是谁这么说？”记者回答：“唐纳德·川普。”

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江学勤比起川普实在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真正看得通透的铁板神算还非老爷子莫属。

14条协议令朝野大哗之际，华川粉反应蛮有意思。以我所见，大部分川粉郁郁不乐。起初“神棍必须死”之声变得无比尴尬，完成年轻化的神棍不再必须死，还拿到免死金牌。我太夸张了？请看14条谅解协议文本。美国不再诉诸武力，也不谋求政权更迭，这是啥意思？

川粉大面积失语在1.6国会暴乱时发生过，美国改变对俄乌亲疏的态势时也发生过，爱泼斯坦档案暴雷时亦然。朋友告知，美伊相关动态发到川粉麋集微信群里，众人鸦雀无声。挨了一记震撼弹，要等缓过气来，找到新的挺川话语才会重新归队。

至于硬核凡是派就不用多说了，照例变着花样洗地，里头怎少得了早前着急“乌克兰为什么不投降”那位叛出朱门的官二代，这百日里她想必为“伊朗为什么不投降”而焦灼不已。如今降表出来了，投降的是另一家，她和其他几个知名凡是派立即拥护这一英明决策。我有一川粉朋友，连协议文本都未看到就纵声赞扬：“又赢一局！”

于是想起那个顺口溜：“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决策没有不英明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

这拿来概括铁杆华川粉再贴切不过。不过他们一贯如此，那怕再具娱乐性也产生审美疲劳了。还是心理破防情绪崩溃的那些华川粉更有观赏性，社媒上有好事之徒贴出他们以前披肝沥胆而今捶胸顿足的言论对照，反差感拉满。看了真令人生出怜悯：谨记节哀顺变啊！

交易的艺术之玄机

这里倒要问一句，川普不是自诩精通交易的艺术吗，怎会在这场百日战争中输掉底裤？说来川普非但是失败总统，他首先是失败商人。他从老爹那里继承的财产，如果躺平把家财交给信托基金打理，所得效益将高于他自己经商。

川普经手的生意都蚀本或者效益甚微，唯一赚钱的居然是主持真人秀《飞黄腾达》，现在远方占据手机屏幕的短剧，诸如什么霸道总裁之类，赤裸裸的社达价值观熏陶着这一代与下一代，而其中不少桥段正是从川普真人秀那里来的。

川普最大成功就是从电视真人秀炼成一套网红真经，然后用于总统竞选。希拉里说她每每面对选民谈施政纲领，对方总是变生出一个新话题，呼啦啦注意力都被吸走。论吸睛她怎玩得过网红？

2024竞选，川普去卖麦当劳，开垃圾车，真在麦当劳打过工的贺锦丽反被晾到媒体聚光灯之外。川普那套僵尸舞非但没有美感，更无限接近于不雅，但台下MAGA们如痴如醉。贺锦丽是真会跳舞的，却没见她在台上跳几步。

最具戏剧效果的是川普在枪击后振臂高呼：“fight！fight！”那副雄姿简直爆镜。却不知为何，川普胜选上台后叫停了FBI对这宗枪击案的调查。

说到做生意经营经济实体，川普真没那本事。他6次破产是怎么回事？这就来说道说道——唐纳德.川普旗下企业第一次破产是1991年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泰姬陵(Taj Mahal)赌场。那时我就在新泽西，普林斯顿距大西洋城仅一个钟头车程，我去过几次游玩，却不喜欢进赌场，所以没啥印象。

这家泰姬陵赌场债务高达6亿7500万元，在高息债务压力下破产，这个倒有点印象，记得电视脱口秀讽刺，做赌场都破产还能做什么？我始知开赌场形同捧着聚宝盆，除非经济大萧条，生意失败可能性很微。

川普旗下公司另外5次破产，竟然都是开赌场失败。1992年大西洋城“川普城堡(Trump Castle)赌场亏损9320万元，再度破产，不得不寻求《第11章破产法》保护。第三次破产是1992年大西洋城“川普广场(Trump Plaza) 赌场”经营失败，亏欠5亿5千万债务，宣布破产。第四次破产是2004年大西洋城“川普娱乐度假村(Trump Entertainment Resorts) 赌场”，亏欠18亿巨额债务而破产。第五次破产是在2009年“川普娱乐度假村”破产案的延续，即使有了《第11章破产法》的保护，依然继续亏损，只得再次破产。第六次破产是2014年版“川普娱乐度假村”再度破产案的再度延续，因亏损严重，资不抵债，最后关门大吉。

川普生意失败，自身却无甚损失。破产对他来说是债务重置的游戏，他用《第11章破产法》卸载风险；损失由债权人承担。这是典型的“赢了我赚输了你赔(Heads I win tails you lose)”的资本游戏结构。也是美国商场所谓“OPM商业模式”的制度化组成部分。

现在川普要将3000亿赔款讹在海湾国家身上，也是这个意思。可怜中东海湾多国无端端挨了多轮轰炸，还要为川普的战争赔款买单。

外国游客来美之良好印象是罕见小偷，但切记此地不缺骗子，OPM是Other People′s Money 即“别人的钱”的缩写，译成中文口语即“空手套白狼”。许家印玩的也是这套。

前不久有一超级贱人雇用无证移民翻修房屋，工钱约一万元，完工那天无良屋主向ICE举报，致使几个劳工被捉，屋主昧掉人家的工钱。ICE捉人视频通过社媒传遍全美，无人不诅咒那家坏种贱人。

殊不知这正是川普惯做的事，他建赌场雇用无证移民，签约建筑承包商，完工后赖账，找碴起诉人家，一来二去，对方觉得缠讼耗时耗财得不偿失，唯有放弃。川普6次破产，自身只损失几根毛发，血亏的债权人却欲哭无泪。这种破产游戏一向是川普的桥段。

既然川普那么没本事，何以在总统任上家财暴涨？那绝非长袖善舞，而是五鼠运财，窃国有术。

放到伊朗百日战争，14条谅解协议之丧权辱国，用粤语来说简直“冇眼睇”。但川普家族没有输，须知3000亿这块大饼有太多上下其手的空间，深度介入中东事务的川家驸马爷深知，这比加沙迁空巴勒斯坦人改建海滨豪宅的油水更大更肥。不信且看川普家族及亲宠们在其间的后续故事。

所以说，川普没输，只是美国输了。

——转自《正义补丁》网站：川普没输，只是美国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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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刚洗漱完毕正要上床，接到汪太太的电话说汪继红被警察开枪打伤了，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手和腿都受了伤。于是李宇便立即和太太一起驱车去州府。

汪继红出身在一个军队干部家庭，父亲当时是一个副团长，在汪继红成年时已经升至军副政委。他在北京的大院里长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原来的名字叫“继奇”，国家主席刘少奇又成了头号走资派以后，父母将他改名为“继彪”，这是当时的风气，尤其是红统帅将一位女红卫兵改名为“要武”之后。到了1971年副统帅又突然折戟沉沙，又再改名为“继红”。

文革那一年他差一年小学毕业，无论按年龄还是按父母官衔都算小弟弟，所以无论在文革初期红八月里奉旨造反时的抄家，打老师，斗黑帮，揍黑五类，还是后来老红卫兵失势后的打群架，拍婆子，他都只是一个跟屁虫，跟着起哄，看热闹，只有抢帽子他特起劲，也能抢，手灵，还孝敬给他周围大院里的大哥们脚快，那年头戴绿帽子是时髦，汪继红头上戴过无数顶绿帽子，当然不是后来引申的意思。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干部没受多少冲击，所以当汪继红初中“毕业”面临上山下乡时，他父亲把他送到部队里去了。四年以后他又被“推荐”到大学读书，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 此时他父亲已经升之军长，汪继红朋友们也对他刮目相看，戏称他“汪军长”。

汪继红分在英语专业，因此对数理化基础没有要求，反正每个人都从ABC学起。不过由于大批判闹革命占去了很多时间，真正读书的时间并不多，而且学的很多是像“We must carry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end”，“Fight against imperialism, revisionism, and all counter-revolution forces”，“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of the class struggle”，等这样的句子。不过语法课老师是一位老教授，教得很认真，所以学生们的英语语法还是学得比较扎实。汪继红也学得很努力，后来也常常自夸，说对任何一个复杂的句子他都能将整句语法结构和每个词汇的语法作用分析得一清二楚。

毕业时通过父亲的关系，他被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当文革后新的大学生一届届毕业后，工农兵大学生越来越不吃香，只有学外语的有些例外，一方面学语言无需多少基础，主要凭你所花的时间和功夫，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使得外语，尤其是英语，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方面的人才供不应求，汪继红没有像许多其他工农兵大学生那样离开所学专业。尽管如此，“工农兵大学生“这一头衔总会让人瞧不起。

李宇认识汪继红是在二十多年前，当时汪继红在北京市城建局干部培训处当英语老师，被派到美国来一年半学习进修。本来是在州府的州立大学，两个月后他发现离州府一百多英里李宇所在的私立大学附近房租便宜，又认识了一家中国餐馆的老板，可以在那里打工，于是就来转到李宇这个学校。这个大学只有很少几个中国大陆留学生，教师中也只有四五个华人，所以他很快同李宇一家成了朋友，李宇一家周末出去采购，总带上汪继红，还几次带他去州府和附近的国家公园。

汪继红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很有军人气质，喜欢将衣服披在身上，这是他在部队里学一些干部养成的习惯。他没有干部子弟通常有的张扬和傲慢，看上去祥和谦卑，但是相处时间久了，还是可以感觉到他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和自信。他讲过些小时候在北京大院里和后来部队里的故事。譬如文革初期狂热过后，比他长几岁的哥们拍婆子他当电灯泡。一次一哥们脚踏两头船，同时拍俩，被对方撞见，他这电灯泡又转换脚色，扮作情人骗过对方。他说部队里伙食差，城市兵从家里带些食品来会被人偷吃。练兵场场边有姑娘走过，士兵们都扭头盯着看。还说那些从农村来的小兵为了提干跳出农村，想方设法拍干部马屁，送家乡土产，倒洗脚水，洗衣服，跑腿，干各种私活，甚至将自己老婆送到连长、指导员的床上。李宇说“你肯定不用拍马屁了。”“他们还要拍我马屁呢。”，汪继红得意地说。

李宇所在的大学是一个本科专科混合的大学，录取任何有高中文凭的学生，两年制专科的学生占了一半。汪继红常常上午到学校转一圈，有时去听一两堂课，学校反正不出钱，自然没人过问。下午晚上他就上那中国餐馆打工。来的时候他的哑巴英语既听不懂也说不出，说出来的话里常常带着文革年代英语课本里的词语，不过他胆大敢开口，一年半下来也长进显著。

他喜欢找美国人交了朋友，有历史系的教授，学校附近小店的老板， 教堂的牧师，学校的司机，医院里的护士，三教九流各种人都有。他替出去度假的教授看房遛狗，他去教堂周日孩童班讲些中国历史地理，他帮单身母亲护士搬过家俱。

对美国不了解，再加上他的自信，让汪继红出了不少洋相。第一次同李宇一起去肯德基，吃完后他抢着去扔垃圾，将放食品的塑料大盘子一起扔进了垃圾桶。他说他以为这盘子也是一次性的。另一次他自己去麦当劳，收钱的给他一个空杯子，他觉得莫名其妙，又不好意思问，后来发现其他顾客拿着自己去放饮料，他才恍然大悟。 他刚来时常常在学校楼里的喝水的founting上用牛奶桶接水，李宇一次见到问他为何，他说带回家用这过滤水煮饭烧菜更卫生，李宇告诉他这水同自来水龙头放出来的水是同样的，美国的自来水本来就可喝，餐馆里送给客人的冰水也是自来水，他这才不再费这个事。还有一次他坐灰狗长途车去纽约看朋友，车提前到达，走出车站没见到来接他的朋友。看时间还早，他便出站边走边拿出相机拍照，被路过的几个黑人青年一下抢走了相机，并被摔到在地，还好没伤着身体。为了省钱他半年后同另一位访问学者合住一个单间，还被一些美国人误认为他们是同性恋。

中国式英语不仅常要被老美“pardon”，也使他屡屡出洋相，有一次他在超市里买了两罐“biscuits”，买一送一，他以为是饼干，回家打开时，罐头一下爆开，吓了他一跳，而且里面竟是发了酵的面粉团。原来美国英语里的“biscuits” 不是在英国英语里的饼干，而是一类烤出来的糕点，或者是事先发了酵加了味的面粉团，让你在家里的烤箱里现烤。一次同美国人喝咖啡，他拿起桌旁用来搅拌的塑料细棍当吸管来袭咖啡。还有一次一位美国朋友请他和李宇到家里吃饭，坐在长餐桌一头的他想吃另一头的一盘猪排，就对主人说“Could you pass that pig?”，主人愣了一下，但立即明白了他想说的是“pork”。一次填表，在 美国人的party上他常常理直气壮地说出的这些中国式英语使得有些女子转过头去偷偷莞尔。

汪继红还有一爱好，舞笔挥毫仿毛体。他说他从小在文革时就开始模仿毛体，年长月久已经练得可以乱真。汪要写一幅毛的诗词送给李宇，被李宇婉拒了，李宇说他不喜欢那龙飞凤舞的字体，更不喜欢这位害死成千上万中国人，将国家搞得一团糟的暴君。汪继红却依然崇拜毛，说毛尽管搞文革昏了头，犯了错误，仍不愧为中国和世界的伟人。他说没有毛，他父母还是每天起早摸黑的农民，他也会只是从一个农村的野孩子，子承父业，继续修地球。李宇为此同他争论过很多次，甚至不欢而散。

汪继红好吃，李宇带他去过多次中国餐馆自助餐，他总是一拿就是一大盘，咧开腮帮子狂吃，那个架势仿佛在与人比赛，而且说话时满嘴食物，常常引来旁边老美夫妇奇异的眼神。

一年半很快过去，汪继红曾考虑留下来不走了，被李宇劝住了，李宇说你在国内的特长英语在这里成了特短，除了英语没有其它专业背景，四十多岁再读书重换行当太不现实，靠打黑工致不了富。不如回国发展，凭你父亲官场的人脉，你又出国镀过点金，说不定能混出个名堂。他为此一个星期思来想去，一天还破了他抽烟的记录，最后权衡再三后觉得李宇的话有道理，打消了留下来的念头。但恋恋不舍离去时还对李宇说“我胡汉三还是要回来的”。这还真被言中了。

汪继红回国后不久就同几个相熟的红二代开了一家咨询公司，凭他的英语当上了外商部主任。尽管他们父辈都不是中央一级的高官，也从未在经济等有关部门工作过，且大都已离休，但是人脉关系还有，权力的余热还在。咨询公司业务蒸蒸日上，为内商外资牵线搭桥，疏通关系，搞掂批文，争得项目，自己也迅速致富。他买了好几套房子，车也换了几辆。多年后房价飞涨，使他又挣得另一桶金。

依照当今中国惯例，商场职场成功，情场自然也会得意，汪继红交上了一位年龄比他小近二十岁的红颜知己，不久发现她已有孕在身，然即与发妻离婚，四十多岁再得子。汪继红还专门托李宇从美国买了一个一点五克拉的钻石白金婚戒。这位新妻不仅美貌出众，小鸟依人，而且名牌大学毕业，能说会道。娇妻幼子不仅使汪继红越活越年轻，妻子还替他这个电脑盲处理所有电脑方面的事务。

七年前李宇接到久无联系的汪继红的电话，说他正在美国考察，完事后将来旧地重游。他告诉李宇他准备将他即将小学毕业的儿子送到美国来，还说他已开始办理美国投资移民申请。

李宇到机场接他，他同十多年前在美国和上一次十年前在北京见面都不可同日而语。汪继红西装革履，手上的劳力士手表特别显眼，他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拉着拉杆箱，昂首挺胸，神采奕奕，他的鼻梁上多了付浅浅的墨镜，戴着眼镜的汪继红看上去斯文了许多，镜片后的眼色也不易被人察觉。他不徐不疾地走出通道，非常热情地同李宇握手拥抱。

“你比以前胖了，心宽体胖？”他对李宇说，也许也在暗指自己，他有了将军肚，所以西装没扣扣子，乌黑的头发显然是染的。中国人评价男人的发福依旧是褒义的。

在车上汪继红指着沿街的楼房说“十多年了，你们这里好像没多大变化，机场完全老样子，高楼还是那几幢。没有什么夜生活。北京可是日新月异，变化大的去了。离开十几年，肯定找不到北。下次你带全家来北京，住我家，多玩几天， 我带你们去北京每一个去出，还可以去承德避暑山庄。”

李宇准备带他们去一家中国餐馆，汪继红说要去美国餐馆并坚持他付钱。他们去了一家美国餐馆“星期五”，他说在中国挺有名，其实在美国就是一家大众餐馆。这次他一改多年前狼吞虎咽的吃相，以绅士的派头一边不慌不忙地细嚼慢咽。一边评论着上来的一道道菜，说牛排烤得还不地道，甜食太甜。他的中国式英语少了许多，但自信有增无减。

饭桌上汪继红得意地告诉李宇他在北京的五套房子现在市值三四千万人民币，卖掉一套就够美国投资移民。他们的公司也兴旺发达，还投资了房地产等其它行业，正在酝酿操作，争取上市。李宇说你们一定利用了父母的关系人脉，汪继红连说几声“No，No，No，”强调主要是靠自己，也从不做违法乱纪的事，但也并不否认父母朋友的关系有些帮助，不过他抱怨说他们父辈的官还不够大，一次业务他们已打通了所有关节，眼看拿到项目已是十拿九稳，岂料一个红二代突然横插一脚，他的父亲原来的官位更高，最后眼睁睁煮熟的鸭子飞了。他说那些通天的红二代们只需打打电话，动动嘴皮子，就能一次几十万，几百万地进账。

“既然你在国内发展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移民美国？”李宇问。

“第一是为了儿子，国内读书太苦，考上好大学好专业比登天还难，在美国机会多，发展大。第二自己也多一条路，中国的事多变，不准哪一天风云突变，再说这里尽管没多少高楼大厦霓虹灯，蓝天白云新鲜空气在中国大城市可是千金难买。”

不久李宇替他儿子在州府联系了一所私立教会中学，还联系了一家寄宿的家庭。半年多后他儿子七年级到美国，之前在北京汪继红替他请了个美国人辅导他英语，他的口语比他父亲说得流利多了，这里学校还专门有一个老师帮他补习英语。除此之外，在美国读书轻松，这是每个孩子都喜欢的，很快他就适应这里的生活。

汪继红第一次带孩子到学校就给校长副校长每人送了一套中国漆器。汪继红也送了李宇一套，其中一件是个烟灰盒，李宇暗想你也算来过美国，现在美国吸烟者已不多，到处禁烟，为何挑这不合适宜之物。回国前他再去见校长，又带了玉石雕件和珍珠项链，说是送给校长太太，这次却被校长婉言谢绝了，并请他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汪继红碰了一鼻子灰，觉得自己弄巧成拙，担心儿子将来处境，来和李宇商量如何补救。李宇说他不要将中国国内的一套搬到这里来，但也劝他不必担心。这位校长是一位很虔诚的教徒，为人热情，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口碑很好。汪继红这才放心回国。

不到两年汪继红的投资移民得到批准，他们夫妇顺利来到美国。让李宇陪着在州府看了几十处的房产，最后用近五十万美元现金在一个好社区买了一幢共三百多平方英尺，上下两层带前后院子的大房。然后又买了一辆宝马车。汪继红说无论是房还是车，都比北京便宜多了去。

之后汪太太基本在美国陪孩子读书，汪继红则两头跑，他还要在中国赚钱。他说“中国赚钱容易，美国东西便宜。”李宇说，“那你两头便宜都占了。”

暑去寒来，一晃几年过去了，儿子从初中到高中，再有一年就要毕业了。由于住在不同城市，尽管开车不到三个小时，汪继红同李宇家的来往也少了，只是逢年过节打打电话问候或者汪继红为儿子上大学向李宇咨询。

李宇同太太一起赶到医院时已经过了半夜，在急症室门口汪太太讲了事情经过:“下午老汪和我开着那辆宝马去一家名牌的店的outlet， 傍晚回来时刚上高速公路没多久，一辆警车就在后面响起了警笛，老汪开始没反应，等我提醒他，已开了较长一段路。警察过来说我们进高速前的一个停车牌前没有停，另外车的牌照过期了，老汪说他已经踩了刹车，周围也没有其它车俩，牌照是忘了贴新年份，可是就是找不到牌照延期的那张凭证。警察说要给我们罚单，老汪下车去辩论，警察命令他别动，回到车里去，他还往前走。警察说他不听命令，并在口袋里掏东西，警察以为他有武器，就开了枪。那时天色已暗，我在车里，没看清外面发生的情况。”
李宇走进病房，汪继红已经恢复了精神，见到李宇情绪有点激动。气愤地说“我要告警察，他们开枪打伤我这无辜平民。”

李宇让他不要激动，先把伤养好。

李宇说：“你当然可以告，但也别抱太大希望，首先你错在先，不听警察的指令。在美国枪支泛滥，人人有可能带枪，警察神经绷得很紧。你手伸进口袋，警察就怀疑口袋里有武器，因此开枪先下手为强，

“难道我不能说这些警察开枪打伤我一个没有武器的老人是草菅人命？你在警察局法院有没有熟人？我还要找记者，让大众评评道理。”

“你这个开豪车，住大宅，投资移民过来的，本来就不被人同情。如果你是个穷黑人，你可以打打种族牌，媒体还会跟上，也许能闹出点名堂。你这亚裔富翁没戏。我在这个州住了二十多年了，可我真还没有什么熟人在警察局法院的，即使有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看来这里同中国真不一样，我在中国找找关系，那警察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在这里穷人黑人还占便宜，真不可思议。不是说美国歧视黑人吗？有钱能使鬼推磨，是有钱人的天堂吗？“

“你来美国也好几年了，怎么还在相信国内宣传的那一套？你后悔来美国了？”

“不不，在中国也有担心，不知哪一天得罪了谁，或哪一个政策突然变了。”

“那就好好养伤，我替你找个律师，看看能否帮你。”

几天后汪继红出院，手功能基本恢复，腿还稍有点蹶，医生说不一定能完全恢复。警察被暂停工作一个多月后又回到了岗位，既没有被起诉，也没有被处罚。警车的摄像机一直开着，没有事实争议，被认定为正当开枪。事件没有引起全国大的媒体兴趣，当地媒体一个电视屏道当天有过一句话的新闻和一份报纸第六版上有几行字的叙述，之后再也没有后续报道，更没提到种族歧视，而且那开枪的警察是个混血，有四分之一的亚裔血统，外婆是菲律宾移民。该警察是个菜鸟，工作不到一年，临事惊慌失措，反应过度肯定是个因素，尽管不承认，所以经律师交涉，市政府负责所有医疗费用，还象征性地补偿了汪继红五千美元。

从此以后，汪继红见人总会骂骂美国的警察和制度，但他还是中国美国两头跑，继续占两边的便宜。

作者投稿

——评《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自由革命》

看到了一本书名《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自由革命》的新书，标题有点炸裂，封面和封底的设计简洁，却蕴含深意，很刺激，于是认真读起来，有些章节还重复读了。

作者1949年出生在川南一个小镇，自称是“非大学院校教育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说白了就是中学生学历。但是学历并不重要，“不为稻粱谋，敢著大文章”，才使人十分敬佩。看了他的书，他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草莽型知识分子，野性，强悍，无所畏惧。他知识面宽，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军事、国际问题、地缘政治等等都有所涉猎。他有一定的文字文学基础，间或用一点文学性的语言，使政论书著也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他的论述虽少了一些严谨，却有大格局大视野，有历史的纵深感。论述议题逻辑清晰，思考实际政治问题深入全面，谈政治虽有情绪，更多的却是有深度、客观和理性。他说自己搞过武斗，有点胆子，惊叹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的那点胆子还没有耗散，升华成了大勇，写成了这部将会对中国这个时代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政论书著。

“中国的自由革命”是一个全新、宏大的议题，书著的结构也就必然庞大，内容新颖、特别。作者从美国独立战争、《独立宣言》，到法国《人权宣言》，到当代自由民主浪潮开始，再到儒家文化历史性的专制压迫、中共政权的共产专制暴政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惨烈的运动和大饥荒，无效产出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危害等等，一系列的启蒙、控诉、抨击，讲的是中国自由革命的正义性、正当性和必然性。

作者认为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经过一万多年以后进入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后的文明迭代时间不断缩短，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在强化加速度状态，将很快进入星际文明和硅基文明时代，而今天的中国还受困于中共集权专制政体中；再讲到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已经终结，中共政权的惶然无计，以及今天中国的各种危机的全面暴发，表达的意思就是中国自由革命的紧迫性，刻不容缓，如果再延宕二、三十年，就是“文明级别的”灾难。所以要“奔向自由和民主，今夜就出发；打倒专制和独裁，现在就动手！”

在书著的《序言》和第十五章《未来的中国》里，序言是中国自由革命的宣言书，《未来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美好愿景，是我需要的新中国。这和刘晓波的“零八宪章”有基本相同的意义，只是刘晓波是在天真地向中共政权祈求自由和民主，而作者却宣示要通过自由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中国社会的自由民主构建。

第十、十一、十二章是作者为美西方国家的战争策划，是要以经济战、政治战为主，军事热战为辅，进行对中共政权的攻击。作者分析了中俄朝伊四国组成的反美反自由民主的“影子联盟”各国不同的国情，以及中国东南沿海省市与其它地区不同的社情民情，地方官员的政治处境，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历史事件“东南互保”联想到策划一场新定义的“中烈度战争”，“内外联动”，构思巧妙，“巧打一场中烈度战争”，打出中共政权无力应对的新局面。

作者立场明确，否定中国政治改革和渐进式的政治改良，并认定现时的中共政权还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苏共政权，甚至于还不如末期的满清王朝，根本不具有政治上自我变革的可能性，必须要经过一场政治自由革命来实现社会的政治变革。不仅如此，此书最特别之处在于，它大胆尝试提供出一整套中国自由革命的方略，革命的方针、路径、策略、原则、战略，都有详尽的论述。当然，他的“革命方略”是否符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实际，需要时间来验证，更可能要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修正和发展。这是全书的重点，后面还有深入全面的分析。

现在先说此书的几个亮点。

1，此书第五章《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作者的分析很深刻。他揭露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本质，真实社会逻辑是中共建政二十八年来，中国人民汇集的血泪洪流冲开的改革开放闸门。他指出邓小平的政治遗产的守护者得到了巨大的收益，无论向左或向右突破都会失去平衡，从而丧失收益。因此，中共政权绝无政治上自我变革的可能。但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只能是一种历史的过渡性的存在，社会的发展无论经过怎样的坎坷曲折，最终只能向右突破，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政治和市场化经济制度。这对中国庞大的拥护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知识分子群体应该是一副很好的清醒剂，破碎了他们还要重回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梦想。他还指出前美国鹰派副总统彭斯这样的政治家也受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欺骗，更大胆地批评了类似卢比奥国务卿这样的政治家对“美国对中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失败的片面认识。

2，第七章《中国自由革命的文化诉求》，作者认为中国的佛教和道教都无法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存在，社会的正面价值几乎荡然无存。作者尤其对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深恶痛绝。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君权神圣”，其实就是肉眼凡胎、有着一样的七情六欲的自然人的君王神圣，这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以来多灾多难的根源。西方世界各国历史上也有无数的君王，但是在西方世界却是上帝神圣，上帝万能。上帝是神格化的精神价值理念，其中包含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导向，是君王和臣民共有的，所以君权受到了神权的制约，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只有中国才有系统的“君权神圣”的道德伦理，很糟糕，必须清除。

3，在第八章第二节中谈中国的房地产经济，作者却不失严谨。他用世界各国土地私有制、土地自由买卖为基础形成的房屋价格与中国的土地由国家垄断、国家控制销售为基础形成的房屋价格进行对比，再以房价购房收入比的合理域值为基础确定房屋的合理价格，有着精密的计算，有着一连串的数据，揭露了中国土地财政的真象，计算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达400多万亿，还有200多万亿的无法实现使用价值的“房地产经济坏死板块”，中国在2019年已经建成的城镇房子就可住30多亿人，痛心疾首地指出这是中国政府和这一代中国人民对子孙后代的共同犯罪。尤其是那一张绿、黄、红、黑四色组成图片，精巧、精准、直观，把中国的房地产经济剖析得清清楚楚，打脸了所有的中国谈房地产经济的专家学者。作者最后指出，要出清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必须要用极端的“休克疗法”，即在中国实行土地私有化，买卖自由市场化。只有这样，房价才可能回归真正的市场价格，并阻止“房地产经济坏死板块”的继续扩大。鉴于中国非常多的家庭还背负着不合理的高房价产生的银行按揭贷款，作者强烈地呼吁给予豁免，解放房奴。

认真地阅读这本书著，发现其中的核心立论是“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基本和平的、非暴力的自由革命”。所有的论述、分析、论证，都是围绕着这一立论展开的。启蒙、控诉、抨击、揭露对应的是“中国为什么必须要进行一场自由的革命”；政策白皮书表达的是“自由革命的愿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战争策划、革命方略阐述的是自由革命的路径、方针，策略、战略。但是，无论中国的自由革命具有怎样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无论自由革命愿景如何美好，“自由革命怎样才能成功”才是最核心的议题。而且，自由革命的胜利，还需要保证是“基本和平的、非暴力的自由革命”，有非常高的难度，有可能沦为一种政治幻想。

作者梳理出中共政权有三大矛盾：与美西方国家对抗性的矛盾，与中国人民对抗性的矛盾，与体制内官员的对抗性的矛盾。前两种是由来已久的、先天性的矛盾，第三种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逐渐凸显、现在是愈演愈烈的矛盾。现在是三种矛盾冲突都非常激烈，已经是负和博弈，必须要决出胜负的状态。据此，为了实现中国的自由革命，作者的革命方略构思了三种互动：国际——国内互动；体制内——体制外互动；地方政治自治——中央政治变革互动。

国际——国内互动：在第十二章《巧打一场中烈度战争，更迭中共政权》中，作者设想美国对中国发起一场不以军事热战为主导的“中烈度战争”，因为是“巧打一场中烈度战争”，所以要实行有差别的攻击，促使不被攻击的地区推进地方政治自治，并产生连锁反应，实现对中共中央对中国的统治的釜底抽薪，以此瓦解中共政权。

体制内——体制外的互动：自由革命的路径，作者构思了两种主要的方式，第一是发起大规模的、持续性、联动性的民众抗议运动，第二是推行地方政府摆脱中央政府政治控制的地方政治自治运动。在拟推进地方自治的地区，民众的抗议运动不是反政府的，而是支持政府实现地方政治自治的重要力量。在附文《习氏王朝的统治与中国城市的抗议运动》中，作者以臆想的方式描述了惊心动魄、轰轰烈烈的城市抗议运动，却又在附文《中共帝国大厦的定问爆破》中，分析了自发的中国人民的城市抗议运动不可能具有规模性、持续性和联动性。但是对中共体制内的政府官员，他们所处的困境，他们未来的政治诉求，参与到中国的自由革命中来的可能性，有着深入精辟的论述和分析。作者认为在大动荡的时局中，一些特别地区的中共地方政府官员，在外力的推动下，结团起来实现地方政府政治自治是可能的，这是他们的自我需求，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我救赎。当城市的抗议运动兴起，方向却是反对中共中央政府的专制集权统治，支持地方政府的政治自治，寻求地方政治自治的地方官员就获得了巨大的外力支持，心中就有底气，就敢大胆尝试。

地方政治自治——中央政治变革互动。一旦地方政府政治自治出现，哪怕就是只有几个县市，那就可以宣布中共中央政权对中国的政治统治出现了“晚期癌症病变”，中共政权就已经不可救药。这种特别的政治“癌细胞”会迅速扩散，——全国各地的有组织的、有规模性、持续性和联动性城市抗议运动会迅速兴起，地方政府政治自治会迅速蔓延，中央政府的政治统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岌岌可危了。此时的中央政府必然会发生政治变局，最顶层的统治者为着自身的利益，一定会发生裂变，健康的力量会忽然间剧增，并被迫做出历史性的选择，与保守顽固的力量切割，组建新的中央政府。这种地方政治自治——中央政治变革互动，是必然的逻辑发展进程，谁也无法阻止。

三种互动，前两种是为第三种打下基础。三种互动的一方都是“地方政府的政治自治”，可见其是最为关键的变量。但是前两种互动的一方即美西方国家的国际力量和中国人民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产生的力量，是体制外的力量，推动地方政府进行政治自治的地方政府官员是体制内的力量。前两种体制外的力量必须要有另外的力量撬动，就是需要有一个革命组织，产生革命力量。简单地梳理，中国自由革命的逻辑发展顺序是这样：产生一个革命组织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持续性的、联动性的和平抗议运动，撬动国际力量介入中国的自由革命，两种体制外的力量合力推动体制内的力量即地方政府官员，推进地方政府的政治自治，地方政府的政治自治又推动中国的中央政府的政治变革。

很惊叹书著的作者。他经历了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和大饥荒，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又看到改革开放的成就已经被腐败、掠夺和权力滥用严重透支，底层人民的生活痛苦，国家的未来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他理所当然地应该有所愤怒，但是他却有更多的政治理性。他认识到体制内的官员也是重要的潜在的革命力量，中国的自由革命应该主要的是社会上层的革命，但是又需要社会的下层人民的革命行动推动社会上层的革命。书著的开篇三句话：奔向自由和民主，今夜就出发；打倒专制和独裁，现在就动手。此书奉献给中国自由革命的革命者和被革命者。意思很清楚，革命必须立即、马上进行，必须有行动；书著不仅是写给中国人民看的，更是要给中国的政府官员看。他还说：数百万的政府官员会看到这本书，许多人会从中找到自我救赎之路，实现从被革命者到革命者的角色转变。他在书著中反复提出“不流血不清算，和平对和平；流血必清算，坚决清算枪口没有抬高一厘米的人”。他说中共政权制度性的腐败就是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以及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必须坚决地进行清算。他说现时的习近平政权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并没有丝毫改变，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占比越来越高，民营经济已经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必须终结中共政权的制度性腐败，终结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更迭中共政权。

但是，作者面对中共体制内官员普遍的贪腐，却说首罪是现行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官员本人，是制度把人变成了鬼。他认为应该宽宥政府官员们普遍地贪腐，是否清算是要看官员们在以前或以后的行为，凡犯有反人民罪的则坚决清算，否则就不予清算。对中共政府的官员们来说，清算和不清算是震慑和召唤，是给他们的选择。有了选择，他们必然作出利己的也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选择。如果没有选择，他们就会作出最坏的选择，把反抗中国的自由革命进行到底。

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习近平个人的独裁统治，不仅是对中国人民，就是对体制内的政府官员，也是极大的痛苦。因十多年来没有间断的大规模的清洗，包括对军队的大清洗，使党政军的各级官员们的“官不聊生”，甚至更比“民不聊生”悲惨和酷烈。尽管他对中共政府官员普遍的贪腐也深恶痛绝，但是他认为要从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找原因，只有政治制度问题解决了，才能尽可能地遏制普遍政府官员们的贪腐行为。他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理性在于：他认识到中国的政府官员们是一个有组织有网络的特殊群体，他们能量巨大，也对习近平的个人独裁统治充满恐惧、无奈、怨恨和愤怒，让他们也参与到中国的自由革命中来，是完全可能的，是新增的一种巨大力量。堡垒从内部攻破，也是实现“基本和平和非暴力的中国自由革命”的基本保证。

作者对一九四九年中共的共产暴力革命非常憎恨。他说中国共产党不仅用枪杆子强加给了中国人民的共产法西斯暴力统治，还强加给了带来无尽灾难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并把中国各类社会精英消灭殆尽，严重迟滞了中国的发展，并使中国人民历尽无数苦难。所以，中国自由革命不能重走1949年的老路，必须是“基本和平的非暴力”的革命，完成这一场革命，是我们这一代人伟大的历史使命。

我个人认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自由革命》是一部石破天惊的书著，它是中国自由革命的号角，是宣言书，更是中国自由革命的教科书。它发出的声音将在中国大地上久久回响，它会使无数愤怒的中国人民敢于站起来战斗，它使像彭载舟这样正在抗争的仁人志士看到了黑暗星空的北斗星，看到了迷茫大海中指向胜利彼岸的灯塔，也会使对自由革命心存疑虑的许多人看到“基本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也能实现革命目标。

有位李志德先生对此书作了评论，标题是“写给未来自由中国的战略蓝图”。李先生对此书做了很好的梳理，有较高的评价，说此书著对中国现实不满却又想找到完整答案的人很有吸引力，预示会有很多读者。

李志德先生说此书是“中文世界的《常识》”，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中国现时的托马斯•潘恩。相信以后还会有很多人认同李志德先生的说法。就算是吧，但是这个中国的托马斯•潘恩也比英国的那个托马斯•潘恩和他的《常识》迟来了整整二百五十年。还能说什么？百感交集，让我们珍重这部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常识》，从中汲取力量，为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这一场中国的自由革命团结起来吧！

2026•05•10

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自由革命》已经出版上架，在亚马逊和谷歌平台分别发布销售纸质版本和电子版本。

作者投稿

文革发生已经60年了，可是文革到底是什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中依然是一笔糊涂账，因为很多人仍然摆脱不了毛泽东的说辞。网名叫“小鹰”的先生说：“文革是建国17年来‘两条路线’与‘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网友陈先生说：“文革既是权力斗争，又是路线斗争”，“而对于刘少奇、邓小平而言，他们是因与毛泽东的路线分歧，而与毛产生权力斗争”。这两种说法意思基本一样，所谓“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就是权力斗争。

为什么说这两种“斗争”的说法都是不对的呢？我们先看看“斗争”一词的含义。《汉语词典》中说：“斗争就是矛盾的双方互相冲突；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

自从“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之后，毛泽东就象红太阳一样在党内升起（历史学家高华语）。建政后，通过打倒高岗、饶漱石和彭德怀，再通过刘少奇和林彪的造神运动之后，毛泽东就奠定了他作为中共党内和全中国皇帝的地位，没有人敢不服从，更没有人敢向他的权威挑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臣服于他，怎么敢和他“斗争”呢？就象秦始皇和朱元璋帐下的大臣敢和皇帝“斗争”吗？臣子只有俯首听命或引颈受戮的资格，如果斗争那就是反叛，要灭九族的。所谓“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毛泽东强加在刘少奇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刘少奇既没有自己的“路线”，更没有自己的“司令部”，只是偶尔有点不同意见。毛泽东善于捏造罪名是一贯的，从“胡风反革命集团”、“章罗同盟”到“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再到“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没有一个罪名是站得住脚的。

如果说刘邓和毛泽东有斗争，根据“斗争”的定义，那就是他们想战胜毛、取代毛。而实际情况是，刘邓既没有这个想法和胆量，也没有这个实力，更没有这个行动。在历史上刘邓一直是毛的亲信，受到毛的提拔和重用，他们一直对毛感恩戴德、俯首听命。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由于受到大饥荒饿死大量农民的惨剧所震撼，说了几句良心话（如“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要求全党承担责任、扭转败局。实际上并非故意针对毛泽东。可是毛泽东这个暴君疑心病很重，他认为刘少奇在他死后会否定他、清算他，所以恼羞成怒，下决心要铲除刘。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原因。可是这个原因是不能公开讲出来的，只好编理由、找借口，什么“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什么“反修防修、继续革命”，“反对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等等谎言都出笼了，我们切不可信以为真，中了毛的圈套。

有人说在文革前夕毛泽东由于退居二线，大权旁落，所以才发动文革夺回大权。这种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所谓退居二线，就是毛不想管中央的日常事务，但是大权从来没有“旁落”过。在一线工作的几个领导遇到重大事项都要专门到外地向毛请示报告。毛想管的时候就管得很具体，不想管的时候就当甩手掌柜。有一个事例。

这段历史细节发生在1965年12月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海扩大会议前夕。当时，罗瑞卿被毛泽东指控“篡军反党”。然而，毛泽东在上海操纵“背靠背”揭发罗瑞卿时，连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都被蒙在鼓里。当时刘少奇夫妇刚从国外访问回来，抵达上海后，刘少奇找到贺龙，询问这次突然召开的会议是什么内容。贺龙感到非常奇怪，便回答说：“你是党中央副主席，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说明毛泽东在文革前夕根本就没有“大权旁落”，他还需要夺回什么权？毛之所以打倒对他忠心耿耿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是为了讨好、拉拢林彪，帮林彪拔除眼中钉，是他发动文革的一个准备动作。

毛泽东知道在他生前没有人会威胁到他的权位，没有人敢否定他、清算他。他怕的是在他死后刘少奇等人会象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他。他发动文革就是要消除刘少奇这个隐患，推出能让他放心的林彪来接班。我们千万不要被毛泽东的所谓“反修防修”、“路线斗争”的谎言所蒙骗，也不要相信某些人的“权力斗争”说辞。

（202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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