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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秀:為了那些被湮沒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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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秀:為了那些被湮沒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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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秀:為了那些被湮沒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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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秀高中畢業照

  什麼事情都有著一些緣由,說到上山下鄉,就不能不說到更早些的故事。想想也真是感慨得很,從1982年開始寫作,在台灣和美國已經出了將近三十本書,寫到作者簡介時,長長的這一段故事總是被省略掉了,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不懂得「上山下鄉」這個詞兒是個什麼意思。當然,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結果就是,這些被湮沒了的歲月竟然被深深地藏進了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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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是一位美國的軍人,他在1943年到1945年這一段時間裡,擔任美國駐華使館的陸軍武官。那時候國民政府設立在陪都重慶,美國大使館自然也設在重慶。父親在重慶住了兩年,在盟軍丟失了緬甸、滇緬公路被日本人切斷、中國人民「抗戰」最艱苦的時期,他擔任的工作是保證美國的援華戰略物資的「駝峰」運輸、協助中國政府裝備和訓練中國遠征軍、重新打開滇緬公路、從日本人手裡奪回東南亞。所以,說到底兒我的父親在中國期間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支持了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父親在重慶也認識了我的母親。1945年,日本投降,二戰結束,我的父親帶著我的母親離開了中國返回美國紐約。1946年,我出生在曼哈頓。當時父親正駐節紐西蘭,他趕回曼哈頓,看到了我,然後返回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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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秀生父韓恩

這樣的一段故事,自然不能見容於1949年之後的新政權,因為中美關係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一直是敵對而緊張的,而父親不但是軍人,且與1949年之前的國民政府合作很密切。在新政權眼睛裡,他無疑是「敵人」。於是自從抗戰勝利離開中國,父親再沒有機會踏上中國的土地。

我卻在一歲半的時候被我母親託付給一對美國青年,他們帶我搭乘一艘美國軍艦,漂洋過海來到了政權更替中的中國。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和她一位遠親趙清閣女士。直到1978年我重回美國之後才知道,是在父親不知情的情形下被送走的。當父親聽說他唯一的女兒被送走的消息趕回華盛頓的時候,我已經抵達上海了。父親1968年過世,在我的一生中,我與他竟然只有出生時的那一面之緣,那是深深的無法言傳的傷痛,永遠無法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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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秀生母趙韞如,1947年在耶魯大學

我是跟著外婆長大的。外婆是無錫人,出身富裕的大家庭。1937年外公去世後,外婆便考進國民政府的統計部作了一位公務員。政權易幟,外婆為了等我而失去了南遷的機會。她深深了解,如若住在南京,恐怕很不安全,所以索性來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個小三合院安安靜靜地住了下來。我嬰兒時期的乳娘是一位日本婦人,所以我開口學話便是日文。在船上與那對善良的美國夫婦在一起只有英文,丟掉了日文。與外婆在一起,學了一口無錫話,又丟了英文。到了北京,學了一口純正的北京話,雖然聽得懂無錫話、上海話,卻說不利落了。後來,住過無數地方,學習過各種不同的語言,北京話卻跟了我一輩子,無論如何,難捨難分。

外婆是一位極聰慧的女子,她深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依靠,保護好她自己就是保護了我。所以,她留在了家裡,靠修繕書籍謀生。那時候許多人倉皇離去,許多的珍本書流落街頭中國書店用麻袋送來殘卷,外婆將它們整理成一套套的線裝書。做這件事首先需要懂得斷句,然後需要修補書籍的工具與技巧。現在正流行德國作家馮克的一部書,叫做《墨水心》,裡面有一位書籍裝幀師莫提瑪,每當我讀到他把一卷修書工具打開的時候,就會想到外婆那一套工具:在一個縫得結結實實的青布卷囊里,除了大小不一的各式刀剪之外,還有許多厚薄不一的竹片,它們被磨得溫潤無比。

外婆告訴我,她從小就跟著她母親修補舊書,那是一項傳了若干代的技藝,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她手裡的這套工具還是她出嫁的時候外曾祖母給她壓在箱底的呢。於是,從外婆那裡我學到了「藝不壓身」這樣一條人生路途當中應當謹記的道理。我還記得那一架木頭做成的訂書機,外婆坐在凳子上,訂書機哐當哐當地響著,線繩整齊地穿過修補好了的書頁,將它們裝訂成板板正正的書冊。

其中的一些書在交還給中國書店之前,成了我的啟蒙課本。我四歲發矇,讀的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這些書將我引進了傳統中國文化的大門。講句老實話,對我來講,中國古典的文學、哲學實在是一種最為堅強的精神支柱。它們在我最沒有指望的日子裡讓我守住了內心深處的那一塊凈土,真正非同小可。近些年來東西寫得稍微多些,有人說,這人長了一張西方人的臉,行起事來卻是地道的中國人,而且不是現代的中國人,而是古代的中國人。我想,他們之所以一語中的,無非是看到了感覺到了中國古典文化對我的深刻影響。每到這種時候,我都會深深感激外婆當年的睿智。

外婆沒有進入任何一個「單位」,1949年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也都沒有波及到她。外婆娘家和婆家的親戚們在土改當中都被整肅得七零八落,她卻早早就離開無錫的大家族了,靠薪水吃飯,成分便被劃為「小土地出租者」,不算太「高」。如此這般,一直到文革之前,她都可以生活得比較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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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秀的外婆

少年時還有一些際遇也很有意思。前面談到的趙清閣女士是外婆的遠親,我喚她「清閣姨」。因為她在戲劇與小說方面有一些成就,文化圈裡的人們都尊稱她為「先生」。趙清閣女士與老舍先生是青年時代的合作者,知情的人們說,舒慶春寫劇本完全是趙清閣推動的結果。我不可能知道得那麼深遠,只知道,清閣姨一生未嫁,單身住在上海,而老舍先生與妻子兒女一大家子人住在北京。

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搬到了乾麵衚衕,我就讀的學校在燈市口,從燈市西口到乃茲府舒先生家就很近了,我常常穿梭在這一帶。清閣姨寄信到外婆家,我便將信揣在懷裡,來到舒家。大清早起,舒先生正澆花兒,我就把那封信悄悄兒地從花葉子底下遞過去了。舒先生的回信也如是,我帶回家,由外婆再寄到上海去。這樣一種憂傷而溫柔的柏拉圖式的精神交流,深深地感動著我。現在兩位老人家都到了一個可以盡情聊天的地方去了,每想到他們,我總是很高興,因為我曾經成功地為他們傳遞了他們迫切需要的信息。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我也是舒先生作品的第一「讀者」。舒先生好講故事,但他需要一個好的聽眾,一個真情流露的聽眾。他身邊有許多人,無論那故事是否好笑,他們都會逢迎地笑。我卻不然,我是誠實的。聽到好笑的故事,我會笑個不停;聽到難過的故事,我會大哭;聽到沒有意思的故事,我沒有反應。就這樣,我成為舒先生最好的聽眾。他常說,「這孩子聽了會哭會笑的故事,我才會寫下來。那時候,我學到了一個重要的道理:作者將一本書寫完,並不等於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這部作品的人是讀者。三十年後,我自己成為一個寫手,我常常會想到讀者,深深了解讀者的共鳴是多麼的重要。

02

在外婆的身邊雖然有著一些喜歡我的成年人,但是在同齡人中間我卻是非常孤單的。我有一張外國人的臉,頭髮鬈曲,我比同齡女生又都高上一截。更要緊的是,我的父親可不是卡瑪·韓丁的父親那樣與當權者打得火熱的左派,連孩子們都知道,我的父親是「美帝」。於是,我被隔到了人群之外,任何事情都沒有我的份兒。我老是被單擺浮擱著,連座位都是單獨的,小學、初中、高中,好像都沒有同座位的同學,一個人孤獨地坐在最後一排。

我知道,在這裡,我是一個外人,永遠是一個外人。這種處境使得我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跟大多數同齡人相比,我自幼對專制下的不民主、不自由的生活有著來自內心深處的強烈的抗拒,對人為的愚昧有著強烈的反感。

外人尚不足以形容我少年時代的狀況,我還是一個「靶子」。當年的中國的反美情緒多麼激烈啊。但是,「美帝」畢竟遠在天邊,夠不著,而眼前這個「美帝」的後代收拾起來多麼方便,要圓則圓要扁則扁!

我對這個情形有了切身的體會是在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那時候我八歲。

1954年,大約是為了巴拿馬運河的事情,學校組織學生到天安門廣場去參加那裡的反美示威。那天人很多,到處是旗子和標語,「打倒美帝」喊聲震天。不知怎麼一來,我就站到了一個圓圈裡,這個圈子是用紙做的很難看的美國國旗和被畫成漫畫的艾森豪威爾頭像給堆起來的。口號和歌聲之後,有人點起了火,火很熱,烤得我心裡發慌。那天天很藍,藍天上頓時布滿了黑煙,然後便是許多的灰,灰很輕,飄落在我的頭上肩膀上、襯衫上。過了不知多久,周圍靜了下來,人都走了,老師和同學也都走了。我想,他們早就把我忘了。我還站在那兒,一頭一臉的灰。

天色漸漸暗下來,我還站在那兒。就在這個時候,有一位北京市的市民,騎著一輛唧嘎亂響的自行車兒,在那圈兒外邊停住了。他問我:「這孩子,你知道你家住哪兒嗎?」我說:「乾麵衚衕20號。」那時候我才知道我的嘴幹得快要張不開了。他又問我:「你會坐自行車兒嗎?」我說:「我沒坐過。」他把車支住,把我放在後架子上,告訴我說:「車座子底下有兩根棍兒,你抓住了,坐好嘍。千萬別掉下來,你要是掉下來了我可就沒輒啦。」他慢慢地騎著車子,車子還是唧唧嘎嘎地亂響著。到了家門口兒,這位中年人看我推開了院門才離開。

這件事情讓我看到了一個事實:中國的地面兒上有著很多很多好人。可能,我得和他們一塊兒吃苦,一塊兒受累,那都不怕的,我們能夠互相拉一把,我們能夠一塊兒挺過去。好多年,我不怎麼常常想到那口號聲、那些紙灰,倒是常常想到那個溫和友善的聲音:「你坐好嘍,千萬別掉下來,你要是掉下來了,我可就沒輒啦。」含著淚水帶著微笑,我想念著那個聲音。

這件事情讓八歲的我草草結束了我的童年,一天之內變成了大人。我知道,自己隨時隨地可能變成一個靶子。沒有辦法擺脫,我必須鍛煉自己的忍耐力。

這件事情以後,外婆更加註意我的飲食,她說你有好長好遠好辛苦的路要走,一定要吃好。後來,我更明白必須認真鍛煉自己的體力,準備走這好長好遠好辛苦的路,於是自覺地鍛煉身體。無論颳風下雨,五千米、八千米,我都會在高中北大附中的操場上一圈一圈地跑著,雷打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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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藝網站介紹的北京人藝演員趙韞如

03

我的功課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學畢業,保送女十二中,初中畢業保送北大附中。

1964年畢業的時候還獲得優良獎章。但是,1964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農村重新劃分階級成分,城市裡「階級鬥爭」的弦也綳得很緊。我參加了高考,50位被精選出來的考生集中在一個考場,北大校長陸平在考試之前親自來到我們的考場,為考生加油打氣。他說:「你們是北大附中的尖子,好好兒考,全部進入北大!」但是,這50名學生中只有四名進入大學,其餘紛紛落榜,完全是因為成分問題。數學老師不識時務跑到招生委員會去打聽我落榜的原因,人家將我的卷子丟給他。卷子根本沒有看,上面貼了封條,蓋了一個章,「此生不宜錄取」。數學老師難過得很,倒是我心平氣和。我知道,這長長遠遠的辛苦之路,這就要開始走啦。

等分配工作的當兒,學校一位叫做周毓英的黨委書記找我談話。她笑眯眯地跟我說:「你寫兩百個字吧,就寫你的父親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你要永遠和他劃清界限,和美帝國主義劃清界限。你不是挺能寫的嗎?作文兒不是常得高分兒嗎?」我不言語。她又說,「你寫了,北大、清華的大門兒就在那兒開著呢。」我問她:「我要是不寫呢?」她說:「那你明天就去山西插隊落戶。」我說:「天不早了,我還得回家收拾行李。」站起來就走了。

數學老師急了,在走道兒里拉住我,「你的父親也好,美國也好,都遠在天邊地角,你寫了,他們也看不見。你不寫,可就永遠學不了造船啦!」我看著他,當初填志願時他告訴我,出身不好大連海運學院是不可能錄取的,清華的造船系還有可能,所以我填了清華。現在,我清楚知道,中國將少了一個認真負責的造船工程師。這位數學老師一直非常欣賞我,他盼望著我能升學。我只好告訴他:「我不能做對不起自己的事情。」老師沒有再說什麼,表情卻是哀傷的。

我並沒有在第二天就奔赴山西,而是被召去開了兩天的會,叫做「務虛」。這時候,我才知道,這是北京市第一批集體上山下鄉,出主意的人是北京市市長彭真。彭真是山西人,所以插隊地點就選在山西。

44個「出身極不好」的學生,來自40所學校。這些學生又都是各校的學習尖子,也就是「白專典型」。彭真的如意算盤是這樣子的:這些學生到了農村,向貧下中農學習,背叛自己的出身,脫胎換骨,在農村紮下根來,變成新一代的有文化的農民!這些學生正好男女各半,看來彭真甚至希望這些學生就這麼配成了對,日後就在農村安家、生兒育女,永遠地留在農村啦!後來,有一位男知青娶了一位極為能幹的貧農女兒,知青之間論及婚嫁的好像只有兩三對,但是過了些年,他們也都全部回城了。記憶中有一位女知青早早嫁給了貧下中農協會的主任,她後來有沒有回城就不知道了。

我們一行出發之前,副市長崔月犁來到我們中間現身說法,說他自己也出身大地主家庭,可是「出身不由,道路可選擇」,經過一番磨鍊,他現在不是也成為黨的高級幹部了嗎?大家都靜靜地聽著,並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北京市委還派了帶隊幹部和我們一塊兒下鄉。我和23位學生以及一位帶隊幹部來到山西曲沃縣林城公社林城大隊,另外20位則到了侯馬公社白店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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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鄉時的韓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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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曲沃是棉麥之鄉,相當的富裕,社員們下田勞動衣服鞋襪都穿得整整齊齊。林城中間一條街,兩邊的房子都是磚瓦房,也都整齊。家家戶戶堂屋灶間都擦抹得乾乾淨淨,睡房有炕,佔地寬闊,婦女們紡棉花、擰線、縫衣、做鞋、剪窗花都在炕上。擺上小方桌吃飯也在炕上。這張炕真正是當地農民家庭生活的中心。

我們到了林城,住進了一個挺寬敞的三合院,地方本來是大隊的倉庫。北房是女生宿舍,西房是男生宿舍,宿舍里只有一些木板床,行李被褥各自安頓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頭,擱些飯碗之類的零碎東西,臉盆腳盆放在床下,這就是每個知青的那點屬於他們自己的天地了。東房是灶間和倉庫。開始的一些日子,大隊派了一位貧農為我們掌廚。沒多久,知青們輪流幫廚,就完全地自力更生了。

我們一幫知青的年齡都在十八九歲,我只有十七歲。男女生分別住在集體宿舍。三年時間裡,知青之間有點兒小內鬥,都是些小小不然的雞毛蒜皮,與我後來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所看到的不可同日而語。大陸作家閻連科在一篇文章中說到來到他的家鄉河南嵩縣的那些知青如何地遊手好閒、如何地吃派飯吃到農民叫苦連天、如何地偷雞摸狗。這些事情在我們林城都沒有發生過。

棉麥之鄉,富裕是富裕,勞動卻是非常苦重的。兩季麥子一季棉花再加上玉米粟子各種雜糧,種與收早已不只是春秋兩季,農忙時節起五更睡半夜是尋常事。單是棉花種植一項就有無數活計,半點不能馬虎。間苗整枝打葉殺蟲除雜草還算好,摘棉花和拔花柴這兩項最是要命。本來,知青們的工具都是放在倉庫里。很快的,大家都明白了工具利落能夠省不知多少力氣的真理,鐵鍬鋤頭鐮刀花柴鉗子都各自放在自家床頭,好好看管,精心保養。我自己的鐵鍬鐮刀都磨得飛快,夜深人靜在月光下閃出刀光劍氣。活兒幹得漂亮的知青人人都有趁手的工具,也都絕不外借。

地里的活兒相當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斷成了兩截。傍晚收工後,我帶著兩手血皰,坐在女社員家的炕頭兒上,由著裹著小腳的大娘用一根在燭火上燒過的針穿透血皰,擠出血水,再從一個小瓶子里挖出些油膏塗抹在傷處,我便覺得好多了。年輕的女子們還教我用一條家織布裹住手掌。傷好之後,手掌上留下厚厚的繭子,我干起活兒來就更利落了。

雖然十多人住在一大間宿舍里,但是高喉嚨大嗓子地隨意聊天也是不常見的。我的「鄰居」姓周,叫周毓敏,我就納悶,世界真是那麼小嗎?難不成她是北大附中那位黨委書記的親戚?詢問之下,她果真是周毓英的嫡親妹妹,而且她雙眼高度近視,幾乎半瞎。勞動中,她根本就在摸索,無論質量還是數量都趕不上進度。很快,她就進入半勞力的行列,與生產隊的老弱病殘在一塊兒了。她也不能幫廚,連餵豬也有困難。我一邊幫她的忙,一邊小心地探問,這樣的病弱,怎麼不留城呢?她倒是快人快語,直接地告訴我,是她姊姊讓她下鄉的,姊姊要響應號召,用實際行動支持「上山下鄉」這樣一個政治運動,至於妹妹的死活當然就不必考慮了。「我家的成分很高,非常高,我姊姊特別積極,我只是一塊墊腳石而已。」她笑眯眯的,好像已經做過很多次墊腳石的樣子。大約是我臉上的表情帶著驚訝,她笑著開導我:「在火車站,你沒有聽到廣播嗎?你媽在廣播里大談送獨生女兒上山下鄉的偉大意義,那不是拿你當墊腳石嗎?不過,大概沒用,那個人離那個高門坎兒還遠得很呢。」我這才有些明白。

後來,我逐漸發現,有不少知青都是被家裡人推出來的,他們都充當了家裡人追求進步的墊腳石。1977年,我為了回到美國去,與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員有長時間的非常深入的對話,在我上山下鄉這件事情上,「你母親起了關鍵的誤導作用,她曾經向組織上反映,你需要認真的思想改造」。這位工作人員非常清晰地告訴了我這件13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年,我已經被檢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適合重體力勞動。但是,那時候我已經在山西和新疆勞動了整整12年,老傷加新傷,註定了我將與劇烈的疼痛共度餘生。

剛下鄉的時候,正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高潮期間,縣裡派來了工作組林城的貧協也積極配合,召開許多的批鬥會,批鬥之餘還有遊街。成分高的家庭因此受到了許多的磨難,但這些受到磨難的家庭卻是逆來順受的,隨人打罵唾棄,只是低頭不語。批鬥之後,照樣下田勞動,照樣幹得彪悍,絕不落人後。奇怪的是,這些成分高的人家的勞力全是一等一的好手、快手。最可憐是那些上了年紀的小腳婦女,在街上蹣跚前行,小腳在地上拖出一道道血痕。看得出來,許多農民對此都是很不忍的。好在工作組不久之後就撤回縣城,運動也就偃旗息鼓了。

於是,我有了閑情有了逸致和村裡的女青年們相處。她們真是好看,在燈下做針線活的時候,她們的溫柔與聰慧更是展露無遺。要出嫁了,媒人從男方家裡拿來婆婆的鞋樣,待嫁的女子便精心地做上一雙無可挑剔的布鞋。那鞋子簡直是藝術品,鞋底納出花兒來,鞋幫上更是莊重地綉些吉祥的圖案。托在手心裡,我說:「你那未來的婆婆怎麼捨得穿?」女子微笑,淡然說道:「不嫌棄就好了。」她們靜靜地期盼著將來的幸福。她們不怕辛苦與操勞,只盼望家庭的和美。

來林城之前我連扣子都沒有縫過,很快地,我學會了拆洗棉衣、縫縫補補,然後,我學會了做鞋。我請外婆將鞋底放在信紙背面畫下來。外婆的腳是半大腳,也就是纏過一下又放開的。這樣的腳買不到現成的鞋子,外婆穿的鞋子都是請鞋店做的,前門外的好鞋店總是單鞋棉鞋預備得齊全。

「文革」一起,好鞋店的老傳統被打翻在地,老顧客們的鞋樣子都被一把火燒光。打那往後,外婆的鞋都是我做的。1983年我從美國到駐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腳上居然還穿著我做的布鞋,很舊了,卻還很跟腳。外婆笑眯眯地說:「新鞋沒有舊鞋舒服。」那時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們,滿心都是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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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韓秀以外交官夫人身份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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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林城的男男女女,喜歡他們幹活的瀟洒與帥氣,喜歡他們哼唱的晉南小調與戲曲。1964年的我也完全沒有任何對於人生的計劃,我以為我將終老在這裡。儘管有些知青在想法子調到縣城、調到省城,甚至回北京,但我知道那都跟我沒有關係,我連想都不必去想。

老實說,林城的人們待我是很厚的,我的膚色我的長相、我的複雜的背景都沒有成為農民與我之間的隔閡。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隊梁書記看我毫無心機地無日無夜地苦幹,再加上一口純正的北京腔,就讓我晚上在廣播站給社員們念新聞。白天我照樣下地幹活,不少知青覺得我傻得可以。1965年推廣漢語拼音,在農村展開掃盲運動,我兩天之內便熟練了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掃盲學習班」教課,還主動「送字上門」。婦女們家務繁重,晚上沒法子出門念書,我就走進她們的家,坐在她們的炕頭兒上,手把手地教她們。婦女們對識字這件事的渴望讓我感動不已。

在這個親密的活動里,我又發現了農村女青年對毛衣的熱愛。女知青領口袖口露出的鵝黃、粉紫、天藍每每吸引著農家少女羨慕的目光,於是在送字上門的同時,我開始教她們織毛衣。沒有多久,挑著擔子走鄉串戶的貨郎們都知道毛衣針有了市場,曲沃縣和侯馬市供銷合作社的腈綸毛線也銷售一空。農家女青年開始走進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為了學習新的針法。這是真正的城鄉交流,這種交流帶來的和樂融融完全超越了階級成分帶來的隔閡,階級鬥爭的風雨完全消失在繽紛的色彩之中。周毓敏眼睛看不清楚,織毛衣卻飛快,而且花樣翻新。她在與農家少女的交流當中得到很大的快樂。我想,那一段時間,女知青們的心裡都充溢著短暫的快樂。

能夠教成人,當然也能教小孩子,這是梁書記的邏輯。1966年初,我開始在林城小學教書,有時候還到鄰近的香邑「示範教學」。

這種學校要求老師具有十項全能,因為整個學校只有一位老師,從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孩子們都擠在一個課室里,叫做「複式教學」。除語文、算術之外,體育、唱歌、圖畫等課程也都由這位老師一手包辦。

有一度,鄉間橫格練習簿缺貨,供銷社只有大張白紙供應,我連夜將紙張裁成練習本大小,拿出我外婆訂書的本事,將紙張裝訂成線裝書的模樣,內頁硬是用鉛筆畫出整齊的橫線。第二天,拿到新的練習簿的學生大為興奮,甚至主動請纓,在完成課業之後,幫助我製作新的練習簿。後來我發現,許多家長都參加了這個工程,男女老少一筆一畫地在白報紙做成的冊子里畫著整齊的橫線。我受到的震動是很大的,農民對他們的子女們寄託著厚望,農民對知識懷著渴求。

學校只在農活不忙的日子開課。農忙時節,老師和孩子們都直奔大田,老師如果幹活兒不像樣子是無法得到學生的尊敬的。講老實話,在晉南農村,真正受到人們敬重的都是農村的好把式,遊手好閒之徒無論怎樣根正苗紅都是無濟於事的。這樣一種經過長年累月建立起來的價值觀使得我在林城的生活踏實了許多。

幾個月下來,我跟我的學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外村的親戚來訪,孩子們會驕傲地告訴人家:「咱村的老師是從北京來的!」那時候,我也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這裡存活,我可以和鄉間的孩子們、和這裡的人們廝守一輩子,而且我樂意在這裡度過一生!

然而沉醉在快樂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暫。「文革」開始了,北京的外婆家被抄,我父親的照片等等都被紅衛兵拿出去展覽。彭真一夜之間成了「走資派」,他當年將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鄉的「一攬子計劃」也隨之成為「陰謀」。紅衛兵們叫囂著,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們揪出來!

最早聽到這風聲的是勞動模範王德合,我曾經幫他整理過改良玉米品種的實驗報告。這時候他還是縣長,他找到我,要我「遠走高飛」,要我走得「越遠越好」。正在縣裡勘察水利的一位工程師盧秉文給我提供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新建農三師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經從上海被發配到那裡。盧秉文說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林城再說。你在這裡肯定是第一個靶子,武鬥高潮無理可講。天高皇帝遠的地方什麼都慢半拍,等到他們那邊弄清你的來龍去脈武鬥高潮興許已經過去了。先保住小命,其他的,日後再說。」

事實證明,這一切都不是杞人憂天。當時的林城已是人人自危。王縣長給我開了「支邊建設」的證明之後,第二天就被勒令靠邊站了;梁書記為我開了戶口證明之後也馬上被剝奪了一切身為基層支部書記的權力。後來,我在新疆還聽說,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紅衛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為他的父親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我是在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逃離山西的。

06

對於我的離去,知青們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見,也許他們想到新疆就頭皮發麻。鄉親們卻都感覺到文革這股風不善,都催我趕快動身。隨身的包袱里放著大娘們給我烤的鍋盔,我在天寒地凍中上路了。

車到大同,我買了另外一張車票,回到了北京。我想在到新疆之前看看外婆。回到北京時,外婆已經被掃地出門,住在一間小屋裡,房內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一把椅子,都是從我原來的屋子裡搬來的。地中央一個蜂窩煤爐子,燒飯取暖全靠它。我從包袱里掏出鍋盔放在爐板上,掏出我為外婆做的一雙新布鞋,雙手捧到老人面前。素來泰山壓頂面不改色的外婆老淚縱橫,「正是念書的歲數,卻學著做鞋了。」我笑著跟她說,書是可以自己念的,什麼樣的高壓也擋不住我尋找書籍。

經過幾年的磨礪,我的雙手已經布滿了老繭,我的雙臂結實有力。我對外婆說,山西的鄉親們教會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藝,苦的環境,我也能夠活下去。這個時候,我忽然明白了,今後的一個重大的人生目標就是活下去,絕不把屍體留在戈壁灘上。

1967年初的北京是瘋狂的,一片「紅海洋」,一片「打倒」與「砸爛」之聲。我在外婆身邊呆了兩天半。外地人來北京三天必須報臨時戶口,我沒有報戶口的路條,我只有一紙「支邊建設」的證明。我必須快快離去,雖然我對外婆的處境十二分擔心。

當我登上西行列車的時候,完全不知道南疆兵團的生活環境是那樣的殘酷,人際關係是那樣的險惡。我甚至無從想像,在林城的那三年竟然是我在中國三十年的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歲月。後來的許多暗夜裡,我常常刻骨地懷想過林城男女老少親切的笑臉,懷想過在麥香中揮汗如雨的日子,那一段被漫長逝水湮沒了的如歌的日子。

寫於2009年4月11日

【韓秀,中文原名趙韞慧,英文名Teresa Buczacki。1946年生於美國紐約,2歲時被母親趙韞如送回中國。1964年從北大附中高中畢業後不久,下鄉到山西省曲沃縣林城公社林城大隊務農。1967年轉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三師四十八團五連避難。1976年返回北京。1978年到美國,定居弗吉尼亞州,先後在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和約翰·霍普金斯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文與中國文學。迄今已發表包括小說、散文傳記評論等體裁在內的三十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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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趙韞如:母女倆的情感坐標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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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里,我的QQ中有一條留言:

屈,你是重慶人,能幫助查一查重慶的銀社劇場還在么?另外,《兩面人》是一出什麼話劇?

留言的是郝倩,一個三十齣頭的女記者,除了那副眼鏡片外,形象上跟央視的柴靜差不多。那年,她來渝採訪那位西部紅歌王時,我偶爾認識的一位筆友。

不知道她尋找的那兩條信息有何用?我只好打電話問詢,這一來,她打開了話匣子,同我聊了半天。

原來,她在北京的一家書店瀏覽圖書,偶爾翻到一本題為《一個美國女孩在中國》人物傳記,憑著直覺,覺得新穎有趣,立即買回家來,在書房裡細讀起來。

彷彿被書抓住一般,她被作者自述的悲慘而奇特的經歷吸引住了,竟然在兩個晚上一氣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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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倩對我說,書中記載的女主人公韓秀,出生在紐約,居住在北京,插隊在山西,回城在新疆。最後,靠了她本人的執著,終於爭得了一個美國人的身份,成了美國作家。

她下鄉的時間挺奇特的——1964年,比1968年那一撥,早了幾年;而且,她回城的時間也挺特別——1977年,從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回到北京。總之,她就是由奇特鑄就的奇特命運。

回京來以後,她做的頭一件事就是認領自己的「美國人」身份,因而引發了直闖美國聯絡處的事件,險些釀成外交糾紛。結果,那次她的硬撞美聯處之舉並不成功,自己卻遭了殃,下了獄,家又被抄;她母親說她應該再等等,太著急了,辦得太早了;她卻轉而冷嘲熱諷自己的母親……

讀到這裡,記者郝倩突然心有戚戚焉,心想,這成什麼話呢,別說她母親了,就是我這個局外人也覺得太不成話!有這樣跟母親說話的么?她不分明是為你好么?而且,如果認領「身份」辦不成,還要連累上許多無辜的的親戚朋友們!她為了她自己,就什麼也不顧了,難道別人的存在,都不在她的考慮範圍嗎?

郝倩的抱怨不是沒有道理,但,我想,還是應當先向讀者交待清楚韓秀的具體身份更要緊吧。

那是1970年代的事,作者還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但是,此前她已經從外祖母口中了解到,自己出生在紐約,是美國人,而且外祖母還把她的出生證明和護照給她看,此外,還有父親的一張照片。就是從那時起,她就千方百計想辦法用一切機會了解美國──她的祖國。

尼克松訪華後,美國在北京設置了個聯絡處,這使韓秀看到了希望。1977年2月的一天,她開始試著闖進美國聯絡處。她先故意向美聯處對面的非洲某國大使館走,然後突然一轉身,徑直朝另一側的美聯處快步奔去。這時候,一名武警端著槍向她邊跑邊喝道「回去」。

「我是美國人!」韓秀站住了,她握自己的護照和出生證明,解釋自己是來更換新護照的。值班的武警嘲笑她似的:「凡是美國人都知道今天是假期,這裡根本沒人上班!」她愣住了,一時竟沒了主意。幸運的是,此時一輛小汽車忽然駛過,車上的美國人好奇地打量著她手裡的一本陳舊的護照。

此人叫萬樂山,他接過護照,再叫來同伴觀看,認定是真實的,只是過期了,便要求武警放姑娘進去,於是,韓秀得以被請進美聯處,美國外交官們確認了她的美國公民身份。

然而,回去以後,韓秀卻被當局警告,不許她再以這樣的方式去美聯處,眼看到了約定的領取新護照的日子,她巧妙地利用一隻公用電話,同美聯處聯繫上了。於是,第二天她佯作病人,到了日壇醫院,隨著看病的人進入到美聯處不無的地方,按照約定,她看到了一位外交官已經沖著她一手高舉起了護照。這樣,她便順利地被外交官迎進了美聯處大門。

簽名以後,那外交官告訴韓秀,「你現在是持有合法護照的美國公民了。我們要全力以赴,為爭取你的返國而努力。」

但是,中美兩國當時並未有正式外交關係,她只得等待機會。到後來,知青返城,她被鄧小平辦公室批示「此人不宜留在新疆」,這樣得以回到北京;再後來,美聯處變成大使館,她得以正式辦理手續,回到夢牽魂系的美國……

故事很曲折,很好看,可是,再看下去,郝倩卻起了疑心:作者不僅不提自己母親了,反而帶著極其侮辱和嘲諷的口吻,去描述和評價自己的母親;與此同時,作者又用十萬分的言辭讚美自己的外祖母,將所有美好的辭彙堆在她頭上,偏偏對自己的母親不是不予理睬,不,簡直是不屑理睬。只是字裡行間隱約地透露,她母親是北京人藝的演員。

郝倩看著,覺得很是悲哀。她和她外婆很好,她恨她的母親;而韓秀自己的女兒農農則生新疆,因為條件不好,被她的母親接到北京,以後又隨外祖去了美國。乍一看,這彷彿是一個牽涉幾代人悲劇。可是,為什麼作者又同自己母親那麼生分?

郝倩印象里,這已經不是每一次了,一個人在自傳里罵自己的老子,而一般在自傳里很少看見罵自己孩子的。自己的孩子有什麼錯,都是自己的好孩子。而晚輩對長輩卻不是這樣,孩子可能會恨自己的父親或者母親,雖然在外人來看或者在一般的社會經驗來說並不至於這樣。事實上,那種只看到長輩的不是,看到他們的特定的環境下給自己帶來痛苦的人,往往忽略了那個特殊的環境,忽略了這樣的環境下造成長輩特殊的性格弱點——或懦弱膽怯,或眼界狹窄,或處事猶豫,或畏首畏尾……這種情形下,若遇到兒女恰恰又性格剛強,敢作敢為,這就自然衍生出對父母的恩怨來了。但是,做父母還真是寫不出什麼說不出什麼,只能把委屈往肚子里咽,任憑作兒女的放肆地傾吐積鬱的怨氣,就形成了我們所看到的那種景觀。

俗話說,虎毒不食子;又說,孩子是你作父母的讓要來到世間的,所以,人們才會認為:千錯萬錯,只能怨你作父母的讓他/她來到世間!

事情真是這樣的么?假如是真的,兩代人之間怨恨只是上一輩人造成的,那不是真成了無解的死結么?

想著想著,郝倩突然腦海里划過一首閃電,她們令人想起了李南央,想起了老鬼,想起了陳凱歌,想起了經濟學家李準的兒女們。他們都回憶過自己的母親或父親,寫過他們的缺點:或偏狹冷酷、刁鑽苛刻的性格弱點,或與年輕人格格不入的處事方式,而且他們往往都帶著十分憤恨的心情,給予自己的父母以冷嘲熱諷。現在,傳記堆中又出來一個韓秀,看來,這可真是個不一般的社會現象了!

這類情況的發展到極致,莫過於揭發父母是政治上的叛逆了。曾有一個16歲的兒子張紅兵,與父親一道,揭發了自己的母親方忠謀的「反革命罪行」,結果使得她的母親遭到槍斃的處罰。據說,類似的事情在特殊的情形下並非個案。如果說,上對下,還有虎毒不食子這樣的教導引導人心向善的話,那麼,人類社會除了「兒打老子天理不容」之類的詛咒外,就只剩下空洞的道義譴責了。所以,我們很難見到父母公開表達兒女的「不忠不孝」之類,那些被迫走向法庭的老人,充其量也不過向兒女討一點贍養費之類而已;至於揭露子女的短處,哪簡直比登天還難。

嗚呼,代際之間的情感維繫,可依靠的還能夠僅僅靠血緣嗎?郝倩著實心有戚戚焉。好奇心促使她要找出那個韓秀背後躲藏著的母親,一窺她的廬山真面目。

2

中國有句俗語: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

郝倩在電話中對我說,當此話在她腦子中掠過時,她當即就聯想到了這位韓秀背後的那個隱身人——母親的角色。這是個什麼樣的人——確切地說,是個什麼樣的女人或母親呢?雖然《一個美國女孩在中國》里所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但多少是有些苗頭的,抓住這些苗頭,順藤摸瓜,想來是不難找到其答案的。

首先,女主角自稱是1946年出生的;按常理,那是抗戰剛結束的時候,內戰正在醞釀的特殊時刻,正所謂兩種命運的決戰前夕。這時候,一個混血兒悄然誕生了,意味著什麼呢?這其中是否在提示我們,那是某個頗有身份的男人和女人的傑作,某個不尋常的中國人與美國人共謀的一個非尋常的聚合之物——那一刻何苦神秘,或者是機緣巧合,或者是珠玉暗結,或者偷拋眉眼……總之,她的出身本身,就不那麼正常,那麼從容。

根據韓秀在書中的說法,郝倩認定,她母親是個大牌的演員,解放後曾被周總理說服從美國回來,成為一家劇院的名角。除此以外,以後書中每到一處涉及到她母親的地方,韓秀都故意不說名字,只說到她的工作單位「那家劇院」,而且凡是關係她母親背景、家庭關係之類,下筆也格外謹慎,彷彿有意保護隱私似的。不過,這種保護顯得過分了一些,給人一種矯造、隱晦,故弄玄虛的感覺。

後來,在一個不起眼的地方,作者又提到了東城區史家衚衕、乾麵衚衕之在的地名,說是她母親劇院的宿舍……這時,郝倩心頭倏忽被閃電照亮了似的:在她的記憶里,她去過那個地方,她還依稀記得,那一帶所有的演出單位總共就一家,不就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么?

這一捉摸,郝倩憑直覺感到:只要循著北京人藝的演員名單尋找下去,那麼,那位母親就會水落石出了!

好在五六十年代北京人藝的女名演員就那麼幾個,如果限定在有相當年紀的女演員中,除了舒綉文、葉子、朱琳、金雅琴之處,還有一個就是趙韞如。郝倩仔細看了一遍名單,再對照唯一的「線索」——韓秀書中的母親和她美國父親的一張黑白合影,她再三再四地左瞧右瞧,突然間晃然大悟,她母親不就是趙韞如么?!

偏偏這時候,她偶爾看到了鳳凰網上一篇回憶人藝演員的視頻資料,口述者是一名姓梁的編劇,他的口中對那位姓趙的女演員佩服至極,誇讚之詞甚至都有些肉麻了;而他回憶的那個人,也正是趙韞如!

沒錯,這位作者韓秀故意隱藏起來的母親,就是人藝的名演員趙韞如!同作者本人的姓名——趙韞秀,僅差一個字而已。然而,那卻是咫尺天涯的差別,卻是一切愛與恨之源泉的差別!

更遇巧的是,通過網上搜索,郝倩發現,演員趙韞如也寫過一本名為《夢飛江海——我的戲劇求索之路》的作品,據介紹,內容大致為兩個部分:一是生活經歷與藝術經歷;二是戲劇藝術理論探討,包括經驗談、評論和散論。

這些發現,極大地激發了郝倩的興趣,她飛也似地從淘寶網上購了一冊趙韞如的自傳,然後津津有味地閱讀起來。

然而,她有些失望了,這本自傳其實說自己的經歷的地方很少,如果要說對破解韓秀之謎有幫助的話,最多的就是趙韞如對初戀的回憶了。郝倩靜下心去,就那本《夢飛江海》,對照著韓秀的那本自傳「同時」閱讀著,對照著,她的心頭油然生出一種被兩種截然不同的情緒撕裂開來的感覺。事實上,她被兩代人的巨大的心理鴻溝和連帶而出的事實鴻溝驚駭著,磨折著,困擾著,好不容易,她總算沉下氣來,一一捋清了母親的關係之因——正因為有了這個因,才有了女兒那樣的果,僅管它不那麼甘甜可口……

郝倩在電話里說了半天,還未涉及到「銀社劇場」和《兩面人》的問題,我不得不提醒她注意這點。

她笑了,不過,她說「下面馬上會涉及的,只是需要耐心。」

於是我們的電話交流繼續。

她說,那是抗戰初期的1938年,年輕的外交官謝偉思被派往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工作,在總領事高斯手下任副領事。高斯是資深的外交家,在他眼裡,謝偉思是整個美國政府里研究中國共產主義的權威,這在當時無人能比。當然,這得益於他生於斯長於斯的生活環境。謝偉思的父親是浸禮會傳教士,1905年攜妻來到中國成都創辦基督教青年會,這樣,他便於1909年出生在成都,並在成都和重慶度過了童年——這一點,恰好與韓秀相反。青少年時代,他又隨全家返回美國,接受中學和大學教育;1933年通過國務院的資格考試後,成為一名正式的美國外交官,而且是美國外交界一名名副其實的「中國通」。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謝偉思被調往重慶任大使館三等秘書,不久升為二等。在那樣一個如火如荼的年代,在那樣一個五方雜處的山城裡,他竟然同趙韞如萍水相逢——奇怪么,這種偶爾性,在郝倩看來,實在是太小,又不能不承認,完全是天作之合的一種因緣巧合!

作為話劇劇壇上的活躍分子,那時的趙韞如恰如一顆明珠冉冉上升;就在這種背景下,她與謝偉思在一輛公共汽車上遭遇了——須知,謝偉思本來有自己的車,很少乘坐公共汽車,但偏偏那次是他少有的乘坐公共汽車,兩個人就這樣相遇了,能說不是天作之合嗎?

關於這次巧遇,趙韞如在《夢飛江海》一書中有著細緻的描述。

1938年的一天,年輕的話劇女演員趙韞如坐上了公共汽車。她是去一個法國老先生那裡,教他學中文的。由於缺油,公車也只得燒木炭,所以開得很慢,名副其實的老牛破車。女演員注意到,在小什字車站,上來一位年輕高大魁梧的外國人,女演員隨後又埋頭看起報紙來。誰知,剛上車來的那個老外,突然讀出了她攤開的報上一篇文章的標題來:《鐵石心腸》。

女演員回過頭,驚訝地道:沒想到,先生你的中文這麼漂亮!

燒木炭的公共汽車裡,爐炭正熾熱地燃燒,而韞如的心,也著火般燃燒起來。這名外國人似乎會意了,朝這位女演員窺了一眼。於是,打那以後,兩人開始了交往。

以後,接連兩次在同一輛公車上不期而遇。第三次,外交官走到她面前,故意說:

「對不起小姐,那個位子是我的。」

趙韞如愣住了,怔了會兒才回過神來:那不是好萊塢電影《一夜風流》的經典台詞么?

令謝偉思意外的是,一張戲票塞到他手中,那是在道門口的銀社劇場的一場話劇演出,戲名叫《兩面人》。

接受了她的好意,謝偉思果然來觀戲了。在幕間休息時,他托劇務遞給趙韞如一張卡片,上面有兩行英文:「I』mtheguyyoumetonthebus.Iwishtoseeyouaftertheshow.(我就是你在公共汽車上見過的那個人。我希望演出結束後能見到你。)」落款是「Jack(他的乳名)」。趙韞如將卡片反過來一看,上面印著「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等字樣。這時候,趙韞如寫道:

我想想他有正當工作,不像是隨隨便便的人,又這麼執著一定要認識我,就見他吧。

演出結束以後,我們來到了銀社斜對面一個湯圓店吃醪糟湯圓。兩個人一談起來,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講給對方聽,毫無顧忌。這才發現我們有很多共同的朋友。當談到自己的工作,他告訴我他是哪兒的,他原來曾是史迪威將軍的秘書,後來因為將軍回國了就來到大使館。他只說了這些,我也沒有多問。

以後,趙韞如應邀到各地去巡迴演出,謝偉思問清了每站的演出時間,趙韞如每走一個地點,謝偉思就每天寫封信去那裡問候祝賀。但當時條件差,交通不方便,往往是信到的時候,人已經到另一個地方去了。謝偉思的信也跟在身後追,從江津到樂山,再到瀘州……在川內繞了一大圈,最後在內江集中,趙韞如也收到了一大摞信。

謝偉思對趙韞如很真誠,他說:「你是我愛的人,希望你能分享我的生活。」後來,謝偉思去了延安,1945年奉召回美國,一下飛機就被戴上了手銬。趙韞如不明究竟,一氣之下,打掉了肚裡的孩子。

這對一個女人而言,是何等殘酷的事!郝倩心想,難道男性註定是薄情寡義的么?一時間,她竟陷入迷惘之中……

3

郝倩心下捉摸,那趙韞如初次相識,贈送的戲票是話劇《兩面人》——哪是出什麼樣的戲呢,究竟有何魅力,將遠隔千萬里的年輕人掇和在了一起?

好奇心促使郝倩動了念頭,要找出這齣戲的本來面目,在她眼中,似乎那戲真有什麼神秘的潛力。

可是上網一查,令人大失所望,這齣戲名不見經傳,網上全是千篇一律的話:《兩面人》是對國民黨假抗日的一出諷刺劇。真的就如此簡單么?乍一聽那戲名,似乎不是直接表現抗戰的題材,倒像是在鞭撻人性的兩面三刀見異思遷之類的醜態。可是,戰時的特殊背景下,為什麼當年的陪都重慶的話劇熱潮中,會出現這麼個「怪胎」呢?

郝倩很不理解,於是開始了新一輪的東查西尋,依舊是一無所獲,只知道該劇是劇作家陽翰笙1943年的作品,是一出四幕的諷刺喜劇,又名《天地玄黃》,它深刻地批判了抗日時期國民黨當局的階級利己主義云云。百度上查不了什麼,谷歌又打不開,她真的泄氣了。萬般無奈之際,便想到了僅有一面之交的我。

現在,我可以回答她了,但在電話中恐怕口音會有問題,我特意寫成文稿上傳給她——

郝倩:

你提的兩個問題,關於銀社劇場,就在重慶市中心的下半城,一個叫道門口的地方,過去那算是一座「豪華」的高級劇場了。以後經過火災之類劫難,已無存。

至於《兩面人》,我幾乎跟你一樣,對它兩眼一抹黑。但所幸的是,今天斜躺在床上讀閑書,順手拿起一本書評集來,說來也巧,《兩面人》的名稱竟像划過一道閃電,幾行文字跳入眼帘。下面作一迴文抄公給你抄去吧,興許有些用:

一次葉挺將軍來重慶,翰笙陽邀請他在中國電影製片廠觀看他們製作電影。看罷影片,這時恰好敵機來襲擊,翰笙陽陪同將軍在製片廠附近的防空洞躲避。在躲避的時候,翰笙陽請將軍就重慶電影和戲劇的創作提出意見,「當時他(指葉挺)也就老實不客氣地責問我:為什麼這裡戲劇電影所弄的題材不是前方就是後方,而敵後人民的英勇鬥爭,為什麼一點也看不到反映?自然我當時對他也有一些解釋,但他聽了卻並不滿意。正當敵機凌空的時候,他卻還在滔滔不絕地向我講述敵後鬥爭的實際情況,要我趕快動員人去注意敵後、關心敵後、描寫敵後。到了今天,我可以坦白地說了,我後來所寫的《兩面人》的題材,就是那次防空洞里葉希夷將軍提供給我的。要是沒有他那次熱情的啟示和殷切的期待,我那個劇本是沒法子寫出來的。」

我過去倒是翻看過此書,近日重新瀏覽它,才注意到它出自雜文家姜德明的回憶錄《故人的往事——讀〈四八被難烈士紀念冊〉》。

郝倩看了以後,異常高興,連續幾個「感謝」。我不無得意地說:朋友么,盡地主之誼啊。我也沒想到,只以為《兩面人》是偶爾得之,沒想到它竟是一部奉旨而作諷刺劇呢,而且是典型的奉命之作,雖稱不上傑作,但距離「大作」之稱也不過一步之遙而已。

不知郝倩怎樣想,我是很留意這齣戲誕生的環境和條件的,因為,它可以幫助我解開心中的許多謎團,例如:抗戰的緊要關頭,作家為何也並不是一窩蜂地去描述正面抗戰作品的,也是可以打開視野自主選材的;1949年以後,為什麼那樣多的作家、劇本家,主動地奉命寫作,過去那種自主選材的興趣和習慣哪兒去了呢?比如老舍、曹禺他們,是不是都同陽翰笙這種情形相類似呢?比如《龍鬚溝》《李自成》《王昭君》之類……

閑話休提,回到幫助郝倩的考察上來吧。

陪都重慶,那時確實是一個相當不一般的創作環境的時期。由於敵機轟炸,陽翰笙當時常住文委的住地西永的賴家橋;也由於事務性活動特別多,他常常凌晨五點就出發,有時遠至北碚,深夜才能回到賴家橋。貧困、工作忙,生活條件的艱苦導致健康急劇惡化,他一家四口,經常被瘧疾、肺炎、胃病折磨。他的父親患病,寄來藥單,但他已經買不起整副葯,只好買半副帶給父親。甚至,父親死後,他只能賣了衣物舉債才應付了喪事。這種情況下,直到他連續寫了《兩面人》《天國春秋》《草莽英雄》等戲以後,才靠微薄的稿酬解了燃眉之急。

在《兩面人》一劇中,陽翰笙只能閃爍其辭,借江浙半淪陷區的茶山主人祝茗齋,在游擊隊與敵偽之間周旋,表現出自己的動搖性和兩面性。他為了保護自己經營多年的一座茶山,使他對待抗戰採取了兩面派的態度。他既不甘心投敵,做敵人的工具和傀儡,但又不願意抗日,怕抗日會把他的茶山變成一座戰場。於是,他在抗日與當漢奸兩條道路中間搖擺不決,穿插空隙,「東敷衍,西繁衍,東利用,西利用,東打擊,西打擊,東拉西扯,東倒西歪」;結果弄得兩面碰壁,險些自殺拼掉老命。顯然,祝茗齋這個「兩面人」是有一定的典型意義的,通過對他的刻劃和嘲諷,劇作指出了騎牆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只有抗戰才是出路。這戲的演出,對於教育中間派,爭取中間力量有著積極的意義。可見也從一個側面表現的抗戰的內容。可惜的是,這樣一個以寫「陰陽界」上的投機政客行徑式的作品,雖有深刻警策的現實批判性,但卻失之多有佳句而未能成連綴成為佳篇之敗筆,顯示出作者的個性局限——不擅長於創作喜劇風格的題材。

《兩面人》問世以後,1943年4月,《家》在重慶道門口銀社劇場演出,此後共在重慶演出86場,近9萬觀眾觀看了該劇,場次和觀眾都創下重慶抗戰時期劇場演出最高紀錄。而當時重慶的人口只有94萬,即近十分之一的觀眾都看了《家》,因此有了「轟動重慶第一《家》」之說。這在當時確乎一個奇蹟的了。

由於《兩面人》題材的敏銳與另類,郭沫若受到了極大觸動,他立即在報上發表詩作加以讚美,使《兩》劇演加了若干場,幾乎場場客滿。

觀<兩面人>作者:郭沫若

天地玄黃圖太極,人情反正有陰陽。茗齋不為茶山死,畢竟聰明勝知堂。

死守茶山事可嗤,道窮則變費心思。陰陽界上陰陽臉,識向還如風信旗。

品罷茶經讀易經,頓從馬將悟人生。東西南北隨風轉,誰識牌牌一色清。

道原是一何曾兩?白馬碧雞不是雙。識得此中玄妙者,主張窮處不慌張。

在生活上,當陽翰笙因為父喪經濟拮据苦惱時,郭沫若又動員朋友們給予幫助,並勸他為安全計,最好不要急於趕去奔喪。陽翰笙生日之時郭為其做生日宴席,並且親自下廚。這一切,都使陽翰笙深受感動。他在1942年11月24日的日記中說:

午後,郭、杜(杜國庠)、鄭(鄭伯奇)、馮(馮乃超)、何(何成湘)諸兄為我做生,小於(於立群,郭沫若夫人)便添燒了幾個菜。大家很高興,一直鬧到晚十時。

1949初,郭沫若、陽翰笙先後抵達北平,和周揚、茅盾一起籌備全國文代會。從此,陽翰笙跟定了郭沫若,成為他的左右手。

不過,許多人都回憶到:《兩面人》並非只是應景之作,而是做了充分的案頭材料的準備的,只是寫作時間較為倉促罷了,不然,哪有什麼一揮而就的神思?陽翰笙就回憶說,想寫《天國春秋》是他早有的心愿,也曾做了充分的資料積累工作,但一直沒有時間寫;當「中藝」把《天國春秋》列為當年霧季演出計劃的時候,該劇還沒有動筆。和《天國春秋》的出現比較相似的還有陽翰笙的另一部戲《兩面人》。據《陽翰笙日記》載:《兩面人》是他應「中藝」劇團所請而寫的,因為「他們(陳白塵和陳鯉庭——引者)都很擔心,下半年中藝的劇目較弱,請我和老夏多在劇本上下點工夫。」當時,為了早日拿到劇本以便上演,應雲衛曾多次催促陽翰笙,搞得陽翰笙也頗為著急。作為劇社的實際幕後指揮者,陽翰笙對劇團的演出是時時關心的,在劇團出現劇本荒的情況下,他就不可能袖手旁觀。後來,夏衍的《法西斯細菌》也是在這種劇本荒的困境中被「逼」出來的。

由此可見,《兩面人》的成功,實則是一種必然,葉挺將軍的提示,不過是一種催化劑罷了,加速了它的誕生而已。

4

「我們叫做玫瑰的這一種花,要是換了一種名字,它的香味還是同樣的芬芳。」

她既要花的名字,也要它的格式化的內容——色香美。只是,她得到了么?至少從韓秀這方面來看,她是失敗的。

據說,趙韞如年輕時,曾在張駿祥導演的《北京人》中扮演曾思懿,她因傾慕張駿祥導演的才情和形象,向他主動求愛。不料,遭到張導的一口回絕:「我本人是留學生,我也要娶個留學生!」趙蘊如因此而深受刺激,所以,在重慶時期她拚命追尋美國人,先是謝偉思,繼而是譚恩,而且還真的跑到美國留學去了。——暴這料的人自稱是「八卦」,我倒覺得比較符合實際呢。1949年以後,在美國的趙韞如聽信了周恩來的話,和譚恩離了婚,帶著在美國出生的女兒——韓秀回來了。母女二人回國後受了很多的苦。有人說,現在人家的女兒可有出息了,大作家,還嫁給了派駐中國大使館的一個美國外交官……

大作家,外交官夫人,這樣的韓秀,離她年輕時當知青、下山西和到農墾兵兵團時,所期盼的「夢想劇場」有多遠呢?

台灣作家董橋對她有個外在的形容:

認識韓秀很多年了。不說話是個亮麗的西洋女子,一說話就聽到北京國語飄起衚衕口五月槐花的香韻,誰聽了都驚羨。住高雄那幾年,林海音先生早上一到辦公室就愛給韓秀打電話,聊上幾句高興極了:「聽到你這一口京片子,整個兒一個大晴天!」……

姣好的相貌和可人的京腔口音,無可辯駁地表明,她的經歷來自特殊的母親,特別的家庭。可見,父母饋贈給她的禮物其實不少,尤其那先天的良好可人的五官、嗓音之類。

趙韞如的女兒也你母親一樣,追求著人生的這兩種東西——愛,包括親情與事業成功,並且她都似乎等到了。但是,她所獲得的親情卻是不完全的,有太多的來自母親的缺失,關於母愛的傷害。這一切,似乎都源自母親與兩個美國男人斬不斷理還亂的情感糾葛。

1999年,《參考消息》上登載了美聯社加利福尼亞奧克蘭2月4日電訊:曾在麥卡錫時代被清洗出美國務院,後來又被恢複名譽的中國問題專家謝偉思,昨天在加利福尼亞州去世,享年90歲。

謝偉思去了,但他對中國、對成都、對重慶的感情,卻長留不衰。

趙韞如回憶,她為打掉了他的那個孩子,所忍受的痛苦和折磨,真有一種李清照式的「尋尋覓覓,凄凄慘慘切切}那樣的感覺,但我相信,那更多的心靈深處的一種痛楚:

去延安前,謝偉思讓F轉交給我700美金,讓我準備我們結婚用的傢具。他在延安給我寫信時也談到,他一定會儘快離婚,和我結婚。

兩個多月後,他從延安回來了。可是到了重慶他打電話給我,說他很快就要回美國了,讓我到他弟弟家去等他。我很納悶,他為什麼不回自己家,要在弟弟家見我?等見到他時,他的情緒有些異樣。他說他第二天就要走,但很快就會回來。看他那麼忙亂,我也沒有多問。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自己有了孩子。

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的好朋友F。F知道後很吃驚,先是暗示我,謝偉思的家庭問題似乎很難解決,這樣有幾天後,看我只當沒有這回事,就鄭重地對我說:「你是個好演員,在藝術上有很大前途,我們很愛你,我們也很愛我們的朋友謝偉思,他是個非常出色的外交官,很有才幹,也很正直。可是美國在1935年有了法律規定,外交官是不能和外籍人員結婚的。」他這麼苦口婆心地勸我,我卻不為所動,對他說:「可是Jack告訴我,如果大使館不允許他和我結合,他可以離開大使館,當新聞記者,他本來就是學新聞的。」這時候我對他依舊充滿了信心。

終於,趙韞如接受了女士們朋友的勸告,同F一道,去到南岸做了流產手術。術後,回到住處,見物思人,一種悵然若失的痛悔又湧上心頭。其實,謝偉思回國,是接受審查,之後他隨赫爾利去延安,卻出人意料地捲入到SIXCASES——「六人案」中。就在她萬分痛苦的時候,1945年秋,她遇到了一個美軍少校——韓恩(WilliamsHanen),趙韞如在他身上寄託著一種幻想:他能讓她忘掉謝偉思。於是,另一場與美國人的戀情開始了。

以後,她有機會去到耶魯進修,促成她成行的,除了韓恩,再一個原因就是一心想要再見到謝偉思。趙韞如說,這是她心底的一個秘密。雖然當時他已懷上韓恩的孩子,而且執意要把孩子生下來,她心裡仍然裝的是謝偉思。這時,她將自己的遭遇和打算對曹禺講了,這位戲劇家對待生活可不那樣富於戲劇性,他極力勸她不該要孩子:「孩子長大了怎麼樣還不知道呢,可是現在就有一連串的問題。」但是沒想到趙韞如固執,硬是堅決生下孩子。即使如此,她也無法見到謝偉思,他已經去了紐西蘭。她說:

但從此以後,說是痛苦也好,淡淡的哀愁也好,這一生,它們就永遠地陪伴著我,如影隨形。

這就是韓秀的母親,一個美國混血兒的來歷。她可曾想到過,她的出生,竟然摻雜了太多的政治考量,個人恩怨,私人情感、隱私計量和路徑盤算等等,一切彷彿就在那一閃念之中,又在她那曲折複雜歷經坎坷的前路之中;甚至,冥冥之中,上蒼已經和地上的生靈作了一個共謀:共同勾畫出了她那不堪命運的輪廓……

趙韞如是坦誠的么?或許是吧,也許在與美國人謝偉思的情感問題上是如此;那是在幾十年的漫長歲月之中,形成的一種「剖開肝膽與人看」的刻骨銘心的情感。我不想贅述那些迴腸九轉的細節,作為讀者我感謝這位老人呈獻給人類社會一顆赤誠的心。我想,本來,作為不同傳統和不同精神的兩個年輕人,儘可能書寫一曲超越地域國界、超越時序紀年的偉大的愛情,然而,事實卻變成悲劇,不止的同代人的,同時也是跨兩代人的。那出美妙可人的「魂斷藍橋」只能存在心底,而留下給倖存者咀嚼的,卻是無心的哀傷。

趙韞如曾同記者談起過演員與作家的關係。她說,我要演到這樣地步,作家看了演出後會說,我寫的正是你演的這樣!她在書中也談到演員的「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的命題,洋溢著對作家文本的尊敬之情。她是一位深知文本價值的真正的演員,而不是那種把文本當作素材的「大藝術家」。據趙韞如自述,她父親當年為她起名「韞」,是因為想到那位吟出「未若柳絮因風起」的才女謝道韞。「如」,作助詞同於「然」。八十多年的履歷表明,她確實是一位了蘊含了美與才的不凡才女,同時也是一位逃不出命運枷鎖的命運囚女。

當然,人們讚揚她的,只是更多的是演技,提到最多的是,從耶魯進修進來以後,她所飾演的「蝴蝶夫人」一角;而回國後,更多的卻是諸如王昭君等角色。她夠得上一流的巨星標準么?巨星至少應當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可趙韞如呢,她有什麼?而且奇怪的是,國人對其人其作的讚譽之聲,其中一篇評論最為肉麻:

我讀過許多國人寫的傳記,早就厭讀了。無論自傳,還是「他傳」,大多吹噓傳主如何「過五關,斬六將」。一個二三十歲的「星」,可以寫出幾十萬浮誇的文字,唯一「新鮮」的是一個包裝醒目的半通不通的標題。搞戲的人深知,倘把一個人的美點集中起來,即便這些美點真實、不虛妄,也是個假人;須知沒有「走麥城」,就不是關羽。其實,那些自傳或「他傳」,往往已經露出麒麟袍下的馬腳,欲狀其神而近妖,欲彰其誠而似偽。

世人大都秉求全之心,追尋完美,趙韞如的這部書差近總結了。我想說,《夢飛江海》讓我看到一個藝術家人格的魅力。一個人向社會敞開自己的胸襟,陳述自己的經歷,目的不在揚己,而在礪人,必具二層面:一曰批判的層面,二曰自省的層面,前者為表層,後者為深層。國人的傳記至多只及表層,鮮有直達深層奧室者!千百年來,我看到西方一位盧梭,有《懺悔錄》,東方一位巴金,有《隨想錄》,今天,我欣喜地看到「半位」,趙韞如!

這裡,誇讚者並沒有舉出哪怕一出可稱之經典的名作,也沒有列出她飾演過的經典藝術形象。難怪,我同許多人一樣,議論起這類讚揚來,感覺多麼蒼白,何其廉價,十分反感,一位評論家聯繫到趙韞如以後在遭遇,不無調侃地說:

也許,有的確是作者真誠地追求的寫實。不過,看她此後的種種,似乎更多地是一個慣常見過的那種角色——一個「記吃不記打的主兒」。

倏忽之間,她的女兒之所瞧不起她的原因,如同漫天烏雲籠罩,突然一聲霹靂聲給撕開一條大口子,天際之間,我好像明白了一些平時不易覺察到的東西……

5

郝倩告訴我,她同趙韞如的那本書相遇,頗有些奇妙,是一次在夢中相遇的:

那天晚飯後,郝倩覺得有些困,便一頭睡去。醒來後,她非常驚訝地發現,自己手中果然有一本書,連名字也跟夢境中契合——《夢飛江海》。她打開書瀏覽了幾頁,原來那竟是人藝的名演員趙韞如所作,她簡直又喜,連同韓秀的書一起,對照起來一看,更是別有一番風味!

即刻想起了在友人處見到過的一本書,那書有一個很優雅的名字:《夢飛江海》,實際上半是傳記半是評論文章,記得好像是人藝一個演員寫的。她怕記憶有誤,便再度找到那個好友家,一見面就問:「我見到過的那書,不在么?」友人見她這麼沖,就開玩笑答道:「書又沒死,怎麼會不在了?」

現在,郝倩無論如何想不出來,那書是怎樣「從江海中飛入夢中」的,可能是在朋友處給「污」來的吧,誰知道呢。起先,只是迷迷瞪瞪地瀏覽著,繼而才想起,是該認真地將這本趙韞如寫的回憶錄,跟韓秀的那本作一番對比了。

慢慢地,郝倩總算明白過來:兩位作者果然是母女倆!奇怪的是,母親將自己的感情,甚至是火辣辣的毫不掩飾的感情,一股腦兒傾注到孩子身上;而女兒呢,卻拚命躲避,生怕沾著了什麼。就說她母親有對不起她的地方,至於在自己的回憶錄里繞這麼大彎子么,而且感覺她母親所在的單位有多麼見不得人似的——原來是北京人藝!這麼偉大的一藝術單位,別人甚至拉大皮作虎皮要借「人藝」這塊金字招牌呢,她卻躲閃,生怕它玷污了什麼無瑕美玉似的!真不明白這個韓秀心裡有什麼鬼呢?

然而,郝倩說,她越是對照閱讀,越是感覺兩本傳記太南轅北轍了。在郝倩看來,《夢飛江海》和《一個美國女孩在中國》擺在面前,竟然如同看一出愛恨錄和一出偶像劇的差別,二者毫無共同之處,它們兩本自傳體自詡卻以截然不同自嘲,而不同的面貌、內容和心態,也透露著母女兩代人的得失、笑淚、甘苦和心思。奇怪的是,讀完了之後,反而讓郝倩更加糊塗了:這母女之間的那麼深的隔膜、衝突和怨恨,究竟是什麼造成的呢?顯然,只用「代溝」二字,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母親,不用說,是一個有愛國心,有藝術造詣的名星;在愛情上也敢於追求自己所愛,兩次追求的美國人,也無可厚非。她的追求似乎可以用兩個「夢想劇場」來給予概括:夢想愛情與夢想親情的兩全齊美!女兒,她也追求夢想,不過是自己身份帶來的夢想——但是,她前半生只能身負洋女孩之名受人歧視、猜忌和冷漠,以到為改變命運,不惜在下鄉時貿然嫁給好成分的男人以圖一逞;後半身返回北美了,又長住台灣,以女作家和外交官夫人自居,總算實現了自己一半的美國夢。

夢想,就這樣萬花筒般交叉地在母女身敷衍,總上人覺得,暗中似有一雙手,在掌控著那「身不由己「的命運之輪。

我對郝倩建議:自個猜不透某些道理時,何不看看別人的評論?

她「喔」地一聲,讀懂了我的意思,立即打開網路,瀏覽起有關「命運捉弄人」的網頁來。

百分之百的偶然,她打開一個論壇時,竟有了一個意外的而且挺有意思的發現:有兩位網民——「不屑於隱」和「隱於市」,竟形成「褒趙派」和「貶趙派」,一個站在母親的角度,一個站在女兒的角度,在一個自由論壇中打起嘴仗來!

[不屑於隱]我記得我喜歡看自傳,別人嘲笑過我,說自傳太主觀,作者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我當時不以為然,現在想想,這個人說的有一定道理。而且就我總結,就我看的自傳來說,都是誇自己的,把別人罵得體無完膚,看到現在還沒罵自己的,把別人誇成花兒的。不象這本書,她母親的自傳里有大量的照片,裡面有很多她女兒的照片,如果說她母親也可以胡寫,那照片為證,她確實有一女兒,她70年就生下了她——在山西插隊時——當然是結婚生子,後來離開中國之前又因性格不和,與自己的老公離婚!我想如果你不想寫,可以,誰沒點隱私,但是你不能把黑的說成白的,而且你寫的就是《一個美國女孩在中國》,你寫的就是你在中國的一切,你從書的中間就在刻意迴避一個事實——你右國的失敗的婚姻!所以才造成了你書中那麼多的自相矛盾。

[隱於市]自傳本來就很主觀么,算你說對了,唯其主觀,取捨才會隨意,愛看不看,拉倒又怎麼啦?她願意隱去一些事實,那是人家的自由,礙你么事?

[不屑於隱]大家已看出,她父親是美國人,母親是中國人且姓趙,她姓哪門子韓呀?從趙韞如的書中知道,韓秀原來是姓趙的,小名小慧,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把自己的中國名字改成韓秀了,但是姓的哪門子韓?她非常喜歡她的外婆,她外婆姓謝,她母親在中國時也沒再結婚,看到後面我才明白,而且我覺得也很好笑—因為她父親的英文名字的中文翻譯是韓恩?威利,真繞!我到是建議她即然那恨她母親,不想姓她母親的姓兒,乾脆從百家姓里再挑一個好聽的姓罷了,何必這麼繞。

[隱於市]自己取「韓」姓,那當然是源於她父親的譯名,你讓她隨便在百家姓里挑個「好聽的」姓,難不成你也可以這樣?

[不屑於隱]再有,她的書寫了文化大革命里的一些人的悲慘遭遇,尤其是後半部分,看得我直掉淚。這是其他書里很少有的。不有她返回北京,受到的不公證待遇。看是我看到的都是作者滿眼的憤恨,不滿,甚至是討厭中國北京,還說去了台灣(後來她嫁了個美國外交官,八十年代回到北京後又到台灣)才知道中國的文人的骨氣,我的脊梁骨直冒涼氣。難不成,在國內的全都是騙子虛偽的文人?

[隱於市]還有她母親寫信騙好友回國的事,雖不能要求常人寫信據實相告,但恐怕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完全可以不寫,她母親的行為,實際是一種「積極表現」。

[不屑於隱]最後,我想說說她和她母親外婆及女兒的關係。我覺得大家真的有機會可以看看這本書,從這本書的背後能夠看到很多東西。她和她外婆很好,她恨她的母親,而她的女兒農農(以趙韞如的回憶錄里的稱乎為準,不管是不是真的,反正有個指代)生在新疆,因為條件不好,被她的母親接到北京,她的女兒在北京和外婆也就是作者的母親(還是一個繞)生活了長達十年之久,後來趙韞如及農農都來到了美國,從趙的書中可以看出,農農比和作者在一起的時間長多了,所以我猜測,難不成這是幾代人的悲劇?都是被外婆養到的外孫女,同樣恨或者說不喜歡自己的母親?如果這個推測成立,就明白為什麼趙的回憶錄里有很多農農的照片,而韓秀同志的書里不僅沒有,連這個人都為她的光輝形象「犧牲」了。

[隱於市]傳主的那個神秘的女兒問題,出於隱私或別的什麼考慮,她不樂意說出又怎麼著?倘若關於這個孩子乃至那段婚姻,你可以說出子丑寅卯加以評論倒好,可惜也是半瓶醋晃悠。

[不屑於隱]從她的書我感覺她和她的母親性格差異很大,希望這是她不喜歡自己母親的原因。在趙的書里,趙說小慧是她的驕傲(大概這個意思,最後一直很忙,晚上在家看完了書再寫這個讀後感,實在是有點累了),而且也寫到韓後來再婚的美國老公對農農也很好。而在韓的書里,儘是對母親的挖苦諷刺。我看著很覺得悲哀。這已經不是每一次了,我在一個人的自傳里看到罵自己的老子,而一般在自傳里很少看見罵自己孩子的。自己的孩子有什麼錯,都是自己的好孩子。而長輩不成,孩子會恨自己的父親或者母親,雖然我們從外人來看或者說從自身的社會經驗來說並不至於。他們只看到長輩的不是,給自己帶來有痛苦,但是他們往往忽略了這些長輩的不是,往往是因為在那個特殊的環境所造成的,往往是因為長輩的性格有些柔弱,往往又因為做兒女的性格又很剛強,所以很多很多說不清的對父母的恩怨就產生了。但是做父母的真寫不出來,做兒女的卻是能一一股腦的寫出來。

[隱於市]不錯,作者母親也遭到許多不公,甚至是殘酷的打擊。傳記將全部過錯歸咎於他確實有失公允,但母女兩代人的關係很複雜,說白了,對她的母親,以及她對她自己母親的評價,那人家家裡的事,你個局外人竟然比她更有發言權?至少不該替人下結論吧

[不屑於隱]韓秀貿然去撞美國聯絡處,險些釀成外交事故,畢竟有損於中國的形象……

[隱於市]至於闖美聯處那個事,這是人家的人權,好像沒做錯什麼,中國人要不是個個唯唯諾諾(如她的母親),反右、文革一系列暴行何以落實?

[不屑於隱]傳記寫了很多可怕的經歷,有無編造的痕迹呢,很是令人生疑,至少對真實性造成一定損害……

[隱於市]韓秀文中種種可怕的經歷,很令人震撼與憤怒,但作為自傳,其真實性的確可以商榷,好在她文中人物多有姓名(這是國內其他回憶錄所不具備的,往往隱諱),對於具體的事件,有能力、同經歷的人可以進行證偽或闢謠,真理越辯越明。

[不屑於隱]恨她母親的什麼?恨她從美國把她給帶回來嗎?她怎麼知道以後中國會經歷那麼大災難,她還不是因為愛國才回來的嗎?恨她母親已經身在困沌之中,還要寫信把在美國的朋友「騙」回國嗎?她那個時候敢不那麼寫行嗎?說中國形式不好,你千萬不要回來?她寫出去,能寄出去嗎?她不要命,自己的老媽女兒怎麼辦?恨母親在她已經下鄉了,還要在北京做樣板,宣傳上山下鄉,拿她做自己的資本嗎?

她還瞧不起她母親寫檢查,批判自己,在文革說充分認實到自己的「錯誤」了嗎?她母親也是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家不知抄了多少次,單獨關起來,扣工資,不許回家,在那個年代,一個女子,上有老下有小,又是從國外回來的,還嫁過美帝國主義的丈夫,生了一個混血女兒,還是一個名演員,她能不表現自己么,她沒有瞎寫別人的不是,只是一味的寫自己的不是,我覺得她已經非常偉大了。

[隱於市]這決不至於怨恨母親,至少不那麼簡單。看看她(韓秀)回國後所經歷的一切,如何讓她對這個祖國產生感情?那是她所真實經歷的生活,旁觀者隔靴蚤癢,怎麼會理解當事人的心態。好比說吧,朝鮮祖孫兩個,如果被送往平壤,那就是死路一條;送去韓國又沒建交,然後就困在這裡,讓人家入中國籍,人家又不認為是中國人,為什麼要入籍?結果,也就這麼悲慘地活著。這樣的一個人遇見了博主,可能又會被施以一番愛國主義教育了。——那麼,他能做什麼?又敢做什麼?人,總是生活在具體環境中,不像博主那麼超脫,那麼優越,板凳還是調頭坐的好……

看著看著,郝倩自覺倦了,便心安理得地關上電腦。夜已經很深了,一片漆黑,她也很快進入了夢鄉。

後來她對我說,這一回,在夢中她看見自己步入一處幽靜的所在,忽然一個聲音傳來。她不由有些恐慌地問道:

Whoareyou?

I』mTide。

No,youareJoshDuhamel。

Ifyouloveme,pleasecomehere!

Oh,Ican』tgo……

Why?

正在這時,另一個磁性的聲音響起:

Rosaly,comeback,!

她回頭一看,天啊,那不正是她的Piter么?

Piter忽然掉過頭去,沖著Tide。笑嬉嬉地用中文解釋道:你知道JoshDuhamel有六種微笑嗎?一種是遇到了真正好笑的事。一種是當她有所計劃的時候。一種是她不顧禮貌的放肆大笑。一種是當她感到不舒服的時候。一種是她在自娛自樂的時候。還有一種……當她說起她朋友的時候。

這時候,扮演Tide的人忽然變了臉,竟然成了JoshDuhamel,滿面春風地笑起來,徑直朝對面招手,而對面的姑娘也在瞬間變成了演員KateBosworth。Tide。無可奈何地兩手一攤,尷尬地笑了。而此刻KateBosworth沖著他用中文說道:TopherGrace謝謝你揭穿我笑容之謎,你不知道,此刻我正為自己的笑有著多重的涵義而困惑著哩。

Rosaly突然振振有詞地說起來:那很好呀,人家東方的中國人就喜歡這樣——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么,這就是生活的藝術,兩面人的藝術。你知道吧,有人還說成大隱於市小隱於床呢。

聽到這話,郝倩不由偷偷地笑了。正沉醉於笑意中時,有人塞給一本天書——她打開一看,不知為什麼,滿篇畫的是一些花瓣,隨風搖曳飄零……

隨著花瓣的飄落,遠遠地,她看見花海中漂來一隻船,船上也盛滿鮮花,上面坐著一個小姑娘和老婆婆。郝倩問:這船要上哪兒去啊。

小姑娘不言語,老太婆說:到上海啊,東方的伊甸園呢。小朋友,你想去哪兒嗎?

郝倩回答:想。

於是她隨這對祖孫一起搭了上去。

這時候,她才知道,她們是被孩子的母親,從美國託人給送到中國來的;而她已經先行一步來中國了。女孩子名叫特蕾薩Teresa,她跟隨著外祖母,從此要在上海孤獨地生活一輩子。

「你怎麼知道孤單地生活一輩子呢?」郝倩好奇地問,「你媽媽是還在中國么?」

「我媽媽死了。」女孩哀戚地說,「我也死了!」

郝倩驚呆了:「難道,你不是人?」

女孩子凄慘地笑了,越笑越可怕,最後竟露出猙獰的骷髏面目來。

郝倩被驚醒了,滿頭是汗水,定睛一看,手裡正拿著《一個美國女孩在中國》呢。

她定了定神,發現翻著的一頁上面寫著:

在登船前,他們就知道那個中國女子並不在乎她的兩歲女兒,只想儘早甩脫這個包袱;而Teresa的外婆是否還會留在戰火中的上海,等待自己的小外孫女,他們更沒有把握。直到上中學後,Teresa韓秀才從外婆那裡知道,自己出生在紐約,父親韓恩(WillieHanen)是一位高大、英挺的美國外交武官。1943至1945年,他曾被派駐重慶,協助中國抗日。母親是留美的中國學生。父親只在紐約的醫院中匆匆看過她一眼,之後母親便和他離異。而在****即將取得大陸政權之前,韓秀外婆原本要隨國民政府去台灣,卻為了要等她而留在了上海,於是一生再不能離開……

看來,故事不僅要從46年她的出生以前追溯起來,而且地點就是戰時中國首都——重慶。那本來就是一個盛產故事的年代,尤其是在風雲聚集之地的戰時陪都,產生更多的人世悲歡離合,更多的出人意表的奇情絕戀,也就毫不奇怪了。

1949年,謝偉思在美國的家中終於又見到了趙韞如——自然,是她離開北美前的一次造訪,預定的造訪。趙韞如這才知道,謝偉思對她的感情還是那樣真誠;提到那被打掉的他倆的愛的結晶孩子,兩人不禁相視而泣。這一次見面匆匆別去,直到1978年,兩人又才在北京重逢。當然,這已成為絕唱,從此兩人天各一方,再未見面。

郝倩定定神從床上爬起來,伸了個懶腰,拉開窗帘來——

「我醒了,終於醒了,」她對我講,「只看見窗外朝霞滿天。」

我問郝倩:「那麼,你說,趙韞如與謝偉思的相擁而泣,只是為著失去的孩子嗎?」

郝倩想了想,卻不正面回答我,只說:「那麼,韓秀更有資格哭泣——為她消耗掉了前半生。」

我明白了:「一代人有一代的失落與補償,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憂傷與快樂,甚至,被拿掉的,不在世上的,也可能帶給人缺失或遺憾。這種感情的密碼,是只可意會,不能言傳的。對嗎?」

她點點頭,補充了一句:「說出來的不是禪,同樣,隱匿起來的是密碼,這就是叫一報還一報的感情密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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