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胡耀邦。盛禹九攝於1989年3月24日

為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摘帽和為地富子女改訂成份，是胡耀邦繼為右派摘帽之後採取的一項調整社會政策、緩解社會矛盾的重大舉措。胡耀邦領導組織全國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領導組織錯劃右派改正工作，從高級幹部一直到基層，估計得到平反的不下4千萬人，一家以4人計，直接牽涉到1億6千萬人，這是中國社會家喻戶曉的事情。而胡耀邦42年前的春節期間主持領導摘掉四類分子帽子、改訂地富子女成份這樣一件惠及1億人口的重大歷史事件，則了解的人甚少。

1977年底，據統計：全國尚有地富分子469.2萬人，反壞分子145萬餘人；1979年摘掉了600餘萬四類分子帽子，數千萬地富子女改訂本人成份；餘下79260名未摘帽四類分子，到1984年35年國慶時，其中78327人摘帽，982人因錯劃糾正。本文主要談一談這個歷史事件。

一、中國到底有多少四類分子

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簡稱四類分子，其中的地主和富農則被認為是首當其衝的革命對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被專政的社會階層。1957年反右運動後的一段時間裡，中央正式文件中將右派分子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並稱為“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1959年8月16日通過的廬山會議決議中寫道：“……地、富、反、壞、右等類分子的改造，離完成還很遠。”但自當年決定為右派分子摘帽開始直到“文革”爆發前，各種正式文件及報刊上就只提 “地富反壞”四類分子了。“文革”中又將右派歸入四類分子，俗稱“地富反壞右”黑五類。1978年4月初，中央11號文件決定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而1979年初，中國尚有610多萬帶帽地富反壞四類分子，其中1977年底全國尚有地主分子279.7萬人，富農分子189.5萬人，合計469.2萬人，其餘為反壞分子。

建國以來全國到底有多少地主富農？據中山大學人口研究所李若建的研究，國家統計局1952年土改前的數據顯示，地主佔總人口4.75%，富農佔4.66%，兩者合計佔9.41%。另外根據1954年23個省、自治區1.5萬多戶農家收支調查資料得出的數據，土改結束後地主階級佔總人口2.6%，富農階級佔5.3%，兩者合計佔7.9%。（見李若建《從贖罪到替罪：四類分子階層初探》《開放時代》2006年第5期）

據中國農村改革元老杜潤生回憶，在新解放區土地改革之前，中央曾提出了一個大體計劃，即從1950年冬季起，在兩年半到三年的時間裡，基本上完成全國的土地改革。全國大陸約有1.45億人口完成了土地改革，尚有2.64億農業人口的地區土改還沒有進行。計劃從1950年冬季開始在1億農業人口的地區進行土改，其中華東約3500萬至4000萬人，中南約4700萬至5600萬人，西北約800萬人。其餘的1.64億人口的地區，則計劃大部分在1951年秋後進行土改，小部分在1952年秋天進行土改。剩下的一小部分地區，即約2000萬人口的西南、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則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再做決定。（以上見杜潤生《中國的土地改革》，第345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到1952年9月，全國約有3億農業人口地區，在3年之中完成了土改。

194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文件指出：“在全國數以千萬計（在全國三億六千萬鄉村人口中佔有約三千六百萬之多）的地主富農，看作是國家的勞動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們的任務是消滅封建制度，消滅地主之為階級，而不是消滅地主個人”。

中共中央1948年2月15日規定，新解放區土改中“總的打擊面，一般不能超過戶數8%、人口10%”。按照這個比例，“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萬階級敵人。後來確定把打擊面縮小到3%，不包括富農。以當年3億農民參加“土改”計算，至少也要打出900萬階級敵人。（見述弢《地主在中國的宿命》，選自《悅讀》第40卷）

據筆者查閱文獻資料，官方文獻關於四類分子數目沒有一個確切的說法。新華社1984年11月的一篇報道稱中國曾經存在過2000多萬四類分子，筆者懷疑這個兩千多萬並不準確，是個大大縮小的數字。按照中央1948年的規定，農民總人口的10%為敵對分子，3億多農民中則應該有3千多萬的地富分子。1977年7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毛澤東選集》第5卷輔導問題理論座談會上曾提到：中國的地主有幾千萬人？三千萬，四千萬。1978年1、2月間，剛任中組部部長不久的胡耀邦談到幹部問題時，他說：我們現在有幹部一千六百多萬，我們是個幹部大國。土改以後，我國地、富、反、壞，就有三、四千萬，也是一個大國。至於反壞分子，建國以來到底定了多少？估計任何人也回答不出來。

1981年初，胡耀邦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長篇講話中提到，1957年前後，“毛澤東同志還同我們說過這樣的意思，說他當時算了地主階級有多少，沒有改造好的壞分子有多少，一共有四、五千萬。那時，我們的人口是六億多，是六億人向著四、五千萬人專政。”因此新華社報道講兩千萬戴帽子的四類分子，這個數字應該不會誇大。按照這個數字計算：

如果從中國的家庭規模在4-5人左右計算，四類分子直接影響其配偶和子女在3-4人之間，加上其孫輩人數，也可以大體上推算受四類分子影響的人數大體上在四類分子總數的5-6倍之間。以有2000多萬四類分子計算，受牽連的人口超過1億，大體上佔總人口的15%左右。（引自李若建《從贖罪到替罪：四類分子階層初探》）

關於四類分子的數目問題，戴煌在其《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書中曾提到另外一個數字：

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壞右”就有大約3000萬人（其中右派55萬）；他們每個人的背後又都有一大串親屬、朋友，加在一起少說也有2億人。（見工人出版社該書）

二、 胡耀邦關注農村階級問題

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黨的基本路線。為此在國際上開展反對蘇聯的反修正主義運動，在黨內逐漸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各級領導幹部，在社會上重新整頓階級隊伍。

1963年5月上旬，中央在杭州召開會議，研究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會議認為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階級鬥爭，有些地方公社、大隊、生產隊的領導權實際上已經落到地主富農手裡，有些機關單位也有他們的代理人。要充分發動群眾，依靠貧下中農，建立貧下中農階級組織和革命隊伍；要開展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的“四清”運動，解決干群之間的矛盾等。會議根據上述指示精神，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決議共十條，即後來所說的“前十條”。

5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決定（草案）》說：毛澤東同志反覆地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他還強調指出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黨中央關於農村工作政策的決定，就是從毛澤東同志的這個思想出發的。

《決定（草案）》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當前社會中揭發出來的很多事實，證明上述階級鬥爭的論斷是正確的。（1）地主富農總是企圖復辟，伺機反攻倒算。（2）地富分子千方百計地腐蝕幹部，篡奪領導權。（3）有些地方，地富分子進行恢復封建的宗族統治的活動，發展反革命組織。（4）地富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動會道門，進行罪惡活動。（5）反動分子破壞公共財產，盜竊情報，甚至殺人放火。（6）在商業上，投機倒把的活動很嚴重。（7）僱工剝削、放高利貸、買賣土地。（8）在機關中和集體經濟中出現了一批貪污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同地富分子勾結一起，為非作歹。這些分子，是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們的同盟軍。

《決定（草案）》強調，所有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什麼呢？這些事實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訓是：任何時候都不可忘記階級鬥爭，不可忘記無產階級專政，不可忘記依靠貧農、下中農，……依靠貧農、下中農，是黨要長期實行的階級路線。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一直到進入共產主義以前……

1964年9月18日，中共中央頒發的《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第十條中，曾批評了當時農村工作中的一些錯誤作法，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對的，不符合黨的政策：“把地主、富農子女和地主、富農分子同等看待；不加區別地一律不准他們做社員，不准他們擔任任何社會工作；對於從城市工廠、學校回鄉參加農業生產的青年團員，團組織不接受他們的組織關係或者不准他們參加團的會議；有的地方甚至把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團員清洗出團，把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少先隊員開除出隊”。

文件同時又指責了缺乏階級觀點和階級警惕的做法：“地主、富農的子女，一律不能擔任本地的基層領導幹部，一般也不宜擔任會計員、保管員、出納員、社隊企業和事業的管理人員等重要職務”；“對於同地主、富農子女通婚的黨員、團員、基層幹部和貧下中農，必須加強教育，要他們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階級敵人的圈套，要他們劃清政治界限，站穩階級立場，不受對方的壞影響。……如果這些人嚴重地受了對方的壞影響，就必須嚴肅處理，特別嚴重的，還要開除黨籍、團籍和撤銷幹部職務。”

在階級鬥爭為綱之風越刮越烈的1960年代，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生存環境及社會政治地位越來越惡劣和低下，淪落為社會中一個龐大的賤民階層。

從1962年下半年到1965年，胡耀邦連續在湖南、陝西擔任要職，胡耀邦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生存狀況是很了解的。

1964年11月16日，胡耀邦被任命為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兼西北局第二書記。11月30日到職。據當時省委一位幹部的回憶，12月1日，陝西省委辦公廳給胡耀邦送的第一份文件是一個清理省委幹部家屬中的四類分子的報告。按照西北局的規定，當時要清理幹部家屬中的四類分子，幹部家屬裡面有一批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四類分子），原來到機關宿舍來，都是經過批准的。在中共的八大以後，都已經改變了成份，都不是地主、富農和資本家了，但是後來又不認賬了。說他們還是四類分子，不準跟幹部家人同住，要把這些人清理出去，要送回原籍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胡耀邦帶來的秘書叫戴雲，原是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胡當時就跟戴雲說，我剛到省委，有多少重大的文件不給我送，偏偏送了這麼一個文件。陝西省委第二書記去看他，他就問：這個省委辦公廳是什麼意思啊，給我送的第一份文件是這樣的文件。

胡耀邦到陝西之前，1963年至1965年間，陝西曾經搞過一次土改補課，補划了一大批地富分子。據1979年10月13日陝西省委《關於為所謂“彭、高、習反黨集團”徹底平反的請示報告》指出：“在‘清隊’中補劃地、富成分，包括‘四清’時補劃的在內，把6萬多戶勞動人民錯訂為地主、富農，被他們亂帶上反革命帽子的人為數也很多，嚴重地搞亂了階級陣線。”這些錯劃的地富分子1979年初已經在胡耀邦主持的落實政策的工作中得到改正。

十年之後，1977年1月1日，胡耀邦在與來訪者談話時談到了之前的歷史。他說：三年困難剛剛度過，他老人家就要搞四清運動。1963年5月那次杭州會議我是去了的，他把農村的一些問題都上綱到“嚴重的階級鬥爭”。這些問題不是沒有，我在湘潭也看到不少，大多數是基層幹部多吃多佔的問題、強迫命令脫離群眾的問題，性質到底是什麼？嚴重貪污、盜竊、打罵群眾，違法亂紀的人有多少？用百分比一比，佔多大的面？可是他老人家看得很嚴重，別人都插不上嘴，這樣寫出的“前十條”，搞四清運動就必然過火；後來溫度越來越高，“二十三條”要降溫，可是又說有個“走資派”。我心裡有點嘀咕。當時我在陝西，只能多講“要正確對待幹部”這些東西。

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指出：

“經驗證明：土地改革之後，離開剝削關係，單純按照對合作化的態度和富裕程度的差別，在農民中劃分三六九等，誰最窮就把誰當成依靠力量，弊端很大，也不符合我們黨曾明確宣布過的農村階級政策。早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１日，黨中央即以《新華社信箱》的名義答覆農村階級成分的劃分問題時宣布過：在徹底完成土地改革的農村中，不要強調階級劃分，特別是不要強調中貧農的界限；否則，對於發展生產是不利的。１９５０年８月４日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中，有過土改完成後，在一定條件下，地主五年、富農三年改變成分的規定。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６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化的決議》，提出了‘依靠貧農和中農的鞏固聯盟’的口號，這是淡化中農和貧農界限的一個步驟，從７月３１日報告到《高潮》一書強調的依靠貧下中農、樹立貧下中農優勢的思想，後來在‘四清’運動中變成了‘千萬不要忘記貧下中農’的口號，在十年動亂中又變成在農村由工人階級的可靠同盟者貧下中農領導一切的口號。這除了在農村容易造成一種越窮越光榮的錯覺外，對黨政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選拔幹部方面產生唯成分論的偏向也有重要影響。”（見該書第３９９頁）

在左的路線之下，這個龐大的遭受歧視的賤民階層，在“文革”爆發後，又受到了狂風暴雨的摧殘，其中最有名的暴行是發生在北京昌平和大興、湖南道縣、廣西全區的打殺事件。

從1966年8月27日到9月初，北京郊縣掀起打殺“黑五類”分子的狂潮，最嚴重的是昌平縣和大興縣。昌平縣十幾天時間，全縣24個公社就有14個公社打死人，總共打死327人。從29日到31日，大興共殺死324人（男232，女92）。被殺者，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殺死“四類”分子175人，家屬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戶，有22戶被殺絕。（參見孫言誠《血統論和大興“八三一”事件》，2012年第2期《炎黃春秋》）

1967年7～9月間,湖南零陵地區道縣發生了群眾性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殺和被迫自殺4519人。道縣殺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區其他10個縣,造成全區共被殺和自殺9323人,其中“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零陵地區特別是道縣殺人事件,震動了全省乃至全國。（謝承年《湖南道縣“文革”殺人大案揭秘》，《上海法治報》2010.12.24）

1980年12月7日，胡耀邦聽取零陵地委書記鄧有志關於1967年夏末秋初道縣農村大屠殺事件的彙報，極端憤慨。胡耀邦指出：1967年7、8、9三個月，全國不少省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這是康生、謝富治他們搞起來的。現在已經13年了，對沒有處理的要處理完，主要是把受害者安排好。

早在1980年1月14日，胡耀邦在廣西區黨委關於處理非正常死亡遺留問題的情況報告上批示：對現在仍在台上的群眾意見很大的打砸搶分子，也要適當處理。有的要調開，有的要下放，有的要回到生產中去。這是平息民憤不可缺少的一條，要充分注意。

1984年1月，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進入掃尾階段時，自治區“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根據全區各地（市）、縣、公社“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報上來的統計數字，全區“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數及全區失蹤人員、無名無姓的死者人數眾多，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親屬。

1984年1月14日，胡耀邦在廣西區委彙報會上針對廣西處遺問題發表講話，胡耀邦說：廣西“文化大革命”中沒有處理好的歷史問題，現在工作量還很大，離完滿解決問題還有相當一段距離，要善始善終處理好還要做艱苦的工作。

三、胡耀邦首提地富分子落實政策問題

胡耀邦一直關注中國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的政治生態問題。早在1978年初，剛剛接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就非常關注和推動社會各階層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問題。

戴煌在其《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書中提到，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不久曾說過：

地富反壞中的“地富”，作為一個階級早已被推翻被剝奪了；但作為這個階級中每一個具體的人，經過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還壓着沉重的帽子。“反壞”中的絕大多數已服服帖帖，改邪歸正了，但帽子還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

是年3月2日，胡耀邦在北京富強衚衕六號家中召開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組會議。在談到農村階級關係時，胡耀邦說：現在有些生產隊，20%的壞人，不是個別的地方，划了百分之二十、三十的地富反壞。許多工廠里，農村裡，階級陣線亂得要命。陝西西安有的地方地富佔百分之二三十，反壞不在內。四清搞一批，“文化大革命”劃一批，這樣怎麼能調動積極性？現在還來不及解決。1961年我在海城調查，那裡地富佔12%，18%，當時不可能提出這個問題。這是林彪、“四人幫”流毒的一個問題。今年下半年要搞一下。據說陝西、遼寧省的一些地方，地富反壞划了20%，甚至二三十，（如果）寫上去，需要查一查。胡耀邦提到的“今年下半年要搞一下”，即是指四類分子落實政策的摘帽問題。“（如果）寫上去，需要查一查”，可以看出，身為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已經為“下半年要搞一下”在做準備了。

胡耀邦說：現在農村的基本問題是什麼？有人回答是過渡，有人回答是機械化，有人回答是水肥。去年年底，萬里回答主要是政策，搞了6條。我相信萬里的回答。胡耀邦同意萬里的看法，他認為最大的政策，最基本的問題是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而摘掉四類分子的帽子，是涉及上億人的重大政治舉措，是一場驚天動地的社會巨變，可以空前地解放農民的思想，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胡耀邦關心青年，關心青年人的政治前途問題，反對血統論，反對唯成分論。5月6日，胡耀邦出席共青團省、市、自治區委負責人會議並講話。在談到要糾正對青少年的一些錯誤做法時，他說：所謂一部分幹部子女問題，家庭出身不好的或犯過錯誤的人的子女問題，華僑子女問題，必須要堅決地正確地對待。我們過去有個詞，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是毛主席講過的。現在一般不用這個詞，是怕引起誤會。整那些幹部子女，整那些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筆者註：所謂剝削階級家庭出身，即是指地富家庭和資本家家庭出身），整那些華僑子女；整那些知識分子子女，哪裡來的？“四人幫”搞的。這個問題是牽涉到幾千萬青年的問題。對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對犯有錯誤的人的子女，必須堅決執行毛主席歷來的政策，哪個地方違反，哪個地方黨的組織就要受到批評。

7月4日，華國鋒與胡耀邦談話，從下午3點半鐘，一直到下一點多，談了9個多小時。在談話中，胡耀邦向華國鋒提出對地富反壞四類分子調整政策、落實政策、摘帽問題。胡耀邦講，談話中一分鐘也沒有休息，吃飯時也是一面吃飯一面談。華國鋒談了許多想法。7月6日，胡耀邦找中央黨校處室以上幹部及理論動態組的同志傳達這次談話的主要精神和內容。

胡耀邦說，整整9個半小時，華主席談得津津有味的，今天談的話，都是我的體會。華國鋒最主要的是想兩件大事，第一件，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點，使我們的國家迅速興旺發達。第二件事，就是安定團結。現在黨內國家內最廣大的人民最關心的是兩件事：大幹快上，安定團結。

胡耀邦說，要大幹快上，國內要安定團結。這就要消除一些不利團結的因素，或者說，掃除安定團結的障礙。全國人民是要求安定團結的，這是一個戰略問題。胡耀邦將有關內容歸納為4個問題：

（前三個問題略）第四，要堅決落實政策，依靠政策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華胡談話的主要內容是落實政策問題，這是安定團結、大幹快上的前提條件。胡耀邦細數了正在全國大力開展的落實五大政策的情況：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戰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政策。胡耀邦講，民族問題之多，邊疆問題之多，冤案之多！組織部門先走了一步，公安機關有的地方管不了。一個省委要複查的，不是老百姓的，有的是幾萬，有的是十幾萬。現在脫產幹部1670萬，可能有200萬要複查。前天華主席還講，有些大的歷史案件，組織部研究一下，提出意見，中央小範圍討論一下。胡耀邦還向華國鋒說，有的大隊，地富反壞到了30—40%，叫人痛心！這是胡耀邦當面向最高領導提出要堅決落實的第六個社會政策。階級鬥爭擴大化，令人驚心，地富摘帽問題迫在眉睫。這是胡耀邦第一次向中央領導明確提出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摘帽問題。依據正在變化的社會經濟現實和人心思變的社會潮流，推動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政治路線的轉變，大幅度調整社會階層政策和關係，人道的善待社會各個階層；大幅度調整農村階級政策，切實建設和發展農村生產力，這是胡耀邦提出為地富分子摘帽政策的出發點。

胡耀邦說，華國鋒這兩條，一條是大幹快上，一條是安定團結。這半年多來，一次談7個小時，一次9個多小時。華主要關心這兩個問題。這個就是路線，就是大局。我們民族的前途，關鍵性的兩條。我們觀察問題要抓住這兩個問題。這是生死攸關、前途命運的問題。真誠的人道的善待社會各個階層，切實調整改變各項嚴酷的、左的社會政策，是胡耀邦領導、推動平反冤假錯案、調整社會關係、落實各項社會政策的核心價值觀和初心考慮。

為克服血統論、唯成分論的流毒，中組部多次召開座談會。1978年10月10日至11月4日，胡耀邦出席中央組織部召開的兩次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座談會，認真聽取與會者的彙報和提問，他說：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做好知識分子工作，首先要改變對知識分子的看法，要把“臭老九”改變為與工人、農民一樣的“香老三”。胡耀邦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見，他說：對知識分子不要老是在家庭出身不好啊、社會關係複雜啊、有這樣那樣的歷史問題這些陳穀子爛芝麻上糾纏，更不要擺脫不掉林彪、“四人幫”散布的錯誤觀念，應當是家庭出身看本人，社會關係看影響，歷史問題看現實表現。在兩次座談會的基礎上，根據胡耀邦講話的主要精神，中組部制定發布《關於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幾點意見》。文件對於糾正對知識分子的“左”傾錯誤，推動各地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

根據胡耀邦多次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整理而成的《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一文，1979年1月4日在《人民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

文章強調要放手使用知識分子，要多看他們的主導方面，多看他們對國家的貢獻。至於有些知識分子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社會關係比較複雜，本人政治歷史上有些一般性的問題，這是社會歷史所造成的。只要政治上劃清了界限，本人歷史清楚，經過考驗，表現好的，就沒有理由不信任他們，不使用他們。在提干、授予技術職稱、出國考察、接觸機密等方面，應當一視同仁。其中具備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條件的，應按照黨章規定，吸收他們入黨。無論是出身好的還是出身不好的，都要堅持重在政治表現。那種凡是出身好，不管表現如何一概加以重用，凡是出身不好，表現再好也不重用的傾向，是唯成份論和反動血統論的流毒和影響。用人的政治標準是什麼？為人民造福，為發展生產力，為社會主義事業作出積極貢獻，就是主要的政治標準。胡耀邦確立的知識分子政策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人才幹部基礎。

1984年11月初，新華社、《人民日報》報道地富反壞分子全部摘帽時，大標題稱這是“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的一項重要決策”。確實，這件事事關全局、大局，因為這是三中全會後第一個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大政治決策，形成了三中全會路線不可逆轉的大趨勢；這件事事關上億底層“賤民”的浮沉榮辱，改變了無數人此後的人生命運，成為新時期最重要的標誌之一；是共和國史、黨史、改革開放史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但42年來卻無一著作或論文說清楚了這件大事件的枝枝蔓蔓、來龍去脈。因此本文不厭其詳、不厭其繁，詳細列舉了作者掌握的胡耀邦的有關文獻資料，敘述該事件的進程，以饗讀者。

四、三中全會前後呼籲調動農民的積極性

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胡耀邦在參加修改《加強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時，曾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說：“大躍進”以來，特別是十年內亂，我國受損失最重的是農業，受傷害最深的是農村，犧牲最大的是農民。據《中國農民的犧牲》一文統計：“建國後最初幾年，農業收入一度占國家財政收人的40%。僅就農業稅而言，僅1949-1984年徵收的農業稅額有1000多億元，按照當時的最低價格兌換成黃金至少11.42億兩。(相當於現在10萬億人民幣)

通過統購統銷的“剪刀差”從農村拿走多少財富呢?據王鋒博士統計，從1950年到1978年，國家從農業取得了5100億元收入(按照當時的最低價格兌換成黃金相當於至少58億兩，至少相當於現在的49萬億人民幣)，平均每年176億元。據袁瑞珍統計，1953-1985年統購統銷過程中農民向國家貢獻的財富大約在7000億到8000億元。1978年中國全部國有工業固定資產也只有9600億。”（新三農：《中國農民的犧牲》）

胡耀邦指出，因而在我們這個農業大國，在整個國民經濟瀕於全面崩潰、百業待興的時候，首先要抓的就是農業，要從振興農業着手來振興整個國民經濟。胡耀邦的思路很清晰：全國工作的突破在農業，農業要搞上去的關鍵在於提高基層幹部和農民的積極性，解脫基層幹部的文件正在制定中，扭轉農村幹部作風和落實農村經濟政策的37號、42號文件已經出台；而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除了落實生產責任制外，破除身份政治，摘掉地富帽子，解放和煥發數千萬人的頭腦和生產積極性，舍此無他矣！

10月12日，中央批轉《公安部關於第三次全國治安工作會議紀要》。這次會議於8月召開。《通知》指出：“四類分子”經過依法鎮壓、監督改造、摘掉帽子及自然死亡，作為反動階級的殘餘，數量上已大大減少，大多數失去了活動能力與條件。大多數經過多年的監改，變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基本上做到了奉公守法，他們也渴望摘掉帽子。給大多數符合摘帽條件的人摘掉帽子，是毛澤東關於對反動階級殘餘分子勢力採取改造事業的偉大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心改造“四類分子”的重大成果。（以上見劉軍《四類分子政策研究》，中央黨校碩士論文，2006年）

11月13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工作會議。胡耀邦在西北組發言說：我們有1700萬脫產幹部，在歷次運動中有17%的人受到種種“審查”，人數達200萬之多；下面還有不脫產的基層幹部被“審查”，也有200萬。其中有多少人受到冤屈現在還不知道，總之是不在少數。對受冤屈的人應按照徹底唯物主義的精神，有錯必糾，有錯必改。否則，危害安定團結的因素消除不了，重點的轉移也難順利。有些事可以“一風吹”。

11月16日，胡耀邦在中央工作會議西北組就農業問題發表講話。談到儘快發展農業和討論《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討論稿）》《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時，胡耀邦說：文件還不大解決問題，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對一些問題還沒吃透，二是思想上還有框框。思想框框是否又有兩個，一是人民公社的許多問題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思想上有框框，必然要阻礙我們吃透農業上的一些根本問題。有些農村體制如“政社合一”，就應該改變。他說：“文化大革命”使我們國家元氣大傷，勞動力的體質差了，積極性也差。如今農業要發展，主要還是要靠農民和基層幹部的積極性。勞動者的積極性永遠是第一位的，而林彪、“四人幫”使幾億農民和幾百萬幹部的積極性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如果籠統地說“集體經濟就是好”，那是抽象的分析的方法；集體經濟如果辦得不好，就不能充分發揮農民的積極性，那就根本沒有什麼優越性。

據李錦《改革開放前農村有多窮？》一文回顧當年農村農民的貧窮狀況：1978年，農村人口為8.032億，全國農民人均年度純收入僅有133元，其中90％以上為實物，貨幣收入不足10％。約有2億人每天掙的現金不超過2角，有2.716億人每天掙1.64角，有1.9億人每天掙約0.14角，有1.2億人每人每天掙0.11角，山西省平魯縣每人每天大約掙6分錢。每天1角錢的收入，是包括糧食、柴草、棉花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來的。實際上，不少社隊農民除了口糧外，再沒有1分錢現金分配。（以上見李錦：《改革開放前農村有多窮？》）

中國農村改革，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開始的。

胡耀邦指出：要解放思想，突破框框，正視我國農業現在存在的問題，實事求是地提出解決問題的政策措施來。針對中央工作會議各組對兩個農業文件意見紛紛，許多人說要大改，還有一部分人主張另寫，主持會議的華國鋒也猶豫時，胡耀邦說：不搞不好，不開個大會作出決定，對大幹不利。這樣搞，可以統一一下口徑，而且可以廣泛徵求意見，對明年大上有好處。華國鋒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胡耀邦的意見。在11月25日的大會上，華國鋒說：對《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有的同志主張小改，有的同志主張大改，有的同志主張重寫。中央意見，還是能搞出個稿子為好。

10月7日至14日，中央組織部為落實農村基層幹部政策召開座談會。11月20日，中央組織部在胡耀邦的指導下，發出《關於落實農村基層幹部政策的幾點意見》。文件說，全國農村68萬個生產大隊，480萬個生產隊，約有大隊、生產隊幹部1700多萬人，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這些年來，由於林彪、“四人幫”搞“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使許多基層幹部被揪斗、遭批判，甚至被捆綁吊打，刑訊逼供，關押審查，造成不少冤假錯案，幹部的家屬子女有的也受到株連，嚴重挫傷了農村基層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給農業生產帶來很大損失。

文件說：落實農村基層幹部政策，對冤案、假案、錯案，經過查證核實，認真加以解決。對“四清”和”文革”中錯劃為地主、富農成份的，要糾正過來。家屬子女無辜受株連而遭到錯誤處理的，要妥善加以解決。

11月22日，胡耀邦召開理論動態組會議，介紹中央工作會議的情況。他說：這次中央會議討論農業問題，搞了兩個文件，一是加速農業發展的決定，一個是六十條。參加會議的210多人，只有兩人說文件好。我在會上講了兩個小時話。這兩個文件要改。先念召開了兩個會，有三種意見，一是大改，一是小改，一是半年後再改。華主席問我，我說盡量要改出來。 中央工作會議上，西北組討論農業問題十分熱烈，意見也很多。大家推舉胡耀邦、王任重（陝西省負責人）、江一真（衛生部負責人）、于光遠（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等人參與文件修改，對兩個農業文件提出一個修改稿，供中央政治局討論修改時參考。（見《胡耀邦傳（第二版）》第二卷P157）1979年3月中旬，胡耀邦在一次大會上也講到，他曾同華國鋒談到他在起草修改兩個農業文件時的一些考慮。

胡耀邦和于光遠等人參加修改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於12月22日在三中全會上原則通過。修改後的試行草案在第十三章《社員》中指出：

對還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分子和新生資產階級分子，要在群眾監督下，勞動改造，幫助他們重新做人，給以出路。多年來遵守政府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富、反、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革命委員會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給予社員待遇。

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社員，其本人成份一律是社員，享有同其他社員一樣的權利，不得歧視。他們的子女一律不應再作為地主、富農家庭出身。

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教職員工大會上講話。他說，明年必須把農業搞上去，但是明年這一年，我看要把農業搞上去，還是個落實政策問題，把國家、集體、個人這三個積極性統統發揮出來。為了四個現代化，我們必須安定團結。沒有政治上的安定團結，我們搞四個現代化的想法不一致。要使政治上安定團結，必須分清一些大是大非問題，主要是政治上的功過是非，做到功過分明，是非分明，賞罰分明，叫三分明。

1978年12月31日，胡耀邦在中央宣傳系統所屬單位領導幹部會議上講話。他說：要把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傳達好。三中全會公報7800字左右，兩個會議上中央主席、副主席的8個講話4萬5千字左右，明天可能發下去，傳達到縣團一級。還有幾個文件，一個計劃，一個農業。農業文件有兩個：一個決定，一個《六十條》，又是4萬多字，連同李副主席的講話在內。還有簡報500多份，至少150萬字，等於兩部《紅樓夢》，看得完？怎麼傳？我的意見是要以公報為綱。公報把主席、副主席的講話以及兩個文件的精神歸納了，以工作重心的轉變為中心思想，講了幾個問題。一是轉變的根據和深遠意義；二是為了實現這個轉變必須把經濟工作特別是農業生產搞上去；三是為了實現轉變需要長期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我們已經解決了一大批歷史遺留的大是大非問題，還要繼續解決一大批大是大非問題。

胡耀邦在三中全會前後的一系列講話中，呼籲要用政策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從經濟方面來講，就是要搞農村生產責任制，不贊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最終走到包工到組、包產到戶。從政治方面講，一是要為農村廣大的基層幹部落實政策，平反各種冤假錯案，摘掉他們頭上花樣繁多的各種政治帽子；一是要為數千萬地富子女改訂成份、出身，解脫數百萬已帶帽改造幾十年且大多已年老體衰的地富分子，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解放思想解放人，最終才形成了廣大農村朝氣蓬勃的改革與發展的局面。

五、胡耀邦指導地富摘帽工作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耀邦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8年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人事問題時，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隨後在中央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又被選舉為中央紀委第三書記；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調整社會關係、為社會各階層落實政策這些方面的工作，都由胡耀邦負責（參見胡耀邦在第五次駐外使節會議上的講話）。1978年12月31日，胡耀邦作為新上任的中宣部長，作了一個相當於就職演說的講話。胡耀邦的講話很親切，又很真切，對宣傳工作的諸多內容講得很到位，對傳達、宣傳三中全會的文件和精神，談得很全面、很具體， 但僅講到農業方面的兩個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可以判斷，此時關於地富摘帽的1979年中央5號文件，還未成型或定稿。

1979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召集胡耀邦和新任中央副秘書長鬍喬木、中央辦公廳主任姚依林和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馮文彬談話，談話中談到秘書長副秘書長是新成立的機構，成立了就要發揮作用，幫助政治局常委思考問題、提出問題。中央辦公廳要很好的掌握全黨的動向，了解情況。政策要建立在情況明的基礎上，情況明才能決心大、方法對。在這次談話中，華國鋒強調，要堅定不移地把我們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健全起來，千萬要防止“翻燒餅”。1月8日，華國鋒與胡耀邦和中組部長宋任窮談了4個小時，談話的一個主要內容是，過去的十幾年裡，整個國家和整個民族受到極左路線的危害，如何熨平這種破壞對社會造成的內傷和外傷。1月10日晚上，華國鋒又同胡耀邦、余秋里、林乎加、姚依林等同志談了4個小時，主要談了一個問題：如何認真對待來信來訪問題。這幾次談話都關乎平反冤假錯案、調整社會關係、維護政治安定的重大問題。

1978年7月4日，胡耀邦也曾與華國鋒有過一次長達9個多小時的談話，還有一次7個小時的談話。9個多小時談話的主要內容是落實各項政策，達到安定團結、大幹快上。胡耀邦細數了落實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戰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政策之後，向華國鋒建議落實地富摘帽政策。胡耀邦的政策建議得到華國鋒的贊同和支持，否則胡與華不可能有多次4個小時以上的深談，也不可能讓胡耀邦擔任三中全會後的中央秘書長。

中央5號文件應該是胡耀邦主導制定的，此前他參加修改的人民公社《六十條（試行草案）》“社員”一章中已有“摘帽”的內容，而中央幾位主席、副主席都是贊成的。胡耀邦半年後曾說過：黨中央常委和其他政治局的許多同志，橫下一條心，不怕別人議論。是錯還是對？是錯、對各佔一半？我看百分之百的對。具體工作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主管部門當中，一個是組織部，一個是宣傳部，我都管着，具體工作上的缺點，我多負責。1981年8月，胡耀邦視察豫、晉、冀三省時，曾談到中央文件的制定過程：“三中全會以後，文件都是集體搞的。書記處建立前，我們3個秘書長討論，請主席、副主席簽發。”三中全會後擔任中央副秘書長的胡喬木，也參加了兩個農業文件的修改。可以確認，1979年中央5號文件是由中央秘書長鬍耀邦主導制定，華國鋒主席及幾位副主席都同意簽發的一份重要文件。1979年1月1日至6日期間，5號文件還在起草制定的過程中，1月7日前後，5號文件應當已經正式完成，中央負責同志均已同意，故胡耀邦7日以後到11日5號文件正式下發之間，才多次提到這個文件，強調這個文件的重要性。可以說，為地富分子摘帽、為地富子女改變成份，是胡耀邦擔任中央秘書長之後，在中央最高領導層支持下，第一個驚天動地的政治舉措。

1984年11月初，新華社、《人民日報》報道地富反壞分子全部摘帽時，大標題稱這是“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的一項重要決策”。確實，這件事事關全局、大局，因為這是三中全會後第一個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大政治決策，形成了三中全會路線不可逆轉的大趨勢；這件事事關上億底層“賤民”的浮沉榮辱，改變了無數人此後的人生命運，成為新時期最重要的標誌之一；是共和國史、黨史、改革開放史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但42年來卻無一著作或論文說清楚了這件大事件的枝枝蔓蔓、來龍去脈。因此本文不厭其詳、不厭其繁，詳細列舉了胡耀邦的有關文獻資料，敘述該事件的進程。

作者在寫作本文時，遍查當時主要領導人及相關負責人的文選、年譜、傳記，均無有關地富摘帽工作的記述和內容。《鄧小平文選》中有一二處相關內容。《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6頁，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報告中，講到“黨的各項政策的落實，調動了黨內外千百萬人的積極性；三中全會關於農業的兩個文件（作者註：《鄧小平文選》注60指明，兩個文件即加快農業發展決定（草案）和人民公社條例（試行草案），並無摘帽的中央5號文件）得到廣大農民和農村幹部的熱烈歡迎。”這段話的上一句應當提到為地富分子摘帽，下一句應當提到中央5號文件，但該報告中卻都沒有提到為地富摘帽的中央5號文件。胡耀邦則在一系列講話中均提到中央3個農業文件，而第1個和第3個重要，第3個農業文件就是中央5號文件。鄧小平不提5號文件，是因為他所做報告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強調無產階級專政而迴避了給專政對象摘帽，取消了地富反壞這個反動階級，階級敵人越來越少這個社會現實和政治生態嗎？

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幹部大會上做《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鄧在曆數3年以來所做的“主要工作”時，政治方面之第4，“我們”“摘掉了全國絕大多數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帽子，這不是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情嗎？”（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08頁）鄧在曆數經濟工作成就時，提到“在農村工作方面，做出了兩個決議。”（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10頁）他指的仍然是上述兩個農業文件，還是沒有提中央5號文件。

1月7日，胡耀邦出席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長座談會並講話。胡耀邦指出，怎麼實現四個現代化？要爭取各種可能，把我們的政治局面穩定20到30年，這是我們戰略上的出發點。他說，要使政治上安定下來，必須消除不利於安定團結的因素。比如，冤案、假案、錯案必須平反、解決，這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是三中全會上特彆強調的問題。9億人口中，牽涉到的有1億人口，這個問題不解決，如何安定得了？針對有的地方，有的同志對平反工作反應遲鈍，考慮個人得失太多，有的部門搞得非常被動，胡耀邦強調：這麼多冤案、假案、錯案，不組織大的力量，不親自干，行嗎？胡耀邦說：

最近中央又有一個決定，要摘農村中地富反壞的帽子，要堅決摘。30多年了，有人孫子、重孫子都有了，還是地富子弟，說得過去嗎？還有，團結95%以上這個概念，……，但是不能團結的5%又是什麼概念？我國9億人口，5%是4500萬，都看作敵人、敵對階級嗎？幹部有1700萬，2%就是34萬，這怎麼得了？！從絕對數字看不得了。

胡耀邦強調，一是冤、錯、假案的問題，一是今後路線鬥爭問題，要總結過去的經驗，不要重複過去那種打擊面太寬的教訓。批評要鐵面無私，不講情面。但是處理要謹慎，絕對不能搞逼、供、信，不給出路、不採取治病救人的方針。

1月9日，作為即將擔任中央紀委第三書記的胡耀邦，在中央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講話，胡耀邦說：

三中全會公報，兩個農業文件，都講今後除了有外敵入侵(帝國主義、蘇修打進來，不是邊境上的騷擾)，就要下定決心，集中全黨全國人民的主要精力，干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今後20年、30年，如果不死死抓住這一點，就會重犯路線上的大錯誤，同樣會把中國革命引向邪路，引向失敗。……懂得了這點，對於我們防止犯“左”的和右的錯誤是極為重要的。從搞一般的階級鬥爭轉到集中主要精力搞四個現代化，對我們絕大多數同志來說，都是嶄新的事業。

胡耀邦說，怎樣想辦法，千方百計使黨和國家長期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如果再象前十幾年那樣全面內戰，反反覆復，那是非常危險的。公報上寫的，主席、副主席講話，都一再提到這個問題。要達到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要解決幾個主要問題：

現在我們要抓緊解決的是冤案、錯案的平反。三中全會葉副主席講話說，據中組部估計，冤案、錯案可能牽涉影響1億人口，包括他們的親屬朋友。文化大革命中，冤錯案是大量的。文化大革命前，“四清”運動打了多少“走資派”？還有反右派問題，就算50萬右派分子。前些天開了個座談會，我問要糾正的有多少，估計10萬能不能打住？他們說打不住，可能20萬。……三中全會後，中央又要發一個文件，關於地、富、反、壞摘帽子問題，要下決心搞。已經30年了，有些地方搞了三十幾年了，連他們的子孫，又牽涉幾千萬人。不把政策落實不行，包括知識分子政策。……如果不落實政策，不平反冤錯案，你說要安定團結，能安定團結得了？

1月11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長座談會結束時又發表講話。關於傳達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精神的幾點建議，他說：今天，中央發了3個有關農業問題的文件，即中央關於加快發展農業若干問題的決定，修改後的農村人民公社60條，中央關於地富摘帽問題及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

他說：三中全會的傳達很重要，不是什麼一步、兩步可以做好的，恐怕要走三步。第一步，各省市召開省、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只可能領會文件精神，主要是主席、副主席的8個講話，統一思想，發揚民主，解決一批本省、市的重大遺留問題。第二步，主要是在全黨、全民（包括縣、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中間，廣泛深入討論中央有關農業問題的3個文件，特別是第一和第三兩個（註：所謂第三個文件，即地富摘帽的中央5號文件），邊討論，邊貫徹。採取什麼辦法為好，請各省鄭重考慮一下。不要在省上開，主要在縣上開。開三級幹部會或四級幹部會，生產隊也來。這種會也是個大學習班，一邊討論，一邊還可以解決遺留下來的問題。省上和地委的同志都到縣裡去參加會議。這種會10天恐怕開不好，開短了可能走過場，是不是開3個星期，至少兩個星期為好。中央要求，春耕前一定把3個有關農業問題的文件在公社大隊里討論清楚，把農村廣大幹部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調動起來，爭取今年的農業有個全面的大豐收。不光是糧食，農、林、牧、副、漁都要大豐收。

胡耀邦特彆強調：許多問題，不能慢慢騰騰地解決。解決冤、錯、假案，要快刀斬亂麻。他說：請大家回去捎句話，一年之計在於春，春耕前，特別是南方，如不把3個文件討論清楚，把一系列政策問題解決好，就會又耽誤一年的時間。十多年來，由於林彪、“四人幫”的破壞干擾，在工作方法、工作作風上，我們一些同志習慣於慢慢騰騰，優柔寡斷。在政治鬥爭上，在處理人的問題上，我贊成要多考慮考慮，要三思而後行。但落實政策，處理遺留問題，把工作搞上去，不能慢慢騰騰，像京戲裡走台步那樣，一年沒走幾步，這樣不行。據我了解，在農村幾百萬不脫產幹部中，冤、錯、假案和成份的糾正等問題，在大部分省市都還基本上沒動，急待解決。

胡耀邦最後說：我再說一遍，請大家帶個口信回去，一定要把3個有關農業的文件特別是第一、三兩個文件討論好，爭取今年的農業全面大豐收。

1月11日，中央下發了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決定》即中央5號文件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考慮到地主、富農分子已經經過了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多年的勞動改造，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因此對地、富分子的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的成份問題，作了適合新的情況的相應規定。中央認為，各地在“新六十條”的討論和試行過程中，落實好這方面的規定，將有利於更好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中央決定如下：

一、除了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來遵守政府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四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革命委員會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的待遇。

二、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農村人民公社社員，他們本人的成份一律定為公社社員，享有同其他社員一樣的待遇。今後，他們在入學、招工、參軍、入團、入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應看本人的政治表現，不得歧視。 三、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社員的子女，他們的家庭出身應一律為社員，不應再作為地主、富農家庭出身。

四、對確定摘帽子的四類分子和新訂成份的地富子女，要在公社和生產大隊範圍內張榜公布。同時，對至今確實沒有改造好的極少數四類分子，要繼續加強監督和改造，並實行給出路的政策，什麼時候改造好了，什麼時候就摘掉他們的帽子。（見《新時期農業和農村工作重要文獻選編》）

中央5號文件講了三代人的三件事：一是（第一代）四類分子本人，除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四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革委會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待遇。二是（第二代）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員， 本人的成份一律定為公社社員，享有同其他社員一樣的待遇。今後，他們在入學、招工、參軍、入團、入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應看本人的政治表現，不得歧視。三是（第三代）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員的子女， 他們的家庭出身應一律為社員，不再作為地主、富農家庭出身。這份文件使得上億人口擺脫了政治賤民的身份，是一次政治的大解放。

中央5號文件的不足之處是，僅講了農村四類分子的摘帽問題和子女的改訂成分和出身問題，沒有講到農村之外的四類分子如何摘帽和子女改訂成分和出身問題。在後來公安部發出的認真貫徹中央關於地富分子摘帽文件的通知中，彌補了中央5號文件的不足之處。

1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一、二部第二期學員結業會上發表講話。胡耀邦說，同志們要回去了，現在各個省、市、區傳達三中全會精神情況如何？下一步應該怎麼辦才好？同大家交換交換意見，通通情況。中央三中全會有個重要內容，就是討論了農業問題，有關農業問題的文件實際上是3個，第一個是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第二是《六十條》的修改草案：第三個是關於地富摘帽子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文件。春耕之前這段時間，如果我們又要抓發揚民主，解決一系列問題：又要抓農業問題，弄得不好，很可能象湖南人講的“扁擔沒扎，兩頭失塌”，兩個問題都抓，結果都抓不好。中央反覆強調，今年我們的農業要爭取一個全面的大豐收。中央同志認為，這對於穩定、鞏固和發展我們安定團結的大好政治局面，加快四個現代化的發展進程，有決定性的意義。為此，中央認為，首先抓的一條就是要把3個文件，特別是第一個同第三個文件很好地貫徹下去。中央估計，只要把這一環抓住了，廣大幹部、廣大社員的積極性，就可能有個大的調動。所以有些省的同志和中央有些部門的同志提議，能不能從過了春節，最遲過了元宵之後，採取這麼一個辦法，不再在省上開會了，也不在地委開會了，乾脆以縣為單位開三級幹部會議或四級幹部會議，集中主要精力討論今年的農業問題，討論中央3個農業文件，主要是討論第一個和第三個文件。胡耀邦的工作部署，華國鋒也是同意的。

2月10日，胡耀邦在全國藝術教育等幾個文化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針對堅定不移地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各項社會政策，胡耀邦說：

冤案、錯案、假案，我們已經平反了一大部分，解決了一大部分，但是還有許多冤案、錯案、假案還沒有解決，還有許多問題，還沒有落實。文化大革命搞了多少萬，我弄不清楚，死了多少人，我弄不清楚，打死了的，弄不清楚。還有57年反右派的，後來一查，不是這兩年才查的，是十幾年以前，有些同志就說，反右派中有許多錯案。究竟定了多少右派也不清楚，大體是50萬；有些同志說是45萬，有的說是48萬，有的說是50萬，有的說是52萬，還有同志們說不止。大概是50萬。還有四清，1965年開始的四清又搞了一批，主要是非脫產幹部。這是四清搞的。還有地富反壞，地富摘帽子問題，家庭成份問題。十幾年，經過了20年，每次都說是不超過百分之五，過兩年又百分之五，過幾年又百分之五；每次說是百分之二，不超過百分之五；你這裡百分之五，他這裡百分之五，兩三年百分之五，一個人活六十歲，可以經歷多少個百分之五啊，同志們！累計下來，兩年來一個百分之五、百分之二，我看受不了，不知道你們受得了受不了。不能這麼干！同志們，那個冤案、錯案、假案，許多政策的落實，能不能一年半載把它搞完呢？中央有幾十萬幹部工作，縣委就沒有那麼多人，縣委的工作量最大。不管怎樣，解決冤錯假案，幹部的政策落實，各種政策的落實，我們中央是下了決心的：堅定不移！堅定不移地落實各項政策，堅定不移地平反昭雪冤錯假案。……落實政策，平反冤錯假案還有大量事情要做。我同各級黨委打了招呼：我們能不能下個決心，在今年國慶節以前基本上把它完成。我估計，還得花很大的努力，人力不夠。

胡耀邦樂觀地指出：經濟問題，四個現代化問題。我們生產破壞得這樣一塌糊塗。生產如果搞不上去，談什麼上層建築喲。今年怎麼樣呢？最主要的還是個農業問題。現在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農業的3個決定。這3個決定，農村的幹部、社員歡欣鼓舞，奔走相告。我們北京城裡有些物價在漲，好些農村裡的物價在降。我所知道的合肥、石家莊、鄭州，豬肉在春節前幾天還是八毛五，春節以後，八毛。許多群眾、幹部說，今年只要按中央的決定干，就會大豐收，農林牧副漁都會這樣。但是我們也不要掉以輕心。

六、羊年春節喜訊來

面臨羊年春節即將來臨之際，胡耀邦提出過春節和傳達三中全會文件精神的時間安排問題，胡耀邦在1月7日講話的結尾提到，要想到廣大人民群眾，冤假錯案最好上半年能解決，作風上我們要有一個大的轉變。春節快要來了，執政黨、執政者不能怕麻煩，要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能解決的解決，不能解決的向政治局反映。這個想法在羊年春節得到了體現。胡耀邦的講話，預示着羊年春節將是一個喜慶的日子。

1月28日，正是農曆己未年正月初一，在全國人民喜迎羊年春節的第一天，新華社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同時，新華社還公布了1月23日公安部發出的認真貫徹中央關於地富分子摘帽文件的通知。公安部的通知說，中央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是在全黨工作着重點轉移的新形勢下採取的一項重大決策。這對於進一步調動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為四個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具有極其重大和深遠的意義。

通知指出，貫徹落實中央的決定，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就一個地方、一個單位來說，需要繼續監督改造的四類分子，可能有，也可能沒有，一定要從實際出發，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要搞什麼比例數字。

通知說，對城市街道、廠礦、企業、機關、學校的四類分子的摘帽問題，以及正確對待他們子女的問題，也應按照中央決定的精神處理。摘掉四類分子帽子的人，今後不要稱他們為摘帽的地主分子等，而應依照他們的工作或職業，相應地稱為社員、工人等，同人民群眾一樣享有公民權。

中央5號文件是針對農村四類分子的摘帽問題的，沒有涉及到城市街道、廠礦、企業、機關、學校的四類分子摘帽問題，公安部的通知補充了中央5號文件的不足之處。　　通知說，在四類分子中，對少數錯定了的人，必須認真負責地做好平反改正工作。凡是錯定的，即便已經死亡，也應平反糾正。　　通知要求各級公安機關迅速行動起來，按照中央規定，把群眾評議，報縣（市或市轄區）革委會批准，張榜公布摘帽名單這幾個程序，銜接緊密，力爭在較短的時間內，把這件事全部辦好。

1月29日，大年初二，《人民日報》全文轉發了中共中央決定和公安部的有關通知，同時在頭版發表社論《適應情況變化的一項重大決策》。社論說：黨中央的決定是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後，採取的又一項重大政策措施，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這對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我們改造地主、富農的歷史任務已經基本完成。黨中央從變化了的實際情況出發，對摘帽問題實事求是地作出相應的規定，是完全正確的，是大得人心的。

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公安部部長趙蒼璧同志答本報記者問》，公安部門是貫徹落實摘帽工作的主要執行機構，趙蒼璧回答了社會各界關注的一些問題。　　關於摘帽決定的重大意義，趙蒼璧回答說：有相當一部分四類分子經過努力改造，已經陸續摘掉了帽子，恢復了公民政治權利。現在，中央決定對絕大多數得到改造的四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完全符合四類分子改造的實際情況。解決好他們的摘帽問題，不僅解放了這部分人，而且使他們的家屬子女能夠放下家庭出身的包袱，輕裝前進，這對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將起到極大的積極作用。這項重大措施是大得人心的，將進一步發展全國安定團結的大好政治局面。

趙蒼璧指出，不能摘帽、需要繼續監督改造的四類分子是極少數，就一個具體地方、一個具體單位來說，這樣的人可能有，也可能一個沒有。沒有就是沒有。只要是具備摘帽條件的四類分子，就應當一律給他們摘掉帽子，不要顧慮重重，怕這怕那。　　關於對錯定為四類分子的人進行糾正的問題，趙蒼璧承認：根據各地公安機關的調查，確實有錯戴四類分子帽子的問題。對這種情況不是摘帽的問題，而是必須認真負責地予以糾正。　　關於今後應當怎樣對待摘帽人員？趙蒼璧認為：他們應當享有我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的一切基本權利，不能把他們繼續列為“專政對象”。　　關於對四類分子的子女落實政策問題，趙蒼璧從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高度指出：出身於地富家庭從事各種社會職業的人，他們的父輩屬於剝削階級，他們自己是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反、壞分子的子女，他們的父輩犯了罪，他們自己是無辜的。四類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受歧視的現象，是社會主義法制不健全，社會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種表現，必須堅決徹底地予以糾正。要全面地徹底地解決地富家庭第二代定成份和第三代改出身的問題。今後，四類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入學、招工、參軍、入團、入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享有同工農家庭出身的人同樣的待遇。

全國各地為“四類分子”摘帽的工作，從春節後即開始進行。按照中央5號文件規定的群眾評議、報縣革委會批准、張榜公布摘帽名單的程序，迅速開展摘帽工作。有的地方還發放“摘帽通知書”給摘帽人員。各級政府部門認真執行中央5號文件，精心組織評審摘帽工作。很多地區在半年內基本完成評審摘帽工作，快的地區僅用兩個月時間。各地摘帽率大多在90%以上。絕大多數的“四類分子”摘掉了戴在頭上幾十年的帽子。只有很少數“四類分子”在評審中沒有通過。到 1980年初，600多萬“四類分子”的帽子被摘掉。

1979 年 10 月 20 日，公安部又發出《關於今冬明春繼續做好“四類分子”摘帽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檢查一次摘帽人員是否同其他社員、職工享受同等待遇，沒有落實的地方抓緊落實。對未摘帽的“四類分子”，要按照中央5號文件精神，繼續做好評審摘帽工作。全國絕大部分的省、市、自治區，到1980年初，完成了“四類分子”評審摘帽工作。

2021年3月5日

來源：新三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