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当时还是亚利桑那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生的威洛比·布里顿（Willoughby Britton）开始招募参与者进行一项研究。她确信这项研究将证明冥想能改善睡眠。

布里顿本身就是冥想老师，对冥想极为投入，把自己视为“双重间谍”——用科学来推广冥想的人。她成长于一个不实践信仰的圣公会家庭，却深深沉浸于佛教教义。她在空闲时间阅读冥想书籍，一度考虑出家成为佛教尼师。她确信冥想能改善大多数事物，包括睡眠；它已经大幅改善了她自己的生活。

在研究中，布里顿将26名参与者分成两组：一组参加为期八周的冥想课程，另一组作为对照组。她把所有人带进实验室过夜睡眠，同时用传感器测量他们的脑波、肌肉活动和眼球运动。

但当她审阅结果时，却沮丧地发现结果与她的预测完全相反。冥想组的参与者睡眠更不安稳，觉醒次数比不冥想的人更多。他们花更多时间处于“第一阶段”——最浅的睡眠期，人们很容易从中被唤醒。“一张又一张图表，无论你怎么看——觉醒次数、微觉醒次数、第一阶段分钟数，”布里顿告诉我，受试者练习的冥想量与更差的睡眠质量直接相关。

布里顿不确定发生了什么。是她做错了什么？研究设计有问题？结果是偶然的、无意义的随机发现？还是冥想者其实只是需要更少的睡眠？当时，推广冥想对她来说比科学伦理更重要，她担心发表结果会“伤害佛法”——批评佛陀的教义。于是她没有发表。

不久后在一次冥想静修中，她和一位冥想老师聊起自己的研究，老师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心理学家为什么总想把冥想变成放松技巧。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冥想得够多，就会停止睡觉。”

在某种程度上，布里顿一定已经知道这一点。那时她已经花了多年时间既冥想又研究大脑。因为大多数冥想旨在增强专注力，这种练习可以像兴奋剂一样起作用。正如咖啡因和阿得拉尔等化学兴奋剂会干扰睡眠一样，过度冥想也会如此。

她想知道，冥想老师们还知道哪些他们没有告诉人们的事情？从那次睡眠研究开始，支撑布里顿世界观的层层思想——佛教是万灵药，冥想总是有益的，绝不会造成伤害——逐渐崩塌。随着时间推移，她发现冥想这个被宣传为可治疗焦虑、慢性疼痛、酒精滥用、成瘾和许多其他疾病的数十亿美元产业，有时对某些人会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副作用：抑郁、焦虑，甚至急性精神病。失去曾是她生活根基的信念体系，促使她产出关于冥想不良影响的开创性研究，随后创立了一家临床实践机构，专门帮助那些（事实证明人数不少）认为冥想伤害了自己的人。

布里顿有一头直挺的金发、蓝眼睛，情绪表达比较平淡。当你对她说什么时，她会停顿一下，仿佛在考虑要不要微笑。一位同事曾暗示她可能有自闭症。“我当时想，‘好吧，’” 她最近有一天告诉我。

她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农场长大，父母认为人应该找到一个尚未被解决的问题，并把它当作自己的利基。她父亲的利基是把当地企业的废物发酵，再当作堆肥出售。

布里顿自述是个怪异的孩子，大部分时间独自度过。她总是问奇怪的问题，比如“是什么在从我的眼睛往外看？”

在科尔盖特大学（主修神经科学）大三暑假的一天，布里顿去最好的朋友莎拉家——莎拉是达特茅斯的冠军运动员——发现她躺在床上毫无生气，地上有一把猎枪，墙上有血迹飞溅。莎拉不堪竞技体育的压力，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莎拉死后，布里顿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她开始害怕过马路和开车。她不喜欢开门，因为担心门后会有尸体。一度，她在大学与研究生之间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实验室杀老鼠时，看着血液从它们眼睛里流出来，大声对同事问：“它去哪儿了？” - “冰箱里，”同事回答。但布里顿问的不是老鼠的身体，而是它的生命力。那去哪儿了？

她不愿吃药，父亲于是寄给她著名冥想老师杰克·科恩菲尔德（Jack Kornfield）的书《心的道路》（A Path With Heart）。她欣赏科恩菲尔德对人类为何容易沉思的解释——“一次又一次，我们感受到熟悉的思绪和反应的牵引，把我们带离当下”——以及他通过冥想提供的出路。她开始每天冥想半小时到一小时。

在研究生院，布里顿最初专注于濒死体验的神经科学研究，但为了论文转向研究冥想——这对她个人来说一直很稳定。

当时冥想正风靡一时。2005年，电影制作人大卫·林奇成立基金会，旨在大学和学校推广超验冥想。很快，科技CEO们涌向正念峰会，学习“职场智慧”或“有意识领导力”，谷歌员工的正念课程经常有长长的候补名单。包括奥普拉和阿里安娜·赫芬顿在内的高调名人把冥想归功于让他们在帝国建设中保持中心。勒布朗·詹姆斯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冥想与睡眠应用Calm合作。今天，根据一项研究，大约一半的美国人尝试过冥想，约五分之一的人定期冥想。

冥想的受欢迎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这种练习长期得到健康产业中更玄妙的角落以及东方哲学的支持，但不断积累的科学研究暗示它具有各种可测量的益处。主要研究表明，冥想可以缓解焦虑和抑郁——至少与抗抑郁药来士普相当，但没有成本，副作用更少。即使是短暂的冥想也对大脑显示出显著影响：多项研究发现，八周的冥想训练可以降低杏仁核（大脑的情绪中心）的反应性，另一项研究显示冥想可以帮助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激活与注意力、记忆和观点采择相关的脑区。其他可信研究将冥想与积极情绪、改善免疫功能、减少慢性炎症、减轻背痛、降低血压、增强自我意识、更好的注意力跨度、更大的慈悲心，甚至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联系起来。

除了科学证据，布里顿认为冥想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是一种人们可以独立进行的健康技巧，无需依赖昂贵的医疗护理。这种练习暗示“在你所有思维之下，有某种美丽的基本状态”正等待被发现，她说。她补充道，冥想可能也因为“这是来自亚洲的古老事物，因此看起来更合法或更真实”而有所帮助。

在研究生院，布里顿成为西方内观传统的严肃冥想者，包括坐着并专注于“锚点”，如呼吸，有时一坐数小时。布里顿将其描述为旨在“训练心智”的严苛练习。她按照古代佛教原则塑造自己的生活。当同事评论她朴素的外表时，她说：“我为什么要装饰自己？”

很快，布里顿沉浸于西藏学研究。晚上不再读小说，而是读佛法书。她当时的信念是“证悟是你能为世界做的最有帮助的事”。她考虑退学，搬到亚洲的一所寺院，这意味着放弃以前的生活、发誓独身，并以新名字生活。

但她留在了美国，继续学术工作，同时接受正念减压（MBSR）的教学训练——这是由分子生物学家乔恩·卡巴特-津恩（Jon Kabat-Zinn）在1970年代开发的世俗冥想项目，以及相关的正念认知疗法课程。这些课程承诺帮助普通人处理压力、低落情绪和慢性疼痛；除了每日冥想练习，通常还包括一些来自心理学和文学的非佛教教导。

布里顿搬到罗德岛，开始在布朗大学沃伦·阿尔珀特医学院进行临床住院医师训练。她一个人也不认识，每天工作12小时，被残酷的常春藤学术生活吓倒。为了填补独处的时间，她开始每天冥想三小时。

一天晚上，她在阳台上冥想一小时后回到室内，注意到房子感觉像别人的家。她和两个朋友的照片看起来像三个她碰巧认识的人的照片。

布里顿决定去散步，当她走在普罗维登斯的街道上时，感觉自己像一只鸟坐在自己肩膀上，看着自己。她走进一家可丽饼店，注意到两个人在争吵。当他们都转过身瞪着她时，她想：天哪，我忘了我是个人。

布里顿经历的是解离(dissociation)——一种偶尔在进化上有用的状态，它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压倒性恐惧时坚持完成任务。但据布里顿和其他研究人员称，它也可能发生在极端冥想者身上。布里顿告诉我，大量冥想可以促使前额叶皮层基本上关闭大脑的情绪中心，使感觉变得钝化。没有我们通常投射到物体上的典型情绪，熟悉的事物——我们的手、我们的家——可能开始看起来陌生。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研究冥想的认知神经科学家海伦·斯拉格特（Heleen Slagter）说，大脑产生自我感的部分方式是通过预测我们未来如何与世界互动。如果你花足够时间专注于当下（正如冥想时的目标），斯拉格特说，你对未来的感觉可能开始消退——随之而来的是你的自我感。这可能产生解离。

布里顿开始每周解离几次。她开车有困难，因为感觉不到身体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她看一个煽情的广告，突然发现脸上湿了，却没意识到自己流了泪。她感觉自己像多孔的，别人的心境成了自己的，这在她治疗自杀患者时尤其令人不安。解离持续了六七年，有时在冥想时发生，有时随机发生。

当她告诉冥想老师关于解离的事时，他们告诉她她进入了启蒙的新阶段——她在“倒骑牛”。他们说她“看到了无我的真理”，这是好事。他们让她继续冥想，这让解离更糟。不知怎的，布里顿完成了博士后，但她并不完全能正常运作。她十年没有约会过任何人。

甚至在开始解离之前，布里顿世界观的另一层就开始崩塌。她搬到罗德岛后，作为住院医师在一家住院精神病医院工作。一天，有人从冥想静修中心以明显精神病状态被送来。三个月后，又一个精神病冥想者从同一个静修中心送来。真奇怪，布里顿想。他们认识吗？他们不认识。

众所周知，LSD等迷幻药可以引发精神病发作，但冥想可以产生几乎与迷幻药诱导的一样强大的意识改变状态。大脑喜欢并期望一定量的输入；如果长时间什么都不做，神经元可能开始自发放电，产生比如闪光或虚构的记忆。北极圈的因纽特人已知会经历一种称为piblokto的歇斯底里，可能由漫长冬季的感觉剥夺引起。似乎没人确切知道为什么迷幻药和冥想偶尔都能引发精神病，但可能与两者都能“重新布线你的大脑”有关——这可以是积极的，也可能意味着你的大脑不再像以前那样工作。例如，它可能更容易受到影响，或对不重要的事件赋予严重意义。

在她研究的这个阶段，布里顿的研究仍主要关注冥想的益处，比如它如何帮助抑郁症患者和滥用物质的青少年。但现在，当她在会议上谈论研究时，有时会简短提到冥想的一些潜在不良影响。之后，人们会在大厅或卫生间堵住她，告诉她他们有过负面冥想经历——从加重抑郁到精神病发作。

她开始怀疑冥想的意外影响是否不止于几个轶事和她自己的解离经历。几个世纪前，冥想主要由东亚和印度的僧侣和其他精神寻求者练习；它不是普通人做的事，宾州州立大学阿宾顿分校佛教与医学历史学家、书籍《冥想病》（Meditation Sickness）的编辑皮尔斯·萨尔格罗（Pierce Salguero）告诉我。冥想的目的从来不仅仅是放松或“清空头脑”，而是彻底重新安排一个人与自己思想的关系。这对追求大解脱的佛教僧侣可能有意义，但对只想在工作中更高效的普通布鲁克林人来说则不然。佛教的“无我”教导可能与西方人的目标相悖，西方人通常旨在成为最好的自己，而不是与自己断开连接。

布里顿开始察觉到正念研究中存在一个巨大空白：其潜在风险。她觉得冥想研究者往往在研究参与者中找不到不良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询问参与者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许多冥想研究由支持冥想的组织资助，一些研究参与者可能感到压力要说冥想后心理健康改善了。冥想没有安慰剂，这使研究其效果复杂化。当布里顿寻找过去关于冥想风险的研究时，她发现大多是孤立的病例报告和小研究——其中一项发现27名长期冥想者中有两名有“深刻的不良影响”，包括困惑、抑郁和严重颤抖。

布里顿仍然相信冥想的许多潜在益处，但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作为其推广者的角色。“看起来世界不需要又一个会推广冥想的冥想研究者，”布里顿告诉我。“我们就像星巴克——每个角落都有一家。”评估冥想可能负面影响的程度和严重性，她决定，将是她要解决的问题——她的利基。2007年，她开始采访冥想者，这将成为关于冥想不良影响的第一个全面研究。

2010年，布里顿在一次会议上遇到宗教学者贾里德·林达尔（Jared Lindahl）。那时布里顿冥想得太多，即使睁着眼睛也能看到星星——通常是一颗蓝星或一颗白星——佛教徒称之为nimitta(相)。林达尔的论文写的就是这类视觉光体验。遇到他，布里顿说，“就像有人理解了我经历中别人不理解的部分。” 他们一起写了一篇关于冥想诱导光体验的论文，开始一起冥想，最终相爱。她遇到林达尔的那一年，她也终于发表了在亚利桑那州进行的睡眠研究——那项显示过多冥想会让人睡不着的研究。

林达尔加入了她的冥想挑战项目，他们就60名冥想者和32名冥想老师经历和目睹的各种不良影响进行访谈——样本不大，但对这类定性研究来说已经相当大。他们终于在2017年发表了第一项研究，名为《沉思体验的多样性》（The Varieties of Contemplative Experience），距他们开始已近10年。

最常见的不良影响由82%的冥想者报告（重要的是，这只包括有过任何不良影响的人），是“恐惧、焦虑、恐慌或偏执”。第二常见的是“动机或目标的改变”，78%的人经历过。（布里顿后来与一位在沙发上坐了两年、几乎什么都做不了的冥想者交谈过，尽管报告的大多数动机影响没那么戏剧性。）较小比例报告经历妄想、幻觉、身体疼痛、愤怒和自杀倾向。影响的中位持续时间为1到3年，大多数样本表示在至少一个领域有“中度到重度”损害。

尽管研究表明最可能引起问题的是强化冥想——在静修厅沉默坐数小时或数天——但28%的冥想者问题来自日常非静修练习，研究中25%的人每天冥想不到一小时。

即使是经验丰富甚至专家级冥想者也未必受到保护。“我当时说，‘你写了一堆佛法书。为什么你从来没提过这个？’”她告诉我她问过一位老师。“他回答，‘嗯，这不是好广告。’”值得注意的是，布里顿的冥想受害者样本中很多人有研究生学位；布里顿认为这是因为高成就者倾向于“拿高分”于冥想，比如忽略任何可能出问题的内在感觉。（这让我联想到获得博士学位所需的耐力：为了最终的大回报，硬扛多年的痛苦和乏味。）

作为一项研究，《沉思体验的多样性》有一些固有局限。因为它招募了有负面经历的人，研究无法得出关于其流行率的结论。研究也无法明确证明因果关系——例如，可能是冥想者的症状在冥想后出现，但出于无关原因。一些佛教徒也会说，经历负面情绪或其他不良影响本应是练习的一部分。但总的来说，这项研究受到好评，并在该领域被广泛引用。它承认了自身局限，随着时间推移，对它的尊重反而增加了。

部分原因是后续研究——有些有布里顿参与，有些没有，有些部分由最知名的冥想学术推广者进行——提供了坚实证据，表明一定比例的冥想者确实经历了从轻微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发现的不良影响频率各异，但大多数研究和我交谈的专家估计，约10%的所有冥想者经历它们，在某些情况下流行率相当高。临床心理学家兼禅宗大师、已练习冥想约40年的理查德·西尔斯（Richard Sears）表示，他认为布里顿的研究很重要。“这些有糟糕经历的冥想者身上‘有事情发生’，我们应该意识到它。这开启了一场对话。”

布里顿和林达尔继续发表了许多关于冥想黑暗面的其他研究，包括类似妄想的意念和感觉电流穿过身体。一项研究中的一名受试者在冥想静修中变得偏执，离开后在回家途中相信路标在向她传递秘密信息；另一名确信她需要拯救世界免受静修中心工作人员策划的“黑色密宗阴谋”，把水泼到冥想老师脸上并扇了中心主任；第三名开始经历关于“需要以某种方式牺牲自己以拯救人类”的“弥赛亚式幻象”，并确信冥想老师用密码与他交流；第四名报告冥想唤醒了他体内一种“有自己意志的能量”，有一次几乎迫使他从阳台跳下，因为它“想升空飞翔”。这些人都没有先前经历过任何精神病或接受过精神疾病治疗。

不同类型的冥想似乎对经历它们的人有不同的不良影响。在布里顿的一项研究中，“标注”练习——给思想或身体感觉贴标签——更可能触发焦虑，而专注于呼吸等锚点更可能引发抑郁发作。总体而言，布里顿发现约十分之一即使只冥想过一次的人，也有持续超过一个月的不良影响——如果冥想是药物，这在药物不良反应的标准分类下将被视为“非常常见”。更频繁的冥想倾向于增加负面影响，布里顿说。

布里顿和林达尔积累的证据显示冥想有时会造成伤害，现在得到了其他人研究的支持。克莱姆森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正念可以悖论地增加痛苦。（培养希望的展望在增强工人的韧性和幸福感方面比正念更有效。）202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英国参加正念课程的学校教师和大学生中有3%到7%报告了“不愉快经历”——包括焦虑、痛苦记忆、强迫思维和身体疼痛；另一项研究发现四分之一的冥想者经历了“不想要的影响”，如恐慌发作、恶心、头痛、头晕、失眠和解离，尽管大多数这些影响是短暂的。一个德国研究小组研究了世界各地1300多名定期冥想者，发现13%经历了不良影响，包括少数人经历了“有持久后果的非常严重影响”或“极端严重影响”，后者危及生命或需要住院。还有一项大型调查发现，四分之一的冥想者，以及更高比例的非宗教冥想者，有过“特别不愉快的冥想相关经历”。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可以预期的。如果一种被宣传为数十种精神和身体问题解决方案的单一治疗，缓解了所有这些疾病却没有任何副作用，那会很奇怪。在医学中，“如果它没有造成任何伤害，那么它可能也没有帮助，”墨尔本大学心理学家、与布里顿合著论文的尼古拉斯·范达姆（Nicholas Van Dam）告诉我。范达姆与澳大利亚的一个研究团队合作发现，他们调查中约9%的冥想者报告了由冥想相关问题引起的功能损害，包括睡眠变化和与他人脱节的感觉。范达姆的团队建议，应该警告人们冥想对某些群体是禁忌的，就像某些药物不应给某些人一样。专门研究冥想科学的考文垂和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家米格尔·法里亚斯（Miguel Farias）告诉我，1970年代和1980年代关于认知行为疗法的早期文献建议在抑郁发作期间不要冥想。“体育活动是抑郁的绝佳解药，”法里亚斯说。但“冥想让你在身体上更被动。”在系统综述中，法里亚斯及其合著者发现所有冥想者中的不良事件“并不罕见”，出现在审查的65%的研究中；最普遍的症状是焦虑和抑郁。

这些研究者发现的一些副作用可能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自19世纪东方冥想传统引入西方以来，这种曾经主要是宗教仪式的东西已远远超出其原始意图；其更广泛的范围可能带来原佛教背景可能阻止的后果。但正如萨尔格罗和其他人指出的，早期佛教文本警告“冥想病”甚至困扰着早期虔诚的沉思者：在一部8世纪的中文著作中，佛陀警告了50种冥想者可能陷入的“魔境”，包括幻觉、悲伤、焦虑、自杀念头和被鬼附身。

在写我最近一本关于人格改变的书时，我迫切想改变自己的一件事：降低我极高的神经质水平——与焦虑和抑郁相关的人格特质。当我搜索如何减少抑郁和焦虑时，第一个无药物方法就是冥想。

于是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在线正念减压课程——布里顿也曾教过的那种冥想，现在全国有数百个课程和讲师可供选择。

我发现课程中的一些佛教教导（尽管为新手淡化）非常有帮助，到八周课程结束时，测试显示我的神经质分数确实下降了。这让我惊讶，因为我冥想很差，所以整个45分钟的课程我都在回顾待办事项、担忧和其他世俗事务。

最让我恼火的是冥想老师说话的方式，倾向于被动语态的新时代主义。“你分享的内容中有一种微妙的努力，”当我问如何让“正念行走”更有恢复力时，一位老师这样回应。“也许你希望它是放松的而不是挑战性的。但那不是我们练习的原因。我们练习是为了练习本身，并与任何出现的事物相遇。”

这就是布里顿所说的“终止思维的陈词滥调”：权力人物用来压制辩论的看似深刻的短语——或者，用布里顿的话说，老师礼貌地传达“闭嘴，照我说的做”的方式。

但许多佛教徒和冥想老师会同意我的老师：感受并观察不适是重点的一部分。与此一致，布里顿采访的许多冥想者告诉她，当他们向冥想老师提出症状时，老师们会不予理会，说“情况会先变糟再变好”和“你抗拒的会持续”。他们的老师会建议所有负面经历本质上都是成长机会，或者也许这个人冥想方式不正确。心态似乎是“试用我们的产品，如果你不喜欢，那是你做错了”，布里顿说。

这种态度与我从几位在冥想中遭受急性痛苦的经验丰富冥想者那里听到的一致。一位男子告诉我，在一次长时间静修后，当他开始经历会让半边脸痉挛的痉挛时，他的冥想老师只是告诉他多放松。另外两位经验丰富的冥想者特兰·帕尔默-安吉尔（Terran Palmer-Angell）和卡门·玛丽亚·阿尔瓦雷斯（Carmen Maria Alvarez）也告诉我，在他们参加的由沉思研究中心组织的一次长时间静修中，一些同伴冥想者经历了精神病发作或发展出抽搐，包括一个会强迫性地转头的人。他们说，老师和中心联合创始人之一B·艾伦·华莱士（B. Alan Wallace）告诉他们，这只是“不自主运动”，没什么好担心的。

帕尔默-安吉尔和阿尔瓦雷斯强调，他们的经历反映的是这次特定静修，而不是一般冥想。中心另一位联合创始人伊娃·纳塔尼亚（Eva Natanya）告诉我，自2020年成立以来，“没有人被精神科医生诊断为精神病发作”。然而，她说一些“人会因为冥想时的‘能量爆发’而发展出身体抽搐”。她说这些抽搐有时被称为“不自主运动”，最初，冥想者可能被鼓励“放手并回到冥想，因为那种能量会自行解决”。她补充说，她自己通过“提问和倾听”与那个有强迫性转头的人合作。她说中心有多种支持形式，包括与她和华莱士的会面、心理咨询、医生预约和物理治疗。

布里顿记得自己作为MBSR老师时也推销过这种逻辑。“我试图告诉人们‘没有什么是好或坏的，只是思维使然’，”借用哈姆雷特和斯多葛哲学。有一段时间，这个想法似乎激进且具有建设性的改变人生：美好生活的秘诀就是对任何事都OK！但后来她自己的冥想练习开始让她想“好吧，但是等等；我现在感觉自己不存在了。”无论你怎么想，这似乎都不是好事。

在远离佛教后，布里顿现在在自然界找到了自己的宁静，照顾植物和劈柴。

布里顿和林达尔发表《多样性》研究后，他们实验室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经历精神病、解离、抽搐和其他问题后的人在寻求帮助。这些冥想者感到困惑和羞耻，好像他们伤害了自己。传统心理治疗师，他们说，不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其他任何人也不理解。你怎么可能通过冥想伤害自己？

求助的激增促使布里顿开设了她所谓的猎豹之家（Cheetah House）——这是对梵语“意识”一词citta的双关——并将其发展成一个成熟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帮助有困难冥想经历的人。最初基于她在普罗维登斯的家，现在每月为200人服务，全部通过Zoom。

猎豹之家项目主要由与专家的谈话、与“护理团队”成员的会话，以及与其他有痛苦经历的冥想者的支持小组组成。项目采用滑动收费标准；大多数人与护理团队成员的每次会话支付50美元，与布里顿本人的会话支付100美元或更多。

许多猎豹之家的客户有（相对）可管理的问题，如焦虑和失眠，但布里顿告诉我，每月一两次，她会接到有人的电话，其家庭成员因冥想触发了精神病发作。更罕见的是，人们在强化冥想静修后自杀了。“当人们说我在散布恐惧时，”布里顿告诉我，“我的回应是，‘我们甚至还没谈到自杀呢。’”她最近决定为冥想后经历严重精神症状的冥想者父母启动支持小组，13个家庭表达了兴趣，其中4个家庭的孩子已经去世。

布里顿告诉我，猎豹之家客户中一半到四分之三的人在冥想静修后开始有症状。人们经常参加静修以加深练习或“放松”——但这些通常不是放松的事情。许多静修涉及黎明起床、吃得很少，以及长时间一动不动地专注于呼吸。布里顿说，几天这样的练习会使神经元变得更敏感，以至于次要刺激，如时钟滴答声或另一个人的呼吸声，开始感觉压倒性——愤怒和悲伤等情绪也可能如此。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精神病医生、经验丰富的冥想者基兰·福克斯（Kieran Fox）告诉我，静修是“我整个生命中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情之一。这包括医学院。”

在我采访的猎豹之家客户中，静修是不良影响的常见触发因素。一位冥想者丹·米尔斯坦（Dan Millstein）告诉我，在一次10天静修后，他花了数年时间感觉情绪关闭和脱节，就像“生活在玻璃墙或面纱后面”。另一位男子比利（要求不使用姓氏）在定期冥想十年后，一次7天的沉默静修加剧了他的身心焦虑：他不停发抖，停止冥想后才开始感觉好转。

大约15年前，一位要求匿名的女性在第二次10天沉默静修时，开始感觉脸上有抽搐，发展成想转动头部的冲动。她感觉电流穿过身体。她会无法控制地发抖，有时在地板上扭动。最终，她因精神病住院。她后来被诊断为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尽管她学会了如何管理这些症状，但她告诉我今天仍经历不自主的肌肉运动。另一位女性丽贝卡·费希尔（Rebecca Fischer）告诉我，在她参加的一次静修后超过12年，她仍有腿部和背部的慢性疼痛。

相当数量的猎豹之家客户在静修之外也遭受不良影响。在家里用应用程序冥想后的几天，一位名叫苏珊·斯莫尔（Susan Small）的客户告诉我，她开车时“我整个自我感消失了”，随后经历了数月的“恐惧浪潮”。一位名叫约因（Eoin）的男子告诉我，在连续八天每天早上独自做30分钟音频冥想后，他开始感觉像“神经崩溃”，处于精神病边缘，感觉自己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是一种称为人格解体的现象。

这些人和其他客户说，他们欣赏听到有类似经历的同伴冥想者的声音，猎豹之家帮助他们感觉不那么像“不合群的玩具”，正如米尔斯坦所说。他们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支持，部分原因是对情绪痛苦最常见的建议之一是尝试冥想。布里顿说，许多客户在她告诉他们如果想停止是可以的时，似乎松了一口气。

最近一个新年夜，布里顿举办了她开玩笑称为“平行玩耍”派对——一种内向者的聚会，每个人都做手工艺，这样他们就不必多说话。她做了玛格丽特酒，朋友和同事带来杂志剪贴拼贴画。几个小时后，有人举起《心理治疗网络人》（Psychotherapy Networker）杂志的一篇文章说：“嘿，这是关于你的吗？”

故事确实是关于猎豹之家的，布里顿等到大家都走了才读。其中一句引用尤其让她愣住：

“猎豹之家网站应该有触发警告，”著名佛教老师兼临床心理学家杰克·科恩菲尔德说。“它太多是误导信息，以及过度的恐惧散布。”

这正是杰克·科恩菲尔德，写《心的道路》的正念大师，那本书开启了布里顿进入佛教的旅程。他像她的父亲形象和导师。杰克·科恩菲尔德认为她在散布恐惧。现在她只能想“谢谢，爸。” 她为此在床上躺了一周。（科恩菲尔德拒绝置评。）

随着她继续研究，布里顿逐渐开始感觉被曾经构成她整个个人和职业网络的佛教圈子冷落。她说一个佛教组织在她采访他们社区成员后给她发了威胁信。一次，她在会议上做了关于不良影响的演讲后，布里顿说一位著名冥想研究者在外面堵住她并大喊：“我不相信你！”（该研究者否认说过这话。）

会议邀请开始枯竭——当她确实收到时，她说，结果是邀请辩论冥想相关挑战是否存在——“这对每个我采访过的人来说都是侮辱，”她说。

“如果你想建一座桥，你不能只是说，桥会很酷。你必须考虑它可能在哪里失败，”布里顿告诉我。“而成为那个人是如此不受欢迎。” 她的前博士后罗曼·帕利茨基（Roman Palitsky）告诉我，布里顿因指出桥的问题而受苦。“ 在她之前没有人认真研究冥想困难，反正没有，”他说。“我认为冥想世界的大部分人转而反对她。”

一些批评可以归因于对科学的不同解释，以及在所有补救措施都有潜在缺点时如何最好地治疗焦虑和抑郁等顽固疾病。“对焦虑的人来说，冥想更好还是来士普更好？”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精神病医生福克斯告诉我，布里顿归因于冥想的一些神经科学效应，如脑岛活动增加，也可以解释为更好的“自主神经意识”的迹象——基本上，更调谐于身体内部运作——而不是创伤或恐慌的迹象。

但一些批评似乎源于冥想推广者的反射性防御，他们——或许可以理解，鉴于与练习相关的大量益处——不想玷污一件好事的声誉。

我注意到人们倾向于以我自青少年时期福音派青年小组以来从未见过的热情为冥想辩护。你不喜欢冥想？好，你本来就不应该喜欢它。你说它对你不起作用？嗯，你只是没做对。冥想每个问题的答案似乎都是更多冥想。

这种敏感可以延伸到冥想研究者，他们中大多数自己就是冥想者；布里顿参加的学术会议有时会以冥想开始。墨尔本大学心理学家尼古拉斯·范达姆告诉我，冥想社区倾向于有一种感觉，“如果你说任何坏话，你就在否定好的。”法里亚斯提到，在他的书《佛药丸》（The Buddha Pill）中包含一章关于冥想风险后，他的一些朋友“非常、非常恼火”，其中几个告诉他“我们不能被公开视为伙伴。”

一些支持冥想的研究者更公平——即使他们对布里顿发现的某些方面有异议，也认识到其价值。布朗正念中心主任埃里克·洛克斯（Eric Loucks）指出，一个人可以在冥想中有挑战性经历，但仍然发现整体冥想练习有益。他还指出，几项研究发现基于正念的干预副作用少于药物治疗，包括来士普(Lexapro)。尽管如此，他称布里顿“创新”和“勇敢”，并说她的工作不仅影响了他自己的观点和学术——包括现在由正念中心维护的标准MBSR课程的更新——也影响了整个正念研究。“只寻找好东西，” 他说，不是他的目标。“我们真正想知道真相。”

但几位我采访的冥想老师似乎确实保护这种练习。匹兹堡大学心理学家兼MBSR老师卡罗尔·格雷科（Carol Greco）曾合著一篇论文，旨在“驱散焦虑、疼痛和精神病‘是正念冥想导致的不良事件’的观念”。她似乎对我在做这个故事感到懊恼，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宁愿和你谈冥想如何有帮助。” 当布里顿的研究开始出来时，她说，它“提高了对个人背景中潜在创伤的意识，以及我们如何创造安全环境”。但她的“心痛”是因为“感觉它让正念和冥想看起来真的很危险、真的很坏”。她告诉我，在她作为冥想老师的二十年里，她从未见过像精神病或解离这样的严重不良事件。

几位我采访的为冥想辩护的学者至少隐含地承认了布里顿的一些发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知名正念研究者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告诉我，就放松技巧而言，冥想相当无害。他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冥想的伤害风险大于冥想，因为练习的身心益处如此稳健，他合著了支持该主张的研究。但他补充说，有严重精神障碍的人应该只在同时是冥想者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指导下冥想——这个建议对成千上万在家用应用程序冥想的人来说可能是新闻。

佛教学者和老师吉尔·弗龙斯达尔（Gil Fronsdal）告诉我，尽管他认为冥想不会造成不良影响，但静修可能加剧先前存在的心理问题。（布里顿说即使没有先前心理健康状况的人也可能出现不良影响。）弗龙斯达尔回忆起一位在一个月静修后逐渐与现实脱节的冥想者：她跟踪弗龙斯达尔的妻子，变得无家可归，并花数小时在医学法律图书馆研究弗龙斯达尔是如何设法用自己的脊椎换了妻子的。有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冥想静修中是“作为老师最有挑战性的情况之一”，他告诉我。他说有精神病的人不应该参加冥想静修，高度焦虑的人也不应该——这描述了我为自己的书参加为期一天的MBSR静修时的状态。

对她工作的大量且有时充满敌意的反对使布里顿变得过度警惕。也许过度：在我看来，她有时会在没有批评的地方察觉到批评。当我问她描述在布朗以支持冥想为主的研究组工作，同时发表一项又一项发现冥想可能有风险的研究是什么感觉时，她只说情况可能“紧张”。（正念中心主任洛克斯否认有紧张。）“当涉及到某人选择他们的宗教或你的友谊时，” 她有一次告诉我，“他们每次都会选择他们的宗教。”

从2020年代初开始，布里顿和林达尔难以找到资金继续研究冥想的缺点；他们说一个组织曾因为对他们宗教过于批判而拒绝了他们关于“变革性体验”的资助提案。她说，当他们向学术期刊提交论文时，专注于冥想风险的论文的同行评审评论比专注于益处的论文“长六倍”。

平等心是佛教思想的基石；布里顿自己曾多次向满屋子的冥想学生重复这些话：“没有什么是好或坏的，只是思维使然。” 但她开始认为，实际上，有些事情是好的，有些事情是坏的。当然，你可以只是接受一切，但有时你不应该。她对该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我看来，她感觉已经受够了布朗、学术界、住在罗德岛，以及这一切。

当布里顿第一次见到林达尔时，他说服她每周休息一天，这是她二十年来没有做过的。然后是两天。然后她夏天停止教学。很快，他们开始物色可以搬到的佛蒙特州的一块土地。他们现在住在树林里的一个离网小木屋里，入口处的墙上有一幅植物学图纸迎接访客。标题写着：人类的灵魂是什么，不就是一只指向森林的爪子吗？

布里顿正在与她的前博士后帕利茨基咨询一个研究项目，帕利茨基现在在埃默里大学，正在进行一项更大的、纵向的冥想相关挑战研究。今年夏天，她和林达尔正式离开了布朗。他们享受探索“书店的其他部分”，正如她所说。运营猎豹之家现在占据了她大部分时间。

布里顿在2017年左右发表《多样性》研究时停止了冥想，她“开始对佛教有更少浪漫、更细致入微的看法”。现在她在自然界找到了自己的宁静，照顾植物和劈柴。

重要的是要强调，布里顿的研究或她与猎豹之家客户的工作并没有让她反对冥想本身；它只是让她注意到安全进行的重要性。每天冥想超过大约30分钟往往与更多负面副作用相关，她说，某些类型的冥想可能不适合某些人。（例如，一些焦虑的人不应该做“身体扫描”类型的冥想，因为他们已经过于专注于身体。）考虑延长冥想静修的人应该先在家冥想几个小时，以确保他们能忍受长时间。那些在冥想练习中遇到挑战的人应该考虑改变他们正在做的冥想种类、修改练习，或者干脆不冥想。“像对待任何其他关系一样对待冥想，”她说。“如果你和那个人在一起感觉糟糕，也许是时候分手了。”

花这么多时间和布里顿在一起，让我想重新审视自己在佛教中的冒险，以及我发现它有价值的地方。大多是，我找到了关于我多么讨厌冥想的旧笔记：“这是书中我不太好玩的部分”；“我宁愿生孩子也不愿什么都不做45分钟”；“我只是一个焦虑的移民，害怕你可以用正念把自己弄到公园长椅上。”

但我也遇到了一些我确实欣赏的教导，我将在这里过度简化，因为我不是佛教徒。其中包括：佛陀教导人们应该在奢华放纵和严格苦行之间追求“中道”——不要无意识地生活，但也不要苦行到让自己痛苦。“避开这两个极端，”一部经文写道，“如来理解了中道的实践。” 也许他抓住了什么。

葛南

2026-09-02

佛陀同时代的沙门思潮，是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印度列国时代兴起的一股强大思想运动。它与传统婆罗门教形成鲜明对立，代表了当时自由思想家、出家修行者与革新力量的总汇，深刻塑造了印度宗教与哲学的发展方向。

“沙门”(梵语śramaṇa，巴利语samaṇa)原意是“勤勉者”、“努力修行者”或“息心净志者”，指那些舍弃家庭、依靠乞食为生、专注于精神探索的出家人或隐修者。与婆罗门教的祭司阶层不同，沙门并不依赖吠陀经典的权威，也不以祭祀仪式为中心，而是通过个人的苦行、禅定、哲学思辨或道德实践来寻求对宇宙与生命本质的理解，以及从轮回中的解脱。

这一时期的印度正处于社会剧烈变动之中。恒河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摩揭陀、憍萨罗一带)城市兴起、商业繁荣、种姓制度日益僵化，传统婆罗门教所强调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以及严格的四种姓制度，越来越受到质疑。刹帝利王族、吠舍商人以及下层民众，对祭司垄断精神权威、繁琐血腥的祭祀仪式和种姓不平等感到不满。沙门思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蓬勃发展，形成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据耆那教文献记载，当时有多达三百余种派别；佛教经典则常提到六十二见或九十六种外道，可见思想之活跃与多样。

沙门思潮的共同特征，首先在于对婆罗门教的全面批判。他们否定吠陀的神圣权威，反对神创论与祭祀万能，拒绝以动物为牺牲的血腥仪式，并猛烈抨击种姓制度的不平等。他们主张从自然经验与个人实践出发去认识世界，强调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解脱，而不是依赖祭司的中介或血统的高贵。在生活方式上，沙门多采取出家乞食、林居苦行或游行讲学的形式，与在家的婆罗门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有这些共同点，沙门内部却流派纷呈、观点尖锐对立。其中最有影响的包括所谓六师外道：富兰那迦叶主张无作用论，认为善恶行为本身不产生任何果报，作恶无罪、行善无福，这实际上取消了道德责任。末迦利瞿舍罗持宿命论或无因论，认为一切苦乐早已由命运前定，个人努力与修行毫无作用，时至自然解脱。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则是断灭论与唯物论的代表，认为人仅由地水火风四大组成，死后四大离散，一无所有，既无轮回也无灵魂，人生目的只在现世享乐。浮陀迦旃延主张七要素常住论，认为地水火风苦乐命等永恒不变，行为不过是要素之间的空隙移动，因此杀人也不构成真正的杀业。散若耶毘罗梨子采取不可知论或诡辩论，对一切问题都不予确定回答，认为真理无法认知。尼乾陀若提子(大雄；耆那教创始人)虽承认业报，却主张一切苦乐全由前世宿业所定，必须通过极端苦行来消尽旧业、不再造新业，才能获得解脱。这些观点在《沙门果经》等早期经典中被阿阇世王逐一询问后，均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沙门果报说明。它们共同的问题在于或否定业力的作用，或把业力推到无法改变的宿命，或把存在推到断灭或常住的两端，或放弃对真理的探寻，或把修行局限于无益的身体折磨。

在这众多沙门流派中，佛陀所创立的佛教与大雄所完善的耆那教最终成为影响最深远的两支。佛陀本人也是沙门中的一员，被当时人称为“沙门乔达摩”或“大沙门”。他早年也曾追随当时流行的苦行与禅定传统，最终通过中道超越了极端苦行与纵欲两端，以缘起法、四圣谛与八正道建立起独特的教法体系。耆那教则更强调极端的身体苦行与对灵魂(命)的净化。

佛陀与当时六师外道的本质区别，在于他对因果、业力与解脱的理解建立在“缘起”的中道之上，而不是落入任何一种极端的“边见”。六师外道虽然同样反对婆罗门教的吠陀权威与梵我论，属于当时自由思想的沙门潮流，但他们各自执取一端。佛陀指出，这些见解都建立在我见、边见或戒禁取见之上，无法真正导向苦的止息。佛陀则既不落入这些极端，也不采取折中的调和，而是以缘起法揭示诸法依因待缘而生灭的真实相状，从而确立有业有报、有修有证的正道。佛陀所揭示的缘起法(pratītyasamutpāda)既反对无因无缘，也反对机械宿命；既反对断灭，也反对常见。一切有为法都是依因待缘而生，因缘散则灭，既无独立自存的永恒实体，也不是死后彻底空无。业力正是在这缘起的脉络中运作：有意的身口意行为会引生相应的果报，但果报并非僵死的前定，而是可以通过当下的正见、正思惟与正精进加以转化。因此，人既有道德(戒德)责任，也有改变命运的可能。修行的道路既不偏向纵欲的享乐，也不偏向无益的极端苦行，而是八正道所体现的中道——戒定慧的均衡实践。

在此基础上，佛陀进一步以四圣谛统摄整个教法：苦谛如实观照生命的逼迫性痛苦，集谛揭示痛苦的根源在于渴爱与无明，灭谛指出痛苦的息灭即涅槃，道谛则给出通往痛苦息灭的具体道路。这套体系既肯定因果的连续性，又通过无我(anatta)破除对常住自我的执着，使解脱成为可实证、可到达的目标，而不是命运的自然到达或苦行的机械偿还。

因此，佛陀与六师外道的根本分际，不在于是否反对婆罗门传统，而在于是否能够超越断常、有无、苦乐的二边，以缘起中道如实安立业力与解脱。六师的见解虽然各有其历史意义，反映了当时思想的活跃，但因偏于一端而无法究竟，佛陀的教法则因其不落两边、如实观缘起，成为能够导向真正超越的解脱觉悟之道。

这种本质区别的辨析对于我们观察思考当代社会的资本至上、享乐至死、AI霸权、贫富撕裂、和政治极端化种种状况，有很强的的现实感和针对性。四念处中的法念处修习，把一切现象作为一切现象来观察思考正逢其时。

鲁深

2026-08-18

有些人热衷于解构倡导三皈依、正信这类佛法修学的基本做法，并非偶然。他们往往以自身的观察和立场为出发点，反复抓住某些传统修学过程中出现的盲从与迷信现象，以此换些手法质疑三皈依和正信本身的价值。在他们看来，这些基本做法容易或已经沦为宗教形式化的仪式，或成为迷信的温床或已经变成迷信的渊薮，因此需要被层层拆解、重新审视。这种姿态背后，隐约透出一种对某些不符合其观点的思想的本能反感。

世俗社会里的后现代思潮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反动。现代性强调理性、进步、体系化的建构，而后现代则倾向于消解中心、质疑现代性叙事、打破现代性既定框架。放到佛教语境中，那些可称为“佛教后现代主义者”的人，似乎正是以类似的方式，对真实的佛教现代化的种种努力展开批评。他们不满足于简单地否定传统佛教中的做派，进一步会把传统佛教里那些自我标榜却缺乏实证、把愿望和梦想当作现实、含混不清且自相矛盾的理念与妄想，以及中国传统儒家似是而非的概念，拿出来当作自己的“武器”，责难那些在现代社会里踏实、如实修许并真正追求超越精神的修行宗派和团体。

传统佛教无可选择地继承了印度后期大乘佛教中的许多东西，包括大量糟粕。那些糟粕内容繁琐华丽，体系架构看似完备，精神建构也显得精致，然而糟粕终究是糟粕。它们与人的解脱觉悟并无真实关联，难以生起真正的喜悦，也很少真正关怀自己与他人如实的实践。当人们把佛教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对这类传统的继承、呐喊、文字和宗派之上时，往往容易陷入一种自我安慰的自我狷急的循环：既想借助传统的权威来获得合法性和认可，不愿正视其中与解脱觉悟无关的成分并划清界限，又基于自己的传承和思想包袱无法开拓现代化的可行道路而热衷于后现代性解构。持有这种想法，需要自我反思，需要破茧而出。

真正的佛法修学与佛教现代化，不应止步于对传统佛教的美化或对后现代解构的迎合。它更需要回到如实观照自身与世界的态度，既不盲从形式，也不以解构为乐，而是在踏实的实践中，一点点剥离那些与解脱觉悟无关的附着物。只有这样，三皈依与正信才不至于沦为口号或迷信的对象，而能真正成为导向解脱觉悟的起点。

维基百科：What the Buddha Taught

葛南

2026-08-07

在当代学佛人中，有一种颇为常见的态度：一旦认定“阿罗汉绝不会自杀”等，便面对经文中的相关描述绝不妥协，反复解读，甚至不惜把原本清楚的经文说成“后人添加”或“翻译有误”。这种态度看似虔诚、护教，实则对佛法修学弊大于利。它把“守护自己的理解”放在了“如实面对经教”之上，最终容易陷入知见的困境。

一、经文中确有相关描述，不必急于“护教”

巴利圣典中，并非完全没有阿罗汉主动结束生命的记载。例如《相应部》中关于阐那（Channa）的叙述，以及婆迦利（Vakkali）等相关段落，都提到了在极度病苦中选择结束色身的情况，而佛陀或圣弟子事后并未以“这不可能是阿罗汉所为”来否定其证果。这些记载在早期部派传统中虽有不同诠释，但经文本身并未采用后世那种绝对化的“阿罗汉绝不可能自杀”的立场。

如果学人一开始就预设“阿罗汉绝不会自杀”，再去读这些经文，就很容易陷入“必须解释掉”的心态：要么说“那不是真正的自杀”，要么说“经文有误”，要么把重点全部转移到“他已经证果所以无所谓”。这种做法的实质，是让经文服从自己的预设，而不是让自己的理解服从经文。长此以往，修学会逐渐变成一场维护既有观念的辩论，而不是对治烦恼、观察实相的实践。

佛法的核心不在于维护某个概念的绝对纯洁性，而在于如实知见。阿罗汉已断尽烦恼、不再有后有，其行为是否符合世俗道德标准，本就不是衡量其是否证果的唯一标尺。过分强调“绝不可能”，反而可能把注意力从“如何断除贪瞋痴”转移到“如何维护圣者形象”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微细的执取。

二、偈颂翻译的不准确，更需谨慎对待

佛经中的偈颂（gāthā）往往用词凝练、语境特殊，翻译成现代语言时更容易出现偏差。许多中文译本受时代、译者理解与文辞习惯影响，有时会把原本中性或特定语境下的表述，渲染成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若再以这些译文为唯一依据，反复钻研、引申，很容易偏离原意。

例如，某些描述病苦、厌离色身或主动舍身的偈颂，在不同译本中用词差异很大。若学人只依据某一种译文，再结合自己“阿罗汉绝不会自杀”的预设去解读，就容易形成循环论证：因为译文用了“自杀”一词，所以必须解释；因为必须解释，所以译文可能有问题；因为译文有问题，所以更要坚持自己的预设。这样的循环对修学毫无助益，反而会消耗大量精力在文字辩论上。

更稳妥的态度是，承认翻译可能有不准确之处，但不因此轻易否定经文本身的记载。真正可靠的做法，是尽量对照巴利原文、参考多家译本与注释，把重点放在经文所要传达的法义上——例如无常、苦、无我、出离——而不是纠结于某个词语是否“绝对正确”。

三、读经建议：从《相应部》与《中部》入手

对于多数学人而言，与其一开始就陷入后期论书或复杂的部派争议，不如先从早期圣典中较核心、较直接的部分读起。《相应部》（Saṃyutta Nikāya）与《中部》（Majjhima Nikāya）是较好的选择。

《相应部》按主题分类，内容相对集中，许多关于五蕴、六处、缘起、圣道的教导都集中在此。它有助于建立清晰的法义框架，而不容易被枝节问题带偏。《中部》则多为完整的经文，叙事与教法结合，能看到佛陀如何针对不同根机说法，也更容易体会“应机”与“如实”的态度。

读这些经时，建议：

• 先求通读与理解大意，再进入细节。
• 遇到与自己既有观念冲突的地方，先如实记录，暂不强行调和。
• 对照可信的译本与简要注释，避免只依赖单一译文。
• 把重心放在“这段经文对治什么烦恼、指出什么实相”，而不是“如何维护某个概念的绝对性”。

结语

佛法修学最怕的，不是经文中出现与自己预期不符的记载，而是为了维护预期而不惜曲解经文。阿罗汉是否会主动结束色身，本就是一个可以讨论、也值得对照原典辨析的问题；但若一开始就设定“绝不可能”，再以此为前提去过滤一切经文，那就已经偏离了“如实观察”的精神。

佛经翻译的局限客观存在，更提醒我们要谨慎对待文字，而不要被文字牵着鼻子走。真正有益的态度，是谦逊地面对圣典、优先建立对核心法义的正确理解，并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见地。从《相应部》与《中部》入手，正是一条较为稳妥、也更贴近早期教法的路径。

修学之路本就漫长，多一些对经教的如实面对，才更有可能真正受益。本文如果对某些修学者既有观点有冒犯，请海涵。

时序上心与相，主要为南传继承。 

依于定力，改变觉域状况，主要是缩小、简化。 在这个基础上观察法（主要是所缘，相或心念）的刹那生灭。 定心下，比如一个正常的苹果，其显其隐，可以呈现刹那间转变（显隐）， 因为专注所缘的过程中，很多“东西”会隐显的，就跟专心书法时，下雨可能显也可能隐，也可能忽隐忽现。  心念的起落也是如此，更容易观察。同时察照的还有心与相的联动、同一。 由此确立无常无我观念，也就是法或心念变异无常，无自性。 没有经由觉域调整的，比如常人对一个苹果的无常变异，要等到下周它腐烂才能见到，等不及。

佛虽然讲了无常无我，但那只是个结论。 一般人说信， 也是口头上，不够深刻。要自证。  优缺点就不细说了， 可以自己比对两类自己总结。 

空间上心与相，主要为北传光大。 

以龙树为例，他讲的是相对或相依，以及相对或相依的心动基础（分别）。 有依则不独立无自性，当然这个还是比较理论及抽象。 心与相（法）是联动，分别才有法与非法，相与非相。。。所以分别或不分别，只是刹那之间，搞出法的有无或生灭。 它不需要法呈现显隐，也可以体验刹那生灭，而确立无常无我， 常人所现比如苹果上，也可以直接来。 

当然其目的是一样的，要经由一定的自证来添入“无常无我”的观念。 直接听个无常无我不够力度，来点儿实证。 

两类的所谓实证， 实际上只是对无常无我观念的一个助力或开启方式。 当这个无常无我认识添上后，观这观那、这处那处。。。。方为正念禅修， 也就是反复直观，来加强正见。  

各有各的道， 各有各的妙，也各有各的命门死穴。

共同在于，他们上的都是无常无我慧， 都是佛法。 

分不分别，产生刹那生灭。因此破除法自性，在北传就经常会见到不分别的做法。它直接就着常人心态上做，才产生森罗万相又是森罗一相或说一合相一味相。一合相无分别为甲乙丙丁的诸法，等于不形成概念或名称，也就不产生言语(不可说)。。。。。总之，也都是实战实修的。“心若不异，万法一如”

以上仅略述北传最常见的做法之一，以说明其不专注局部而隐去其它(普通修定)的方式。这是因其需求是不过度失常人觉知范围而直接将无常无我慧运作进去，方便后续的入世做事。

它也需要功夫，长期的正观磨练，使慧力从有间歇经无间至无功用自然运转。

当下法之生住异灭，既然皆密切关联自心行为之分别不分别， 那么实修禅观中进展并突出为万法唯心，是很自然的事。 北传在龙树后没多久，这个突出作为派别与团体的形式也就很快发生了， 瑜伽行开创人无著世亲的时代， 比觉音尊者还早百年呢。

跟之前的大乘一样，到唯心就更有人觉得它是后加进来的，甚至不是佛陀的思想。 此处不想多说，早有学者考察过，也收集过相关经典文字：

“我说世界、世界集、世界灭、世界灭道迹，皆在这一丈之身、有心、有意识中。” ——《杂阿含经》卷三十八 / 巴利相應部《赤馬經》

“诸法意先导，意主意造作。” ——《法句经》

“心持世间去，心为心所牵；以心为一法，一切法随行。” ——《杂阿含经》卷三十九 / 巴利相應部《心經》

“心恼故众生恼，心净故众生净。” ——《杂阿含经》卷十

万法唯心的观念，也不一定非要经由禅观而成。

比如，一个苹果，你我都见， 你闭眼你的苹果不现了，我还现，所以我见的是客观的苹果？ 同样的经验，它也说明，你我现的皆是果影， 你的不现了不影响我的。 那么是什么导致的你我的果影，它的客观物是什么呢？ 佛说我没研究到那个地步，我只到人人所现的一切皆是各自自心内影像，就转去解脱道了。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不论是禅观而至， 还是直接观察顿至， 都会导致“无常”“空幻”“无我无实体”这些观念，深刻化，自证化，稳固化。。。。后续的持修加强过程中，就力度大，运用方便(简而快）。

去掉了对终极的依赖。 佛教没有梵的概念，完全去掉了。佛法的解脱不依赖于终极的设置，比如梵、上帝等。 

种姓，佛法在早期的反对不算激烈，或许有将就当时现状的考虑，但在后期的发展中，尤其是大乘的部分，是彻底否定的。首先，因果或缘起上看，没有什么固定的永恒的改变不了的“种姓”（几乎等同与一种永恒的自性了）。发展入大乘，人人皆“本俱如来智慧德相”，众生平等， 这些就是明着否定了种姓了。

轮回与业力，与当时流行的比如四禅等，表面上没有否定，或弱化或沿用，但其主题认识比如无常苦空无我，与轮回是有着底层上的冲突的。也由于这点上的模糊处理，导致日后佛法在轮回上的认识也是比较混乱，直到今天。 

佛门内也称对方（正统婆罗门教）为外道。 除以上主要的、原则性的几点属于认识（智慧）上的不同外， 流行的修法，佛教沿用了不少，比如四禅四空等。 但有些是抑制或剔除了，比如极端苦行消业， 代之以依赖自称的更切实更可靠的"慧”或“智”。 当然慧的因素加入，也需要运作而成用，仍然是需要因果：有慧因而成该有的果。 所以因果或缘起一定要有，但其目的是为解脱，而不是描述或了解世界（如当代科学）。

以上，就凭佛教抛弃正统派的“梵”一条，它就足够被视作“外道”了。 

混淆不同佛教宗派确实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甚至在教义对话中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真常唯心（或称真常心、如来藏系唯心思想）与上座部佛教在核心哲学上的差异非常大，几乎处于光谱的两端。

上座部以及早期佛教强调无我、无常和苦，一切法包括心识都是因缘和合、刹那生灭，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心也只是五蕴之一，是过程性的，修行目标在于证悟涅槃，彻底止息烦恼。而真常唯心系则主要见于部分大乘经典，尤其在中国佛教如天台、华严、禅宗等受如来藏思想影响的流派中，主张有一个真常、纯净、不生不灭的心体，也就是真心、如来藏或佛性、本觉。这个心体是众生本具的“真我”或“妙明真心”，只是被妄想烦恼所覆盖，修行就是返本还源或明心见性。这种观点与早期佛教的无我教义形成了强烈的张力，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接近常住我的倾向。

在修行目标上，上座部追求阿罗汉果，注重个人解脱，依据巴利三藏，系统地修习戒定慧三学和止观。而真常唯心系则更侧重成佛与普度众生，强调菩萨道，常采用顿悟或圆顿的教法，并突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理念。

从历史和文本来看，上座部忠于早期经律论，对后来的大乘经典往往持保留或批判态度；而真常唯心思想主要源于楞伽经、涅槃经、胜鬘经等如来藏系大乘经典，在印度中后期发展起来，并在中国和东亚得到极大发挥与本土化。

正因为这些根本差异，混淆宗派就会带来不少问题。一方面，把真心常住的观念直接套用到上座部框架中，会被视为常见而违背无我；另一方面，将上座部的无我强加到禅宗的明心见性上，又容易显得过于消极。修行方法和理想的不同，也可能导致实践上的偏差或盲修瞎练。此外，不同传承的僧团或居士群体对正法的定义不同，混淆还容易引发宗派争议或自我认同的困惑。

历史上，佛教内部一直存在这种张力。印度大乘兴起时就伴随着与部派佛教的辩论，而中国佛教则常用判教的方式来调和不同经典，把它们安排在不同位阶以求圆融。但这种调和本身也常被其他宗派视为方便或不了义。

不过，不同宗派之间也并非完全无法沟通。许多认真修行的僧侣或学者，无论上座部还是大乘，在实证层面如禅定体验、戒律生活和慈悲心等方面，仍能找到共同语言。现代跨宗派对话也在增加，大家更倾向于依教奉行、求同存异。

佛教的多样性本身就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但前提是先厘清差异，而不是模糊界限。

在佛陀的教导中，三皈依是修行者内心深处对解脱觉悟之道的根本归向。它并非对内在和外在团体的盲目依附，更不是对某宗某派或个别人物的终身担保和供奉。佛法僧三宝之中，僧宝所指，本意是清净的修行人团体 - 那些已见道、持戒、精进、具足正见与正念的圣弟子众（ariya-saṅgha）团体(僧团)。原始佛教经典如《相应部》和《中部》反复记载，一些弟子在佛前表达皈依时，多以简洁而真诚的口头宣言完成：“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这不是繁琐的仪式，而是一念清明的抉择，标志着从此以佛(觉悟者)为师、以佛法为道、以清净团体为伴，共同趋向解脱。

世间确有不少恶知识、某些败坏僧团、乃至以佛法为名敛财或妄语者和人群，如已经被揭露的恶名昭彰的释永信和释学诚。这些现象令人痛心，却并非佛教所独有，而实际上是此世间各种团体里经常发生的问题，源自任何人类团体都可能滋生的共业和恶者的个业。个别恶僧或某宗派的偏差，暴露的是人心染污与因缘相合的问题，并不能因此否定僧宝的真实含义。正如一片森林中纵有枯枝败叶，森林本身仍提供清凉与庇护；修行者所皈依的，是那清净修行的方向与同行善知识的整体，而非某个具体穿袈裟者的个人可能会改变的操守。佛陀在经中教导弟子远离恶友和恶知识，正是为了保护八正道的增长，而非叫人因噎废食、弃绝整个僧团的依止。

大多数佛教徒在正式表达三皈依之前，已对佛法生起向往，并在日常中尝试闻思修学。皈依之后，大多数皈依者也从未有人宣称唯己独尊或排斥他人修学。皈依是个人与三宝的直接联结，它本身并不制造“我执”的优越，也不要求修学者自己一定对世间一切团体负责。三皈依的核心，在于内心对正法的信受奉行，以及对解脱之道的坚定承诺。它帮助我们在纷扰中找到依怙，却不等于将自己的辨别力上交给任何外在权威。

揭露宗教界存在的丑恶腐败，批判宗派、团体和个人为贪欲敛财或散播邪说，是必要的伸张世间正义与护持正法之行。佛陀本人也曾对当时的沙门外道与伪修行者予以辨析和批驳。但这与是否要皈依三宝，是两件可以清晰区分的事。批判恶知识，是为了止恶扬善、护持正法；皈依三宝，则是个人在因缘中选择以佛陀的教导为究竟依归。二者并不冲突。恰恰因为此世间有很多恶知识，修行者才更需以三宝为明灯，培养正见与正念，在不清净的环境中守护自心，同时以慈悲与智慧回应众生解脱痛苦、走觉悟知道的诉求，而非因一叶障目便否定整个森林的清净潜力，去否定或淡化三皈依含义和个人相应的皈依宣告的重要性。

佛法本是离苦解脱觉悟之道。三皈依不是逃避世间问题的护符，而是面对问题时的内心定力的敦促和鼓励。它可以提醒我们，无论外在如何动荡，清净的修行人团体始终存在于正法住世之处；无论个别恶行如何刺眼，佛陀所指的僧宝，终究指向那超越个人过失的、共同趋向觉醒的清净道场和团体。修行者若能如实观照，便不会因世间浊流而退失初衷，反而能在三宝的鼓舞和加持下，更坚定地行于中道。

参考：

葛明：为何三皈依对佛法修学者十分重要

我曾自诩为一个通达的修行者。

因深谙大乘义理，我曾在基督教的查经班里如鱼得水。我将“三位一体”转译为“一体三身”，将“原罪”视作“无明”，将“赎罪”看作“忏悔”。我拥有一种“无分别智”的幻觉——认为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场所皆可参禅。面对那位牧师的谬误与日渐显露的控制欲，我起初只是不以为意。我秉持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在内心深处却滋生了一种隐秘的优越感：看，这群愚痴的信徒，被言语相所困，而我却能穿透表象。我冷眼旁观，不反驳，不认可，自以为这是一种“和光同尘”的智慧，是独善其身的别解脱。

直到我发现那层虚伪的窗户纸被捅破。当那位牧师察觉我并未切断与佛教的联结，他瞬间翻脸。昔日的“属灵遮盖”变成了尖酸的挖苦，昔日的“弟兄相爱”化作公开的人身攻击与霸凌。那一刻，我才猛然惊醒：佛陀为何反复告诫我们要“远离恶知识”？

原来，我的“不作为”并非智慧，而是懦弱；我的“优越感”并非证悟，而是傲慢；我的“独善其身”在共业的洪流中，无异于一种掩耳盗铃的鸵鸟心态。我误读了“无分别”，将其变成了一种对恶的纵容。我沉浸在自己的“别业”清净里，却忘了大乘的理想，从来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自了汉，而是入世的、勇猛的、对现实具有彻底批判精神的中流砥柱。

回望历史，大乘佛教的兴起，本身就是一场对“恶”的激烈反抗。当婆罗门的《法经》与《法论》试图将种姓制度神化为不可撼动的“法”，将社会的不公固化为宗教的教条时，佛教挺身而出。部派佛教后期，对现实的不满与对佛陀黄金时代的追忆交织，催生了大乘的曙光。大乘不仅否定了婆罗门的神权，更以“空”的利剑，彻底斩断了世间一切自性执——包括对不平等社会结构的执实。如来藏思想告诉我们，贪嗔痴的尘垢必须彻底扫除，法身方能显露；瑜伽行派则通过精密的唯识观，破除一切杂染因果，以实现究竟的转依。这一切，无不彰显着大乘佛教对现实社会存在与生命流转的深刻洞察与毫不妥协的批判。

大乘是理想主义的，但它绝非温吞水般的乡愿。恰恰相反，真正的大乘行者，是更具洞察力的，也因此是更加“嫉恶如仇”的。这种“嫉恶”，并非出于个人的嗔恨，而是源于对众生被无明操控的深切悲悯，源于对正法被邪见染污的护念之心。

我之前的错误在于，将“忍辱”误解为“忍恶”，将“包容”误解为“纵容”。真正的忍辱，是内心不动摇，而非对外不表态；真正的包容，是接纳众生的佛性，而非默许其恶行。当恶知识利用其宗教权威，以“爱”之名行操控之实，以“神”之名行霸凌之实时，沉默不仅是金，更是共犯。

那个牧师的翻脸，打碎了我最后的幻想，也成就了我的另一种觉悟。它让我明白，在共业之中，没有人能真正独善其身。你的冷漠，会成为恶滋长的土壤；你的傲慢，会遮蔽你本具的慈悲。菩萨道的“不离世间”，意味着不仅要看到众生的愚痴，更要护念他们不因愚痴而堕入险坑；不仅要觉察恶的存在，更要在因缘具足时，发出狮吼，令邪见崩摧。

从此，我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冷眼的旁观者。我依然转译经典，依然保持内心的宁静，但我深知，这份宁静不应成为恶的避难所。若再遇此类事，或许我仍不争辩，但我会更早地划清界限，更清晰地警示他人。因为我知道，远离恶知识，不仅是为了自保，更是一种对共业的积极干预，是大乘行者对“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最起码的担当。

鸵鸟终将被猎杀，唯有觉醒的狮子，才能在丛林中无畏地巡行。这，或许才是“常远离恶知识”的真谛——不是逃避，而是以智慧之剑，斩断与恶的一切牵连，护持自他，趋向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