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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2021 11:43 上午
傅聰，選擇自由的「鋼琴詩人」
出生於中國的鋼琴家傅聰以對肖邦、德彪西和莫扎特的細膩詮釋聞名，其父是著名翻譯家及作家，他寫給傅聰的信影響了一代中國讀者。周一，在生活多年的倫敦，傅聰於一家醫院去世，享年86歲。
1987年與傅聰結婚的鋼琴家卓一龍(Patsy Toh)說，死因是新冠病毒。
1955年，傅聰在華沙的肖邦國際鋼琴比賽中獲得第三名，成為第一批獲得世界性聲譽的中國鋼琴家之一。他對肖邦馬祖卡舞曲的演繹還獲得了一個特別獎。
幾乎一夜之間，他成了民族英雄。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生政府來說，傅聰在著名國際比賽中獲得認可，證明中國在藝術方面可以同西方分庭抗禮。採訪傅聰的中國記者蜂擁而至，還有很多記者向他的父親、法語文學翻譯家傅雷請教兒童教育方面的建議。
但官方的友好並沒有持續太久。
兩年後，毛澤東發起了反右運動，包括傅雷在內的數十萬中國知識分子受到迫害。許多人遭受折磨、被流放到勞改營。當時在波蘭華沙音樂學院(Warsaw Conservatory)學習的傅聰被要求回國接受幾個月的「改造」。
回到華沙後不久，他發現自己陷入兩難境地。目睹國內日益動蕩的政治氣候，他知道，如果畢業後他像政府期望的那樣回到中國，他會被要求譴責自己的父親，這樣的事令人難以想像。
因此，1958年12月，傅聰逃離共產主義波蘭，來到倫敦請求政治避難。
「關於我的離開，我總是感到遺憾和痛苦，」他在採訪中回憶。他說，中國有那麼多知識分子遭受苦難，但他卻逃跑了。「我很不安，好像虧欠了所有的朋友，」他說。
叛逃後，傅聰與在上海的父親保持著書信往來——這項特權據說是經中國總理周恩來的批准。
然後，在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顛覆中國社會的十年動亂。激進的紅衛兵指控巴爾扎克和伏爾泰等作家的譯者傅雷有「資本主義」的藝術品味等各種罪行，對他們夫婦進行了數天的羞辱和折磨，最終這對夫婦像當時許多中國人一樣被迫自殺。當時仍在倫敦的傅聰直到幾個月後才得知父母的死訊。
1981年，毛澤東統治結束後的中國政府為傅聰的父母恢復了名譽，傅雷寫給以傅聰為主的家人的書信在中國出版。《傅雷家書》中充滿忠告、鼓勵、人生教誨和嚴厲的父愛，成了中國的暢銷書。
對很多人來說，傅雷關於音樂、藝術和生活的論述，與文化大革命的宣傳形成了一種樂見的對比。在文化大革命中，兒子反對父親，學生反對老師，鄰里反目，一切都是為了政治。
「你想像一下我們成長的環境，那是非常刻板的，」政治分析人士徐曦白說，他在北京上中學時第一次讀了傅雷的信。他還說：「所以讀《傅雷家書》的時候，你就會意識到人可以過得多麼體面——一種非常細膩和藝術的生活，有真實的人類情感，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
傅雷的話影響了一代中國人，在他去世後，這些話依然在收信者心中產生長久的共鳴。
「我爸爸的名言就是，『第一做人，第二是藝術家，第三是音樂家，最後才是鋼琴家，』」傅聰在採訪中回憶。「這個次序，我現在認為就是這樣，應該這樣。我就是這樣的。」
傅聰於1934年3月10日出生於上海。父親除了從事翻譯工作，還是一位藝術評論家和策展人。母親朱梅馥是丈夫的秘書。
在父親的嚴格監督下，傅聰和弟弟傅敏接受了中國古典傳統的教育，並且在中西文化的熏陶下長大。傅聰從小學習藝術、哲學和音樂，經常利用父親的留聲機和大量唱片收藏。
傅聰從小就喜歡古典音樂，7歲時開始學習鋼琴。他後來的老師之一是上海交響樂團的義大利指揮梅百器(Mario Paci)。
但戰時中國的混亂使他無法接受系統的音樂教育。1948年，少年傅聰隨家人遷往中國西南部的雲南省，在那裡度過了一段據他說十分叛逆的時光。回上海幾年後，他才開始全心投入到鋼琴上。
傅聰第一次登台是在1952年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奏貝多芬的《皇帝協奏曲》。這場音樂會引起了北京官員的注意，於是選派他去東歐比賽和巡演。
傅聰很快搬到波蘭，得到獎學金，在華沙音樂學院學習。1955年，為了準備在華沙舉行的第五屆肖邦比賽，他刻苦練習，結果在第一輪比賽中傷了手指，險些被淘汰。
1966年父母去世後，傅聰留在國外，成為國際著名鋼琴演奏家，以演繹肖邦而聞名，但他對海頓、莫扎特、舒伯特和德彪西作品的詮釋也贏得了讚譽。《紐約時報》的伯納德·霍蘭德(Bernard Holland)在評論他於1987年在紐約的一場獨奏會時寫道，傅聰有著「對色彩的敏感聽覺」和「難以捉摸的旋律天賦」。
「我們應該多聽傅聰的演奏，」霍蘭寫道。「他是一位藝術家，他把自己極高的鋼琴天賦用來追求音樂目標，而不是用來表演。」
毛澤東去世後，文化大革命也隨之結束，1979年，傅聰在時隔20年後首次獲准回國，與弟弟重聚，為父母舉行追悼會。
在隨後的訪問中，他做了表演和演講，因其對音樂的抒情演繹被譽為「鋼琴詩人」。後來的新版《傅雷家書》中收錄了傅聰寫給父親的部分書信。
傅聰去世之際，中國的民族主義正在抬頭。在中國社交媒體上，一些極端民族主義評論人士因為他在幾十年前的叛逃，稱他是中國的叛徒。1950年代，傅聰定居倫敦後也面臨類似的指控。
「我跟他們說什麼呀，沒有什麼可說，」傅聰在接受採訪時談到這些批評人士時說。「並不是我是真的嚮往西方。」
「我選擇自由，」他還說。「沒有那麼簡單的事，那是沒辦法的事情。」
許多中國人都懷念他，包括著名的鋼琴家李雲迪和郎朗，他們稱傅聰為「古典音樂里的一股清流，我們精神的燈塔」。
「傅聰的遺產向人們和音樂家展示了正直、品格和音樂的重要性，而不僅僅是技術，」巴德音樂學院美中音樂研學院的指揮兼院長蔡金東說。
傅聰的第一任妻子是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紐因(Yehudi Menuhin)的女兒扎米拉·梅紐因(Zamira Menuhin)，兩人的婚姻以離婚告終，他與玄禧晶(Hijong Hyun)的短暫婚姻也是如此。傅聰的遺屬除了妻子卓一龍，還有第一段婚姻所生的兒子傅凌霄，與卓一龍的兒子傅凌雲，以及弟弟傅敏。
傅雷在晚年仍然熱衷音樂，每天都要彈幾個小時鋼琴，即使手指日漸衰弱。他在採訪中一再提到這種熱愛，以及從父親那裡得到的智慧。
「小時候，我在波蘭給父親寫信，說我感到悲傷和孤獨，」他回憶。「他回信說：『你永遠不會孤獨。古今的名著，時時刻刻給你精神上的養料！』」
「這就是我的感覺，一直都是，」傅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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