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汤一介（1927—2014），哲学家。文革中曾担任“梁效”写作班子成员。2006年，78岁的汤一介在接受采访谈到自己的“梁效”岁月时，执意在记者的文稿上补充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晚年，他拒绝别人称他为大师，也不认为这个时代有大师。】

人的一生中总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些错误不会得到别人谅解，就连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我参加“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就属于这种情况。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贴出被毛主席称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和哲学系另外反对聂元梓的十七位同事被打成“黑帮”，每天要在校内劳动，或打扫厕所，或广场拔草，或清扫马路。举着“黑帮×××”的大牌子接受批斗，要低头弯腰或坐喷气式，校长陆平被批斗时我们往往要陪斗，这时我们都要举着“黑帮×××”的大牌子站在一个高台上，下面是众多批判我们的革命群众，这时我最担心的是牌子拿不住掉下去，砸在革命群众的头上，这样我即便不被当场打死，也得成为“现行反革命”。因精神高度紧张，批判我的内容反而一句也没听到。我家和冯友兰先生相连，当时冯先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目标很大，到北大来串联的各地红卫兵，都要把冯先生揪出来批斗，我往往也要陪斗。红卫兵小将让我们站在一个凳子上，他们把我们围在中间，要我们交代“罪行”，说自己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犯了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教书中“放了毒”毒害了青年学生等等。照例，红卫兵小将都会不满意，会大喊“不老实”，“打倒×××”，“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时我最怕七十多岁的冯先生支持不住，从凳子上掉下去，但冯先生却像一块磐石一样，站着一动不动。运动结束后，我问冯先生：“当时几乎每天批判你，你是怎么想的？”他说：“我当时什么也没听见，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1966年秋，每天都有红卫兵串联到北大，也经常来我家，或抄家，或贴上些大字报。要我“坦白交代”反毛主席罪行。我爱人乐黛云在“反右”时被划为“右派”，也得在校园内劳动。我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十二岁，在家里由我母亲照管，红卫兵常来我家，对他们心灵上的影响很大。于是我和乐黛云商量把他们送到我住在成府的岳父母家中。但两个孩子没有去住几天就被我岳母送回来了，她告诉我们：“成府街道居民委员会说，这两个孩子是黑帮的孩子，要给他们挂上黑帮子女的牌子。”岳父母认为，这样对孩子影响太大，只能送回来。

1967年秋，有一天晚上，忽然来了一批红卫兵把我押送到燕南园56号的一间房子中，对我进行批斗，坐喷气式，问我为什么在门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像，而两边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对联。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申辩说：“我怎么敢干这种事呢？希望红卫兵小将调查，如果是我或我们家的人干的，我愿意接受严厉惩罚。”这一群人中，恰好还有一位哲学系的教员，他说：“如果我们调查出是你，你就是现行反革命。”批斗了我一夜，把我放了。以后也就没有为这事再来找我，后来听说是我们对门一家的孩子们干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生死往往只在一瞬之间，如果当时没有哲学系的教员在，我也可能被活活打死。

这件事，使我和乐黛云非常后怕，于是我们就想方设法搬出经常有红卫兵光临的燕南园，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恰巧北大革命委员会认为原来教授住的房子太多，应该分出一些房子给职工住。我家住的燕南园58号是北大最好的房子之一，有七八间，自然要被分出去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主动要求搬出燕南园，搬到中关园较差的小平房中。我们一家在中关园280号三小间房中，从1967年秋一直住到1982年。

文革初期，我作为“黑帮分子”在校内劳动，挨批、挨斗，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和认罪书，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这样生活了一年多。1967年秋天，北大红卫兵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另一派是原来和聂元梓一起写“五二五”大字报的以孔繁、杨克明为首的“井冈山公社”。两派在权利分配上对立起来，以致兵戎相见。在这种情况下，两派都无暇来管我们这些“黑帮分子”，我们也就自动解除了劳动，但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在家里老老实实待着，希望能由革命派把我们“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队伍中。

1968年秋，工军宣队进驻北京大学，两派的武斗得以平息，接着在全校展开“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因而又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这期间哲学系“十八黑帮分子”一个个得到解放，只剩我和其他少数几个仍然还是黑帮。这时有些被解放的黑帮分子，例如有位同志揭发我在清明节为父亲扫墓；还有位同志给我画了张黑线图，把我和邓拓、周扬、关锋甚至“帝国主义神父”等等联系在一起，于是大会小会又对我展开了批斗，直到1969年夏才被解放出来。没有多久林彪发出了“一号命令”，我和乐黛云还有我的儿子汤双就和北大二千余员工下放江西鲤鱼洲去劳动改造去了。大概由于我改造得不错，1970年秋鲤鱼洲招收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哲学系的工军宣队就派我去当教员，和这些从工、农、兵中来的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斗私批修。

1971年夏，我们从鲤鱼洲回到北京，两地的哲学系工农兵学员就合在一起，成立了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开始由杨克明同志和我共同负责，后来杨克明同志不大管了，主要由我来负责哲学系的教改工作，但我们仍受哲学系的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由于我真想让工农兵学员学到点东西，孰不知这个愿望与当时整个的潮流全然不合，看看又要挨批，是毛主席提出“让北大的教员参加《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写工作”救了我，使我暂时躲过反右倾回潮的灾难，但却掉进了“梁效”这个深渊之中。

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开始只有十来个人，主要是编材料，我是主要负责人之一。材料编了若干稿，每稿都交谢静宜和迟群往上送，我们等着上面的修改指示。这份材料共八部分，在基本编成后，仅其中有一部分，上面认为不理想，要我们重编，于是谢静宜、迟群就命令我带着两三个人修改，我记得有中文系的周一良、孙静、陈羲仲，而其他人则转入写大批判文章，以便配合《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分编。1974年1月《林彪与孔孟之道》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下发。由于我和周一良自始至终都参加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写，所以受命到各单位去讲解这份材料。分工我讲带有理论性的前四部分，如“克己复礼”之类；周一良先生讲带有解释性的后四部分。当时除了由谢静宜、迟群指派我们在首都体育馆讲，我记得还应余秋里邀请在军队讲，应北京市委邀请在北京市委党校讲，好像还在其他地方讲过，现已记不大清了。

大概到这年二三月，“两校大批判组”分成了两个组，一个组的主要任务是编材料，接着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一个组负责写大批判文章。我主要在材料组，“材料之二”的基本内容是所谓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材料早在“大批判组”成立之前我们就看到过。在“两校大批判组”成立之前，江青曾召集一批在京学者（不仅仅是北大、清华的教员）开过两次座谈会，在会上就说到要批判林彪，这样就涉及到“五七一工程纪要”，并且传达了毛主席有关“评法批儒”的指示。这两次会，我都没发言，而当时人民大学的王世敏在会上作了相当长的发言，江青对她的发言很满意，当场说：“你是女状元。”所以在成立“两校大批判组”后，她和李家意、宗柏年就成了该小组的三人核心成员之一。

当时，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一切以上面的思想为指导思想。

为了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江青曾让我们到林彪住所毛家湾查看林彪的图书。林彪的藏书楼使我们吓了一跳，他的藏书竟然有七万多册，其中线装书非常多，在一些线装的中国经典上常有林彪的“批语”。我当时曾把他在《论语》上的批语过录到另一本书上，到现在我还保存着。我们当时翻阅林彪的藏书，当然都是按照上面的指示，找一些所谓“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话，而且往往也是顺着上面的思路来加以曲解。我们以“五七一工程纪要”为基础，再加上林彪藏书中的“批语”，东拼西凑，编成了《林彪与孔子之道》（材料之二），由谢静宜、迟群送了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材料之二”编完之后，我们这些编材料的人无事可做了，于是也参加到写作组里。写作组的任务是：解释《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写“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文章。文章多半是三两个人合写，然后由谢静宜、迟群审定后，往上送。文章署名除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外，还有一些笔名，用得最多的是“梁效”。

从1973年下半年起到1974年四届人大前，有两件事应该说一下，一是，大批判组成员曾两次跟随江青到天津，这是我们和江青最近的接触，因而对她有直接的感性认识。关于去天津的过程，其他同志都会写到，我只写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我们和江青一起在车上用餐，汪东兴虽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很像是江青的随从，江青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觉得很奇怪，但一想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而在我们面前常说她代表毛主席，而且给我们讲一些如何发动“文化大革命”之类的事，来宣扬她自己。我当时都信以为真，我想其他“梁效”成员也会信以为真。有一次，我不知为什么提到“斯大林”，江青突然大发脾气说：“不要提他，不要提他。”吓了我一跳，以后我在江青面前不敢再说话。到天津后，我们并没有和江青住在一栋房子里，只是她召我们去她住的地方，我们才能去，去那里往往是和她一起看电影，我记得《反击》就是在天津看的。总之，江青给我的印象“真像一位颇为跋扈的皇后”。

三年后，被江青当作随从的汪东兴，在征得华国锋同意后，带人抓捕了四人帮，让江青为自己的蔑视付出沉重代价。据当时参与其事的叶剑英贴身卫士张参谋回忆，汪东兴在清点完人数后，宣布了几条纪律，随后领着大家宣誓。宣完誓又进行了具体分工，按人头四个人抓一个，并作了具体演习。临出发时，汪东兴问了一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有人问：如果有人开枪怎么办？

汪东兴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如果有人开枪，你们就往死里打，打死了你们没有责任！”

资料来源：《汤一介的忏悔录：参加“梁效”，我不能原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