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整整三十年了。蘇聯的功過都與蘇共不可分割。蘇共的歷史，我們看到的，直到上世紀結束，只有一本《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聯共布黨史》是個什麼東西？在五六十年代，這個名詞可是所有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必須學習的一個概念。全稱應該是《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史簡明教程》。它是斯大林欽定準予出版的官方黨史。影響了整個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當然也包括中國的現代歷史和現代文化。這本書最初是1938年莫斯科出版，隨後在幾個月的時間內，翻譯出版了幾十種外文版，其中也包括了中文版。

中共中央副主席任弼時等人參加了翻譯工作。當時紅軍長徵到達延安經過了休整，西安事變停止了剿共戰爭，共產黨人贏得了喘息的機會。國共合作改編紅軍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給予了合法地位。他們利用抗日，逐漸自我發展起來。抗戰也進入了相持階段。鄧小平說過：我沒有讀過多少大部頭的著作，讀的主要就是《聯共黨史簡明教程》。

《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也是延安整風的主要教材，這是毛澤東下達的學習命令。過去總是說，延安整風是一場馬列主義的學習運動。其實主要根本不是學習馬列原著，而是主要學習這本書，其他的主要學習毛的文章。這本書是斯大林將馬列主義的內容按照他的需要和理解，裁剪蘇聯的歷史情況，描述成為符合邏輯的歷史條理，成為黨政宣傳教育的固定說法，任何報刊和書籍都必須以此為準則，其他出格的說法和議論都是反黨反革命的言行。

我在高中畢業以後通讀了這本書，那個時候，文革剛剛開始不久，掃四舊的燒書、禁書幾乎把所有的文藝書刊和小說散文都打成封資修的大毒草，大批的文藝作者被打倒，老舍自殺，丁玲被囚禁……。但是人民並不會甘心被愚弄。青少年暗中傳閱一些從圖書館中偷來的書，或者一些被抄家庭藏書中流散出來的書籍。因為是禁書，大家如饑似渴、夜以繼日地閱讀，往往只有幾天的時間，或者害怕被發現，所以只好躲在暗室或閣樓上閱讀。有時在完全借不到這類禁書的空檔中，也就在家裡亂翻，希望能找到掃四舊遺留下來的漏網之魚。我找到過一些舊雜誌，還有就是這本《聯共黨史》。本來政治讀物比較枯燥，可是拿起來一看，不免小小地吃驚。原來竟是蘇聯莫斯科出版的中文教科書。繁體字、硬面精裝，雖然老舊發黃，燙金字漶漫難辨，卻完整不缺一頁。不知道是我父母單位發的，還是大哥參軍後部隊發的。翻開一讀，覺得並不陌生！原來書中的內容跟中國報刊的口吻和內容似曾相識。再說那時的中學裡學的都是俄語，裡面的人名地名跟所學的俄文拼寫若合符節，更兼五十年代曾經放映過大量的蘇聯電影，其中英雄人物、地名、戰役、故事都曾在中國被大力宣傳。比如《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自不待言，還有《難忘的一九一九》、《帶槍的人》，《夏伯陽》、《仇恨的旋風》、《苦難的歷程》、《保爾柯察金》、《偉大的公民》、《短劍》等等。平心而論，簡明教程也者，確實清通易讀，深入淺出。當時的感覺好比上完了中學時代的政治哲學和歷史課，忽又得到了一次總複習，又進了一次全面系統的提高班。內容是人類社會階段論，原始奴隸封建資本社會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然後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特別介紹列寧打碎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首先在俄國奪取政權的十月革命特例。有點出格的是，歷史教材裡面竟穿插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的整個章節。更加有趣的是，裡面介紹的托洛茨基的面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諾夫叛變，布哈林害死列寧之類、基洛夫被敵人暗殺的描述，都跟我們看到的蘇聯電影中完全一致，而且更形象化、戲劇化。但是這些歷史與文學的“吻合”，並不是文史的真實性和科學性，更不是無巧不成書；而是在蘇聯整個的文史哲和藝術創作的背後，除了學者、教授、作家、主編和導演之外，還有一位至高無上的總導演，那就是“偉大的領袖斯大林”。

實際上《聯共黨史》是一本充滿謊言和騙局的偽史。最大的謊言就是所謂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和進攻冬宮的宏大場面，完全是斯大林讓編史人和導演們編造出來的鏡頭。該書迴避了大量關鍵的歷史真實。歷史上那一天並沒有激烈的戰火，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工人赤衛隊發動了一場小小的武裝政變，把二月革命中主張民主改革的新政府（內閣）關押起來了。二月革命實際上是一場重要的革命。其中發揮作用的主要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社會民主工黨少數派）。這兩個黨都曾是布爾什維克的戰友（意見有分歧），布爾什維克的意思就是社會民主工黨的多數派。列寧答應過了新年就開始選舉，選舉的結果大出列寧意料，竟然大大低於上述兩黨。於是布爾什維克耍賴，不承認選舉結果，武力干涉民主程序，強行建立蘇維埃政權，血腥追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分子，大量處死關押，使之轉入地下或流亡海外。大量知識分子難於認同蘇維埃，列寧宣布一切權力歸蘇維埃，所有的反抗者都成為反革命，成為契卡（肅反委員會及後來的克格勃）鎮壓的對象。2007年德國《明鏡周刊》50期刊登了列寧與德國皇家特務勾結，拿了德國的經費組織工人武裝、資助黨報《真理報》，發動革命推動俄國戰敗。我把這篇文章翻譯成中文，介紹給中文的的讀者，心中有一種長期受騙終於徹悟的感覺。當年列寧的反對者已經有這樣的傳言，文革時代看過《列寧在十月》電影的朋友們可能還記得，電影開頭，列寧乘火車回到俄國，鏡頭裡就有畫外音說道，敵人散布謠言說“德國人的姦細列寧從外國回來了！”少年時覺得將信將疑，這時候終於完全坐實了。《聯共黨史》還迴避了另外一個歷史真相。當俄國被蘇維埃政權把持以後，附近的格魯吉亞（斯大林的故鄉）並不認同。那邊的革命運動建立了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權，不願意實行革命專政，而要通過民主憲政獨立地建設國家。列寧和他的黨覺得在自己的近鄰當中有這麼一個倡導和平民主非暴力的榜樣將非常糟糕，是一支很壞的力量。（這裡令人想起列寧的一句著名的論斷：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於是蘇維埃紅軍出兵干涉，將這個實行民主的革命政權武力鎮壓下去，讓格魯吉亞重新合併到蘇維埃俄國。這樣的戰爭暴力侵略當時就遭到第二國際和世界公眾輿論的譴責。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權就這樣被扼殺在襁褓中。

《聯共黨史》描寫了蘇維埃政權在農村的勝利。實際上，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開創了暴力剝奪農民的歷史先河。蘇維埃的掠奪性政策不斷遭到農民的反抗。糧食徵集隊用武裝鎮壓的辦法橫徵暴斂，抗拒上繳和藏匿糧食的人都被掛上富農的惡名捕殺。大量的富農家庭被押送到寒冬的森林裡凍餓致死。富農是俄國農業生產的精英，俄國原是糧食出口大國。革命後的俄國，直到蘇聯強大的時期，農業發展長期徘徊，糧食生產的水平再也沒有超過革命前的1914年。

為了取締知識分子的質疑和問責，列寧的黨對一些高級知識分子採取了驅逐出境的措施，以別爾嘉耶夫為代表的一大批哲學家和一些學者被強制趕出了俄國，流亡到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等地。這就是著名的“哲學之船”事件。所幸，驅逐而不是虐殺，使得俄國多少在國外還殘留了一部分知名的學者型知識分子。

在1956年以後，跟毛澤東談話發表“美帝紙老虎”名言的美國記者（原蘇共黨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出版過一本《斯大林時代》。出於她左派新聞記者的立場，她歌頌了蘇中兩大社會主義國家的許多作為，為共產黨粉飾太平，但她同時也通過切身的經歷（她的蘇聯丈夫也受過打擊，死於二戰）和見聞，記錄了蘇聯的兩大恐怖時期，一個是大饑荒，一個是大瘋狂（肅反擴大化的殺人狂潮）。大饑荒餓死了大批城鄉人民，現在統計上還無法得出精確的數字，曾經是沙皇帝國糧倉的烏克蘭，在1932-33年餓死了至少七百多萬人，而烏克蘭的人口當時大約三千萬（蘇聯解體時才五千萬）。大瘋狂殺害了蘇共七成的中央委員，大部分的高級將領和大批知識分子。安娜本人也是被蘇聯驅逐出境後輾轉來到中國定居的。《斯大林時代》至少傳遞出了這些真實的信息，世界通過許多這類信息，也了解了蘇聯社會的部分黑幕。這一點跟中國的情況有點類似。國外並非完全不了解中國的大饑荒人民大量餓死和文革中大批知識分子和幹部群眾被批鬥迫害，很多人自殺、關押、勞改和迫害致死，但是又了解得很不詳盡。而聯共黨史則完全封閉了相關的信息，絕沒有任何透露。中共的黨史也繼承了這個傳統。

解凍是從赫魯曉夫時代開始的。斯大林去世不久，赫魯曉夫取代了斯大林的欽定接班人馬林科夫，登上了蘇共第一書記的寶座，召開了二十大。他的秘密報告使得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政治迫害問題在全世界曝光。現實表明，不改革不行了。經濟停滯，矛盾尖銳，勞改營甚至發生了暴動，社會可能出現動蕩。蘇共開始尋求改革之路。毛澤東並不贊成反個人崇拜，更欣賞斯大林獨裁的“社會主義”。於是在蘇聯探索改革之路的時期，中國人是通過中共中央搜尋“蘇共變成修正主義叛徒”的方式了解蘇聯情況的。除了九評還有一些“蘇修社會面面觀”之類的報道。鄧小平曾是反修英雄。可是三十年後，鄧小平變成了遠比蘇共更加積極發展市場經濟的領導人。

1991年蘇聯解體，蘇共解散。蘇聯各類檔案材料相繼對外逐步開放，許多歷史懸案露出了真相，例如波蘭軍隊的卡挺慘案。數以千萬計的克格勃受害者被恢複名譽，包括托洛茨基、布哈林、里科夫等黨政官員，而勞改營的恐怖景象逐漸曝光，慘絕人寰的囚室和行刑場令人毛骨悚然。

作為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在前蘇聯土地上已經死亡。俄羅斯的史學家決心摒棄欺世盜名《聯共黨史》，從多個側面描繪出蘇聯七十四年從生到死的真實面貌。現在俄國出了一本《20世紀俄國史》。

可是在中國，長期關注蘇聯動向的中國史學家積累了不少材料，竟然在2013年開始出版九卷本的《蘇聯史》了（首批五卷，其2、3、6、7卷至今未出齊）。我認為，中蘇兩黨“本是同根生，後又一邊倒”，既相輔相成，然後又兄弟鬩牆，中國在五十年代培養了一大批留蘇的人才，改革開放時也沒有完全脫節。在六七十年代反修的時期，中國的蘇聯史專家們受命注意蘇聯動向，收集“反修”材料，文革中也中斷不多；文革結束，黨中央又給他們任務，要收集蘇聯為什麼會垮台，帝國主義怎樣“顛覆”的材料，總結蘇共的“教訓”在哪裡。再加上蘇聯檔案陸續對外開放，乃至互聯網的信息共享，使得很多蘇聯歷史疑案獲得了真相。中國的蘇聯史學者因此已經有了編寫《蘇聯史》的底蘊。參加編寫的學者有鄭異凡、沈志華、葉書宗、左鳳榮等多人，有的已經是米壽的老人家，有的則正當花甲之年的創作期。對於蘇聯模式和斯大林政治統治對於中國的影響和毒害，學者們早有切膚之痛，都曾想從蘇聯的教訓中總結經驗，所以談及蘇聯史實也特別能夠讓中國讀者看到兩國歷史軌跡的異同和關聯。從1917年列寧十月政變以後，中國知識界就跟蘇俄結下了不解之緣。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孫中山、蔣介石、胡適、徐志摩都觀察蘇聯並發表評論，瞿秋白、王明、劉少奇、鄧小平、蔣經國都在那裡學習受訓，革命戰爭和和平建設時期，中共都接受了蘇共的指令和援助。從“老大哥”到“最危險的敵人”，蘇共的舉動都被中國嚴重關注。所以能編出一套蘇聯史，也絕不是偶然的。

關於蘇聯的解體，有人發出所謂“更無一個是男兒”的浩嘆。《蘇聯史》的作者之一鄭異凡說：“……正確也好，錯誤也好，戈爾巴喬夫走的每一步都是客觀形勢逼迫的結果。在這裡要尋找背叛、出賣的主觀動機是文不對題的。 ”按照中國老百姓的想法，當今的中國領導人與其去擔憂黨國面臨動搖時有沒有人出來捍衛，不如在當下多關心人民的意願，例如先答應公示財產的要求以弭平人民的疑忌。

今天的中國同胞們往往會覺得中國的歷史和政治教科書跟小說電影和“回憶錄”都十二分地吻合，實際上都是因為在這些黨化編者、作家和編導的背後，還有毛澤東等人在總導演席上排排坐呢。

我們中國人也要籌備撰寫一部《中共罪惡史綱》（海外留學生課外必讀課本），把洗腦的謊言一點一點清除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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