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66、67年「文革」運動如火如荼，風雲激蕩的政治形勢對毛著的需求變得格外迫切。據北京市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業務組統計，1967年全年之中，《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32開本平裝本，每卷付印數高達330萬，《毛主席語錄》64開本精裝付印數250萬，《毛主席語錄》64開本平裝付印數30萬，《毛主席語錄》100開本精裝付印數109萬，《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32開平裝付印數50萬，《毛澤東著作選讀（乙種本）》32開平裝付印數30萬，《毛主席詩詞》100開精裝付印數30萬，《毛主席關於文學藝術的五個文件》《毛主席的五篇著作》128開本精裝付印數各30萬，《毛主席詩詞歌曲集》64開本平裝付印數50萬，《黨委會的工作方法》《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64開本平裝付印數100萬，《毛主席論教育革命》32開本平裝付印數270萬，而《老三篇》64開本平裝付印數高達1000萬，各種開張的毛主席語錄張貼畫付印數則達1105萬。（見1968年1月《毛主席著作出版統計表（1967年1-12月）》）

1968年11月27日，市二輕局革命領導小組自豪地宣布，北京東風製革廠革命職工懷著對偉大領袖無限熱愛的紅心，用很短的時間敬制出性能良好的紅寶書封面革，耐磨度可達三千次，在零下三十度不變質，不脫色。這一年已趕製出22萬冊，1969年繼續發揚衝天幹勁，安排敬制紅寶書封面革一百萬冊。

各地出版局在「文革」初期被撤銷，後以「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的名義重新組建，成立初始主要負責毛澤東著作的出版事宜。一些單位的人員嫌其名稱過長，常簡稱為「毛辦」或「毛著辦」，1969年12月23日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專門發出通知，批評使用簡稱非常不嚴肅，這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必須引起充分的重視。今後不論書面還是口頭，一律用「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全稱，不能簡稱。由此以後數年，官方在行文和講話中都嚴格執行這個內部規定。

從1969年開始，直屬於北京市革委會的市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全力維護印刷機器設備和廠房維修，保證領袖著作及時、安全地開印。1969年1月28日它向市革委會政治組、計劃組請示稱，由於以彭真為首的舊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反對毛澤東思想，限制毛主席紅寶書的敬印，多年來我們的設備更新和廠房維修工作都未能適當解決。現有機器設備大多陳舊，需要交替地進行修理，危險房屋多系年久失修，並經房管局鑒定，確實急需進行大修。報告中說，印刷機不能配套或缺乏大型機器，影響敬印毛主席著作1至4卷合訂本、全開紙毛主席畫像，仍然不能滿足目前大印特印毛主席著作的政治任務，影響革命人民的需要。因此，申請專用設備28項，搶修危險廠房五千多平方米，共需上級撥款212萬元。報告最後還提到，需用20萬元購進全張二周轉印刷機5台，敬印毛主席紅寶書四卷合訂本，再撥72萬元，購置全張自動雙色膠印機、對開自動雙色膠印機各2台，敬印毛主席正面像。

這種不斷報來的申請撥款報告，市裡百分之百要批准通過的，而且絲毫不敢怠慢。2月13日，申請撥款的請示報告首先稱，「為了更多、更快、更好地敬印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著作，傳播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請示撥款16萬元，為新到的折頁機、裁紙機、配頁機等七台機器付款；3月28日，申請報告的理由是「為了保證高質量地出版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光輝形象創造有利條件」，要求市裡儘快撥款43.6萬元，以便付清中央分配來的自動膠印機2台、自動打樣機1台、全張裁紙機2台；4月23日，要求市革委會計劃組批給基建面積9890平方米，其中力保的膠印廠製版車間的面積3500平方米，投資124.5萬元，為的是「高質量地全力保證毛主席著作出版」。

1969年初國內幾家工廠對外稱「狠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打破了洋框框」，試製出敬印毛主席紅寶書封面用的電化鋁。3月20日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領導小組當即發出通知，今後不再進口電化鋁，要立足使用國產品。這本是自力更生的舉措，但沒想到北京市印刷企業反而申請添置真空鍍膜機、塗布機、復卷機等五台，需上級投資19萬元，以便與國產小批量的電化鋁匹配。而北京印刷四廠全張照相製版設備不配套，缺全張網目版一塊，此產品國內不能生產，為了「更好地敬印毛主席畫像」，10月30日只好向市革委會計劃組申請進口一塊日本產的全張玻璃網目版，費用是300美元。

出於印製毛主席著作的戰備需要，市裡擬在遠郊縣另覓新地，外遷部分印刷能力。市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只有運輸紙張材料的卡車兩輛和修復不好的美式吉普車一輛，10月28日特地向市革委會政治組、宣傳組、計劃組申請北京牌吉普汽車一輛，便於與遠郊縣聯繫，「解決路途遙遠之不便」。

02

據1970年1月19日市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領導小組上報的《1969年工業企業統計年報》，1969年全市《毛澤東選集》普及本出版246萬冊，《毛澤東選集》（合訂本）140萬冊，《毛主席語錄》685萬。這樣就始終保持「文革」以來發行的高峰態勢，光是北京印刷一廠就合計印行龐大的408萬冊。

就在1969年7月，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連續發出兩件通知，要求「為了確保毛主席著作的質量」，將封存在書店、印刷廠的《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普及本54萬冊、精裝本7萬冊，《毛主席著作選讀》甲、乙本及未經刪改註解的單篇本496萬冊，全部收回，以保密件送造紙廠化漿銷毀。同時，《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中需換頁處理，涉及到冊數高達141萬。有人大致估算，北京市銷毀這批圖書的費用及換頁加工費共計117萬元，需市裡迅速撥款。

上級通知中沒有明確說明這幾百萬冊圖書化漿銷毀的理由，但1970年7月14日外文書店上報停售書畫的報告中，其中提到1966年出版的64開大本外文版《毛主席語錄》現存61.1萬冊，計37.3萬元，因第二十四節第七段「引用大叛徒劉少奇的一段話」急需處理。因存放時間過久，這批圖書的塑料皮已發硬變質。報告中不敢說銷毀化漿，委婉用了「收回加工改制」的說法。

1970年繼續向市裡討要費用，名目變為「傳播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熱烈地迎接《毛澤東選集》五、六卷出版、敬印的政治任務」。1月3日遞上請示報告，鑒於印刷機器陳舊，運輸工具緊張，需增添卡車8輛、機床15台，申請用款49萬元，並翻建危險廠房面積5100平米，請撥款51萬元；5月29日申請報告中稱，市印刷五廠鉛印能力很小，僅有六台能印書刊的機器，很不適應敬印毛主席著作的需要，請給予解決投資款25萬元，接受中央分配來的2台單面輪轉印刷機及配屬設備。

1972年8月3日，市出版辦公室革命領導小組致函外貿部，坦承北京市屬印刷單位的膠印機器設備大多是陳舊的，精密度很差，嚴重影響著產品質量，不能完成敬印偉人像和出口宣傳畫冊、商標等印刷任務，請外貿部可否將庫存現有的對開雙色膠印機調給北京三台。報告中顯示幾分急切：「目前北京需要極迫，懇求給以大力支持，幫助解決。」8月25日再致函市革委會文教組，再三說明「膠印的能力比較薄弱，需要增加設備」，但固定資產更新基金提取數額小，「主要生產設備無力購置，生產上又很需要膠印機」，能否從文教口未開的基本建設項目投資中調劑解決，希望得到三台對張雙色自動膠印機，合計33萬元。

市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在中國人民銀行崇文區辦事處開有戶頭，帳戶為80209號。1970年9月7日，致信人民銀行崇文區工業信貸部，要求根據中央財政部的文件精神免計全部貸款利息，因為「我處貸款完全是為了出版毛主席著作所需儲備的紙張、塑料、油墨等各種材料而貸款的」。

申請貸款免息的政策理由是印製毛澤東著作，但實際到了1972年，印行毛澤東著作的種類、數量卻大幅度地下降，其他政治讀物、文學藝術、中小學課本、圖片等發行數大量上升。據1972年4月30日《一九七二年第一季度出版情況彙報》，1972年第一季度北京共計出版一百另二種、一千五百八十四萬六千（張），其中毛主席著作只有一種《毛主席論文藝》，五萬冊；毛主席像五十八萬張，毛主席語錄（單張22條）十九萬三千二百張；1972年7月26日上報《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出版情況匯總表說明》，報告中說1972年上半年共出版書畫一百四十七種，二千二百七十七萬零三百冊，其中含糊地表示，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有八種、一百零五萬冊，毛主席像和語錄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張。

此時，「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的名稱已縮減為「出版辦公室」或「出版辦公室領導小組」。在1972年10月14日《一九七二年第三季度出版統計說明》中，第三季度共出版書、畫一百另二種，一千六百零七萬冊，其中馬列著作八種，一百二十三萬冊；政治讀物十三種，一百零六萬冊。此時已經沒有毛著及單行本的印行數，再也沒有出現「文革」初期幾年的毛著出版巔峰狀態，大量印行的是文學、文化教育、科技、中小學課本、連環畫及畫片，譬如小說《春到鳳凰嶺》印數67萬冊、《激戰無名川》10萬冊，《容易讀錯的字》《多義詞同義詞反義詞》各發行到105萬冊，《人怎樣戰勝傳染病》72萬冊，《電視》69萬冊，《廣播講座英語》50萬冊，連環畫《童年》《我的大學》《在人間》《列寧在1918》《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各20萬冊，這些書籍風靡一時，逐漸形成新的讀書熱點。

03

1970年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曾下達第六號文件，明確要求北京市為以後印行的《毛澤東選集》五、六卷普及本專用紙儲存52克古版紙3180噸、五、六卷精裝本專用紙儲存30-35克古版紙456噸，五、六卷及毛主席語錄新版本用的封面、像頁、扉頁等儲存膠版紙300噸。後來國務院出版口一再指示，專用紙不準挪用，並要求儲存保管好，為《毛澤東選集》五、六卷出版做好一切準備工作。

從1970年起，出版《毛澤東選集》五、六卷的內部信息一直不斷，儲存專用紙成了出版部門的剛性規定。但儲存量如此之大，保管時間如此之長，給倉庫方面增添不少困擾，幾年間為此來回磨合、騰挪。1973年市物資局倉儲公司不時來函反映困難情況，出版辦公室回復多有安慰之意。

最麻煩的是，由於用紙緊張，迫不得已，不時挪用了《毛澤東選集》新卷本的儲備紙。1973年6月28日，市出版辦公室致函國務院出版口，彙報說北京市中小學今秋、明春兩季課本正在陸續發印，用紙量將達1600餘噸，廣播英語、北京少年等期刊每期印數都比原計劃增加，由於紙廠和租賃倉庫等原因，少入庫紙幾百噸，這樣就給今年用紙帶來一定困難。為此不得不動用《毛澤東選集》新卷本的儲備紙，特申請今年增撥捲筒紙300噸，以便補充專項儲備紙。

1975年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發出關於排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列寧選集》小三十二開本的通知，鑒於兩個選集各5萬套用紙均由各地自籌解決，各地出版部門紛紛來信叫苦不迭，國家出版局只好委婉同意酌量動用《毛澤東選集》儲備紙，但需向省、市、自治區黨委報告，動用數量請函告國家出版局備案。國家出版局同時還嚴令，其他圖書用紙不適用此例，不要動用此項儲備紙。

1976年度國家分配北京市出版用紙5334噸，其中本應由北京造紙總廠供應的52克凸版紙4321噸，但到了5月只交920噸，尚欠3400噸。一查原因，說是原材料液錄等供應不足，天津造紙廠所供本色紙漿生產的紙白度和塵埃等都未達到規定標準，不能供應所需52克凸版紙，市出版辦公室與一輕局、造紙廠多方協商仍未能解決，這樣勢必嚴重影響出版用紙，5月27日只能向市文衛組、市計委打緊急報告，要求再動用毛選五、六卷儲備紙700噸，這部分儲備紙已存放四年多，根據質量要求需要輪換，需要新生產的52克凸版紙做補充。

在這同時，市出版辦公室派人核實，發現在東郊百子灣庫、懷柔501庫、清河庫、房山南觀庫四處實存毛選特種儲備紙2530噸，其中毛選儲備用紅封面紙105噸，該紙是1967年專門試製的，已存十年左右，以後未生產，無法在一般出版物中使用，因此無法輪換；懷柔501戰備庫存有儲備紙53噸，已存十年以上，因庫房無站台，離城區140里，路程較遠，運輸不好解決，至今也未能使用；百子灣庫存毛選合訂本儲備薄凸版紙433噸，已存放八年左右。（見市出版辦公室1976年7月14日致市文衛組、市計委《關於我室在物資局儲運公司存紙情況的彙報》）出版辦公室希望儘快用掉其中存放時間較長的凸版紙1200噸，但苦於造紙廠生產不正常，未能及時補充存量。

市物資局儲運公司1976年6月5日致市計委的《關於出版社存紙情況的報告》，報告稱北京出版社累年積壓紙張庫存3741噸，占庫房八棟，約8000平方米，其中進庫後10年以上未動的102噸，5年以上的742噸，4年內的2837噸。報告甚至描述道：「有些紙張由於多年不動，從表面看來已發脆發黃，工人對此很有意見。」鑒於百子灣倉庫長期被紙張佔用不能騰出庫房，大量純貨進不去庫，影響周轉使用率，儲運公司提出1976年為了解決化工產品、水泥、玻璃儲存問題，百子灣倉庫不再存紙張，餘存紙張僅出不入，需入庫的紙張轉至清河倉庫及山區庫。

涉及將來印行毛選五六卷的儲備紙，市裡領導對此不知所措，轉發一圈只是傳閱，連負責文教的市革委會副主任黃作珍都不好下決定，還是推到市委文衛組審閱。

04

為了滿足中央首長讀書的視力之需，1973年起中央有關部門開始下達印製大字本的政治任務，市新華印刷廠、印刷一廠等成立專門的大字本車間，配製特有的印刷設備。1976年7月21日，印刷一廠革委會負責人在技術革命經驗交流會上披露，幾年來該廠共印製大字本98種，1140萬字，還多次承擔突擊性的政治任務。

1974年初，印刷一廠接到為中央印製一種大字本的政治任務，當時經過管理部門的測算和安排，需要十五天才能出書，出版領導部門要求在一周之內完成。沒想到，上級又及時地傳達毛主席的聲音：「請你們和工人同志商量一下，三五天能不能看到書。」據廠革委會發言材料介紹，廠里立即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原原本本地傳達毛主席的話語之後，與會者都激動地流出了幸福的熱淚，紛紛表示任務再重，時間再緊，困難再大，我們也要讓毛主席提前看到書。大家說到做到，經過大家日夜奮戰，五十二個小時就把書送到毛主席手中。

毛澤東關於評論《水滸》的重要批示發表後，1975年印刷一廠接到中央交辦的印製大字本《水滸》的政治任務，當時36磅牟體字大字本車間正在籌建，正文用字和鉛空材料還有一部分沒有鑄齊，同時由於字型大小大，鑄字產量低，出現鑄字設備不能滿足排版用字的需要。但中央有關部門要求《水滸》大字本立即投產，限時完成，這樣按照全書出書的日程，排字必須保持日產三萬字。

廠黨委把遇到的困難向群眾講清楚，大家討論後決定挖掘設備潛力，把報廢多年的湯母森鑄字機從倉庫里挖了出來，修舊利廢，使其重新投產，解決由於鑄字設備不夠、影響排版供字的矛盾。同時挖掘人的潛力，採取一人多機和三班活兩班乾的的方法，破解人手不夠的難題。這樣原計劃40天完成的《水滸》大字書，實際只用了30天就上交給中央部門，這種苦幹巧幹的精神也促進大字本車間的籌建工作，這個特殊的車間比原定計劃提前一個月上馬。

剛開始印大字本，是用小機器印製，產量低，時間慢，勞動強度大。為了讓中央首長早日看到大字書，書版車間的職工見狀後主動提出用大機器印刷，但又遇到紙張廢率高、上版時間長的問題。大家在現場找原因，發現紙張作廢率高是因為紙張潮濕，伸縮性大，影響套印，還有就是印格版的機台和套印正文版的機台操作不統一，續紙技術不熟練造成的。於是眾人在開印前先鋪開紙張晾乾，排除潮濕，同時積極操練基本功，改進壓紙器續紙程序，使紙張的作廢率由原來的百分之五十，降低到百分之十以下。至於上版時間長的難題，大家提出機下刷版檢查壞字、邊條刨糟不解版繩、用鐵檔代替鐵框等十幾項措施，大大壓縮上版時間，由原來的每班只能上四次版，提高平均每班達到二十版，提高工效五倍。

新華印刷廠革委會負責人在7月21日技術革命經驗交流會上發言中，自豪地聲稱大字本車間和其他生產車間上半年共完成急密件等政治任務38種24萬冊，特別是出色地完成國家出版局安排再版毛主席著作單行本57種的任務。譬如活版車間承擔了116種毛主席著作單行本的排版制型任務，發動群眾連續一周三班突擊鑄字，提前十天滿足了排字的進程需求。紙型工段工人發揚不怕苦不怕累、連續作戰的作風，也提前十天完成57種單行本的制型任務。輪轉車間為了保證在新機器上印製好毛主席著作，操作時努力做到版墊得平，墨色符合要求，頁碼經常檢查，印刷質量一直保持較好的水平。

引人注目的大字本車間本來是為中央首長印製大字本的，在設備、技術上存在著不全的問題。但他們聽到承擔印裝毛主席著作單行本的任務困難較大，「廣大讀者迫切要求學習毛主席著作」，就主動提出除了保證大字本任務外，承擔6本毛主席著作單行本的任務。

新華印刷廠領導在發言中坦承，印行毛主席著作單行本的過程中，雖然做了層層動員和具體安排，由於檢查不細，事前對四號字模能否排印毛主席著作了解不夠，因此在重排四號字時發生較多的歪字，只好返工重排，造成政治上很大的影響，經濟上很大的損失。在排印《唐詩三百首》大字本任務中，由於工藝不細，以致印出的成品不合格，只好返工重印。這位負責人帶著檢討的態度說，這些都說明我們生產管理工作還存在不少問題，需要認真加以改進。

05

1974年5月，負責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姚文元做出批示：需要印製少數的二十四史大字線裝書。姚沒有明說原因，但知內情的人都明白，這批特殊的線裝書主要是要供視力減弱的高齡中央領導閱讀，在時間、質量上要切實得到保證。在這之後的一年內，國家出版局全力督促二十四史大字線裝書的印製工作，1975年5月9日專門向姚文元寫了一份請示報告，彙報說現在北京、上海、天津擴建的四個排印大字線裝書車間將陸續投產，北京印刷一廠和天津市的專用車間可在7月份投產。

國家出版局在報告中稱，中華書局承擔《史記》《漢書》《晉書》等十三史和《清史稿》，承包了近一半的任務，而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擔《唐書》《新唐書》《五代史》等五史，天津人民出版社承擔《後漢書》《三國志》《南史》等六史。現已出版了十六史，其它八個史正在排印中。最大的難度在於，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總共約五千三百萬字，排印工作量超出常規。而數量上只印一百五十部，按歷來呈送數，預計給中央五十部，其餘一百部擬由新華書店按定價分配給全國省級以上圖書館和主要文科、綜合大學各一部，國家出版局保存十多部備用。

為了保證出書質量，使京、津、滬三地分印的線裝書能裝配成套，中華書局事先對選用的材料以及版式規格都作了統一規定，尤其確定字體用三十六磅大字，開本和以往送中央的線裝書相同。後來中央經常臨時交辦大字線裝書的印製任務，而且往往都是急需，基本上是照著三十六磅大字體排版的。

由於急密件、大字本等任務日益增多，新華印刷廠活版車間的存鉛量已高達450噸，大大超過車間樓房設計所規定的每平方米750公斤負重，實際局部地方每平方米已達3噸多。這使得樓面已見有裂縫，有的窗框已壓彎變形，隨時都有倒塌的危險。新華印刷廠革委會1975年12月29日緊急上呈處理報告，希望將該車間存鉛量大、震動較大的兩工段搬到鉛印工段，可以減少100-120噸鉛的壓力，以此保證大字本印製工作的安全和牢靠。

1976年1月初國家出版局在湖北丹江召開印刷字模生產座談會，據1月14日《會議紀要》介紹，現在全國三大字模廠的年產量比「文革」前提高四倍，正朝著全部機械化、自動化方向發展。特別是這兩年重點完成中央交辦的大字本線裝書用的大號字模共九種字體、44付、33萬多個字模的光榮任務，同時還完成中央領導機關交辦的四付小二號專用字模的任務。

1976年3月初，國家出版局邀請上海、天津、北京三地承擔中央交辦大字線裝本任務的出版、印刷單位負責人開了四天會，討論字模生產、字架配備、收費辦法、節約紙張以及工作進度等問題，取得了一致的意見。經請示中央領導同意，以後二十四史大字線裝本正文改用一號長仿宋字，注文改用二號長仿宋字排印，統一製作字模。目錄、標題、中縫字等，用各印刷廠現有字模。以前各廠用36P宋體排印的部分二十四史鉛版和書頁，因改排字體後不能再使用的，其工本費由三地出版社開列清單向國家出版局報銷。

3月9日國家出版局下發《關於做好中央交辦大字線裝本排印工作的幾點意見》，附有印發二十四史的版式說明書，要求各地大字本車間遵循執行。同時提及製作一號、二號長仿宋字模，工作量繁重，字模廠和製版廠要爭取按時和提前完成生產字模任務，力爭在5月開始用新字排二十四史。新制字模版七千多塊，由北京製版廠於2月27日完成；雕刻一號、二號長仿宋字模各一付，由北京新華字模廠於3月底前完成。出版局還規定，各地大字本車間的一號、二號長仿宋字架要繁體字、簡化字兩種都配備，原用36部宋體字也要保留必要的簡化字字架。北京新華印刷廠還要保留一、二副繁體字字架，以備承擔中央交辦的其它大字書刊用。

國家出版局表示，新制字模版、雕刻字模、片模的所有費用，由他們統一負責解決。只是要求各地大字本車間要更快地達到原設計的生產能力，完成向中央承諾的1977年底全部出版二十四史大字線裝本的任務。印刷大字線裝書需使用毛邊紙，原紙需經過嚴格挑選，不合格的紙品約佔百分之三十，挑選後紙張加放率為百分之四十。紙張如何節約，成了一個敏感的難題，出版局建議出版社可暫按一定的使用數發給印刷廠紙張，只是要求印刷廠努力降低紙張損耗，提高紙張使用率。同時確定內部價格，按古籍書排版收費加百分之十計算，大字線裝書排版雙面裝千字單價五元二角，單面裝千字單價四元三角，普通裝千字單價三元五角。

不到一個月，3月31日市出版辦公室向市計委報送第二季度工業生產計劃，裡面提及要執行國家出版局最新通知精神，大字線裝書排版收費由過去折32開頁每面2.80元，調整為2.00元，降低收費28%；印刷收費由每令紙15元，調整為10.40元，降低收費31%。這樣預計全年影響工業總產值60萬元，其中第二季度影響20萬元。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之後，市出版辦公室查看所屬企業的震後災情，發現印刷一廠、新華印刷廠兩個大字本車間均為1975年底竣工，這次震後都發現有裂紋，但不影響使用。8月6日印刷一廠黨委彙報生產恢復的情況，稱主要車間出勤都達到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印大字本的機台大部分台次都能達到印10版以上，達到全廠印大字本的高產水平。而且在車間外設立了觀察哨，設專人值班，做到及時報警，及時疏散。

延至1978年初，北京市課本用紙出現776噸的缺口，開辦廣播教學、電視大學之後，更加重社會上對廣播和函授教材的迫切要求，全年至少需1000噸紙。而此時北京市造紙廠缺乏原料（原油）和電力不足，已陷於停產的狀態。國家出版局又下達指示，要求北京市先儲備《毛澤東選集》六卷1100噸專用紙，應由北京市造紙廠提前生產交出版社儲存。市出版辦公室1月20日緊急打報告給市委文化出版部、市計委，要求上級急速研究解決。

十年來，紙張的緊缺，一直困擾著領袖著作及讀物的出版，跌宕起伏。但好在有驚無險，在政治熱潮之中，出版印刷部門通力合作，保證政治著作和為領袖服務的出版工作順利開展，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文革」十年高層政治與出版行業相關聯的運行軌跡。

來源：新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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