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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發云:紅歌、社會動員與控制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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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發云:紅歌、社會動員與控制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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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發云:紅歌、社會動員與控制的秘密武器(上)

 1.  從2016人民大會堂“52紅歌會”說起

先賢說過,歷史不會重複,但總會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2016年5月16日,是毛澤東修改審定的綱領性文件《516通知》出台五十周年,當年的這一聲號角,標誌着十年文革正式拉開序幕。

2016年5月2日,也就是文革五十周年前兩個星期,北京人民大會堂上演了一台名為《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大型歌舞晚會。幾乎在晚會結束的第一時間,各種自媒體上立即有了強烈反應,批判的,擁護的,歡欣鼓舞的,憂心忡忡的,冷眼靜觀的,熱淚盈眶的……平日里還算祥和的各個群、各個圈、各個博,立時刀光劍影了,一時間不知道搗翻了多少友誼的小船。

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場文革,似乎一瞬間進入預熱階段。一直以來對文革評價處於對立狀態的人們,更是表現出南轅北轍的立場,又一場社會撕裂似乎即將開始——如果這台晚會繼續發酵並延燒全國的話。

紅歌會演出的三天之後,中共元老馬文瑞的女兒馬曉力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寫了一封公開信:

X主任:向你反映一個引起各界嚴重關注的重要事件:5月2日在人民大會堂以中宣部名義搞的惠民工程儀式及演出,是一個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的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的事件。完全是一場文革文化再現!他們以這種形式紀念文革發動50周年,完全不顧黨的政治紀律,完全違背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精神!我們要引起高度警覺!警惕文革復辟和回潮,警惕文革極左思潮再次興風作浪。並要嚴格追究5月2日演出的主辦單位和幕後策劃單位和上級領導單位的違反黨的政治紀律,與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唱反調的惡劣行為!此事請你們迅速嚴查!一定追究到底!務必給相應責任人以紀律處分,以正視聽!以嚴明黨紀黨法黨規!黨在意識形態領域如此放縱、如此麻痹!如此任其極左思潮、文革遺風瘋狂肆虐。這是黨的《決議》和黨的政治紀律絕不允許的。其演出內容中充斥文革鏡頭,大有文革再現之感,其中竟然出現干擾黨的外交路線的巨幅橫標作大背景。這必將影響到國內外對我國未來走勢的判斷,也勢必對黨心、民心產生極大影響和誤導!這是一起嚴重開歷史倒車的惡劣事件!比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唱紅黑打更有過之!這究竟是誰允許的?必須追究!必須向全黨全國人民承認錯誤和作出認真檢查!必須及早肅清其不良影響,以免給黨帶來惡劣的政治影響和造成不良後果!——馬曉力

馬曉力這封公開信,立即遭到毛派、“左派”、文革派和主流派的猛烈回擊,批判、謾罵、人身攻擊,直至重翻個人文革老賬,來勢洶洶。另一個紅二代熊蕾,通過微信發言說:這台晚會因為馬曉力的憤怒上書中辦批判譴責而被傳的沸沸揚揚。令她憤慨的原因之一是節目單中有《大海航行靠舵手》這樣列為禁曲的“文革歌曲”。我沒看過這晚會,也並不以為《大海》是多麼偉大的歌曲。可我就不明白了:這首創作於1964年的歌曲,怎麼就成了“文革”歌曲,哪個部門什麼時候把它列為禁曲了?據說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向戰俘及猶太囚犯施暴時,還一直播放貝多芬的交響樂。你能因此將貝多芬的交響樂列為“法西斯音樂”而禁止?文革可怕,難道欺壓工農大眾的資本不可怕?難道一再打壓中國和中華民族崛起的國際資本不可怕?難道為這種資本張目、為其帶路的漢奸公知不可惡?《大海航行靠舵手》從來沒有被列為禁歌,主張言論自由卻不容一首歌的傳唱,還有比這更虛偽的嗎?連一首歌一台晚會都不容者,與他們反對的文革及文革思維並無區別。

為澄清事實,馬曉力發了一封給熊蕾的公開信:

凡經歷過文革的人基本上都知道“大海航行靠舵手”最初1964年創作,但定名定調後真正成為大喇叭里無日不休整天鼓噪的正是文革。特別是林彪為吹捧毛專門題詞“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後,這首歌更加大唱特唱,成為文化大革命最明顯最具代表的標誌性的歌曲,還成為忠字舞的主旋律,與早請示晚彙報交織在一起,為煽動個人崇拜和天下大亂起了推波助瀾的配合作用。這首歌經不起摧敲,其中歌詞關於執政黨、主義(思想)、領袖、人民群眾關係所表達的意思違反黨的指導思想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顛倒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把人民群眾比做魚,黨比做水,這不是正相反嗎?特別是所謂’幹革命’是專指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不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其所謂‘毛澤東思想’文革時期不是全黨集體智慧結晶的系統的毛澤東思想完整體系,其中必然包含有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理論、左的思想。是為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所徹底否定的內容……(後略)

馬曉力的文章,是一種站在黨內改革派的立場上,以黨的利益為出發點,以黨的文件作為圭臬的聲音。指出《大海航行靠舵手》與文革的深切聯繫。熊蕾的反擊,強調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歌不是寫於文革時期。這裡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紅歌與紅色革命——當然也包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樣一種關係。

這篇文章,就是想從這個角度切入,說說我的一些看法。

2.  1964年人民大會堂的另一台紅歌會

經歷過文革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來,“52紅歌會”直接就把文革的重要視聽元素、語言元素搬上了舞台。它的核心LOGO都是文革的——大海,紅日,葵花向陽,領袖像,放光芒,紅帽徽,紅領章,下面一片紅海洋;標誌着文革階段性勝利、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黨章的“九大”核心口號“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顯示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澤東成為全世界人民領袖的戰略性文件“五二零聲明”(全稱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一類圖文製成了重要場景。“手握語錄貼心口,金色像章胸前戴”的極端個人崇拜儀式上了天幕,貫穿文革十年每日必唱每天必播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成為序曲,其中兩句歌詞“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曾被林彪書寫成向毛澤東表忠心的條幅,是文革LOGO的標配之一……

近些年來,一直有人在叫狼來了,這次給很多人的感覺狼真的來了——它沒有任何喬裝打扮地來了,它直接按着文革的老模樣來了。如果說稍有新意,就是又加入了新領袖的歌曲和形象,還有那首晚會冠名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那幾乎是彭麗媛藝術標識……這一切,不需要任何政治敏感,一眼就看得出來,這場晚會大有用意。

由這場晚會聯想到文革,從文革出發批評這場晚會或擁護這場晚會,多少有些簡單化,因為這一類的紅歌,數十年來從來沒有間斷過,小到廠礦公司機關學校,大到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機關……只要上網查一查,鋪天蓋地渙漫全國。薄熙來倒台前兩年,他還親自率領重慶千人紅歌團進京匯演。多年來,各類紅歌網站一直熱鬧非凡,到了今天更加紅火。所以,拿文革說紅歌,實在是打錯了關節。因為文革不是一座天外墜落的飛來石,它只是整個紅色革命綿綿不絕山脈中的一座奇峰,它也不是兀然湧現的一潭惡水,它只是紅色革命源遠流長水系中一段湍急的險灘。簡言之,文革只是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革命運動有機的一部分。直至今天,這個運動依然還按照它自身的規律與慣性在運行。因此,追究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創作於什麼時間是沒有意義的,比如文革中另一首歌《東方紅》,它誕生於四十年代,是文革中的法定開始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則是結束曲,它們天衣無縫地互相配合了整整十年。《東方紅》也沒有任何文革的字樣,但它卻宣揚着文革的核心意識形態,那就是極端的領袖崇拜。

在此,我要提到另一台晚會——那就是1964年10月2日,也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推出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

如果說,2016年的52紅歌會《在希望的田野上》與文革美學的各項元素高度相似的話,那麼可以說,文革美學是直接來源於1964年的那台《東方紅》。於是,《東方紅》和《在希望的田野上》經由文革這個中介,完成了兩個三十年的無縫對接,也揭示前後兩個三十年為什麼不能互相否定的歷史邏輯。

我們看看1964年那台晚會的節目單:

01.東方紅
02.北方吹來十月的風
03.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之歌
04.農友歌
05.工農兵聯合起來
06.就義歌
07.秋收起義歌
08.雙雙草鞋送紅軍
09.西江月·井岡山
10.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11.八月桂花遍地開
12.紅軍戰士想念毛澤東
13.遵義城頭霞光閃
14.飛越大渡河
15.情深誼長
16.過雪山草地
17.會師歌
18.七律·長征
19.松花江上
20.抗日軍政大學校歌
21.到敵人後方去
22.游擊隊歌
23.邊區十唱
24.南泥灣
25.保衛黃河
26.坐牢算什麼
27.團結就是力量
28.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
29.解放區的天
30.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31.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32.讚歌
33.毛主席祝您萬壽無疆
34.歌唱祖國
35.全體合唱國際歌

1964年,中國尚未完全走出三年大饑荒的陰影,全國大部分人依然半餓着肚子,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總策劃、總導演,一批黨政軍高級官員組成領導小組,一批頂級藝術家組成創作編導班子和三千多各個劇團徵調的優秀演員及大量後台工作人員……這樣規模浩大的演出,當年在全世界來說,恐怕也是空前絕後的。

在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之前的數年,已經有許多類似的紅歌晚會,如1961年的9場16景46首歌的大型晚會《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1964年5月上海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已經形成了這類歌舞,表演,朗誦雜糅起來的基本藝術形式,這幾台晚會的節目也有着很多重合。在此之前的一些中小型歌舞節目,如《十送紅軍》《大刀進行曲》、《飛奪瀘定橋》也為《東方紅》提供了大量的成品節目或藝術參考。

經過《東方紅》的匯總、加工、整合,完成了延安以來準備了二十多年的極權主義藝術的一個美學模型。可以說,它為兩年之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社會實踐提供了完整的精神、情感、語言、行為和文化哲學的藍圖。上面35首經典紅歌中,有很大一部分,直接成為文革不同階段的主題歌。第32《讚歌》,第33《毛主席祝您萬壽無疆》是文革初期向領袖表達忠誠與熱愛的代表作,並由此帶出了一批各種風格樣式的頌聖歌曲,原來為封建帝王專用的“萬壽無疆”一詞,登堂入室,正式成為了大眾的日常用語,唱響神州大地山山水水,寫在城鎮鄉村的每一棟樓房每一片牆頭。第18《七律·長征》是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大串聯的進行曲,“紅軍不怕遠征難”的字樣綉在他們的書包、茶缸,和長征隊的旗幟上,這支歌伴隨他們踏遍萬水千山走向北京,走向韶山、井岡山、延安……第4《農友歌》在一月風暴中,成為奪權的戰歌:“霹靂一聲震哪乾坤哪,打倒土豪和劣紳哪往日窮人矮三寸哪,如今是頂天立地的人哪——天下的農友要啊翻身啊!自己當家作主人哪!一切權力歸農會啊,共產黨是我們引路的人啊……”“一切權力歸農會”,成為文革奪權中使用得最多的一句話。第9《西江月·井岡山》則是武鬥時期的英雄壯歌:“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第12《紅軍戰士想念毛澤東》,是運動遭遇挫折時的悲歌:“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迷路時想你有方向黑夜裡想你照路程……”這首歌曾經唱出了多少人心中的凄風苦雨?被抓捕被毒打時唱《坐牢算什麼》、《就義歌》,到了自己一派掌權的地盤上,唱《解放區的天》,靜坐絕食唱《團結就是力量》,攻佔了對立派的地盤唱《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遭受挫折的時候唱《過雪山草地》:“雪皚皚,野茫茫,高原寒,炊斷糧。紅軍都是鋼鐵漢,千錘百鍊不怕難。雪山低頭迎遠客,草毯泥氈紮營盤。風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饑志越堅,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於天……”當然,唱得最多的,還是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敬祝您老人家萬壽無疆,還有那首與每個新的一天一起到來的《東方紅》。赤衛隊的袖標化作紅衛兵的袖章,兒童團的紅纓槍變作武鬥隊的鐵矛,至於給牛鬼蛇神走資派戴高帽,插草標遊街示眾,則是當年土豪劣紳們早已領教過的……《東方紅》幾乎是一本文革的音像教科書。

3.  紅色文藝集結號,從延安出發

1964年的《東方紅》,來源於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延安整風以後二十多年的紅色意識形態藝術的歷史準備,讓我們回到延安,便可以看見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革命的文脈。

中國曾有過悠久的歌唱藝術史。我們現在讀到的《詩經》就是先秦時期古人的歌,其中絕大部分篇章都是可以唱的。《風》、《雅》、《頌》三編之中,尤以歌唱男女情愛,農耕徭役,漁獵採擷等日常生活個人情懷為主的《風》為上品,篇目也佔去多半。這樣的民間歌唱傳統,一直到宋依然興盛,所謂“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是也。到了有清一代,幾朝異族統治,除了偏遠山鄉還有一點鄉土戲曲或依調填詞的山歌,漢民族幾乎失去了歌聲。現代歌曲興起於西風東漸的清末,多由洋人或遊學歐美日本的讀書人傳來。特別是近鄰日本的“學歌”——就是學堂中學童們唱的那些歌,開創了一群人集體唱歌的先河,可以說這就是群眾歌曲在中國的濫觴。

與此同時,簡單易學的記譜方法,西方印刷設備,留聲機,收音機,廣播電台,電影等等現代技術的漸次引入,讓音樂的傳播變得更加便捷。很快,政治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還有軍隊,都發現了這是一個好東西。一時間學歌,軍歌,女權歌、警醒歌,勵志歌、圖存救亡愛國歌(不是愛大清國,是愛炎黃中華這個國)蔚然成風,可以說是一次用歌聲掀起的思想啟蒙社會動員大風暴。連梁啟超(《終業式》,《黃帝子孫盡雄武》),秋瑾(《勉女權》)馮玉祥(《戰鬥精神歌》)等等軍頭,學者,職業革命家也都親自捉刀,寫起歌來。當年中國沒有幾個會作曲的,大家通常的做法就是拿了歐美日本一些現成的歌譜往裡面填詞,後來遁入佛門的弘一法師李叔同,一個人就填寫過數十首,最著名的那首“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的《送別》,但他還有很多政治性很強的主旋律作品。我的忘年交老友,音樂史學者陳一萍老師,編了幾本這方面的書《名曲填詞歌曲》、《先行者之歌》,讀譜的時候,歌詞常常儒雅古奧半文不白,旋律卻怪怪的,耳熟。再細一哼,都是些外國名曲甚至是著名西洋歌劇唱段。有一首名為《博愛》的歌:“博愛兮博愛,可是墨子兼愛?可是孔子泛愛?莫非是中山?中山的博愛……”用的竟是意大利威爾第《弄臣》中那首著名的《女人善變》的曲調。

張之洞在湖北創辦的新學新軍,更是讓學堂軍營一片歌聲,要命的是,這些歌大多是宣揚新思想的,後來武昌打響辛亥第一槍,大約與這些歌也脫不了干係。

國共兩黨都很重視群眾歌詠活動,有時候兩黨合作干,有時候各干各的,更多的時候互相對着干。但是真正把這件事幹得爐火純青水銀瀉地並一直堅持到今天的,還是後起之秀共產黨,當它還是共產主義小組的時候,就把歌曲用為動員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的一大法寶,幾乎每一次大的社會運動,都有相應的歌曲參與其中。勞工教育,農運啟蒙,安源煤礦罷工,京漢鐵路罷工,都有自己的歌聲。這種無須識字、不要紙筆、快樂熱鬧的群眾宣傳活動,實在是草根革命的天賜之寶。很多高層領導人都親自作詞填曲——瞿秋白、彭湃、韋拔群、楊尚昆夫婦……都干過這個行當。

現在能查到的共產黨早期提到關於唱歌的正式文件,是1929年12月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中的相關文字:“各政治部負責徵集並編製表現各種群眾情緒的革命歌謠,軍政治部編製委員會負督促及調查之責。”決議還提出在紅軍俱樂部中開展音樂、演劇、打花鼓等文藝活動。當時擔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員和負責藝術方面領導工作的瞿秋白,鼓勵大家收集民歌填入新詞。革命根據地的報刊《紅色中華》、《紅星報》、《青年實話》等經常發表新的歌曲作品。紅軍和群眾的各級組織編輯並以鉛印、石印、油印等方式出版的歌集為數更多。(達暉:《中國紅色革命歌曲的倫理審視》)

日寇的兀然入侵,使得國共兩黨十多年的血腥廝殺暫停下來。共產黨終於在大西北的一個山溝溝里得以偏安一隅,建立了自己的邊區政府。毛澤東也逐步獲得了黨內最高地位,此刻,這位戰略家兼謀略大師開始描繪一幅全新的關於未來世界的藍圖。這幅藍圖中,文化藝術,特別是唱歌,將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經過毛澤東一系列新理論闡述、並批判了黨內那些重要領導人的整風運動,一個重要的會議召開,這就是它的精神至今還在指導着大陸意識形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在這個會上做了重要講話,其中指出:“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以及文藝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為階級鬥爭服務,為工農兵服務——這些宏大高遠並有着權威來源的理論,一時間讓幾乎所有的藝術家們頓覺今是而昨非,臣服於嶄新、強大、道德高標的說法。緊接下來,一場長達數年的“搶救運動”幾乎將延安知識分子進行了一番脫胎換骨的改造,不服從改造的如王實味一類,則從肉體上消滅了。如果說當年“清洗AB團”是在大軍重圍的緊急狀態下進行的,那麼“搶救運動”則是在風和日麗遠離戰爭的環境中展開的,如果說“清洗AB團”是面對一些握有軍權或武器的軍人中進行的,那麼“搶救運動”的對象則大多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文化人,如果說“清洗AB團”屠戮的是肉體,“搶救運動”則主要從人格心理、職業尊嚴與自由思想上給了他們摧毀性的殺滅。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咱們的領袖毛澤東》、《東方紅》、《綉金匾》、《南泥灣》、《解放區的天》、《大生產》等一批歌頌領袖、軍隊、政黨的歌曲,出現了最早的個人崇拜藝術。一大批藝術家投入了這類作品的收集、改編、創作和推廣活動,許多作品都標識為民歌,以表示它們的人民性。直到很多很多年後,一些當年參與創作、改編的藝術家才出來伸張自己的著作權。

延座講話之前的數年間,已有一大批知名或不知名的藝術家來到了延安,他們曾有過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他們帶着各自的經歷、各自的風格、各自的藝術觀,寫過很多曾經膾炙人口的歌——如《延安頌》,《黃河大合唱》等,也有一批頌聖歌曲,這一批左翼文藝青年大約也了解一些蘇俄的同類歌曲,他們的腦後不少還拖着一小條臣民小辮子。其中有一首1941年唱開的《毛澤東之歌》,張春橋作詞(對,就是25年之後,毛澤東最倚重的那個筆杆子、最後做到政治局常委的張春橋),盧肅(《團結就是力量》的曲作者)作曲:

密雲籠罩着海洋,
海燕呼喚暴風雨。
你是最勇敢的一個,
不管黑暗無邊,夜霧茫茫,
從不停息你戰鬥的號召,
從不收起你堅強的翅膀。
在南方,在北方,
從中原,到邊疆,
你響亮的聲音,
鼓舞着鬥爭中的人民,
溫暖着受難者的心。
敬愛的毛澤東同志,
我們光榮地生活在你的年代,
學着你的榜樣,
跟着你的火炬,
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敬愛的毛澤東同志,
你是勝利的旗幟,光明的象徵,
我們光榮地生活在你的年代,
學着你的榜樣,跟着你的火炬,
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這首歌不論詞曲,和後面將要提到的那首《斯大林頌》有着深刻的相似性。這段時間,除了張春橋的這一首,已知同名的《毛澤東之歌》還有賀敬之作詞、馬可作曲一首,郭小川、公木作詞,李偉作曲一首,這些都屬文人藝術歌曲類型,都曾得到延安和國統區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的喜愛,張春橋的這一首在1949年後還出了唱片。微妙的是,這一類歌曲,似乎並沒有得到最高當局應有的重視,延座講話之後,毛澤東接見《東方紅》原唱李有源,還問他是不是個秀才?這樣明顯帶有讚賞的玩笑,與對前面那幾首知識分子頌歌的態度,判若霄壤。

1951年,一個當時與張春橋級別相近的文化官員周巍峙,寫了一篇文章,將張春橋的這首歌禁了。其他幾首,也不尷不尬地沒了聲息。那段時間,對這首歌批判的陣勢很大,來頭不小,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廣播樂團團長姚牧在一次自我批評中說,他所在的廣播樂團對這首歌曲的流行負有一定責任。他同時指出:“這支歌是七聲音階的,而且知識分子趣味很強……我們現在還唱這樣不健康情緒的歌曲是有壞的影響的。特別是在學生群眾中,容易接受其中適應感官的習慣的小資產階級的旋律趣味。”七聲音階,就是幼兒園學歌的“多來米發素拉稀”,竟然成了罪錯。

張春橋寫這首歌的時候,已經是《晉察冀日報》的副總編輯,賀敬之等人,也都已是邊區的重要藝術家或文化官員,由這樣一類忠誠的文藝戰士來寫領袖的頌歌,應該是天經地義之事,遭受冷遇的奧秘,終於在一年後召開的那個座談會上揭開了——毛澤東要的是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通俗易懂、易學易唱的中國式頌歌,不要那些文縐縐酸溜溜的洋腔洋調。

《咱們的領袖毛澤東》誕生於延座講話後的一年,這是目前我知道的最早一首由官方肯首的頌聖歌曲,它的意象和語言,已經具備了其後數十年里所有領袖頌歌的基本要素:
高樓萬丈平地起,

盤龍卧虎高山頂。
邊區的太陽紅又紅,
咱們的領袖毛澤東……

山川萬里氣象新,
五穀生長綠茵茵。
來了咱們的毛主席,
挖掉了苦根翻了身……

自力更生鬧革命,
開展了生產大運動,
為了革命得勝利,
跟着咱領袖毛澤東,毛——澤——東!

緊接這首歌之後,《東方紅》誕生,這兩首歌都有一個經典的意象——太陽,這個普照萬物,給世界帶來光明、溫暖與生機的聖物,從此就和毛澤東這個名字緊密相連了。

《東方紅》這首歌的作者,一直曖昧不明,最早標註是陝北民歌,原唱李有源,五十年代初,出版物上署名作詞又是他的侄兒李增正,後來又變回李有源,他還因此進京見了毛主席,拍了電影,上了課本。再後來又說是劉熾,公木等幾位藝術家也參與收集修改,到了近年,有挖掘出這首歌的原創作者是李增正的老師李錦旗……很長一段時間,中國藝術品的署名,是一個大學問。

這首歌的原作者究竟是誰,其實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這首歌終於成為中國的第一頌歌。中國從此有了一個全民崇拜的神聖圖騰:紅太陽——毛澤東。

4.  橫空出世的極權主義藝術

二十世紀初,一戰結束,世界格局大變,極權主義異軍突起。亂世之中,面對滿目瘡痍的世界,這個迷人的新世紀怪胎迅速征服了數以億計的民眾,他們懷着激情與夢想擁抱了它。意大利,德國,俄國,還有各種各樣不同面目的國家、黨派、社會運動都投入進去,奧地利、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挪威,連一些老牌的民主國家如英國、法國,也出現了帶有法西斯性質的政黨。他們儘管主義不同,政體不同,口號不同,階級構成不同,有的還互相敵對互相殺伐,但都迅速染上極權主義這種病毒而變得亢奮起來。這種潮流波及亞洲,日本,中華民國並對此心嚮往之,這種依靠強權與崇拜凝聚起一個國家民族的理論與思潮,對所有懷抱強國夢的民眾與政客,都充滿誘惑。

每一個政治領袖,都有着天然的法西斯傾向,作為一個威權主義領袖,蔣介石對法西斯也是情有獨鐘的:他在《如何做革命黨員》的講演中,“把‘法西斯主義共同的基本精神’概括為三:‘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個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個最優秀的民族,認識自己民族過去的歷史是最光榮的歷史,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優秀的文化。’‘第二是要一切軍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組織,其精神,其活動,一定統統能夠軍事化……換句話說,統統要服從、犧牲、嚴肅、整齊、清潔、確實、敏捷、勤勞、秘密、質素樸實,共同一致,堅強勇敢,能為團體、為黨、為國來犧牲一切。’‘第三是領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絕對信任一個賢明和有能力的領袖。除他之外,再沒有什麼第二個領袖或第二個主義,就是完全相信一個人。’於是,‘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便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法西斯政綱。”(吾非羊:《一個政治學失敗政黨案例》)

法西斯,納粹,蘇維埃都曾經是某個時期最美麗的名詞,就連胡適這樣理性的自由主義者,都被蘇俄、意大利、德國、日本的民心大振國力大增觸動了,邵建在《法西斯=團結就是力量+一切服從權力》一文中寫到:1926年8月27日,胡適從歐洲致信徐志摩,說自己在國內日子過得太好太舒服太消沉了,因此,出來後受到很大刺激。胡的刺激,一個來自蘇俄——在胡眼中,蘇俄很有發奮振拔的氣象:“看那1890至1917年的革命運動,真使我們愧死”;另一個刺激就來自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成了學習的對象。胡適很肯定地說:“我們應當學Mussolini(墨索里尼)的‘危險的過日子’”,進而又說“我們應當學德國;至少應該學日本。至少我們要想法子養成一點整齊嚴肅的氣象。”只是這位睿智敏感的自由主義者很快就有從這種立場退出,一個多月後的日記中他寫道:“(墨索里尼)之流,勢不能不靠流氓與暴民作事,亦正非吾輩所能堪。德國可學,美國可學,他們的基礎皆靠知識與學問。此途雖迂緩,然實唯一之大路也。”只是他沒有料到,他所說的可學的德國,在數年之後變成了一個比意大利法西斯更強大更兇惡的怪物,只是改名為納粹,而那個把共產主義美麗神話成天掛在嘴邊的蘇聯,是另一種名叫“蘇維埃”的法西斯。

現代法西斯或曰極權主義有其強大的迷人之處,它的統治者與其馭下的民眾共同建造了一種人神共狂歡的模式,領袖因民眾效忠而陶醉,民眾在集體服從中獲得了力量。

墨索里尼說:“法西斯主義,首先是一種美。”此話聽起來雲遮霧罩不着四六,但細思恐極,墨氏確實得其真諦:憧憬是美的,未來是美的,夢是美的,集體是美的,團結是美的,犧牲是美的,紅旗的大海洋是美的,千百萬人同聲歌唱是美的……由墨氏開端,其後大半個世紀,數十個國家,共同建築起一個二十世紀法西斯美學之巴別塔,直到今天,它依然還在許多地方聳立着。

順便說一聲,二十世紀幾個重要極權主義領袖,都有過一段浪漫的文青時代,也有着很高的天賦,墨索里尼(音樂)、希特勒(美術)、斯大林(詩歌)、毛澤東(詩詞書法文藝理論)、卡扎菲和薩達姆(小說)、金氏祖孫三代(凡文藝,無所不能),還有東歐一批大大小小的獨裁者,幾乎都是繆斯女神的信徒……由此,極權主義音樂橫空出世。當延安還在隱姓埋名偽托民歌頌聖的時候,墨氏、希氏、斯氏早已有大牌詩人頂級作曲家為他們寫歌,有國家級歌唱家、交響樂團為他們演出了。這些有着深厚音樂傳統的國家,連頌聖的歌子都寫得無比優美無比輝煌,成為後繼者的經典,在後來數十年中,還能從眾多的東歐社會主義衛星國,大陸、越南、北韓的同類歌曲中聽出它們旋律與結構來,有時候連歌詞都如此相似。

《旗幟高揚》(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工黨的黨歌)

旗幟高舉,隊伍已經排好,
衝鋒隊邁着整齊安靜的步伐在行軍。
同志們,把紅色陣線和反動勢力消滅,
我們的精神和隊伍在前進。

道路暢通無阻,
褐色的大部隊。
道路暢通無阻,
衝鋒隊員,
我們的黨充滿希望已是百萬之眾,
麵包和自由的日子就要來到。

最後的時刻,
集合的號聲已經吹響。
我們全都做好準備去戰鬥,
不久希特勒的旗幟將四處飄揚,
剝削壓迫將很快滅亡。

《斯大林頌》

從邊疆到邊疆,
沿着高山峻岭,
那自由的雄鷹飛翔的地方。
為斯大林英明領袖,
我們親愛的領袖,
人民編了美麗的歌,
同聲來歌唱!
為斯大林英明領袖,
我們親愛的領袖,
人民編了美麗的歌,
同聲來歌唱!
……

《金日成將軍之歌》

長白山綿綿山嶺,沾滿血印。
鴨綠江水曲曲彎彎,飄着血痕。
今天自由朝鮮光榮花環上,
燦爛的放射著神聖光芒。
啊!英明的將軍,敬愛的金日成!
啊!偉大的將軍,我們的領袖金日成!

滿洲原野茫茫風雪,請你告訴我。
密密森林漫漫長夜,請你告訴我。
不朽的游擊戰士他是誰?卓越的愛國者他是誰?
啊!英明的將軍,敬愛的金日成!
啊!偉大的將軍,我們的領袖金日成!
勞動人民解放者,我們的恩人。
你是民主的新朝鮮偉大的太陽。
……

《蔣介石頌》

領袖、領袖,我們偉大的領袖,
您是時代的舵手,是舉世無雙的偉人,
您代表炎黃世胄的道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救星。
領袖、領袖,我們偉大的領袖,
您的豐功偉績,永遠為我們所崇敬,
您象徵天地的正氣,是共產邪惡的剋星,
您忍辱負重,救國救民,
指引著我們,朝向光明,走向復興,
我們有了您的領導,堅決反共必勝,建國必成。
讓我們高呼,
領袖萬歲、領袖萬歲、領袖萬歲!
領袖萬歲、領袖萬歲、領袖萬歲!

是的,我們會發現這類歌太相似,因為極權主義只用宏大的語詞宏大的形象,所以它可以使用的詞彙極少。到了文革時期,有人開玩笑說,只需要一百個基本詞彙,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歌曲。

這一類頌聖歌曲,是極權主義國家的標配——連那個彈丸之地的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都有着許許多多這類“人民編了美麗的歌”把領袖來歌唱。我們的東鄰北韓則把極權主義音樂發展到極致,大半個世紀以來,歌頌金家王朝三代領導人的歌以及各種超大型歌舞晚會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前面說到1964年的《東方紅》其實是在這個小兄弟的刺激下弄起來的。1960年空軍司令員劉亞樓跟隨羅瑞卿訪朝,朝方招待他們看了一台晚會《三千里江山》,光演員三千人。劉回國後,對他的空軍歌舞團說,我們也要搞一個,於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東方紅》前身之一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這大概也是1964年《東方紅》的演出人數為什麼要超過三千的原因吧?到了本世紀初,為紀念金日成九十誕辰的《阿里郎》,使用演職員共達二十萬人,這個連飯都吃不飽的小國,建造了一個極權主義音樂的世紀恐龍。似乎揭示了這樣一個規律,極權主義的強度與文藝演出的規模正相關。

5.東方極權主義音樂崛起

二十世紀中後期,老牌法西斯藝術隨着軸心國的戰敗,結束了它們輝煌又迷人的歷史,蘇俄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在斯大林去世之後,極權主義藝術失去了最大的推動力,日漸蕭瑟。這個歷史時刻,古老的亞洲,新一輪極權主義藝術悄然興盛。

不論極權主義的樣式有多少種,它的內質總是一樣的,我們來看看東方極權主義的基本要素:

領袖,政黨,國家,民族,理想,奮鬥,革命,苦難,戰爭,犧牲,團結,奉獻,無私,忠誠……成為這一類藝術的核心大詞。

紅日,葵花,大海,航船,青松,藍天,炮火,鮮血,風暴,雄鷹,旗海,麥浪,高爐,大橋……成為這一類藝術的經典意象。

這種極端的浪漫主義美學風格,創造了一個永遠高於現實的宏大、壯美、純凈、崇高、有着不可置疑正確性的精神世界。由此,所有個人經歷的一切,在它面前都是不堪一擊的。就像我近年在講座中常常說到的那首經典大合唱《祖國頌》

太陽跳出了東海
大地一片光彩
河流停止了咆哮
山嶽敞開了胸懷
鳥在高飛花在盛開
江山壯麗人民豪邁
我們偉大的祖國
進入了社會主義時代

江南豐收有稻米
江北滿倉是小麥
高粱紅啊棉花白
密麻麻牛羊蓋地天山外

鐵水洶湧紅似火
高爐聳立一排排
克拉瑪依荒原上
你看那石油滾滾流成海……

這首旋律輝煌壯美的領唱合唱歌曲,它既有着西方和聲、織體、配器和大型管弦樂隊的伴奏,又有着中國民族風格的旋律。這首歌首演於1959年,也是在人民大會堂,國慶十周年晚會。半個多世紀以來,它一直是我國合唱歌曲中經典中的經典,成百上千的合唱團演唱過它,長盛不衰。

指揮家胡德風是這首歌的首演指揮。

他後來在一篇採訪中說:“……《祖國頌》是建國10周年晚會的壓軸節目,所以由周總理親自審定。當時周總理一聽,很震驚,就說:“這歌很好,在建國10周年的時候,唱出這樣的歌曲來,有這樣的國家的氣魄,有這樣的戰鬥的、火熱的、充滿着激情的歌曲,非常好,我看這個可以。”演出當天,盛況空前,當大合唱《祖國頌》那遼闊壯美的旋律,在人民大會堂奏響的時候,全場安靜極了,只有樂音在迴旋。這首歌氣息寬廣,意境壯麗,燃燒着中華兒女對於祖國和民族自豪的熾烈感情。”

胡德風滿懷深情地回憶說:“我現在想起來還流眼淚,還激動得不得了,因為那個時候確實是那樣子的,就是演唱的時候,大家的眼淚不斷地往下掉,所以看起來這個隊伍和這個歌曲的感情很統一、很一致。”文章說:那一天,有100多位國家領導人參加了晚會,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都觀看了晚會。

1959年,是大躍進全面失敗,大饑荒開始的第一年,全國已有數百萬人餓死。數千萬人捲入的大鍊鋼鐵運動停止,高爐熄火,工地荒廢,中國整體進入了一個有史以來最漫長的災難時期。但是這首歌依然豪邁而深情地唱着:“江南豐收有稻米,江北滿倉是小麥,高粱紅啊棉花白,密麻麻牛羊蓋地天山外……”唱着:“鐵水洶湧紅似火,高爐聳立一排排……”沒有誰懷疑過這首歌和生活本身到底是誰出了問題。

而此時,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最高領導人和百名高官,正在富麗堂皇的人民大會堂欣賞着這一首歌所描繪的美麗圖景。

這首歌會讓人想起蘇聯那首《祖國進行曲》:“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它有無數田野和森林。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打從莫斯科走到遙遠的邊地,打從南俄走到北冰洋。人們可以自由走來走去,就是自己祖國的主人;各處生活都很寬廣自由,像那伏爾加直瀉奔流。這兒青年都有遠大前程,這兒老人到處受尊敬……春風蕩漾在廣大的地面,生活一天一天更快活。世上再也沒有別的人民,更比我們能夠歡笑……”

當年偷聽過“敵台”的人們應該記得,這首歌開頭的一句旋律,就是當年對華廣播的“莫斯科廣播電台”開始曲。這首歌創作於1936年,那正是蘇聯大清洗的高潮之中,數以百萬計的人被監禁、毒打、槍決、流放,服苦役……上至黨、政、軍高級幹部,下至工人、農民以及神父、貴族、富農,作家、教授、記者、演員、科學家——列寧時代的最高領導人除斯大林之外,全部殺害或監禁,中央委員70%遭到清洗,數以萬計的軍官被鎮壓——其中包括元帥,集團軍或軍區司令,以至數年之後,德國閃電進佔蘇聯的時候,幾乎找不到指揮官了。在那個萬馬齊喑,人人自危的嚴冬。這首美麗的歌依然唱道:“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世上再也沒有別的人民,更比我們能夠歡笑。”當每一個人都被嚴格地禁錮在自己的單位或勞作的土地上時,歌中卻說“打從莫斯科走到遙遠的邊地,打從南俄走到北冰洋。人們可以自由走來走去,就是自己祖國的主人。”

(待續)

來源:縱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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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發云:紅歌、社會動員與控制的秘密武器(下)

6.  紅歌和49後一代

極權主義運動,需要同時扇動它的兩翼,一是造神,二是愚民。

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中國革命進程中,有一項長期的、系統的社會動員工程,那就是從少年兒童開始,將他們培養成革命事業接班人。早在三十年代的江西中央蘇區,就成立了少年兒童的政治組織“共產兒童團”,它的團歌直接搬用了蘇聯少先隊隊歌《燃燒吧,營火》,只是把歌詞做了中國化處理:

蘇聯少先隊隊歌《燃燒吧,營火》:

燃燒吧,營火,藍色的夜晚,
我們全都是少年先鋒隊員。
光輝的時代,今天已來到,
我們的口號:“永遠準備好!”
……
高高地舉起鮮紅的旗幟,
我們全都是工農的孩子。
光輝的時代,今天已來到,
我們的口號:“永遠準備好!”

江西中央蘇區《共產兒童團歌》:

準備好了么?時刻準備着,
我們都是共產兒童團,
將來的主人,必定是我們。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

帝國主義者,地主和軍閥,
我們的精神使他們害怕,
快團結起來,時刻準備着。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紅色的兒童,時刻準備着!
拿起刀槍參加紅軍,
打倒軍閥地主,保衛蘇維埃。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控制了文化藝術——特別是其中群眾歌曲的全部社會資源:創作,排練,演出,錄製,出版,播出,教材,藝術與政治評價,以及與以上環節相配合的各種職位、待遇與工作平台。唱歌從此納入國家意識形態的管理體系之中。

延安的紅歌實驗田,終於可以在一個泱泱大國全面推廣了。一時間,失聲了多少世紀的神州大地成為一個歌聲之國。所有的運動,都有與之相配合的歌曲,土改、鎮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新憲法、新婚姻法、合作社、反胡風、反右派、大躍進、大辦鋼鐵、人民公社、直至消滅蒼蠅老鼠打麻雀……而民眾們水井邊的歌聲日漸消弭。

二十世紀的最偉大發明——收音機和廣播喇叭,成為這個文盲佔大多數的國家最強大的傳播工具。這種來自天庭、無遠弗屆的聲音,這種代表着國家意志和最高領袖的聲音,讓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懾與臣服。

新政建立六個月之後,1950年4月,政務院新聞總署決定在全國建立廣播收音網,這是針對當時全國尤其是農村收音機數量極少、交通不方便等情況採取的重大措施。1956年1月,中共中央頒布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32條規定:“從1956年開始,按照各地的情況,分別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內基本上普及農村廣播網”,由此,全國掀起了建設農村廣播網的高潮。那些世世代代生活於偏遠山鄉與世隔絕的人們,從此與一個神秘的外部世界有了聯繫。許多人後來都回憶起,他們最早的歌曲,都是從喇叭中學會的。他們還相信,這些喇叭會說話,也一定能聽到他們在說什麼。這個喇叭,不光播放歌曲,還有故事,戲曲,電影錄音剪輯,國際國內新聞,報紙摘要,廣播體操和天氣預報……到得後來,縣裡,公社,大隊,小隊的各級領導,也可以在喇叭中向他們發出各種指令,表揚或批評某一件事或每一個人。這是一種不可辨駁也不許對話的單向聲音,是一種可以統攝靈魂或進行審判的聲音。

一個徹底改造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社會實驗開始了。生於1949年前後的一代,可以說是接受這種社會實驗最完整最徹底的一代。這也是在十七年後集體進入文革的一代。

1949年10月13日,共和國成立的兩周之後,中國少年先鋒隊的前身中國少年兒童隊成立,半年之後,由大文豪郭沫若作詞、大音樂家馬思聰作曲的《中國少年兒童隊隊歌》誕生:

我們新中國的兒童
我們新少年的先鋒
團結起來繼承着我們的父兄
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
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
學習偉大的領袖毛澤東

毛澤東新中國的太陽
開闢了新中國的方向
黑暗勢力已從全中國掃蕩
紅旗招展前途無限量
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
勇敢前進前進跟着共產黨

我們要擁護青年團
準備着參加青年團
我們全體要努力學習和鍛煉
走向光輝燦爛的明天
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
戰鬥在民主陣營最前線

這是一首標準的少年紅歌,它直接闡釋了中國少年先鋒隊的基本綱領——繼承革命傳統,崇拜偉大領袖,跟隨共產黨,學習共青團,為革命事業而奮鬥。這個組織的呼號是,輔導員領呼:“準備着,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少先隊員回答:“時刻準備着!”誓詞是:我是中國少年先鋒隊隊員,我在隊旗下宣誓:我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好好學習,好好鍛煉,準備着;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一切力量!

從這一刻起,億萬青少年連接上了黨文化母體。哪怕他四世同堂,哪怕他兄弟姐妹成行,千百年來,所有家族的,社區的,宗教的,師友的文化傳承的臍帶都被切斷。不論他出身在那一類家庭,長輩對他們說的話都是一樣,聽黨的話,聽組織的話,聽老師的話,聽毛主席的話。即便出身於正統革命家庭的孩子,他們與國家的關係也遠比自己的家庭深刻而牢固,因為他們知道,父母可能會犯錯誤,而國家永遠正確的。這也是無數的事實教給他們的。一旦國家和父母發生了衝突,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站在國家一邊。

於是,國家教給他們的歌,置換了母親的搖籃曲,國家講給他們聽的故事,替代了姥姥的童謠和古老的傳說。

五十年代中期,有過一段小陽春,儘管各類運動依然不斷,但是許多都在一定範圍內進行,整個社會還沒有感覺那種凜冽殺氣。這段時間的許多歌曲,多是粉紅、微紅或暗紅,也就是說不像上面那首隊歌,直接就把政治口號唱出來了。但恰恰是那些粉紅微紅暗紅的歌子,讓孩子們記住了一輩子並成為他們的生命回憶,那種種溫暖的紅色,成為他們精神的底色。這些歌,因為沒有過於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生命力也比其他紅歌長得多,直到今天,許多還是孩子們音樂教學中的保留曲目。

今年年初,我曾經非常喜愛的(其實,就他的作曲才華,我至今給予很高的評價)作曲家劉熾的女兒來家,我跟她談起前面提到的《祖國頌》,我說這是一首典型的極權主義音樂作品——那就是創造一個藝術中的“壯麗現實”,引領人們奔赴一個烏托邦世界,而每一個人生活的真實是微不足道的。她說,她父親也寫過一些非政治的好作品,比如《讓我們盪起雙槳》,我說這就是那種把意識形態隱含在美麗之中的隱紅歌曲。長期浸潤於極權主義語境之中的人,可能完全沒有感覺,比如“紅領巾迎着太陽,陽光灑在海面上……”紅領巾是一種特定的政治符號,就像納粹少年團的黑領巾,如果一個猶太人聽一首歌:“黑領巾迎着太陽……”會有什麼感覺?它當然是足以使人想到納粹。還有“我問你親愛的夥伴,誰給我們安排下幸福的生活?”這個問題歌中沒有回復,但是答案自在心中,那就是“黨和毛主席”,沒有別的答案。另外還有一首管樺作詞,李群作曲的《快樂的節日》:“小鳥在前面帶路,風啊吹向我們,我們像春天一樣,來到花園裡來到草地上。鮮艷的紅領巾,美麗的衣裳,像許多花兒開放!跳啊跳啊跳啊,親愛的父親毛澤東,和我們一齊過呀過這快樂的節日。”把一個領袖稱為父親,把一個政黨稱為母親,是把政治關係血緣化,在一個有着數千年宗法傳統的國家,它暗含着崇敬與服從。這類比喻,也是極權主義歌曲的重要特徵。

那一段時期,還出現了一大批少數民族讚美毛主席的歌,其中大部分是漢族作者創作或改編的,這類歌曲很多都沒有署名,只寫上“西藏民歌”、“新疆民歌”等字樣。直到數十年以後,他們的原作者才慢慢被人知曉,也有的則永遠是個謎了。領袖希望聽到這些“人民”、“各民族人民”編的歌,“把他來歌唱”。

下面是幾首當年非常流行的歌。半個多世紀過去,我還能完整地唱出來。

《歌唱毛澤東》(新疆民歌,未查到原作者):我們花園的園丁,是偉大的毛澤東;我們生活的意志,是偉大的毛澤東。關懷我們幸福,是偉大的毛澤東;我們人民的救星,是偉大的毛澤東。哎——,嗨!我們歡呼萬歲萬歲毛澤東……

《草原到北京》(內蒙民歌,王肯詞,趙雲程曲):草原到北京哪呀要走多少天哪,草原到北京呀哈能有多少里呀!跨上紅楞楞的棗紅馬,穿上白生生的羊毛衣。山哪嶺呀哈哈哪能擋得住?江啊河呀哈咱要跨過去。心愛的禮物送給親人,親人就是毛主席……

《在那金子的山上》(藏族民歌,作者不詳):在那金子的山上,長滿了金子樣子的鮮花,我們一起上山去采呀!采來獻給毛主席。在那銀子的山上,長滿了銀子樣的鮮花,我們一起上山去采呀!采來獻給毛主席。在哪玉石的山上,長滿了玉石樣的鮮花,我們一起上山去采呀!采來獻給毛主席。

國民黨起義將領、民革中央副主席、毛澤東的湖南老鄉程潛先生的女兒程瑜,在《我為毛主席唱“在那金子的山上”》一文中曾寫道,1956年初,她小學六年級的寒假中,毛澤東請她一家吃飯,“那一天我有一種衝動,有一種特別想為毛主席唱一首歌的願望,就鼓起勇氣對李訥姐姐說:‘李訥姐姐,你去跟毛伯伯說說,我想唱支歌給他聽,好嗎?’李訥和我姐姐較熟悉,雖然我們是初次見面,倒也挺喜歡我的。當她看到我那認真又迫切的樣子時,笑着拉着我的手一同進了客廳。客廳裡面靠着一面牆成半圓形的擺放着棗紅色的絲絨面沙發,沙發前放着茶几。李訥走到毛主席身邊,輕聲地對主席說道:‘程瑜想為您唱支歌。’毛主席說:‘好啰!唱給我們大家聽嘛!’我走到客廳中間站定,面對大家行了個少先隊隊禮,然後大大方方地唱起了一首歌頌毛主席的民歌,歌名為《在那金子的山上》……唱完後,大家報以掌聲。毛主席笑着向我招手,把我呼到身邊,讓我從果盤裡拿糖吃。記得他對父親說:‘將來這些伢子長大後,我們就為他們跑龍套。’那時年幼懵懂,不明白毛主席講的是什麼意思。心裡在想跑龍套的不就是戲裡打旗子的嗎?”

還有一首“藏族民歌”《金瓶似的小山》,這首歌直到今天還是歌廳節目單中的保留曲目,很多大牌歌手都唱過:金瓶似的小山,山上雖然沒有寺,美麗的風景已夠我留戀。明鏡似的西海,海中雖然沒有龍,碧綠的海水已夠我喜歡。北京城裡的毛主席,雖然沒有見過您,您給我的幸福卻永在我身邊。

多年來,一些好事者一直在“考古”,那些各種各樣少數民族歌曲的詞曲作者到底是誰?也有一些當年的詞曲作者,在時代寬鬆之後,出來聲稱自己是哪首歌的作者,有的甚至打起著作權官司來。2012年,60後作家徐迅雷,找到了《金瓶似的小山》的詞作者朱丁的線索,也找到了一段掩埋久遠的悲劇。朱丁,1949年畢業於上海華東新聞學院,奔赴青海當了一名記者。五十年代初,在一次採訪中,依據一首藏族民歌,改編成這首小詩,從結構看,估計在原有民歌的基礎上,加了最後一段,把它用在一個長篇通訊中。1955年,朱丁在反胡風運動中罹難,發配到海北勞改農場“勞動教養”,那是一個青海的夾邊溝。兩年後,他在電台工作的妻子也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帶着三個年幼的孩子,到勞改營來和朱丁團聚了,緊接着就是一場曠世大饑荒……以如此的忠貞寫下一首深情的歌,千萬人唱着這首歌去表達對一個人的深情,而作者卻成了這個人的敵人。

朱丁一家老小在高寒的大西北過着非人的流囚生活,直到二十多年後,朱丁回到他當年工作的報社,沒人知道他是誰。數年後,死於一次外出旅途中。

從延安開始,這一類黑色悲劇綿延不絕,到了文革,半數以上寫過紅歌的人都成為黑幫、黑線人物或別的什麼壞人。連國歌的詞作者田漢都未能倖免。

上面這類代言式的創作方式,到了文革已蔚然成風,一大批漢族作者,為全國五十幾個少數民族寫了千百首向領袖與國家表忠心、敘衷腸的歌,一些聞所未聞的民族——如錫伯族(《世世代代銘記毛主席的恩情》佘土肯原詞,祝恆謙編曲)、佤族(《阿佤人民唱新歌》楊正仁詞曲)、柯爾克孜(《柯爾克孜人民歌唱毛主席》石夫詞曲)……因此讓人們得以知曉。

漢民族作者替少數民族代言,除了政治上的需要,還有一個隱秘的原因是他們打死也不說的——那就是為了旋律之美。延座以來,極左的音樂觀,給音樂創作設置了種種障礙,就像前面那位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廣播樂團團長姚牧所說,連七聲音階都成為禁忌。這使得現代音樂語彙本來就非常貧乏的漢族音樂,不得不重返古老的五聲音階,在“宮商角徵羽”這個小小螺螄殼裡做道場。《東方紅》、《志願軍戰歌》、《學習雷鋒好榜樣》都是這類一個八度五個音的經典紅歌,簡單粗鄙,千曲一面。而少數民族歌曲,可以借用他們的民族旋律,擴展音樂的自由度,借口他們的民族風情,夾帶一點愛情表達。49之後,極其稀少的愛情歌曲,幾乎都是藉由少數民族之口唱出來的——《敖包相會》、《婚誓》、《蝴蝶泉邊》、《花兒為什麼這樣紅》……我印象中,漢民族僅有的一首遮遮掩掩的《九九艷陽天》,文革前就開始挨批,作曲家高如星為此受盡磨難含恨而死。

海峽對岸“水深火熱”中的台灣同胞,我們這邊也有替他們代言的歌。五十年代中期,一首署名為“台灣民歌”的《我愛我的台灣島》開始流行:“我愛我的台灣呵!台灣是我家鄉,過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愁。我們要回到祖國的懷抱!兄弟們啊!姐妹們!不能再等待。”今年春末,與台灣作家楊渡先生說起這首歌,並唱給他聽。楊渡先生說,這是台灣民眾很熟悉的一首愛情歌曲啊,說著就唱了起來:“我愛我的妹妹啊……”楊渡先生返台後,給我發來一篇關於這首歌淵源考證的論文,這首歌的祖輩叫《蘋果之歌》,是日本的一首流行歌曲,後由在日本學習音樂的台灣青年許石填詞編曲,歌名為《南都之夜》,就是楊渡先生唱的“我愛我的妹妹啊……”,後來又有易文填詞的《台灣小調》

我愛台灣同胞呀,唱個台灣調。
海岸線長山又高,處處港口都險要。
四通八達有公路,南北是鐵道。
太平洋上最前哨,台灣成寶島。
四季豐收蓬萊島,農村多歡笑。
白糖茶葉買賣好,家家戶戶吃得飽。
鳳梨西瓜和香蕉,特產數不了……

所以這首歌,不論詞曲,與台灣民歌,高山族民歌都沒關係。

大陸版的《我愛我的台灣島》,於1947年福建石獅愛群小學的左翼音樂教師潘玉仁填詞,以抗議台灣二二八事件:“我愛我的台灣呵,台灣是咱家鄉,日本時真不會自由,現今加苦愁。看見狗(指日本人)去肥豬(指國民黨接收大員)來,目屎(眼淚)在腹內。咱同胞要怎樣,何時來報仇?”1954年,潘玉仁將此歌投稿《廈門日報》,發表出來時,歌詞有所改動,作者變為另一個人:楊楊。再往後,楊楊的署名也不見了,變成“台灣民歌”或“高山族民歌”了。1957年,潘玉仁因歷史問題打成右派被捕入獄,出獄後一直過着困窘的生活。

今天,這首歌還在大陸流傳,成為學校的音樂教材和歌唱家們的經典曲目,但沒有幾個人知道這首歌的作者及其命運。

六十年代,支援世界革命了,又出現了一批為其他國家代言的歌曲,如《哈瓦那的孩子》、《我是一個黑孩子》、《黑孩子賽琳娜》等。

7.  文革之火,何以燎原?

1957年反右之後,出現大量政治宣傳,階級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的歌,如《三面紅旗萬萬歲》、《聽媽媽講那過去事情》、《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後來定為新的《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一直到今天,還是少年們必唱的歌: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沿着革命先輩的光榮路程,
愛祖國,愛人民,
鮮艷的紅領巾飄揚在前胸。
不怕困難,不怕敵人,
頑強學習,堅決鬥爭,
向著勝利,勇敢前進,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沿着革命先輩的光榮路程,
愛祖國,愛人民,
少先隊員是我們驕傲的名稱。
時刻準備,建立功勛,
要把敵人,消滅乾淨,
為了理想,勇敢前進,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49後一代,一路唱着這一類歌漸漸地長大,培養着對於領袖的忠誠,也積累着對敵人的仇恨——這其中包括那些給他們寫過歌的人們,只要領袖認為他們是敵人。

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突然高調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進入少年時期的49後一代,迎來了紅歌的第二階段,歌曲的硝煙氣息越來越濃烈,領袖崇拜越來越極端。

1963年,毛澤東發出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向一個意外事故中死去的普通士兵學習什麼?林彪給雷鋒的題詞給予了回答:“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緊接着,中共主要領導人都迅即參與到題詞熱潮中——周恩來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志”。朱德題詞:“學習雷鋒,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劉少奇題詞:“學習雷鋒同志平凡而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鄧小平題詞:“誰願當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就應該向雷鋒同志的品德和風格學習。”陳雲題詞:“雷鋒同志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大家向他學習。”……全國作家詩人藝術家以最快的速度,獻上了數以萬計的詩詞歌賦繪畫雕塑,連我這個剛上初中的十四歲孩子,都參加了校文工團歌唱雷鋒的演出,並為一支歌寫了幕前朗誦詩。

以舉國之力,以雷霆萬鈞之勢,全國城鄉掀起了的學雷鋒高潮。五十年代那種多少還有點詩意有點溫情的淡紅、微紅、隱紅歌曲退場。大紅歌曲豪邁登台,這類歌曲,歌詞剛硬淺白,直接使用政治概念或毛澤東的話語,擯棄一切文學性修辭。旋律簡單粗放,大多使用中國傳統的五聲音階,音域一個八度,軍歌節奏。歌曲重返延座講話的美學精神。

下面是學雷鋒運動綿延數十年來,至今還在傳唱的一首經典歌曲。

《學習雷鋒好榜樣》(洪源詞生茂曲)

學習雷鋒好榜樣
忠於革命忠於黨
愛憎分明不忘本
立場堅定鬥志強

學習雷鋒好榜樣
艱苦樸素永不忘
願做革命的螺絲釘
集體主義思想放光芒

學習雷鋒好榜樣
毛主席的教導記心上
全心全意為人民
共產主義品德多高尚

學習雷鋒好榜樣
毛澤東思想來武裝
保衛祖國握緊槍
繼續革命當闖將

崇拜領袖,純潔精神,提振鬥爭勇氣,爭當革命闖將——這一場聲勢浩大、關涉每一個人道德境界和政治立場的運動,可以看成是文革的情感預熱。

從1962起,漸漸走出陰鬱消沉的三年大饑荒後,中國迅速進入一種緊張激越波詭雲譎的戲劇情景之中。1963年大規模的城鄉“四清”運動開始,同年,與蘇聯公開決裂,1964年開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運動,舉世聞名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出版,偉大領袖發出令文藝界心驚肉跳的最高指示:“文藝界各協會和它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15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1965年,捲入越戰……歌聲愈紅,硝煙愈濃,中國進入了一個被帝修反包圍,也被各種各樣內部敵人顛覆的危亡境地。對於剛剛跨入青春期的49後一代,一個渴望多年的時代就要到來了。就像那首激蕩起多少青春熱血的歌所唱:

《一代一代往下傳》(劫夫作詞作曲)

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進
像那高空的長風一陣一陣吹不斷
我們高舉革命的火把
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傳
革命前輩揮血汗
創立了人民的好江山
我們繼往開來
建設這幸福的樂園
為了祖國,為了革命
赴湯蹈火不怕難
走向鬥爭,走向勞動
冒雨迎風直向前
永遠忠於共產黨
永遠忠於毛澤東
世世代代決不改變、決不改變……

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共產黨宣言》中最經典的一句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成為大陸一首歌的歌名。這首豪情萬丈氣吞山河的歌,讓年輕一代有了一種世界眼光全球胸懷,一個摧毀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時刻就要到來。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光未然詞,瞿希賢曲)

山連着山,海連着海,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海靠着山,山靠着海,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紅日出山臨大海,照亮了人民解放的新時代。
看舊世界正在土崩瓦解,窮苦人出頭之日已經到來,已經到來。
帝國主義反動派妖魔鬼怪,怎抵擋革命怒潮排山倒海,
哪怕它紙老虎張牙舞爪,戳穿它,敲碎它,把它消滅,把它消滅!……

這首歌的曲作者瞿希賢,是為數不多的受過完整西方音樂教育的作曲家。前面提到的《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也是她的作品。文革中,這位被譽為“第二國際歌”的作者被捕,關押了6年7個月。2005年,北京開她的作品演唱會,她提前告知,不要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她對自己一生的創作,有過很多反思,她說,最近看了一個材料,知道大躍進年代全國餓死幾千萬人,心裡很難過,她曾在甘肅省一個縣裡體驗生活。這個縣不具備條件建‘紅旗渠’那樣龐大的水利工程,但為跟上大躍進的步伐,硬是上馬硬幹。縣領導請她寫一首鼓幹勁的歌,瞿寫了並在工地上大唱起來。以後得知這個工程不但全部癱瘓,加之自然災害,糧食無收,更是餓死了許多人。她說:“我寫了不止一首為大躍進鼓勁的歌,心中有一種負罪感!”

像這樣能夠清醒地重新評價自己作品的紅歌作者,非常罕見。

1962年後,一大批中外小說、電影、戲劇、歌曲和其他藝術作品陸續被禁被批。沒有關於個人情懷的歌,沒有自由自在的愛,沒有任性隨意的生活選擇,杜絕了各種獨立思考與探索,甚至沒有更多可以填飽肚子的食物、沒有自己一間獨立的小屋或一張獨立的床……青春的熱情、慾望與夢想,被擠迫到唯一的跑道上——渴望一場大革命暴風雨的到來,讓無處綻放的生命飛翔!讓滿溢的青春力比多釋放。“準備着,時刻準備着”的一代人,在等待那一聲號角。

文革的爆發,是億萬青少年一直在期待着的,就像一群渴望奔騰的馬,被死死地封閉於紅色教育的馬廄里,沒有田野,沒有藍天,也沒有異性夥伴,熬煉着它們,憋屈着它們,嚴酷地訓育着它們,突然有一天,欄門大開,號角吹響,讓它們瘋狂馳騁——在一條叫做文化大革命的大道上。

1966年6月1日,六一兒童節。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那份“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剛剛告別這個節日不久的青少年們,終於聽見了那一聲號角。他們幾乎在同一時間,放下了手中的課本,衝出了教室,從此告別了自己的讀書生活。

文革一開始,《少年先鋒隊隊歌》1949版的曲作者、已成為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被唱着他的歌長大的紅衛兵們折磨得形同鬼魅,頭上帶着高帽子,身上沾着大字報,手裡拿着破臉盆,一邊走一邊敲……幾生幾死之後,這位忠心耿耿追隨革命的藝術家,終於冒死渡海潛入香港,最後逃到了他曾詛咒千百遍的美國,成為文革開始後第一樁名人叛逃大案。

這個時刻,唱着紅歌長大的一代,自己已經可以寫歌了。

載入史冊的第一個紅衛兵組織——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成員嚴恆,為自己的組織寫了一首《革命造反歌》,這首戰歌也從此載入史冊。它曾讓無數的人熱血澎湃,也讓無數的人心驚肉跳:

(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地——演唱提示)

拿起筆作刀槍,
集中火力打黑幫,
革命師生齊造反,
文化革命當闖將。

忠於革命忠於黨,
刀山火海我敢闖,
革命後代舉紅旗,
毛澤東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黨,
黨是我的親爹娘,
誰要敢說黨不好,
馬上叫他見閻王!
殺!殺!殺——嘿!

1966年8月6日,江青在北京天橋劇場聽到這首簡單、強橫,豪邁又粗鄙的歌,讚許之餘,說要找作曲家給他們幫幫忙,希望這首歌流傳下去。但修改已經來不及了,在沒有動用國家宣傳機器之前,它已經迅即傳遍了全國各地,成為二十世紀最著名戰鬥之歌與死亡之歌。也成為後來無數影視劇中典型的文革符號。儘管當時紅二代中樂思飛揚,出口成章的才子也不乏其人,但是恰恰是這一首歌,歷史地成為了他們的聖戰之歌,在這樣的方式中,他們找到和父輩相通的精神紐帶。它的每一個字每一個音符都浸泡在獻身的熱望與敵人的血海里。

文革之後,很多人控訴十年浩劫文化一片荒漠。這是針對人類正常文化形態而言的,但是極權主義文化有它自己的標準——紅旗的海洋,歌聲的海洋,紅寶書和黃軍裝的海洋,百萬人葵花向陽般笑臉的海洋……毛澤東破天荒地穿上了軍裝,在天安門城樓上向他的崇拜者揮手致意,並發出“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振奮人心的指示,49後一代,就這樣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那是一場日日夜夜都在進行的青春的狂歡與血肉的盛宴,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像文革一樣讓全國數以億計的人們一同手舞足蹈放聲歌唱——語錄歌,忠字舞,樣板戲……成為每個人的必修功課,地角田頭車間軍營都神州大地無處不是舞台,除了原有的各級劇團,軍隊、學校、廠礦、公社紛紛建立專業半專業演出團體,連我當初插隊的那個數十戶人家的小山村,都有一支這樣的文藝宣傳隊;也從來沒有哪個時代,產生過那麼多的音樂、舞蹈和美術作品,光是歌頌毛澤東的歌曲,就數以萬計。從這樣的角度看,十年文革,腥風血雨,加鶯歌燕舞。

8.  下一支號角何時吹響

喧囂一時的52紅歌會,在爭議蜂起之時,突然詭異地消聲了,成為了又一個重要事件的“爛尾樓”。數月過去了,馬曉力女士呼籲的“迅速嚴查!一定追究到底!務必給相應責任人以紀律處分,以正視聽!”也沒見有什麼結果。從媒體傳出的各種信息看,似乎是幾個騙子假冒了國家最高意識形態部門的名義圈錢的一次商演。一個文化活動管制嚴格,幾條微信一段視頻都可以監控的國度,一場事先就廣為宣傳大肆張揚、地點設在最神聖的人民大會堂的政治性極強的大型晚會,難道會失察?況且裡面的節目還涉及到在任的最高領導人。事發之後,騙子既沒有逃匿也沒有辯解,只說一切聽官方的。真是一個很講政治的騙子。

其實,探究這些內幕其實並沒有多少意義。這台晚會,放在中國的大歷史中,是一個太正常不過的政治正確的演出。它和多年以來與此同類的各種晚會一樣,沒有本質的區別。

作為一場極端社會運動的文革束了,但是作為文化形態的文革,它其實是一直在照常運行。

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這台與文革有深切關聯的紅色經典晚會,並沒有因為文革的終結而退出歷史舞台,也從來沒有對它進行過任何分析、反思與批判,直至近年,官方還隆重推出它的五十周年紀念版(2014年人民大會堂),經典版(2015年人民大會堂)。這一切,都是極權主義藝術活動的題中應有之義。紅歌本身就是文革——也就是極權主義最典型的符號,沒有大半個世紀的紅歌,就沒有文革,也沒有中國的極權主義運動。

當年唱紅的“祖國的花朵”們,現在已入晚境,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了廣場大媽、紅歌合唱團成員、或餐桌歌廳的歌霸麥霸,當年那些歌,已融入他們的靈魂。這是一種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熏陶,是一種了無痕迹又刻骨銘心的印記,這種用音樂植入心靈的感情,永生不忘,成為一種非理性的情緒記憶。如今,又有千千萬萬的孩子們,學子們在這樣的歌聲中長大,這些旋律,這些美麗宏大的歌詞刻入他們的童年與青春,成為他們永遠的生命記憶,這次52紅歌會的演出團體,叫“五十六朵花少女組合”,豆蔻年華,青春初綻,正是半世紀前天安門廣場上百萬朝覲者的年齡,她們除了唱前輩們的歌,還唱了《包子鋪》、《不知該怎麼稱呼你》,後一首歌,由湖南官方製成精美的MV,今年春節前夕在湖南衛視播出。不久之後的兩會中,湖南省委書記當面向被歌頌者彙報了這首歌播出後的盛況。他頷首微笑。

《不知該怎麼稱呼你》

不知該怎麼稱呼你,
你千里萬里來到苗寨里;
不知該怎麼稱呼你,
你風裡雨里走進我家裡。
摸鋪蓋,看米缸,
一條松木板凳連着我和你。

不知該怎麼稱呼你,
你把我的手握在手心裡;
不知該怎麼稱呼你,
你把我的事裝進你心裡。
拉家常,細叮嚀,
一句精準扶貧暖透我心裡。

我在你心裡,
你在我心裡。
你愛我們老百姓,
我們老百姓深深地愛你,愛你,愛你。

中國曆朝歷代,最不缺的就是頌聖諛上的文人,上至堂堂國師,下至窮酸秀才。他們要寫,本是天要下雨的事,關鍵在於聖上的態度。在一個傳播受到嚴格控制的國家,放哪一首出來,放到什麼規格,是大有講究的。

毛澤東之後,個人崇拜並沒有從制度上完全根絕。其後的數任最高領導人,華、鄧、胡、趙、江、胡、習,其中起碼有四位,享受過這種高規格待遇。華國鋒在“英明領袖”時期,頌歌也是鋪天蓋地,數年之後,隨着他黯然下台,這些歌也就煙消雲散了。鄧有《春天的故事》,江有《走進新時代》,都上了國家媒體,算是極權主義音樂餘韻。只要保存着這樣的餘韻,哪怕細若遊絲,它就不會中斷文脈,隨時可能興盛起來。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就在中國極權主義準備起航的時刻,曾經的美國共產黨員馬克斯•伊斯特曼,在一次訪蘇之後,放棄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他在1941年5月11日寫給《紐約時報》的一篇通訊中,談到極權主義的二十個重要特徵。兩個月後,胡適——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曾經想要向法西斯學習的胡適先生——在一次演講中引用了伊斯特曼的提法,下面是其中的幾條:把狹義的國家主義情緒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由一個軍隊般嚴格約束的政黨來執掌國家政權。嚴厲取締一切反對政府的意見。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國家主義的宗教之下。神化“領袖”,把領袖當作一般信仰的中心。毀滅書籍,曲解歷史及科學上的真理。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對外界的真實情況無從知曉。由政黨統制一切藝術文化……胡適先生的這些告誡,多是針對當年的執政黨的,作為在野的共產黨也是贊同的,並發表過許多同類的言論。但是,民眾看到的常常不是這個樣子,而是一種令人激動的美。孫立平先生說過:“極權主義無疑是20世紀留給人們的一個最大的謎。儘管此前有種種極權主義的思想和種子,但只有到了20世紀,它才真正開花結果。它是一場富有感召力的運動,又是一種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於誘人的理想和不容質疑的正義,卻釀造了無盡的罪惡;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踐踏着人性,其中卻又夾雜着動人的故事;它是無數人的希望,又是無數人的厄運。可以說,沒有極權主義,人類整個20世紀的歷史將會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發著巨大的誘惑力。”

極權主義沒有固定的模式,它是一個百變金剛,能夠以各種各樣的面目出現。它也是一種病毒,可以浸入各種社會形態,讓它形成一個新的樣式。

52紅歌會是一次試探性演出,由於它它太沒有創新,也就是說沒有以新的變種示人。於是它變成一支喑啞的號角。

下一次號角什麼時候吹響?我們能否遏制又一次民族大災難?這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全文完)

原載:縱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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