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之義不能不本於史。
——陳寅恪

新詩自五四始；而新文言體新古詩則遠自五四；有一說，開始於黃遵憲；這個分水嶺說，可以討論。但是，我們現在則說的是，關於一般而言的史實由詩和以詩求史——這個由陳寅恪大師再提昌之觀點——這個觀點自然含及寅恪大師所謂古文運動之「文起八代之衰」之詩歌－之小說方法和寫實精神。也就是一詩一事，一詩一念。這個觀點，在寅恪關注錢謙益注釋杜甫詩歌之采詩庇史觀念中，得一繼承。於是，詩歌求史之觀念，是不是就是看待詩歌內涵乃至中國文論、史材觀點、傾向之唯一觀念？這裡，吳宓先生有他自身的一種看法。這個看法，正好與寅恪觀點不一而補。一般而言，吳、陳不分，歷史和政治態度乃及文學史學，無以分伯仲；但是，他們的詩歌觀念還是不同。何以如此說法？可見吳宓詩歌集子裡面和他的《空軒詩話》中每每論證的觀點。這些觀點，不講就一詩一史，而講究詩歌之柏拉圖精神。柏拉圖精神何謂？就是總體觀念大於具體觀念。這個共相說的內涵世人皆知。簡單詮釋之，就是一般而言：狗，這個觀念大於黃狗，白狗，黑狗等等具體之狗——而這個狗之觀念被拿到人這裡，就產生很大麻煩——人，在總體論中，就是：抽象人（比如後來經過盧梭和馬克思發展以後）如，人民，無產階級，新生產力代表，諸如此類，就大於趙錢孫李……這樣，所謂階級，代表和人民，產生了抽象的人之0存在的意義；也就是，他們不代表，不能代表和僭越了趙錢孫李。這是一件十分嚴重的問題。這個邏輯的歷史和歷史的邏輯是這樣演變的：最早，由柏拉圖特定一個抽象之概念，總體之概念；再有盧梭就此概念發展出一個總體概念（含文化和法律意義上的總體論：普遍意志——再有馬克思加以異化之，由他發明無產階級可以代表歷史發展，可以領眾立法，可以打倒一切……）這樣，從希臘傳承的民主精神和沒民主載體，就附帶出後在全世界出現的專制（僭主統治）和極權主義（柏拉圖＋盧梭＋馬克思）。這是一個令人瞠乎其目的歷史異化荒誕論。於是，揀視這個詩歌觀念如何到達吳宓先生的言、耳之中，且寫於筆下，產生和寅恪大師詩歌觀念之具體精神之有異觀點，鑿實可以商榷一論。因為，這裡牽涉的兩個課題，如何分梳，也是值得探究的。

我們說，吳宓觀點，絕對不是讓柏拉圖主義完全架構於政治之柏拉圖身上。這一點務必說明。但是，文學－政治間性課題如何析明，也是值得我們絕對注意的選項。因為，世界上沒有沒有政治的，歷史的（甚至經濟的）文學；卻有沒有文學的政治，經濟。這也是人們考量文章標準和史材詩筆的一個環節。第二，所謂文學中使用絕對主體精神，和一般意象或者抽象概念，又絕對不至於等同於政治總體論。這是務必要講清楚，說明白。三，這樣，如何考量文學－政治（歷史）間性，可以簡單而言：其實，文學還是注重寅恪先生之具體化人文主義；這個解法在政治學裡面，叫做西方之個體主義；簡單說，文學注重大於政治，歷史，經濟甚至文化大概念的「個人」——因為這樣的個人，可以在價值層面上顛倒政治和歷史的原則——比如，為德國婦女遭受蘇軍和法軍強姦，而杜撰一種貌似公允的小說和電影——就像我們在阿富汗看到的；美軍士兵濫殺無辜事件和美國自由觀念之間，每每產生價值間文學－政治的反差。這樣的反差，在文學看來，是美軍殘殺無辜，婦孺之絕對有罪——在政治看來，這是一樁偶然的、個體的、不代表的、非價值（載體）之事件。當然，我們正常讀者更加關心納粹屠殺和美軍拯救之間的一般歷史和正面史實。這是兩種觀念、政治觀念和文學觀念的分梳考量。三是，這個文學和政治的灰色地帶，也不是絕無僅有；比如，在二戰之前之西班牙內戰期間，畢加索和洛爾伽與邱吉爾，佛朗哥，斯大林之間的混淆，也產生混淆的文學政治價值。等等。回到主題。這一種名大於實的觀念。這個觀念導致柏拉圖撰發他的理想國精神——乃至這個精神一直可以傳達到現代作家，政治學家和哲學家。我們看到，土耳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帕穆克，就是這樣的觀念持有者——他的大作《我的名字叫紅。》之「紅」，就是這樣一種類似抽象觀念和俱象觀念的集合。（——「紅色是物質與精神兼具，世俗而又神聖的色彩」。而寅恪之「素娥」，「紅袖」；白、元之長恨歌，會真記，又何嘗不是？……）（資料）。這樣，我們直接觀察吳宓先生於柏拉圖，於抽象，甚至於宗教觀念，信仰間之詩歌哲學。先從他的宗教觀點入手——吳宓詮釋曾國藩曾孫女曾賓蓀詩歌節（《空軒詩話》）中有一段重要自白，說他的哲學人生觀——「詩中（曾賓蓀詩）『爐火燭光依皎日』句，蓋喻言每個人之感情（爐火）及理智（燭光）極渺小微弱，但其源皆出於上帝，上帝有如皎日，其光熱為無窮大，無窮久。是故人之辛苦致力於理想事業，所謂殉道殉情者，皆不過表揚上帝之精神，執行上帝之意志而已。然滄海不擇細流，泰山積自土壤，苟能持此信念，則既不至：

「（1）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因自私虛榮而忮刻爭競，亦可免（2）由於一己之孤危失敗，而遂感覺諸種努力為無益無補，前途全成黑暗也。易言之，宓深信宗教與上帝。所謂宗教，乃融合（一）深徹之理智，（二）真摯之感情，信所可信，行所當行，而使實際之人生成為極樂。上帝者，即兼具無上之感情與理智之理想的人格，其光熱力命皆為無窮大，如皎日為一切爐火、燭光之來源及歸宿也。曾女士為堅誠之基督教徒，故有此毅力，有此信心。即宓生平辛勤致力之事，（如《學衡》、如《文學副刊》，為《碧柳》，為海倫等。）亦由宓內心（雖不具形式）宗教之觀念，上帝之信仰有以致之。世之譽宓毀宓者，恆指宓為儒教孔子之徒，以維持中國舊禮教為職志，不知宓所資感發及奮斬之力量，實來自西方。（注者——下劃線為自立加）質言之，宓愛讀柏拉圖《語錄》及《新約聖經》。宓看明（一）希臘哲學，（二）基督教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業之原動力。而宓親受教於白璧德師及穆爾先生，亦可雲宓曾間接承繼西洋之道統，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區區以歸，故更能了解中國文化之優點與孔子之崇高中正。宓秉此以行，更參以西人之注重效率之辦事方法，以及浪漫文學、唯美藝術，遂有為《學衡》，為《文學副刊》；對碧柳，對海倫之諸多事迹。惟然，故友朋中真能了解我者極少。」這裡，顯然而然的提示就是，「宓愛讀柏拉圖《語錄》及《新約聖經》」；既然是柏拉圖，既然是新約，自然產生和他所謂白璧德主義產生糾集；這個糾集就是，人文主義和宗教主義之間的分合異同。首先說一。柏拉圖預言過西方宗教必然走向一神教；二，柏拉圖之總體觀念和上帝與人——這樣一個後來所謂馬丁。布柏之人－神倫理論之間，說人文主義之「人」之唯此唯大，就不準確了；是人，該絕對對神負責。三，這個也是中國人精神倫理哲學中的闕如和矇混；因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沒有神－人倫理論。四，故此，援此西洋信仰說，吳宓視野似乎較之寅恪秉承傳統，秉承中國，有了一些不同。（？）

但是，這個宗教倫理說如何適配中國之詩歌據史，個體事件乃及整體與個體關係？是一個有待嚴考之問。我們就此進入吳宓之具體的詩歌觀之柏拉圖論。他說得明白，「古語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夫詩與史實皆極耗費之事業，蓋犧牲許多時間、金錢、精神、物質，結果僅積得一絲情感，一點經驗。寫以妙文麗詞，縱能愜心合律，亦不過寥寥三五句，區區數十字而已。亞里土多德謂詩著普遍，而史記特殊，故詩高於史。由是以言，詩比史更重歸納，更嚴選擇，則詩比史尤為耗費多多。然惟其耗費至極，乃詩之所以最可珍貴歟？吾今之意，蓋謂詩之所以耗費，不在其作成一篇之時力，更不在排印詩集之工本，乃在造成詩人情感經驗所需所耗者至於如彼之鉅。「（《空軒詩話》）這是他詮釋照錄之」海倫「鳧潘式之詩後議論——一個海倫，一個碧柳（吳吉芳，是他空軒的記載主將，最重視的現代詩人之一。）但是，讚美」亞里土多德謂詩著普遍「之餘，宓卻在鳧詩《拾煤核詩》看到寅恪大師之以詩庇史料。這是繞有趣味的事情。因為筆者同樣感動於拾媒核，故此照錄如茲——

（空軒云：「外此鳧公所作，予最喜其《拾煤核詩》（相比於《七德舞》，《賣炭翁》……——自立）。此詩作於民國二十年冬，（時在北平）《序》云：」故都舉火，多碾煤令碎，調以黃泥，團之如荔枝，名曰煤球。貧者歲暮往往就富人牆側，搜其燼餘，積而燃之，俗呼曰拾煤核。慨焉興悲，為詩云爾。『）詩云：「雪漫天，風撼壁，朱邸沈沈臨道側。綉圍暖護玉樓人，蝶台花嬌正無力。棄煤委地出香廚，屋後貧娃來拾核。褐衣不掩脛，俯行雪滿脊。承筐是將，爰羅爰剔，旋撥殘灰抉碎石。遠視茫茫但一白，蠕蠕漸近分形跡。自言大雪無人爭，喜氣軒騰動顏色。我行前致辭：適可而止君其歸。貪多忘卻北風烈，肌膚凍破爺娘悲。嗚呼！遼東雄縣稱撫順，本溪湖水明珠潤。鐵索凌天星斗高，鋼機鑿地雷霆震。誰令拱手事蝦夷？十萬為奴食殘燼。（原註：本溪湖煤礦，乃露天擷取，可知蘊藏之富。勞工皆上著也。）往事傷心漢冶萍，開灤更仰英人。天之錫我何太豐，我自不臧天所忿。東倭舉國肆狂氛，痛見炎黃血霜刃。牆根拾核未雲悲，忍說他時無一寸。覆巢安望卵能完，一例朱門會同殉。江草江花句尚新，杜陵忠骨久成塵。時危空負乾坤大，我亦長饞抗餓人。』此詩語意沈痛至極。」於是，寅恪之元、白，少陵、昌黎，錢、柳之史，之詩，和這首宓擇，成為與寅恪詩觀史才之一統；而宓則有新發現於一種宗教和抽象範疇。其實，這二者或可二兼并合也。為了給讀者之吳，之陳，我們也援出寅恪以詩采史之證。「他（錢謙益）在《胡致果詩序》中說，『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為續《詩》。《詩》也，《書》也，《春秋》也，首尾為一書，離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義不能不本於史。曹之《贈白馬》，阮之《詠懷》，劉之《扶風》，張之《七哀》，千古之興亡升降，感嘆悲憤，皆於詩發之。馴至於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更是寅恪詩歌觀點的寫照：錢－陳寫照，是也。這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啟示；至於寅恪是不是宗教，信仰，抽象和柏拉圖——這是另外一個大話題，令辟之。

中國人，中國詩人是不是可以世外桃源，為之以純，純文學，非政治？顯然不行。吳宓，寅恪，不行；空軒提到的那些詩人如蕭公權，梅光迪，胡先驌，不行，更何況于于右任，梁啟超，王國維……近來，余英時先生對汪精衛詩詞再版作序言之，說寅恪也對對日和解頗贊同，且有文字列證。對日戰還是和，令人想起寅恪大師關於唐人戰和兩派分析。廟謨休兵與否，成為唐朝走衰趨勢。中日戰和，關係重大。那時有不戰，緩戰，戰與不戰之說。再，日本人，德國人玩殖民主義於後殖民時期，本就不是好運。中日之戰，是世界格局變化。中日決定在次，主要是美國時代崛起，日，德宿命不免。所以，老蔣堅戰，英明，正確；汪精衛，至少是錯誤的。寅恪先生等在此課題上不是睿算。汪，更不在話下。故此，蔣百里持久戰，正確也。此為體外話。只是想說明，即便兆銘，即便胡適，也不是政治測算大師——詩人一事，也在不逃政治（甚至戰爭）影響之中——也算以詩求史，史證詩詞，概莫例外。我們看到，吳宓和寅恪之間的詩作唱和，都是史實的某種寫照，記於寅恪詩集和吳宓詩集之中。筆者看到吳宓古今中外之大詩人視野；雖有其友吉芳君對他的詩歌的弱處和不暢，做過率評，道出批評（都見《吳宓詩集》）。所以，寅恪詩歌高出於宓，是不爭的事實。另處，余先生說，「陳寅恪〈阜昌〉詩『一局收枰勝屬誰』句的長註，《陳寅恪詩箋釋》」，值得注意。（余英時重版汪精衛《雙照樓詩辭彙》序）此詩全文如茲：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淵遲死更堪悲。
千秋讀史心難論，一局收枰勝屬誰。
事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有傳疑。

或：

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枰勝屬誰。
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

其中「一局收枰勝屬誰」，當然令人想到寅恪之錢、柳史實，詩材，認知裡面錢謙益南明抗爭，莊周說劍之典故。錢，棋詩弈詠甚多，備幾十首。以弈謀略，號稱預為帥，而不能取代鄭成功，黃毓琪……也。所以有「楸枰小技，可以喻大」說——這裡兆銘也是這樣類比於棋數。（可見《柳如是別傳》及鄙作《天上素娥原有黨》文。）當然，棋諭詩很多。網路上都可以查到，截至清期，就有吳偉業，有袁枚，等等；更早，自然更多。是一種慣常寫法。汪用此道無異。棋是政局，詩是歷史，人是命數，不在話下。這還說明了詩歌－文學－政治－歷史之間的分合，契闊，這比就政治說政治，就文學說文學，來得視野、胸襟、心思之廣大寬容。更多內容，讀者可以捋讀寅恪和吳宓兩位大師作品於書紀。另外，余英時先生早年詮釋、爭論、辯護寅恪詩歌與一個訟棍之史事，早就是坊間關注過的公案。其《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北京曾有出售。「這部《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在我個人的生命史中具有非常獨特的意義。現在第三次增訂刊行，我想略述書成的經過，並對先後關心過它的朋友——包括相識與不相識的——表示我的感謝。」（余英時《陳寅恪研究因緣記——《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本〈書成自述〉）文學、文論，且祖，且宗；政治、歷史，可古，可今；而詩歌解讀，隨著時間、事件、背景的延伸和糾集，勢成增值，多義文本。也是傳統、現代乃及後現代接受，詮釋美學之一部分；只是對於中國人，中國詩人，這樣的結構和解構不能等同於西方人，西方文本而已。

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