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

上世纪80年代，相比出国，国内搞外事的好处则成了大为逊色。作家出国一趟一下子能买得起彩电了，否则，靠爬格子拿稿费，得披星戴月奋斗一辈子。于是，出国成了作家们致富最令人神往的弯道超车。

出国回来后可买免税家电，那是特殊待遇，可以不缴进口关税。国家之所以推出这种政策，目的是让外汇回笼，指望出国人员不要把钱花在国外。

当年作家团出访，我们每次都会带上一定的外汇作公款。一次碰巧财务处没有足够现金，而我们又出访在即，怕外汇到位来不及，于是我拿了介绍信去天安门广场边的中国银行总行提取。宽敞的大厅，高高的柜台，等着出纳员去金库取钱，我跟另一员工攀聊。我说，出国每人每天仅补贴一个美元，也是够少的。那女士马上说：“还嫌少？！国家现在的美元储存总额才26亿！” 当时对这个数字我没有具体概念，而眼下听到的都是几万亿、几十万亿的数额，才知道当年的26亿确实少得可怜。

国家为尽快外汇资金回笼，于是想出了“出国人员服务部”这一妙招。通过易货贸易，从日本弄来大批彩电，给出国人员提供特惠价。通过不收进口关税，回国买电器既方便、又安全、而且更便宜！那又正赶上政策放宽、经济改型，提倡私有制，“万元户”成国人致富目标。于是，为更多来钱，钱来得更快，作家掷笔经商，自立门户、开公司，潜入市场做生意大行其道。然而，从投资到获益有个过程，经济收效最快捷的还是赶不上出国。出国无须投资，也无风险，而且还是一本万利！

当时短期出国，除每人每天一美元补贴外，还可以按平价兑换30美元。当时国家官方牌价浮动在一美元兑3.50元人民币上下，而私下交换能贵到11到12元人民币，还要看你有没有路子；在国外一天，国家发的每人一美元零花补贴也是势在必行，因为人到国外连上厕所也要钱，这在当时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都让人笑掉大牙，我们无法想象外部世界。我初到德国时感触最深的是矿泉水比牛奶贵；种花的泥土要花钱买。

记忆尤新的是，80年代中国作家去的最频繁的是西德，我们虽跟奥地利、瑞士、东德等国都有文学交流协议，但互访的频率要少得多。我们跟联邦德国的交流在三个层面同时铺开，既有政府间每年不少于一次的对等互访，也有中国跟西德某个州的文学往来，因为德意志是个联邦国，各州在外交上享有国家级待遇，所以我们以国家层面与其某联邦州发生交往不违背外事对等； 还有德方热衷中国文化的私人出资邀请。再加上零星不定期的文化、文学活动、中国文学周等等，汉堡几乎每年举办中国国庆文化活动，必定要请上中国作家代表团。

而于我，往往前一个团人还在国外，下一个团的签证办理业已开始，所以须有两本护照。此外还有完成了第一个团的出访，干脆不回国，去第三国等待下一个团； 要么两次出访任务合在一起，一次组团完成两个国家的访问。总之，怎么节省外汇怎么来。

我曾从东柏林搭乘奥地利汉学家施瓦茨的车前往维也纳，否则一张国际机票又要花去上千马克，而且还是西德马克，当时国家又多么紧缺外汇！

1988年我们有其中的两个出访任务，先是访问民主德国，接着是访奥地利团，都是我的职责范围。为省去我来回的国际旅费，就把两个团安排在前后，完成了访民德，我不回国，赶去维也纳迎接下一个访奥团。为省下飞维也纳的机票，搭施瓦茨的车前往。那时外汇不足是影响外事交流的最大障碍。

那年头，西德马克即使在西方国家的硬通货中也是出类拔萃地坚挺，甭说带回国备受青睐，而且行情直线看好，兑换率日有涨幅。没忘1985年我们到西柏林，要拿出3.50马克才能兑换1美元。很快，第二年涨到只需2.50马克就能兑换一美元。到了90年代，尤其是海湾战争的爆发，拿1.70马克就能换到一美元。设立欧元时的价值取向是按两马克兑一美元，本意是让欧元跟美元具有一比一的价值。

当时，西欧货币中马克最为抢手。荷兰的荷兰盾、法国的法郎、意大利的里拉、包括英国的英镑，都远远比不上西德马克受欢迎。我们作家团到西德和荷兰的边境城市芬洛，在集市卖蔬果、花卉的农商听说我们是从西德过来，就会主动向我们收马克，在兑换率上还给优惠。

当时主宰国际金融的三大货币是美元、日元和西德马克。美元主导世界，日元统领亚洲，而整个西欧、北欧的货币对美元的兑换率，是随着西德马克对美元的变化而浮动，这就是说，英镑、法郎、里拉，包括全部北欧的货币与美元的兑换率要参照当日马克兑换美元的比值而变。这就是因为西德经济的强大。

左起：路遥、德方陪同、扎西达娃、汉堡肉厂老板作家、员工、恩格斯孙子Aust、王愿坚（电影《党的女儿》《闪闪的红星》作者）、金弢、袁和平。1986年王愿坚、路遥作家团会面汉堡左派作家。团长王愿坚手握德国作家作品与香肠，后面高个是恩格斯的孙子Aust

作家们同样是一趟出国，但被派去哪个国家非常有讲究，能被派去西方国家还是被派去东欧国家诸如捷克、南斯拉夫，会大不一样。出国的价值及经济效益和到访国的文化差异会迥然不同。虽然人人盼望出国，主要是为了免税彩电，而那年头有彩电，是高质量生活的象征。在有出国机会的前提下，大家更盼望能去西方国家。不言而喻，首先是为了硬通货，东欧等国的货币拿回国无价值，就是当时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卢布也一样。我至今还有当时没花完的卢布、东德马克以及南斯拉夫的地那尔，以为日后会有机会故地重游，留着以后花。没想到东、西德统一来得那么突然，一夜间东德马克成了历史文物。紧接着东欧的溃塌和苏联的解体，货币一夜间贬成一文不值。

出访到了西方国家，尽可能多地弄到外汇是每个人念念不忘的心结，表面上从来不成话题，但谁都时时在盘算手里的外汇，以定夺回国买什么样的家电。对我来说，每次出访西欧国家，无形中也成了我为团里力争谋福利的目标。我会外语，了解国外行情，又频繁出国，那是一种责无旁贷。我们得事事、处处留意，争取外汇。若是出访东欧国家就免了操这份心。

出国后弄外汇的途径很多。

我们跟他国进行文学交流的原则是互访，即国际旅费自理，落地后一切费用均由对方招待。这种两国间对等承担经费对我国有很大的好处，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我们外汇短缺的困境，可以省去出访团在国外食住行的外汇开支。虽然当年哪怕是买中国民航的国际航班也必须是外汇，但不需要实体外汇，只是占用了外事经费的外汇额度，仅仅是国家机构间的外汇内部划账。等到外国团来访，落地后由我方招待，住西苑、北京饭店，去外地城市的车旅费、飞机票、住宿费都可以用人民币结算。而申请人民币外事经费要比申请外汇容易得多。

这样，我们到了西德，餐费由德方承担。通常，德国政府会给我们配备一名学汉语的陪同小姐，确实每次是小姐。我们无数次出访，陪同皆是小姐。看得出，欧洲人这方面的心理作业做得到位。西德小姐全程陪同，每顿饭由她付账，拿发票回去报销。在这一节点上就有了为大家谋取福利、赢得外汇的机会。

经团内大家商定，我们向陪同提出托词，借故去看望中国朋友，这对她会很无趣，我们可以自己行动，没有语言障碍，这样她可放假一天，午饭和晚饭由我们自理，餐费可以发给我们。陪同小姐会说，报销需要用餐的发票。

通常的餐标每人每顿25马克。当时国内大学生月薪，到德国换成马克还不够吃一顿像样的饭。是的，我们每走一步都在拿国内的收入标准作比较。忘不了1988年我留学初到慕尼黑，时遇入冬，一日，夜已至深，为省下两个马克的车费，地铁又不敢逃票，我们几个留学生，想想两个马克时值国内一个工人三天的工资，最后走路一个多小时回奥林匹克村学生宿舍。现在想来，当时的中国人真够贫困的。

但我们的餐费偶尔一两次还是可以超标的，过了30，报销时就要说明，到了35马克只能偶尔发生。这样我们提出，希望每人一天得到65马克的餐费，声称要请朋友一起吃饭，餐标会高一些。这种从嘴边想方设法省出外汇，可以说是来外汇最便捷、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读者切莫觉得我们寒碜，这些可都是当时的真情实景阿！

1986年中国作家团出访西德，路遥不慎被盗 300美金，事情弄得让人进退维谷，骑虎难下。我们绞尽脑汁仍想不出解决问题的绝招，最后只能在西柏林的两天全团吃方便面，省下餐费补贴路遥，才算解决了困境。

我们访问西德，行程一般在四个星期左右，整个旅程中，这种省餐费的事发生三四次问题不大，当然要跟陪同搞好关系，获得她的配合。如此，大家不但有了一天自由闲逛的机会，主要是有了外汇积攒。而事实上，大家根本不舍得花掉任何一个马克下餐馆，那一顿可要吃掉一个月的工资啊！谁不心痛？算的还是官价，黑市价就更不得了了。几年后我到德国留学，往国内打长途，路边的电话亭里，投进价值多于国内月薪的30马克，没打五分钟，投币箱里的钱已被全部吃光，说话语速迅疾得像发电报一般。

每当到了吃饭的点儿，大家回酒店吃方便面，反正早餐包在酒店，可以随意多吃火腿、香肠。除了第一次出国没经验，往下每次出国我都会带上满满一行李箱的方便面，以备急用。说来也巧，几乎每次都没白带，无论是路遥丢钱的那个团，还是出访东德时，天津老作家、作品 《白毛女》 之父杨润身因适应不了西餐，胃病闹得起不了床，每次的方便面都帮了大忙。

至于发票问题，就去中餐厅向跑堂要一张发票，把两顿餐费开在一起，声称那里餐不错，连吃两顿。完后给跑堂5马克小费。那时德国还没有实行机打单体系，在盖了章的发票上写上几百马克很随意。可想而知，每人有三四回65马克的机会，加起来可是一笔可观的财富，这会让每个作家无比激动和感动。

此外，每次去西方国家，招待方谙悉中国国情，知道人民币到了国外不能用，每次出访，东道主会给我们数量不一的零花钱。这些钱是每个作家谁都不舍得花掉一分的。时而为节省几十芬尼投币，上厕所要约好几人一同去，虽然上厕所费用可入公账。

除了从餐费上设法省下外汇，其来源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德方媒体给我们的版权费或采访费。除了1985年王蒙带的那个空前绝后的大团出席“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外，因那次德方组委会以每人1000马克买断我们在西柏林的音像、文字版权外，其他团出访，德方给零花钱时，收据里均没提到版权费问题。这就意味任何德方媒体要发表我们的影视、采访录，版权均仍还在我们手里。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不好意思主动提钱，更不敢要稿费，觉得这很让人羞耻，到了国外不了解行情更不敢贸然行事。

开始我们行情不灵，但西方人的思想意识跟我们不一样。你不主动要，人家不会主动给。那是我们不懂得去争取版权，不明白这是我们应有的权益。另外，只要我们不啃声，对方也绝不会主动提及稿费事，而且这方面，媒体跟我们的版权交涉跟对方邀请单位无关。有哪家报刊或电视台想采访我们，须直接与我们洽谈，商定具体协议。

了解行情后，我们也学会了“厚脸皮”，会主动旁敲侧击地影射采访费事宜。从多次的经验后得知，媒体对我们的采访给采访费本来就毋庸质疑，关键是给多给少，这种尺度我们无法把握，由媒体根据预估的新闻价值而定。我们自然不好意思讨价还价，付费标准由对方定，但有收获总比没有强，何况我们每次都是国家一级的访团，对方出手也不至于太小气。

我们每次出国都会携带外事经费，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对公款拥有支配权，譬如请东道主喝杯咖啡，偶尔喝杯啤酒都属允许范围。西方人有给小费的习惯，中国人晓以入乡随俗，尤其生怕被别人看不起，有失国家脸面，每次的出访行前集训都会当作重要的外事内容加以强调。平时用餐喝咖啡，小费由东道主结账时一起给，但住旅店，为了感谢清洁工的辛劳，按常情每天在床头柜上要留下两三个马克作为小费，而这种小费的放置，团里管钱的人无法逐一进房间去分派，于是小费包给每个团员自理。

每到一个城市，会根据住几天，事先一次性地将小费分发给大家，由自己处理。至于最后每人给了小费还是没给，或者给多给少是每个人的事，无以查证核实。中国文化人虽喜欢外汇，但道德底线会牢记于心，正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明白小费事关重要，不会撒谎做害群之马。一定会给，但怎么给、给什么就另有讲究了。

中国人从来有高明的变通手法。小费之事，人人心知肚明，从不当作话题，但在同一团里，大家朝夕相处几周，时时交谈甚欢，不免会漏点口风。其实拿马克当小费给，人人都会心痛，但表示感谢是理所应当。于是大多人采用给从国内随身带来的小礼品当作小费，而且效果还特别好。这些小礼品，国内又便宜，携带也方便，送给清洁工，新奇又值钱，可谓两全其美。一路住旅店的小费积攒起来，又不失为另一笔额外的增收。

还有餐费的花销会举足轻重。记得去“西柏林地平线”的那次出访，当时发给每人的1000马克，名义上说的是给每人的版权费，但实际上其中还包括了一定次数的餐费。就是说，只要组委会主持的活动带有用餐招待的，那顿饭自然是免费。但碰上没有活动安排的时侯，各自用餐就得自理。但团里是谁也不舍得下一次餐馆，想想在西柏林只有十天的会议，接下去的顺访联邦德国两周，是吃住全包，在西柏林哪怕再艰苦，坚持一下不就挺过去了？

然而，中国人的胃又是特别的特别，加之到了西柏林，也是人生第一次接连十天吃西餐，让人委实受不了，特别是那些年长的作家。不光是饭店的西式早餐，就是期间组委会有招待，用餐也是顿顿西餐。又则，大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缺乏经验、准备不足，出国前满以为伙食均由对方招待，谁也没想过带什么正经吃的，除了个别带些花生米之类，连方便面都没想到。行前集训时还专门提过，到了国外，也许旅店里不允许用烧水壶，并且强调了国外的插头跟国内不一样。那也是我唯一一次没带方便面的出访。

几天下来，看得出大家的胃都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神色抑郁且又无奈，为了外汇大家都忍着。一天下午，大会没有安排，全团聚集，去逛西柏林的主街——公侯大道，不经意走到闹区一家中餐酒楼。久违的中餐，向往已久的大家突然感到无法抑制的情不自禁。一人不由大声说：“我太想吃一顿中餐了，这一点钱大家就别省了，我们进去一起吃一碗面吧！” 有人随声附和，有人没吭声，我当时感觉还是会有很多人心疼这碗面钱的，我自己就舍不得，脑子里一直想着给还没满月的女儿买个冰箱。但谁也不好意思开口阻拦。在几个人的起哄下，我们进了中餐厅。

服务员是个小伙子，说着带有东南亚广东口音的国语，对大家很是周到热情。菜谱厚厚的一本，里面满是五颜六色的菜肴照片，但大家都往价目栏里看，寻找最便宜的菜。有人发现了三鲜大汤面，价钱也不是很贵，一碗15马克，这在菜谱的正餐里几乎是最便宜的了。我把汤面的配料翻译成中文，说面里有虾有肉有冬笋。大家异口同声： 定了，就吃这个！虽然大家进了餐厅，但对这顿自费的中餐，要花去不少钱心里一直是忐忑的。其他的菜肴虽看上去鲜亮美味，但一看价格就让人望而生畏。于是，全体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大汤面。

跑堂见我们选择完毕，迅速过来，恭敬礼貌地问我们想吃点什么。有人说：“每人一碗大汤面，据说这是贵店的拿手菜，我们特地赶来的，” 不无有点自我解嘲。跑堂问我们想喝点什么？大家说：“面里反正有汤了，喝的就不要了。” 跑堂的脸上已露出些失望。后来我到德国才知道，跑堂的收入，很多店都是根据营业额的多少抽成的，顾客消费得越多，他们的提成就越高。

等了差不多半个钟头，四个跑堂每人四大碗，用大托盘端来了三鲜面。这种享受是让人没齿难忘的，这像是忍受了多年委屈的中国胃，终于找到了极致的福音。大家很是享受！餐毕要分单付账了，于是想到了小费。有人提出，不给小费不行，多给也没必要，建议每人给一个马克，加餐费每人付16马克。跑堂过来收钱，完后面无表情地走了。

不仅是因为大家一个礼拜以来没再吃到热腾腾的中餐了，而且吃完后没给环保留下任何负担，更是那碗面的确物有所值，性价比很高，在回酒店的路上，大家一直津津乐道：好吃，量大！然而16个马克还是让人心痛，谁都耿耿于怀，这不仅是一个月的工资，更是硬通货。而后团里管财务的跟团长商量，最后决定，这顿饭钱就算请外宾喝了咖啡，入账进了公费。全团每人又拿回了花去的餐费，个个喜出望外。

好吃的大汤三鲜面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团里的两个青年女作家。到了第二天下午，她俩又想起了三鲜面，想想第一碗的面钱反正退了回来，不如拿这钱再去吃一回，那实在是太好吃了，于是两人悄悄去了。我记得有什么事需要通知大家，但就是四处找不到她俩，去了饭店服务台，她们的房间钥匙也被拿走了。好不容易在大门口等到了她们，我还没来得及发通知，两作家一脸苦相：“我们又去吃了，还是那跑堂，对我们态度极差！而且面的味道比昨天的差远了，量也少多了！”

右起：邹荻帆、张志民、邓友梅、刘绍棠、东德作协秘书、金弢，1985年中国作家团访问民主德国

换币

一个国家的货币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脸面和尊严。一个国家如果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且不说国际政治、国人的人格，就连其货币也是任人耍弄。

1986年我们的一个团到了西德，团里有位上海作家，她比较有生活经验和经济头脑。那年在国内一个西德马克兑换差不多2.50元人民币。出于好奇，可能也是想能否多积攒些外汇拿回国，有人身边正好有好几百人民币现金，想了解一下人民币到了德国换马克是什么样的比值，于是让我在外币兑换台打听。我说我们来自中国，带了本国货币想在此消费，能否换成马克。

端坐柜台的是个瘦精精的老头，他问，是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台湾，我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头说，好，等等，我查一下，说着从柜台底下抽出一本厚厚的目录表，形状像极我在中国民航局见过的查航班的大本本。

老头好不容易找到了我国的货币，眯起眼睛说能找到我们的人民币。我问他要拿多少人民币能换一个马克。老头说，可以，可以，用12.5个人民币换一个马克。他这么说，一下子把我们吓住了，在国内就是私下交易，用12元人民币都能换到一个美元了，要12.5个人民币才换一马克也太黑心了。我们无趣地离去。

旁边有位作家说，换不换是你的自由，人家又没有强迫你。没走几步，那位上海作家突然醒悟道，既然一个马克能换那么多人民币，我们还不如把身边的马克都换成人民币带回国，这样不就值了？！大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又让我去问问，能不能拿马克换人民币。我们再次来到换币处。

那老头又一次抽出那本本，说：马克换人民币也可以换，请等等让我先查一下兑换率。一查结果是一马克只能换2.20元人民币，给的还不是人民币外汇券。大家谁也没想到这一进一出的差价会如此之大，真让人长了见识。

这说明了，你的国家的钱人家不在乎，自然也不尊重，简直是在当猴耍，你爱换不换。一位团员说，这就是经济的自然规律，关键要看是谁求谁的问题！

彩电

一个彩电是人生的奋斗目标。

现在四十不到的年轻一代或许很难想象，虽然时间只相隔了三十年，然而80年代于中国人来说，家里能有一台彩色电视机是何等的事关重要！像张洁这样知名的作家当时对我说：“我写作一辈子就想买一个彩电，这是我搞创作的动力和目标，给我妈买的。” 且不说张洁对母亲的孝敬，可见短短的三十年前，中国人的人生追求又是何等的可怜，而我们亲身经历的那个时代就是如此。

碰上能出一趟国，好处实在说不尽，不光长了见识，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而且得到的实惠非常之大，远超于好几年的工资。最重要的是短期出国回来后，可以在出国人员服务部得到一大件、一小件的免税指标和一大件、一小件的上税指标，这些指标均具有不同的价值，尤其是大件的免税指标最值钱。

大件指标包括彩电、冰箱、照相机和大型组合音响设备等。是时，一般的老百姓家庭都还不具备这些家用电器，有个收录机就很神气了，而所谓的现代化生活，其象征首先是一个彩色电视机。众人期待的就是一个日本原装货。市面上较高档次的百货大楼，虽然也可以买到进口彩电，但无法保证是否原装，有可能是国内组装，而且价格上万，相当于那时的全国首富“万元户”，只有从出国人员服务部买的才能保证原装，才能显摆。

这里说的是临时出国不超三个月的，碰上出国半年以上的，免税指标还会增加。遇上在外两年以上的，就按长期出国算，回来免税八大件、八小件，待遇更不得了。

小件指标包括收录机、吸尘器、缝纫机、自行车等，当时买自行车还需要自行车票呢，而且很难搞到！但是，人人当时外汇有限，买一个 20吋的彩电需要400美元以上，而出国人员官价兑换的美元额度及在海外每天的补贴都很有限，几乎谁都需要私下购买美元，而买私价美元，在当时是人尽皆知的普遍现象，没有谁会觉得奇怪。这样为了外汇，几乎掏空了所有的家底。所以上税指标一般都放弃。左邻右舍或单位同事之间关心的就是谁家新添了彩电。

一个彩电的正常税值在4000元以上，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四年的工资，税额每年还会随时调整。一个指标价值是多少，是根据购买时额外要缴的税款得出来的。

短期出访享受免税指标后，所谓免税指标就是买彩电时只需交电视机本身的价钱，进口关税可以免除。如果有人想买第二个彩电，可以利用第二个上税指标，正常地交进口关税。如果不想买第二个大件，这个上税指标就可以转让出去。一般的临时出国人员，都把仅有的积蓄变成了外汇，无力再交税买第二个大件。如果这个上税指标不利用起来，就会白白作废，但它本身有着价值，这并不是人人皆知。

改革开放到了80年代中期，经济政策放宽，大批个体户出现，快速产生了第一批暴发户。这些人主要是做生意、开饭馆的个体户。这些个体企业，比起后来投资建厂的企业家见效要快得多，譬如西瓜摊老板，通过一个夏季没日没夜的辛苦劳作，可以挣到平常普通工人几年的工资。这一群族虽经济上发了财，但没有社会地位。不管他们再暴发，再有钱，但他们没资格在出国人员服务买彩电，他们也出不了国，免税商店跟他们无缘。然而他们可以出钱买下那个别人无钱交税、不被利用的第二个上税指标。大多人不了解行情，白白放弃纯属可惜。然而一旦有关系联络瓜摊老板，这合作可谓名符其实的相得益彰。

首先有了钱，瓜摊老板可以通过私下弄到美元；有了美元，再找到不被利用的上税指标。1985、1986年价码在1000元左右，是当时一个大学生近两年、或普通工人仅三年的收入。可想而知，出国一趟，就不算平价兑换美元，每天外汇零花补贴、访问时对方给的零花钱、所得版费、采访费等五花八门的进账外，光免税和上税两个大件指标就价值在5000元以上，在此姑且不记免税、上税的小件。所谓小件，可买电子琴、吸尘器等价值较低的进口产品。这些指标虽不那么起眼，但也拥有不菲价值，怎么也值几百元人名币，想想老百姓月薪在40元上下。

就这样，瓜摊老板用四百高价美元，外缴4000元人民币海关税，付给出国人员1000千元好处费，如此就拥有一个质量保证的原装进口彩电。而那笔好处费又正是出国人员的意外之财。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国人谁都热衷出国的原因所在。一个作家往往苦苦拼搏二十年，不知爬多少格子，像路遥写得英年早逝。就是熬熬省省、不吃不喝的，抵不上别人一趟出国。这在当时是妇孺皆知的国情，所以出国热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海外得到的外汇，按最初规定，回国必须上交，但这项规定实际上没人执行，政策形同虚设。回国后人人三缄其口，领导也不过问。加之领导自己家里也缺彩电，自己出国回来，家人也指望着彩电，把外汇斡下亦是人之常情。最后大家都这么做，成了法不执众，规定成了一纸空文。尤其当时是国情一日三变，新政策、新规定不时出台，新老更替极快。

记得1985年第一次出访，行前还宣布了这一规定，但到了西柏林，组委会把版权费直接发到每人手里，签完字，这钱就成了私人财产。团里管财务的只字不提。团领导自然想着这条规定，钱带回国就得上交，不能违反国家政策。但领导有办法避开这条规定，做到没带钱回国，他在西德买了组合音响。国家不是规定带回外汇要上交，但没规定带回音响要上交吧？如此也避免了有可能犯的错误。团领导是资深作家，处理事情颇有水平，全体团员都认为这么处理非常得体，别人回国也不用上交外汇了！其实回到国内，再也没有谁问起那1000马克。

组合音响因为过大，检票时不让作随身行李带上飞机，尽管领导来时还被请进了头等舱，音响只好随机托运。但领导放心不下，觉得音响脆弱易损，一直介怀于心。

在法兰克福候机室里，我们碰巧看到窗外地上尚未装机的行李，其中就有音响。巧中之巧，我大学同窗正好在机场海关工作，于是让他从侧门把音响提回了候机室。上了飞机，机组人员又认出了团领导，冲着他的知名度，把他再次安排进头等舱，这样，音响也有了理想的着落。

 红灯区

作家们出国希望去西方国家，除外汇的好处外，还有大家心仪、但不能启齿的事，就是要了解一下资本主义的腐朽、阴暗面——红灯区。身为马列主义者，是要提倡全面看问题。当时的口号：我们不光要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一面，我们也要看到他们腐朽堕落的一面，这是当时冠冕堂皇的口号。这一点，出访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全面看问题”的机会了！

多个作家团去了民主德国，不到一星期就会说：“他们跟我们差不多，没什么好看的。” 有个访民德团，我们到了德累斯顿，地方作协主席送我一本厚厚的全裸摄影相册，全是青春少女、金发女郎的全赤身出镜。东德虽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性开放并不亚于西方。东柏林的裸体浴场，相比西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到柏林，团里轮着看了无数遍。一团员称：“这是我这回来东德的最大收获！” 回到作协，有人听说我带回这么一本影集，来借去看，称：“可为中国出艺术摄影集作参考。” 结果，影集在机关传阅了好几个月。不难想象，经历了文革的中国，当时是多么封闭啊！

参观红灯区，是极为隐秘且心照不宣的事，大家嘴上不说，更不敢公开提这样的要求，但时时念怀于心。到了80年代中，虽然改革开放逐步全方位启动，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依然存在。当时的管理是，桌面上是冠冕堂皇的国家政策，但实际操作时又是异常的灵活机动。

去了红灯区，只要回国不大张旗鼓地宣扬，单位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这种好奇心谁都有，哪个去了西方国家的团队都大同小异。行前集训时还会向大家慎重交代一句：“小心误入不当之地”，意思是说，红灯区不能去。80年代初，纪律还很严格，明言规定，擅自去了红灯区，党员作党内处分，团员作团内处分。还得算上一次重大外事记过。

1985年随团出访汉堡，我有一位“北外”同窗在汉堡领馆做随员。当作家团跟领馆人员座谈时，学友拉我躲进办公室聊天，我谈及汉堡举世闻名的红灯区近在咫尺，问他是否去过。他矢口否定，说是去了被发现，党员去党，团员去团，并且立马调离回国。

大家都想看红灯区是不言而喻，但怎么个去法却要深思熟虑，不能明目张胆。要事先查看好一家性电影院，跟团长捏估好，晚饭后无事闲逛佯作无意走到了小电影院门口，就说出于好奇想进去看看，既然买了门票，发现是此类特别电影，为避免“可惜了”国家外汇，也就不退出来了，既来之，则安之。

文革刚结束，看内部电影 《多瑙河之波》 里的搂搂抱抱，已把整个影院撩动得一片哗然。当时国内有门路的，最多也只见识过所谓的“三级片”，充其量不过光了身子，床上翻云覆雨做几个假动作罢了，正经的姿势都不敢摆。所以团里谁也不会想到这种性电影开放的程度。不仅真枪实弹，而且均是壮男美女，加上超大特写镜头，配有一流摄影技术，让人心惊肉跳、错愕不已。

有一个团，大家正看着小电影，出于不明的某种原因，一位老作家突然一声：“实在是太腐朽堕落了，” 说着站起身来。闻之，其他人为了显得自己的政治觉悟也不低，于是随声附和：“真是！真是！” 这么一来，谁都不好意思继续看下去了，像是唯独他腐朽堕落，都心存惋惜地离席出了电影院。想来也是确实冤枉，这种电影是一次性门票，你爱看多久可看多久，虽然很多城市，女观众可以免费入场，然男性每人15马克可不是小数。尽管花的是国家钱，但看了还不到五分钟就退席，实在是物有不值了。

领队得了经验，在以后的出访团，将每人分开安排座位，因为这类电影院都是小包厢式的，有很多个，上映着不同的片子。领队关照每人，讲好待到来叫为止，不想看了可以在座位上睡觉，以防一哄而散，怎么也要对得起这张门票。

想看这种电影的好奇心，女性并不亚于男性。因不知团里会否择机安排，她们会私下请人带去看，并感谢“让人体验了生活。”

大家想去红灯区也就是为了饱饱眼福，出格的行为从未有过，这是作家们的品格与道德把关，毕竟八十年代社会风气淳朴。我有大学挚友，学法语出身，工作也是外事，一次邂逅外宾下榻的饭店，交谈中提及此话题，问他屡屡陪团出国，是否真有人去过“皮肉交易”的。他大声笑道：哪敢！哪敢！中国人有色心没色胆，心思思的，但真见到洋妞，个个吓得“垂头”丧气！（笑）

但他透露两个秘密：一是不少人让他陪去偷买性交影册，冒着进关被查作处分的风险，不惜党员被开除出党、毁掉仕途、断绝前程的终身判决作赌注。不是有一高干文化人到了国外因生活作风出丁点问题就毁了政治生涯！

二是巴黎色情场所有种“亲肤服务”，它不同卖淫，不让真刀真抢，只许爱抚。同学说，个别年迈团员，没火候但有愿望，出国前听说过这类服务。小房间有玻璃隔板，设有两个直径十厘米的圆孔，可将双手伸过去；玻璃后有一小床，上躺一个赤身裸体女郎，浑身任由抚摸，给个价可进行20分钟。上年纪的可一面抚摸，一面回忆美好青春年代。后来有团去西柏林，我们还真发现了相同的服务提供，让人大开眼界。

西柏林有遍地开花的西洋镜，所谓西洋镜，就是看姑娘真人全裸表演。每人一个小间，往投币箱丢一马克，两张小布帘会自动朝两边徐徐启开。表演场中间有一个直径为两米的转盘，上面躺着一个槃旋偃仰、搔首弄姿的年轻女郎，尽展妖艳，摆弄各种身姿和诱人的体态。一分钟过后，小帘子会慢慢收拢，若想继续看就得继续投币。有人看完后开怀大笑地出来，问其何故，说是得了便宜，碰巧赶上了女郎换班，这样，一马克看了两个。

到了汉堡，大家会去“人肉市场”参观，那是一条举世闻名的圣保利区(St Pauli)、绳索大街(Reeperbahn)。这里，“灯红酒绿，肉欲横行”被演绎得极致。那条主街虽然已是色情毕露，但这仅仅算是色情而已，整条主街，男女老少可以自由通行。走过几条横街，就会来到只允许成人男性的进入之地，街口筑有一堵挡眼墙，立街口中间，游人经两侧出入。

进入后，横街两旁成排的橱窗里坐着穿戴仅剩三寸、不能再少的妖艳女郎，摆弄着各自认为最富魅力的姿态，挑逗橱窗外虎视眈眈的眼球，她们勾起食指向上，给你发来热邀。若有人倾意，女郎会启开橱窗上的小玻璃门跟你交易，细谈服务内容，讨价还价。一旦交易成功，访客从侧边小门入内，橱窗的帘子会自动合上，出现示意牌：正在工作。

对一个封闭几十年、意识形态截然相左的社会人，谁都对这外面的世界欲亲历一番，急切之情毋庸赘述。

跳蚤市场

到了西方国家逛跳蚤市场是一番特别的体验，尤其是第一次，更是在那个年代！它之所以具有极大而难以抵御的吸引力，是因为这里的东西会出人意料地便宜，异常地价廉物美。文革前记得读小学时见过旧货店，抑或“二手店”。这种旧货店，随着“破四旧”运动的兴起，被风卷残云般地荡然无存。即使有个别漏网的，业已改头换面成了“调剂”商店。

1985年6月，王蒙、鲍昌率领的那个大团，至今为止空前绝后。上了飞机，王蒙因为是中央委员，黄宗英因为是文化名人、赵丹夫人，飞机一起飞两位都被空姐请去了头等舱。28小时的长途飞行，期间出于礼貌和尊敬，我去看望他们。人在头等舱尽管舒适，宽大的沙发，座位前宽宽敞敞，王蒙、黄宗英前后坐两排。但长途的飞行一个人也很孤寂、无聊。见我的到来，黄宗英很是开心。她让空姐拿来啤酒请我喝，我让空姐给我们留影，于是有了我跟宗英大姐在头等舱的合影留念，一直珍藏至今。

那个团，黄宗英最年长，团里大家尊称她“宗英大姐”，我也斗胆跟随大家叫她大姐，这也成了我尔后见到年长女作家都称大姐，不仅黄宗英如此，一次在机关财务处巧遇丁玲，她似乎健康欠佳，我称她大姐让她开心不已。第二年5月，瑞士海外华文女作家赵淑侠来京访问，我陪她去家访冰心，赵叫冰心老人称大姐，我也叫大姐，高兴得冰心老人称自己突然感到年轻了两代人，对我倍感亲切。

我们那个团到西柏林已是6月中旬，行前，大家以为都快到了夏天，所以衣服带得很少。但谁也没想到，6月的西柏林会那么冷，气温降到了零度，天还下起了雪。团里人人衣着单薄，出门冻得受不了。但在那里添置衣服是绝对不可能的，德国的东西那么贵，都是惊人的价位，当然还要付硬通货西德马克。陪同我们活动的本地中国留学生提醒，说西柏林有跳蚤市场，虽是旧货，但衣服品质都非常好，常有八九成新的，只是款式过时人家不要了，而且绝对超级便宜。当时别无选择，只好让留学生带我们去。

团里的领导也没有足够的上衣，冷得直打哆嗦，在旧衣摊见到一件酱红色皮夹克，一上身，大小、款式都非常合适，有如量体裁衣。问价说要5马克，其实已经便宜得不得了了，那可是真皮真料的。留学生陪同说，“跟这些土耳其人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土耳其人习惯的开口价往往会高出心里底价，留一定的余地让你讨价，你如果不还价，那就是自己白吃亏”，而对我们而言，每一个马克又是何等珍贵。既然可以讨价，这也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于是我替领导向那土耳其老头还价。

那老头看我们来的人多，怕不让价我们一哄走去了别的摊位，就让价成了3马克。我们正要付钱，那留学生发现皮夹克少了一颗钮扣，提醒那土耳其人，老头爽快，一口价让到了两马克。买了皮夹克，领导当即穿上，不光御了寒，人还一下子精神了起来，顿间年轻了十岁。

那土耳其老头见我们一大队人马，都是亚洲人，好奇地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戏称我们从日本来。那老头马上说：“日本人从不来这种地方。” 我发现谎言被戳穿，不敢往下对答，于是哈哈大笑。张洁回过头问我跟那老头在说什么这么开心，我把对话翻译给大家听，人人听了都哈哈大笑。

下午的作品朗诵会由团里领导主持，他毫无顾虑地穿着那件新买的旧皮夹克登台致开场白，台下有团员称赞，团长这件夹克真是有模有样，颜色也很搭配，显得很精神。知情的作家窃窃私语：“上午刚在跳蚤市场买的，才花了两个马克，衣服还少了一颗钮扣，只是坐在那里看不见。” 大家听了顿时不由失声哗然，但又赶紧压低嗓门，因为在场的邻座除了大陆作家，还有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东南亚的华语作家，当然数我们大陆作家最穷了，只有我们的人民币在这里不能用，新加坡、香港、台湾的都可以自由兑换。而且我们又特别好面子，事事处处都怕丢脸，怕被人看不起，尤其在台湾作家面前更是不想有失身份。在那时，这其中还包含一定的政治因素。

事情往往是说巧也巧，说不巧也不巧，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大陆作家本来就跟台湾作家讳莫如深，无形中老在比着，起码我们大陆作家会这么感觉。两种不同的体制无意中产生的对立感，政治见解的相悖，经济上我们又不愿承认台湾的优越性，这种攀比、暗地里较着劲，为女作家尤甚。最终发生了最令人不堪的尴尬。

前一天去跳蚤市场是因为天气实在太冷，让留学生带去是为了救急。结果发现东西又好又便宜，完全超出预料，像团领导那件真皮夹克文革时在国内见不到，这类货真质高的稀罕衣品一旦有，准是天价。

回到酒店，让没去成的团员羡慕不已，于是决定第二天再去，这回已不再是为了天寒救急的初衷。第二次出发，大家满载而归，尽管大有收获，但也让人摊上了始料未及的难堪，情形惨不忍睹，让人终生难忘。

再次的出发，谁都打算多买一些带回国，这些可是价廉物美、极好的礼品，可以馈赠亲友。团里两位平时很注重面子的女作家让我陪着买，因看得上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买得远远超出了自己携带的能量，特别是那些女式披风大衣，就像好莱坞明星英格丽·褒曼演 《卡萨布兰卡》 时穿的那种。

我们因为长期封闭，跟国际时髦款式已经脱节太久，别人过了时不要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却是新颖时尚。西方人淘汰或丢弃的旧衣服，并不是因为衣服破得不能再穿，而是只因款式过景而嫌背时，但对这种款式的过时感，我们当时丝毫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年文革，服装样式几十年没变。中国人的教育，从来强调吃饱穿暖要知足，还宣传发扬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更是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那些别人处理的旧衣服，不但对我们来说款式新颖，都是见所未见，而且材料质地上乘，都是真货，人人是所见所爱。于是，两位女作家买得远远超出了她们的预期。那种披风式的呢大衣，用亚麻料制做的风衣，各种真皮的服装，件件让人爱不释手。

因为买得实在太多，始料未及，而且大多是厚重的大衣，出门时也没有想到带上些口袋，只好都挎在手臂上，像是抱着个大胖熊。要了出租车，车费是可以入账报销的，回到了五星级洲际饭店，其实西方人一眼就能认出我们在跳蚤市场扫的货。我还在付出租车费时，两位女士满打满地搂着抱着成堆的大衣已迫不及待地下了车。刹那间，座位靠着酒店那一面下车的女作家不禁痛苦失声地叫了起来：死了！死了！

原来酒店大门口正好走出来陈若曦她们一帮台湾女作家，跟我们正撞了个满怀。没有别的退路，两位女作家只好死活硬着头皮往前走。事后一位回忆说：当时真恨不得能打个地洞钻了进去。

那时我们只强调穿新衣服，尤其对孩子。衣服不讲究纯棉、纯毛的质地，不在乎化纤材料。不光款式我们落后国际流行式半个世纪，而且价值观与西方人也相去甚远，尤其是对童装。我们什么都要新的，小孩子过年穿新衣服是幸福生活的标志，但化纤、晴纶无所谓，也不懂衣服用料对健康的益害，只要新的、亮丽就行。我们做父母的怎么也没想过让孩子穿别人穿过的二手衣服。

我们去柏林，那是我们对德方的回访，三个月前的西德作家团率先访问了北京，他们知道我有一个婴孩。一个柏林作家跟老婆提起此事。于是他夫人收集了一些自己两个孩子穿过的、但仍很新、而且质地上乘的童装牛仔衣裤送给我。到酒店打开一看是孩子穿过的，觉得自己孩子穿别人孩子穿过的旧衣服心理上无法接受，遂把整包童装都扔进了房间的纸篓。

其实那都是品牌，虽用过，但质量摆在那里，且均洗净烫平，否则他们的孩子肯定还能继续穿。西方的童装是绝对有保证的纯棉，这对健康至关重要，只是我们一无所知罢了。现在回想起，连自己都觉得可笑。

第一次出访巧遇跳蚤市场的成功，以后的出国，去跳蚤市场成了每个团的例行公事，王愿坚、路遥团，马拉沁夫、莫言团，公刘团，团团都去。在西柏林，王愿坚回忆说，他当年被打成右派，老婆一夜间白了头。这回出国前他就打定主意要给老婆买两样东西，一是染发剂，听说德国货质量好；二是给她买一件毛料大衣。没想到一看价格实在吓人，恐怕口袋里所有的外汇都掏空了还不一定够，无奈只好在旧衣摊上挑一件好的、新的，还请陌生女士试穿。头一天去时，莫言对跳蚤市场上土耳其人卖的黄油煎大饼闻得特别香；第二天同样的气味把他恶心得无法忍受。一作家对他调侃：“那是因为你昨天饿了！”

这种显穷失脸面的往事，如若放在二十年前，我们是难以启齿、不愿回首的，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胆量与自信。眼下的中国已是今非昔比！往昔的不齿与尴尬，而今却成了珍贵的、不可多得的生活颠连、成了绝无仅有的真实史料！若要论及我们中国人三十年来物质文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艰难困顿难道不正是多具有说服力的史实与见证？！

没有比较就看不见进步！

2023年05月05日定稿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