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在大陸發起「土地改革」運動的七十周年。撫今追昔，令人感慨萬端。

「土改」倘若旨在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使農村人均擁有的土地面積較為均衡，從而實現孫中山先生提倡的「耕者有其田」，以解決貧富不均造成的社會問題，那是完全可以採取溫和的辦法進行的。事實上，歐美亞非各國以及台灣都沒有流血，就成功地改革了封建土地制度。然而，崇尚暴力並「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中共卻大開殺戒，掠奪地主及富農的財產，造成了無數人間悲劇。這筆賬必須認真清算！

古人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貧富不均的確導致社會上多數窮人心懷怨憤，就農村而言，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生活自然困苦。但地主富農擁有的土地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他們當中許多人靠的是克勤克儉，逐步積累的。毛澤東對斯諾講述他的父親毛順生，就是辛辛苦苦勤勤懇懇才添置了一些土地，成了富農。可見，憑藉暴力實行「共產」，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農、下中農，美其名曰「土地還家」；進而把地主家的牲畜、農具、傢俱、衣被悉數沒收，分給貧農、下中農，如此劫富濟貧，實無天理。

何況「土改」之後兩年左右就搞「合作化」，先是成立初級社土地入股，繼而高級社取消土地分紅。1958年公社化，土地歸公社所有。農民手中的地契形同廢紙，他們被徹底剝奪了土地的所有權。

當然，「土改」中最慘的是地主。不僅他們的全部私有財產被劫掠一空，其性命更懸於一線。幾百萬地主根本沒有經過任何法庭審判，就會「綁赴刑場，執行槍決」。筆者父親便是這裡面的一個。

家父生於1898年，192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政治系本科，旋即加入商務印書館上海編譯所任編輯。1926年轉任廣州特別市公安局秘書（局長李章達）。1927-1928年兩任東莞縣長。1930年任廣州市政府秘書。半年後退出政壇，改業律師十八年之久。其間與友人合股開設廣州新華、金聲電影院。但1951年秋被廣州公安局關押，未幾遭農民揪回鄉下鬥爭，當年11月由一名區長批准處決，同案者（一張榜上）四十餘人，罪名均為「抗繳餘糧」。所謂「餘糧」指以往向佃戶多收的地租，比如一畝地只應收200斤谷，卻收了250斤，「餘糧」便是50斤。到底多少，金額由農民說了算。家父本來沒有地產，但結婚時岳父給了100畝地作為嫁妝。土改時定的成分是「地主兼工商業」。可是追繳的「餘糧」卻是天文數字。我們在廣州市區永漢路（現北京路）東橫街的住宅，是三進深、三開間的古老大屋，面積近800平方米，賣了七千多萬元（人民幣舊幣），交上去還不夠「餘糧」的零頭。一句話，就是要你的「人頭」！

中共先為農民設定了階級敵人的數量，確定把打擊面縮小到3%，不包括富農。以當年3億農民參加土改計算，至少也要鬥爭出900萬個階級敵人，如何標記階級敵人呢？就是劃分階級成份。在土改中殺地主幾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額來完成任務，完全不問是否有犯罪事實及民憤。1951年11月，毛澤東批評廣東土改進展太慢，像「烏龜」。毛澤東將陶鑄等人調到廣東後，陶鑄即提出「要大張旗鼓，雷厲風行，要數目字」。故每個鄉都要定出殺地主的指標計畫，故濫殺情況嚴重。前廣東省副省長楊立在《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一書中透露，當時廣東省流行的口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據估計，廣東殺人就達幾十萬。而這些被殺的人，沒有一個屬於「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人。據有關專家保守估計，當年大陸土改殺死了200萬「地主份子」，一位美國學者甚至估計有多達450萬人在土改中死亡。

楊立的書提到李章達險遭毒手。李（1890-1953）是我們的鄉鄰，東莞厚街人，曾任孫中山警衛團團長，被視為國民黨左派。中共建政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廣州市副市長（排名第一）。1951年秋東莞農民到省欲揪其回鄉，幸得葉劍英調回北京前囑咐古大存保護他才得倖免。其實家父曾於1950年赴港避禍，但有人勸說稱李章達和李濟深（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會保他無虞。他誤信之終於罹殺身之禍。

與此相反，台灣的「土改」溫和而人道。簡言之，是「地主、農民和政府坐下來慢慢商量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叫農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損失。」沒有發動農民暴力鬥爭，沒斗一個人，也沒有死一個人，而是用和平的經濟手段完成的。農民最後成了土地的有產權的真正主人。地主的土地雖被徵收，但從中獲得大量的股票，搖身一變，成為新興的工商企業主。就這樣，政府得到政權的穩定及經濟的發展，台灣土改使政府、地主、農民三方受益。還應當看到，大陸的土改最嚴重的後遺症是人和的缺失，所謂「殺父之仇」歷來乃國人極之繫念的一種怨恨。如今習近平口口聲聲構建和諧社會，土改之賬不清算，談什麼「和諧」？

（202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