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本文刊登于2026 年 3 月 16 日的《纽约客》杂志，印刷版标题为Severance。作者尼古拉斯·莱曼是《纽约客》的专职撰稿人，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他的著作包括《更高的录取率：标准化考试的兴起、衰落与回归》。】

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而言，来自特朗普政府的第一次打击发生在2025年2月28日。当天，司法部发布了一份新闻稿，称联邦反犹太主义特别工作组将访问包括霍普金斯在内的十所大学校园，调查可能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虽然从未有人真正到访该校，但随后的打击后果要严重得多。联邦政府终止了由霍普金斯管理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提供的八亿美元拨款，导致该大学裁减了二千多名员工。此外，科研拨款的放缓与终止在去年又给霍普金斯带来了五亿美元的额外财务损失。

在布朗大学，管理人员是从保守派报纸《每日呼叫者》（Daily Caller）4月3日的一篇文章中得知其拨款将被终止的。该报由塔克·卡尔森联合创办，标题写着：“独家：特朗普政府冻结另一所常春藤盟校数亿美元资金。”当天晚些时候，政府停止了对布朗所有研究拨款的支付，总额达五亿一千万美元。普林斯顿大学则在3月31日收到通知：超过两亿美元的研究拨款被暂停。与此同时，自2月14日起，特朗普政府开始向全国几乎每一所大学和学院发送一系列信件。第一封信要求所有学校终止其“多元、公平与包容”（D.E.I.）项目。“信中说‘你们不能歧视’，”瓦萨学院校长伊丽莎白·H·布拉德利告诉我，“但我们并没有歧视。我们甚至从未使用过‘D.E.I.’这个词。”布拉德利回忆道，去年春天，来自特朗普政府的新信件似乎每周都会到来，警告成千上万的收件人停止做那些政府认为不可接受的事情。

这些举措在美国精英高等教育界引发的震惊程度怎么形容都不为过。人们不禁要问：大学为何未能预见这场袭击？2025年初，距离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因在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就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受到严厉质询而辞职，才过去一年多。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便签署了一系列针对高等教育的行政命令，其中包括下令调查大学的D.E.I.项目和校园反犹太主义行为。难道新任副总统J.D.万斯不是在2021年一场保守派大会上发表过题为《大学是敌人》的著名演讲吗？然而，从大学的角度看，保守派对它们的不满由来已久——无论以何种形式，这种不满已持续一个多世纪——但从未升级到全面战争的程度，即便在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也是如此。似乎难以相信，那些充满敌意的言论竟会被当真。

如今，大学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契约已被打破，而且可能不仅仅是暂时的。特朗普政府采用了一种此前从未使用过、却极其有效的手段来引起这些机构的注意：暂停它们的资金，哪怕是国会已拨款并依法签订合同承诺的资金。特朗普政府对法律的漠视、行事粗鲁以及对其行动后果的无视确实非同寻常。然而，它并非完全脱离政治现实。这些行动并不像大学认为的那样不受欢迎。这场悲剧的核心在于：大学自认为致力于公共利益，但却远远未能获得所需的公众支持。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美国顶尖大学是这个国家最古老的机构之一——有些甚至比国家本身还要古老。若它们未在岁月中多次变革以应对内外压力，是不可能存续至今的。如果我们要挑选几个关键时刻，将其比作《2001太空漫游》中引导人类迈向下一次伟大飞跃的黑色石板，那么对大学而言最重要的时刻或许是在19世纪末，即它们将研究确立为核心活动之时。那一代的美国大学校长纷纷前往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发源地——去汲取这一新理念；正如哲学家乔赛亚·罗伊斯在1891年所写，他们是“一代只梦想着德国大学的人”。从此，大学的首要使命变成了追求纯粹知识。这重新定义了“教授”的含义——这份工作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从而推动了尤其是科学领域的进步，使整个社会受益。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诞生催生了正式组织的学科体系、终身教职制度以及现代研究实验室。这些构成了大学的“操作系统”，虽不为公众所见，却支撑着一切运作。

这块“黑色石板”再次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联邦政府开始大规模资助大学。范内瓦·布什是一位电气工程师，曾在战时负责组织政府的国防研究项目，包括原子弹的发明。1945年，他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长篇备忘录，建议美国启动一项重大新计划，资助大学研究，并由科学家主导，政府仅进行有限监督。由此，1950年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布什推动此举的理由部分源于医学进步的承诺，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即将到来的冷战考量。他那一代的美国科学家意识到，欧洲学术移民——希特勒“送给”美国的礼物——在原子弹研发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相信，为了与苏联竞争，美国必须增强培养科学家和资助其研究的能力。此外，还有一个更宏大的社会愿景。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时任哈佛大学校长，也是布什的亲密合作者，在二战期间为《大西洋月刊》撰写了一系列热情洋溢、充满乌托邦色彩的文章。他提出，大学不仅可以开展政府资助的研究，还能帮助美国摆脱任何形式的世袭特权。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苏联正向世界宣称自己建立了一个无阶级社会。美国大学应从各个地区和阶层招收学生（科南特大力推动的SAT考试本应促成这一目标），并以极低成本教育他们。作为回报，他们的校友将投身于国家的民主事业，抵制将财富或地位传给下一代的冲动。

在战后初期，像布什和科南特这样主张集中资源扶持少数顶尖高校的人，与希望发展世界上首个大众化高等教育体系的公立大学领导者之间存在张力。最有效融合精英与民主两种高等教育理念的人是克拉克·克尔，时任加州大学校长。他构建了一个三级体系——研究型大学、州立学院和社区学院——旨在免费教育全州所有青年，并引导他们走向合适的社会经济归宿。然而，加州大学很快就遭到攻击：首先来自左翼，即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该运动反感其官僚作风及大量承接政府国防合同；随后，更具决定性的是来自右翼的攻击。罗纳德·里根的政治生涯始于1966年成功当选加州州长，他在竞选中承诺要惩罚大学对学生激进分子过于宽容。上任后，他的早期举措之一就是支持加州大学董事会罢免克尔。

“教授们是敌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对亨利·基辛格说道，那时J.D.万斯甚至还未出生。“把这句话在黑板上写一百遍，永远不要忘记。”尽管如此，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许多顾问一样，本身也是学者。而且，尼克松曾宣布向癌症宣战，这场战争主要是在大学里由政府资助的研究实验室中进行的。在大学内部，自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的新左派浪潮已开始退去。学生的兴趣正转向商业职业。这并不意味着大学与联邦政府之间就实现了和平，但全面冲突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双方彼此需要。

如今回望战后岁月，鉴于我们已知的一切，那段历史看起来截然不同，仿佛当时正在布下一个陷阱：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在日益依赖联邦政府的同时，却不断遭受来自政治右翼的敌意。在德尔莫尔·施瓦茨1937年的短篇小说《责任始于梦境》中，主角想象自己坐在剧院里，观看一部关于他父母那场可怕婚姻之前的求爱过程的电影。“我在剧院里站起来大喊：‘别这么做。你们两个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他说道。如果在重演研究机构的建立、联邦奖学金和助学贷款的出现、政府消除校园歧视的努力，以及大学在发明救命药物和启动技术产业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人们还会感到后悔吗？只有极其冷血的人才会将这些发展视为潜在的问题，而在高等教育界几乎没有人这么想。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的祖父——新泽西州蓝领城镇珀斯安博伊的一名儿科医生——有时会开车带我去普林斯顿。我们会站在拿骚街上，沉浸于校园的宏伟之中，仿佛它代表了世间一切伟大而又遥远的事物。如今的普林斯顿更加宏伟，殖民风格和哥特式建筑之间点缀着美丽的现代楼宇，校园对面的街道两旁排列着优雅的商店。与我早年造访时相比，普林斯顿要富裕得多。经过几十年成功的筹款和其他形式的机构超额成就，该大学的年度预算已超过30亿美元，捐赠基金超过350亿美元。同时，它既变得更加开放（不再仅是白人新教男性的领地），也变得更加封闭（其本科录取率低于5%）。官方数据显示，普林斯顿每年的费用超过9万美元；但对于家庭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学生，免收学费。尽管如此，学生群体仍绝大多数来自中上层阶级或更高阶层，其中收入分布顶层1%的家庭子女占比极高。

克里斯托弗·L·艾斯格鲁伯是一位法律学者，过去十二年来一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他深知这些矛盾。“你拥有的是一些精英机构，无法让所有人进入。我们感受到追求卓越与民主化的双重压力，”艾斯格鲁伯说，“这没问题，但这让事情变得艰难。我们希望开展无与伦比的高质量研究，同时对所有背景的人开放。我们特意招收社区学院和军队转学的学生。这些愿景之间存在张力。我对此没有好的答案。”他说，在他任职初期，曾花费大量时间制定普林斯顿的使命宣言，其简短版本被刻在校园中心嵌入地面的一块花岗岩圆环上：“普林斯顿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类。”这一声明的诚意并未能完全消除其认知失调。

普林斯顿的发展轨迹是顶尖私立大学的典型代表。总体而言，它们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声誉和地理影响力。如今，常春藤联盟可以说已成为“黑人美国的常春藤”、“来自巴基斯坦的明星壁球运动员的常春藤”，以及“雄心勃勃的年轻保守派的常春藤”。许多学生最终进入高薪的私营部门工作，尤其是在科技、金融和咨询领域。至少从外部来看，整体图景是：这些机构极其富有且强大，它们在坚持自身道德优越性的同时，却分发着通往私人财富和显赫地位未来的门票，而这些门票主要发给了收入分布顶层家庭的子女。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在1958年普及了“优绩主义”（meritocracy）一词，他这样做是为了警告：由教育体系建立的正式选拔制度，最终将成为民众愤怒暴力爆发的对象。杨那部奇特且具有预见性的反乌托邦小说《优绩主义的崛起》，最终以2033年针对优绩主义者的血腥起义告终。

大学的脆弱性既来自外部，也源于内部。学校不仅需要联邦政府的支持，还需要教职员工、学生、校友、家长、捐赠者和理事的支持。正如“盲人摸象”的寓言所示，他们各自抓住的并非同一事物。“这极其困难，”艾斯格鲁伯说，“他们对大学的看法各不相同。对有些人来说，大学是一支运动队；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一个实验室。”

霍尔登·索普曾担任大学校长（2008年至2013年任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校长），目前负责监督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旗下的六家出版物，他对这种情绪给出了更为愤世嫉俗的版本：“如果你像我一样是非犹太裔管理者，你去希勒尔（Hillel，犹太学生组织）参加的安息日晚餐多到都能背诵祈祷词了。然后你设立了一个巴勒斯坦研究中心。接着，当你与保守派校友交谈时，你会说：‘你们为什么不多参与商学院和体育项目呢？’这就像维利·勃兰特向东西德人承诺，统一后双方都能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原因是，我们承受不起失去任何朋友，也不希望出现公开争议。我们一直告诉人们他们想听的话，以维持他们的参与。”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的追求（这要求提高人均学生支出）、将捐赠基金投资于对冲基金等流动性差的资产（这能产生更高回报——这些回报被花掉而非储蓄——但也让资金难以随时动用）、以及争夺学术超级明星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这意味着减少最高薪教授的课程负荷）——每一项都略微加大了引擎马力，使大学规模更大、运营成本更高，却未能在万一出现严重问题时提供足够的应急资金。

当科南特阐述他对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愿景时，他指出，他理想中的未来公民“将支持公共教育，真正实现在各个层面的普遍教育机会。他将不太关心私立教育的未来。”事实上，私立大学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捐赠者的馈赠以及与私营公司的紧密联系，而顶尖公立大学也发展出了类似的与市场经济的联系。而且，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大学，都与联邦政府深度交织。就像2008年的大银行一样，它们既富有，又无法承受突然的重大财务挫折。

在巴拉克·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内，教育部强力干预大学运营，宣布有数百所大学因处理性侵指控的方式不当而受到调查。援引禁止在接受联邦资助的学校中进行性别歧视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奥巴马政府强制要求大学实施具体的新程序来应对性侵指控。即便在大学内部，这些措施也颇具争议，因为它们严重偏向指控方，且政府表示不遵守最终可能导致失去联邦资金。在那几年间，许多大学还设立了多元、公平与包容（D.E.I.）办公室，并要求教职申请者提交关于其对多样性承诺的陈述。保守派由此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大学迅速向左倾斜，而民主党政府正利用国家权力推动这一趋势。

共和党人对大学信任度的急剧下降始于这一时期，与此同时，精英大学师资中保守派人士的比例（原本基数就很低）也显著减少，尤其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2015年至2024年间，共和党人对大学的信任度从56%降至20%。（而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从68%降至56%。）查理·柯克在数百个校园建立了“转折点美国”（Turning Point USA）分会，并开始针对他认为过于左倾的教授。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推出了更具政治色彩的分支“传统行动”（Heritage Action）。在拜登政府期间，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官员创建了诸如“美国优先法律”（America First Legal）、“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和“复兴美国中心”（Center for Renewing America）等智库，制定了采取更激进手段对待高等教育的计划。“大学是唯一一个能团结保守派所有要素的议题——移民、学术激进主义、反觉醒文化，”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戈里·孔蒂说，“任何共和党官员都可能发起攻击。”

由于被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大学相对平静的态度所麻痹，大学并未充分认识到保守派情绪的威力。但我们可以从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时任主席弗吉尼亚·福克斯议员于2024年夏季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的一次演讲中窥见一斑。福克斯表示，特朗普曾告诉她，“他认为联邦政府根本不应涉足教育”，而她回答说：“是的，先生。‘教育’一词并未作为联邦政府的责任出现在宪法中。这是我的立场。然而，我并非掌权者。如果由我说了算，我会立刻让我们退出教育领域。”

在大学内部，政治冲突通常表现为不同派别在大家一致认同的目标上，就应使用哪些规则和策略产生分歧。然而，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及随后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构成了一个棘手得多的案例，因为大学内部的核心群体在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核心问题上，产生了人们所能达到的最根本、最激烈的分歧。立刻，激烈的争议爆发了，大学再也无法团结其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自我辩护。而对于外界而言，10月7日之后的这段时期，将后殖民意识形态公然展示在公众面前——这似乎证实了保守派的观点：精英大学的首要承诺是对一种激进版本的社会正义。

“当我们意识到再也无法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样通过闪转腾挪来摆脱困境的那一刻，就是那场听证会，”霍尔登·索普说道——他指的是2023年12月5日众议院教育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当时，众议员爱丽丝·斯蒂芬尼克（Elise Stefanik）质问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他们是否容忍在其校园内呼吁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三位校长的回答都是“这取决于具体情境”。“他们的回答非常法律化，”索普指出，“你可以看出他们已黔驴技穷。他们的回应与当时的情绪完全脱节。”12月5日听证会的片段引发了愤怒；在2023-24学年向教育委员会作证的七位大学校长中，目前只有一位仍在任。

据多方说法，乔什·格伦鲍姆（Josh Gruenbaum）是设计暂停研究拨款这一具体策略的关键人物。格伦鲍姆来自巨型私募股权公司KKR，后进入政府任职。作为埃隆·马斯克的盟友，他被任命为联邦采购服务局（Federal Acquisition Service）专员，该局隶属于总务管理局（GSA），即政府的中央采购机构。去年3月，《犹太内幕》（Jewish Insider）发表的一篇文章称：“在格伦鲍姆看来，联邦政府为什么要与那些不符合特朗普政府优先事项的合作伙伴签订利润丰厚的合同呢？”

如今，格伦鲍姆正身处一个负责实施特朗普重建加沙计划的团队中。正如本届政府的典型特征一样，究竟谁在主导与大学的对抗始终不明朗，因此多个部门、形形色色的来来往往的官员以及松散的内部联盟都在争夺控制权。政府的反犹太主义特别工作组专注于其同名议题，但白宫在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的指导下，更侧重于瓦解多元、公平与包容（D.E.I.）项目以及跨性别者权利。白宫监督了与大学的谈判——其中一些大学已与政府达成和解，以恢复其资金。特朗普总统本人似乎一如既往地最感兴趣于迫使特定的敌人屈从于他的意志，并从中榨取巨额罚款，这些金额似乎是凭空捏造的。

特朗普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第一所签署和解协议的大学，时间是2025年7月1日。政府恢复了1.75亿美元的暂停拨款；作为交换，宾大承诺禁止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体育项目，并撤销她们此前获得的头衔和奖项。哥伦比亚大学——该国规模最大、最受关注的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的发生地——紧随其后达成了和解。（我自2003年起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员，并曾担任该校反犹太主义工作组的联合主席。）政府同意恢复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研究拨款，并结束对该大学涉嫌违反民权法律的调查；而哥伦比亚大学则同意向政府支付2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现金和解金——并任命一名“决议监督员”来监督其对条款的遵守情况。该和解协议还包含关于学术事务的具体条款；根据其中一项，哥伦比亚大学同意由教务长办公室对包括中东、南亚和非洲研究系在内的几个项目进行审查。

或许政府最大的战术失误是2025年4月11日（星期五）发给哈佛大学的一封长信，该信由三个不同部门的三名官员签署，充满了各种要求。（据《纽约时报》报道，政府官员后来称该信是误发。）信中并未针对每一项要求说明政府指控哈佛违反了哪些法律；其中一些要求——例如禁止招收“敌视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所载美国价值观与制度”的国际学生——不过是浮夸的政策偏好。这给了哈佛起诉政府的机会，理由包括侵犯其第一修正案权利等。9月，波士顿的一名联邦法官裁定哈佛胜诉，称政府的行为构成了“报复、违宪的条件设定以及违宪的胁迫”。特朗普政府已对此判决提出上诉，但目前哈佛的资金已恢复。

然而，哈佛既在抵抗也在谈判。特朗普已多次宣布与该校达成和解指日可待；2月2日，就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倾向于哈佛的谈判进展报道几小时后，他便要求该校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哈佛至今未作出公开回应。显然，这所大学承受不起彻底决裂的代价。

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下一所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和解的是布朗大学，时间是7月30日。布朗大学拥有一位资深校长、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娜·H·帕克森（Christina H. Paxson），她自2012年起任职。她在2024年春天通过谈判和平结束了校园抗议者的扎营活动。但是，当政府在去年4月切断对布朗大学的资金时，布朗并没有像哈佛那样收到措辞拙劣、可诉诸联邦法院的威胁。此外，布朗拥有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两者都高度依赖联邦拨款。在宣布和解的声明中，帕克森表示，资金冻结“给布朗的研究使命和财务稳定带来了巨大挑战”。

在与政府谈判期间，布朗大学保留了对教学和科研内容的控制权。然而，协议的核心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类似：布朗的拨款得以恢复，政府对大学的调查随之结束；作为回报，布朗同意在十年内向罗德岛的“劳动力发展组织”支付5000万美元。协议还包括关于大学如何处理反犹太主义和D.E.I.问题的条款——布朗承诺采取措施，例如禁止跨性别女性进入女性更衣室，并在犹太学校进行特别招聘努力——但这些条款不适用于教学和科研。

和解协议签署后，特朗普在“真实社交”（Truth Social）上发布了一条胜利的帖子：“觉醒文化（Woke）在布朗大学正式死亡。”几周后，政府发布了一份十点版的“高等教育卓越学术契约”，并要求包括布朗在内的九所大学签署。这是政府的又一个失误：该契约来自教育部，而教育部并非主要的拨款发放机构，因此它将许多令人反感的条款（例如“改造或废除那些故意惩罚、贬低甚至煽动针对保守思想暴力的机构部门”）与较低的抵制成本结合在一起。布朗成为继麻省理工学院之后第二所宣布不会遵守该契约的大学。这让帕克森在和解协议的反对者中获得了一些政治信誉。几周后，她向校友发送了一封长信，表示希望减少布朗大学对联邦拨款的依赖。然而，减少依赖远非消除依赖。布朗大学83%的研究资金来自联邦政府；其同类院校的这一比例通常也相差无几。看来，没有人能离得开这些拨款。继布朗之后，弗吉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西北大学也达成了和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则像哈佛一样正在谈判中。（在未能从UCLA榨取10亿美元罚款后，特朗普政府最近起诉了该大学，指控其违反民权法。）

保守派世界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为迫使大学屈服而欢欣鼓舞。其中最洋洋得意者之一是位于西雅图的挑衅者克里斯托弗·鲁福（Christopher Rufo），他一直协助领导对大学的攻击。“我们正在重新协商大学与国家、大学与更广泛社会之间的关系，”鲁福说，“大学违背了基本的契约。它们甚至忘记了契约的存在。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只有一方看得清楚的辩论。”他回忆道：“当我们发起一场旨在‘斩首’哈佛领导层的运动时，我感到震惊。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装备糟糕透顶。”他说，在一个月内，2024年辞职的哈佛校长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ay）“只接受了一次《波士顿环球报》的采访。我当时想，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

这不仅仅是因为大学不擅长政治。许多校长意识到，作为私立大学法定所有者的董事会成员并不会支持抵抗行动。“这一切始于董事会。我们的职责是充当受托人，”华盛顿大学董事会主席、商人安德鲁·伯斯基（Andrew Bursky）告诉我。他说，大学未能维持与政客的关系：“我们参与了社区活动，但与州立法机构或联邦政府的关系却是零。我们需要建立关系。如果我们不主动修复它，别人就会替我们‘修复’。”教职员工也未团结一心。早在很久以前，克拉克·克尔就曾指出，研究型大学是个体创业者的集合；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明星科研人员，他们负责为自己的实验室筹集资金，并可以将实验室搬到另一所大学。

在一些大学，依赖拨款的科学家（支持同特朗普政府和解）与无需拨款的人文学者（反对和解）之间出现了裂痕。获得资助的科学研究比其他大多数大学研究昂贵得多；它涉及设备精良的实验室、由研究生和博士后组成的团队、用作研究对象的动物，以及大量的文书工作要求。大学通常无法在没有多年期拨款的情况下维持这些实验室的运转；像特朗普政府那样突然叫停拨款，可能是灾难性的。

当这次对高等教育的袭击来临时，克里斯托弗·L·艾斯格鲁伯正担任美国大学协会（AAU）董事会主席，该协会的成员是研究资金的主要接收者。艾斯格鲁伯公开反对哥伦比亚大学与政府达成和解的决定，但以范德堡大学校长丹尼尔·迪尔迈尔（Daniel Diermeier）和华盛顿大学校长安德鲁·D·马丁（Andrew D. Martin）为首的一个较为保守的派别反对该组织采取立场。结果，AAU未发表任何声明。迪尔迈尔告诉我：“人们往往无法跳出泡沫。校长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其中一派（我也是其倡导者之一）认为，高等教育已经偏离了其核心目标——它变得政治化了。而另一些有影响力的声音则认为没有任何问题，这只是一次政治接管。这种立场导致了抵抗的言论。”

如果一位大学校长在特朗普重掌白宫之前很久就认真对待保守派的批评，情况会有所不同吗？我们有一个自然实验可以检验这个问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而我们知道结果如何：这并无帮助。

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于1876年，是美国第一所从一开始就旨在效仿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的大学。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成为总统的学者伍德罗·威尔逊，早年就是在霍普金斯获得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如今，凭借其在巴尔的摩的医疗综合体以及位于主校区20英里外的国防承包商应用物理实验室，霍普金斯已成为马里兰州最大的私营雇主，也是全美联邦研究资金的最大接收者。其本科规模较小，且严重偏向医学预科生。

罗纳德·J·丹尼尔斯（Ronald J. Daniels），一位加拿大法学教授，于2009年成为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当特朗普重返白宫时，丹尼尔斯似乎正春风得意。霍普金斯校友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在丹尼尔斯任期内向该校捐赠了超过40亿美元。该校的公共卫生学院现已以布隆伯格命名；他的捐款使霍普金斯得以永久实行“无视家庭经济状况”的本科招生政策，以及其他多项举措。在丹尼尔斯任期内，学生抗议的高峰并非出现在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期间，而是在2019年，起因是他决定建立校园警察部队；2024年，他帮助说服搭建抗议营地的学生拆除了营地。近年来，霍普金斯在华盛顿特区创立了一所政府学院，并成立了S.N.F.阿戈拉研究所，旨在加强民主建设，该研究所不久将迁入位于巴尔的摩校区的新总部。

2021年，丹尼尔斯出版了一本名为《大学对民主负有何种责任》What Universities Owe Democracy）的书。书中，他呼吁大学加强“公民教育”，并抱怨学术生活的碎片化使得这一目标难以实现——这种抱怨在高等教育界被视为带有保守派色彩。丹尼尔斯随后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就书中的主题发表演讲，促成了AEI与霍普金斯之间的正式合作伙伴关系——这表明丹尼尔斯希望以一种高度可见的方式向保守派伸出橄榄枝。（AEI已启动一项倡议，旨在引导大学向保守方向发展。）丹尼尔斯支持雇佣更多保守派教职员工的想法，并且他是去年春天由迪尔迈尔（Diermeier）和马丁（Martin）组织的、名为“重建对高等教育的信任”达拉斯会议的30位大学校长之一。

尽管如此，毫无预警地，政府终止了给霍普金斯数亿美元的拨款。几个月后，同样神秘地，部分拨款流被重新开启，但该校的研究资金仍减少了43%。这与全国范围内的下降趋势一致，尤其是在健康研究拨款方面，但由于霍普金斯拥有庞大的医疗综合体，如此大幅度的削减对其打击尤为致命。它是全美接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拨款最多的机构。

去年7月，“美国优先法律”（America First Legal）向司法部投诉霍普金斯，称其医学院的多元、公平与包容（D.E.I.）做法违反法律，且其本科招生办公室未遵守最高法院废除平权法案的裁决。然而，这项投诉迄今未产生明显后果。到目前为止，霍普金斯既未主动要求与政府谈判和解，也未被政府要求这样做。只有少数几位教职员工（均来自人文学科）曾撰文批评丹尼尔斯对此事的处理方式。“我的感觉是，大学正试图保持低调，”曾任霍普金斯教务长的政治学家罗伯特·利伯曼（Robert Lieberman）告诉我，“如果你是一位大学校长，环顾四周，会发现那些把头伸出战壕的人都已被击毙。理性的反应就是低下头。”

西奥多·J·伊瓦什纳（Theodore J. Iwashyna）是霍普金斯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的医生兼研究员，从事由联邦资助的关于肺炎和败血症等急性疾病康复的研究。伊瓦什纳描述了他作为拨款接受者至今的生活，类似于拥有一位值得信赖的本地银行家的小企业主。像他这样的研究人员撰写拨款提案（这些提案长达500页），等待几个月，然后由专家小组打分。（另一位医学研究人员告诉我，她和同事们正在从提案中删去可能刺激本届政府官员的词汇，如“差异”和“公平”。）如果一切顺利，他们最终会收到一份名为“拨款授予通知”的文件，伊瓦什纳将其比作信用证，让研究人员对资金有足够的确定性，从而能够继续工作。

霍普金斯承担了这一过程前端的成本；其价值在于，伊瓦什纳合作的联邦机构会做出多年期的承诺。他生动地举例说明了近期拨款放缓的危害：一位霍普金斯肺科医生向NIH提交了一份提案，测试他的假设——一种广泛使用的名为脉搏血氧仪的设备（夹在患者手指上测量血液含氧量）可能会定期产生不准确的读数。这绝非小问题——几乎每位重症监护室的患者都配备了脉搏血氧仪。该提案在去年6月获得了专家小组异常高的评分，但“拨款授予通知”至今仍未到达。在全国范围内，本财政年度NIH向大学提供的拨款下降了超过90%；在此期间，国家癌症研究所（NCI）未发放任何一笔拨款。

伊瓦什纳和他的同事们担忧未来。谁还愿意投身医学研究事业？随着许多大学博士项目招生大幅削减——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的博士生录取人数下降了50%——那些仍对研究感兴趣的人甚至如何获得机会？“本届政府引入了多层级的随机性功能障碍，”伊瓦什纳告诉我，“一切都变得脆弱，没有任何东西正常运转。然后他们挑选个别机构进行欺凌……欺凌者的运作方式之一就是确保其他人因恐惧而不敢干预……这让我感到不安。我是个在80年代长大的书呆子孩子。我认出这些手段来自我成长过程中认识的那些崇尚羞辱他人的人。”他提到了《回到未来》电影中的恶霸比夫·塔嫩（Biff Tannen）。“那个混蛋现在正在治理这个国家。”

特朗普在其剩余任期内可能对精英大学造成更大损害——或者他也可能失去兴趣。但这并不能解决大学对政府过度依赖而政治支持薄弱的问题。即便在深蓝色的选区（大学往往是那里最大的雇主），也很难找到将捍卫高等教育作为竞选核心主题的政治候选人。与此同时，俄克拉荷马州、犹他州、佛罗里达州、堪萨斯州、爱荷华州和得克萨斯州的保守派人士试图通过影响课程设置、增加教学工作量以及限制终身教职等措施，干预其公立大学的运营。

说到高等教育，保守派阵营内部也是门派林立。其中一派是由“烧毁一切”的叛乱分子组成，如鲁福（Rufo），他们主要将大学视为敌对阵地和左派堡垒。另一派则专注于降低大学教育成本并教授职业技能，而非博雅教育——这也是特朗普政府试图取消那些“投资回报率”低的专业学生贷款的原因所在。还有一派由一小群保守派教授组成。他们或许很高兴大学终于开始关注他们的抱怨了。在最近一次“非正统学院”（Heterodox Academy，一个由对校园意识形态正统感到不安的教授组成的协会）的会议上，该组织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带领观众高呼：“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们了！”但这些不同派别并不总能保持一致。

政治学家乔恩·希尔兹（Jon Shields）和乔舒亚·邓恩（Joshua Dunn）（两人均为保守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前夕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许多保守派学者觉得在进步主义学术界比在共和党内更自在。”保守派学者通常是政治哲学和英国文学等领域的传统主义者，他们最珍视的事业是恢复“伟大著作”课程，以及美学和外交史等课题的研究。他们对任职大学的不满不仅仅关乎“觉醒文化”（wokeness），也关乎学生中压倒性的职业主义倾向。

罗伯特·P·乔治（Robert P. George），普林斯顿大学的法理学教授，可能是这群人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告诉我，有一年他和哲学家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被邀请向新生及其家长介绍博雅教育的好处。“我们就在那个校园里最大的讲堂里，”乔治回忆道，“艾斯格鲁伯也在场。我开场说道：‘我们希望你们的子女利用这几年成为更深邃、更独立的思想者。我们的课程会让你们感到不安，你们将受到挑战。’我能感觉到我没推销成功——家长们不买账。他们想的是摩根士丹利。然后康奈尔上台说：‘你们的子女来到这里是为了学习如何死亡。你们必须先学会如何死亡，才能学会如何生活。’我看到一位父亲转向另一位说：‘每年七万八千美元就为了这个？’”

我交谈过的大多数保守派学者不仅对特朗普切断科学研究资金深感不满，还担心当前保守派事业的核心——教职招聘中的观点多样性——将如何实施。他们的反对部分出于原则——保守派几乎总是反对平权法案，因此为了保持一致，他们也反对“针对保守派的平权法案”；部分出于实际考量。重命名D.E.I.办公室、采纳“机构中立”政策、从院系网站上移除浮夸的社会正义信息很容易。但改变教职招聘实践几乎是不可能的。研究型大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学院和系在雇佣问题上拥有自主权。即便是公开支持观点多样性的大学校长（这样的人并不多），也很难将其落实到位。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主席罗伯特·多尔（Robert Doar）告诉我，他曾敦促他的高等教育团队支持观点多样性。“我说：‘我不明白。我在这里做最终决定，但如果一位校长推翻了一个系的决定，难道不是侵犯了学术自由吗？’他们告诉我：‘不，这永远行不通。’我说：‘我想你是斗不过市政厅的。’”

极少数情况下，担心某个系存在意识形态教条主义的大学校长会暂时接管该系——但引入更多保守派的标准做法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大学部门。霍普金斯通过S.N.F.阿戈拉研究所做到了这一点，该研究所最近从杜克大学挖走了长期反对平权法案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彼得·阿尔奇迪亚科诺（Peter Arcidiacono）。华盛顿大学创建了一所公共卫生学院；其新任院长桑德罗·加莱亚（Sandro Galea）来自波士顿大学，他告诉我，他特意希望在一个“红州”（共和党主导的州）工作。他说，他的学院将特别对那些“与世界的主要接口是信仰”的人群抱有同情心。十多万所公立大学被州立法机构命令开设公民课程，旨在为保守派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舒适的环境。

这些都不是全盘变革。保守派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们无法像保守派政治候选人在选举中与自由派竞争那样，与主要大学竞争。美国许多领先的企业历史不到一百年；而其领先的研究型大学鲜有如此年轻的。要在人口中心获取大片土地，建造数十栋建筑，建立全套学术系科，并增设支撑大学学术活动的专业学院和医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去年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曾遐想将基督学院或奥扎克学院提升到全国显赫地位，但这在我们任何人的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发生。最近以“反觉醒”为原则建立的学院——如新佛罗里达学院，以及2024年开始招生的奥斯汀大学——规模小且不稳定。由于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将大学视为就业途径，意识形态上的新兴机构吸引力有限。

更有可能的是，阳光地带的研究型大学——如埃默里大学、范德堡大学、杜兰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将跻身顶层，就像二战后加州大学那样。在政府最初要求签署拟议的“高等教育卓越学术契约”的九所大学中，范德堡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是少数几所没有完全拒绝的。范德堡大学已宣布将在纽约市、旧金山和西棕榈滩开设校区。但这些大学距离集体保守派的天堂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它们仅仅会呈现一幅熟悉图景的改良版：教授和学生可能比其他大学的同行更保守，但仍比校友、捐赠者、雇主、理事和提供资金的政客们更偏左。

保守派可能永远无法创造出他们认可的、接近他们想要摧毁的那些大学水平的学府。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能完好无损地度过过去几年的危机——并不意味着会出现真正有效的集体抵抗，也不意味着这一刻会过去，或者公众会意识到大学有多么宝贵。早在如今正受攻击的体系被发明之初，克拉克·克尔曾在哈佛发表演讲，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让精英的贡献被平等主义者看清？智力贵族又如何向所有人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那些终身在大学度过的人认为他们知道答案——医学突破、为出身卑微的未来领袖提供机会、知识的扩展——但显然，公众并未被说服。政府，即使换了一批人掌权，会忘记它在过去一年中学到的教训吗？即让大学像大企业对待其最大客户那样给予政府顺从，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这似乎不太可能。

政府拥有多种手段，其使用并不依赖于特朗普是否身在白宫。联邦研究资金在全国范围内超过6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向了顶尖大学；未偿还的联邦学生贷款债务总额远超1万亿美元，这几乎影响到每一所学院和大学。如果这些贷款被附加更多条件，后果会如何？乐观主义者可以指出过去一年中学术界取得的部分政治胜利：政府缓和了拟议中的捐赠基金税上调，国会也通过了增加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预算的法案（但这并不能保证政府一定会拨付这笔资金）。然而，从根本上说，那些在大学看来坚如磐石的安排，并未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当今美国伟大大学的前提，往好里说也是困难重重的：它们既要实行极其严苛的选拔（但必须以完全公平的方式），又要让学生和教职员工能够进入美国社会最负盛名、回报最丰厚的领域；既要不断推高成本，又要向世界保证它们致力于公共服务和社会正义；同时还要赢得公众的感激与赞赏，被视为国家最成功的机构之一。特朗普凭借其利用自由主义秩序脆弱性的天赋，充分利用了这些矛盾，并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这种损害将难以挽回。美国大学的黄金自治时代恐怕一去不复返了。

——读苏轼《人来得书帖》《新岁展庆帖》

苏轼的尺牍，最怕被当成“展厅里的作品”来读。它们本来就不是为了摆出来。它们是日子里必须写的字：问候、答复、托付、致谢、报平安、说人事。纸不大，事不少，情更重。也正因为不摆姿态，才更能看见北宋文人书法的底色：书法不是“专门的技艺表演”，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人格和处境在纸面上的即时显影。

《人来得书帖》《新岁展庆帖》两件，都是苏轼行楷体系里很典型的“日常状态”。字里没有“刻意漂亮”的疲态，却处处是“写得真”。把它们放回当时的生活语境，再拿来对照黄庭坚、米芾、蔡襄，就能读出苏轼书法的长处，也能读出它的短板。更重要的是，它对今天的启示并不玄：书法要活回“能用、耐看、能承载情意”的第一性。

写的不是“书法”，而是“人情世故”

《人来得书帖》写的是惊闻丧讯后的哀痛与无力。这封信的情绪非常集中。信里大意是：信使带来书信，得知友人（与“季常”相关的人事）骤然去世，震惊又悲痛；亡者才气与品行都好，恩情未报，人却已止；又想到对方家中有家累，有孩子，活着的人更难；愿对方节哀，明白生死聚散是常理，却又劝不动自己的痛；末尾还提到自己不能亲往吊唁，只能以酒酹祭，言到此处，情绪几乎收不住。

这类内容，放在今天也不陌生：一面知道“人终有别”，一面又觉得“怎么就到这一步”。它不是哲学论文，它是当下的心口疼。也正因为它不是“摆写”，字的重心就自然被内容牵着走：该顿的地方顿住，该急的地方急，情绪先行，笔墨随后。

《新岁展庆帖》则是新年问候、修屋家事、礼物往来。跟《人来得书帖》不同，这封信换了口气。开头是新岁问候，祝福对方万事顺意，也顺带问近来身体与生活是否安好。中段谈到修屋、入城之类的日常安排，又提到收到他人来信，约略说到何时会到；随后写自己近来不便出门，于是托人把一些物件先送去（信里提到沙枣、画笺等生活礼物），又提到想借建州茶、木樨一类雅物，甚至还谈到让对方“拿着样子去那边再买一幅新的”这类很生活、很具体的嘱咐。收束处仍是节气寒冷、务请保重，落款再拜，写到“正月初二”。

两封信一冷一暖，一封是哀悼丧事，一封是祝福新岁。它们共同点很明显：写字是为了把关系维系住，把事情说清楚，把情绪交代出去。字只是载体，却也因为承担了“关系与现实”，反而更接近书法的根。

如果把尺牍当成“书法作品”去看，会漏掉它真正的功能。苏轼写信，不是在做“艺术创作”，而是在做三件更现实的事。一是维系关系。北宋士大夫社会，信息与情义很多靠书信流动。问候、致谢、吊唁、请托，都靠一纸笔墨落实。字写出去，关系就还在运转。二是处理事务。《新岁展庆帖》里修屋、送物、借茶、托人传递，这些都是生活管理。书法在这里就是“执行工具”。三是安放情绪。《人来得书帖》里那种“明知生死常理却仍悲痛”的矛盾，写出来，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整理。纸上把话说完，心里才可能稍微落地。

这三件事合在一起，就能看见一个结论：书法与生活在那个时代并不分家。除非特别请求，很少有人“专门写字展示技巧”。所谓“作品意识”，更多是后来的观看方式。苏轼这两帖，恰好让今天的读者重新看到：书法最初不是为了“漂亮”，而是为了“把人和世界接上”。

行书是一种能托住日常的书写

谈苏轼尺牍，容易落入一句套话：“自然”“天真”。这类说法词不算错。更可靠的办法，是把它拆成几个可观察的点：用笔、结字、行气、章法、墨色。

用笔：中锋为骨，侧入为势，提按不夸张。两帖都能看到苏轼用笔的核心习惯：笔心不散，起收不炫。横画多见轻入、稍行、略按、再提，收处往往不做尖锐的“刻意锋芒”，而是顺势一带。竖画和撇捺也不刻意“撕开”，更多是“走过去”。这就带来一种很苏的气息：不抢，稳住，往前推。

细看转折处，常见“方中带圆”。该折时折得住，但不故作棱角；圆转也圆得稳，不油滑。这种处理，特别适合尺牍：速度允许，情绪允许，却不允许把字写成“炫技场”。所以笔画里既有速度，也有克制。

结字：重心常略偏，反而显出人气。苏轼的字并不追求“每字端坐”。不少字的重心会微微偏左或偏右，某些字的上部略紧，下部略松，或左收右放。按“学院标准”看，甚至会被说“散”。但这恰是尺牍的真实：写的是话，话有轻重缓急，字就跟着话走。

更关键的是，苏轼的“偏”不是塌，是“活”。它没有把字推倒，而是让字像人在说话时的姿态：有时倾身，有时回头，有时停顿。这样的结字，读久了反而耐看，因为它让每个字都带一点具体的情境，不是空壳。

行气：不是排队，是呼吸。两帖的行气都很强。这里的“强”不是整齐，而是连贯。字与字之间的牵连多靠笔势的余波：上一字收得不死，下一字起得不硬，中间留出一口气，气不断，行就通。于是整幅看起来像“有人在纸上走路”，不是“字在纸上列队”。

《人来得书帖》的行气更有波折。哀痛之辞带来节奏变化，某些行会稍急，某些处会重按。情绪让行气出现起伏，像说话时突然哽住，又不得不继续讲。《新岁展庆帖》的行气更平稳。问候、托付、送物，都是生活的连续动作，所以字更松，行更匀，偶尔一两处加快，也像日常聊天里突然想起一件事，顺手补一句。

章法：留白与密度靠“内容逻辑”来调。尺牍的章法，最怕用“作品章法”的尺子去量。苏轼这里的疏密，很多时候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内容推动出来的：说到关键处，字会稍密；转到叙事处，字会稍松；末尾致意与落款，又自然收拢。

这种“跟着内容走”的章法，才是中国书法最常见、也最容易被现代人忘掉的一种章法：它不是为了展览，它是为了把话写明白。

墨色：不追求层层变化，却更贴近日常。两帖墨色总体偏单纯，不像后世刻意“枯润并置”的舞台效果。原因很简单：日常写信，墨不必玩花样，能读、能久、能传递就够。也正因为墨色不“表演”，注意力会回到笔势和行气上，回到“人”的状态上。

对苏轼《人来得书帖》《新岁展庆帖》，我们不必护短，也不必神化，两帖各有“优点”和“缺点”。优点是：情与笔合：情绪、语气、节奏都能在用笔与行气里对应出来，不是把字写成独立于内容的“装饰”。中锋稳，行气长：不靠花样取胜，靠稳定与连贯让整幅站住。结字活，有人味：不是标准化的“正”，而是可感的“活”，耐看，也耐读。章法随文而生：疏密由内容驱动，符合尺牍的真实逻辑。

它们的缺点是：松散边界明显：一旦写得更急，个别字就可能散到“形不收”，需要靠整体行气去兜住。笔画细节不做满：某些转折不刻意收拾，近看会觉得“粗”。这也是日常书写的代价。视觉刺激不强：对习惯看“炫技作品”的读者来说，容易低估它的难度与含量。

这些“缺点”并不该用来否定苏轼，反而提醒一件事：尺牍书法的评判标准，本来就不该完全等同于展厅作品。它的第一指标是“真实、通达、可读、能承情”。在这个指标下，苏轼的的这两幅尺牍体现了书法本质。

与黄米蔡对照：长处与短板

把苏轼放进“宋四家”的坐标里，常见说法是“苏为尚意之宗”。这句话可以留着，但需要落到纸面细节上，才能不空。

与黄庭坚比：黄更峻，苏更厚。黄庭坚的字常见“骨力外露”，结体多险，长枪大戟，提按转折更刻意经营，像把筋骨拎到台前。苏轼这两帖则更“厚”，厚在不炫骨，骨藏在肉里。苏的力量不靠尖利，而靠持续的行气与稳定的中锋，所以看起来更平和，更像日常说话。

短板也在这里：黄的“险”带来强烈的结构张力，苏在尺牍状态下容易显得“松”。松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个别字的结构不够紧密，某些笔画略显拖沓。这不是败笔，却是尺度问题：一松到底，气会散。

与米芾比：米更快更奇，苏更稳更朴。米芾的“刷字”速度与跳荡感很强，奇崛多变，欹侧翻转，墨色也常有戏。苏轼在这两帖里明显不走这个路数。苏的奇不在“怪”，而在“真”。真到极处，自然有味。米芾像风，苏轼像地。风能惊人，地能托人。

短板同样明显：米的锋利与变化，让画面更刺激，苏在日常尺牍里不求刺激，所以视觉上少了“爆点”。对习惯看“展览书法”的眼睛来说，会误以为“不够精彩”。问题不在苏，而在观看习惯。

与蔡襄比：蔡更精整，苏更放达。蔡襄的尺牍多温润精整，法度含蓄，细节更讲究。苏轼这两帖更放达，更像聊天，不像写给后世的“范本”。蔡襄的优点是“稳妥”，苏轼的优点是“有生气”。蔡襄不容易出错，苏轼更容易在快写里出现“毛边”，可苏轼也更容易把“人”写出来。

当代书法应该回到第一性本质

这两封尺牍里，有书法的根，也有人情的根。《人来得书帖》里那种悲痛与无力，《新岁展庆帖》里那种寒暄、托付、礼尚往来，合在一起就是苏轼的日常世界。书法在这里不是“附加价值”，而是日常运转的工具，也是情意落地的方式。正因为书法与生活密不可分，才读得出生活的情趣，才读得出人格的温度。

我认为这才是中华书法最第一性的本质：不先想着“像不像”“妙不妙”，先想着“这句话要怎么写出去，这份情要怎么落在纸上”。字能把人和人连起来，能把人和时代连起来，能把心里的波动安放下来。做到这一步，技巧自然在里头，风格也自然会出来。

今天谈书法，常见两种偏差。一种是把书法当成“视觉奇观”，靠夸张的枯润、巨大的尺幅、密集的符号去制造效果。另一种是把书法当成“复古工艺”，只求像某家某帖，写得再像也像复制品。两条路都容易把书法从生活里抽离。书法先要回到“日常练习的积累”。苏轼的松、厚、稳，不是靠临一两张帖得来，而是长期写、长期用、长期在生活里磨出来的。

苏轼这两封信给我们的启示是：书法先要能承载真实关系。写给谁、为何写、写什么，这三件事清楚了，笔墨自然会找到位置。书法先要能服务表达。该稳就稳，该急就急，该收就收，该放就放。字不必每个都“漂亮”，但整篇要“通”。书法先要回到“可读”。尺牍的价值在于读得下去。读得下去，才谈得上气韵与格调。

当代书法若真要“回归”，重点不在表演，不在展览，而在路径：把书法重新放回生活场景，让它重新承担沟通、记录、整理情绪的功能。写得少，就容易写成“舞台”。写得多，写给真实的人与真实的事，才会写出自己的风貌。

如果当代书法还能从苏轼这两帖里学到一点东西，那就不是学“苏体”，而是学“书法如何重新回到人的生活里”。这条路走通了，所谓传统不必喊，所谓创新也不必装。书法会自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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