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做官吧

刚进大学的一个下午，杨伯伯到寝室来看我。他是刚刚平反不久的老右派，已经回到原单位报社任职。他曾与一百多个西南各界的精英一道，被发配到马干山，在那里劳动改造了二十多年。

闲聊中，他突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应该争取入党。”

我愣住了。心想，你们这一百多个老右派，才刚刚从马干山下来。二十多年青春扔在那里，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命殒炼狱。你杨伯伯自己也才恢复工作没多久，怎么反过来劝我加入那个曾经把你打成右派的党？那时候我刚上大学，自认为已经从“文革”中走出来了，脑袋清醒得很，哪里听得进他这一套？

多年以后，我读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词时，还曾经想起过杨伯伯，心想：莫非一个人被折腾久了，竟会对折腾自己的人产生感情？

其实我想错了。当时杨伯伯见我一脸不解，只解释了一句话：“多一个好人当道，少许多坏人作恶。”

我似懂非懂，没有听进去。现在回头看，他这个观点，有人确实身体力行了。至少，“做官”这件事，他做到了。这个人，就是我年轻时偷偷赋予“白马王子”称号的那个人。

当然，“白马王子”是我后来才给他安上的称呼。我们当知青的时候，哪里知道什么白马王子。那时能看的课外书，无非是《雷锋日记》《王杰日记》《我要读书》，再高级一点，就是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书里都没有“白马王子”四个字。

不过这种人，古今中外都有。就是一个年轻男人，长得出类拔萃，气质非凡。他走在人群中，不需要说什么，别人自然会多看他两眼。姑娘们表面若无其事，私下却难免议论几句。
这大概就是所谓白马王子。

我们刚到牧垦场的时候，他正好去江西探望母亲，没有见到他本人，但他的名字已经时不时从别人嘴里冒出来。这个说他聪明，那个说他会拉二胡，还有人说他性格如何如何。我有个知青朋友认识他的女友。一天几个女孩子碰到一起聊天，不知怎么又谈到他。那女孩忽然从身上摸出一张二寸黑白照片，很得意地递给大家：“看，就是他。”

照片上的男青年二十来岁，棱角分明，眉目清秀，神情里有一种很少见的气质。

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他，是一个春天的中午。杜鹃花正开。我从山上割了一背篼蕨草回来，背到畜牧队堆草的地方。把草倒上草垛以后，刚背起空背篼，一抬头，看见草垛另一头也站着一个刚刚倒完草的人。就是他。他也背着一个空背篼，四周没有别人。我们中间隔着一个大约网球场那么大的草垛，两个人就那么远远地看着。谁也没有说话。

他比照片上更好看。像个儒雅书生，又有几分刚毅；看似有点放荡不羁，眉眼间却透着内敛。更特别的是，他身上没有当年那些“黑五类家庭”子女常见的畏缩神情。那个年代，一个人的父亲如果是正在劳改的右派，儿女往往也低着头做人。他没有。眼睛里有一种敏锐，甚至还有一点骄傲。

最让我奇怪的是他的皮肤。大家都在高原上干活。夏天烈日暴晒，冬天白雪反光，我们一张张年轻的脸，早已晒成茶叶蛋的颜色。他却仍然白净，好像紫外线专门绕过了他。

就那么几秒钟。然后两个人各自转身，背着空背篼，朝相反方向走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可是我知道，好像又有一点什么东西发生了。

当知青以后，我们天天讲“妇女能顶半边天”。女孩子和男人一样扛麻袋、割草、挖地，谁还把自己当女人？所谓女性，不过意味着“铁姑娘”“半边天”，是一种革命意义上的性别。可和这个男人隔着草垛对视了一眼以后，我身体里仿佛有什么东西醒了。后来听说有个女知青去过他的小屋，还跟着他到附近风景很好的五银山、大云盘照相，我心里竟然酸溜溜的。多年以后才知道，那东西叫嫉妒。

很快就要过年了。许多知青都回了家，我们几个留下来看守宿舍。一天，一个留守知青去场部，遇见了白马王子的父亲。老人说儿子去江西看母亲了，自己一个人在家，便邀请我们几个年轻人到他那里吃年夜饭。我一听，心里先是一喜。紧接着又紧张起来。他爸爸可是右派啊。到右派家里吃年夜饭，在当时不是普通的人情往来，而是一个颇有政治风险的问题。但是好奇心最终战胜了阶级觉悟。更准确地说，是白马王子战胜了阶级觉悟。我想看看他的房间。

他们父子住在一栋只有两间屋的小平房里，非常简陋。里面那间就是白马王子的卧室。一张单人木床，一张简单的桌子，枕头边放着几本书，墙上挂着一把二胡。仅此而已。外面一间既是老人卧室，也是厨房，却收拾得干干净净。

年夜饭是四菜一汤。其中有一道冻豆腐。冬天把豆腐放到屋外冻一夜，第二天便成了蜂窝状，煮起来特别吸汤。老人一边给我们夹菜，一边不停地说：“不成招待，不成招待，随便凑合吃吧。”

其实，那已经算得上当时的一顿盛宴。我吃饱了肚子，也满足了窥探白马王子闺房——不，应该叫卧室——的好奇心。

可是回到知青队，我就开始难受了。越想越觉得自己犯了错误。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怎么竟然跑到一个右派家里吃年夜饭？而且还吃得那么香。这岂不是中了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我越想越惭愧，于是摊开日记本，认认真真写了一篇自我批判。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自己的阶级立场不坚定，批判自己经不起诱惑。

今天再想起来，实在好笑。一个右派老头，用四菜一汤和一盘冻豆腐，就差一点瓦解了一个革命青年的阶级立场。其实真正的“糖衣炮弹”，不是冻豆腐。是他儿子。

白马王子的父亲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后来被打成右派，被迫与妻子离婚。妻子带着孩子们回江西老家生活。情况稍微好转以后，他才让妻子把小儿子送到马干山来陪自己。

初中毕业以后，白马王子没有机会继续读书，只能留在马干山当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他去报考中专。成绩出来，名列榜首。但是没有录取。原因还是家庭出身。父亲是右派。他一怒之下，喝了两斤白酒。不是两杯，是两斤。人差一点喝死，最后被医务室的刘胖子医生抢救了回来。白马王子喝酒自尽的事，轰动很大。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马干山，却很快也听说了。

一个考试名列榜首的年轻人，仅仅因为父亲二十多年前说过什么、做过什么，连中专都不能读。这就是那个年代所谓的“阶级路线”。

不久，右派平反。父亲恢复工作，调到省城。他也跟着父亲离开马干山，调进一家工厂。此后很多年，我再没有见过他。

二十五年以后，一群老知青和当年的牧垦场子弟组织聚会。当年那些右派的儿子们，也都已经人到中年。有意思的是，他们中间不少人后来都做了官。这个是“某部”，那个是“某局”，还有“某院”“老大”“老总”。当年因为父亲是右派，连中专都不让读的孩子，二十多年以后，却一个个进入了体制。其中一个“某部”组织大家故地重游，回马干山看看。

我赶到集合地点的时候，那里已经停了一排小车，一群人正在整装待发。隔着老远，我一眼就看见了白马王子。二十五年过去了。他略微发福，身体更加浑实，站在车门边和大家说笑。

我为什么一眼就知道他的官比周围人大？其实根本不用介绍。中国人和朋友聊天是什么样，和上级聊天是什么样，是看得出来的。谁负责讲笑话，谁负责笑；谁发表意见，谁负责点头；谁随便说一句，周围人立刻接上去发挥。这种东西没有人教，却人人都会。

白马王子站在人群中间。年轻时的漂亮，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年男人的气派。他说话有外交辞令，谦和里带着果断，客气中透着权威。当年那个站在草垛另一头，背着空背篼和我对望的年轻人，已经不见了。现在站在这里的，是一位春风得意的领导干部。至于二十五年前某个傻姑娘曾经偷偷喜欢过他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当然提都不必提。这种男人到了这个年龄和位置，身边见过的女人还会少吗？恐怕早就审美疲劳了。

后来，他一路升迁。有一次，我和另一个老知青参加了他们官场上的一个饭局。我算是开了眼界。

先吃饭。一桌山珍海味。其中单是每个人面前那一碗鱼翅汤，据说就值三百块钱。那还是很多年前的三百块。桌上茅台飘香，推杯换盏。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讲话，慢慢听出了一点门道。有些恭维并不只是恭维。一句话后面，藏着项目；一个笑容后面，可能跟着批文；一杯酒敬过去，也许就是一块寻租的敲门砖。

吃完饭，一群人又驱车去了夜店。我们刚坐下，领班便带进来一排小姐，让他们挑一个陪坐。我当时差点惊掉下巴。这群人里明明还有我和另外一个中年女人，领班竟然丝毫不避讳。大概在他们眼里，我们这种大妈已经自动退出性别竞争了。

第一批没人选。领班挥挥手，又换了一批。上一批是浓妆艳抹的旗袍型，这一批完全换了风格：清清爽爽，一水的学生妹模样。市场调查显然做得相当到位。

这时候，我偷偷瞥了一眼白马王子。他已经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仿佛醉酒沉睡。旁边几个当官的，也一个个进入了假寐状态。最后，只有两个做生意的人挑了小姐。我心里暗暗佩服。白马王子果然是官场老手。什么场合能去，去了以后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什么人可以放纵，什么人必须装睡，他一清二楚。要想继续升官，就得做到当年那句革命口号：“拒腐蚀，永不沾。”至少在人前不沾。

那天晚上，我借宿在一个下岗女工朋友家。第二天中午，她给我做饭。一锅煮白菜。桌上放一碟辣椒蘸水。白菜蘸辣椒，下米饭。我坐在那里吃着，忽然想起不到二十四小时以前的鱼翅汤、茅台酒，还有那两队轮番进场的年轻小姐。

我忽然想到，假如白马王子当年没有入党，没有走上仕途，而是一直留在工厂里，他后来会是什么命运？也许和眼前这个朋友一样，成了一个下岗工人。可一旦踏上仕途，另一条路便慢慢铺开了。职位有了，学历也可以补。本科、硕士、博士，在职一路读上去。年轻时因为父亲是右派，连中专都不让读的人，到了中年，名校的硕博文凭反而一张张添了上来。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一个城市。相隔不过十几个小时。冰火两重天。

白马王子后来官至厅级。最后安全着陆。没有进去，也没有出事。退休以后，自驾旅行，周游天下，看山看水，笑傲宦海。

前几年，有朋友来向我“告密”。他说有一次参加饭局，白马王子也在，还有几个领导。席间不知道怎么谈到了我。白马王子对我的评价是：“她这人还行，就是三观有问题。”

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心想，都退休了，还惦记着审查别人的“三观”？而且，我与他接触不多，他怎能知道我的“三观”？我突然想起了一件旧事。我们曾经有个知青微信群，叫“新沙龙”。有一天，群主发进来一个视频，是当时的第一夫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英文演讲。群主很激动：“看！真是中国人的骄傲啊！”

我顺手回了一句：“论英语，马云说得更地道。”

群主马上反驳：“人不能与人相比呀！”

我又多嘴了一句：“若稍微知道一点历史，就会知道，以前那位第一夫人——蒋夫人——英语才说得好呢。”

这一下把群主惹翻了。她说，她考电大时历史可是高分，哪里不知道历史？紧接着，屏幕上跳出来一行字：“我怀疑你是间谍，被策反了的。”

然后——我就被踢出群了。

现在忽然想起来：白马王子也是这个群的成员。我一直以为他只是在里面潜水，从不冒泡。原来人家虽然不说话，却一直冷眼旁观。大概我的“三观有问题”，就是这么被鉴定出来的。

后来在几个知青大妈的聚会上，有人又提到他，我当着她们的面说：“XXX这个狗日的，你管老子的三观正不正？你当你的官，我搬我的砖，管你的屁事？”我还真希望有人把这句话传给他。

骂完以后，我倒认真想了一回。年轻时，我一直以为，一个受过制度迫害的人，必然会反感、甚至抵制那个制度。后来才知道，我还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一个制度，可以把人踩在脚下，也可以把人托起来。一个人昨天还是它的受害者，明天也可能成为它的受益者，甚至捍卫者。

二、挣钱吧

九十年代初，他四十出头，正是一个人最容易相信“这个世界应该可以变得更好”的年纪。那几年，他迷上了西方宪政民主。不是因为读了多少艰深的政治学著作，也不是因为受了谁的煽动。最早打动他的，其实只是电视新闻里一些很寻常的画面。

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西装革履，站在台上竞选总统。台下有人支持他，也有人骂他。报纸公开讽刺他，电视节目拿他开涮，反对党天天找他的麻烦。他输了，就认输；赢了，就上台。几年以后，另一个人来了。前任总统收拾东西离开白宫，新总统搬进去。整个过程平静得近乎无聊。没有兵变，没有宫廷政变，没有暗杀，没有“清君侧”，也没有哪个老臣半夜跪在门外求见。总统换届，就像医院值班医生交接班似的：“今天到点了，我下班，你接着干。”

他看得目瞪口呆。原来权力还可以这样交接。在他从小读过的中国历史里，权力从来没有这么简单。秦汉唐宋元明清，一个王朝接着一个王朝。开国皇帝打下江山，坐稳以后传给儿子，儿子再传孙子。传着传着，朝廷腐败，天下大乱，于是农民揭竿而起，群雄逐鹿。然后，又有人打下一座新江山，重新开始。打江山，坐江山。坐江山，丢江山。丢了江山，再有人来打江山。中国历史仿佛一只巨大的轮子，转了一圈又一圈。

小时候读历史，他只觉得热闹。长大以后再看，忽然觉得可怕。难道真的走不出去吗？后来他听到一个词：历史周期律。这个词一下子击中了他。他开始觉得，所谓宪政民主，最了不起的地方，也许并不是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这样的大词，而只是解决了一件极其现实的事情：谁来管国家，可以不靠打仗决定。一个人干得不好，下次不选他就是了。一个政党输了，搬走。另一个政党赢了，进来。输了的人不必逃亡，赢了的人也不必抄家。

这太神奇了。他越想越觉得，中国若有一天也能这样，也许那只转了两千多年的轮子，真的就停下来了。那几年，他心里开始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至于做什么，他其实也说不清。写文章？办刊物？多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年轻时没有干过政治，对革命也没有兴趣。他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一个人既然看见了问题，就不应该永远装作没看见。

可就在这时候，有人点拨了他一句：“挣你的钱吧。”

他愣了一下。挣钱？

那人又说：“谁愿意跟钱过不去呢？”

这话实在太有道理了。九十年代，中国到处都是机会。市场刚刚打开，什么都缺。缺房子，缺电器，缺汽车，缺酒店，缺建材，缺贸易公司，也缺敢闯的人。昨天还在机关里端着茶杯看报纸的人，辞职以后跑到广东，不出几年便开起公司。有人倒腾钢材，有人批发服装，有人做房地产，有人搞进出口。钱像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空气里都飘着发财的味道。

他本来就是个聪明人。会看人，会算账，胆子也不小。最重要的是，他赶上了时候。于是那个准备“为中国做点什么”的念头，被暂时放到了一边。他说：“先挣几年钱再说。”

这一挣，就没停下来。最初做贸易。后来办公司。公司做大以后，又投房地产。以前，他在报纸上看到某个企业家赚了一百万，会觉得那是天文数字。后来自己账上有了一百万。再后来，一千万。然后是一个亿。房子有几套，车子换了几辆，公司下面还有公司。

年轻时见了领导紧张，后来有些领导见了他倒很客气。有人给他敬酒。有人叫他“老板”。也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这种人，才是真正赶上好时代了。”

他听了哈哈大笑。当然是好时代。不然呢？如果还是过去那个年月，他哪里敢开公司？哪里可以买房买地？哪里可以雇那么多人替自己干活？想到这里，他偶尔也会觉得命运很有意思。当年他曾经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制度。后来，恰恰是在这个制度之下，他发了财。而且发得非常大。

那些年和他一起谈民主、谈宪政、谈历史周期律的人，有些出国了，有些沉默了，有些日子过得并不好。偶尔有老朋友从海外回来，和他见面。朋友还是会说：“权力不受约束，早晚会出问题。”

他说：“当然，当然。”

朋友又说：“民主宪政还是要争取。”

他说：“有道理，有道理。”

然后服务员推门进来。鲍鱼。海参。红酒。一道一道往桌上摆。朋友忽然笑了：“你现在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你了。”

他也笑。“人总得生活吧。”

这句话说得很轻松。也很正确。谁能说生活不重要呢？当年如果他真的去“做点什么”，会怎么样？也许一事无成。也许坐牢。也许流亡。也许穷困潦倒。而现在呢？孩子送到国外读书。父母晚年衣食无忧。老婆不用看谁脸色。自己六十多岁以后，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朋友来访，一瓶酒打开，坐下来笑谈天下。这难道不是人生的成功？他没有等来历史的答案，却先等来了自己的财富。

有一年，他去美国看孩子。电视里正好在播放总统就职典礼。一个总统离开。另一个总统走进白宫。仪式依然体面。人群依然鼓掌。他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三十年前的自己。那个四十出头的男人，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时，竟激动得睡不着觉。他当时觉得，这就是文明。这就是中国未来应该走的路。如今再看，心里已经没有当年那种震动了。

这些年，他见过西方国家党争越来越厉害，议会里吵得不可开交，媒体互相攻击，选民彼此仇视。有些政策今天通过，明天又推翻。民主似乎也不像年轻时想象得那么完美。

而中国呢？高楼起来了。高速公路铺开了。高铁一列一列地跑。城市越来越漂亮。军舰越来越大。很多当年觉得遥不可及的事情，一件一件做到了。他有时会想：难道当年自己看错了？一个国家也许不需要西方那套制度，一样可以富强，甚至在一些事情上，可以做得更快、更有效率。

想到这里，他会有一点得意。仿佛自己的发财，也成了某种证据。你看。我不是活得很好吗？国家不是也越来越强吗？既然如此，当年那些热血沸腾，又算什么？年轻人的幼稚？书生意气？还是吃饱了撑的？

可是偶尔，也有一些时刻，他会突然安静下来。比如酒喝到一半。比如深夜醒来。比如某个老朋友的名字突然出现在手机上。他会想起当年那个问题：一个人为什么应该有权决定谁来统治自己？这个问题其实和高铁没有关系。和GDP也没有关系。甚至和他有多少钱，也没有关系。它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三十年前在那里。今天还在那里。只是这些年，他太忙了。忙着挣钱。忙着投资。忙着把一百万变成一千万，再把一千万变成一个亿。那些大问题，便渐渐被压在账本、合同、酒局和资产下面。没有消失。只是听不见了。

如果有人现在再问他：“当年不是想为中国做点什么吗？”

他多半会笑起来：“年轻嘛。”然后摆摆手：“想那么多干什么。”

他已经是亿万富翁了。有人羡慕他，有人巴结他，有人请他讲成功经验。他谈市场，谈投资，谈眼光，谈胆量。谈得兴起的时候，笑声爽朗，颇有几分笑傲江湖的味道。

只是他大概不会告诉年轻人：三十年前，他真正想改变的，并不是自己的命运。那时候，他想改变的是历史。后来，有人点拨他：“挣你的钱吧。”

他听从了。历史没有给他答案。时代却给了他财富。

三、做学问吧

1968年，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被推进牢房。墙角蜷缩着一个老人。老人抬头看了他一眼：
“你是杨曦光吧？”

年轻人大吃一惊。“你怎么认识我？”

老人说：“我算着你也该进来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那时候，他还不叫杨小凯。他叫杨曦光。更重要的是，那时候的杨曦光还不是经济学家。他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是一个相当厉害的革命者。十九岁，他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别人十九岁还不知道自己将来干什么，他已经在琢磨中国将来怎么办了。结果，把自己琢磨进了监狱。一判十年。

牢房里的那个老人叫刘凤翔。他没有鼓励这个热血青年继续研究革命，反而给他指了另一条路：做学问吧。别急着改变世界。先弄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杨曦光居然听进去了。

更奇妙的是，那时候外面的大学几乎停摆，大批教授、工程师、知识分子却被关进了监狱。于是，监狱竟成了他的大学。碰到懂英文的，他学英文；碰到懂数学的，他学数学；碰到懂机械的，他学机械；后来，又开始啃经济学。没有课堂。没有学籍。没有文凭。老师和学生都是犯人。学费却贵得吓人：十年自由。

1978年出狱以后，那个一心想革命的杨曦光，已经慢慢变成了另一个人。后来，他改名杨小凯。再后来，读经济学，赴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成为国际知名经济学家。

年轻时候，他问：中国向何处去？那时，他想用革命寻找答案。几十年以后，他仍然在问这个问题。只是手里的工具已经换了。从革命，换成了经济学。

现在回头看，刘凤翔当年的点拨其实很简单：不要急着改变世界。先把世界弄明白。这一句话，把一个革命者的脑袋轻轻扳了一个方向。这一扳，就是一生。

作者投稿

二十年前的一天，我在英国一家中医诊所上班。没有病人的时候，我随手拿起一份《英中时报》翻看。

其中有一篇介绍《为人民服务》的文章。

这篇文章，我们这一代人从孩提时代起就烂熟于心。那时候，《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被称为“老三篇”，人人都要读，人人都要背。里面的许多句子，早已像钉子一样钉进脑子里。因此，看见这个题目时，我本来打算一翻而过。

可是，当我扫到张思德他们春夏开荒种地、秋天砍伐树木烧炭，尤其读到“青冈树”三个字时，目光忽然停住了。

青冈树质地坚硬，可以烧出优质而耐用的冈炭。

因为砍树、烧炭这一类艰苦活计，我知道。

记得作家韩秀初到美国时，曾向《国家地理》杂志的人讲起，她们当年在新疆砍伐胡杨木开荒。在场的人根本不相信，追问她们那么年轻的姑娘，怎么可能砍得动那样粗大的树。韩秀只好站起来，手脚并用地比划了一番，才让对方相信，那些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确实发生过。

张思德他们虽然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却因为根据地经济困难，什么活都得干。

开荒、种地、纺线、伐木、烧炭，样样都来。

在原始森林里砍树，当然又苦又累；可是与挖炭窑、装窑、看火、封窑、出炭相比，危险还算容易看得见。炭窑的洞口很小，里面却要挖得宽大。伐下来的树木装进去以后，既不能烧成灰烬，又要让它充分炭化。整个过程不仅需要力气，还需要技术和经验。

张思德就是烧炭的行家。

1944年9月5日，他和战友们正在山中挖掘、修整一孔新炭窑，窑顶突然坍塌。张思德被埋在里面，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读到这里，我的心情沉重起来。

小时候背诵《为人民服务》时，我只知道张思德“为人民利益而死”，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他究竟是怎样死的？

他不是倒在冲锋陷阵的战场上，不是死于敌人的枪弹，而是死在一个偏僻山沟的炭窑里。

说到底，这是一次生产事故。可是，毛泽东却从一孔坍塌的炭窑里，掀起了一场影响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巨浪。

三天以后，中央警卫团为张思德举行追悼会。毛泽东来到会场，在张思德的遗像前默哀，并亲笔题写花圈挽词：

“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随后，他站在临时布置的灵堂前，发表了一篇并不长的讲话。

这就是后来响彻整个中国的《为人民服务》。

读到追悼会这一段，我忽然明白了：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群雄之中脱颖而出，绝不仅仅因为他会打仗、懂权谋，还因为他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从混乱的现实中提炼思想，创造概念，建立理论，再用最浅显的语言，把理论转化为千百万人的共同信念和行动。

一次发生在偏僻山沟里的生产事故，经他一讲，便不再只是一个普通战士的不幸死亡，而成为“为人民利益而死”的证明。

一个烧炭战士短暂而平凡的生命，也因此被安放进一个无比宏大的事业之中。

多年以后，我读到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Sapiens）。赫拉利认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性飞跃，是“认知革命”。智人之所以能够组织成千上万互不相识的人共同合作，是因为人类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共同相信某些肉眼看不见、自然界中也无法触摸，却由语言创造出来的观念。

国家、民族、宗教、法律，皆是如此。

它们不是山川河流，也不是花鸟虫鱼，却可以因为无数人共同相信，而产生比山川河流更强大的力量。

读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毛泽东就是一个天生的认知大师。

他当然没有读过《人类简史》，也用不着读。早在赫拉利提出“认知革命”这个概念几十年前，毛泽东就已经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其中的奥秘：用最浅显的语言建立共同信念，再把这种共同信念转化为千百万人的行动。

“人民”，便是被他重新塑造得最有力量的政治概念之一。

具体的人有姓名、有面孔、有饥饿、有疼痛；“人民”却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共同体。一个人一旦相信自己不是在为某位首长烧炭，不是在为某个机关供暖，而是在“为人民服务”，同样的劳作、同样的危险，便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毛泽东的高明，正在这里。

《为人民服务》篇幅很短，却几乎为一支队伍建立了一整套精神秩序。

它首先解释死亡：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人为什么而死，决定了他的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张思德虽然死在炭窑里，但只要他的劳动是为了人民，他的死就不再是一场无谓的事故，而具有了崇高的意义。

它又解释批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这句话在逻辑上极为巧妙。承认错误，不再意味着组织软弱，反而成为组织道德正确的证明。因为目标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不怕批评；因为愿意改正错误，所以这个队伍必然会兴旺起来。

摆在眼前的困难，更是现实的、坚硬的。根据地贫困，物资匮乏，战士不仅要打仗，还要开荒、种地、砍柴、烧炭，甚至要用生命去承受这些劳动。

但是毛泽东告诉他们：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于是，贫困不再只是贫困，牺牲也不再只是牺牲。一切艰难困苦，都被安放在“解放人民”这个宏伟目标之中。

讲完生死和困难，他又从张思德的死亡讲到组织内部的关系：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既然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那么干部就应当关心每一个战士，革命队伍中的人就应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一场追悼会，就这样同时讨论了生死、批评、团结、组织纪律和政治目标。

它既安慰死者，也教育生者；既提振军心，也建立理论；既回答“人为什么而死”，也回答“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

这才是《为人民服务》真正非凡的地方。

毛泽东把一个普通人的死亡，转化成了全体成员共同相信的事业；又把这种共同信念，凝聚成组织的力量。

从此，“为人民服务”不再只是追悼会上的一句话。它走出那个偏僻的山沟，进入报纸、书本、课堂和机关大门，响彻整个国度，并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回荡。

然而，再往深处想一步，问题就来了：

谁是人民？

“人民”这个词当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古今中外，不知多少政治家都把“人民”挂在嘴边。然而，毛泽东赋予“人民”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全民概念，而是鲜明的政治属性。

通常所说的人民，大致是百姓、国民或者全体民众。毛泽东意义上的“人民”，却不是一个自然存在的人群，而是一个经过政治划分的阵营。它不等于全体人口，也不等于法律意义上的公民。

谁赞成革命，谁拥护他所代表的事业，谁就属于人民；谁反对这条路线，谁就可能被划到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人民的敌人”。

因此，“人民”既是一种召唤，也是一种划分；既可以把千百万人团结起来，也可以把另一些人排除出去。昨天还是人民内部的一员，明天也可能因为一次政治运动、一句话或者一顶帽子，被逐出人民的行列。

毛泽东没有创造“人民”这个词，却创造了“毛泽东意义上的人民”。

“为人民服务”听起来是一个包容所有人的道德承诺，可要让这个口号发挥政治作用，首先必须回答一个问题：

谁有资格被称为人民？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掌握了最高的道德解释权。

但是，仅仅说“解释权”，似乎还不够。

神职人员也可以解释《圣经》，却只能解释一本已经写成的书。毛泽东则不只是解经者。他一面解释，一面还在写经。

他不仅能够解释现实，还能够重新命名现实。

贫困被命名为艰苦奋斗，服从被命名为组织纪律，牺牲被赋予崇高意义，一个政党的目标则被提升为“人民的利益”。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宣传技巧，而是一种罕见的思想创造能力。

毛泽东能够从中国纷乱而具体的现实中提炼出概念，建立理论，再用极其简洁、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讲出来。普通士兵听得懂，知识分子可以据此论证，整个组织则可以按照它采取行动。

他不只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还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理解已经发生的一切；不只解释眼前的处境，还指出大家正在走向哪里；不只说明一件事情的意义，甚至能够重新规定这件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真正拥有的，是三种相互加强的能力：

解释现实，创造理论，定义正当性。

读懂了这一点，我心中许多长久以来的疑问，似乎也有了答案。

唐德刚曾有过一个尖刻的比喻：如果延安没有周恩来，便难免带有瓦岗寨、水泊梁山的味道。正是周恩来这些受过现代教育、又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物，使一个武装革命集团具有了某种现代政治组织的气象。

读一读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后写给范元甄的那封信，就会明白这种感召力从何而来。短短数百字，既有革命危急关头的豪情，也有对一个年轻人的温情与关怀。那种文字所表现出的才华、气度和人格魅力，哪里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

可是，这样一个才华、阅历和人格魅力都极为出众的人，为什么最终会在毛泽东面前俯首称臣？

就读于北京大学、才气与傲气同样出众的张国焘，又为什么会在与毛泽东的政治较量中一败涂地？难道仅凭一封至今仍有争议的所谓“草地密电”，就能把这样一位中共创始人彻底打垮吗？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毛泽东所拥有的，不只是军队和职位，也不只是政治斗争的手腕。

周恩来长于组织、协调、统战和执行，毛泽东却能够提出方向，创造理论，并为整个革命建立一套解释世界的语言。

周恩来能够把事情办得极其漂亮；毛泽东却能够告诉整个队伍：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们代表谁，我们正在走向哪里。

这或许正是周恩来最终承认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周恩来的服从还有许多复杂的原因：战争的胜负、党内的权力结构、遵义会议以后的政治格局，以及他本人的性格和组织观念。但是，毛泽东所具有的思想创造力和战略统摄力，显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

当毛泽东创造的那套语言被整个组织接受以后，他所代表的便不再只是他个人。

他代表革命，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也代表“人民”。

反对他，也就不再只是反对一个领袖，还可能被解释为反对革命、反对历史、反对人民。

谁还能轻易站到他的对面？

“人民”二字，不仅可以号召人、鼓舞人、凝聚人，也可以审判人、排斥人，甚至摧毁人。一个人一旦被逐出“人民”的行列，也就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道德位置。

小时候，我会背《为人民服务》，却从来没有真正读懂它。

也许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直到离开那座“山”，换一个角度回望，我才突然看见了它的全貌。

毛泽东不仅能够改变现实。

他还能够解释现实、命名现实，并赋予现实以意义。

一个既能支配现实，又能创造思想、定义现实的人，当然可以独步天下，无人匹敌。

可是，纵观历史，那些独步天下、无人匹敌者，又有几个不是“人祸”的源头？

作者投稿

一個國家或民族無論發生何等大事，絕非憑空而來，都有相當扎實的社會基礎。在中國，幾乎上上下下出娘胎就有均富的基因在牽引，爲此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才會響徹雲霄，土改時，打倒地主富農分割他們所有的財產，貧下中農像打了鷄血似的興高采烈，積極投入。這種不勞而獲幾乎沒人抵制，反而讓共產黨發起的任何獵奪私產運動都開展得猶如順水行舟，順順當當。

在美國，雖然白人人口比例在萎縮，但至今依然占有60%，因此美國現狀乃取決與白人的素質。美國自1776年建國至今共250年期間僅僅22年沒有戰爭，或立國的整個歷史中平均10年中僅1年是太平無事的。其原因，對美國白人的歷史稍作分析或許可以發現一些綫索。

最早的移民大多是來自歐洲最底層，不是家徒四壁也至少是貧困。對這一階層來説，無論素質和教養必然低於整個社會的平均水平。不難理解他們來到新大陸絕非是爲了精神生活，而只是為追求在物質上攀高一層。因爲如在精神上有所追求的是絕對不會捨得離開音樂，戲劇和繪畫已很燦爛無比的歐洲，特別是西歐。如波蘭出生的肖邦，就是為繼續精湛鋼琴技藝和作曲而前往法國。荷蘭出生的梵高去了英國，法國也是爲了畫畫精益求精，無疑當時19世紀的美國只是藝術的沙漠。已頗有成就的捷克音樂家德仸夏克被聘請紐約歌劇院，薪金是他在布拉格的25倍，然而合同到期，歌劇院無論如何也挽留不了他，那時的美國在精神生活上還根本無法與布拉格相比。爲此在這250年中，文學，哲學，繪畫和古典音樂等超級在歐洲比比皆是，在美國則是鳳毛麟角。世界上一切事物，事在人爲。這就是爲何人類各民族的五彩繽紛。

逃避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又扮演什麽角色

對佩奎特族印第安人的大屠殺

當然最早移民中有一個經常被誇獎群體，那就是當時英國教會的少數派，清教徒或者原教主。歷史學家們長期以來，強調清教徒的敬虔、忠心和對自由的熱忱——以及這些美德如何塑造了美國的建國曆程——卻忽略了他們本身的愚昧和犯下的暴行。

美國的清教徒源自英國國教中深受喀爾文主義影響的宗派。但因在英國遭受迫害，開始尋找新的，上帝賦予他們的新天地。1620年7月就有百餘清教徒搭乘【五月花號】跨洋登陸美國東北海岸，波士頓附近的鱈魚角（Cape of Cod）。清教徒源於拉丁文的Purus，意為 “清潔” 或 “一塵不染 “，故是極爲保守的原主教徒。他們認為上帝早已預先選好的那些天選之人可以得救，未蒙天選的人會被投入地獄的永火裏。儘管清教徒主張禁慾和儉省節約，杜絕縱慾、享樂，並把【聖經】視作唯一最高權威。然而在人類的歷史上，直至今天，無論什麽宗教體系，都無法擺脫對無辜的殺戮。歷史上有關不同宗教之間，還包括同一教義中相異的派別，他們彼此殺戮例子可謂舉不勝舉。遷移到美國這個新天地的清教徒也絕不例外！

雖然沒有在歐洲的那種歧視和迫害，逃離英國的第一批清教徒卻坐在狹小（長31，寬7米）的貨船上，隨時會面臨海盜的搶劫和洶湧奪命的海浪，在一望無邊的大西洋漂流長達兩個月之久，到北美洲上岸時幾乎奄奄一息，第一個冬天就死掉了一半。正如前總督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 1590 -1657)所敘，如果乘客能安全登陸，他們還將面臨「飢荒與赤裸」以及「持續的危險……野蠻人」和「野獸」。

然而幸運的是，存活下來的清教徒，搭救他們的不是上帝，而是異教徒，即當地印第安人的幫助下，學會農耕，追捕魚才得以幸存。這就是清教徒們把1621年11月的某一天定位第一個 “感恩節” 的原委。

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西爾弗曼（David Silverman）說:”清教徒想要廢公禱書中的一套祈禱文、彩繪玻璃、香、祭司祭服等 ； 清教徒也反對國家干預宗教事務及宗教的集中控制。他們希望自己選擇牧師並決定規則，因而遭受迫害。他們被稱為分離主義者。“西爾弗曼還說：“迫害中包括逮捕並監禁未出席國教會或拒絕在當地舉行婚禮和洗禮的清教徒們，英格蘭政府也禁止出版異議傳單。”因此北美洲成了理想中清教徒們的世外桃源，他們一批一批接踵而來，如二戰時的納粹徒一樣，無疑也要追求更多的生存空間。

西爾弗曼教授認爲,在美國的清教徒中，除了領袖人物是有教養和文化程度相當高的，大都是；僅會認字的，屬於社會底層教育水準低劣的群體，他們普遍認爲世界被分為文明人與野蠻人或基督徒與異教徒。如果基督徒崇拜上帝，異教徒則敬仰魔鬼，因此基督徒有權利以暴力的方式掌控野蠻或魔鬼崇拜者。這種傳統延續至今，不少人抛棄了幾千年傳統的是非界限，把一切劃爲“左“或”右“。

圖一，這幅19世紀的木刻版畫描繪了1637年5月26日佩奎特戰爭期間發生的大屠殺。清教徒先焚燒印第安人住所，然後對沒燒死而逃生的再用刀劍砍死。

土著印第安人搭救五月花登陸清教徒僅僅16年后，由於種種原因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從土地領土的紛爭，摩擦，談判到殺戮。1637年4月，佩奎特（Pequot）印第安人襲擊了韋瑟斯菲爾德英囯移民地，殺害了九名定居者。一個月后，即5月26日，新教徒對佩奎特族印第安人進行毀滅性報復，即歷史上稱為的“佩奎特大屠殺”。据親自參與並指揮這次大規模殺戮的康乃狄克民兵領袖，當然也是清教徒的梅森（John Mason，1600-1672））詳盡記錄了其中的細節：“因爲害怕短兵相接的肉體搏鬥，清教徒決定縱火燒整個村莊。“至少有400-700名佩奎特男女老少被活活燒死。對清教徒來説，即使是殺了無辜也總是上帝的旨意，梅森寫道：”主（上帝）樂意我們打擊後方的敵人，並將他們的土地賜予我們作為遺產。“1638年殖民地頒佈的【哈特福德條約】（The Treaty of Hartford）”禁止佩奎特人返回他們的土地、說他們的部落語言或自稱為佩奎特人，以徹底根除佩科特人的文化認同。“

今天歷史學家豪特曼（Laurence M. Hauptiman）在他的著作【新英格蘭南部的佩奎特人】中清教徒的這場報復成爲「全面……滅絕戰爭」。1943年，一個波蘭裔的猶太律師萊姆金Raphael Lemkin（1900-58）在控訴猶太人在德國悲慘遭遇而首次提出【種族滅絕】的定義。為更有力闡明【種族滅絕】的概念，【佩奎特大屠殺】就是萊姆金專門用來，極有説服力表明一個種族對異族滅絕的生動實列。1948年聯合國正式把萊姆金律師的定義納入【嚴禁種族滅絕公約】。

1692年麻省塞勒姆清教徒的审巫瘋

國家地理雜志歷史專刊在2026年9-10月期，登載了題為【塞勒姆清教徒审巫潮】的長文。再次把白人清教徒移民史上最醜陋的一頁展示在讀者的視野中。爲此我借花獻佛想，撰寫此文以利于中文讀者重溫這段歷史，從而為更深刻解釋美國現狀而提供蛛絲馬跡。

塞勒姆清教徒审巫瘋的誘發始1692年的1月。村裏有兩個叫佩雷斯和威廉斯的女孩被無法解釋的癲癇所折磨。當地一名叫格里格斯（William Griggs, 1615-93）的一個老醫生見了病人后，雖然無能診斷出真正的病因，卻一口咬定孩子受巫術之害。到 2 月底，村裡的其他女孩也開始經歷類似的痛苦，很快，受苦的女孩及她們的家長指控有人（大多是女性）在施行巫術。

圖二，1沃爾克（Douglas Volk，1856-1935）的油畫，1884 年。一位被指控為女巫的女孩緊緊抓住爲她做出辯護的父親；2，諾布爾 (Thomas Satterwhite Noble，1835-1907)于 1869 年的油畫【塞勒姆女巫殉道者】，畫中的一名被判死刑的婦女在處決前的瞬間。

針對女巫的指控在當地清教徒中歇斯底裏地迅速蔓延，波及附近的城鎮，如托普斯菲爾德、溫漢姆斯和安多弗。有些受控告施加巫術的人為活命也供出所謂的同謀，如此多米諾骨牌效應造成可拍的审巫瘋。當時整個麻薩諸塞州總人口才70000，清教徒集中的塞勒姆區域竟有200多名無辜者被指控為女巫而入獄。 1692年5月，麻薩諸塞州州長設立了一個特別法庭來審判她們。那年夏天，在審判的高峰期，20人被判犯有巫術處以絞刑，還有5人在獄中被折磨而死亡。故史學家認爲塞勒姆审巫瘋是在清教徒引起的，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猎巫活动和审巫瘋潮。隨著國内開明和啓蒙深入，州長遭日益嚴厲的批評，特別法庭被廢除，塞勒姆的最終審於第二年，即1693年5月舉行，被控者全部被撤訴。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有關塞勒姆瘋的故事出現了大量的書籍和影視作品，作爲後人，更需要的是看清移民美國清教徒的真面貌，以及發生這種慘劇的真正内在精神素質根源。

就在發生塞勒姆审巫瘋的1690年代，清教徒所逃避迫害他們的歐洲，獵巫行動幾乎銷聲匿跡。因爲那裏已受益于社會、法律和思想的共同變革，這些變革已使得人們遠離對巫術指控的野蠻和愚昧行爲。再加上啟蒙思想的興起和強調理性與醫學科學探究，這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獵巫行動的反感，並促使社會認爲法庭審判必須以嚴格的證據為基礎。1682年法國路易十四頒佈整個國家禁止審巫；而最後一個因巫術而處死的是1682年。

塞勒姆女巫審判常被描述為群體性歇斯底里，但它並非隨機和憑空而生的不可控！就如極爲乾裂的灌木草叢是森林起火的先決條件一樣，女巫審判也絕對離不開北美清教徒的内在低劣的文化和精神素質。如森林大火往往需要閃電或火星等誘發劑，兩個女孩，帕里斯和威廉斯不知原因的病痛只是女巫審判的導火綫而已。這種人為災難，在塞勒姆早已在精神上層面上準備就緒。無疑，女巫審判瘋不會發生在別處，因爲它的根基就在於清教徒主義的本身。

始終處於膽戰心驚背井離鄉殖民的清教徒們

清教徒不信任異己和違抗神明的行為；他們認為一個人的罪過會威脅到整個社群的虔誠，因此任何偏離正道的行為都必須被根除。 因參雜種族歧視的因素，清教徒懼怕並認為原住民可能是魔鬼的僕人。如果他們辜負了上帝和沒能在新大陸建立聖地，害怕會受到懲罰。這樣上帝會離他們而去，撒旦會折磨他們。清教徒全心全意地相信魔鬼的存在。不知人類中，與清教徒心境如此狹窄的有多少？

在審巫瘋前夕，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廢除了賦予該殖民地自治權的特許狀，削弱了清教徒的政治自治權。特許壯規定所有基督徒享有宗教寬容，非清教徒也能合法投票或擔任陪審員，同時異教徒即將在這片清教徒的聖地獲得政治權利。特許狀是對清教徒的一教天下是種最潛在的威脅。

清教徒审巫瘋的思想基礎：保守神學

牧師馬瑟(Cotton Mather，1663-1728）是清教徒的思想源泉和靈魂。他在哈佛接受教育后，就在馬薩諸塞灣殖民地擔任牧師。他發表過許多神學題材的著作，被稱爲第一位“美國福音傳道者”。雖然馬瑟還是位學者，是個多產作家，寫下超過450本書籍和小冊子，而且還積極推廣新殖民地接種天花疫苗，但他卻因神學上創導巫術幽靈和積極參與审巫瘋而在歷史上臭名遠揚。

1689年，馬瑟出版了【與巫術和附身有關的難忘天兆】一書中描寫1688年愛爾蘭裔洗衣婦格魯夫的审巫案，指控她對雇主古德溫的幾個孩子施行巫術而被處決。該書稱，得病的孩子顯然受到歇斯底裏（巫術）的影響，並認爲世上有各種形式，幽靈般出現的女巫和惡魔。他相信，會巫術的也會變得看似正常理智的人，因此魔鬼完全可能變成無辜者的模樣來作亂。當時的一位布商，卡裏夫（Robert Calef，1648-1719）在他的著作【更多看不見的奇妙世界】中，嚴厲指責馬瑟的宣導，為幾年后的臭名昭著的审巫案奠定了思想基礎。

圖三. 馬特森（T. H. Matteson 1813-84）1853年的油畫【對女巫的檢查】。法官荒唐地在指控女性身上尋找巫術的痕跡作爲罪證。

审巫瘋的清教徒法庭采用不但荒唐而且是野蠻的，在歐洲早已消失的取証手段，即幽靈證據。在當時就令許多人厭惡的斯托登（William Stoughton， 1631-1701）擔任了法庭的主審法官兼檢察官。極力推薦和保舉斯托登的，就是前面所說的那位奠定审巫案基礎的馬瑟。他們彼此是教會中志同道合的摯友。所謂靈異證據是指有關幻像或鬼魂的證詞，通常就是指控者的憑空胡思亂想。控告人會無中生有地編造被告在自己夢中或耳中撒弄巫術。更為荒唐的是，审巫法庭還允許進行【觸摸測試】，即對被告進行【女巫印記】的幽靈證據。（如圖三所示）。

清教徒审巫瘋的迫害對象到底是哪些人

1998年美國歷史學家密歇根大學教師卡爾森（Carol F. Karlsen，1940-）著寫了題名為【以女身現形的殖民時代新英格蘭的巫術】，書中更詳細分析了當時清教不僅面臨各種經濟、宗教和社會壓力，還存在相當嚴重的性別歧視和性壓抑。因此女性中，倔强，不願服從她們的父輩或丈夫極易被指控。

清教徒認為男人在家庭中的至高地位，比作上帝對生命的意義。因此，家庭中挑戰男性地位的就等於對抗自然秩序。在清教徒獵巫瘋中被指控的女性，大多超過40歲，過了生育年齡，因此無藥可救，不再符合清教徒的期望。另外貧困女性更容易受到傷害，因為她們缺乏保護自己的社會地位，如當地的女乞丐莎拉；一個多年不去教堂的女人，又與他人發生過糾紛的奧斯本；還有蒂圖芭，一個被奴役的土著婦女。

儘管是極少數，但审巫瘋中被絞死的也有男性，如一位男牧師巴勒斯。巴勒斯被懷疑是秘密浸信會教徒，原因是他不遵守清教徒的教規，沒給自己的幼子洗禮；其次巴勒斯還是馬瑟和其他公理會領袖的眼中釘。 一位女原告在法庭上描述了，在一個噩夢中，她看到巴勒斯已故妻子血淋淋的臉龐，以證明巴勒斯殺害其妻。

圖四，上：遲來300年后的1972年，美國才匆匆忙忙在一個舊車展覽舘的舊址上，成立薩勒姆审巫瘋紀念館。下：在薩勒姆一小塊屬於市政府用地的半圓形的石牆紀念碑上，刻著在此地被清教徒絞死的“舞弄巫術人”的名字，以示紀念。她們只是二十個集體処死中的一部分，這是在稍有文明概念的群體中所絕對不會發生如此悲劇。

儘管300年過去了，我一直在思考一個民族，其歷史上發生的劣跡是否還會復發或重演？一個絕不起眼，又無人知曉的博物館薩勒姆审巫瘋紀念館，幾個魔碑；或者喊了幾百年，今天前才沒那麽囂張的“白人至上”口號，能有效洗白這個民族在歷史上的醜陋傷疤嗎？

福音派教徒是有恃無恐川普的兩肋插刀後盾

根據公共宗教研究所發布了一份報告，5,772名成年人及4,757名選民的樣本，絕大多數白人基督徒，在2024年總統選舉中投票給川普。川普尤其是在每週或更頻繁參加教會的，最保守白人福音派中獲得更強有力的支持率，高達88%。他們對川普的鐵桿擁戴，要遠遠高於傳統天主教徒和非福音派白人教徒。

2026年2月 27日, 位於伊朗南部米納布鎮，總共有400個小學生（年齡在7-12嵗）的沙賈雷·塔耶貝小學，美國入侵伊朗前的一天，放學時孩子們高高興興地撲向來接她（他）們父母的懷抱。然而在第二天，川普對離美國邊境十萬八千里的伊朗挑起戰爭，美國的戰斧飛彈三次擊中該學校，120個家長只能痛迎自己孩子的尸骨，他們去上學時還活蹦亂跳的， 36教師和員工再也無法與家人團聚，外加95學生成了終身殘廢。一名叫馬坎的被炸死學生，他的遺體至今未被尋回，儘管法醫的檢驗和搜尋專業人員全力以赴，他還是永遠被埋入了廢墟中。米納布小學251個傷亡的這筆血債該由誰來償還？

圖五，1，在美國入侵伊朗前，歷史上極爲少見的是，一群男女基督教徒在橢圓形辦公室内，為川普的入侵 和殺無辜逃避懲罰而祈禱，當然他們是以上帝的名義。2，早上告別父母上學后不久，卻被美軍炸死的女孩尸體。3，被炸三次的伊朗南部米納布鎮小學殘骸。4，被美軍屠殺的160無辜伊朗人集體葬禮。

根據調查，該小學的位置曾在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菊阿西夫旅部的綜合體内，但截至2026年初，該校作為民間機構已超過10年獨立存在，据紐約時報，學校今天的實際地理位置坐標，也與鄰近革命衛隊院區相隔238米。戰斧巡航導彈即使携帶的是常規炸彈，殺傷力也相當于數頓TNT炸藥，不過它精確度也相當高，在5 to 10米之間，只要不是故意殺害無辜，也是完全能避免米納布那種大規模泯滅人性的屠殺。可見軍方不是仔細驗證和復查，反而是任意濫用過時的信息，否則如此慘案絕不可發生。然而還有不少人為川普殺人行徑開脫和辯護，聲稱伊朗軍方經常利用這個小學開會。然而，即使號稱情報精確度世界第一的Mossad和CIA 至今也沒有指明米納布小學的被害者中，有一個伊朗軍人的名字。

有人把一條生命比作一個世界，由此可見無辜者的生命是無價的，尤其是未成年的兒童。可見美國自總統，國防部長以及有關指揮官的草菅人命到令人髮指的地步。然而半年過去了，美國國防部至今還未公佈詳盡的，未經篩檢的有關米納布小學無辜殺戮百餘孩子的調查報告。為此已引起渴望瞭解真相的100多個議員的憤慨。

如果川普沒有把伊朗孩子的生命視作蚊蠅，對所有生命的價值一視同仁，或有懺悔之意，即使是假惺惺的，作爲最最起碼的人道標準，他也會裝腔作勢在白宮升半期致哀。然而爲首肇事者川普不但沒有表示絲毫的，最最起碼的遺憾，繼續一意孤行，我行我素，就是他背後有牢固的後盾：絕大多數福音派教徒。

後記：本文主要資料來源取自【Witch-Hunt mysteries of the Salem with Trial】by Marc Aronson, 2003; 和【Salem Witch Hunt】By Alice Markham-Cantor, National Geographic History Spt./Oct.2026。當然還有其他大量文獻，在此不再一一列舉。

文章中如有不實之処請讀者指出並提出寶貴意見。當然除了死心塌地的川粉。中共獨裁統治下最大的害處是對人性的摧殘，以前光認爲是紅衛兵等小粉紅，今天也驗證了大多數反共的川粉中。人性的摧殘就是喪失最最基本的傳統是非觀念，一切以政治信仰為綱。

作者投稿

“画屏山”的俊影从窗外掠过。

“西陵峡！”导游一语，蓦地把我一段久远记忆，撞醒了。

“画屏山”，其实是我当年——50余年前，对西陵峡山形的私下命名。那一年，船过三峡——瞿塘峡和巫峡，沿途都是高峻挺拔的苍郁群山，唯独船近宜昌，进入西陵峡，山形山影陡然一变——每个山巅都是一坂嶙峋的石壁，却似一个个被融融绿雾簇拥着而连绵不绝的彩色画屏，让我想起桂林山水中某几个如画屏般的山影。西陵峡“画屏山”，便从此镂刻进我的记忆皱褶深处了。

“真的吗？宜昌，真的是你青少年时踏足过的旧地吗？”从武大会议转往三峡大学的一路上，同行友伴们一再如此问询。是的，它触碰到的，其实不单是个人的记忆，也是时代的一道疤痕，一脉心火。

1972年夏秋之间，我19岁，尚在海南岛乡间抡锄挥汗作知青。1971年“9·13”林彪事件的发生，无疑是划开我辈青春行旅的一道最深的刻痕。此前的纯真崇拜与蒙昧浪漫，一夕之间粉粉碎，一变而成众多的疑问号与感叹号——何为真理又何为真实？何以自立又何以自处？“中国向何处去？”是当年乡间知青读书群落的一个热词——何方何土，方可为我等安身立命的“中国”呢？……等等等等。

于是，便和一位同在乡间读书写作的好友相约：学古人的“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我们各自攒两年农垦兵团的探亲假（一年12天，两年则可超过20天），利用“9·13”一周年的时段，结伴渡海穿山，去看看外面真实的中国与世界。

我俩筹划好了这个环游半个中国的路线——自雷州海峡过海，从湛江出发，坐慢车穿越云贵高原抵达山城重庆，再自重庆坐客轮自长江三峡顺流而下到武汉，再自武汉经长沙、湘潭返广州，最后返归海南。

自然，这个雄心勃勃又有点异想天开的行程计划，在当时不但属犯傻犯狂，也算犯忌犯禁。我俩严守着出行秘密，同时也得把出行的盘缠，从微薄的“农工一级”工资里一点点省攒下来。春去秋来，日落月升，泪洗汗耕。好不容易熬到那一年秋临，几番折腾后请得了探亲假而整装待发之时，那位好友忽然告我：他临时怯阵了，打退堂鼓，不想与我出行了！

“——大家看，屈原故里秭归，就在对面河岸的高坡上。”导游一语，又把众人的目光，引向了那片滚腾河水托着的迷蒙屋宇间。“因为三峡大坝建成蓄水会淹没秭归古城，现在的秭归，是当年把古城整体位移到了对面那片岸坡上。”导游解说道。可以想见，当年三峡工程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沿江两岸城镇村宅的移民搬迁，是一个何等艰巨甚至不无惨烈的大工程。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时间，这熟习的《离骚》句子浮上心头，我又追念起过往人生，那些“路漫漫其修远”的求索日子了。

彤云密布的当年，无论社会或个人，都陷在一段至暗时光之中。如今追思怀想，我才意识到，老友临阵退别的那一刻，扔在我人生十字路口的，竟是一个哈姆雷特之问：“To be? Or not to be?”——那既是“做，还是不做？”的选择之问，也是“生存，还是毁灭？”的灵魂拷问哪!——艰难筹措了一整年的梦想之旅，难道就因之破灭吗？同伴怯阵止步，我就该放弃吗？！

捏捏怀里揣着的两年间拼力省吃俭用攒下的70块钱，我一咬牙：“To be! To be! To be!”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做，必须走，我一个人，也要完成这个逐梦之旅！

记忆的奔马，一下子跳到了14年后的另一段生命驿旅——因为有了1972年独行之旅的垫底，1986年秋，在留学美国决意“海归”前夕，我打算安排一次只身上路的欧洲流浪。凭着一张以留学生身份购买的廉价欧洲火车月票和身上的700美元现金（又是“7”！），这场独自跋涉欧洲五六国的流浪孤旅，却是毫不犹豫、不假思索就上路了！

——“独自面对”。曾是我多少年后第一本散文结集采用的书题。这四个字，其实就是在海南老友临阵辞别的那一刻，凸显在我脑海屏幕的。“雪满千山行独夜，声喧九域守荒晨”,则是我若干年后自寿诗的句子。

几十年后返顾人生来路，我发现：19岁那年，决意迈出“独自面对”步伐的那一刻，其实是我人生长旅中非常关键的一步。那一步迈出去了，我的独立心志就从此确立了；你看的世界大了，心就大了，人生格局、视界，就完全不一样了。

同样道理，几十年后，一个不小心，我向久别的老友重提当年的诀别分手，竟然就不经意地，触痛到老友多年郁积的自尊苦楚了——他不得不承认，当年他把即将迈出的那一步缩了回去，从此，他就不得不继续退缩下去，委顿下去而难以振作了！他的生命之树，也就因之变得平俗萎靡，莫以言说了！

那段久远回忆不经意触动了老友积年的伤痛懊恼，他甚至因之与我再次“取关”失联，至今让我赧愧不已。

车子行走在宜昌平坦顺畅的高速车道上，向三峡大坝驶去。

宜昌本是山城。当年重重叠叠的山城陡街, 曲曲弯弯的峡边山路，盘着头巾、背着背篓蠕蠕爬行的人群，于今都全然不见踪影了。我只能从峡谷群山那一坂一坂的“画屏”山影里，找回当年的记忆。

记得当年，坐绿皮慢车出湛江、过柳州，第一眼看见柳江边那喀斯特地貌的“桂林山水”的惊喜感叹；从贵阳车站下车，一出广场就看见一个背上插着一把血刀子的大汉在哭号奔跑，后面簇拥着一群大呼小叫的追逐人群。

重庆街头，当时到处还留下文革武斗的弹孔、废墟痕迹，我甚至误入进一个规模宏大的知名红卫兵墓群。掏掏口袋，我舍不得花三毛钱吃一顿著名的重庆火锅，只能在朝天门码头，和那些扛活的棒棒工们并排坐在石阶上喝水聊天，听他们吆喝、唱曲、骂娘……

我在沿途每一个大站走走停停，睡火车小站台、长椅底、行李架，和各色人等接触聊天，记写日记。一直到自重庆坐上了吐着黑烟顺流而下的三峡客轮，在混杂着汽油味、烟草味和汗酸味的三等舱通铺上，开始了我的那本《写在长江上》的札记写作。从此，那支磕磕碰碰览阅人生、观察世态的钝笔，就再也没有搁下……

窗外，连绵的画屏山影，重叠在阴晴流转之中。

我没想到，三峡大坝的此次行旅，忽然成为我返顾人生来路、观照世态世道的一个契机。千流百转的长江巨流，穿越三峡，就此在这宜昌地面的大坝前，被锁住了，降伏了。三峡出平湖，曾经是多少代伟人贤杰的梦想。如今这梦想，就呈现为一条伟岸的白玉带，同时也翻覆出各种感叹号和疑问号，耸立在我眼前。

此一刻，阴霾天难得地阻挡了七月的毒日头，陪同的小伙伴却告我：更难得的是，恰是你们到来，带来了风停雨住的这样几个阴晴天。今年汛期凶猛，湖北当地的连月暴雨令得三峡大坝前水面高涨，据说几天后，就要开闸泄洪了。可惜,我们无缘得见那白龙列阵吐珠的壮伟景观。

记得，史学家唐德刚曾提出过一个“历史三峡论”。唐教授把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作为历史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与标志。他将先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大的阶段，比作水过三峡。历史的潮流中，前后两个社会政治形态的转换，其间必然有个转型期，此转型期就是个瓶颈，也是一个“三峡”。然而历史的前进，如帝制向民治转型，是江流东去的大势，是任谁也无法否认和扭转的；但每个阶段又都是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有时甚至会出现历史的倒退回流，一如三峡对长河流水的屏障阻隔，却又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眼前，绿水在侧，青山敞开怀抱。水流山立，苍郁葱茏，似脉脉含情，又似向你昂首挺胸。

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一道生命河流之“三峡”？——汲活水渊源，汇流成川；经土石阻隔，再夺势而出；有激流险滩，也有奇幻奇景；抵潮平岸阔，却不忘居安思危——是奔流之望，构成了我们人生的底色。

人生，又是一道命运的齿轮，随时需要与机会交手而作出抉择——有取有舍，有所为有所不为；机会敢去争取，也要知道止损放弃；关键的一步要抓紧迈出，试一试就有无限可能性；如是，果断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就是接得住机会橄榄枝的那只妙手——可能性的追求，正是人生向上的內驱动力。

人生，亦是一场未知之旅。——只有你敢于去面对未知，又可能从未知中创造新知，把新知转化为新果，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现在有一个网红词，叫“逆袭”，也叫“逆风翻盘”。其实，“逆袭”和“逆风翻盘”的前提，是“逆风坚持”——咬牙坚持，坚持自己的选择，强迫自己不放弃，不半途而废——不坚持，怎么可以看到希望，怎么可能成功翻盘？！——“剩者为王”，才能“胜者为王”啊！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曾说过：“人生，是等待收割的土地，活着就是一种恩典。”“活着”，正是一种坚持啊！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夫在他的《狂热分子》一书中如是说，“自我若是软弱无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

是的，自我的力量，是自由的根源。抚今追昔，当年的三峡独行给予我、滋润我的，正是这么一种自我力量带来的自由抉择，自由选择带来阅历与视界的升华，从而打开了人生更大的格局和焕发了更高的境界啊！

一路上，同行友伴对我当年的三峡宜昌行很感兴趣，我反而向他们打听：现在的宜昌，还盛产藤吗？藤制品，还是你们当地的土特产吗？见有点头的，也有摇头的，我便给他们讲了一个“两张藤椅”的故事。

当年，宜昌，是三天两夜的三峡客轮唯一一个长时停靠的码头。客船靠岸碇泊，除了到站下船的，其他乘客可以出外行走小歇。当年我踏出船舱，首先闯入眼帘的，就是重叠陡斜的码头石阶上，一溜溜像瀑布向下流泻的白藤制品——藤萝藤篮藤篓藤筐藤凳藤椅什么的。当地土话的叫卖声尖利入耳，让我不得不留心起这些白花花的精巧手工制品来。

那年月，“9.13”事件后，整个紧绷的社会情状有所松动。我隐约听闻，此时还在系狱的父兄有可能在近期解脱释放。虽然囊中羞涩，可一路风餐露宿千省万省的盘缠中，还是略有节余。我便动了心思：想给当时已步入老境的父亲，送上一把宜昌藤椅，作为儿子送给他出狱的见面礼。

我看中了一把藤椅，便开始和那位拖着孩子一再纠缠我的老婶子讨价还价。记得当时，码头高阶上铺满的各色藤制品中，以藤椅价最贵，也就是10元钱一张。我挑中的那张藤椅还在讲价中，催促旅客回船的汽笛就拉响了。无奈那张藤椅与套在下面的另一张藤椅粘连在一起，却无论如何分不开来。原来是藤椅编织完后，都要刷上一层透明光油漆。是完工时未干的油漆把两张藤椅死死黏合在一起了。

催客的汽笛一再拉响，我只好放弃，正欲转身离去，不料老婶子一咬牙，发狠说道：做买卖就讨个开市吉利，这两张藤椅都给你，我只收一张的钱！她搂着孩子向我伸出手，目光里带着急切哀求。我看一眼她和孩子，心头一软，便说：老婶子，我也不要占你的便宜。这样吧，刚才还在跟你讲价，我就给你十五块钱，把两张藤椅一起背走吧！汽笛声中，我把十五元钱掏给她，匆匆把那两张藤椅背上。

老婶子在千恩万谢中，还不忘利用我身后突起的大挎包，把两张藤椅自然地“挂背”在我身后。我就如此滑稽地“挂背”着两张藤椅，一步一颠地回到即将启碇的客轮上……

“噢噢，你真的就这样从宜昌，背着两张藤椅上了路？”旅伴们啧啧惊奇，叹道，“多别扭，多奇怪呀，你从宜昌到武汉上了船，难道你还这样背着两张藤椅上火车，再背到长沙、广州？——没有人为难你、取笑你吗？”

我笑着摇头。

哈，一个从宜昌背着两张藤椅继续上路的少年人，既然当初敢迈出千山独行的第一步，如今早已不在乎什么别扭、美丑了。舟车劳顿，我一路上兀自背着这两张藤椅颠簸上下，更变得随遇而安，笑骂由人了。记得，在当时自武汉南下的绿皮火车上，车厢拥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这两把紧紧粘连在一起的藤椅，反而成为我挤在车厢过道一角，得以安坐度夜的结实“宝座”呢！

随后，这两张粘连的藤椅，在我落脚留宿的长沙亲戚家中，被我分解开来，留下一张送给了亲戚；剩下的一张带回广州，真的成为不久后离开冤狱回家的老父亲的开心安慰，并且一直陪伴他老人家度过了晚年岁月……

大河侧畔，岁月沉香。

我向同行友人讲述着这段奇葩的宜昌回忆，就像把一束青春花瓣，投进了三峡大坝下的平湖里。——三峡，我回来了。是的，归来还是少年。就让我永远带着那一颗少年壮游之心，去继续面对未来的人生时空吧。

8/20/2024午后，于康州衮雪庐

来源：新三届

——《息壤——献给顾准》的多重叙事与意象叠加

阅读渐离的长诗《息壤》，真是太不易！

不是因为它长，而是它沉，沉重到每读一节都需停下了喘息、停留。诗中蕴含的高密度文化信息与悲怆的思想意识，既让人短暂思考，又总感觉阵阵压抑。直至读完全诗，松口气后再回眸，不能不让人惊叹这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宏大作品。

一

阅读不易，创作这部作品更不易。阅读《息壤》时，我曾在心中暗问，若海子在世，他能否写出这样的长诗？我记忆中，海子算是写长诗的高手，即使不经常读诗的人，也知道他动辄上千行的作品“太阳·七部诗”系列。我知道，冒出这个的问题其实很愚蠢，且不说海子早已故去，历史岂能假说，就算海子尚在，也不可能写不出与《息壤》一般的长诗来，因为海子与渐离是完全不同路数的诗人，尽管他们的诗歌中有许多相同的艺术元素，诸如开放性结构、碎片化叙述以及生离死别等苦难意象母题，但他们毕竟学养不同，人生经历各异，创作思路与风格必然迥异。海子的诗总体风格以抒情见长，而渐离则非但善于抒情，但更注重把抒情藏于叙事，从日常中发现诗性的光芒，尤其善于寻找史事与现实生活高度契合的创作原料，进而把冷峻的历史原矿熔入当下的诗化熔炉。他的《平庸之歌》即是这样的作品，而如今的《息壤》更是通过时空纵阔，把百姓的悲苦，个人的遭遇，诗人的悲悯，哲人的理想铸成一部交响乐般的宏大叙事史诗。

《息壤》给人的审美震撼是强烈的。长达四千多行的文字，竟全部采用诗经体四言句式，其中丰富的思想内容与独特的艺术探索精神，在当今诗坛堪称是独一无二的宝贵存在。如今的诗歌界，别说史诗性的鸿篇巨制，即是稍微优秀的长诗也属凤毛麟角。诗歌在一些人看来，不过是牟取名和利的工具，早已不再把反思历史，叩问现实，尤其是灵魂拷问作为诗人的责任，诗人们要么把迎逢颂扬，把赞美权贵当作进阶的捷径；要么回避时代痛点，沉迷风花雪夜，视小我为风雅，把私人经验当成普世哲学。更有一些自称诗人的人实际上已经沦为诗坛上的马保国，仅靠曾经浪得的虚名吓人，真到拿出作品时，便显出了虚空的瓤子。

在诗坛充斥腐败与空虚的背景下，《息壤》横空问世，无疑为虚假浮华的诗坛丢了一颗响雷，非但让爱诗的读者为之一震，而且恰如看见一盏光亮如昼的探照灯，穿透诗坛的层层妖雾，照出深藏其中的种种丑陋。由此我想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魏晋以后奢靡之风泛滥的文坛，终于有韩、柳来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学古创新，接续并弘扬先秦两汉优秀的文脉。《息壤》于当今诗坛而言，无异于诗歌的“古文运动”，被遗忘的诗歌传统重新记忆，断裂的人文精神得以重构。

《息壤》是写给顾准的献诗，但整部作品除了标题，没有一处出现“顾准”，顾准的身影却无处不在。对不熟悉顾准生平的读者来说，难免不产生些许阅读障碍，可正是这一结构的模糊性，更能激发读者思索的空间。因为凡是对当代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人苦难而是一群人的苦难，甚至是整个民族苦难的缩影。读懂了《息壤》，就读懂了顾准，也就读懂了一个时代。

顾准，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计划经济最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便写出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及价值规律的问题》，成为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随之而来的遭遇便可想而知，两次划为右派，下放劳改，妻离子散，从精神到肉体遭受到非人的迫害。然而，顾准初心不改，即使身处绝境，也没有放弃独立思考与写作，他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一样，希望从人类文明早期成果中寻求创新的源泉。为此写出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这些作品对苏俄革命以来半个世纪的革命、理论及所带来的问题、教训进行了系统思索。王元化因此将顾准与屈原并列论述，并评价道：“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

了解了革命家出身的顾准的人生与思想，就明白了诗人之所以选择他作为讴歌对象的意义。顾准作为一个投身过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人，他的身上充满了理想色彩，但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他又具备了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人格。这种理想信念追求中的双重性在极权政治氛围中是不可能达成统一的。顾准最终从狂热的革命者转变为一个捍卫真理知识人。诗人看到了顾准所蕴藏的巨大文化与美学价值，通过诗歌记录一个人，记录一段历史，也通过这个人与这段历史，追寻人类文化根脉上的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正确与谬误。

作为一部叙事诗歌，《息壤》从时间与空间的多维层面展开，却并不遵循时空的顺序逻辑，而是采用交叉式碎片化的叙事结构。如果要厘清其中的叙事成分，可以从表象叙事与深层延伸两个方面解读。表象叙事包括中外神话、中外历史和顾准人生叙事；而表象背后的隐形叙事则是诗歌叙事的深层延伸，即：知识分子叙事，也是诗人的内心叙事，这是这部作品潜在的终极审美。

神话叙事均以“盗”缘起，一个窃息壤，一个盗火种。华夏的鲧与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都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造福人类。叙事开篇从中国上古洪水写起，“汤汤洪水，浩浩滔天”，于是治水英雄出场，“鲧窃息壤，不待帝命”。从此往后，叙事从神话转入以时间为轴的历史空间，又从历史空间转入西方神话与西方历史叙事，再回到中国当代历史叙事。时间与空间的交错转换，营造鲜明的对比，也形成相互的映衬。鲧窃息壤治理水患与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具有同等伟大的意义，他们的行为都因未得到天帝许可，所以都遭受了严酷的惩罚，鲧被天帝派祝融斩杀于羽山；而普罗米修斯则被锁在悬崖上不仅遭受风吹雨淋，而且被鹰鹫日夜啄食其肝脏。两个神话人物都是反抗天神造福人类的悲剧英雄，普罗米修斯不仅是反抗者，而且还是人类的启蒙者。但鲧亦如此，但相对于普罗米修斯，他似乎更为悲壮，盗火毕竟成功，把光明与温暖播撒了人间，而且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最终还被赫拉克勒斯解救；而鲧盗取的息壤却终究没能止住洪水，连自己的头颅也遭斩杀了。鲧所面临的是亘古未有的“洪灾”，是凭他的神力根本无法克服的灾难。虽然鲧失败了，但是他作为天帝的反抗者和人类的拯救者，最终完成了悲剧英雄的自我塑造。

如果说《息壤》仅仅孤立地讲述两个神话，那便毫无意义了，诗人从神话叙事入手的目的是要通过神话路径进入历史的语境。与小说不同，诗歌叙事的逻辑是内在的，需要读者审美体悟方可完成。《息壤》断崖式和碎片化的历史叙事，经过读者的阅读重组后，遂能编织出一幅清晰的史事还原图，达成历史与理解的统一。王朝更替，社会兴衰，在叙事中一一掠过；历史事件，时代拐点，在叙事中一一呈现；先贤圣哲，历史人物，亦有序进入诗歌。历史叙事是《息壤》神话叙事之后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这部分文字中，东西方历史之路伸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在历史的起点上，它们原本是并行不悖的：“孔丘教化/耶稣箴言/并行不悖/止于至善/东西圣哲/心理攸同”。起点相同，却并没有并肩前进，两者很快就各自拐了弯。出现在诗歌中的西方历史文化叙事是城邦、哲学、公民、法权、平等、自由等概念，期间即使有中世纪“血流漂橹”“兴裁判所”等黑暗时刻，但由于有“维神肇赐/希腊嘉名”“议事有则/堪称公民”的传统，终究走上了“轮番为治/唯宪是遵/刑名修列/风俗淳淳”的道路；反观中国，因信奉“有命自天”“王权神授”，便只能遭遇“祖龙之虐/苦秦久矣”“祸流四海/百代秦法”“皇灵私亲/祸崇千秋”等苦难。相较西方，中国历史起始不久就拐上了弯路。

对比东西方历史文化，诗人洞穿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人间惨剧均源自于“祖龙之虐”。“秦制”一词在诗中多次出现，成为打开这部作品思想隧道之门的钥匙。因为“秦制”“祸流四海”，构成了延续至20世纪的祸乱根源。时代虽然不同了，但人们骨子里“王权神授”的思维并未改变，曾经密集出现的各项政治运动，实则都是疯狂的王权崇拜的结果，只是以“直接民主/革命恐怖”的面目出现而已。

诗歌的历史叙事是充满批判精神的，但对于中国文化却并未全盘否定，尤其肯定了优秀的士人传统，孔孟、老庄、屈原、李白、杜甫等一路而来的古代先贤，他们的思想和人生际遇，都能在作品中可见一斑；古代各类的经典如《尚书》《左传》《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诗经》《离骚》《史记》《汉书》以及佛经的思想亦被大量引用。这些叙事虽然是片断和跳跃的，却构成了中国文脉的精神链条，这些都为最重要的人物叙事，即：顾准叙事绘出了灿烂的星空背景。

顾准叙事从他的人生轨迹与思维活动两个层面展开。顾准的生命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是革命经历，从地下党到参加新四军，“慕俄慕共/斯道左倾”“地下办报”“言论自由”“逼蒋抗日”“我驻盐城/梦至延安”；下半场从革命走向内心，思想不断成熟。在20世纪50年代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背景下，因为坚持独立思想，随之而来的便是命运的起伏跌宕。因“两度为鬼”“我生命微，何况长羁”而“骨肉渐远”“夫妻连坐”“妻子情乖”“我妻心灰”。诗中不断出现的商城、信阳、息县，这些地名，正是顾准下放、劳改，九死一生的困囚之地，此时囹圄、流放、死亡、荒芜、孤坟等阴冷意象不断出现，成为顾准下半场生命叙事的重要内容。

不过，困囚之地也是顾准思考走向更深沉的“研究室”。在“天地如锈”“仓颉哽咽”“惟群山囿”的至暗时刻，依然有一束不灭的光穿过重重黑幕透射进来，这是承载着不朽思想的文字与书卷气息，“壁间读书/发愤译述”作为顾准受难时期的顽强坚守，使他的思想获得了质的升华，“我本逐客/匪怀逐忧”。他忧愤的不是自己被逐，而是国家、民族的命运。于是有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索，希腊、罗马、城邦、政治、民主、法制作为顾准思索的重要内容，也成为诗歌中顾准叙事的重点。此时的顾准就像《尤利西斯》中迪达勒斯一样，不再信服自己已经不相信的东西。虽然那曾经是他热烈追求过的，但现在他要自由、完整地以生命的模式来表达自我。

从神话叙事到历史叙事，再到顾准叙事，《息壤》完成了宏大叙事与个人微观叙事的对比交融，也完成了对顾准的历史与文化定位，从而使顾准叙事本身不仅更有意义，而且也使整部诗歌具有了浑厚凝重的诗学美感。

阅读《息壤》的顾准叙事，一个问题自然就冒了出来，诗人为何要以一部数千行的诗歌来向顾准致敬，而不是选择其他人作为叙事对象呢？

笔者揣摩诗人的意图可能有两方面考量：首先顾准是当代知识分子受难的典型，他的一生历经撤职、下放、右派、劳改、关牛棚、妻离子散、疾病缠身，但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初心始终不渝，体现了中国读书人坚贞高洁的人格特征。因此，顾准的悲剧不止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20世纪中国具有反思、批判精神的intelligentsiad悲剧的集中体现；其次，顾准是由职业革命家转而成为思想家的知识分子，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最终成为宪政民主制度的积极推崇者，“昔日敬神/今我穷理”,其中所蕴含的巨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曾经的信仰作反思，对权势者讲真话，顾准思想的变化最能体现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称赞的“自由漂游”精神，即：知识分子的同质性与异质性。这是顾准叙事最内在的价值所在。

用一首数千行的长诗来致敬顾准，致敬的不仅仅是一位历史人物，而是致敬那个时代的觉醒者。顾准固然是出类拔萃的思想者，但在极权专制环境中有思想的人并不在少数，否则怎么会抓出55万右派（可能远不止此数）？他们中的许多人和顾准一样，即使被划右派依然坚持思索，品格的确尤显可贵。这些痴性不改的觉悟者，其人生路径与思想历程，也许各不相同，但他们的遭遇灾难却大同小异，顾准只是更典型更集中地担当了他们的代表，因而他成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象征。可以说，《息壤》的顾准叙事，本质上就是一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叙事。何为知识分子？并非有知识就能拥有此荣称。知识分子是一种公共角色展现的精神姿态，只有那些品德高尚、人格独立，敢于探索真理，永不向权势妥协的被放逐者和边缘人方能扛起知识分子这份责任。顾准无愧知识分子称谓，也就无愧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

所以，致敬顾准就是致敬中国当代知识分子。

由顾准叙事延伸至中外文明的宏大叙事，包含了诗人浓烈的情感和深邃的思考，因此《息壤》又是诗人自身的内心叙事。对于历史，对于人民的苦难，对于民族前途，作者有自己的观察理解，恰好以顾准叙事的视觉自然地表达，这是中国文化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一贯传统。《息壤》从历史出发，以顾准生命为脉络，不厌其烦记述时代的荒谬与苦难，这既是顾准的惨痛经过，也是诗人对历史的批判性认识，“百代秦法”“祖龙之虐”，表明诗人对过往除了有深刻的理解之外，还有尖锐的嘲讽与批判；对于顾准理想的幻灭，以及对宗教信仰、政治哲学、民主宪政、公民自由等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认同，既是顾准的觉悟，也是诗人苦苦寻觅的价值理念。

所以，致敬顾准也是诗人致敬自己内心的理想。

神话、历史、顾准构成了《息壤》的三重叙事，而知识分子、诗人内心则是三重叙事中的二重隐形叙事。这种明暗相间所组合成的多重叙事，犹如一部规模宏大的多乐章交响史诗，将追寻远古，仰望星空，反思历史，制度批判，灵魂叩问，真理探索的主题融汇一体，共同完成了这部长诗的本真性的诗学大厦。

《息壤》形式如《诗经》，但内容却似《离骚》《天问》，这大概就是阅读这部长诗时，总感觉屈原魂魄充盈其中的缘故。

二

《息壤》某些段落，似乎与《诗经》如出一辙，且看其中一节：

所赖青衫/见之不忘/恨无剪声/怯怯空房。
所赖花影/尽意凄凉/恨无幽魂/教寻回廊。
所赖衢路/蔓草残阳/恨无醴泉/玉老田荒。
所赖清泪/搅入椒浆/恨无啼痕/染透绡帐。
所赖月轮/夕夕成玦/恨无皎洁/开颜非悦。
所赖水火/能辨濡热/恨无秋坟/认取双蝶。
所赖丹青/省识盈盈/恨无素手/一片伤心。
所赖鹣鹣/同宿同醒/恨无机杼/风檐雨铃。

这是第47节，若单独提出来读，恍若是在读《诗经》，八个反复出现的“所赖”和“恨无”构成重章叠句，是典型的诗经手法。“所赖”的风景，如今都被“恨无”的情景取代了，剩下的只有毫无生气的空房、回廊、田荒、绡帐和生者的“非悅”“伤心”。这是一段悼亡诗，诗人以最像诗经的叙事表现了顾准在失去妻子后的悲痛心情。冷文宗在《在时间的灰烬上重造史诗》一文中称赞：“《息壤》选择四言，回到秦之前没有被皇权专制污染的汉语”，“是一次真正的语言突围”。这个评价颇有道理。

《息壤》的叙事语言没有采用白话，更非当今流行的口语诗方式，而是《诗经》体的四言格式：“南山有桑 / 北山有杨”“衡门之下 / 可以栖迟”。整部作品除了个别地方因语气助词而字数增减之外，一律四字一行，其中不少段落，俨然一部诗经新语。

四言诗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写作形式，用语朴实，文字简洁，内容凝练，阅读亲民，情感表达也最纯真、最精炼，流传于上古四言歌谣，发展至《诗经》成为经典，也成为中国诗歌的源头。但四言的写作难度极高，使不少诗人望而止步。秦汉以降，真正能继承四言正体遗风且留名史册的只有曹操、嵇康、陶渊明、韩愈等不多几位大家。如今一部如此弘大的《息壤》竟也采用四言完成，这本身就展示了诗人艺术探索的巨大勇气。无论作者基于何种考虑，要创作这样的作品，其难度都是可想而知的。首先如此庞大的体量，在文学史上从未有可借鉴的范例，因此在文本形式上，《息壤》已经显示了前无古人的实绩，不能不说这是诗人渐离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独特贡献。其次作为叙事长篇史诗，《息壤》创造了汉语写作的奇迹。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文学没有叙事史诗，后来发现了《格萨尔王传》《江格尔》和《黑暗传》，但遗憾的是，前两部分别是藏、蒙的民族史诗，后一部虽是汉民族的，却是口语叙事，不能算诗歌中的“雅音”。诗歌是文学的桂冠，口语叙事只能属于民间文学范畴。《息壤》问世，无疑是对汉语长篇叙事史诗的创造性贡献，必将在中国诗歌史上占一席地位。

《息壤》不仅在体量上，更重要的是也在思想内容上为史诗叙事开辟了新路径。中国文学是有悠久史诗叙事传统的。《诗经·大雅》中就有五篇是周人的叙事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从周的始祖后稷神话开始，先后记述了公刘、古公亶父迁居豳、岐山，发展农业、修筑城池的事迹和太王、王季、文王征伐密，伐崇，以及武王伐商的过程。这些篇目连续起来就是周族从兴起、发展、繁盛到西周王朝建立的全部历史。但是《诗经·大雅》中的史诗，在记述历史的同时，无一不是颂扬历代周王的丰功伟绩，因此这些史诗统统只能称作庙堂颂诗。而作为当代叙事的《息壤》却正好相反。一方面它的确继承了《诗经·大雅》中的史诗叙事传统，但更多地却是发扬了《诗经·国风》的“以风刺上”批判传统，所以《息壤》的史诗叙事是与屈原、杜甫的人文精神一脉相通，并充满了当代诗人强烈的知识分子责任担当，即：浓厚的社会批判意识。且看写诗中大饥荒的荒谬：如“毁灶献铁/铸炉超英 ”“亩产亿垓”“户无私粒/陇无私苗”，结果造成的则是“农夫饿死/惜无肉糜”“易子而食/析骸为爨”“驱猪食人/人猪偕亡”的惨剧。这样的句子，不啻给读者一个晴天霹雳，更是诗人悲愤情绪的直接宣泄，其批判的锋芒是极其尖锐的。为了达到揭露荒诞的目的，诗人甚至干脆将时代的流行语乃至标语口号直接收录，如“三反五反/思想打虎”“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互揭伤疤/自剖肠肚”“嘴尖皮厚/头重脚轻”“脱裤割尾/除恶务尽”“一打三反”“批林批孔”“自由市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爹亲娘亲/主席更亲”“天大地大/党恩至大”等等，这些毫无诗意的政治话术，尽管格外刺眼，却在大历史叙事中凸显了小时代的全貌特征，从而大大增强了社会批判的力度。

《息壤》用四言诗将神话与历史、中国与世界，包括无数的英雄豪杰、文化巨擘以及社会的荒谬、专制的残忍、普世的理念等等悉数压缩在由时间长度与空间广度联袂组合的长诗中，不仅使古老的四言诗获得了一次文化上的复兴再造，也对当下无病呻吟的中国诗坛发出了一次冷峻的挑战。诗歌如何面对历史，如何正视民族的苦难，如何坚守诗人的良心，《息壤》给当代中国文学、特别是给当代诗坛提供了新视野和新方案。

密集的典故运用，丰富的信息含量是《息壤》的另一大美学特征。用典涉及范围几乎囊括古今中外的文史典籍，诗人写作时，思维如天马行空，上天入地，纵横万里。涉及的中国古代典籍就包括《山海经》《尚书》《左传》《诗经》《论语》《老子》《庄子》《孟子》《淮南子》等一大批；涉及文学有自屈原以来作家、诗人的诸多作品，涉及历史则有自司马迁以后的多部史书，其中的故事均在诗中显示特殊的审美功效；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西方文学作品、基督教的《圣经》、佛家的佛经等也大量出现在诗中。这些中外典故或以明典，或以暗典，或以反典的形式出现诗句中，为诗歌叙事和诗人情绪表达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对于典故的安排，有时化用原典字句，有时直接引用古人原句。如“帝息此壤/有神司之”“帝敕下民/以雷以雨”“幸帝之怒/帝茫不知”这些句子均出自苏轼的《息壤诗》，而“南方多疫/劳者先死”“土乌能神”“死劳死疫”则来自于柳宗元的《永州龙兴寺息壤记》。苏轼、柳宗元都是对息壤持怀疑的人，引用、化用他们的句子，无疑给息壤这个总意象增加了丰富的层次感。

如此高密度中外典故运用，充分显示了诗人才华横溢和满腹的学识，但对于初读这部作品的人来说，却可能对作者会产生“吊书袋”的错觉。但读完后细想，才发觉这典故用得恰到好处，因为每处典故都与叙事主人公的经历、处境、情感紧密相连。如“沉湘哀郢”以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象征顾准上下求索的精神；“折腰为米”“归去来兮”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表示顾准的操守；“太白夜郎”借李白流放夜郎述说顾准的流放之苦；“杜陵未老”以杜甫忧国忧民之情展现顾准的忧愤；“家书万金”用杜甫思乡情表达顾准对亲人的思念；“十年生死”显然是借苏轼悼亡妻的诗句对应顾准与妻子的离别；“农夫饿死/惜无肉糜”则以晋惠帝的故事控诉当代的大饥荒……诗中此类典故比比皆是，实在不胜枚举。当读者将这些典故与顾准，与顾准所处的时代社会一一对应的时候，谁还会嫌诗人用典太多，反倒是惊叹诗人学识的广博，用典的精妙。

为什么要密集用典？这既是艺术形式的需要，也是现实语境的要求。典故使句式简洁，通过大量的典故埋伏，形成不少隐喻、暗喻、借喻、转喻、曲喻等修辞，从而避免了叙事的直白，增强了史诗的艺术含量。

典故也《息壤》的史诗叙事增添了浓郁的诗意之美。意境是衡量诗歌优劣的圭臬，诗歌有无境界，取决于意境的深度，而意境的深度则来自于意象的广度。对于一部长篇叙事诗，诗人是深知其要义的。《息壤》意象的广度正是得益于频繁用典的结果。通过典故→意象→意境，一种诗意美的刻意营造，使这部长诗的叙事不断趋向丰富与完善。诗人以典造境，以典达意，不断为读者提供了文化共识与情感锚点；同时又化典为境，将典故与叙事主旨交融成趣，形成既悠远又现实的情境，于是典故的确定性和意境的模糊性在这部叙事长诗中合成巧妙的张力，拓展了诗歌无限解读的空间，并有效缓解了阅读过程的审美疲劳。

《息壤》最重要的意象当然是息壤。它既是一个动态意象，不断地生长；也是一个静态意象，体现对天帝的抗争。这个美丽的神话原型，本应该成为中国文学的创作母题，但纵观古代文学史，它却极少进入迁客骚人的视野，即使被放逐的苏轼、柳宗元也并未发掘出息壤更深厚的诗性，他们只注意到了它的生生不息，根基永固的特性，却忽略（或许根本就刻意回避）了它“不待帝命”的意义。而这一点却恰恰被当代诗人渐离所看重，他不仅看到了这一意象的生长性，更看到了这个意象中表现出的对抗天命的巨大文化价值。庞德曾说，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和情感的复杂经验。”只有经验丰富并且具有当代意识的诗人，才会从古老意象中发现其具有当下意义的价值所在。

息壤作为全诗的总意象，其生长性成为顾准思想不断变化成长、成熟的象征；而其背后“不待帝命”引发的悲剧则是顾准敢于“膏火自煎”“傲立不惧”的人格具象化。从神话到现实，息壤这个意象的二元性重叠，最终成为顾准叙事中氛围最深厚悠远的意境。

因为息壤的二元性便自然引出“盗火之罪”，让鲧与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组成鲜明的对应和比较，他们共性不在于“盗”，而在“不待帝命”。所以他们都遭受了天帝的惩罚，但最终结局却又各不相同。天火本是作为息壤的对应物出现的，却在此成为隐形的意象，与息壤形成对照重叠，共同承担起顾准叙事的诗学责任。鲧和普罗米修斯的终极结局，构成了顾准从人生到思想精神的完整叙事，顾准本人虽像鲧一样悲剧，但顾准的理想最终会成为“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

除了总意象，《息壤》中还有不少各式各样的意象，流放、囹圄、病体、死亡、孤坟、火、光……它们像艾略特与罗布茨基式的意象一般，层层叠加在诗歌中，伴随叙事情景的变幻和顾准命运的起伏跌宕而出现，这些叠加在息壤之后的诸多意象，为《息壤》这部长篇叙事史诗营造出了浓郁的美学氛围。

《息壤》是诗人渐离给中国当代诗歌带来的一个巨大惊喜！

2026年7月5日 于古望川原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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