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之 译

当苏维埃联合体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变化而渐露头角之时，只具备有限的能力去进行激进的实验。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明白并欢迎这点。但是有关苏维埃联合体的种种问题却挥之不去。对政治的失望和愤懑弥漫整个苏联，包括它的党、政和其他公共机构。还有经济倒退，社会歧视，全国性的宗教文化方面的怨愤。只有当勃列日涅夫死后，这个联合体的种种问题才获得认真的思考。起初是小心翼翼的尝试。但是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全面审视了这个联合体的内部需要。他总是认为实验很可能是开放性的。最终他发展出来一个全面改革的大胆计划，导致了苏维埃联合体的解散，并导致了俄罗斯和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出现了新的国家和社会形式。

然而远在1970年，尽管问题日益增多，苏联仍然是个稳定的实体，在世界上被认为是永久吸引人的一道国际风景线。政治家，学者，评论家都毋庸置疑地认为，苏联的军事力量和政治上的战斗精神强大得不容忽视。苏联与美国曾经在军事上几乎达到了同等水平，苏联经济具有世界上第二大的工业能力，并且已经生产出了比任何国家都多的钢材，原油，铸铁，水泥和拖拉机。对于俄罗斯的中央计划的工业可能在其他领域成功超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首相哈罗尔德•麦克米兰曾经不寒而栗。他认为，用于为苏联军队开发的技能和装备，也许有一天会扩散到该国的其他工厂。不仅是他，而且更多对苏联经济持怀疑态度的观察家警告人们，苏联的能力不可低估。

可是并非人人都赞同这种老一套的看法。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继续拒绝认可斯大林1941年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吞并；流亡国外的不同民族的各个团体继续声称，苏联是一个非法国家，他们揭示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的镇压记录。有人认为，只要西方列强停止与它在外交与商务上的妥协，苏联就会土崩瓦解。

不管怎样，西方没有人对苏联怀有好感。对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残忍暴虐、顽固保守，人们知道得太多了，所以它不能作为政治自由、社会正义的灯塔而照耀。甚至连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都抛弃了它们对莫斯科意识形态的效忠，并且形成了憎恨専制独裁统治的学说。特别是1968年苏联带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在非共产主义领导的国家里，赞扬列宁的人越来越少。加之，第三世界的变化日益稳固地削弱苏联在国际上的感召力，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的殖民地在那时已经给予独立，同时，蔓延于欧洲几个国家（如西班牙）的难耐的贫穷正被克服：人们发现，资本主义对福利经济学的适应性比原先认为的可能性大。

尽管如此，某些乐观主义者却坚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国家采用中央经济计划和政府供给的福利，苏联的政治制度可能会被软化，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趋同也会发生。这种观点遭到另一些人的反驳，他们断言，基本改革与维护共产主义秩序是水火不相容的。大概没有一个苏共政治局的头头会尝试这种改革。

勃列日涅夫当然不想损害自己身为总书记的共产党，而好几年的苏联与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似乎证明了他的立场。当他控制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后，他与美国总统进行了互访。尼克松在1972和1974年到访莫斯科，福特于1976年访问海参崴。勃列日涅夫本人于1973年在纽约受到欢迎。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1972年签订了一个《反弹道导弹条约》。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信任稳定上升。为了强调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所获得的更加温暖的两国关系，一个新词 détente（国际关系缓和）造了出来，指的是冷战的紧张关系松弛了。勃列日涅夫胸有成竹地向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提议，如果他们有意加强关系缓和的话，两个超级大国可以维持一个全球的共管。

而且，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并非都不利于苏联的利益。1970年由共产主义者萨尔瓦多•阿雷恩德领导的同盟取得智利的权力时，更增强了克里姆林宫的信心。1974年当埃塞俄比亚也发生革命时，军需装备全部由莫斯科提供；而葡萄牙帝国在非洲的瓦解，又给予苏联及其盟国古巴一个机会去干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内战。在一系列党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愿意支持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

与此同时，美国却经受着越战失败后士气低落的影响，即使1973年撤兵后还是如此。同年，因石油出口国组织（欧佩克）决定采取大幅度提升原油价格，使美国经济受到冲击。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都因此遭受损失；但是苏联尽管没有影响欧佩克的决定，却从它在东欧以外的能源出口中获得了巨额收入。1970年代早期，美国与中国的建交无疑引起了苏联决策者的不安。可是即使这个事件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苏联政治局成员明白，美国人需要中国人的支持，说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相对衰落了。苏联总书记和美国总统在峰会上平起平坐，讨价还价。

然而，美国迫使苏联作出让步。随着政治局允许犹太人自愿移居外国，美国与莫斯科达成了军事、经济协议。那些想要移居国外的人在西方开始以“被拒移民者”出名，因为他们先前曾经接触过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秘密材料，因此被拒绝移居国外；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他们有二十五万人离开了苏联。西方列强还试图限制苏联统治集团对普通公民的打压。1975年，作为几年来解决战后欧洲领土边界谈判的最后结果，赫尔辛基终极法案签署，并为东西方经济和科学的合作做了准备。最终法案对讯息自由传输的承诺证明，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责难政治局，是一个宝贵的工具。

对于美国和苏联来说，很像他们想要消除核武器的危险一样，仍然是竞争者。这两个国家都继续加强研发武器。1977年，苏联在东欧架设新近试验的SS-20导弹，这些导弹能够攻击西欧。美国作出反应，在英国和西德为巡航导弹基地建造设施，并为西德引进潘兴导弹。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政治家很清楚所有这些的危险和沉重代价，他们同时还期望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缩写SALT2）中达成协议。到1979年，看来似乎谈判者制定了一份双方都会接受的详细草案。

扩大苏联的全球影响帮助增强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的个人权威。在农业政策上，他加强了组织集体农庄的传统方法。对产品定额的中央税收保持不变，种什么，什么时候种，这些指示均由莫斯科下达到村庄。合并农庄的政策由勃列日涅夫延长了，他与赫鲁晓夫具有相同的信念，即农庄大，产量就增加。同时，勃列日涅夫坚持认为，农业应该大幅增加对政府的财政支持。在1970年代，集体农庄获得国家所有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七——这个数字甚至还不包括用于生产拖拉机、化肥和其他农业设备的支出。1981年的财政分配构成了“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最高食品和农业补贴”，按时下[1]官方汇率计算，达到3300万美元。

到1980年，农业总产值比1966-70的平均值高出百分之二十一，特别是谷类作物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八。这让勃列日涅夫陶醉于对他的一片赞扬声中。但进一步审视却发现，增长的结果并不令人鼓舞。衡量苏联农业效率的通常标准曾经是、而且继续是谷物的收成。实际上，由赫鲁晓夫起始的谷物进口成了经常的现象。1974年与美国签署贸易协定变得困难时，苏联的外贸官员开始在阿根廷和其他地方进行偷偷摸摸的采购。这是必要的，因为苏联国内的饲料作物严重不足。其他部门也有许多问题，如甜菜收成非但远远没有增加，反而在1980年之前的十年里跌了百分之二。

勃列日涅夫尝试的解决方法是增加国有投资。想要改革的党内公务员们由于政治局成员G. I.伏洛诺夫的遭遇而心存畏惧。多年来，伏洛诺夫鼓吹把每个农庄的劳动力分成“环节”或小队，给他们布置专门的任务。比如，一个环节可以负责一个农庄的乳牛场单元。伏洛诺夫的理由是，由于劳动力极为广泛，每个集体农庄庄员对农庄的工作没有责任感。因此，配以合适的物质刺激的“环节”系统，将运用认真负责的态度从而导致产量增加。这个建议曾在1940年代由A.A.安德烈耶夫向斯大林提出过，但没有成功，并曾在斯大林生前、死后遭到赫鲁晓夫的反对。伏洛诺夫企图说服勃列日涅夫关于这种改革的必要，也同样不奏效。勃列日涅夫甚至在1973年把伏洛诺夫清除出了政治局。

在地方性基础上进行农业“环节”的实验并非完全不允许（而且进行尝试的党内官员中就有年轻的斯塔夫罗波尔区委书记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但是作为中央的政策却是无法想象而且不适宜的。1976年政治局发布了一项《关于以农庄之间的合作与农工结合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农产品的专业化和集中化》的决议。该决议号召一个区的几个集体农庄把生产能力合并起来；因此，这不是解决办法，而是为蓄积的困难开药方，因为它对农业管理增加了又一层行政管理层。与此同时，国家的食品和农业补贴并未阻止许多集体农庄经营的亏损；因为虽然付给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农机和燃料付出的成本也上涨了。比如，1977年油费比1960年代后期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而某些类型的播种机的价格涨了两倍还多。

由此可见，农业政策非常混乱，如果赫鲁晓夫面对这种形势，很可能会对集体农民的私有土地进行又一次袭击。勃列日涅夫没有走入这种歧途，相反，他在1977年和1981年颁布两项法令，把私有土地的面积扩展到最大半公顷一块。这些措施排除了农业增产的巨大障碍。在勃列日涅夫的政策下，私有土地产出了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却只占苏联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

这证明，非集体化对增加农业产量是关键，但是意识形态传统和政治利益都阻止政治局成员作出这样的认识。他们对私人土地极为不安，以致1977年的命令压了整整一年才发表。因此这些潜在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比如：缺乏熟练的人手；农村风俗遭受破坏；农庄工人以工作量而不按质量发薪；农村没有道路；中央强制对种植、收获和产量的定额；应用技术和机械装置过分巨大，不适合在苏联农庄起作用；对1920年代集体化的恐怖情形记忆犹新，等等。对此种种问题，勃列日涅夫除了砸钱以外，只能提议改造土地、改造灌溉，以及河流改道等的浮夸规划。他听信的是那些拍马奉迎的顾问，他们想绕开对这些潜在问题的任何注意力。

与此同时，他逐渐把他的主要反对者从高职位上清除掉。1973年不仅是伏洛诺夫，而且还罢免了谢列斯特[2]。1975谢列平[3]也以同样方式被罢免。他们每个人都与勃列日涅夫在政策上意见相左，最终付出了个人代价。对反对派的强迫退休继续进行着。1976年D. S.坡里扬斯基的政治局成员身份被撤销，接着，1977年尼古莱•波德戈尔内，1978年K. T.马祖洛夫。1980年，长期担任部长理事会主席的阿列克谢•柯西金因健康不佳辞职。同时，勃列日涅夫一直招募亲信填补那些空缺。1971年，基那穆哈梅德•库纳耶夫和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成为政治局全职成员，1978年，康斯但丁•切尔年科，1979年，尼古拉•吉洪诺夫（而且吉洪诺夫还在柯西金去职后接管了部长理事会）。这些人声称，他们获得勃列日涅夫的青睐，碰巧是因为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间他们曾与勃列日涅夫在德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摩尔代维亚和哈萨克斯坦一起愉快地工作过。政治局正以总书记的设想进行着重新组建。

勃列日涅夫被吹捧成强劲的领袖和智力的巨人。清除了波德戈尔内使他能够另外占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主席职位从而成为国家元首。1980年12月柯西金死时，《真理报》一直拖延到庆祝完勃列日涅夫的生日后，才发布死讯。1976年5月，他被任命为苏联元帅。1979年他出版了三卷由人捉刀代笔的回忆录，该书把新罗西斯克附近的一些小战役处理成对二次大战具有决定性的战场，而对1950年代开垦处女地运动的描写几乎没有提到赫鲁晓夫。

实际情况与对勃列日涅夫日益增长的个人崇拜大相径庭，令人吃惊。他的身体状况在退化。他吃安眠药吃上了瘾；他喝了太多的白俄罗斯“朱勃罗夫卡”烈酒，大量抽烟；令他难堪的是，他还大大超重。自1973年起，他的中枢神经系统逐年退化，还有过几次严重的中风。在连续几次颁发列宁奖章的仪式上，他走路颤颤巍巍，讲话结结巴巴。卫生部长叶夫格尼•恰卓夫不得不在总书记周围日夜安排医生：勃列日涅夫好几次从临床死亡中被抢救回来。这个手指头本来应该放在苏联黑匣子里的核战争按钮上的东方人，变成了一具不可救药的老朽的躯壳。即使他不在康复期间，也常常不能进行基本而连贯的思维。

他的亲信们出于自身利益，一致认定，让勃列日涅夫活着并高居其位，是符合他们需要的。如果勃列日涅夫去世，切尔年科，吉洪诺夫和其他人都可能遭殃。即使几个不是他朋友的政治局成员——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国防部长乌斯蒂诺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也害怕说不定在他身后可能发生权斗。这些政治要人还认识到，他们对总书记政策的不快，影响的仅仅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勃列日涅夫屡次拉撒路似的死而复生，让他们可以把在前十年的后半期通过的政策始终保持下去。

中央政治领导变成了老人统治。1980年，政治局成员的平均年龄是六十五岁。每个被拍马逢迎的助手包围的政治局成员，都希望物质享受和权力畅通来装点他们的晚年。他们一想到培养年轻一代政客去接替国家领导，就觉得不是滋味。1977年，五十岁的康斯但丁•卡图谢夫被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贬下，他那前程远大的生涯在萌芽状态就被掐断了。格里高利•罗曼诺夫1976年五十三岁时成为政治局的全职成员；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在1980年四十九岁时也是如此。但这些人是条规中的例外。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主要是由斯大林提拔上来的老人们组成的。他们对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看法早在1953年以前就形成了。他们为苏联的制度和目前的成就而骄傲，改革令他们厌恶。

早在1969年，勃列日涅夫和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就曾经企图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他们非但不提议否定1930和40年代的大恐怖；相反，他们在当政中逐渐上了年纪时，那些不愉快的记忆变得模模糊糊，而且关于他们本身对辉煌的过去所作的贡献，变得怀念不已。看来，尽管谢列平希望使用斯大林作为象征来强有力地恢复秩序，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却希望更多地把斯大林用作苏联在1930年代取得工业化成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化身。只是在外国共产党对政治局进行了顽强的抵制后，才在最后一分钟逆转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决定。

尽管如此，政治局仍然必须给公民提供它对国家当前情况的分析。他们喜欢用的几个词语是：“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真的社会主义”，“成熟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社会主义”。“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太冗长，“真正的社会主义”导致与超现实的社会主义的难堪的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则完全显得太破旧。因此，自1966年起，宣传人员日益声称，国家已经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用语一方面避免赫鲁晓夫党纲的过分乐观主义，另一方面突出了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将要达到的目标。当局不无骄傲地回顾了十月革命、五年计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期望在整个苏联，会有一个包含生活水平、科学技术和社会与政治的结合得到显著改善的未来。

发达社会主义是1971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做的开幕报告中使用的一个名词。他在用词花俏的一段中声称：“鉴于党在此极为重要的行动方向中所做的工作，党的中央委员会有充分的理由说，业已圆满完成第八个五年计划的苏联人民，在创造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方面，在加强国家力量方面，和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已经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他的报告提出了逐步的改善措施；随着这个概念在后来的几年里被详细阐释，政治局承认，发达社会主义将会构成一个“历史性的漫长阶段”。而且暗示，在苏联公民的一生中，差不多同样的国家秩序仍将占据优势。在建设赫鲁晓夫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进程中，没有计划去废除党；而对于勃列日涅夫式的发达社会主义，党更加至关重要。1977年实行的苏联宪法第六条宣布：“领导和指引苏联社会的力量及其政治体系、国家组织和公众组织的核心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的1936年宪法只是在与选举事务有关的方面提到党的权威。苏联一向是一党国家；但是迄今为止，这个新的第六条给了这一事实最正式的认可。

勃列日涅夫不仅完全停止了号召普通社会成员参与高层次的公众生活，或谈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且他对这些话题的论述只是装模作样的废话。但当他强调需要社会等级与中央计划时，却变得认真得多。在政治局的领导下，党制定政策，下达指示，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俯首听命。

一场“科学技术革命”即将完成，中央的政府计划将证明其优良的合理性。官方的理论家强调，苏联已经在改善人类状况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苏联政府保证就业，医疗保健，住房，穿衣和养老金；公民获得尊重社会总的利益、避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教育。苏联领导人不愿意让人家看到他们自满。他们有一个共识，即苏联经济在民用技术方面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还承认，要满足普通消费者对物质的渴望，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因此苏联的国家政治机关，包括党在内，必须更加关心人民的愿望。确实，一切治理与福利方面的机制，均极待获得完善。

然而，工农业措施方面基本的新东西并没有得到考虑。政治局把巨大的资源用于国家粮食补贴和核武器竞争上，从而限制了其他各种选择。可是改革这个词使大部分苏联领导不寒而栗。自1965年柯西金试图扩大管理方面的自由权被击败之后，没有人再想捡起这面旗帜。

虽然对于潜在的改革者来说，1970年代是失去的十年，但是并非万事不变，不全是。第九个五年计划第一次规划了工业消费品产量比工业资本货物稍微高一点的增长率。这意味着，手表，家具和收音机终于将大量生产。可是该五年计划仍然把大宗投资交由资本货物生产去处理。实际上，经济部门和余下的“党+警察+军队工业”这个综合体操纵下，一直阻止该五年计划的以消费为主的投资规划，使之无法完全实施。例如，到1975年，消费品的增长比资本货物慢百分之九。这种对政治局政策的阻挠在十年里一直不断，尽管勃列日涅夫在1976年2月二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和1981年2月二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两次重申，他承诺投资将快速转往满足苏联消费者的需求方面。

因此在改变政策上，只是采取了最小的步骤。1973年发布了一项法令，把具有互补活动的工厂吸收进“协作伙伴”中。其理念是，企业能够服务相互的需要而不必取得莫斯科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部门的许可。“协作伙伴”也有望在自负盈亏基础上进行经营，而他们在财务上频频产生的赤字将不再获得容忍。到1980年，苏联有8,043个“协作伙伴”，生产出稍稍超过一半的工业总产量。只是自负盈亏从未完全实现过。“斯乔基诺化学协作伙伴”早在1976年就开始了类似的试验；但是中央当局不愿意放弃对投资，价格，工资，招工和辞退等决定的控制，使得自负盈亏步履艰难。

1979年又有一项工业总法令发布，该法令强调必须进行科学的计划，必须避免工厂年度账目的赤字。但这产生了可悲的结果。苏联的经济趋势变得越来越令人沮丧。可当时官方的统计数字却给人迥然然不同的印象：1976-1980的工业产量仍被然说成是每年上升4.4%。但即使凭这些统计数字，也表示了发展力稳步下降。1966-1970的年增长率原本应该是8.5%。

实际上，对于稍微改动一下产品，然后抬高价格出售，这种弄虚作假掩饰下的涨价，官方的统计数字没有算进去。与采掘业相比，这个统计数字还隐瞒了制造业的困境。1973年，阿拉伯产油国提高了世界石油市场的价格，无意中拯救了苏联的预算。苏联是一个石油，汽油和天然气的主要出口国。当时的现实是，这个国家离追上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那么遥远，它必须像1917年以前那样，依赖于向国外出售它的自然资源；但与沙俄时代完全不同的是，它不再有剩余的谷物运往欧洲其他地方。当时不可能拿得出获取的工业增长率的确切报告。持怀态度的人认为，苏联经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增长。就算是那样，却没有人否认，到1970年代末，经济长期的绝对下滑是预料中的事。

政治局在其他经济部门对数字的修改更惨。没有什么创新的想法应用到银行，保险，运输，私人服务，建筑和外贸行业。政策总是一成不变，以致它很少是《真理报》或学术期刊拿来作简评的话题。“通过避免赫鲁晓夫的乌托邦主义，苏联能够取得稳定的经济发展”的豪言壮语，经受着考验，结果发觉不是那么回事。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只是非常朦胧地意识到，无所作为是政治灾难的起因。如果他们需要证据来证明这个政权的脆弱，他们只需看一看与苏联西边毗邻的那个国家。在波兰，工人阶级的反抗波涛汹涌，在瓦文萨领导下，1970年发生了格但斯克造船厂的罢工和示威游行。镇压只是暂时起了作用：1976年波兰当局再次受到挑战。东欧其他国家一样动荡不安。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一再批评苏联的共产主义领导，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而且重申它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对于东欧反苏的发展，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能做些什么呢？政治局原则上不反对策划一次华沙条约入侵，但是1968年以来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表明，军事占领本身并不是解决办法。

苏联工人阶级的潜在动乱也一直是个问题。自1962年诺弗丘卡斯克暴动发生以来，政治局一直害怕，“工人的党”会受到俄罗斯工人阶级的挑战。党的中央领导人得出结论，如果需要，总是应该作出适时的让步；勃列日涅夫虽然不赞成工资政策的平均主义，但是支持缩小形式上的差距。他还保证，蓝领工人比一些专业群体的报酬高。比如，1970年代的公共汽车驾驶员每月挣得230卢布，而中学教师为150卢布。

勃列日涅夫希望工人的物质生活过得舒适；虽然工业消费品部门的投资低于原计划，但产量的增长对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足够了。1970年拥有冰箱的家庭是百分之三十二，1980年是百分之八十六。在这同一个十年里，电视机的拥有量从百分之五十一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四。工会在巴尔的海和黑海沿岸为其会员进一步开放度假中心。受到信任的工人可以参加官方组织的东欧旅游，而且，如果他们极其幸运的话，还可到西方旅游。除了公寓租金和煤气外，商店里日常用品如面包，土豆，肉类和服装的价格都压得很低，确实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价格高。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好事，因为国家退休金制度在1964年就已经延伸到他们身上了，而且他们从1975年起就给予了内部的保障。

但是政治局也必须考虑到社会上的中间群体。他们历来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官方教育政策遗留的一些事项，即为工人子女提供优先进入大学接受教育。政治局废除了所有此类歧视的做法。本着同样的精神，又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摆脱赫鲁晓夫在学校里的高度职业取向。经济部门、甚至许多工厂主任逐渐意识到，钟罢朝相反的方向摆得太远了；但是在1977年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后，只有半数想回复到在校职业培训的人获得支持。

但是政治局无法继续获得社会的积极支持，甚至无法达到原先的水平。于是它采用加强招募共产党党员的方法。1966年有一千二百四十万党员；到198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一千七百四十万。因此差不多十个苏联成人中就有一个是党员。他们被分配的任务是去激励和动员社会其他成员。政治局的理念是，党员越多，获得对目前现状普遍默许的机会就越大。结果却与以往一样，它并不是一个紧凑的政治先锋队，而是一个反映广泛社会群体的各种问题的政党。政治局想方设法无视这一问题。对他们来说，进一步变革的危险超过了维持原状的危险。确实，一想到变革，就需要一群知识精英，这却是他们中间任何人都几乎不再具备的条件了。而像安德罗波夫等少数几个人，即使具有温和的非正统想法，也对他们三缄其口。

尽管政治局成员对国内事务倾向于小心谨慎，对在国外从事危险的军事行动却仍然跃跃欲试。1978-79年，他们对苏联南部边境对面阿富汗的一场内战深感不安。阿富汗共产党人几次三番要求苏联领导进行军事干预；但是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清醒地知道越南对美国的惩罚，因此拒绝了他们的请求；1977年就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认为这证明，“国际关系缓和”在全世界永远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然而，1979年12月，政治局却突然作出决定，如果它不支持阿富汗共产党武装力量，会给美国加强苏联的对手伊斯兰的军事据点有可乘之机。苏联军事小分队被从塔吉克斯坦派遣去支持共产党领导的阿富汗政权。卡特总统觉得受了欺骗，下令大幅上升美国军费开支。“国际关系缓和”的政策土崩瓦解。1980年，波兰独立工会——团结工会在华沙领导了反对政府的罢工运动，更增添了莫斯科的困境。实际上波兰已经变得无法控制，1981年12月，当时已是共产党第一书记和总理的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获得了苏联的点头，去发动政变以恢复秩序。雅鲁泽尔斯基明白，最终的选择可能是，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波兰。但是团结工会虽然遭受破坏，却并未瓦解。东欧的共产主义秩序开始出现深邃的裂缝。

1980年，当共和党右翼候选人里根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击败卡特时，苏联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动摇。政治局得到警告，它有望面对美国方面更具挑战性的态度。在1970 年代似乎是合适的国内国外政策将遭受最严厉的考验。

本文译自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by Robert Service, Chapter 20 “Developed Socialism”, 199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译注：
[1] 指1998年本书出版之时。
[2] 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1908年2月1日（14日）－1996年1月22日），乌克兰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也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3]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1918年8月18日－1994年10月24日），苏联克格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