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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中共建政僅兩月余，文革史學家宋永毅在上海出生。像很多同齡人一樣，他身上的紅色印記再明顯不過。因為他的父親對中共開國元勛——解放軍元帥、中共上海首任市長陳毅印象極好，便給他起了“永毅”這個名字。

據宋永毅回憶說，儘管家庭出身不好，但他與同時代人一樣，曾誠心誠意擁護過毛澤東和共產黨，並曾渴望成為一名導彈設計師，報效祖國。然而，文革爆發後出現的一系列社會亂象，讓他開始質疑和思考毛所發動的這場運動和中國的未來。

五年鐵窗反思毛澤東

因為捲入文革中的“炮打張春橋事件”，宋永毅被同學舉報，二十齣頭就被關押五年半，一個人在只有三平米的地下室里，看不到了陽光，失去了自由。他說自己想到過自殺，不過最後通過絕食抗議，得到了《毛澤東選集》四卷、馬恩選集四卷以及列寧選集的一些單本著作等一些書看。

正是這五年半羈押期間的大量閱讀，讓宋永毅越來越意識到文革和毛澤東並不是當時報紙宣傳的那樣，開始深入思考，在思想上成了 “真正的反革命”，將畢生獻給文革研究。

“我的印象裡面《毛澤東選集》四卷，即使我沒有讀一百遍，也至少讀了六、七十遍。我甚至在裡面都用手紙編了政治經濟學大字典，”宋永毅說。

“那時看毛的書，有三點認識是非常清楚，第一，毛澤東在抗日戰爭的時候從不抗日，只是想擴大共產黨的力量，和國民黨爭天下，這從《選集》第二、第三卷所有的指示都可以看出來； 第二，毛澤東這個人，從來不懂得建設，只懂得破壞，從他那個湖南運動考察報告就知道怎麼搞人、怎麼破壞；第三個認識，當我把馬克思的書和毛澤東的書對照看了以後，我就覺得毛澤東胡吹他的矛盾論、實踐論，他從來不是哲學家，他根本對西方的、科學的東西不懂，他就懂怎麼搞權術等。”

定居美國 創建“文革”數據庫

1989年，宋永毅赴美國留學，後來定居洛杉磯，現任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教授。

來到美國後，宋永毅發現文革研究在美國堪稱“顯學”（顯赫一時的學科），然而史料錯誤卻非常多，即便是有着中國生活背景的學者和作家寫文革也有不少史料錯誤，再加上中共善於隱瞞與偽造，文革史料更是真假難辨。1998年，在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支持下，宋永毅與石之瑜、郭建、丁抒、周原、周澤浩和沈志佳等學者一起，開始收集文革史料，此後一發不可收拾。

1998至2016年前間，宋永毅先後主編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資料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等五個數據庫。 與同行們一起完成《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這一浩大工程。

迄今為止, 整個資料庫系列收集了共約40,000份原始文獻, 大約一億兩千萬字。其中超過一半是中共的檔案文件，有不少還是至今為止被稱為“絕密”的中共文件。例如《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中收入的整整十八卷的七百萬字的《廣西文革檔案資料》，就第一次以絕密檔案的形式揭露了廣西文革中人吃人的風潮。

宋永毅還和他的同伴，還走遍了世界各地亞洲圖書館，徵集了眾多私人收藏，收集了許多珍貴的一手資料，如出版了包含2700多種紅衛兵小報的《新編紅衛兵資料》，成為全世界最全的紅衛兵小報資料庫，被世界許多圖書館收藏。此外，資料庫還收集到許多罕見的政治運動中的個人檔案，如遇羅克父親遇崇基當年右派定案材料等，這份檔案連其子女都未曾見過，遇羅克的妹妹遇羅錦後來為父親寫回憶反右的文章，用的是宋永毅提供的材料。

對此，哈佛大學麥克法誇爾（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認為，這些數據庫為“進一步研究當代中國提供了宏大的奠基石”， “整個研究領域也因此欠下了宋教授和他的夥伴們一份沉甸甸的感謝之情，”麥克法誇爾說。

今年10月末，宋永毅在台灣出版了《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闡釋》一書，聚焦中共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的非理性行為和他們身上的文化基因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在文革這種特定時期被放大，進而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

有學者稱讚，其研究不僅為文革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而且更加貼近歷史事實和人性本身，也能更好地幫助理解當下習近平的新時代。

沒有毛澤東，中國是否會發生文革？

宋永毅在其新書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是否會發生文革呢？”

在談及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無論中國官方、學術界還是民間百姓，似乎都默認了這樣一個結論，即毛澤東發動了文革。

宋永毅認為，這種共識並非空穴來風。“沒有毛澤東，還會有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毛死了還有劉少奇，還會有專制還會有獨裁，但不會有文化大革命，” 他對BBC中文說。

他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發起和發展，和毛澤東本人不能分開， 因為文革中很多事情，如果離開了領袖人物的變態人格或是非理性行為這樣的角度，是很難做其他解釋。因此，他把研究重點放在所謂魅力型的領袖本人身上，因為他們本人也構成了體制的一部分。

“這不是八卦，而是歷史背後真實存在因素且影響了歷史的東西，我就是要剝落這些魅力型領袖身上的油彩，讓他背後膨脹的個人野心、卑劣的私慾暴露出來。”

他舉例說，毛澤東在1966年8月4日寫《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可是在這之前，他是沒有想把劉（少奇）、鄧（小平）打倒成為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 在後來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指責劉少奇在北京搞專政（派工作組）等， 而實際上當時這些做法得到毛的首肯。

會上劉少奇被迫回應說“要堅持原則”、“五不怕”等。毛就立刻發火、非常衝動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之後就寫了這張大字報，把劉的問題上綱上線。

就連原“四人幫”在上海的筆杆子，時任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總負責人的朱永嘉後來在香港出書都說，毛當時這一舉動是出於非理性，是偏執型人格的反應，是一種非理性的病態。

宋永毅認為，正是毛澤東這種隨時失控的偏執人格，（導致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因此，可以說文化大革命的起點就是非理性。”

文革初期，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試圖減緩基層被挑動起來的革命情緒，將政權收回中央。

《炮打司令部》這份大字報意味着毛澤東和試圖為文革降溫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決裂，倆人遭批判，打倒。劉更受到嚴格監禁，最終慘死獄中。

宋永毅認為，正是毛的出爾反爾和多疑性格導致“文革”越演越烈以至失控，讓整個國家陷入瀕臨崩潰的邊緣。

圖像來源，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LI ZHENSHENG 批鬥會喊口號場景。

毛澤東的“私慾”對文革的影響

宋永毅還指出，毛澤東的私生活和私慾也影響了文革。其中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其書中記錄的1961年發生的“ 竊聽事件”， 也是被認為是毛髮動文革的一個因素。 當時，毛的車隊到了山東，毛跟女友在火車上亂搞。後來，被派去負責警衛的人員跟這個姑娘聊起來，說剛才你跟毛澤東說了什麼話我都知道，讓她大吃一驚。毛澤東得知後，認為自己被“竊聽”，大為光火。儘管當時中共中央一線領導一再解釋，所謂“竊聽”原本是劉少奇等中央領導為及時了解毛的所思所想以便緊跟毛而做出的決定，但毛認為，他們從那時起就開始為他準備赫魯曉夫式的黑報告了。

“竊聽事件”的直接責任者、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在五年後爆發的文革中首當其衝， 作為 “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反黨集團的一員被打倒。文革頭號打擊對象劉少奇便得了“中國赫魯曉夫”的稱號。

此外，宋永毅還指出， 助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革的所謂的 ”無產階級司令部“，大約十個人 ，其中就有三位是醫生診斷的心理疾病患者，他們是毛的接班人林彪、毛的夫人江青、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

林彪坐在家裡終日不動，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毛澤東曾派自己在江西紅軍時期的醫生傅連璋去觀察林彪的病情。林的起居情況讓傅大驚失色。康生更不用說，60年代大概有三年左右是在北京精神病醫院度過的， 宋永毅說。

特拉華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程映虹說：“ 政治領袖私人生活領域的問題，如果不是在民主透明體制下面，而是在專制集權體制下面，就會被放大，變成公域問題，影響歷史。”程教授舉例說， 諾曼底登陸第二天，德國要求希特勒趕緊改變決定，但希特勒身邊的人說，他在睡覺不能打擾；

同樣，孟良崮戰役的時候，也出現了蔣（介石）委員長在睡覺而影響了戰機的情況。毛的作息時間通常是白天睡覺晚上工作，到了晚年更是無規律。像尼克松、李光耀訪華要見他，事先是沒有安排的，都是臨時被叫過去的。

宋永毅的新書有大量的事例說明，政治領導人生理、心理、情緒方面等私域問題影響文革歷史的。表面上，這些本是野史、小道消息，但宋永毅卻憑藉紮實的史料，將它們轉變為正史，這是一個篳路藍縷的工作， 程教授說。

習近平已經進入“毛晚期”

“文革”十年浩劫期間，受衝擊的中國人難以計數。中共現任總書記習近平的父親、中國前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也遭受迫害，習近平本人被株連，在“上山下鄉”運動中被流放到陝西農村。習仲勛一直被外界認為是中共黨內的開明派，在習近平上台之初，許多人對他寄予厚望，期待子如其父，加上他本人也曾在“文革”中有過坎坷經歷，或許能徹底拋棄毛意識、帶領中國走民主道路。

但是， 對內， 近十年來習的強權統治讓人越來越多看到了毛的影子， 對外， 近年中國的“戰狼”式外交衝擊國際秩序，引發廣泛擔憂。

基於自己對文革的研究，宋永毅對於當下習近平的新時代也表達了深切的擔憂。 他說，在中國，文革研究目前處於低潮，“但文革作為一個政治形式和政治運動在中國卻是高潮”。

2021年11月8日至12日，中共的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簡稱“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這是中共百年歷史上第三份歷史決議。早已成為中共領導核心的習近平為什麼還要這份歷史決議呢？

對比毛澤東，宋永毅從習近平的政治心理出發分析了其中原因。

他說， 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73歲，習近平現在68歲。 雖然習小五歲，但是他的身體健康不一定比得上毛，那時毛還能暢遊長江，而兩年前，習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給普京祝壽的時候差些跌倒。宋永毅說，他的判斷是習近平已經進入了“毛晚期”。

“毛晚期”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精神狀態呢？宋永毅解釋說，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一次關於防止政變的講話中說的很清楚，他整天就在防止政變，從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到楊尚昆，都是被懷疑對象。但翻看文革專案材料，從來沒有人想在共產黨內搞政變，反對毛澤東。

歷史學家唐德剛對文革時期的中國政治有個八字總結：“毛派抑毛，毛殺毛派”。前面四個字，說劉少奇、周恩來試圖抑制毛。 宋永毅表示， 這個結論有待商榷， 但他十分贊同後面四個字，因為毛打倒的都是自己的人，因為他恐懼， 甚至都不敢出國和坐飛機。

針對習近平堅持要制定這第三份歷史決議， 網絡民間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習近平為了鞏固權力清除異己；一種說法是反制內部搞軍事政變，要在明年二十大把他拉下台。

但宋永毅說他不相信有什麼軍事政變，像之前有說習近平的心腹傅政華、孫力軍落馬，是因為他們搞軍事政變、監視，這都不太可能。“黨內有沒有沉默的抵抗？有；但有沒有敢搞軍事政變？沒有！因為習近平的核心地位早已確立，在掌握軍權的情況下，這種事情是不太可能的，”他說。

但他分析說，獨裁者的心理是相似的，習近平此時的政治心態和晚年文革時期的毛澤東相似，更何況習近平還有意模仿毛澤東，習近平現在也怕得要死、也不敢出去。獨裁者的共性，就是猜疑、恐懼。

來自中共政法、公安系統的傅政華、孫力軍最會拍習近平馬屁， 他們的下場猶如文革初年被打倒賀龍，賀龍其實是非常忠於毛的，最後毛自己也承認，賀龍的事情自己搞錯了， 宋永毅解釋說。

“但毛為什麼要搞呢？因為他一天不搞，心裡就不舒服，不安全，如今的習近平也如此，一天不搞，就不舒服，心裡不安定。”

因此，宋永毅指出，習近平想做的不是鄧小平式的領導人，而是想做毛那樣的最高領導人，文革時期，毛有四個偉大稱號 ──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 習近平也想成為特有的意識形態的獨裁者。

宋永毅將習近平比喻為拿破崙第三， 也即拿破崙的侄子。 拿破崙第三模仿自己的叔叔，1851年底通過政變成功推翻共和國當上法國皇帝，號稱要讓法國重新偉大。

宋永毅解釋， 1852年，馬克思評價說黑格爾在某個地方曾經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總會出現兩次， 但是黑格爾忘了補充一點，第一次是正劇，第二次是鬧劇。

宋永毅說，第二次鬧劇說的就是拿破崙第三。而在他看來，習近平正是拿破崙第三。

文革的“皇權文化基因”

有一個廣為流傳的笑話，說朝鮮戰爭最大的功績是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被美軍戰機炸死，如果毛岸英不死，文化大革命就是另一個樣子了，因為世襲，中國當下就變成朝鮮了。宋永毅書中分析稱， 這個笑話其實從側面指出了中共政治文化中隱藏的傳統“皇權文化基因”。

文化大革命時期，為什麼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林彪最後都會慘死？宋永毅認為，劉少奇林彪的悲劇其實都沒有跳出皇權體制下皇太子政治的怪圈。毛澤東時代的最高權力的傳承其實是一種以禪讓為外形、以皇權世襲獨有的立儲為實質的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最高領袖擁有世襲制中皇帝也無法做到的、完全憑個人喜好來立儲或罷黜的絕對權力。因此，宋永毅強調，文革政治的文化基因是中國皇權文化的變異，而且還是最壞的變異。

“和傳統的皇太子政治相比，這一 ‘接班人’制度還在革命的名義下變異出不少新的規則來，諸如絕對不允許 ‘接班人’成為 ‘第二權力中心’、最高皇權有指定儲君作為 ‘接班人’的權力等等。這些新的變數還使皇權和儲君之間的一些個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為無法調和的衝突，最終造成了國家最高權力交接無序的危機。”

宋永毅說，周恩來也是如此。若是用儒家 “忠君為國”、 ”文死諫“等標準來剖視毛周的君臣關係，便不難發現周恩來的文革言行非但沒有任何規範毛澤東行為舉止的意義，更缺乏起碼的為文人士大夫們推崇的聖賢道德和獨立人格。

在宋永毅看來，周恩來絕不是一代儒相，而是“奴相”。在和毛聯手打倒了劉少奇和林彪兩個黨內第二把手後，中共書記處被解散，周恩來成為“黨、政、軍、內政的總管”，成為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的大權在握的獨相。

“在他真正掌握了獨一無二的相權之際，正是他的生命被皇權以一種的慢性鴆殺的形式湮滅之時。”

中共對毛、文革和習的評價

1981年6月末，中共舉行十一屆六中全會，會後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

同時，這份決議認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中共官方對於習近平時代的評價體現在今年11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一份決議中。全會強調，“中國共產黨確立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

決議也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大力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難輝煌，無愧今天的使命擔當，不負明天的偉大夢想，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埋頭苦幹、勇毅前行，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