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梁思成（左）與父親梁啟超、姐弟在日本東京

三十年代在創辦現代中國的第一個建築系時，梁思成曾為「建築師」設計過這樣的標準：建築師的知識要廣博，要有哲學家的頭腦，社會學家的眼光，工程師的精確與實踐，心理學家的敏感，文學家的洞察力，但最本質的，他應當是一個具有文化修養的綜合藝術家。

在許多人眼中，顯然，只有他達到了這樣的標準。他對古代建築的考察、測繪，他對古都文化的描述，他在雕塑、繪畫、文學方面的淵博知識和見解，使他早已超出了單純的建築師的範疇，而成為二十世紀為數不多的文化大師中的一位。

六十年代的梁思成

梁思成在清華大學期間設計的題頭畫

看來，三十年代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能夠成為京派文人沙龍，不僅僅在於林徽因身上散發出的藝術活力和性格魅力，也在於梁思成深厚的文化修養與見識。他不愛言談，尤其當林徽因現場論說古今揮灑才華時，他常常靜靜地坐在一旁，不時輕微一笑。

雖然如此，他對文物對古建築對文學的獨到見解，他的綜合文化修養，使他在這個文人圈裡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

1920年林徽因和她父親林長民在倫敦

1928年梁思成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隨後開始歐洲之旅

讀梁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和其他文章便會發現，它們是美術、歷史、考古、文學、建築多種領域的綜合反映。他第一個將從美國留學獲得的知識，運用到對中國古建築的系統研究之中。

讓我更感興趣的是，他並非一個單一的考古學家，或者工程師，他既能不厭其煩地丈量尺寸和繪製圖紙，更能為我們描述出傳統文化的詩意，而這絕非一般人能夠做到。

沒有傳統文化的根底，沒有家庭環境中對民族文化的深愛，沒有留學美國遊歷歐洲的機會，就無法造就出他這樣一個能夠挖掘出中國建築文化精髓的人物。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先生便這樣評價過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在我們歷來結識的人士中，他們是最具有深厚的雙重文化修養的，因為他們不但受過正統的中國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歐洲和美國進行過深入的學習和廣泛的旅行。這使他們得以在學貫中西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審美興趣和標準。」

三十年代梁思成林徽因與費正清夫人費蔚梅

斯人已遠去，在未來的文化舞台上，我們還能看到同樣的身影嗎？

梁思成只能屬於二十世紀。

也許可以這麼說，以後的世紀，恐怕再也難以出現同樣的環境同樣的人物。許多歷史條件已經無法再現：任何人都不再可能有梁啟超這樣一位國學大師的父親，也很難再有林徽因這樣一個既有藝術造詣又有敬業精神的賢內助。

即便這些還有可能，更重要的是，山川田野間再也沒有那麼多被歷史煙塵掩蓋的古寺古塔，等待未來的人們驚奇發現、細心勘察。曾令世人嘆為觀止的北京古都，因為業已消失，已永遠不再可能誘發出人們的歷史激情和歷史想像了。

應縣木塔上的身影

在一個漫捲風沙的日子，我爬上了山西應縣木塔，那是1993年的四月。當時，雖然沒有想到現在會寫這樣一篇關於梁思成的文章，但站在巍峨的古塔下面，我還是很自然地想到當年前來勘察這座千年木塔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一行。1933年到1993年，正好整整六十年。

應縣木塔

暗淡的燈光下，陡立的木梯依然昏暗。我緩慢地向上爬，每上一層，便走到欄杆前環望四周。每上一層，風就愈加猛烈，人幾乎站立不住，只有牢牢抓住欄杆，才能不被風刮飛。

塔下的應縣縣城，是否還是當年梁思成看到的樣子，我無法得知——想必早已大大改觀。木塔聳立，雄偉而壯觀，經歷半個多世紀風風雨雨之後，斯物猶在，真是難得而幸運的事。

懷著這樣的心情，根據自己曾經讀過的關於林徽因梁思成的資料，根據所見到過的他們那次山西之行的照片，我想像著當年。想像著梁思成如何打著電筒爬行在灰塵掩埋的柱樑之間；想像著他和林徽因，和同仁們如何仔細測繪著塔身構架；想像著他們為發現一個千年古塔、為他們的古代建築研究獲得一個珍貴例證而如何地驚奇和興奮。

我想到了當年陪同梁思成勘察木塔的年輕學者莫宗江先生後來的回憶：他們爬到了塔頂，但塔剎還有十多米高，除了幾根鐵索外，沒有其他任何可供攀援的東西。他們必須爬上去，才能完成整個木塔的測繪。那天，風呼呼地刮著，讓他們有一種會被刮飛的感覺。

梁思成第一個抓住鐵索，兩腿懸空著往剎尖攀援。他攀上去後，其他幾個年輕人也一一上去，終於將塔剎的各部尺寸、做法測繪下來。那時，梁思成顧不上九百多年歷史的古塔木板已經枯朽，也未想鐵索是否鏽蝕或斷裂，他就那麼毫無顧忌地攀援。大風中，他搖擺著身軀。如果當地人有興緻在塔下仰望，一定會吃驚眼前目睹的一切。

木塔建成之後，梁思成是否是千年來攀上塔剎頂點的第一人尚不敢斷定，但能夠把它當做文化遺產看待，能夠以全新的知識全新的眼光打量它，梁思成則肯定是歷史第一人。古建築在他眼中，永遠是有生命的物體。

一磚一瓦，一根立柱，一處斗拱，一尊雕像，都是活生生的存在。當他攀登木塔時，當他考察一座座石橋時，當他觀看古老的城牆時，他絕不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而是將自己的全部生命，與他所接觸的對象融為一體了。

1939年考察西康（今四川）雅安高頤闕，記錄者為梁思成

「我也是遼代的一塊木頭」

我很欣賞一位英國建築歷史學家關於「建築」的議論。在他看來，當一個穴居人，為了更舒服在山洞口掛上幾張皮子的時候，或當牧民用根柱子支起獸皮搭帳篷的時候，建築活動並沒有開始。

「建築」不始於第一個用木棍和泥巴或樹枝和茅草搭起的小屋，或堆起石頭用草泥作頂。這些東西，比起燕子窩或海狸穴來，並不更能稱其為「建築」。當人類第一次用平石板搭祭壇或立起石台的時候，「建築」也並沒有開始。

只有當人類第一次將自己與他的建築視為一體和引以自豪時，並且比單純的需要更進一步——他開始關心他的建築外觀之時，「建築」才真正開始。這位建築歷史學家甚至認為，在建築史中，應該排除那些僅僅就是「房子」的房子，並且明確在「房子」與「建築」之間必須有區別。

梁思成恰恰在這方面擁有了建築的靈魂。他以做學問起步，從枯燥的架構分析、材料分析、形狀勾勒等等專業常識，走進了包容歷史與現實的人類精神。這樣，他對建築歷史描述，已不能僅僅視為單一的學問。

只有他真正了解那些古建築的價值，因為他把它們和創造它們的人的精神視為一體，也只有擁有他這種文化關懷的人，對古建築的熱愛，才達到了一個文人所能達到的極致。

五十年代梁思成與周恩來交談，他是在談北京城嗎？

我開始明白，為什麼梁思成當年會用富有詩意的語言，向周恩來描述可能會消失的北京古都景象。也開始明白，當他談到北京城牆時，會將它視為一種生命來述說：「環繞北京的城牆，是一件氣魄雄偉、精神壯麗的傑作。

它不只是為防禦而疊積的磚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對於北京形體的壯麗有莫大關係的古代工程。無論是它壯碩的品質，或它軒昂的外像，或它那樣年年曆盡風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徵意味，總都要引起後人複雜的情感。」

五十年代在聽說自己曾經勘察過的河北寶坻一座遼代古廟被拆除，梁思成感到十分惋惜。後來，有感於自己的被誤解，他有過這樣一句無奈的感嘆：「我也是遼代的一塊木頭！」

這簡直是一句禪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便是我，我便是你。一個真正具有文化精神的人，才能發出如此深沉的感嘆。

一聲感嘆，世人誰能深深體味？

林徽因在考察現場

北京城牆的詩意構想

以「復古主義」的罪名來批判自己，這絕對是梁思成始料不及的。

翻開1955年的中國報刊，得承認當時對梁思成的批判和別的批判相比，實在輕微得很。不妨找來一本《新華月報》，看看各種報刊的文章目錄索引，鋪天蓋地的各類批判文章中，梁思成的名字是很難發現的。頻頻出現的名字是胡風，是胡適，是梁漱溟，是他們成為1955年中國文化界的焦點。

不過，正是這樣一種對比和映襯，我才覺得對梁思成的批判，不會是僅僅局限於建築方面的隨意之作。它當然是歷史風雲的一角，是文化觀念被政治觀念簡單取代時無法避免和逃脫的命運。

把大量建設「大屋頂」類型的建築，歸罪於梁思成的「復古主義」，實在有些勉強。簡單地將古代宮殿式屋頂，生硬地套在西式建築頭上，並不符合梁思成的建築思想。

早在1944年撰寫《中國建築史》一書時，他就對此類建築評價甚低。他注意到二十世紀在中國的歐美建築師，已經在有意識地把中國古建築的特點與現代西式建築結合起來，如北京協和醫學院、成都華西大學的建築等。

但恰恰是梁思成認為：「然而此數處建築中，頗呈露出其設計人對於我國建築之缺乏了解，如協和醫學院與華西大學，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頂而已。」

其實，一個如梁思成這樣具有博大精深文化造詣的人，早已不局限於工匠式的思維，他注重的是整體，注重的是建築與人、與自然的融合，即便是某一文物的保護或者利用，他也儘可能在設想著它們與現代人生活的關係。

他不遺餘力地建議保護北京城牆，並非簡單地將它們視為古建築，而是將其看做具有永恆存在價值和使用價值的文化遺產。他是那麼鍾情於它們，關於它們他有那麼美妙的構想：城牆上可以綠化，供市民游息。

壯麗寬廣的城門樓，可改造成文化館或小型圖書館、博物館。護城河可引進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這樣一個環城的文娛圈、立體公園，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

幸好正陽門（前門）還保留下來，可讓我們感受與想像一下拆除之前北京城牆的壯觀景象

在述說這樣一個構想時，梁思成儼然是一位詩人一位畫家，心中充滿著詩情畫意。誰能像他那樣具有深深的文化關懷？誰能像他那樣，把建築學與環境美學、歷史美學那麼和諧地結合在一起？他的目光里，歷史與現實、未來構成一個完美的整體。

1950年，在急切地將這一構想寫進《關於北京城牆廢存問題的討論》這篇文章時，他一定激發出了自己的全部才華和想像。在那一時刻，他把自己融進了歷史的流動，融進了古老卻又魅力無窮的北京古都。他用這樣的方式擁抱古都，擁抱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他為一個城市，也是為一種歷史文化唱著讚美詩。

梁思成繪製構想中的北京城牆的公園等功能

即使古都已經消失，即使他的讚美詩僅僅是一曲絕唱，但對於梁思成來說，他的建議和呼籲，他的詩意描繪，卻是他文化創造的一個結晶。在很大程度上說，也是他生命的最後一次輝煌。

批判漩渦中貶斥自己

從反對浪費國家財產的角度而展開的對所謂梁思成「復古主義」的批判，其實是五十年代初關於北京城牆廢存討論的延續。在現實面前，梁思成的建議已不可能實現，更重要的是還應該將他的觀念，從根本上改變。

和當時的許多其他文化批判一樣，文化並非探討的內容，甚至文化根本不是關注的對象。需要的是取代，是從根底上動搖所有領域中權威者的文化信念。這樣，最便利的辦法，莫過於以不可反駁的氣勢壓倒被批判者，將人的文化思維，引到一種既定的政治目標上來。

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中，我讀到這樣一段話：「梁思成口口聲聲是『對人的關懷』，但他的『理論』和他的所作所為，都徹底地證明了他根本缺乏『對人的關懷』，如果有，那只是出於反動階級的立場，他才把建築藝術看做是沒有階級性的，才產生了他這一整套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復古主義的論調，才要我國現代新建的一切建築物都紋絲不動地向古代反動建築的宮殿、廟宇、衙署和住宅看齊。」（《梁思成在民族形式問題上的錯誤》，《文藝報》1955年）

上圖，1954年在中南海參加起草憲法。左起華羅庚、老舍、梁思成、梅蘭芳。無緣見到後三位。梅蘭芳去世於「文革」前夕，老舍於1966年8月自殺，梁思成去世於1972年。「文革」爆發後，三人都受到批判，早已去世的梅蘭芳也未能倖免。有幸見過華羅庚，中學期間，他到湖北各地循環介紹「優選法」，曾到隨縣，我們中學生組織前去電影院聽他演講

不必多言。政治上的宣判，足以消除古建築文化能夠激發出的所有詩意，也足以消磨梁思成的文化關懷。當他在1956年初召開的政協會議上進行自我批判時，我感覺，以往的梁思成已經消失，或者隱退到濃濃的陰影之後。他不再可能擁有激情，也不再會有豐富的想像。

在文化退到現實生活中毫不起眼的角落之後，除了無奈的感嘆，他已經很難再有作為。《中國建築史》、《中國雕塑史》、英文《中國建築史圖錄》……他的重要著作，幾乎都是過去完成的，之後，他試圖修改的計劃，再也沒有實現。

在那次自我批判中，梁思成這樣貶斥自己：

「但在都市規劃和建築設計上，我卻一貫地與黨對抗，積極傳播我的錯誤理論，並把它貫徹到北京市的都市規劃、建築審查和教學中去，由首都影響到全國，使得建築界颳起了一陣烏煙瘴氣的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歪風，浪費了大量工人農民以血汗積累起來的建設資金，阻礙了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同時還毒害了數以百計的青年——新中國的建築師隊伍的後備軍。」（見《梁思成的發言》，《人民日報》1956年2月4日）

這裡，沒有一點兒屬於文化範疇的探討，過於濃烈的政治色彩，完全遮蓋住了梁思成身上最具有價值的本色。梁啟超不會預想到，他為梁思成選擇的文化之路，並不能讓梁思成避開政治運動的喧囂。純粹的學術，純粹的文化，在許多時間裡，也許根本不存在。文化與政治，其實從來沒有真正分開過，二十世紀尤其如此。有的文人，希望文化是一片美麗、靜謐的桃花源，能夠在那裡面實現自己的價值。可實際上誰也不可能擺脫政治籠罩，政治始終制約著文化。它可以使文化輝煌，也可以使文化黯淡；它可以讓一個文人一夜之間聲震寰宇，也可以讓一個文人頃刻間聲名狼藉；它可以幫助文人實現自己的理想，也可以讓文人的詩意喪失殆盡。這是否可以歸納為歷史永恆主題，我不知道。

類似1956年的檢討，在「文革」中梁思成又不得不一次次重複，並受到更加嚴厲的批判和鬥爭。不同的是，做第一次檢討時，他所珍愛、他所勘察過的許多古建築還存在，而「文革」爆發後，它們或者已被破壞，或者完全消失。他所鍾愛的北京城牆，很快就將幾乎蕩然無存了。

從五十年代批判「復古主義」，到「文革」中的「破四舊」導致的文化大破壞，梁思成失去了他所珍愛的許多東西——物質的和精神的。那麼，人們究竟失去了什麼？中國究竟失去了什麼？

沈從文說：梁思成應該當北京副市長

1938年梁思成與沈從文在昆明

在閱讀梁思成的《中國建築史》、《中國雕塑史》的同時，我借來了沈從文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我有意識地把它們放在一起，閱讀它們，聯想它們作者的命運，不能不深切感受到沉甸甸的歷史分量。

從三十年代起，沈從文就與梁思成夫婦建立了深厚友誼，他們的精神是相通的。正是沈從文，才與眾不同地理解和認識梁思成的價值。

1948年，沈從文寫過一篇《蘇格拉底談北平所需》，假借「蘇格拉底」之口，述說自己對北京古都未來發展的設想。他認為，像北京這樣的城市，最好有一位「治哲學、懂美術、愛音樂之全能市長」，而古建築專家、聯合國大廈建築設計委員之一的梁思成，若能任副市長，「實中國一大光榮事」。

沈從文到底是一個小說家，他以詩意和想像，為人們描繪了一個文人理想中的北京。在他看來，北京應該建成一個歷史文物的花園。警察的工資應提高到園藝師的水平，他們如果檢查私人住宅，只是為了衛生和綠化問題提出建議。

北京圖書館附近、瀕臨北海的大草地上，應建立六組白石青銅雕像，以紀念文學、藝術、戲劇、音樂、建築、電影六部門半世紀以來的新發展新貢獻。故宮博物院也改變通常的機關制度，而採取學校制度，真正發揚文化而非「發賣」文化。大學將被重新設計成花木掩映的花園，學生在溫暖的陽光下讀書談詩，課堂和長廊均掛有風景畫等美術作品。

對於各種宣傳標語通知啟事之類的招貼，沈從文則認為應該加以嚴格限制和控制，將它們放在極其不起眼的地方，他甚至這樣說：「宣傳標語通知，均被限制小至約手掌大小，且只能於盥洗間飯堂相類地方張貼，免破壞學校整潔。」

這未必就是梁思成心目中的烏托邦，不過，從文化的角度看待北京，兩人則是一致的。他們當然希望未來的北京，能夠按照他們的意願存在與發展。但對他們更為重要的是，處在這樣一個世紀，在戰爭、政治變革、經濟的不斷更迭變換面前，文化到底會處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他們為文化而生存，為文化而思考，也為文化而陶醉於夢想。

他們這樣的文人，浪漫得像激情的詩人，他們永遠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即使現實有時讓他們顯得尷尬顯得不合時宜，即使他們的理想顯得空幻顯得蒼白，他們也不失其價值。

他們是永恆的。

因為擁有文化精神，他們的人生才富有意義，因為總是帶有理想色彩，他們的創造才最終超出了時間的局限。實際上，他們是真正的熱愛傳統、熱愛民族、熱愛祖國的人。

他們的愛國主義，不是幾句空洞的口號，更不是謀取私利的個人手段，當他們選擇文化創造為畢生事業之後，現實的一切障礙一切磨難，都難以銷蝕他們的文化痴情。

有這樣的痴情，他們才會對這片土地上留下的一切文化遺產有著深厚的愛。有這樣的愛，他們才會不願意看到人們輕易地去打碎它們。他們在它們身上發現民族的智慧，發現歷史的美，並浪漫地幻想它們能夠與現實、與未來融會在一起。

從這方面來說，梁思成和沈從文都是詩人，他們以不同方式將心中的詩意揮灑出來。讀建築史、雕塑史、服飾史，從那些旁徵博引的論述中，我明明白白讀出了詩意。

四十年代沈從文、張兆和與梁思成、林徽因等友人在一起

永遠的困惑

北京古都已然消失之後，曾經竭力想保留其歷史原貌特徵的梁思成，就註定要成為人們不斷提及不斷感嘆的人物。

生活在北京，我自然常常想到梁思成。

幾年前，梁思成的晚年伴侶林洙女士，寫過一本關於他的回憶錄《大匠的困惑》。第一次讀它之後，我就再也無法擺脫「大匠的困惑」帶給自己的困惑。

梁思成與林洙

書的封面設計突出了這位大師的歷史困境，或者說歷史尷尬，他處在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廈的包圍之中，它們顯得那麼密集，露不出一點兒天空，彷彿巨大的重負壓在他的身上。他低著頭，右手支撐著頭顱。他在想，也許什麼也沒想；他困惑著，也許根本顧不上困惑。封面裝幀設計很簡單，但整個畫面勾勒出了梁思成一生的心境。

對於一個致力於傳統文化整理、總結和保護的文化大師來說，還有別的什麼能比他所珍愛的文化被貶斥、被消解更讓他痛苦困惑呢？困惑也許還在於，在這個世紀的行進中，他的所有努力，他的所有足以令國人自豪的文化創造，在戰爭、政治、經濟、自然災害交替出現的現實面前，常常顯得那麼渺小，那麼脆弱而不堪一擊。

在歷史場景中，梁思成困惑的身影，和其他一些文人相比，也許顯得更加寂寥。如果說一些文人的遭際尚可接受與理解，因為它們帶有某種歷史必然性，在別的世紀，也會同樣發生，而梁思成面對的建築文化的破壞與消亡，本來完全可以避免，或者應以另外一種方式得到緩解。

然而，古都不再。梁思成徒有仰天長嘆！悠悠此情當時又有誰解？！

梁思成感傷的也許並非具體的一道城牆、一座牌樓的消失，而是人的文化精神的萎縮，是傳統文化的被輕視被抹殺。於是，更困惑的成了我們自己。面對這樣一個不平凡的世紀，我們可以自豪，可以為能夠親自感應這個世紀的脈搏跳動而榮幸。

但是我們卻又不能不面對這個世紀文化的尷尬，不能不面對那些在種種尷尬和困惑中成為大師的文化人。這個世紀的歷史環境，造就出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同樣也造就了文化大師。可是，出現文化大師的過程，卻是文化不斷被輕視、不斷被消解的過程。是他們襯托出了歷史的尷尬，還是歷史的尷尬把他們造就？

無法接受、無法解釋的一切，必須接受又必須解釋。歷史就這樣把尷尬、把困惑又一次放在了我們、乃至我們的後代面前。

梁思成1972年去世，之後，北京開始修地鐵，從此，北京城牆基本拆除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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