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断臂维纳斯出发：一个原本可能令人不安的残缺，是怎么变成令人安心欣赏的”美”的？真正改变的不是维纳斯，而是人们观看她的方式——”残缺之美”这样的命名，把原本无法安置的裂隙驯化为一种可以被识别、被消费的文化形式。这个过程不只发生在维纳斯身上：卡夫卡的荒诞、王家卫电影里的疏离，那些本应刺破意义秩序的缺失，同样会被风格化、审美化，最终变成一个可以安全欣赏的标签。但缺失从未真正消失——它会在某些未被准备的时刻从裂缝里渗出来，使人短暂地失去解释世界的位置。这是一个比维纳斯更古老的问题：那些原本让人无法安宁的东西，是如何一次次被命名、被收编、又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复活的。

一、一个奇怪的问题

断臂维纳斯站在卢浮宫里，每天被几千个人拍照。没有人觉得她有问题。

但如果你真的停下来想一想：她的手臂去哪了？这不是一个关于考古的问题。她的手臂在出土之前某个时候就已经断了——原因不明，没有人知道她原来的姿势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那双手臂在做什么。她就是这样被发现的，就是这样被带进博物馆，就是这样站了两百年。

真正奇怪的是：没有人觉得这是个遗憾。不只是不遗憾——很多人觉得那个残缺本身就是美的一部分。那两个断口，那两处空缺，已经和她的身体曲线、她的神情、她的姿态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断臂维纳斯”。如果有人真的把手臂补上去，反而会让人感到不对劲，感到某种东西被破坏了。

这个感受值得追问。一个偶然的损坏，是怎么变成”不可或缺的美”的？那个原本可能让人不安的残缺，经历了什么，才变成今天这种可以被平静接纳的形式？

答案或许不在于维纳斯本身，而在于那个命名的动作。某个时刻，某些人决定用”残缺之美”来称呼她——这个命名一旦成立，就开始改变所有人看她的方式。我们以为自己在欣赏她，实际上我们在服从一个早已被安置好的框架。残缺没有变，变的是我们被教会了怎么看它。

但命名从来不是彻底的。卢浮宫的保安会告诉你另一种故事：每天都有人试图触摸她，有人在她面前哭泣，有人长时间凝视后拒绝离开。这些行为提示我们，”残缺之美”的说法并没有完全奏效——它试图驯化某种更顽固的东西，但那个东西拒绝被安置，拒绝被命名，从裂缝里持续渗出。

这篇文章想追问的，正是这个命名的过程——它是怎么发生的，又压制了什么，以及那个被压制的东西是否还有回归的可能。

二、缺失为什么不能被占有

那种拒绝被命名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我们可以试着给它一个名字——尽管拉康会提醒我们，命名本身已经是一种背叛。他把这个东西称为对象a（objet petit a）：那个让欲望围绕旋转的不可占有之空洞。

拉康说的缺失，不是你丢了什么东西的那种缺失。它更像是这样一种体验：你站在镜子前，认出了镜子里的那个人是你，但同时你也知道，那个镜像不完全是你——它是从外部看见的你，是一个符号，一个借来的形象。你用这个形象来认识自己，但它和你真正”是”什么之间，永远有一道缝。

拉康说，主体进入语言的那一刻，这道缝就出现了。你学会说”我”，但”我”这个词来自语言，来自他人，来自一套早已存在的符号系统。你只能借助这个词来指认自己，却永远无法让它和你正在发生的感受完全重合。有什么东西在表达中被遗漏了，而且它永远会被遗漏。这不是偶然的损失，而是进入语言的结构性代价。

主体因此分裂于三个层面：想象界（镜像中的理想自我）、象征界（语言、法律、社会规范）和实在界（the Real，即无法被象征化的创伤性内核）。对象a正是实在界的残余——它不可被符号化，却持续在象征秩序的裂缝中显现。

这就是为什么欲望永远无法被满足。欲望追逐的对象a，不是欲望真正要抓住的东西，而是欲望围绕它旋转的那个空位。它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缺口。你以为只要得到它，那道缝就会弥合；但每次得到之后，缝还在，欲望又开始寻找下一个对象。对象a就是让欲望持续运转的那个不可占有的空洞。

为什么不可占有？因为一旦它被占有，被命名，被稳定下来，它就不再是对象a了。它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对象，一个可以被拥有、被消费、被放进储藏室的东西。真正的对象a必须保持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位置上，才能让欲望继续运转。

但这里有一个悖论：对象a本身是一个被命名的概念。拉康必须用”对象a”这个词来指称那个不可指称之物，这已经是一种象征化的暴力。理论的困境在此显现：我们试图言说不可言说之物，而每一次言说都是对它的背叛。

这个逻辑放到艺术观看里，会产生一个检验标准：如果一件作品真的触碰到了对象a，它不会让人感到舒适。它让人迟疑，让人找不到安置自己的位置，让人想靠近又想逃开。

卡拉瓦乔的画或许是最接近这种体验的西方经典案例。死亡、暴力、肉体的脆弱被直接摆在你面前，没有和谐的构图来安抚你，没有明确的道德寓意来给你一个落脚点。他的画不邀请你欣赏，而是逼你遭遇。

然而这里有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讽刺：今天的卡拉瓦乔同样是博物馆的明星。他的暴力美学被风格化了——”卡拉瓦乔式的戏剧性”成为一个可以被识别、被期待、被模仿的标签。这和维纳斯的命运有什么不同？或许只是时间的问题。驯化不是一次完成的事件，而是持续的过程。卡拉瓦乔或许比维纳斯晚死一些，但对象a的死亡同样降临。

现在回到维纳斯。你站在她面前，有那种迟疑的感觉吗？对大多数人，几乎没有。维纳斯让你安静，让你欣赏，让你拍照。她的残缺不会让你的意义系统失效。但对另一些人——那些刚刚经历丧亲之痛的人，那些在某个月光异常的深夜独自面对她的人——那个断口或许会短暂地刺破”残缺之美”的命名，回到让人找不到位置的裂隙。

这说明维纳斯没有一个固定的面孔。对大多数人，她是”残缺之美”的经典——可以欣赏，可以拍照，可以放进美术史的章节里。但对另一些人，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她又变成了别的什么——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某种让人站在那里不想离开、或者突然想哭的东西。

这两种维纳斯同时存在于同一座雕像里。命名试图固定她，让她只是”残缺之美”；但那个被命名压住的东西从未真正消失，它只是在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观者，一个合适的时刻，从裂缝里重新渗出来。

三、缺失是怎么变得可以被占据的

前面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对象a真的不可占有，那维纳斯的残缺是怎么被驯化的？那个原本让人迟疑、找不到位置的裂隙，是怎么变成今天这种可以安心凝视的”残缺之美”的？

拉康告诉我们缺失不可占有，但他没有完全解释驯化是如何发生的。政治理论家拉克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补充视角——他注意到，有些符号之所以能够聚集人群、稳定意义，恰恰是因为它们是空的。这不是拉康意义上的”不可占有之空”，而是另一种空：可以被填充、被争夺、被暂时稳定下来的空。

“自由”"正义”"变革”——这些词没有固定的内容。左派理解的”自由”可能是平等分配，右派理解的”自由”可能是市场机会；每个运动定义的”正义”都有差异。但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能让不同背景、不同诉求的人暂时聚在一起，围绕同一个词行动，尽管他们心中想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拉克劳叫这种符号为”空能指”——它是空的，但这个空是它的力量，不是它的缺陷。

空能指的空和对象a的空，并非简单的对立。对象a的空是不可占有的——你无法往里填内容，无法稳定它，一旦你以为抓住了它，它就消失了。空能指的空则是可以被争夺地填充的——你可以往里填内容，哪怕只是暂时的，哪怕不同的人填的内容不一样。它允许被命名，允许被争夺，允许阶段性地稳定下来。

但拉克劳强调，这种填充永远不会完全成功。任何对”自由”的定义都是临时的、语境性的、可争议的。空能指的力量恰恰在于它的过度性——它承诺的总是多于任何具体填充所能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空能指保留着对象a的某种顽固——它无法被彻底驯化，总是在下一次政治动员中重新打开。

这个区别，正是维纳斯的残缺从”可能让人不安的裂隙”变成”可以安心凝视的形式”的关键——但这个过程从来不是单向的。

当维纳斯的残缺还是新鲜的偶然损坏时，它更接近对象a的意义——一个让人迟疑、找不到安置位置的裂隙。但随着时间流逝，随着艺术史的书写、博物馆的陈列、无数次的凝视和复制，那个裂隙开始有了稳定的意义：古典美的时间痕迹，残缺即完美，不完整的完整。这些意义被填进了那个空位，让它从不可占有的裂隙，变成了可以围绕它展开欣赏的空能指。

然而填充从未完成。每一个”这就是残缺之美”的断言，都面临着下一个观者的质疑，下一个时代的重新诠释。维纳斯站在卢浮宫里，她的意义持续地被争夺——不是在她与观者之间，而是在不同的观者群体之间，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之间。

维纳斯的例子有一个局限：她的空能指是视觉的、沉默的。她不说话，不解释，观者只能围绕她的身体和那两处断口投射意义。但如果我们把同样的问题带进语言的领域——带进一部小说，一个用文字构建的世界——空能指的运作方式会有什么不同？语言是否比沉默更容易被驯化，还是恰恰相反？

卡夫卡的《城堡》或许是检验这个问题的最好案例。城堡是什么？城堡是什么？卡夫卡没有说，主人公永远到不了那里。但”城堡”这个词本身变成了一个可以被填充的空能指——权力、官僚体制、意义本身、现代人的处境。读者围绕它猜测、投入想象，感到既烦躁又兴奋。

这种体验和卡拉瓦乔带来的意义失效有重叠也有差异。面对卡拉瓦乔的画——那些突然出现的暴力、死亡、肉体脆弱——你被直接抛入一个无法理解的场景，没有和谐的构图给你安慰，没有道德寓意给你落脚点。意义系统暂时崩溃，你只能承受那种不安。

而面对卡夫卡的《城堡》，你被邀请参与一场游戏——你可以猜测城堡是什么，寻找线索，提出解释，但规则就是永远猜不到答案。意义系统无限延迟，你主动投入那种悬疑，而不是被暴力击中。

这里有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当”猜不到答案”本身也被舒适化，变成一种”卡夫卡式”的美学标签，一种可以识别的风格时，缺失是否被彻底驯化了？

当《城堡》进入文学史教科书，当”荒诞”成为大学论文的常用范畴，阅读行为就从存在的冒险转化为审美的识别。读者不再是在K的困境中辨认自己的焦虑，而是安全地观察K的困境——”这是存在主义文学的经典案例”，”这是现代性异化的表现”。意义的不确定性被主题化了，成为可以被讨论、被分析、被考试的内容。

更隐蔽的舒适化发生在元认知层面。聪明的读者知道卡夫卡是”不可读的”，知道”城堡”没有答案——这种知道本身带来了一种优越感，一种”我比那些试图寻找答案的人更懂”的满足。不确定性不再是痛苦的来源，而是品味的资源。对象a的不可占有性，在这里被转化为一种可以被占有的知识姿态——”我知道它不可占有”。

这正是齐泽克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运作方式：意识形态不仅通过掩盖矛盾来运作，更通过承认矛盾来运作。当我们说”卡夫卡是不可解释的”时，我们以为自己逃脱了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最深地陷入了它——因为”不可解释”已经成为一个解释，一个可以被消费的姿态。

《城堡》的读者与维纳斯的观者因此处于平行的困境：他们都以为自己面对的是真正的缺失，却可能只是在消费缺失的形式。真正的考验在于：你是否能在知道”这是卡夫卡式风格”之后，仍然感到不安？ 知识是否阻止了痛苦的降临，还是痛苦穿透了知识？

从对象a的不可占有，到空能指的可以被争夺地填充——这是缺失被驯化的第一步。但拉克劳的框架提醒我们：填充是斗争，不是判决。对象a暂时死去，又可能复活。

四、缺失的享乐化

拉克劳告诉我们，缺失可以被填充，意义可以被争夺地稳定下来——哪怕只是暂时的。这解释了维纳斯的残缺是怎么变成”残缺之美”的。但它没有解释一个更日常、更令人不安的现象：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站在维纳斯面前，不只是觉得她美，而是觉得那种残缺本身让人愉悦？不只是接受了那个命名，而是主动享受那种缺失的形式？

这不是填充，这是别的什么。那些原本应该让人不安的东西——空虚、疏离、无意义、裂隙——经过足够的包装和重复，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品味、被消费的体验。否定性不是被消灭了，而是被转化了：它从一把刺向象征秩序的刀，变成了一个可以挂在墙上的装饰品。齐泽克把这个过程称为缺失的享乐化。

但齐泽克也强调否定性的回归。被收编的缺失永远不会完全稳定，它总是在裂缝中重新浮现。享乐化的否定性是一种防御机制，一种试图掩盖对象a之顽固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注定失败。

王家卫的电影是最清晰的例子，也是理解这个转化的最好入口——但我们需要比通常的解读更细致。《花样年华》里，情感始终差一步，时间不断被截断，人物的心意永远没有落点。梁朝伟和张曼玉靠得那么近，却始终没有真正触碰。这种”缺失”，按照拉康的逻辑，本应让人感到迟疑甚至不安——意义没有落点，欲望没有出口，你找不到安置自己的位置。

但实际的观看体验因人而异，因语境而异。对某些观众，尤其是那些真正经历过类似情感困境的人，那种延宕可能无法被消化——它触碰到的是真实的创伤，而非可以品味的诗意。对另一些观众，疏离确实变成了风格，残缺变成了可以反复品味的情绪质感。

还有第三种可能，也许是最诚实的一种：观众同时感到舒适和不安。你被那种忧伤吸住了，眼眶有点热，觉得这部电影”懂你”；但就在同一个时刻，你又隐约意识到，这种被懂的感觉来得太容易——光线太美，音乐太准，情绪被设计得恰到好处。你在享受，但你同时知道自己在享受一个被精心制造出来的享受。

这种感觉不会让你停下来。它反而加深了那种愉悦——”我能看出这是设计，说明我比普通观众更清醒”。但齐泽克会说，这正是意识形态最狡猾的时刻：你以为看穿了它，实际上你最深地陷进去了。那种”我知道这是幻觉，但我仍然享受它”的姿态，不是逃脱，而是意识形态运作最成熟的形式。

《迷失东京》里的孤独感也是同样的逻辑，但缺失的享乐化在这里采取了更隐蔽的形式。在西方艺术影院，东京的霓虹与禅寺并未作为真实的异质性空间被体验，而是成为西方人孤独感的诗意布景——一种可以被安全消费的”东方情调”。

观众透过酒店房间的落地窗俯瞰城市的嘈杂，那种高处不胜寒的疏离感被精心提纯：它剔除了真实孤独中令人窒息的混乱与危险，只留下可品味的、有距离感的忧郁。东京的”异域性”在此成为一种审美装置，让西方主体在确认自身”深度”的同时，无需真正面对存在的裂隙。缺失被转化为风格，转化为可识别的索菲亚·科波拉式美学标签。

然而，这种享乐化的运作并非普遍有效。在日本本土，同样的影像可能触发完全不同的记忆——战后美日关系的结构性不平等、对”失落的十年”经济停滞的创伤性回响。对某些观众，酒店房间的寂静与东京永不停歇的嘈杂构成的反差，带来的不是审美的愉悦，而是无法被象征化的存在性空虚；对某些在都市孤独中挣扎的观众，那种疏离是真实的伤口，而非可供观赏的风景。

这些差异提醒我们：缺失是否被享乐化，取决于观看者的位置与历史的语境。齐泽克的批判揭示了享乐化的机制，但若将其普遍化为”所有观众都在消费否定性”，则忽视了接受的能动性，也成了一种理论的暴力——它假设了统一的、被动的消费者，而掩盖了那些未被驯化的、真实的缺失体验。

现在回到维纳斯，把这三个层次放在一起看——但不是为了给出一个干净的答案，而是为了承认她的处境有多复杂。

拉康的框架在某些时刻是对的：那个断口确实是一个裂隙，一个可能让人迟疑、找不到位置的缺口。但它不是对所有人、在所有时刻都如此。拉克劳的框架也在某些时刻是对的：两百年的凝视和复制，让那个裂隙有了可以被填充的意义——但那个填充是临时的、可争夺的，随时可能被下一个观者打开。齐泽克的框架同样在某些时刻是对的：今天站在她面前，很多人消费的是缺失的形式，而不是缺失本身——但那种消费从未彻底成功，对象a的顽固持续从裂缝里渗出来。

没有一个框架能完全覆盖她。这不是理论的失败，而是维纳斯的顽固。她的残缺还在，但它同时是真正的残缺（对某些人）、被填充的空能指（对大多数人）、和享乐化的审美形式（对消费主义文化）——这三种状态共存，斗争，相互转化。

五、在命名中死亡，在相遇中复活

断臂维纳斯今天的处境说明了什么？她的断口被命名了。它被命名为”残缺之美”，被命名为”古典美的时间痕迹”，被命名为”不完整的完整”。这些命名让观者可以安心地凝视它，可以从容地欣赏它，可以把它拍进照片带回家。对象a在这里被稳定下来了——它从一个不可直视的空位，变成了一个可以凝视的形式装置。对象a暂时死去了。

不只是维纳斯。王家卫电影里的疏离被命名为”王家卫风格”之后，变成了一种可以识别、可以期待、可以模仿的美学模板。卡夫卡的《城堡》被命名为”荒诞主义经典”之后，读者带着标签进入阅读，迟疑和不安被提前消化了。缺失的形式还在，但缺失的力量已经被命名所驯化。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循环——每一个真正让人不安的裂隙，只要足够强烈，迟早会被发现，被命名，被收编。然后等待下一次复活。

但复活是真实的。当某个观者带着过于沉重的个人历史面对维纳斯，当某个时代突然重新诠释她，那个被命名压住的东西会从裂缝里重新渗出来。真正的否定力量藏在那些尚未被充分准备的观看瞬间里，藏在那些还没有被风格化的作品面前——直到它们也被发现，被命名，又一次死去。

这篇文章也是命名的一部分。我把维纳斯的断臂命名为”对象a死于命名”的案例，试图揭示驯化的机制，却可能正在参与这种驯化。读者合上书页，带走一个”有深度”的观点，一种”看穿文化运作”的满足感——对象a在这里又死了一次。

但写作的冲动依旧顽强。不是因为批判可以逃脱循环，而是因为在命名中保留对对象a的记忆，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姿态。我们明知对象a会死，仍然坚持指出它的死亡——这种明知故犯的徒劳，或许是主体面对象征秩序时，唯一诚实的姿态。

维纳斯的手臂不会回来。但偶尔，在某个博物馆闭馆后的寂静时刻，当灯光熄灭，保安离开，她的断口或许会短暂地从所有命名中滑落，回到那个让人迟疑的裂隙——直到明天早晨，游客涌入，相机闪烁，”残缺之美”重新降临。

这就是缺失的命运：不是消失，而是在死亡与复活之间，永恒地摇摆。

主要参考书目
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卡夫卡：《城堡》（高年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作者投稿

今天看到席琳博友的文章《死了多少人之老毕养的大饥荒》，以及众多网友的跟贴，很是感动。尽管官方极力掩盖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造饥荒，致使大部分中国人(特别是中青年人)对此一无所知，仍然有不少头脑清醒的中国人没有忘记此事，老朽深感欣慰。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某县，是大饥荒的重灾区。我是大饥荒的亲历者、受害者和幸存者。我们公社饿死农民大约1/4，我的家族和亲戚中饿死了大约1/3。除了干部家之外，普通农民几乎家家都有饿死人的，有许多是全家死绝了。饿死多少农民，在当时是有很准确的统计数字的（至少在我们县是这样的），不是推算的。比如一个村子原来有100人，在1961年前后你只要问幸存的农民，他10分钟之内就能报出来，而且能报出每个被饿死人的名字。1961年2月1日被派往我县的省委工作组组长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某某公社（指我们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

对于我们家乡的具体灾情我是知道的，但是对全国的灾情以及如何发生大饥荒的，当时并不清楚。即使在现在，99%的中国人也不知道大饥荒是怎么发生的，包括研究大饥荒的专家杨继绳等人，也没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只笼统地说是大跃进造成的。最近20年我花了很多功夫，查阅了很多资料（包括毛泽东批示的中央文件），终于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那就是：大饥荒是毛泽东的四项恶政造成的。我写专文进行了详细分析。现在把去年发表的文章重发如下：

亲历者祭奠大饥荒六十五周年

2025年4月4 日（清明节）

【前言】

发生在65年前的大饥荒，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人造灾难。可是其真相至今还被掩盖着。在1978年12月的11届3中全会之后，暴君毛泽东被拉下了神坛，八十年代出现了“建国”以来所没有过的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的黄金10年。在这期间，许多民间学者对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文章和书籍，使很多中国人对大饥荒有了正确的了解和认识。可是随着毛泽东悄悄地走回神坛，特别是最近10多年，对大饥荒的研究成了禁区，有关的书籍、文章都被禁止刊登，使得大部分5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对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极大忧虑：等我们这些亲历者老去之后，这段重要历史很可能就被彻底地掩埋。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承担起揭露、分析、传播和答疑的任务。

其实我的这篇文章从二十年前就开始写了，其后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我写此文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叙述大饥荒的历史事实（这已经有很多人做了很好的工作），而是为了分析大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这方面的文章很少，分析得全面、准确的更少，就连著名的大饥荒研究者杨继绳也没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大部分人都认为发生大饥荒的原因是大跃进和浮夸风，这虽然没有说错，但是说得太笼统，缺乏说服力。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最近几十年的分析、研究，首次提出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强力推行的四项恶政。希望本文对当代和后代的中国人正确认识1960年代大饥荒能有所启发和帮助。也希望能够为被活活饿死的我的亲人、乡亲以及数千万中国农民伸冤，使他们能够瞑目。

我认为，在中国当政者正式承认大饥荒的真相并作出真诚谢罪之前，我们应该年年讲，月月讲，否则他们就会真的以为人民把这件事情忘掉了。

本文篇幅略长，但内容翔实，请耐心看完。

————————————

65年前的春天，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阴风怒号、饿鬼哀鸣，大量的农民被活活地饿死，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为的大惨剧，使1960年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然而65年过去了，真相仍然被掩盖着，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城市人和中青年人）并不知道在近代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人间惨剧；有些人虽然听说过但半信半疑；还有一种人出于维护专制暴君的卑劣动机，竭力否认六十年代大饥荒饿死过很多人的铁的事实。最近四十多年来许多有良知的记者、作家、历史学者和普通民众通过资料搜集和实地调查，写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文章和书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本人作为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有责任向不明真相的国人以及后代谈谈自己对大饥荒的了解和认识，为历史留下存照，同时也解答一些人的疑问。

提起“大饥荒”，人们一般会想到“三年困难时期”，这两种说法既是一回事 ，又不是一回事。“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至1961年，全国范围（包括城市）都严重缺粮，全国人民都严重地饿肚子。而“大饥荒”一词则是在八十年代由民间历史学者提出来的，它特指在这三年当中有大量农民被饿死这一严重事件。其实准确说来，被饿死的农民大部分死在1959年11月底（秋收结束后一个多月）到1960年5月底（麦收之前）的半年之内，死人最多的是3、4、5三个月，也就是1960年的春天。有一位四川作家回忆文章的题目就叫做《麦苗青菜花黄》，就是指在这个季节里发生的惨剧。从本人家乡的情况来说，在这半年的时间段之外，很少有人被饿死。所以我们家乡的农民提起这一段饿死人的历史都说“六零年”。当然有些省、县在1959年和1961年也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如果按照有些学者推算的全国饿死三千多万的数字，那么在这半年之内平均每天饿死农民达16万之多，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它比历史上发生的任何战争都要残酷。可是它发生在和平时期，数千万农民惨死在不带血的屠刀（毛泽东的恶政）之下。

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完全是当政者为了推脱罪责编造的谎言。有气象资料表明，在这三年当中全国根本就没有大范围的自然灾害，跟其它年份的情况相当。我的家乡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虽然由于“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粮食大减产（因为很多青壮年农民被抽调去“大炼钢铁”），但所收的粮食也足以保证不会饿死一个人（假设这些粮食没有被政府全部抢走的话）。至于说由于“苏联逼债”，更是子虚乌有。许多学者用历史资料证明，当年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还主动提出借粮食给中国，但是被毛泽东拒绝了。用近年来的流行话语来说，是毛泽东和中宣部在玩“甩锅”——对内甩给老天爷，对外甩给苏联。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大饥荒的呢？用刘少奇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这还是给毛泽东留了面子。其实真实的情况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人祸，罪魁祸首就是一手遮天的毛暴君。

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

“非正常死亡”一词是1961年至1962年间各级政府根据中央（主要是刘少奇等人）的指示统计饿死人情况时使用的，目的是为了淡化事件的严重性，因为“饿死”一词太刺眼，说明当政者的罪孽太深重了。如今有些学者也经常使用这个含义模糊的词，就显得太不严谨、不敢面对事实了。在大饥荒中死去的农民，99%是被饿死的，还有少量是被打死的，哪有什么其它的“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就应该说是饿死的，什么“非正常死亡”？我最反感这种说法。

我的家乡安徽省某县是大饥荒的重灾区，全县农民被饿死1/4左右。本人的家族成员和主要亲戚被饿死1/3左右。那时我有幸上了中学，在学校里可以吃个半饱，总算捡了一条命。我有一些童年的伙伴，由于没有上中学，在家里就被活活饿死了。当时在我们的中学里也充满了悲哀的气氛，因为每隔三两天就有乡下来人找某某同学，说他家里谁谁饿死了，于是这个同学匆忙赶回家，几天后再回来时腰里系了一条白布带（孝布）。那时我们每天中午的午饭是一个红薯面窝窝头，大约有3两，有的同学吃一半留一半，等到星期天带回家给家里人吃。后来我也学着这样做。……那些痛苦的往事简直不堪回首。若干年前我回到中学母校时对校长说：××中学最值得我们感恩的是，她在六零年救了几百个农村学生的命。

有人说，如果全国饿死3600万（杨继绳推算的数字），那么平均每17个人就有一个被饿死，我们的家人以及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远远不止17个人，可是没有听说谁饿死了。还有人说，我的家乡也是农村，可是我们那里并没有饿死人。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大饥荒时期，全国各地的情况很不相同，饿死人的现象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哪个省、地、县的第一书记最左，最无人性，执行毛泽东的政策最卖力，把农民的粮食搜刮得最彻底，那个省、地、县饿死的人就最多；反之，哪个地方的第一书记不是很左，还有点人性，那个地方饿死的人就比较少，或者基本没有饿死人。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贵州的周林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省委书记，都是毛泽东的忠实走狗，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最卖力，在1959年秋后搜刮农民的粮食最凶狠，所以这几个省饿死农民最多。这6个省饿死的人数占全国饿死人总数的2/3左右。比如甘肃省和陕西省比邻，前者饿死人很多，后者饿死人较少，许多甘肃的农民逃荒到陕西就得到了活命。在每个省内，各地区、各县饿死人的比例也很不相同。所以你们那个地方没有饿死人，并不能说明其它地方没有饿死人。就连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也饿死了100万左右，韶山冲也未能幸免。

还有的年轻人说，农民是生产粮食的，手中有粮食怎么会挨饿呢？如果真的挨饿，为什么不跑出去要饭吃呢？这正是我后面要回答的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对毛时代的残酷统治很不了解，也很难理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这个斯大林加秦始皇式的暴君，一心想证明自己是世界上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于是不停地折腾，老想创造奇迹，实际上是头脑发烧、异想天开、胡乱指挥，可是却无人能够阻拦。“反右”运动以后，党外人士再无人敢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和建议；整倒彭德怀之后，党内高官也无人敢对毛泽东说半个“不”字。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一个天才变成了傻瓜和疯子。

中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大饥荒？有人说是因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此话虽然不错，但是过于笼统，使人一头雾水。人民公社制度确实是使农民极端贫困的根源，可是从1961年到1980年，人民公社仍然存在，农民虽然仍过着农奴般的苦日子，但是基本上没有再发生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为什么饿死人的恶性事件在全国都集中发生在1960年前后？那是因为毛泽东制定的四项恶政在1959年开始集中起作用造成的。可谓雪上加霜，悲惨至极。

毛泽东亲自制定和强力推行的四项恶政，是造成农民大量饿死的主要原因：

一、浮夸风导致的高指标、高征购，将农村生产队的粮食收缴一空。

在毛时代，党中央和毛泽东定下的高指标逼迫下面的干部必须虚报产量，虚报得越多越能得到表扬和提升，报得少的就要受到批判、斗争和惩罚。毛泽东喜欢看到粮食产量不断创造新纪录，于是《人民日报》上就“捷报”频传。钱学森火上加油，在报上撰文说根据光合作用分析，粮食亩产可以达到20万斤。毛泽东看后深受鼓舞，完全相信《人民日报》上不断刷新的离奇的高产喜报，并亲自把1959年的全国粮食征购任务定为1100亿斤的超高指标，并分解到各省。据说后来田家英（毛的秘书）问毛泽东，你也是农民出身，怎么能相信亩产万斤呢？毛说：我是听信了大科学家的话。可见钱学森的文章影响了毛泽东的思维和决策，助纣为虐，加重了灾难。可是钱某人至死也没有向中国农民说过半句道歉的话。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浮夸风的根子在毛泽东和党中央，而不是下面的干部。浮夸风愈刮愈烈，虚报的产量比实际的产量高出好几倍。比如在河南省召开的1959年秋季粮食产量预报会上，信阳地区被迫报了72亿斤，而实际上呢？只收获了20多亿斤。既然报了这么多，就必须按照报的数字上交给国家。而农村的生产队呢，即使把口粮和种子全部上交了也完不成任务，农民自然就没有粮食吃了。结果，信阳地区饿死了大约100万人。四川、安徽等省份的情况也基本类似。

二、“反瞒产私分”运动把农民家里收藏的少量救命粮搜刮得干干净净   

从全国粮食产量预报的情况来看，1959年秋季又是一个大丰收，可是国家粮库怎么只收上来一小部分呢？天才领袖很快就想出了答案：一定是生产队长瞒报了产量，把剩下的粮食私分给农民了！因为在1958年秋后就出现过生产队普遍完不成国家征购任务的情况。毛泽东在1959年2月亲自起草了“反瞒产私分”的中央文件，而这个文件在全国大规模执行则是在1959年的秋后。政府采取法西斯手段，一方面吊打、审问生产队长，让他们交代瞒产私分的粮食都藏到哪里去了（全国打死了不少生产队长），另一方面组织搜粮队挨家挨户搜粮。他们拿着钢钎或铁锹，在农民家的墙上和地上乱捅乱铲，挖地三尺，把农民家私藏的极少量的救命粮搜刮得一粒不剩。我们家在收割后的地里捡了一些绿豆、黄豆，大约有三十多斤，装在一个洋铁皮箱子里埋在厨房的地下，上面堆了柴草，结果也被搜粮队挖走了。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官匪嘛！

三、人民公社“大食堂”使生产队干部掌握了农民的生死权

毛泽东在1958年创造了人民公社“大食堂”这个“新生事物”，并强行在全国农村推广。生产队不再给农民分发口粮，也不许农民在家烧火做饭，许多地方把农民家的锅都砸了。大食堂在开头几天还能吃上几顿干饭，后来只能吃稀饭，而且越来越稀。到1959年的秋后，由于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全部被政府拿走了，大食堂只能吃政府供应的少量“返销粮”。由于毛政府总以为生产队留有一部分口粮，所以供应的“返销粮”很少，而且越来越少。到1960年春天，供应给每个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2两左右，而且是粗粮（我们家乡供应的主要是红薯干和原本用来喂猪的黄豆饼），经过大、小队干部的多吃多占，农民能吃到嘴的实际不到1两。当时农民有句顺口溜说：一天吃1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指食堂管理员）。在一九六零年，凡是大、小队干部家，基本上都没有人饿死，凡是普通社员家，基本上家家都有人被饿死。如果有社员有意无意得罪了小队长，小队长就命令停他家的饭，这家人就算是死定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村的食堂主要吃红薯干，管理员每顿拿几斤交给炊事员，捣碎之后煮一大锅汤，稠的沉到了锅底。社员端盆来打饭时，管理员如果看谁顺眼，就从下面捞一勺，稠的就多一些；如果不喜欢谁家，就从上面舀一勺，稠的就很少。社员把“稀饭”端回家之后，倒出上面的清汤，只能剩下半碗或大半碗稠的，再加上野菜重煮一下，就是全家几口人的一顿饭。到后来，许多食堂就干脆停伙了，农民只好吃野菜和树叶。

据说东北的兴凯湖劳改农场在困难时期有一项“研究成果”：一个人只要不干活儿，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八钱的玉米面就可以饿不死。这是保证人活命的最低标准了，而许多中国农民在一九六零年能吃到嘴的粮食远远低于这个标准，怎能不被饿死呢？

四、毫无人性的“拦外流”政策，剥夺了农民外出逃荒要饭的权利

遇到灾荒在家没有粮食吃，外出逃荒要饭，这是农民的求生本能，也是几千年来都享有的讨饭自由，可是在那个灭绝人性的年月，这种逃荒要饭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根据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59年3月11日下发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根据这个紧急通知，各地政府派人在各火车站、汽车站和渡船码头拦截外出逃荒要饭的农民，关进收容所，然后遣送回原住地。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企图逃荒的农民被堵住了，有少数青少年只好扒敞篷运煤火车外逃。我有一个亲戚家的男孩，当时只有6、7岁，跟大孩子一起扒火车外逃，结果走丢了，直到30年后才找回老家。还有一部分人为了避开检查站，只好步行外逃，但这样一般都不能走得很远，而近处的情况都差不多，所以要饭也非常难。那时候经常有人走着走着就倒在路边。我的大舅艰难行走了20多里来到火车站，由于不许上火车只好往回走，走出不到200米就倒在了路边。象这样倒毙在路边的农民有很多。在此后的几年里，经常可以看到路边有一丛草长得很茂盛，里面就是一堆白骨。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的诗句写的是连年战争带来的凄凉景象，而如今发生在和平时期。

由此可见，在以上四项恶政的合围之下，农民只有死路一条了。直到1961年，中央发现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之后，毛泽东才被迫同意放弃这四项罪恶的政策，农民才得到了一条生路，往后饿死人的情况就比较少了。由于四川的李井泉迟迟不肯解散公社大食堂，所以四川省饿死人的情况持续时间更长一些。

1961年4月毛泽东派秘书胡乔木到毛的老家湘潭县韶山沖和他外婆家湘乡县大坪村搞调查。毛的表弟文冬生在座谈会上说︰“大食堂再办下去，人会死光！”

胡乔木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胡乔木 1961.4.14 】

直到这时，毛泽东才勉强同意解散他一再坚持的公社大食堂。

在那个时代，由于没有互联网，普通人家里也没有电话，报纸受到严格控制，所以农村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外界根本不知道。数千万贫苦的中国农民就是这样默默地被饿死，既没有反抗，也没有呼救。有人说这种惨剧在有人身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民主国家绝对不可能发生，只有在极端专制的国家里才会发生。到现在为止，那些经历过大饥荒幸存下来的农民仍然不知道1960年为什么会饿死人，只知道没有粮食吃。为什么没有粮食吃？他们会说，听干部讲是因为苏联逼债，把中国的粮食拿走了。可怜的中国农民！

有人问：“农民饿死了那么多，他们为什么不反抗？要是在古代早就发生农民起义了。”

反抗？你知道吗，政府手里有军队、警察，公社、大队有武装民兵，老百姓是一盘散沙，反抗就是想早死。而且农民饿得路都走不动了，哪还有力气反抗？你知道那时候的农村干部有多么凶狠吗？我们大队的书记被农民称为“小天老爷”，大队长被叫做“李小刀子”。如果几个农民在一起晒太阳，听说“小天老爷”来了，马上作鸟兽散。有两个青少年农民偷了两个玉米棒子，“小天老爷”叫他们两个互相打脸，谁打得不卖力他就打谁。这是我亲自听被打者（我堂哥）说的。

之所以不反抗，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农民根本不知道没有粮食吃是因为什么，不知道应该怪谁，那反抗谁呢？直到现在，他们仍然不知道谁应该对六零年饿死人负责。他们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下面的干部太坏了，把经念歪了。毛泽东为了把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责推给下面的干部，在1961至1962年把一大批县、社、队的干部撤职、关押，说他们是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这样既泄了民愤，又维护了他自己一贯正确的伟大形象。

大饥荒是毛泽东时代的核心事件和关键性事件，因为它是“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食堂”、“反右倾”和“反瞒产私分”等一系列极左运动的直接恶果，又是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起因。虽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人对大饥荒的发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当他们得知大量饿死人的严重后果之后感到震惊、恐惧和内疚，并且想办法进行纠正。惟独毛泽东这个罪魁祸首对饿死几千万人无动于衷，没有半点自责。他在1961年的庐山工作会议上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前，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彭真组织北京市委的邓拓等一班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查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看制定过哪些后果严重的极左政策，哪些领导做过错误的批示。这个“畅观楼”事件被毛泽东认为是在整他的黑材料，大逆不道，所以在文革一开始就首先打倒了邓拓和彭真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以及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批评的讲话，深深刺痛了毛泽东，他认定刘少奇一伙一定会在他死后象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那样，来清算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行。此时他就下定决心要打倒刘少奇，消灭刘少奇，以绝后患。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就是防止刘少奇等人日后清算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行，什么“反修防修”、“继续革命”都是他编造的借口，其真实目的是不可告人的。

毛泽东最大的罪恶不是发动文革，而是他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这笔帐总是要清算的，刘少奇没有了机会，人民总是有机会的。刘少奇曾当面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我相信，在30年也许是50年之后，“1960年代大饥荒”一定会写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我希望到那个时候，“毛主席纪念堂”的牌子换成“毛泽东暴政展览馆”，门前竖一块“1960年代大饥荒纪念碑”，碑前放一个毛泽东的跪像，供人民唾骂。这就是我的遗愿。到我的遗愿实现的那一天，希望我的子孙后代“家祭勿忘告乃翁”（陆游诗句）。

2025年4月 4日 再次修改补充

作者投稿

早在2007年李翊云的小说《千年敬祈》 就被拍成电影，并获得国际奖项，是个知名人士。而我在两天前才从一个自杀发烧友那里知道她还有她那几年间相继自杀的两个儿子的悲剧。

自杀是个危险的极具蛊惑力，在2000年在硅谷南端 Santa Teresa 山间偶见一棵被雷劈到的大树, 早已枯朽的树干开启了我的邪念，终于在七年后身体力行。

我的伯父、叔父，两个舅舅都死于自杀，我有着父系母系双方的自杀倾向的DNA。尽管因为失败、压力、沮丧怯懦，但我觉得自杀仍有着不可亵渎的庄严。

侥幸没死，又过了七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我的那个发烧友不无惋惜地说：错啦费哥，安眠药死不了呀。那是个美丽的错误, 我又多活了1/4世纪

另有一种自杀是纯精神的， 或说与个人境遇无关，譬如梵高、图灵和有过其倾向的尼采，在人生巅峰自寻短见的李翊云两个儿子更是让人唏嘘。

恕我对逝者的不敬，试探成因。这些人所以能走得那么远，

• 可能与家族的DNA相关，生活中见过这样的不断上演的家族悲剧的系列片

• 可能与家族文化相关，将暴虐一代代传承而不自知

• 可能与自身的敏感相关， 她那五岁的男孩子求爱被拒，整整4个小时不说不动，陷入成人都很少有的悲伤失落之中。

这些人往往优秀，是人类这棵大树的树瘤，有着和正常树干不一样的美丽奇葩的纹理。他的生成很意外也很正常。

人会很残忍，看到有人翻越金门大桥的栏杆，却又惧高，不敢纵身一跃的时候，相当多的人齐声高喊，“跳！” 当人们知道李翊云痛失两子的悲剧后，各种诽谤油然而生。我希望她写的一段话能让那些人有些收敛：

当大儿子自杀后，四个警察来到她家，说有件事不知怎么开口， 请你先坐下。（他们害怕着噩耗会把孩子的母亲击倒）7年后， 四个警察再次登门，说：“有件事不知怎么开口－－” 没等下面的话出口， 李翊云坐下。

其实六年前，她那13岁的小儿子已显现自杀的倾向。母亲战战兢兢做了所有能想到的努力, 但那一天还是来了.

哪怕铁石心肠,看到一个母亲这样收敛的笔触也应当口下留情吧?

很多时候, 读, 已经够了, 不需要再说什么.

那个发烧友问我，人生若是，为什么还要苟活？

我说相对于漫长混沌的宇宙，文明短暂珍贵；相对于大半生寻求温饱求安稳，富足平静的晚年太珍贵了。我要把每一餐都做得精彩，韭菜长好了，又该做1毫米厚的面皮包的15毫米厚的虾仁韭菜盒子了；我要用厨余沤肥，让韭菜长得粗壮；我要跟小鸟松鼠争抢树上的樱桃；我要在凌晨起来，用所见所闻所知所感把漂流瓶填满；隔三岔五还要跟老妻秀秀恩爱。

都说韭菜亟需的钾肥最难得,  我突发奇想, 要不要去Santa Teresa 山间, 把那棵烧毁大树的灰烬收集起来做钾肥?

作者投稿

考上了北师大

1965年盛夏溽暑难熬的一天，父亲去翼城县城买小猪——养猪，那是我家唯一的收入——碰见王老师，得知我考上北京师范大学。我扛着锄头从田间归来，心中仿佛揣着小兔，也许心灵感应，觉着家里发生了什么。一进家门，嫂子的喜悦脸神仿佛传递喜讯。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个农家子弟寒窗十二年，所期待的莫过于此。后来便是第一次乘坐火车，第一次看见斑马线和电风扇，满眼新奇。

北师大多收贫寒子弟，冬日霜晨操场多赤膊上阵光膀子的赤脚大仙！那不是为着风流，而是贫寒。南方学子初入学一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但师大学生孜孜苦读，亦能在全国折桂夺冠！在这里，贫穷不受歧视，奢华反遭诟病。虚心学习是高尚，好问穷究不为耻。

我来自晋南农村，基础教育相当薄弱，学英语是大笨伯，但我不藏拙，不遮丑，不虚伪，不矫情。不懂就不懂，朱其英同学就是我的老师。有几个音素我发不好，就觍颜请教朱其英。人家不厌其烦，我倒烦了。入学第一个寒假，张广慧问我假期干什么，我虚伪地说准备学毛选某篇某篇。张广慧说，我问你英语准备学什么？我忽为自己矫情虚伪觉羞愧赧颜。如果不是动乱岁月，我们就会沿着知识大道各奔前程。

大一入学军训和后来的战备演习，就是防止苏修入侵。丁正常装扮苏修美蒋特务被抓获。丁正常还会摆着篮子唱“花篮的花儿香”。北师大在临汾牙儿沟搞农场半工半读，躲避苏修空袭，大家很兴奋，只有我闷闷不乐。我想来到北京暮登天子堂，怎么又忽然回本乡本土当田舍郎？乡亲们会说你在村口上大学呀！这不是走回头路吗？

大一时教室有一块小黑板，我为入团，积极表现，便抄毛主席语录。晚上自习结束拿墩布擦楼道，也是功课！大一时，我好几次半夜感冒，韩佳升同学送我到校医院。第一学期，女同学向雷锋哥哥学习，张广慧等为我拆洗被子。

我和刘泽英常在一起叽里咕噜，甭管英语学得好歹，反正爱说敢说，错了也不脸红。我自己英语不行，又是土包子，但我不忌讳不回避。我把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也用到英语学习上。大概还有“积极主动争取主动权”一类战略思想。总想发言，就是总想打仗。还有林彪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也用上了。隗仁莲因为是丑小鸭在教室前排中央就座，学习也刻苦。那个农村娃饱尝过饥饿的味道，到北师大忽然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可以吃饱饭的营生，一个学期就长胖了，衣服不合身了。

文革来了

“文革”来啦。1966年6月1日谭厚兰刘兴隆得风气之先，从红旗杂志社回来贴党委大字报。下午忽然风向骤变，说不能否定党的领导。傍晚时分，公共政治课著名党史专家张静如老师大字报扭转乾坤，他说党的领导应该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委如果有错误，也可以批评。遂挽狂澜于既倒。《人民日报》笔杆子们引用马克思一句话：“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这句殊为精彩，我琢磨了几年，也未必探骊得珠。不过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的确出笼了，比如我就特别仇恨我们大队书记，所以他倒霉，我高兴。

辅导员杨芝岭的得意门生开始反戈一击批斗她，有人在地上画一美女蛇，让她站在蛇头圆圈内。啊呵，原来我们尊崇的老师还是美女！有些在政治上不甘寂寞者始终走在前列。1966年7月27日傍晚，晚霞满天，突然闻听“毛主席万岁”声巨浪排空，师生热泪盈眶者大有人在。陈伯达、江青、康生来到师大校园。自然还有王关戚、穆欣。大概后来陶铸、王任重也来了，不过坐在边上，也没有人介绍，现在看来是被冷落的。工作组的刘卓甫（物价局长）被中文系的王岚斥为“没有孙友渔（七机部副部长，原工作组长）的孙友渔路线”。王岚后来默默无闻，不显山露水。那时候崇拜江青，说到底是因为崇拜毛泽东。这次的首长讲话被传抄全国，北师大谭厚兰因而成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

1966年红卫兵风乍起，我和刘泽英结伴去清华附中串联学“唐僧取经”，嘛也没取回。后二人一同加入红卫兵师，旋又同时反水叛投井冈山，还在饭堂门前张贴“郑重声明”，煞有介事，宣布自即日起退出红卫兵师。找到井冈山康健递送了申请，康健说“研究研究”。我心想，我们看得起井冈山，你们还研究什么。那时觉着这就是杜鹃山弃暗投明反水入伙而已。我们不是红五类，有些理不直气不壮。

师大的风云人物，那时候还有陈兰彬、郑云云、李春秋、王颂平、李先华、蒲寿章（外号普鲁东）。谭力夫鼓吹血统论，我当然反感。二附中的小闯将们有一次闯进北师大广播站大闹，对空喊话，大骂狗崽子。血统论盛行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滚蛋”，“骂，骂，骂，骂出一个红彤彤（甚至有念红丹丹）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我们的女同学也张口闭口“他妈的”。国骂盛行，就是爱国。头扎小辫，腰扎皮带，女子穿短裤，就是那时的时髦装束：摩登。有一次我在英二同学的《红楼梦》上书写“黄色书刊”，弄得大家不愉快。因为我想，谈情说爱，与“三分之二”无缘。要武，不爱红装爱武装，是理想。

李春秋的大字报一石激起千层浪：《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假革命的分水岭》。这题目，多吓人。后来的“红梭镖”就以这批老师为班底。我个人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站在少数派一边。不过在当时反对工作组，为被打成“游鱼”的学生平反，才真的算是革命呀。

有一件事情值得回忆，我们外语系的孙文博大姐，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属于红五类，筹委会主任，红卫兵师长（后来被叫作伪红卫兵师，因为北师大是师级单位），厅师级干部。有一次大会她朗声道：“被敌人反对是坏事而不是好事！”引起一片嘘声。还有一次，32111钻井队做报告，她说：“给英雄的32111钻井队献花圈。”她的名言：“毛主席为我们亲笔题写‘北京师范大学’金光闪闪八个大字”。我掰着指头一算，明明只有六个大字呀。你想，这分明是紧张所致，又不是她算术不行。我这里不是嘲弄大姐。那个时代把人异化啦！

1966年冬我和雷、刘也试图脱颖，办了个钢板蜡纸刻印之《新思潮》，引1918年《湘江评论》毛泽东话：“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想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任务。”“文革”大串联，我和王尔德、雷天生、韩佳升来到太原南文化宫造大庆展览的反，放了个马后炮。被我们批判的王文章，老红军，后来成了副省级干部。

文化革命是一个不知宽容包容为何物的时代。那时所继承的政治学说，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国家学说、政权专政政府理念，同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国家相差十万八千里。文化革命起初想用公社代替国家。北师大新思潮派提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马克思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赞赏的巴黎公社那些摧毁旧国家机器的措施，主要都是弱化强制手段的措施，包括废除常备军而只保留民兵。马克思绝不是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而建立无产阶级常备军。《法兰西内战》的核心思想是无产阶级不能“借用”而只能“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巴黎公社在人类历史上做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

我和同班来牛、新华诸君“文革”派性斗争中不选边，而是做第三势力中间派取中庸之道（但非逍遥派），不采极端立场，看两边都不顺眼。这一派不知谁匠心独运取名曰“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此乃“海派”的由来。我们临时起意，叫了个“云水怒”“战斗队”。其实没有战斗，没有发过一枪一弹，完全是个子虚乌有。1967年纪念领袖诞辰，我们出墙报纪念，刘来牛画了波涛汹涌激流飞湍巨轮朝日领袖挥手，隐喻大海航行靠舵手。

不堪回首的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肇端于北京中学生——清华、北大、北师大、人大附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是其衍生物。北工大谭力夫们讲话大骂“狗嵬（崽）子”，令吾辈灰溜溜，一时雪压冬云白絮飞，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学生到北师大广播站骂狗崽子。我心里不爽。文化革命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触及灵魂，批人性论，污染和玷污了人性。人变成了鬼。

文化革命中外语系批斗黎浩智老师，大字报罗列罪状之一是他们哥仨叫黎浩智、黎浩仁、黎浩勇，和蒋介石的智、仁、勇符合。西北楼内有人骂董辉是狗崽子，董辉机智地说，他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方义奎说，你也配做劳动人民的儿子？他说：“陈伯达同志说，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理科一位汤姓同学遭遇人格侮辱，被骂作是“汤二麻子”，他出身不好，自我革命改名为毛为民，但同班级同学站在凳子上用长把扫帚覆盖：“你也配姓毛？！”不让他革命。方义奎同学后来因为质疑林副统帅而蒙难。我觉得我们应该彻底走出“批评某某人就是反革命”的恶性循环。我们当然不必要把反对某某人的人奉为英雄，英雄崇拜的时代应该过去，我们是肉身凡胎，不是先知先觉。我们也不鼓励激荡人们同权威同长上做斗争成为英雄。但我们的确应该避免制造罪犯，彻底走出揪斗——平反——揪斗的怪圈。

1966年8月一夜，北师大二附中红卫兵用皮带抽打老师，女孩子失去了应有的羞涩和文静，惨烈的哀嚎声从被厚布蒙蔽窗户的教室传出，耳不忍闻。文化革命北师大死于非命的有著名马克思主义逻辑学家马特、物理学家祁开智。我们系的教授何万福、胡明跳楼毙命。学生纵身一跃千古恨者亦不在少数。

始料不及的是，运动的发展走向反面，宋彬彬、宋要武们的父辈首当其冲。于是1966年冬发生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十二月黑风，北京大中学红卫兵中部分高干子弟回光返照，中学生有所谓“首都中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这批高干子弟——第一批老红卫兵发祥地——走向中央“文革”初衷的反面，受到周、陶、江、康批评之后，乃组织“联动”以图东山再起，炮打中央“文革”（包括王关戚）。1966年冬的一个寒夜，我们奉命到北京站搜捕欲逃离京都南下的“联动”分子。

1966年北师大革委会的几个热血青年委员樊、黄、李头脑一热不知道怎么就宣布推翻革委会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好像十月革命攻打冬宫临时政府一般。被称为“有保姆的左派”的谭厚兰此前因为与林杰风雨同舟（反对派叫贼船）而被打倒在地，这时候革委会其他人痛哭流涕表示上了林杰的贼船如梦初醒，大批骨干宣布立即退出井冈山。半夜时分中央“文革”和北京卫戍区三道金牌急急如律令，樊、黄、李从此落入法网。“九七事件”，樊、黄、李推翻了革委会，按照游戏规则被捕吃八两窝头。

王颂平等当初井冈山的开山鼻祖为对抗谭厚兰成立井冈山造反兵团，十来个人七八条枪，成为最大反对派，当时就叫派性，和党性对立。

1968年春发生号称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右倾翻案风——倒谢。北京红卫兵中一派打倒谢富治的标语贴满京城大街。三军造反派所向披靡。谢当然是江青一派的。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冲锋陷阵。后来杨余傅被当作倒谢主力军的后台逮捕，算平息风波，称“反击右倾翻案风”。林彪讲话，局势得以掌控。参与倒谢的“造反兵团”树倒猢狲散，于是有了打倒王颂平、李先华的一幕出现。包围工五楼断水断电。北师大原武装部长在革委会武斗动员大会上叫嚷“踏平工五楼，不要啦”，说他心情沉重，中午只吃了五个饺子，引起哄笑。革委董主任做誓师动员演说。攻坚战，云梯是木梯。强力弹弓，劲弩连发，不过强弩之末势不能穿玻璃。小平车当战车。食堂工人杜某打兵团学生当游戏好玩！所以工宣队进驻算解救了兵团。

外语系有个“钢一连战斗队”，“缚苍龙”，“瓦西里”，有雅谑之士讽刺曰：“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臭龙·契卡夫”。《诗·卫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意思就是善于开玩笑，但不使人难受。

“揪刘火线”把刘少奇钉在十字架上，高喊“打死他”的人群中就有我的身影。在北师大召开批斗彭德怀、余秋里、彭真、李雪峰大会，全市数万民众扔石头，全民迷狂，愚蠢得可以。那些用巨手在大卡车上使劲摁住彭德怀光秃秃脑袋又不时掰起他的亮晶晶脑门的人，自己后来似乎也坐了“土飞机”。

进了调查组

1967年3月我被抽调到社科院和北师大的“中央各部联合调查组”，那是中央“文革”为渗透到周恩来管辖地盘窃取动向，为了掌控中央各部大字报上有关李先念、陈毅的意见，反击“二月逆流”。我被分到财贸口。然而其实没有见到过一张关于他们的大字报，没有任何文字批评过他们。虽是有闻必录，但也乏“恶”可陈。我们当时的心态是巴不得捉到虱子，越多越好，可惜没有。当时野心勃勃，希望能打活老虎。青年人容易被利用。人有虐待情结，希望别人倒霉。肉食者正利用人性的弱点从中渔利。

我在中央各部调查组结识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牟钟鉴、李富华、李兴华诸位大哥哥。起初奇怪怎么还有大学生研究宗教，问他们可不可以结婚，是否必须持斋食素，是不是打到宗教内部窃取情报。后来才知道毛泽东说过学点宗教，又知道同在一个调查组的人观点不尽相同，也有维护李先念、李富春、陈毅、余秋里的。他们后来也分成两派。

文化革命打破师生界限，我们连起码师道尊严都抛弃了，对老师直呼其名甚至喊绰号。有一次下乡插秧劳动总结，三结合革命干部系革委副主任柳玲梅说“有的革命同学大腿被蚂蟥叮咬”，大家大笑，结果传成“革命的大腿被咬”，甚至“革命同学被反革命蚂蟥咬了”。

清查516越来越扩大，越来越离奇！普通学生质疑过某人，就是516。“有思想、有言论、无须行动，同一时期受同一思潮影响的人，皆为516”的定理出笼。逻辑推理是这样的：1959年彭、黄、张、周并没有共同策划于密室，但观点一致，就是反党集团。

要董连猛交待（代）“九二黑会”的车轮战术，我参加了，坐在后排。但后来越来越觉得这案件离奇地虚假，于是消极怠工。当然积极开展斗争的大有人在。有一次我领着他放风去主楼旁边葡萄架下喝凉白开，就大胆和他坐下闲聊。他倾诉衷肠。我表同情，鼓励他大胆翻供！我是内奸！我于是失宠于工人叔叔。

后来工宣队炮制的荒谬绝伦之说出台：造反兵团是九七事件樊、黄、李第二套班子，是第五纵队，和谭厚兰演双簧。这荒谬理论叫人大跌眼镜。这是荒诞派戏剧。我大胆批评这一胡说，充其量是言论，奈何亦被罢官——那个九七事件是几个娃娃头脑一热搞起来的，连谭厚兰也懵了傻了。

珍贵的复课

我们得感恩刘宝英老师在战马倥偬岁月里复课闹革命为我们上英语课（内容不外两报一刊社论老三篇）。我和拙荆至今还能背诵《为人民服务》中“Our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ighth Route and New Fourth Armies led by our party are battalions of the revolution. These battalions of ours are wholly dedicated to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 and work entirely in the people’s interests. Comrade Zhang Side was in the ranks of these battalions.”（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可是不争气的我，却没好好学习，而是醉心于党同伐异乱党政治暴民运动。我还写大字报提倡取消中小学英语课，真乃昏头昏脑愚昧得可以。我后来研究英汉对比，赞美拼音文字，斥责象形文字之非。我也有些内疚，因为“文革”的关系，在“文革”中，有时候我们和杨芝岭老师刘宝英老师陈达星老师竟然形同陌路——因为忌讳谈论“文革”派别敏感话题。

“文革”中两报一刊社论单行本，我几乎每册必买。“文革”小报传单首长讲话，我攒了一纸箱，毕业时精简后装订两册，但1980年亦遗弃。北师大非法印制的未发表的毛主席文集八册，在全国应是最齐备的。这当然没有被控告侵权索取版税。有一次开会，我活学活说：“现在十点，开会。”大家哄笑，因为这话是毛主席主持中央会议说的。工宣队进驻落实政策（实为解放干部）开会发言稿常是我写让董、孔代表二班去念。

“文革”后期，有些书店书籍解禁，1970年代初北京东安市场处理旧书、西四书店内部发行学术书籍，我都徜徉其中。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也是我经常光顾之地。

我常说“英语26个字母我只学了24个，‘文革’就开始了”。我从来不避讳说自己是69届大学生。我也不回避自己在“文革”中还算积极——就因为这，同学同事佩服我说，人家巴不得撇清自己在“文革”中的事情。大学毕业，大家的鉴定写的都是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只有我没有这一句。我找到都祖尧书记，他反问我：“你积极参加文化革命是干什么？”好像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了。我问，你说我干什么。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自传，我写的是：以理性态度积极参与文化革命。大家觉得我的自传朴实自然得体。四人帮倒台，我是彻底否定“文革”派中人。

《天涯》2016年第3期

读者推荐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先后在江西庐山举行，史称 “庐山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罕见遭受严厉政治批判，之后被彻底认定成了“右倾分子”。也正是从这次会议开始，一股“左倾”浪潮开始席卷全国，经过7年的发展终于得到了大爆发（文革）。

本来这是一场极其正常的例行会议，中途却突然演变成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政治批斗会，这样巨大的转变既包含了一种偶然性，其实也暗含了一种必然性。

偶然性指的是，引爆这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意料之外的一封“万言书”，作者是彭德怀，写作时间是1959年7月14日深夜，即庐山会议开始12天后。

必然性指的是，导致这次事件持续发酵的，不仅仅是因为一封“万言书”，还与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复杂国内外形势密切相关。

庐山会议现场照片

单说“万言书”。

1959年7月12日下午，彭德怀步行至“美庐”别墅，想找毛当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以引起毛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由毛出来讲话尽快纠正。不料走到别墅门外，被警卫参谋挡驾，说毛还在睡觉。

彭德怀联想起战争年代自己与毛亲密无间，有急事、要事随时可直接推门入屋，有时毛还在睡觉，他就掀开被子唤醒起床面谈。但他知道现在不能再这样了，只好悻悻然转身离开。面谈不成，彭德怀想到会议过两三天就要结束，生怕误了事，就改用写信方式坦陈己见。

13日中午，他拿着拟好的提纲口述，让参谋王承光记录整理。至14日下午，彭德怀两次修改信稿，让参谋誊抄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嘱其立即送交毛的秘书。待参谋回来告知信已送到，彭德怀连说“好，好，送到了就好”，顿觉心头一块大石落地。

这封信分甲、乙两个部分，总共几千字。（而真正的“万言书”是指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写8万字的信，申述自己遭受错误批判的冤屈，请求党全面审查自己的历史。所以，彭德怀上万言书申冤才是传说中真正的“万言书”。）

毛收到信件仔细读完后，默默地将它放在书桌上，直到两天后才突然决定将这封信公开传阅，这显然出乎了彭德怀的意料。他更没有想到，这封信会引发轩然大波，给自己惹来弥天大祸！

1959年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等文件。

从此之后全党开始了一场大范围、高强度的反右倾斗争，彭德怀因此遭受空前罕见的政治打压。

---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４３．５％。

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

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

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

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

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

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

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

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

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

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３０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

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

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１８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

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

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

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

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

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

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

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

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

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

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

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

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

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

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

来源：家史春秋

读者推荐

内容提要：本文以《胆瓶秋卉图》为切入，提出一种以”间”为核心的关系本体论：意义不源于主体或实体本身，而生成于物与物、诗与画、人与世界之间的缝隙。通过对现代”关系转向”与宋代理学”格物”传统的对读，文章指出，南宋案头小品早已以极简的形式，预演了一种对象间自律的秩序。在这一静默的关系网络中，人不再居于中心，而是在参与、受限与被排除的张力中重新寻找自身的位置。由此，文章引向一种”退后的伦理”——以克制取代占有，以让渡回应世界，在不主宰关系的前提下进入关系，让自由生成于”间”的显现之中。

一，引言

当下，屏幕已经彻底霸占了案头，算法替我们决定目光该往哪里飘。在这个万物皆可“交互”、一切都得即时回应的时代，我们跟物的关系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却又翻天覆地的变形。手机叮一声就拉你进下一个通知，智能音箱随时等着你发号施令，连冰箱都开始追踪你的饮食、”懂你”的喜好。

可就在这种过度连接的喧嚣里，一种古老的、几乎沉默的美学突然变得格外刺耳地新鲜。这种新鲜感，并非源于某种先锋的挑衅，而是源于一种”退后”的定力——有时，它藏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视线越过闪烁的蓝光，落在南宋画院那些无名小画师留下的案头小景里：一尺见方的绢本，寥寥几笔，一枝残菊斜倚胆瓶，旁边是大片的留白。它们什么都不说，却好像在说很多。在这种“不言”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人对物的支配，而是物与物之间那种沉默的交往。

胆瓶不为取悦观者而立，残菊不为注解秋意而生。它们在留白的空隙里彼此对视，维系着一种独立而平等的尊严。这种安静，竟然与二十一世纪才真正火起来的“客体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撞了个满怀。这并非我们硬要把古人拉来贴上当代哲学的标签，而是这些小画本身，已经在用最安静的方式，提前几百年摸到了我们今天才开始讨论的那个“转向”——从狂热的“我”中心跳出来，从确凿的实体滑向关系的边缘，从喧嚣的主体退回到那个深邃的“间”。

宋代文人天天挂在嘴边的“格物”，其实远不止道德修养的功夫，它更像一种日常里的本体论直觉：不是去征服物、定义物，而是静静地让物自己显现，让“我”在物与物之间、物与我之间找到那个不抢戏的空隙。《胆瓶秋卉图》这类南宋院体小品，正是这种直觉最直观的视觉证据。它们用极简的构图、刻意的留白和若有若无的“间”，同时织出了三种交叠的“间性”：文本之间的间性、主体之间的间性、对象之间的间性。

而这一切，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很当代、也很古老的生存姿态——我称之为“退后的伦理”。不是逃避，不是谦卑到虚无，而是在承认每一件物都有它自己的内在生命、自己的倔强自律之后，人学会优雅地后退一步，找到那个既不霸占、也不被吞没的恰当距离。在万物都在拼命“连”上来的时代，这种“退后”反而成了最激进的温柔。

二，从实体到关系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长期存在一种以实体为基础的倾向：在古典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第一实体构成存在的基本单位；在近代认识论转向中，主体与对象的二分结构进一步强化了以独立个体为出发点的理解方式。在这一框架中，关系往往被视为附属性或派生性的结构，而非存在的根本维度。

然而，二十世纪之后，这个预设从不同方向被动摇——”关系”开始先于实体。这一转向并非单一的革命，而是在语言学、文本理论、交往哲学与生态思想中平行展开的缓慢瓦解。

语言的差异网络首先显露端倪。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结构性洞见成为开端：语言符号的价值不在于与外部实物的对应，而在于系统内部的差异关系。他写道：“语言中只有差异。”意义并非符号固有的属性，而是符号与符号之间那道无声的“间”（interval）所生发的产物。

这一逻辑延伸至文本领域，便有了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任何文本皆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转化与引用，其意义不在封闭的内部，而在文本与文本的交汇处、在引号与引号的缝隙中持续生成。这已超越传统的“影响研究”，而是对文本自足性的根本否定。

在主体的层面，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间”引入理性的核心。他批判意识哲学将理性视为个体心灵的私有财产，转而提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理性并非大脑的独占物，而是在主体与主体的言语交往中、在共识达成的过程里才得以显现。自我认同的成立依赖于他者的承认，理解的可能性则根植于共享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

而当这一转向进一步脱离人类中心，便抵达莫顿（Timothy Morton）的“对象间性”（interobjectivity）。在《生态思想》（The Ecological Thought）中，他引入“超对象”（hyperobjects）的概念——那些在时空尺度上巨量分布的存在，如全球变暖、核辐射废料。这些对象突破了主客二分的框架，揭示出物与物之间先于人类意识的纠缠（entanglement）。 莫顿的理论提示我们，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瓶与菊的相遇、石头与苔痕的静默对视，皆自有其不依赖人类注视的自律逻辑。

这三重“间”——文本间性、主体间性、对象间性——构成了哲学视域不断外拓、人类权力递次让渡的脉络。文本间性尚需读者的阐释介入，主体间性仍局限于人类交往的场域，而对象间性则彻底将人置于物与物关系的网络之中，不再是中心，而仅是一个节点。

正是这一从实体到关系的漫长位移，为宋代案头小景中那种静默的“间”提供了当代的关联性：它们以最简约的视觉方式，早早预演了关系优先于实体的本体论直觉。

三，格物、清供与折枝小品

宋人虽未明确使用“间”这一概念，但“格物致知”的修身实践，却在理学思想的框架内，悄然孕育出一套与二十世纪“关系转向”高度契合的本体论。这一“关系”本体论并非零散的直觉，而是嵌入程朱理学核心的深刻维度。

“理一分殊”首先揭示了关系的优先性。程朱理学视“理”为贯穿万物的普遍秩序，却强调这一秩序并非抽象地悬置于物外，而是具体地显现于物与物的关联之中。程颐言：“万物皆是一理”，又云“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二程集·遗书》卷二上）。这里的“一理”并非孤立的实体，而是使万物“各正性命”的关系网络。朱熹以“理一分殊”进一步阐明：普遍的“理”唯有通过特殊的“分殊”才能现身，而分殊的本质正在于物与物之间的差异、呼应与互限。

“格物”因此远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观察，而是对物与物之间“理”的静默体察。一枝菊单独置放，你仅见菊之性；一旦将菊插入蓝釉长颈胆瓶，置于镂空瓶架之上，并留出大片空白，你所见的便是“关系”本身：菊枝的微倾与瓶口的迎合、器物与虚空的呼吸、高低错落的韵律。宋人深谙：物的意义不在其封闭的内部，而在其“位”——即它在关系网络中的恰当位置与分寸。

这一思想直接催生了清供文化。案头陈设的花、瓶、石、炉、香，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格物”的日常场域。通过每日与物的相处，士人训练自己感知物与物之间的“理”，从而在这套自律的秩序中寻得自身的退让与位置。这不是占有或征服，而是承认那个先于主体、不依赖主体而运行的网络，并在其中找到不逾矩的共处之道。

南宋画院留下的折枝小品，正是这一美学的视觉结晶，其语法极为精微：幅面极小，通常一尺见方，暗示这种凝视无需宏大的舞台，一个案头即足以构成完整的关系世界。留白极大，空白并非空无，而是“气”流通的场域，是物与物之间关系得以舒展的余地。留白本身即是“间”的视觉化呈现。

无款署名，并非作者谦抑，而是画面有意淡化主体的存在。格物的伦理要求观者将注意力置于物与物之间，而非画者或观者自身。题诗极为克制。与后世文人画“诗画一律”的融通不同，宋院体小品的题诗往往仅指向物，却不穷尽物。诗言菊，画中之菊却溢出诗的界限；诗与画之间保留一道刻意的缝隙，意义正是在这道缝隙中悄然漂移。

这种视觉语法预设了一个沉默而自律的关系网络。当我们今日面对《胆瓶秋卉图》时，所携带的不仅是宋人的“格物”传统，更是二十世纪对“间”的理论自觉。两套系统在此交汇，共同照见那个幽微而持久的现场：在物的相遇中，人学会后退，让关系自身显现。

四，《胆瓶秋卉图》的形式分析与意义生成

《胆瓶秋卉图》，绢本设色，纵26.5厘米，横27.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面极简：一枝秋菊斜插于蓝釉长颈胆瓶之中，瓶置镂空瓶架之上，背景一片虚空。无人物、无叙事、无款识，仅右上角题诗一首：“秋风融日满东篱，万叠轻红簇翠枝。若使芳姿同众色，无人知是小春时。”

构图呈现一种精密而克制的数学关系。胆瓶的纵轴略偏右侧，与画面右缘构成近似黄金分割的比例；菊枝自瓶口向左上方逸出，其斜线与瓶身的垂直线形成约30度的夹角，这一角度在视觉心理学中被视为动态平衡的最优状态。镂空瓶架的横向纹理与瓶身的纵向轮廓构成正交网格，而菊枝的曲线则悄然打破网格的刚性，注入生命的流动性。

色彩亦构成了“间”的场域。蓝釉的冷调（钴蓝偏紫）与秋菊的暖调（朱红、赭黄）形成互补色的内在张力，却被刻意压低的饱和度所缓和，达到一种既对抗又和解的平衡。背景虚空并非纯白，而是绢本淡米色的底色，它作为“第三项”调解蓝与红的冲突，使对比不趋于尖锐，而进入一种“融”的状态——这正是题诗中“融日”的视觉对应。

在这一形式基础上，对象间性——清晰显现。瓶、菊、架之间的关系并非为取悦观者而设，而是一种不依赖注视而自足的秩序。胆瓶的高度约占画面纵向的2/3，菊枝的跨度约占横向的1/2，形成严格的比例；稍有挪移，气韵即失。镂空瓶架的通透纹理不仅提供支撑，更引入“虚”的维度，使实体的瓶与菊在虚实之间呼吸，而不至于沉重坠落。

这正是莫顿所谓“对象间性”：物与物之间拥有先于人类意识的自律网络，人仅是后来者。宋人言“万物有理”，即指这种不依人意志而运行的秩序。画中瓶与菊，在八百年前已由另一双手安置妥帖；在我们的注视离去之后，它们仍将延续这种沉默的交往。

然而，画面同时发出一种沉默的召唤。清供的礼仪、题诗的典故（“东篱”暗指陶渊明）、蓝釉的质地辨识——这些文化编码预设了一个“懂行”的观者。你须识得胆瓶源于宋代陶瓷的经典样式，懂得秋菊的物候与隐逸德行，方能进入其语境。这正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一套支撑理解的共享背景。

诡谲之处在于，画中空无一人。主体间性在此被悬置于一种“等待”的状态——它预设了对话，却让回声消隐于虚空。这种悬置充满张力：画面维持交往的规范性（你必须“懂”才能进入），却拒绝让交往庸俗地完成（无人确认这种“懂”）。它成为一个永远在等待、永远保持纯粹性的交往邀请。

题诗与画面的关系构成另一层对象间。诗言“万叠轻红簇翠枝”，画中菊却疏朗几枝；诗言“满东篱”的壮阔，画中却是案头的微缩。这并非描绘的疏漏，而是刻意的“间离”。诗为文本，画亦为文本，二者之间并非互鉴，而是保留一道无法缝合的缝隙。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在此具体化：意义在诗与画的张力中持续生成，永不靠岸。你可以用诗接近画，却永无法穷尽画；反之亦然。这种“不可穷尽性”正是“间”的馈赠——它阻止意义凝固，保持解释的开放性。

在这一关系的剧场中，《胆瓶秋卉图》不再是单纯的图像，而是一个幽微的现场：物与物、诗与画、观者与画面，在沉默的交往中共同生成意义。人退后，关系前行。

五，人在何处

当你站在《胆瓶秋卉图》前，你同时占据了三种互不融洽的位置，三种位置在你身上交汇、拉扯，构成一种奇特的、难以安顿的张力。这张力并非冲突的噪音，而是”间”的真实形态——人在关系网络中的悬浮状态。

首先，你是意义的共创者。 你携带着过往的所有阅读史、所有秋天的记忆、所有触摸过的瓷器与花枝，步入画面。你的心境、你的季节感、你的隐逸情怀，都在这一刻悄然介入。诗与画之间的缝隙（文本间性）为你敞开，你在其中填入属于自己的理解：或许是某年东篱的菊影，或许是某个午后的闲愁。在这个层面，你是主动的；画面因你的到来而生发出此时此刻独有的意义。这种共创并非随意，而是”间”所允许的微妙介入——它邀请你，却不让你独占。

其次，你是规范的被质询者。 当你试图确立这份主动性时，一套无形的目光已悄然降临。那是关于”雅”的标准、清供的礼仪、秋菊隐逸的典故、蓝釉器型的文化编码——它们如同缺席的他者，静静审视着你。你感到一种”必须懂”的压力：懂瓶的来历、懂菊的时令、懂东篱的渊源。你必须以恰当的姿态进入，否则便落入俗套。这种被规范审视的感觉，正是主体间性的核心经验。它提醒你，理解从来不是纯粹个人的产物，而是已被文化、生活世界所预先塑造。你在共识的边缘游走，既渴望被接纳，又因无人现身确认而生出局促。

然而，在最深的一层，你是彻底的局外人。 对象间性在此显露其冷峻的真相：瓶与菊、架与虚空之间的秩序，先于你的注视而存在，也将在你的目光离去之后继续运行。它们之间的比例、呼吸、虚实交错，皆自成一体，不需你的目光来赋予意义，也不因你的目光而改变。你并非这套关系的必要条件，甚至不是它的见证者。你只是一个偶然经过的节点，被这自律的网络短暂纳入，然后又被迅速释放。在这里，人的中心幻觉彻底瓦解：你以为自己在凝视，其实是你在被凝视、被经历、被短暂地穿越。

这三种位置的共存，便是”间”的真实体验。你不在中心，亦不在边缘；你既参与，又被排斥；既被需要，又被无视。你被同时拉向三个方向，却不被任何一方彻底拽走。这种身份的悬浮，这种在三种力场中保持微妙平衡的状态，正是宋代折枝小景最深刻之处。它既不让你成为意义的霸权主宰，也不取消你的参与；它向你发出交往的邀请，却又悬置了交往的完成；它让你感知到物的自律，却未曾将你彻底放逐。

于是，”人在何处”不再是一个可以安放的答案，而成为一个持续的疑问。在这幅一尺见方的绢本上，人被轻轻推到一个受力点的位置：既是关系的闯入者，又是关系的旁观者；既在场，又缺席。这种位置的重新分配，并非贬低，而是解放——它让人在万物自行的秩序中，学会一种更谦卑、更自由的共在方式：退后一步，让”间”自行显现。

六，结语

如果”间”是存在的基本方式，那么伦理的问题便不再局限于”我如何对待他者”，而转向”我如何在关系中存在”。这要求我们放弃一个根深蒂固的执念：将自身视为万物关系的起点与终点。

宋人的格物实践提供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坐标。通过每日与瓶、菊、石、炉的相处，士人训练自己去体察物与物之间的”理”，从而在这套复杂而自律的关系网络中，找到一个有分寸的节点。这并非为了占有或控制，而是在共处中承认那个先于主体、不依赖主体而运行的秩序。

这种伦理要求一种特殊的能力：感知到即便自己不在场，万物之间的关系依然蓬勃存在。瓶与菊的相遇并非因你的注视才获得意义，它们本来如此。这种放下并非虚无主义的退缩，而是对”参与”的重新定义——你的介入不是创造了一段关系，而是被一段早已存在的关系网络所接纳。

这与道家的”无为”、佛家的”不执”确有亲缘，但”间”的伦理更强调关系中的积极定位：退后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了以更恰当的方式进入。承认物的自律性，不等于放弃人的责任；恰恰相反，只有承认这种先在的”间”，人的回应才变得真正有分量——不再是将意志强加于物，而是在感受关系的同时，做出恰当的回应。

在当代语境中，这种”退后的自由”具有特殊的治愈意义。我们曾深陷于一种幻觉，认为意义是自我的赋予，世界是围绕自我运转的。然而，当这种幻觉遭遇真实的关系网络——脆弱的生态系统、沉重的历史脉络、他者不可言说的内心——它往往只能产出疏离与无力。

“间”的伦理作为一种感知的训练，要求我们在进入任何场域之前，先承认这段关系不以你为起点。你进入森林，森林的脉络已运行百年；你进入历史，历史的纹理不因你的诠释而偏转；你站在《胆瓶秋卉图》前，瓶与菊的秩序在八百年前就已安置妥帖。

宋代折枝小景留给我们的最安静的提示是：蓝釉长颈瓶与那枝秋菊，并不需要你才能存在。但当你真正进入它们之间，你也便成了”间”的一部分。

在生态危机日益紧迫、算法日益试图将万物纳入即时响应的今天，这种”退后”是一种必要的抵抗——抵抗那种将万物工具化、将关系简化为”交互”的现代性暴力，重新学习在沉默的交往中，做一个有分寸的节点。

退后一步，让”间”自行显现；退后一步，也让人在关系中重新获得自由。

注释：
1，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57–158页。
2，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词语、对话与小说》，载于《克里斯蒂娃读本》，托里尔·莫依编，王德威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第45–78页。
3，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00–150页。
4，蒂莫西·莫顿：《生态思想》，陈荣钢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28–50页。
5，《二程集·遗书》卷二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5页。

主要参考书目
克里斯蒂娃，朱莉娅：《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史忠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克里斯蒂娃，朱莉娅：《诗性语言的革命》，张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哈贝马斯，尤尔根：《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
哈贝马斯，尤尔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莫顿，蒂莫西：《生态思想》，陈荣钢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
莫顿，蒂莫西：Realist Magic: Objects, Ontology, Causality, Ann Arbor: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3.
索绪尔，费尔迪南·德：《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哈曼，格拉汉姆：《客体导向本体论：一种新万物理论》，伦敦：企鹅出版社，2018年。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苏轼：《东坡题跋》，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
邓椿：《画继》，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南宋画院的危机与转型》，载石守谦编：《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1996年，第245-280页。
孟久丽（Julia K. Murray）：”Art-Historical Approaches to the Painting-Poem Pair in China,” Ars Orientalis, Vol. 23 (1993), pp. 456-482.
李慧漱（Hui-shu Lee）：Exquisite Moments: West Lake & Southern Song Art,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Gallery, 2001.
石守谦：《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巫鸿：《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文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哈里斯（Robert E. Harrist Jr.）、方闻编：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1999.

作者投稿

下面的故事，是真实的经历，不是编小说。

四十多年前，我所在的贵州小县城凯里周围，迁来十几个隶属于第四机械部083系统的“中央厂矿”，好像雨天后林子里的蘑菇一样，散布在四周的山旮角里。接着，在每周例行的“赶场”时，原本熙熙攘攘总是晃动着靛蓝土布衣、苗家百褶裙的街市，突然也从四面八方涌进好多劳动布工装，他们不太讲价的采购，崭新的一色穿着，和掺杂着地方方音的普通话，让这个小镇，变得有些异样。

老街上的本地人——我们叫他们“凯老街”——当然有些自惭形秽，毕竟人家是拿工薪的，就连1956年建立自治州以后逐渐迁来的那些地方干部子弟——我们叫他们“州委子弟”——也觉得有些望尘莫及，因为他们一开口的那些“北京话”，不管说什么，总觉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才能说的调调儿，尽管有的北京话已经羼了很地方的方言，但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这话真的是千真万确，他们俨然成了这里人的时尚象征，凡是沾了他们的边儿，甭管是衣服、语言还是走路的姿势，就挺着胸脯很荣耀。不过，他们对本地人的傲慢神情，也使得本地土鳖对他们有些羡妒交加，这种情感常常惹起事端，在我的记忆里，为了不知什么事儿就大打出手造成流血事件的就有十几起。

这都是陈年旧事，本来，事隔几十年，也都淡忘了，或者已经埋在心底，不太愿意翻出来，可最近看了王小帅的电影《青红》，才再度钩起我的回忆。不过，《青红》说的是省城附近应该是011系统的故事，和我在的黔东南凯里不同，而且王小帅是那些“外地人”的后裔，他说的故事，也是外地人（以上海人为代表）的故乡依恋，以及对本地人的无端拒斥。也许，关于外来人和本地人故事背后，还有关于文明和落后的理解，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之间乡土认同的差异等等，然而，我这里要说的，是那个世界里，有三个既不能进入中央厂矿的外地群体，又不属于凯老街和州委子弟等本地群体的青年人的故事，夹在“本土”和“外地”两者之间，也许他们的经历和心情，比起青红来就更复杂，所以，我的题目叫“非青非红”。

我和我当年最好的朋友刘元、惠伦，既不是凯老街或州委子弟一类本地人，也不是六十年代三线内迁时来的外地人。我们三家都来自北京，却是在六十年代初从各部下放来的，刘元、惠伦家是冶金部的，不知道为什么好端端地，会把他们从冶金部下放，这里并没有什么需要冶炼的。刘元的父亲在州委党校当教员，因为他有文化，算是读书人。惠伦的父亲在县机关，那时他还年轻，记得是我们那里有名的篮球好手，放在现在，算是县城里的迈克尔乔丹，后来还当过县篮球队的教练，但当时他的正经工作，好像是县政府的一个小科员。我家则来自外贸部，父亲虽然出身大学的外贸专业，又曾经在南京军政大学当过教员，但自打一参加革命工作起，就因为好乱发言的脾气，始终在被戴帽和下放的边缘摇摇晃晃，虽然混过了好几次风浪，但终于在六〇年最困难的年头，被驱离外贸部，赶到凯里这个贵州东南边缘的山城。

和我家一起下放的，还有另外三家。一家的男主人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陈叔叔，他后来托人走关系，在文革前就回到北京外贸学院教书。另一家是学西班牙语的韩叔叔，他大概是单身，高高瘦瘦的，至今我不知道他的下落，后来我家全部离开凯里，他却还在当地苦撑。最后还有一家，男主人赫赫有名，是当过蔡元培先生秘书的高平叔先生，他后来回天津当教授，编了《蔡元培全集》和《蔡元培年谱》，据说，1952年他从美国回国的时候，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还特意接见他，本算是“海归”的大教授。可那时他从一级教授降到三级教授，从三级教授降到普通教师，从北京下放到凯里师范，最终连语文课也不让他上，只能在巴掌大的资料室里管理图书。他的太太姓张，传说是莎士比亚专家，英文极好，个子高高的，常常模样很奇怪地，用大扁担挑着两个小小篮子去买菜，篮子里左一棵白菜，右一个茄子，也许连五斤都不到，晃晃悠悠摇摇摆摆的，却也成一副担子，惹得当地剽悍的苗家汉子常常大笑，仿佛看西洋景儿。

七十年代上半叶，文革高潮已经过去，这几家也从被惨斗的牛鬼蛇神中逃脱出来，大体过上了正常的团聚生活。插队农村的我们，虽然没有找到好工作，但大多也都回城。三线内迁早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那些外地人渐渐熟悉了这个民风强悍的山城，而本地人也看惯了这些自倨自傲的外地人，在赶场的日子里都混在一起。可是，本地和外地的认同感始终是泾渭分明，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从上海、从北京、从四川内迁的人，其实很悲惨，他们的心里，一方面是“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悲哀，一方面却是城市人对本地人的无端傲慢。他们身在苗乡却保持着外地人的口音、衣着、圈子，本地人对他们的敬畏，又增加了他们的自负。特别是，当时从下乡的知识青年里招工，因为是中央级厂矿，又是保密的电子设备生产单位，所以要选根红苗正的，只有本土优秀和纯粹的年轻人，才有可能进入这些地方，这种优选法把地区的差异和出身的差异，又加上了文明（技术）的差异，更激发了他们的倨傲和狂妄。凡是被招进去的本地人，虽然是本地出身，却因为沾了中央级的光，也都仿佛高人一等，迅速地认同了“中央”而背弃了“地方”，穿着劳动布工装挺着胸脯对我们也操起了北京话，连国骂都是“我操……”，省略了后面的宾语，也显出了连骂人都比你文雅。

刘元、惠伦和我当时都二十一二岁，因为家庭有问题，进不了中央厂矿这个高门槛。一开始，我们都曾经想过这个路，可是，当招工的人从鼻子里喷出蔑视的气，眼睛里露出嘲笑的光，我们就知道无望，再也不心存妄想。惠伦的父母情况好些，就落在一家叫做红光化工厂的小厂，算是有技术的产业工人。我则因为父亲母亲的缘故，只能靠我在乡下插队时曾经做过砖瓦的本钱，好不容易混进了县砖瓦厂，仍然干着用手工打砖打瓦的活儿，只是每月有一份薪水，吃饭有一个食堂。刘元最惨，他父亲文革初期被迫害自杀，全家落了个“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家属帽子，所以，只能到一家国营饭店去做厨师，虽然饭店吃得饱，但在一般人心中，地位就比起工人阶级，特别是比起中央厂矿产业工人来，差了不止一截。

不过奇怪的是，进不了中央厂矿的我们，也不大能够融入本地人的群体。尽管我们在家说的北京话，可能比中央厂矿的人还地道，但是，因为在地方，所以够不上中央那一级；尽管我们在外也操着地道的以镇远腔为基础的“州委机关”话，可是因为出身不是本土，好像也不那么被当地人认同，有些像两边不认的夹心人。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罢，我们三人之间关系特别好，每当周日我从乡下的砖瓦厂回到县城，大多数时间都会和他俩聚在一起，何况我们恰恰都是当地最好的乒乓球手，所以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在找地方打球。

进不了中央厂矿做学徒工，多少有些受屈辱的感觉，所以总想找机会“复仇”，哪怕是象征性的赢回自尊。大概已经是1973年罢，我们这支没有单位的杂牌球队到处南征北战，几乎所向无敌，于是，也找中央厂矿的乒乓球队下战书，那时候，据说是生产过人造卫星部件的凯旋厂和208厂都很牛，一个南京人和一个上海人，年纪比我们大一些的，都曾经拿过地区的冠亚军，也许他们觉得我们是土包子队，但也许也知道我们厉害，为了保持荣誉，他们常常借口忙而不太应战。只是架不住挑战多了，起哄的人多了，也激起他们的好胜心，终于约定了在秋天的一个周末，派卡车把我们拉到208厂里决战。

现在想起来，那一场球的观众好多，气氛也紧张，有点儿像武林以生死决胜负的意思，上场的人也不怎么互相寒暄，而观众呢？却在四周一个劲儿地鼓噪。这场球也许是我一生记忆中最难忘的，近四个小时，惠伦赢了两场输了一场，刘元也赢了两场输了一场，而我，先是莫名其妙连输了两场，但是，最后却像绝地反击，在决定性的第九场，面对曾经号称第一高手的那个南京人，居然演出了一场惊天大逆转。

再搭敞蓬大卡车回到县城，已经深夜，那时的县城里没有几盏灯，到处是黑漆漆地，下车后我们都没有回家，也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举杯豪饮或者彻夜狂欢，只是在一柱昏黄的路灯下面坐着百感交集，直到三四点才默默分手。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乎这次比赛，其实，我们都参加过上到省下到县的各种比赛，但是，哪一次也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让我震撼和难忘，经过九场几乎四个小时，最后我们赢了，可是赢的时候想到的，却是我们曾经被这个“中央厂矿”拒之门外。

尽管赢了轰动一时的比赛，惠伦还是在厂里每天上班开机器，我呢，那时已经转到龙头河畔的农药厂，每天围着灶台用熬骨头的动物油制造土肥皂，而刘元则还是在凯北饭店当他的白案厨师整天揉面。在那个既不抓革命也不促生产的年头，人好像没有任何其他念头似的，在时间里面漫无目的地磨蹭，只是当提到打球，想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才会精神一振，但很快又黯淡下来，毕竟中央厂矿的人还是挺着胸脯来赶场，本地人还是抱着团儿敌视着外地人，我们还是三不靠，只好自己打自己的球，没有人知道我们曾经用这种赢球的方式来自欺欺人地唤回自尊。

在平平淡淡的时间流逝中，生活也有些变化。在饭店的刘元有了女朋友，不太来打球了。据说是一个在当地很出众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和刘元很般配，因为刘元也是一个相貌很出众的男孩，中等个头，皮肤很白，脸方方的，嘴上有淡淡的黄胡须，一直很招女生缘。恰好那时我去了县宣传队帮忙写剧本，惠伦好像也在秘密进入谈恋爱的阶段。这一来，大家就渐渐很少聚会了，只是在周日的时候，还偶尔见上一面。

记得是1974年夏天，每天晚上我都在山上宣传队的住处无聊地翻闲书，有一天晚上，有人突然来告诉我说，刘元住院了，是传染性的肝炎，大概是因为饭店不卫生的缘故，又过了两天，又有人来告诉我，刘元死了，死于喝酒，本来他有肝炎不应该喝酒的，但是这时他的漂亮女友因为嫌他家是反革命，又在饭店工作，提出和他分手，他受不了，闷头喝酒，于是导致了肝昏迷，那个时候州医院条件很差，回天无力，他就这样死了。我匆匆赶到医院，看到刘元的姐姐和弟弟在，看到刚刚换好敛衣的刘元，脸上白白的，毫无表情，只是头发从额头上落下来，仿佛被汗凝成了一缕，停尸房里没有其他人，也没有一点儿声音，奇怪的是，他姐姐和弟弟也都也不讲话，好像司空见惯似的，直到我默默走出门，他姐姐才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她煞白的脸上面无表情，其实我知道她很爱这个弟弟，或许是早就已经过度透支了悲伤，这时已经恢复平静了？

我没有哭，也哭不出来，昏昏然地走回宣传队所在的山上，路两边的树木在夜风中飒飒作响，我高一脚低一脚，至今不知道怎么会走回去的。

我越来越相信“祸不单行”这句话。刘元死后，也许是因为照顾他的缘故，他妈妈也染上肝炎，只好成天躺在床上。这一家从北京来的时候是六口人，两个大人四个兄弟姐妹，可是现在却走了两个，父亲和长子。刘元的姐姐刘萍比我高一班，是学校出了名的美人，在1967年组织“苗岭展新图”演出团的时候，她是幕间朗诵者，因为当时模仿大型革命歌舞剧《东方红》，朗诵的人是主角，挑选很严格，可她一来因为从北京来，口音好不必说，二来是人长得漂亮，所以一下子就入选。

据说当时暗恋仰慕者成群，后来下乡到白腊公社当知青，好多男生还借了种种缘由，去她的寨子里晃悠，想有机会亲近，可是，最终她却因为家庭问题，是最后一个从那个紧靠麻风村的白腊寨子离开的。刘元的弟弟刘刚，个子很高，和我弟弟是同学，文革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学生，这个时候也在一个工厂里做工人。他们的妹妹最年轻，好像还在学校里念书。因为刘元的关系，我还是常常去他家看看，虽然帮不上什么忙，总是默默站一阵，说上几句话，这时通常是刘萍出来，淡淡地寒暄两句。

好像是过了几个月，突然有消息传来，说刘刚杀人，被抓起来了。这让我大吃一惊，跑去打听，原来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青年，在家里的种种变故之后，心理早已崩溃。州党校就是他父亲的单位，有一个当初带头逼他父亲自杀的人，现在是革委会的头头，刘刚把他的孩子，大概只有十岁吧，骗出来杀了，尸体装在麻袋里，扔下了清水江。事后审讯的时候问他原因，很简单，就是给他父亲复仇。结果当然不必说，不仅是故意杀人，情节恶劣，而且是向文化革命疯狂复仇，自然是判了死刑。

有时候思绪转移很奇怪，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一直很不愿意翻出来。毕竟这是一个杀人犯，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下手，太狠也太无能。不过，因为刘元的缘故，也为了他父亲的缘故，对于刘刚，我又始终恨不起来，我把刘刚那张还很幼稚的面孔埋到心底，连想起刘元的时候也尽量不连带到他。多少年过去，我好像已经不再想起他来，也把这件碎尸案淡忘了。可是，前几年在欧洲一个大学里看到西洋人画的《行刑图》，洋人惊异中国人观看凌迟的热心和好奇，画上了很多围观者，然而我看到这幅图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刘刚的故事又出现在我心里，而且异常地清晰，近得好像就在眼前。

在执行死刑的那天，我并没有去看，我怕受不了，听说我弟弟去了。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看杀头，好像很多人心底的恶念与愤懑，是在看杀人时宣泄的，看杀人仿佛是一种庆典，凯里南边有一个杀人坳，好像就是这个祭祀仪式场地。从大十字到杀人坳那一公里多的大道，仿佛是引人进入神殿的甬道，用刑车加上喇叭押解犯人赴刑场那天，好多人在路的两旁观看。后来，我听到转述，好像刘萍姐妹都去了，据说，她们去付了五分钱的子弹费，然后收了尸。看见她们的人说，她们姐妹俩的眼睛里面，毫无表情，也没有眼泪，那种司空见惯浑间事的镇定和冷漠，反倒让人想来就不寒而栗。

几天以后刘元的妈妈就死了，后来，刘萍曾经告诉我，其实没有人告诉她儿子被枪毙的事情，但也许在暝暝中，上帝已经把彻底的绝望传递到她的心中，她不再服药，一直等到闭上眼睛，去另外一个世界。

就像三角缺了一角便不稳一样，自从刘元去世又加上刘刚被处死，这个夹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小团体便解体了，后来的两三年间，也曾有其他好手偶尔加入战团，但是，没有了当年的悲情，打球仿佛只是消遣，在无聊的岁月中打发时间和发泄精力。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中国发生巨变。1977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终于离开生活了十七年的贵州北上读书，接着，惠伦也和一些朋友结伴离开，去了开放的深圳。只有刘元的灵魂永远地留在那片山坡上，他和他的母亲、弟弟，留在那片乱坟岗上，离开凯里的时候，我曾经去过那个山坡，冬春之际，新草未生，坡上一片枯黄，坟边的衰草和坟上的白布条，在寒风飒飒中摇曳。他家从北京来的六口人，最终只剩下了茕茕孑立、相依为命的姐妹俩。听说，为了抚养妹妹，刘萍嫁了中央厂矿一个俗气的天津人，很多朋友都奇怪这段不相称的婚姻，但是我明白这是无奈，毕竟这是个工人阶级，又是中央厂矿的。不过，据说十年后刘萍离婚了，也去了深圳，他的妹妹也嫁了人，到了安徽，但是我一直没有她们姐妹的消息。

2002年的春天，深圳观澜湖。因为在香港教书，我和在深圳的惠伦再次见面，二十多年没有见面，我们聊打球，聊生活，聊北京、香港和深圳，很奇怪，就是闭口不谈往事，既没有太多地聊那个我们生活了十七年，却始终视我们为陌路人的凯里，也没有提到那个时候朝夕相处一起征战的好朋友刘元，只是有时候，彼此目光相对，便又匆匆分开，心底有一点儿悲情犹在，眼中似乎有一些往事在说，但是，毕竟谁也没说，也许是的，往事如烟，既然已经藏在心底，又何必再翻出来呢？

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