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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整風之後 二十大上勢必要為習近平的個人獨裁“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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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整風之後 二十大上勢必要為習近平的個人獨裁“正名“

文章來源: RFA  2020-08-29 09:07:55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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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骨療毒式的自我革命、激濁揚清式的‘延安整風’”是中共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在全國政法幹部教育整頓動員會上傳達的習近平最新指示。英國《金融時報》日前進出的報道文章據此認為,習近平對不忠誠的中共法紀官員清理力道加大,為他恢復毛澤東設立的中共"黨主席"頭銜並在第二個任期後繼續掌權創造了條件。

《金融時報》的文章作者認為:毛澤東1941年發起的"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共黨史上第一次大清洗,毛澤東推動凈化意識形態,使他得以清除政治對手,鞏固控制權,並在1945年被正式任命為黨主席,這個頭銜已經有幾十年沒有使用過了。

《炎黃春秋》雜誌曾經刊登過《我所了解的三次整風運動》一文,文中被採訪的李洪林先生回顧說:延安整風是從1942年開始直到1945年才結束的一場政治運動。當時中共還沒有奪得全國政權,可以叫做‘運動治黨’。這是毛澤東為奪得全黨最高權力而精心策劃的一次黨內戰略決戰,最後以他大獲全勝而結束。“

習近平上台之後被重新審定過的中共官方對“延安整風“的評價內容之一是:“第一,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認識上毛澤東個人意識與全黨意識相統一;第二,實現了毛澤東全黨領袖地位與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相統一。“

由此已經不難見出,習近平為什麼一再對全黨推崇“延安整風“在中共黨史上的重要地位。

今年的7月1日是中共建黨98周年,中共央級黨媒《求是》雜誌刊登的習近平今年5月底的講話內容中就重提過“延安整風”。而在此之前習近平喊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口號時,也曾強調過“延安整風“的”重要借鑒“作用。

北京的獨立政治評論員吳強對境外記者發表評論說,習多年來的反貪污鬥爭最新階段,可能會在2022年中共第20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之前集中大權方面,發揮類似毛澤東當年"延安整風"的作用。這是為確立習近平對黨的全面權威做準備,"我們不排除會進一步修改黨章,或習近平將獲得一個新的頭銜,以進一步強調他在政治局常委中高於其他領導人的地位。"

接受金融時報記者採訪的維也納大學中國政治學者李玲也認為:"(黨中央主席)這個頭銜將提供一個延長習近平任期的機制,因為過去一直沒有為黨主席設置任期限制。"

熟知中共黨史的人士都知道,所謂“延安整風實現了毛澤東全黨領袖地位與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相統一“的重要標誌就是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在此之前,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稱謂先後曾為中央局書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央執行委員會總書記、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主席等。

早在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 ,筆者已經在本專欄有先後數篇文章論述習近平恢復黨主席制的政治野心,認為相比於當年的鄧小平,十九召開之前的習近平即已經實現了他全面復辟毛制的第一步,那就是令自己身邊絕對沒有一個政治能量相當於當年與鄧小平並稱“東、西太后”的陳雲式的人物對他形成有力制衡。所以自習近平自封“黨的領導核心”後,人們不由得就要拿他與毛澤東做比,強烈認為他有可能師法當年的毛澤東,回歸黨主席終身制。

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夜的2017年10月23日,筆者在本專欄刊登和播出了《為成就習近平個人專斷恢復黨主席制只是個時間問題!》一文,文章的結尾一段是:“無論是習近平宣講的十九大政治報告還是馬上就會公布的對黨章內容的修訂部分,最重要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要讓習近平的個人獨裁,也就是鄧聿文文章中所說的‘一人領導時代’ ‘政策化’ 、‘法理化’、‘規章化’、‘制度化’。在此前提下,恢復黨主席制只剩下一個時間問題了,快則就在十九大上修改的黨章中一步到位,慢則再等五年,籍此將自己的兩屆總書記之後繼續留任的行為也一併‘合法化’。“

巧合和是,就在筆者如上這篇文章刊登和播出的同一天,總部在北京的多維新聞網刊登出《黨主席取代總書記? 透析背後玄機》一文,說的是中共十九大引發外界關注,包括人事、體制、意識形態等諸多領域,均有繁多解讀,其中關於中共組織架構會否有所變動,亦有不少猜測……。曾有政經觀察人士稱中共可能以十九大為契機,重新設立黨主席,對目前中共中央的組織架構做出重要調整。那麼假設這種調整確乎將出現,在中共的政治語境中,黨主席和總書記有什麼異同,背後又可能意味着什麼呢?

目前中共最高領導人職務為總書記,全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根據中共黨章,中共中央總書記“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並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簡言之,黨總書記職務的核心職能在於“召集”和“主持”,前者為召集決策機構,後者為主持辦事機構,且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領導下,體現中共的集體領導和權力的集中統一。

但是,多維的這篇分析文章特彆強調說:還有一層含義不可忽視,中共通過在黨章中對總書記的職權作明確規定,限制了最高領導人過分集權、專斷情況出現的可能,在政治局和常委會的架構中,總書記並無最終決策權。

外界人士說起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大都只是知道他是趙紫陽之前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而對他胡耀邦先是中共中央主席,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之後才被改稱總書記的那段歷史知之甚少,甚至完全沒有了解。

今年5月中共人民網曾刊登《鄧小平的四次“不願當”》,一文,文中介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1980年下半年,黨內外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輿論,認為在打倒“四人幫”以後,華國鋒犯了嚴重錯誤……,顯然缺乏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組織能力。同時,他也不勝任軍委工作是顯而易見的。如何處理這個尖銳問題,人們期待着黨中央的決策。葉劍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議由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主席,黨內外也一致要求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主席,甚至連一些外國領導人也通過各種渠道表達了此種願望。對此,鄧小平婉言謝絕,并力排眾議,推薦比較年輕的同志主持黨中央的領導工作。他認為,在60多歲的人當中,胡耀邦政績比較突出,所以提議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並對胡耀邦說要“當仁不讓”。

從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連續開了9次擴大會議,在第九次擴大會議上,胡耀邦還是表示:“幾位老同志提名我擔任黨的主席,我是萬萬沒有想到的。這不是什麼謙虛,確實不夠格。我也不同意……小平同志曾經說,要當仁不讓。當仁不讓我是同意的,但是,當不行就不上,也是正確的。”在最後一次就此問題交換意見時,鄧小平用非常嚴肅的口吻對胡耀邦說:這是組織決定,黨員必須服從!

於是,1981年6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接掌了黨中央主席,鄧小平接掌了中央軍委主席……。

上個月,一位筆名“肉食者鄙 “的作者在網上發表《為什麼共產黨十二大取消了主席副主席,反而設置了一個總書記的職位?頻繁的改名是出於什麼考慮?》一文,說的是一九八二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大取消黨主席是為了避免再度出現毛式獨裁者,強調總書記帶領下的集體領導。毛澤東號稱是馬克思+秦始皇,擁有無人可比的權力。在多疑且殘暴的毛面前,(那個時代的)中共高官無人不膽顫心驚,如履薄冰。故而毛死後,當時重新掌權的元老們達成共識,堅持集體領導避免終身獨裁者。首先要做的,就是撤銷打上毛式烙印的黨主席職位,向外釋放政治改革的信號。

當然了,鄧小平設想的政改,主要為避免毛式終身獨裁者的出現,而不是憲政民主。基於對毛的恐懼,元老們痛定思痛,對權力進行拆分,國家主席,總書記,軍委主席由三個人擔任,避免權力過於集中。但在六四事件中,總書記趙紫陽與軍委主席鄧小平決裂,國家主席楊尚昆支持鄧小平出兵清場的決定,中共黨政軍高層產生對立。這讓中共覺察到,如果代表黨政軍的三人因為分歧不能協同一致,會產生類似於西方國家的憲政危機,削弱共產黨的至高權威。故而六四屠殺之後,中共高層再度將黨政軍權力集中於一人之手。

中共特色“三權分立”失敗後,鄧小平想出隔代指定領導核心的方法,來達成權力的和平轉移。在鄧的設想中,當下掌權的領導核心只能指定下下一代,而下一代領導人接受權力的條件,便是承認上一代指定的接班人。在這種設計中,各代領導人要被上一代核心和下一代接班人制約,無法做到一家獨大。而在具體實踐中,鄧指定江澤民接班後,又選中胡錦濤為第四代領導核心。因為鄧自身極高的權威,胡錦濤順利接班,完成中共歷史上首次和平權力轉移。但這種隔代指定不是明確的制度,也沒寫入黨章和法律,只是一種政治慣例。如果出現一個強橫的政治強人,這些慣例便毫無用處。鄧自身影響力隨着時間消逝,其設計的隔代指定也終被廢除(孫政才落馬錶明鄧氏的失敗)。在鄧死後不過二十年,中共便迎來了自毛之後第二位終身獨裁者。

六年前的2017年7月31日,筆者即已經在本專欄的《恢復黨主席制也許是習近平十九大最想實現的目標》一文中分析了一九八二年的十二大召開過程中,鄧小平和陳雲都想限制黨的表面上的一把手的權力,所以才把主席稱謂改為總書記。這就是為什麼 鄧小平和陳雲相繼去世後,中共黨內曾經出現恢復黨主席制的呼聲,雖然沒有被當時已經大權在握的江澤民採納,但如今的習近平要遠比當年的江澤民更加利令智昏,借強調“核心”的機會,讓自己的所有職務都變成“主席”稱謂不是沒有可能,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如果這還嫌不夠的話,習近平為了徹底閑置李克強,可能會再成立一個“國家財經和計劃委員會”,自己親任該委員會主席。看官請注意,這裡說的是“國家財經和計劃委員會”,而不是“國務院財經和計劃委員會”。

事實果然不出筆者所料,十九大召開之後,習近平為進一步完全其個人的獨裁集權,不但通過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升格為中央財經委員會並任命自己為主任的辦法把李克強徹底架空,而且還把原來的中央領導小組全部升格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和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並全都是任命自己為主任,徹底完成了“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習近平是領導一切的“體制架構。還需要完成的,看來就剩下如何從黨內”法理“的角度為他習近平的黨內個人獨裁”正名“的最後一個步驟了。

早在中共十九大召開的前一年,筆者即在本專欄有文章斷言習近平在十九大上強行修改黨章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

現如今距中共二十大召開還有兩年時間,筆者的斷言是但凡他習近平能把如今已經實現的個人高度集權維持到二十大的召開,屆時再改黨章的可能性還是百分之百。至於二十大上出台的“新黨章“中把總書記的個人權限增大與恢復黨主席制的可能性孰大孰小,將是我們下篇文章的主要分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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