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陽讓我為《全國高考招生》雜誌寫一篇文章，說說我當初考大學時的情景。我說我當初沒有考上大學，潘陽說這樣更有意思。潘陽是我的朋友，他讓我寫一篇怎樣考不上大學的文章，我只好坐到寫字桌前，將我十九年前的這一段經歷寫出來。

我是一九七七年高中畢業的，剛好遇上了恢復高考。當時這個消息是突然來到的，就在我們畢業的時候都還沒有聽說，那時候只有工農兵大學生，就是高中畢業以後必須去農村或者工廠工作兩年以後，才能去報考大學。

當時我們心裡都準備著過了秋天以後就要去農村插隊落戶，突然來消息說我們應屆高中畢業生也可以考大學，於是大家一片高興，都認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生活，而不用去農村了。

其實我們當時的高興是毫無道理的，我們根本就不去想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學，對自已有多少知識也是一無所知。我們這一屆學生都是在「文革」開始那一年進入小學的，「文革」結束那一年高中畢業，所以我們沒有認真學習過。

我記得自己在中學的時候，經常分不清上課鈴聲和下課的鈴聲，我經常是在下課鈴聲響起來時，夾著課本去上課，結果看到下課的同學從教室里涌了出來。

那時候課堂上就像現在的集市一樣嘈雜，老師在上面講課的聲音根本聽不清楚，學生在下面嘻嘻哈哈地說著自己的話，而且在上課的時候可以隨便在教室里進出，哪怕從窗口爬出去也可以。

四年的中學，就是這樣過來的，所以到了高考複習的時候，我們很多同學仍然認真不起來，雖然都想考上大學，可是誰也不認真聽課，壞習慣一下子改不過來。倒是那些歷屆的畢業生，顯得十分認真，他們大多在農村或者工廠呆了幾年和十幾年了，他們都已經嘗到了生活的艱難，所以他們從心裡知道這是一次改變自身命運的極好機會。

一九七七年的第一次高考下來，我們整個海鹽縣只錄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其中應屆生只有幾名。

我記得當時在高考前就填寫志願了，我們班上有幾個同學填寫了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成為當時的笑話。不過那時候大家對大學確實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學都填寫了北大和清華，或者復旦、南開這樣的名牌大學，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說，我們都不知道填志願對自己能否被錄取是很重要的，以為這只是玩玩而已。

高考那一天，學校的大門口掛上了橫幅，上面寫著：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寫著這八個字，兩種準備就是錄取和落榜。一顆紅心就是說在祖國的任何崗位上都能做出成績。我們那時候確實都是一顆紅心，一種準備，就是被錄取，可是後來才發現我們其實做了後一種的準備，我們都落榜了。

高考分數下來的那一天，我和兩個同學在街上玩，我們的老師叫住我們，聲音有些激動，他說高考分數下來了。於是我們也不由地激動起來，然後我們的老師說：你們都落榜了。

就這樣，我沒有考上大學，我們那個年級的同學中，只有三個人被錄取了。所以同學們在街上相遇的時候，都是落榜生，大家嘻嘻哈哈地都顯得無所謂，落榜的同學一多，反而誰都不難受了。

後來我就沒有再報考大學，我的父母希望我繼續報考，我不願意再考大學，為此他們很遺憾，他們對我的估計超過我的信心，他們認為我能夠考上大學，我自己覺得沒什麼希望，所以我就參加了工作。先在衛生學校學習了一年，然後分配到了鎮上的衛生院，當上了一名牙醫。

我們的衛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閑的時候，我就站到窗口，看著外面的大街，有時候會獃獃地看上一二個小時。後來有一天，我在看著大街的時候，心裡突然湧上了一股悲涼，我想到自己將會一輩子看著這條大街，我突然感到沒有了前途。

就是這一刻，我開始考慮起自己的一生應該怎麼辦？我決定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於是我開始寫小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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