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當我們說起蘇格拉底，米開朗基羅以及孟德斯鳩，自然地會聯想起古希臘文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等導致今天西方文明的三部曲。而日本作為純東方有色民族，實在與那些洋祖宗攀不上親，卻依然能沐浴在自由和民主的陽光之下。如我前文所述，“故夫河冰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日本的今天乃是他們幾千年對民族素質和其統治者的良性磨合結果。

2018年去日本的大陸遊客已超過3千萬之眾，占出國遊客人數總量的一半。他們大多集中在大城市。我一個僑居日本朋友感嘆地說，穿過大燈籠雷門直往淺草寺的仲見世大街上，幾乎都塞滿了大聲操着大陸各地方言的中國遊客，其擁擠程度真可謂踵接肩摩。如果繼續往南，橫濱的中國街，日本中世紀古都鎌倉市裡千年歷史的大佛，和動畫片《灌籃高手》有名取景地鎌倉“湘南海岸”依然是大陸人成群結隊的觀光熱點。如此景象讓我想起文革大串聯中的紅衛兵，紅頭蒼蠅似的擁來擁去，可謂人滿為患。可惜對他們來說，日本僅僅是所謂南京大屠殺的代名詞。

2020年夏季奧運會將在東京拉開帷幕，據日本觀光廳估計，來自紅色中國的遊客可能突破4千萬，占日本總人口的1/3。可能是中國遊客不善於理性思維，旅遊的興趣僅局限於感官能觸摸的物質，因此各類博物館或其他著名的歷史古迹前的解說詞大多採用日文，偶然也有英文，就是獨缺中文！大概也是這個緣故，從鎌倉再往南僅25公里不到的橫須賀市的久里浜，中國的遊客幾乎成了稀有動物，然而就在久里浜讓我們看到中日兩個民族在探索文明的進程中無法銜接的巨大裂口。

久里浜僅僅是個人口5萬，位於東京灣南端的天然小海港。據我所知，久里浜不屬於大陸所有旅遊社的遊程之內，但在100多年前尚在閉關鎖國的日本卻發生過一起至關重要的歷史事件。

18世紀西方興起工業革命和民族主義，歐洲列強開始逐步貪婪地向外擴張，競相蠶食東方的市場。 與亞洲各國一樣，從不見世面的，早在三國時期被魏國皇帝曹睿御封矮國的日本也面臨近代歷史上這一關鍵時刻。1805年俄國貴族雷扎諾夫（Nikolai Rezanov， 1764-1807）攜帶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親筆謀求日俄通商的御函前往長崎，結果不但沒有呈上國書，反而被關了半年後驅逐出境。事後雷扎諾夫下令報復，騷擾日本北部定居民。接着1811年日本人在千島列島扣留俄國考察船，並將其船長在拘禁在北海道長達兩年之久。從此俄國和日本結下不解之宿冤。1904-05年的俄日之戰，日本人總算揚眉吐氣，然而到了1945年，因羅斯福總統在雅爾塔會議討好斯大林，無恥地出賣了中華民國政府，蘇聯在滿洲撿了大便宜，不但徹底染紅了中國並至今還佔據了日本北方四島。

葡萄牙可能是與亞洲建立貿易關係最早的歐洲國家。葡萄牙在1557年（明朝）通過賄賂當地官員租借了澳門，幾乎也在同時（戰國時代），成功地勸說大名（封建領主的稱號） 大村純忠改信基督教而獲得了在長崎進行貿易的特許。

1603年戰國時代結束，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將軍，即國家最高領導人，成立了日本歷史上最強勢的德川幕府。德川幕府自建立直至1867年還政與明治天皇的200多年中執行了極端排外的閉關鎖國政策，並取締基督教，為此葡萄牙的傳教士和商人被徹底攆出長崎。由於葡萄牙的出走給當地的經濟造成一定的蕭條，因此日本才不得不允許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長崎的出島建立通商船舶停泊點。出島實際是個人工島，便於對外國人的監視和管理。後來中國商人也被允許進駐出島，但始終是處於有限的，與日本社會完全隔離的純商業交往。

圖1， 佩裏海軍准將的照片(左)，大約攝於1857年。佩里是美國海軍中饒勇善戰的將軍，曾參加與墨西哥和其他的海戰。1852受命前往日本時已是從戎近40年的老將。為紀念佩里登錄，日本人在久里濱碼頭旁樹立起一座高大的佩里半身雕像（右）。在雕塑的底座用英日雙語刻有【佩里艦隊來港紀念】的字樣。（照片取自谷歌）樹欲靜而風不止，1940年的鴉片戰爭使得國際政治在東亞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一個人口為3億的腐朽東方大國所披的一件神秘面紗被一支來自遙遙萬里的小艦隊和數千人的軍隊無情地揭開，暴露在世人面前。1842年8月29日，由清朝政府欽差大臣耆英、伊裡布與英國代表璞鼎查在停泊於南京下關江面的英艦皋華麗號上籤訂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南京條約”。史無前例，極為荒謬戰爭的結果讓整個西方，中國和日本都進入沉思。19世紀以來，商人的利益可以驅動整個國家機器，英國在“南京條約”中，不但要求滿清政府2100萬銀元的賠償金，還佔據了香港，並獲得了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等通商口岸。位於長江口的上海已離日本長崎不到500英里，地面距離的靠近，大大增加了英國人在日本開埠的物質和人員能力。

英國朝野同樣傾向於採用武力逼迫日本打開國門。英國報刊【愛丁堡評論】有如下一段評論,“日本採取強制性鎖國，不僅是損己，也不利於整個文明世界。日本人雖有絕對的權利保持自己領土的完整，卻不可濫用這種權利到阻止世界上其他民族對富裕和美好生活的追求。”

圖2，佩里的登錄沒有寫真可錄，但日本的民間卻流傳着不少描述當時情景的繪畫。儘管佩里是不懷好意的不速之客，他艦隊的炮口對準日本。但從畫面上看，日本人卻把佩里當作天使，帶領他們進入文明世界。（兩幅畫均取自谷歌）

1845年在江戶的德川幕府重申其“按既定方針”，有限的外貿依然僅適合荷蘭與中國，絕對不擴展到其他國家！英國當然不罷休，一面派考察船測繪日本海岸的地形，同時規劃武裝入侵。但由於英國海軍忙於中國事務而無法提供足夠的軍艦，另外鴉片戰爭也遭到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輿論的譴責，這是一場因販毒而入侵一個主權國家，完全失去了道德的支撐點，英國只能隔海窺視，蟄居待時。

英國人坐享現成的機會來了。1846至1848年美國在與墨西哥發生戰爭，并吞了德克薩斯州，隨後又佔領加利福尼亞州。位於加州的港口舊金山為美國開敞了一扇通向太平洋國家的大門。隨着英,法在日本海海域的勢力逐步處於壟斷地位，另外還執着於自己的理想，即把西方文明傳播到野蠻和落後的亞洲國家，美國決心用武力迫使日本打開自己的國門。1852年美國第十三任總統菲爾莫爾任命海軍准將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 – 1858)前往日本，敦促德川幕府開放國門。1852年的11月佩里率領的4艘軍艦從弗吉尼亞的諾福克啟程，經過8個月的航程，於次年的7月直驅江戶灣（今東京灣）入口處,防禦森嚴的浦賀市港外。洋人的軍艦如此接近幕府的首都，在日本的歷史上還是破天荒第一次。

圖3，神奈川縣橫須賀市的久里濱市 ，於1911年在美國海軍登陸的地方 ，專門建造一座大型紀念碑 ，上面刻有伊藤博文（日本首相，明治維新的功臣）的親筆手書 ： “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佩里上陸紀念碑 ” 。儘管100多年來，日美曾彼此視為死敵，紀念碑依然未損絲毫。二戰後又在紀念碑的一旁建造了一個佩里博物館。以後每年都要舉行民間自發的開國紀念活動 ——“黑船祭 ” 。據說，在“黑船祭 ”中，佩里是個英雄，而日本人卻是一群正在接受開化的蠻人。（照片來自谷歌）

作為武將的佩里，啟程前曾深入研究了西方與日本接觸的先例，以及日本的等級文化。他拒絕日本政府前往長崎的要求（長崎是當時唯一開放的日本港口），並把艦隊停留在距江戶不遠的浦賀市附近，並把所有73門大炮對準市中心。同時把總統的信函與一面白旗一併交給日本官員，意味着除了戰爭或接受條件，沒有其他選擇餘地。佩里在離開日本之前，給予他們最後通牒，“一年之內我將前來聽取回應”。

不速之客佩里將軍的來訪，在日本上層產生了騷動，雖然沒有人贊成結束長達200多年的閉關鎖國的狀態，但他們認識到，幕府實力建築在武士的基礎上，缺乏歐美式的軍事訓練，一旦開戰，幾乎沒有任何取勝的希望，日本決不能步鴉片戰爭的後塵。

圖4，中國， 一塊（列強）帝皇們的蛋糕。日本人作為黃種人第一次坐在瓜分桌上。（照片來自1898年出版的雜誌Le Petit Journal）。

1854年二月十三日，久里濱的漁民和海防守兵突然發現海面上黑壓壓的一片，驚恐萬狀。原來是佩里將軍率領10艏軍艦，1600士兵浩浩蕩蕩前來“約會”了。另外隨同的還有幾位戰功顯赫的海軍虎將布坎南，阿博特和澤林。在美國海軍的炮口下，日本與美國簽署了城下之盟，日米和親條約或神奈川條約。這是日本歷史上籤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與中國一樣淪為半殖民地國家。日本的門戶終於被打開，不久，歐洲列強都蜂擁跳上了欺負日本的大篷車：次年日本被迫與俄國“親善”，簽署了“俄日和親通好條約”；1858年又進一步與英國，法國，荷蘭，美國更為喪權辱國的所謂安政五國條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國家的羞辱使得這個被西方看作野蠻和愚昧的封閉民族獲得了徹底的振興！

中國人對不平等條約內容和性質的理解可能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清楚，因此不必在此多費筆墨。我要與讀者探討的是（兩岸）政府在其教科書中盡量迴避的一個問題，即日本人是什麼態度去對待民族的屈辱? 又怎麼能在短短几十年（1911年）不僅完全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反而作為東方唯一的黃色人種擠入西方白人的列強俱樂部，並積极參与分割中國這塊肥肉？在1895年甲午戰爭慘敗，迫使清朝簽訂了中國歷史上最為恥辱的“馬關條約”（日本稱“下關條約”或“日清講和條約”）。清朝的第二大島台灣被割，並賠款3億日元，相當於甲午海戰前日本每年軍費的四倍半。1905年，通過日俄戰爭，日本人又從俄國人手中奪取中國的第一大島，庫頁島（面積是台灣的一倍），和滿洲。

19世紀世界各民族的關係純粹是處於一種叢林規則，野蠻的文化習慣受欺是不可避免的。對旨在擺脫文明進程中滯後的民族來說，僅取決於一個的條件，百姓和統治階級的素質。日本具有類似神化的，長達2600年的萬世一系天皇制，也就是說王室的貴族血統從未間斷過，因此當國家處於生死存亡之刻，天皇給予整個民族最最迫切的凝固力。而對同種，同文化的中國來說，在過去2000年來，任何出身低微的人，哪怕是游牧蠻族，只要有能力，能打仗殺人都能當皇帝。換句話說，沒有一個政權或朝代具有合法性，因此在國家危及之際，賤民乘火打劫，造反，革命等民族“優秀傳統”就會發揚光大，風雲四起。鴉片戰爭後，中國又為洪秀全的革命直接或間接付出了2億條生命，超過了整個二戰的遇難者。無疑隨後的整個北洋艦隊被消滅，滿清的覆滅當然也順理成章。

被迫打開國門的日本德川幕府，面臨歐美列強的凌辱，民心激怒顯得束手無策，軟硬無奈。為此日本舉國上下呼出王政復古的口號，第122代天皇明治就是在民族危機時走上歷史舞台，並通過維新在短短45年內將“日本民眾從長久的沉睡中喚醒”。

明治天皇主政後，立即頒布【五條誓文】：1，廣興會議，萬事決於公論。2，上下一心，盛行經綸。3，官武一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4，破除舊來之陋習，一本天地之公道。5，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國之基礎。貴族和王親都簽上了名，決心學不僅要接受西方的科學和技術，更是要立憲，還政與民，推行民主的議會制度。

次日，明治又公布了【五條禁令】，第一條禁令重申傳統儒家禮教：“遵守五倫之道；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最令人驚嘆的是，是第四條禁令，“茲王政一新，乃循朝廷條理，交際外國，依萬國公法履行條約，不可加害外國人。背此者有悖朝命，釀成國難，乃至失國際信義，信義，傷皇國威信，故應處至當之刑。”它告訴仇外情緒高漲的民眾，學夷是受鼓勵的，排夷卻是犯法的，嚴懲不貸。

治外法權是不平等條約中最羞辱的一款。外國人的生命在日本獲得保障僅是漫向取消治外法權的第一步，最關鍵的乃是不受皇室干涉的司法公正與獨立。

【五條禁令】發布不久，日本政府遇上了考驗。法國商船“杜布雷”號（ Dupleix）上的十一名法國水手被土佐藩的武士殺害。法國公使萊昂·羅斯立即寫信，要求處死造成此次事件的土佐藩武士、賠償被殺害的水手家人的撫恤金十五萬美元、外國事務長官山階宮親王親自道歉、並禁止帶刀的土佐武士進入開放的商埠。數日後殺害法國水手的二十名土佐武士被抓獲後，被勒令切腹自殺。無辜殺人必須抵命保證法律的公正性。

1891年發生一件更棘手的案件。俄羅斯帝國皇太子尼古拉正在日本訪問，發生了滋賀縣大津市警備巡查津田三藏突然冒出，企圖刺殺皇太子的殺人未遂事件。天皇聞訊大驚，除了派御醫立刻趕往救治受傷王子，自己也將親自立即赴京都探望皇太子。同時明治和皇后分別向沙皇尼古拉和皇后發送電報，深表痛惜和憤怒。一反往日的仇俄心態，此刻整個日本民族陷於內疚和苦惱之中，有個叫勇子的年輕女子竟在京都府廳前抹喉自殺（後來日本人為她建立了一座紀念碑以此表示緬懷）。

案件交由大審院院長兒島惟謙親自審理，根據日本的法律，謀殺普通人（除了天皇）未遂罪，對刺客的最高刑罰是無期徒刑。總理大臣松方和農商務大臣陸奧宗光聞之極為憤怒，親自出面要求大審院改判為絞刑，否則將嚴重損害日本在國際上的聲譽，還會對俄國民眾的感情造成難以彌補的大患。大審院院長兒島堅定維持原判並反駁說，第一百一十六條的規定僅適用天皇，而非俄國的王子。 但總理大臣卻危言聳聽地說，“有國才能有法，堅持強調法律的重要性而忽視國家的生死存亡實乃愚蠢之舉。”司法大臣也威脅要頒布地位高於刑法的戒嚴令。但沒有力量能動搖兒島惟謙維持原判的決心。此刻的明治天皇，雖然依舊有絕對的權威，但他卻是一個明智的君王，絕不干預司法的獨立性。

與此同時，遇刺的俄國的王太子卻把日本人稱為“狒狒，讓人討厭，卑劣可鄙，軟弱無能的民族”。歷史作出了見證，此刻起俄國已開始在文明線上落後於日本，作為國家，在1905年俄國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王子後來成了尼古拉二世，不僅丟了皇位還全家命入黃泉；作為俄國人民也從1917年開始遭受了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暴政。

由於日本長久處於封閉的狀態，為了能適應西方文明，明治的帝師，學者元田永孚提出在致力於維持日本傳統的儒家道德傳統，還必須將東方的道德觀與西方的科學技術相接軌。隨之宮廷服飾以及外交禮儀作了相當幅度的改革。天皇曾與大臣們分享自己的一段趣聞，有一次他隨意地去一個外國人家裡做客，好客的老婦人作出一手好菜款待他和自己的隨從，但這家人卻自始至終不知是日本當今皇上的駕臨。這段佳話在當時廣泛流傳在民間。

那還是1873年日本外相副島種臣因台灣土著殺死54個日本船員的事出使中國。一年前，副島種臣曾親自搭救停泊在橫濱的秘魯船瑪利亞.路斯上被孽待的232名中國船工，再加上副島是日本政府中不僅精通中國歷史和風俗，而且書法也是最好的，因此他最適合擔當此任，而且對付清朝官員也是遊刃有餘。

副島離開天津，兩天後抵達北京。他到達後發現，清朝宮廷依然要求貴賓遵照中國的傳統，在坐着的皇帝面前下跪。令副島憤怒地引用了中國典籍來痛斥中國人對外國人的鄙夷態度時，他說：“夫夷亦人國也，以君子待，即君子之為，以蠻夷待，即蠻夷之為。”副島表示在清朝皇帝面前下跪有損自己的尊嚴。清廷讓步，以五鞠躬代替傳統的叩頭儀式。副島寫信回復道，自己無意遵守這項新規。副島始終堅持與皇帝平起平坐的國際外交慣例行事。最終，副島先於世界上任何一名外交官，得到了皇帝的私下接見。

圖5，有文獻記載，鴉片戰爭前雲南“自衙門官親幕友、跟役、書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監生，商賈軍民人等吸煙者十之五六”。由此可見無論是衣冠楚楚的官人，還是衣衫襤褸，骨瘦如柴的賤民都染上吸鴉片的惡習。為什麼東南亞僅在中國，而非日本發生了鴉片戰爭？為什麼中國的教課書把一切責任全推諉在英國人頭上？（上下兩張照片來自谷歌）

在訪清期間副島深切體會到日本的現代化和中國的愚昧保守，如果日本和中國一旦開戰，日本完全有取勝的可能。返程前副島還與直隸總督李鴻章作過一次親切的捉膝長談，批評中國人對外國的鄙視和傲慢態度。李鴻章曾對副島顯得非常冷淡，而且還討厭日本外交使團成員那副西裝革履的腔調，此番交談後，對他下屬的信件中說，日本西化後已變得強大，而清朝則相形見絀。同樣是那個李鴻章，在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割地賠款後感嘆地說，“中國再不強大，下次來割地賠款將是鄰國日本。”結果被他言中！

幾年後，日本頒布了第一部憲法，實行了議會制，即所謂“廣興會議，萬事決於公論”。但清朝皇帝的頭腦還沒有開化到李鴻章那麼清晰，他們的祖先也非漢人。與黃河流域農業文明高度發達的漢族先民相比，這群生活在東北，西伯利亞或朝鮮高山深林里的野蠻人，不僅在1119年才開始有自己的文字（女真大字），而且在歷史上始終沒有一個正式的稱呼，如春秋時期的“肅慎”、戰國時期的“挹婁”、南北朝時期的“勿吉”、隋唐時期的“靺鞨和渤海”、北宋至明代的“女真”（諸申），直到1635所有女真部落被皇太極征服後，改稱滿族。，漢人就被剛有正式名稱的滿洲蠻人征服，剃髮當奴隸直至1911年。

所謂愚昧的人就是從來不照鏡子，對自己的一無所知。愚昧的清政府也是如此，就是在千載一遇歷史良機，先天決定其無法像日本那樣趕上世界的文明潮流。不是通過談判，而是用武力解決貿易爭端，導致了割地陪款的鴉片戰爭；面臨列強，不是通過徹底改革朝政，而是迷戀和利用“刀槍不入”的拳匪來激發民間仇洋情緒來抵禦外敵，卻慘遭八國聯軍報復，而此刻的日本已成為列強的，成為聯軍的主力。

圖6，在涵館港灣口有個建立在石塊鑲嵌的突起球形面上青銅雕塑，表現出約瑟夫站立在小船上，正準備出洋追求西方文明的冒險。右上角是他的照片。

在談鴉片戰爭時，中國大多知道林則徐的名字，卻對戰爭的原委卻一無所知。鴉片在古希臘的歐洲就在醫學上用作麻醉劑。到了清朝初期，鴉片就開始流入中國，由於鴉片會給人帶來一種虛無縹緲的快感，有人就開始上了毒癮。鴉片成癮百害而無一利，在1729年雍正皇帝曾下令禁止鴉片。此後的多位皇帝皆有禁鴉片煙命令，但未嚴格執行，道光帝在任親王的時候就喜歡抽鴉片，其餘親王、郡王、公主、高級官員、高級文人都吸食鴉片，那就更不用說是底層賤民。雍正時期，每年流入中國的鴉片數量大概為200箱，但到了晚清（虎門銷煙時），每年流入中國的鴉片數量已經超過了一萬箱，短短几十年里中國人對鴉片的需求量增加了50倍。這裡還有大清海關官員的“功勞”，偷偷地接受英國商人的賄賂，非法大量地走私鴉片。這是典型的上樑不正下樑歪，上層缺德，底層無德。清政府也有類似學雷鋒，和五講四美的口號，管用嗎？

1895年大清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在簽署下關條約的談判中，李鴻章對日本首相左藤博文警告說，“福摩薩（台灣）最棘手的行政管理就是那裡6%的百姓非常可怕地陷入鴉片癮”。當時管理民政事務的長官後藤新平首先對福摩薩政府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另外具有醫學教育背景的他採用“生物學殖民”，即按照當地人生活，風俗習慣，通過科學人道的方式對吸毒患者進行改造。首先嚴禁新手上癮，同時通過鴉片配給的方式對毒患者進行逐步減量；另外還從日本國內調醫生，在福摩薩開辦解毒醫院給患者解除痛苦。後藤是成功的，福摩薩抽鴉片的人數從1890年的165000減到1941年的8000，不到總人口的1%。

再看大陸，鴉片戰爭後，就地取材，鴉片直接從台灣輸入，消耗量繼續上升。百姓被世人鄙稱為“東亞病夫”。當兵的也離不開煙槍，成雙槍兵；有的部隊乾脆用鴉片來發餉。太平天國開始時所向披靡，要不是洪秀全打下南京等不及享受上百個宮女的糜爛生活，沒有洋人的剿匪，歷史恐怕要重寫。

儘管如此，相比其他歷代皇朝，清廷所有皇帝的個人素質和品行都是相當出色的。原因很簡單，清朝並非建立在漢人的傳統手段：造反和革命。儘管口號花樣百出，但“造反和革命”的中國式定義都是殺人，搶劫和當帝皇的痴迷。有些造反的頭目邊殺邊搶，政權還沒有坐穩，就原形畢露而丟了命，如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和明末農民起義的李自成等。一些奪得天下平能坐穩的，則是殺與搶分階段進行。如1949年的新朝建立後，通過各種政治運動把所有反對派都趕盡殺絕，然後在所謂改革開放的大旗下，明火執仗地進行搶劫。中國2000多年的歷史中，革命和造反可謂無數次，特點相同，永遠是一（趙）家的天下，歷史也是為趙家寫的，隨之而來的副作用，就是百姓道德的徹底淪喪。

近百年來，民選政府成了世界潮流，為此殺人起家的賤民政權，除了用最動聽迷人的詞藻美化自己，就是掩蓋自己的罪孽和徹底篡改，詆毀建政前的歷史。我這回去日本，特地選擇最早被迫開放的港口，如長崎，橫濱和函館等，感受一下文明社會是如何對待曾經屈辱的年代。相對於這些港口，中國也有類似的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等，除了上海外灘“華人與狗莫入”的牌子，我不曾發現任何有洋人百年來留下的任何痕迹。許許多多慈善醫院或洋人建造的大學，即使沒有被拆除的，也都被鏟掉了原來的名字。

我在涵館市沿海公園的一側，約瑟夫（Joseph hardy Neesima，1843-1980）的雕塑（見圖）面前思索了很久。這個叫約瑟夫，日本人大都忘了他的日本真名新島襄。在德川幕府或江戶時代後期，閉關鎖國還沒有廢除，其中有條隱居的禁令，即未經政府允許任何離開日本前往他國的人，一旦被抓獲，將被處於極刑。約瑟夫深受藍學（荷蘭學）的影響，決心偷渡到美國，接受西方的文明。在一位美國船長的幫助下，約瑟夫偷渡到麻省的薩勒姆港。

約瑟夫到了美國後信了基督教，受了高等教育，1874年曾經的“逃犯”從美國募集了5000美元，不但允許回歸，而且還在京都建立了日本第一所全英語教育的教會大學，【同志社大學】。約瑟夫英年早逝，死後就被埋在校園裡永遠讓受益的學生瞻仰。上了年紀的大陸人不會遺忘50年代，無數“叛國投敵”分子被關押或處決，哪有紀念碑？

圖7，坐落在涵館市區的【外國人公墓】，那裡的亡靈在那鄰海優雅的環境裡沉睡100多年，沒有任何人打擾。

尊重和保護墳墓，對逝者是種懷念和尊敬，也是表現出這個民族是如何對待自尊的。在世界各國的旅行中，我很在乎參觀其他民族的公墓。是否他們也像中國人那樣隨心所欲地刨祖墳。當然在歐洲，墳地神聖不可侵犯已是傳統，布拉格有個老猶太公墓，據說有500年之就，安息的死靈魂上萬之眾，儘管在二戰中捷克被納粹佔領達7年之久，但至今仍然保存良好，還成了世界各國遊客的熱點。

在日本，歷史的任何時刻都不曾沒發生盜墓事件，因造反，革命而毀墓的更是聞所未聞。我在涵館還特意去參觀了一個“外國人墓地”。據記載，該墓地是始於1854年美國海軍來函館時在此地埋葬了兩名水手。以後墓地根據死者的國籍或宗教信仰劃分區域。位於涵館市區的“外國人墓地”靠海風景秀麗，所佔之地可謂寸土如金，尤其是對這個曾經是仇外恨夷的民族來說，至今仍然能被當作歷史文物得到良好的保護，實在令人欽佩。

圖8，二個外國人，一個支持叛匪的白求恩（左），另一個是為清政府鎮壓叛匪，受世人敬仰的伏德（右）。他們倆在1949年後的不同境遇可想而知。  

如果說中國大陸沒有一個外國人的墳墓能在1949年後生存下來，似乎是有失偏頗的。白求恩的墳墓就坐落在石家莊的一個烈士陵墓內。受共產國際的委託，加拿大醫生白求恩以生命的代價幫助了武裝推翻民國政府的共產黨叛亂，毛澤東不但親自為他寫了悼念文章，而且還為之樹碑立傳。但絕大部分中國人，包括讀書人都不知道還有一位真正為中國百姓獻出生命的美國人，伏德將軍（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 – 1862)。

僅僅是在2000多年裡，中國就發生了大大小小的農民造反數百次。直至1949年，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是對百姓生命財產，國家文物古迹摧殘最甚的一次。當年如果沒有一支配備世界上最新恩菲爾德P1853步槍，阿姆斯特朗大炮和蒸汽輪船的數千名僱傭軍，這段歷史可能會重寫。那個僱傭軍長官就是英雄伏德將軍。他曾在美國一所軍校接受短暫教育，後來在輪船上當大副，到上海後準備經商，但正值長毛忠王李秀成企圖佔領上海。當時歐美列強處於自己的經濟利益，在朝廷和叛匪之間持騎牆中立，為此伏德改名換姓為華飛烈，娶了中國老婆，併入了中國藉，名正言順地參加了替清政府鎮壓叛匪和保衛上海的戰鬥。

圖9, 美國老兵拜謁伏德墓的情景（左上），清朝政府為伏德設立的祠堂（右上）。反政府的叛匪建政後，伏德墓和祠堂均被摧毀，屍骨不存。耗資千萬的白求恩墓（下）。（照片均下載於谷歌）

一方面受到西方軍隊正統的訓練，另外軍餉等待遇也很高，軍紀嚴明，還得到受盡了長毛蹂躪的江南百姓擁護，他們紛紛加入了伏德的隊伍。僱傭軍憑藉精良武器和士氣，驍勇善戰多次以一擋十，保衛了上海，徹底消弱了李秀成的實力。如不是李秀成及時被洪秀全召回搖搖欲墜的南京，可能會陷入全軍覆沒的慘劇。

朝廷為了表彰伏德，授予他副將軍銜，並賞三品頂戴花翎，幾千人的僱傭軍也被譽稱為“常勝軍”。伏德也以常勝軍統帥（Commander of the Ever Victorious Army）揚名於全世界。短短兩年中，伏德在戰鬥中始終衝鋒陷陣在前，多次中彈受傷，最後也是陣亡在慈溪的戰場上。不久遺體運往松江，清政府代表國家為他立祠並建墓於城內玉皇閣。在歷史上最早把西方現代化軍事訓練和先進武器引入中國的有兩位先驅，一個是李鴻章，另一個就是美國人伏德。

1919美國成立最大的旨在為老兵服務的退伍軍人組織，即美國軍團，同年建立中國分團，取名為伏德將軍中國第一分團（General Fredrick Townsend Ward Post No. 1, China）。中華民國政府曾賦予該分團信託契約，負責松江的伏德墓地和祠廟的日常管理和維修。隨後每年都有美國軍團的會員都會前往進行各種紀念活動，直至1937年上海淪陷為止。日本投降後，中國分團恢復運作，團長由已經退伍的原飛虎隊隊長陳納德擔任，定於1948年對長年失修的伏德進行重新修復。美國退伍軍人對伏德墓地的最後一次親臨拜謁是1948年的10月，也可以說是永別。

1949年的紅色政權與太平天國具有同樣的性質，總覺得伏德將軍的陰魂不散，處於恐懼之中，儘管是屬於美國軍團的財產，在1955年，不顧國際法把墓地剷平，更野蠻地把深受中國百姓和民國政府尊敬的伏德的屍骨碾碎後丟棄在荒野中。但伏德卻依然活在松江居民的心裡，美國人更忘不了自己的英雄，出版了好幾本傳記，其中【一個無忌戰士】（The devil soldier）最為暢銷。如今在伏德的出身地，人們為了紀念還為他重建了一個衣冠冢。

中國文化中有一條金科玉律即：成則為王，敗則為寇。以前可能僅適用於權力上，自1949年後，範圍擴展到精神領域，新上台的賤民擁有了從精神上奴役百姓的權力。當我去了長崎之後，更是有切骨之感。

長崎是日本開放最早的城市，不久洋人的天主教堂，東正教堂，各式私人住宅和使館等精細，優雅的歐式建築就在南山手山岡上雨後春筍般立地而起。如今這塊洋人區都保存完好，除了教堂繼續讓信徒們做禮拜外，不少成了供遊客參觀的博物館，因此也有人把南山手山岡這塊洋人區稱作露天博物館。其中最著名的觀光熱點是，世界遺產哥拉巴庭園（グラバー園），不少世界各地的遊客都冒名而來。哥拉巴庭院是個建築群，大都是建於明治時代的外籍私人住宅，其中之一就是哥拉巴(Thomas Blake Glover, 1838-1911)的住宅。哥拉巴從蘇格蘭來長崎創業，成了三菱重工的創始人之一。他娶了日本妻子，最後死於東京。我們抵達的那天，正碰巧霧蒙蒙的，偶爾細雨飄飄，在這座位於南山手山崗上的豪華庭院中，它的鳥語花香中的詩景和眼帘底下的長崎港繁忙海景使人有種騰雲駕霧的感覺。

今天幾乎無人不曉意大利音樂家普悉尼創作的歌劇【蝴蝶夫人】。日本藝伎巧巧桑（蝴蝶）與美國軍官平克爾頓的愛情悲劇故事。平克爾頓與巧巧桑成婚後離開日本回國述職，三年後，兩人再次在日本相遇，軍官卻另有所歡，傷心欲絕的蝴蝶夫人以自殺結束了人生。故事純屬虛構，但人們始終認為哥拉巴的豪宅就是蝴蝶夫人的故居。為此我就蝴蝶夫人的身世特地詢問了哥拉巴庭院的工作人員，得到證實蝴蝶夫人與哥拉巴故居毫無關係。原來是日本歌劇女演員三浦環（1884-1946）從1914年開始，為提高日本婦女的形象，先後在德、英、美、意大利演出了上千場【蝴蝶夫人】，而且還深得普悉尼的讚賞。二戰結束後，美國大兵來到長崎的哥拉巴庭，似乎就覺得哥拉巴故居就是藝伎巧巧桑的。隨後就已誤傳誤，直至今天乾脆弄假成真，在庭院裡建了普悉尼和身著蝴蝶夫人打扮的三浦環雕像。

圖10， 建於1896年，專供上岸海員休息的哥拉巴庭院中最大的建築（上），原英國駐長崎的領事館（下），如今已成為博物館。辦公室裡多了一件雕塑，顯示出領事先生當年酷愛用望遠鏡觀海的情景。

離開哥拉巴庭院時回想起了自己在國內的經驗，除了政治上的需要，絕大多數歷史建築或文物都被毀壞已盡。幾十年後，第二代掌權的畢竟是接觸了世界，擺脫了他們父輩們的匪氣和愚昧，企圖跟上潮流，恢復以往的文物，但為時已晚，即使能發現一些殘留的，但大都已經面目全非。中國的歷史就是處於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中。英國17世紀哲學家洛克有句名言：“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中國政府為了自保無惡不作，而百姓除了不敢冒犯政府，同樣也是缺乏道德規範。最近深圳發生一起基因編輯胎兒的惡性事件，再次說明這個民族自上至下的道德底線早已全面失守。

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 在她的【菊與刀】中 有如此一段發人深省的話：“無論在家庭生活里還是政治領域中 ，日本人都有嚴格的等級劃分 。只有這樣 ，日本人才會感到安全 。所以 ，很大程度上 ，明治維新雖然是反對封建舊制的 ，但它卻是利用了日本民眾對封建等級制的無條件遵從而得以成功的 。”日本沒有希臘文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參照，但依然能與西方文明同步，應歸咎於其民族特色：百姓的規矩和權貴的修養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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