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中國人不僅反對孫中山對抗袁世凱，而且乾脆連辛亥革命也反對，似乎頗為留戀權力靠血統相傳的皇朝體制。我一開始懷疑這些人是不是五毛？是否在為那些夢想讓江山在紅色家族內代代相傳的紅色後代們打造聲勢？令我感到驚奇的是，我發現有些嚮往憲政的國內大學教授也支持這一說法。這些人認為，辛亥革命根本就不應該發生，人們應該給清朝以時間，讓其逐漸實現君主立憲制，那樣，後來那麼多的彎路，包括共產革命，可能都不要走了。在我看來，這種認為清朝一定會通過君主立憲將中國引向現代民主政治的設想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最好假設，清皇室以君主立憲為名而讓中國永遠陷於實際的專制統治之中不僅完全有可能、而且是更有可能的。我在網上聽到的另一種反對清末變革的聲音是說康有為與光緒皇帝於1898年進行的戊戌維新變法太激烈、太書生氣、不現實，所以失敗了。可是，維新變法被慈禧鎮壓後過了不到三年，慈禧於1901年親自啟動的新政改革，其初始步驟基本上照抄了維新變法，那些被說成是書生氣、不現實的改革項目，到了慈禧手中，不費吹灰之力，就被改掉了。慈禧當初反對維新變法，純粹是出於對她個人權力的考慮，擔心如果光緒帝變法成功，自己會失去對朝廷的控制。可悲的是，從維新變法失敗到新政開啟之間的不到三年時間裡，中國經歷了由義和團之亂導致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遭受了極為慘重的利益損失，讓中國背負上四億兩銀子的巨額外債，並且失去了對東北三省領土的實際控制。這樣一個小小的清末改革是以如此巨大的代價才得以換來。我們可以由此想像，要推動清朝實現真正的憲政，人民還需要經歷怎樣的災難、付出怎樣的代價。後來發生的日俄戰爭、日本在中國東北駐上軍、以及日本一步步發展到全面侵華，都是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後果的衍生，而義和團之亂是慈禧極度愚昧行為直接造成，如此愚蠢的一個王朝，推翻它一千遍都不為過。

新政期間，清皇室迫於體制內立憲派的壓力，於1908年頒布了一個憲法，該憲法離立憲派（真立憲派，不是像袁世凱那樣的假立憲派）的要求相差甚遠，一直到辛亥革命在南方發生之後，北方的朝廷才頒發了一部更接近於立憲派要求的新憲法，可這時已經為時過完，革命已經發生。以上所列歷史事實說明，第一，如果皇帝願意從上到下進行改革，確實會是代價最小、最容易成功的改革，台灣民主轉型正是從上到下改革一舉成功的範例，問題出在，第二，多數皇帝總是捨不得放棄自身的絕對權力，不情願改革，非要等到被逼上絕路時，才被迫做出最小的改革，人民在這期間已經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所以，能改良當然最好，我也希望中國能走改良的道路，可是，人民沒有耐心等待億萬年、更不願意一遍又一遍地付出無謂的代價，如果皇帝不肯及時主動改良，革命早晚會發生。另一方面，我希望哪怕發生了革命，也能是一場盡量不流血的革命，為此，中國當局應該儘早終止在中國的學校里教授中共黨史，否則，絕大多數中國人就只會懂得用列寧革命的方式來反對中共。中共官員們如果害怕革命、擔心革命會威脅到自己的生命安全，那麼，他們最需要做的不是污名化辛亥革命，而是停止宣傳列寧革命。辛亥革命不僅推翻了帝制，而且是一場沒有流多少血的革命，清皇室里的人失去了權力卻沒有失去生命，相比之下，列寧式中共革命才是導致了上千萬中國人人頭落地的一場血流成河的革命。中共革命中的所謂革命，從革人的命的角度上講算是革命，但從政治進步角度衡量，中共革命實際上是一場反革命，它復辟了靠槍杆子上位的舊權力模式，阻斷了中國走向現代政治文明的進程。

至於有些人將實現憲政的希望寄托在北洋政府身上，在我看來，同樣是一種一廂情願。不僅袁世凱是一位毫無憲政理念追求的新皇帝，袁世凱之後的北洋政府首腦也是各路軍閥靠槍杆子實力輪流上位，這種狀態是袁世凱當總統所留下的政治遺產造成，北洋政府的最後一任總統張作霖是由袁世凱一手提拔起來的大軍閥。張作霖是文盲加土匪出身，他之所以會得到袁世凱的青睞，原因是他支持袁世凱稱帝。從這一例子，我們也可以看出指望袁世凱立憲有多麼地離譜，袁世凱眼裡根本沒有憲法，只有他個人的權力，誰為他個人權力服務，誰就能得到提拔。北洋政府不僅總統由軍閥擔任，中央政府任命各省省長時也大多看的是對方的軍事實力，有槍就有權。各路軍閥為擴大自己的地盤和實力，還不斷相互爭鬥，造成戰亂不斷。我們可以設身處地地替那一時代的中國人想像一下，你能對由一群毫無思想和理念追求、只相信槍杆子力量、忙於為自己爭權奪利的軍人領導的政府懷抱立憲的希望嗎？

眼看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騙子侵吞，中國實現憲政的前途顯得是如此地渺茫，正是在這樣一種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孫中山選擇了與蘇聯人的合作，如果英、法、美等西方國家願意幫助他，孫中山也不會去與蘇聯人合作。在與蘇聯人的合作中，孫中山富有智慧和獨立精神，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獨立思想和原則，迫使蘇聯人多次對他讓步。列寧最初的建議是要讓國民黨與中共合併，孫中山堅決反對這樣的主張，堅持說中國革命必須由國民黨領導，只同意中共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其實當時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國民黨，所以，你共產黨員願意加入國民黨，孫中山也不反對。這一回合，孫中山贏了，蘇聯人對孫中山做了妥協，同意中國革命以國民黨為領導力量。陳獨秀為此還抵抗過一陣共產國際的說法，最後共產國際代表威脅說，中共如不接受國民黨領導，將被開除出共產國際，言下之意是要撤除對中共的財政資助，陳獨秀不得不讓步。蘇聯人還要求孫中山改造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思想，加入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的詞語，這也被孫中山拒絕，孫中山堅持說，國民黨是一個為全社會所有人服務的政黨，我們沒有階級敵人，不搞階級鬥爭，也不主張以暴力手段進行社會改造，結果，蘇聯人也讓了步，孫中山只接受了蘇聯人提議的反對帝國主義口號。孫中山在與蘇聯人的合作中，很清楚自己要什麼不要什麼，他要蘇聯人的錢、要蘇聯人的武器、要蘇聯人教國民黨人怎麼打勝仗，但是，蘇聯人的思想、蘇聯人的意識形態，孫中山堅決不要，國民黨的自主領導權，孫中山也堅決不出讓，這就是孫中山政治智慧的高超之處，他是利用蘇聯人來達到中國人（或者說至少是與孫中山理念相同的中國人）的目的，而不是被對方利用達到對方的目的。

孫中山死後，他的三民主義之夢仍然被許多中國人心甘情願地追尋，他的忠實信徒蔣介石和汪精衛沒有為了蘇聯的財政資助而放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想，這就是一個對的理想所具有的巨大感召力。這說明，孫中山的領導地位不是來自手中有軍權、也不是來自外國靠山，而是來自他思想的魅力。如果蔣介石之後的台灣領導人不算在中國歷史之中的話，那麼，孫中山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靠理念起家並贏得人心的政治領袖，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

孫中山早在那個年代就能夠堅定地拒絕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的概念，這與我們今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所處的條件相當不同，我們是實實在在地吃了幾場大浩劫的苦頭、親眼見證了實施這種理念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怎樣的災難之後，才認識到這些概念的邪惡性。而以孫中山時代的信息條件，沒有人知道蘇聯人真正在做些什麼，更沒有人預想到蘇聯的未來會是怎樣，孫中山在還沒有事實依據證明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的邪惡性時，就能意識到這些概念的不可取，這說明他在政治理念判斷上非常具有前瞻性。相比之下，在今天信息條件如此優越的情況下，不少受紅色教育長大的中國知識分子連判斷基本是非對錯的能力都缺乏，壞的被他們說成是好的，好的成了壞的，無恥的貪權者被美化成偉人，擁有現代理念的優秀政治家反而被打成了罪人。這種知識分子思想能力上的退化，從另一個側面證明，紅朝相比於民國，是一種落後與倒退，中國今天所面臨的許多問題不是辛亥革命引起的，而是共產革命造成。

我最近剛從網上讀到一則小故事，從中讓人窺見孫中山聯蘇時的清醒頭腦和高超智慧。一位老同盟會成員曾就國民黨接受蘇聯援助之事當面質疑孫中山：「（蘇聯）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孫中山回答說：「彼非厚於我，欲借國民黨以實行其在華政策耳。…共產黨能守吾黨範圍，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處理之法」。顯然，孫中山並不幼稚，他沒有因為蘇聯人幫助了自己，就感激流涕，放棄了自己的原則。他清醒地知道蘇聯援助國民黨有其自身目的，對此，他做好了兩手準備，如果對方不侵犯國民黨的底線，那麼，國民黨將試圖默化對方的附庸，如果對方無法遵守底線，他也想好了對付的方法。後來，當蘇聯人觸犯國民黨底線時，蔣介石和汪精衛能夠毫不猶豫地與蘇聯決裂，正是與孫中山定下的「吾黨範圍」不可逾越之原則有著必然的關係。

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設計的五權相衡制度，也是受到不少台灣人和香港人稱讚的地方。當然，孫中山遠不是完美之人，他的思想、他的政治策略、他的私生活，要挑毛病，肯定挑得出來。我個人除了不贊同孫中山整頓黨紀的做法，還認為孫中山接受反帝口號不是一個明智的策略，給國民黨帶去了不利於自身生存的國際環境。從原則上講，我也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但這種話知識分子可以講，政治領袖一講，含義就很不一樣了，以當時西方權力精英的思想水平，他們一聽到反帝國主義，就聯想到自己國家經濟利益的損失，對方就成了敵對勢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再提這樣的口號，問題就沒有那麼大，因為那時西方主流思想已經發生了變化。所以，國民黨反帝沒錯，只是可能提得太早了一些。另一方面，反帝國主義在二戰後的西方會成為主流思想，國民黨反帝也有一份功勞，可惜的是，中國為此付出了代價。當然，孫中山接受反帝口號也可能是他意識到自己無法完全不向蘇聯妥協，因此在對西方態度上做了讓步，而且西方人本來就不支持他，他認同反帝也很自然。儘管存在著不足和缺點，孫中山仍然不失為中國歷史上一位最偉大的政治家，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之人，只有更好、更優秀的人。

值得補充說明的一點是，紅禍之所以能夠吞沒中國，除了有蘇聯人虎視眈眈覷覦中國、和日本人妄想征服中華民族的外來因素，中國內部的一些內因也確實幫助了紅禍的崛起，只不過我不認為孫中山聯蘇是內因之一。導致紅禍成功入侵中國的一個重要內因是前面提到的有不少中國人幻想依靠外國大救星來拯救中國，他們心甘情願地參加由蘇聯人資助領導的、替蘇聯人打入中國內部的第五縱隊-中共組織，另一個內因是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給將要被蔣介石消滅的中共送去了絕處逢生的機會，讓中共獲得了合法發展的機會。張學良是文盲加土匪出身的軍閥張作霖的兒子，他能成為東北軍的統帥，靠的是血統資本。可以說，張學良是要智慧時沒有智慧，要勇氣時又缺乏勇氣，日本侵華戰爭的發生、和中共的絕處逢生都與他相關。胡適曾經痛斥張學良是自毀長城的民族罪人，說：「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張學良的「少帥」生涯展示出，權力沿血統身份相傳的制度可能給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帶來什麼樣的惡果，辛亥革命終結了帝制，對中國人民來講實在是一件大好事。今天的紅朝體制里雖然仍然存在著靠血統獲取權力的現象，但是，這畢竟已經是名不正言不順，紅朝的皇帝們不可能做得太過分，公然將權力交給自己的子女。

（未完待續）

作者投稿

在國民黨聯俄容共期間，中共組織的規模出現大幅度增加，中文網上有不少人因此認為，是聯俄容共將紅禍引入了中國，這些人忘掉的一點是，國民黨力量在聯俄容共期間的壯大遠遠超過中共，聯俄容共關係破裂後，是中共黨員遭到了大批屠殺、並從此被長期追殺，而不是反過來。沒有了聯俄容共，就不會有強大的國民黨政府，中國可能到今天都沒有一個地區能夠實現民主政治。反過來，對中共來講，就算沒有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只要蘇聯人不停止出錢出力，它照樣可以通過其他方式發展壯大，聯俄容共期間出現的中共人數增加並沒有起到紅禍必勝的決定性作用，此後有許多事件如果沒有發生，中國歷史就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模樣，比如，如果西安事變沒有發生，如果日本沒有全面侵略中國，如果斯大林在任何一個階段放棄了中共、或者他早死幾年，那麼，今天的台灣就是今天的全中國，中國會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那些鼓噪全盤抹殺孫中山和國民黨歷史地位的人，在我看來，等於是在抹殺今天的台灣、抹殺台灣的民主政治。

我們還可以通過對比一下中共軍事實力在國共內戰前期和後期所出現的飛躍性變化，看到斯大林覷覦中國之心有多麼地強烈、以及蘇聯提供的無休止援助對紅禍橫掃中國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國共內戰剛爆發時，中共軍隊還遠不是國民黨軍隊的對手，蘇聯紅軍一撤出東北，林彪部隊就丟失了從蘇聯人手裡接過來的東北重鎮四平和長春等城市。那時的毛澤東根本不敢幻想佔領全中國，連佔領全東北他都不敢想，毛澤東敢做的設想是，讓開南滿、退守北滿地區，這樣背後和左面緊靠著蘇聯、右面與外蒙古相鄰，三面都有來自蘇聯的依靠和保護，有利於他守住根據地。同時，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也做好了將長春以北的北滿地區讓給中共的打算，因為在與斯大林進行中蘇談判時，國民黨一方早已察覺到斯大林對中國東北地區的強烈興趣，蔣介石希望通過出讓北滿來解除斯大林對蘇聯邊境安全的擔憂，避免中華民國在戰後尚未得到恢復之前與強悍的蘇聯發生衝突。如果此舉真的足以讓斯大林滿意，那麼，國共內戰就不會發生，今天的中國會像朝鮮一樣，一分為二，北滿歸中共統治，南滿及其他中國地區歸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受紅禍之害的中國人數會大大降低。

對中國人民來講極為不幸的是，斯大林不滿意中共只佔領北滿地區，南滿有兩個不凍港-旅順港和大連港，是俄國人自沙皇時代起就夢想要得手的通往太平洋的海上門戶，在斯大林心目中佔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絕對不能割捨。斯大林派出一名蘇共中央軍委委員作為特使來到東北，向中共高層面授斯大林的最高指示，批評退守北滿的思想是觀念停留在游擊戰水平上，要求中共必須佔領全東北，並承諾提供槍炮等後勤資源的全面援助。林彪失守四平和長春後，斯大林更是急壞了，從此傾囊相助。蘇軍在中國東北繳獲的日軍軍火被全部送交給中共，蘇軍在北朝鮮沒收的日本軍火通過蘇軍控制的旅順港和大連港以及中共控制的煙台港被源源不斷地從朝鮮半島海運到中國，這些軍火數量之多，多到中共起初沒有足夠的人手接受。來自蘇聯本土的援助則沿著中東鐵路線和松花江輸送到中共手中，向蘇軍投降的日軍戰虜以及由蘇聯紅軍訓練出來的蒙古紅軍也被下令參合到中共軍隊內。據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一書提供的數字，從1947年到1949年的三年時間裡，蘇聯給中共提供的援助總數高達九億盧布， 按當時的利率換算成美元，相當於1.7億美元。在國共內戰初期打不過國軍、敗逃到北滿的林彪部隊，經過近兩年的重整、訓練、和加強，當他們於二十二個月後捲土重來再打四平時，國民黨軍隊面臨的是一支作戰能力與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型部隊。中共還在蘇聯人的教唆下學會了為打贏戰爭而毫不顧惜人民生命代價的作戰手法，斯大林打二戰時用的正是此法，造成二戰中蘇聯軍人和平民死亡人數全球第一，甚至超過人口大國中國二戰死亡人數的兩倍。中共奪回四平之戰和接下去的長春圍困戰都打得極為慘無人道，國民黨軍隊面對中共軍隊的殘忍作風，失去了對抗的鬥志，中共軍隊不僅佔領了全東北，還乘著勝利的氣勢一舉席捲了除台灣島以外的全中國。

中共奪取中國大陸後，將蘇聯模式全盤引入了中國，這樣的結局使得不少中國人認定，一旦接受了外國援助，就必定會被支援國同化，他們將孫中山聯蘇與中共聯蘇視為等同，將中國被蘇聯化的禍根裁到了孫中山的頭上。這些人在思路上所犯的錯誤，與那些因反對共產主義理想而反對一切理想包括反對三民主義理想的人一樣，是用簡單化的一刀切方法去看問題，是反錯了對象。首先，中共聯蘇不是通過孫中山聯蘇發生，中共第一任領袖陳獨秀的聯蘇早於孫中山的聯蘇，而且，兩種聯蘇相互並沒有影響，不管孫中山聯不聯蘇，中共總是會聯蘇；第二，接受外國援助，與輸入外國模式不是一回事，一個接受外國援助、但有自我獨立能力和獨立追求的團體，不一定會致力於輸入援助國的模式。以美國獨立戰爭為例，美國為了抗衡強大的大英帝國、爭取獨立，也接受了外國支援。美國人利用英法兩國之間的矛盾，爭取到法國的援助，打贏了獨立戰爭。獨立後的美國卻並沒有聽命於法國，美國國父們沒有全盤輸入法國模式、建立起一個類似於法國王朝的專制體制，而是以西歐啟蒙思想家們提出的新型政治理念為基礎，撰寫出以保護國民的人權為主要功能的新型憲法，打造了人類歷史上首個根據現代政治理論構架出來的嶄新的共和體制。當時的法國實際上比英國更專制，但這並不妨礙美國國父們尋求法國的支持來對抗英國，這與孫中山利用蘇聯人的外交政策來達到理念更先進的中國人的目標一樣，是美國人利用法國人的外交政策來達到理念更先進的美國人的目標。雖然美國人通過聯法戰勝了英國，可是，美國人取得勝利後建設起來的制度實際上更接近於英國制度，與當時的法國制度反而沒有什麼共同之處。美國制度既有創新，也繼承了一些英國制度中的好東西，比如英國的言論自由、法治、以及財政體系等等。

當然，美國國父們遠不是完美之人，他們創造的美國制度也不是完美的制度、有許多可以改進的地方，美國剛建國時的實際政治和社會現實與美國憲法中所陳述的崇高理想甚至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但是，美國國父們為美國未來方向定下了富有遠見的理想和目標，使得美國後來可以逐漸進化成為一個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社會。

所以，我們要反對的不應該是尋求外國支援的人，而是反對那些沒有獨立思想、盲目地聽命於外國人、將拯救本國或本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外國大救星身上的人。可惜的是，陳獨秀恰恰是這後一種人，應該說，陳獨秀才是聯蘇將紅禍引入了中國的主要罪魁禍首之一。

與孫中山聯蘇時的高超智慧相比，陳獨秀聯蘇時極為糊塗愚蠢，同樣是與蘇聯人合作，陳獨秀缺乏堅持獨立思想的精神，也毫無政治智慧，他所做成的是被蘇聯人利用達到了蘇聯人的目標。陳獨秀剛開始被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念吸引時，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並不是列寧式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被蘇聯人搭上之前，陳獨秀、李大釗、以及當時其他一些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們從未想到過要以列寧式布爾什維克革命為榜樣來指導中國革命，他們大多不贊成「以一個主義支配世界」的主張，李大釗在他早期論社會主義的文章中曾明確表示，中國的社會主義「必與英、德、俄…有異」。陳獨秀所崇尚的社會主義也與列寧式社會主義大不相同，他宣稱自己「不情願階級爭鬥發生」，主張改造社會的主要方法是要從自我個人改造做起，自我「造成完全公正廉潔的人格，再由自己個人延長造成公正廉潔的社會」，顯然，陳獨秀所設象的社會主義絲毫不帶列寧革命的血腥味。

可是，蘇俄政權派來的代表團到達中國、找李大釗和陳獨秀面談後，這兩位堂堂的大知識分子，就毫不猶豫地放棄了自己過去的想法，全盤接受了蘇俄式意識形態，登上了蘇俄人的賊船。陳獨秀於1920年秋經蘇俄人指導在上海成立起共產黨小組後不久，便發表了要在中國進行以「階級戰爭」和「勞動專政」為核心的俄式革命的宣言，稱「俄羅斯歷史發展的特徵，也是全世界歷史發展的特徵」，中國革命應該以俄國革命為榜樣的主張就此誕生。這種理念上的轉變既反映出陳獨秀和李大釗沒有堅持自己獨立思想和原則的能力，也反映出他們智慧的低下，透露出他們盲目崇拜歐洲人的心態，一看到有歐洲人感興趣與自己合作，便受寵若驚，忘掉了自己過去講過的話，乖乖地讓歐洲人牽著自己的鼻子走。作為教授級的大知識分子，他們居然不懂得，拯救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不能靠外國人來領導，拯救國家和民族可以爭取外國支援，但是，外援只能為輔、不能成為領導力量，因為只有本國人才可能真正從自己國家和自身民族利益的角度著想。而且，蘇俄革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型社會實驗，能否達到它所宣稱要達到的目標、以及人民會為此實驗付出怎樣的代價還有待時間的驗證，陳獨秀和李大釗對外國人的自我宣傳所抱的這種毫不質疑地盲目輕信態度，反映出這些大知識分子的思想處於多麼幼稚的水平。

其實，陳獨秀從本質上講並非壞人，恰恰相反，從某些角度上講，陳獨秀是個不錯的好人，他參加共產黨後，最初拒絕接受蘇聯人發的工資，甚至當蘇聯人以黨的紀律為名迫使他辭去其他職業、做專業革命家時，他仍然一度拒絕外國工資，打算以自己的稿費解決生活問題。後來，陳獨秀在現實面前展示出他骨子裡仍然反對階級鬥爭，對由蘇聯人教唆煽動起來的地痞流氓式湖南農民運動持公開反對態度，被蘇聯人批評為是被「偉大」的湖南農民運動嚇破了膽，他因此遭到蘇聯人的拋棄，成了被蘇聯人用來背負第一次國共合作（即聯俄容共）關係破裂罪名的替罪羊。很多時候，人們並非有意助長邪惡，而是由於幼稚和愚蠢在無意間幫助了邪惡，陳獨秀是如此，許多當年參加中共組織的人也大多如此。

正是這種思想上的幼稚和智慧上的愚蠢，使得陳獨秀根本把握不住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最終被蘇聯人踢出了中共組織。像張國燾和毛澤東這樣的知識青年，起初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是受陳獨秀的影響、出於對陳獨秀的追隨，可是，他們入黨後，很快看明白，陳獨秀不是中國共產黨的真正領導者，中共不光在財政上依靠蘇聯，中共的意識形態指導思想、中共各項政策的制定、中共領導層的挑選和任命，等等，全都仰賴於蘇聯人的決議、指示和命令，甚至中共要在何處發動起義暴動、要在什麼樣的地方建立根據地，也都依據蘇聯人的策劃和指導進行，蘇聯人才是中國共產黨的真正領導者。陳獨秀自己對把握中共自主領導權的重要性也沒有什麼認識，他明確指示中共黨員說：中國革命「必與俄國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鼓吹依靠外國大救星來拯救中國。中共黨內那些後生們本來就沒有自己的獨立思想，只會盲從，前輩陳獨秀的話給他們帶去了什麼樣的啟示可想而知，他們很快就從跟隨陳獨秀變成了跟隨蘇聯人。最終，毛澤東以善於理解和緊跟蘇聯政策的特長得到了斯大林的青睞和扶持，成了斯大林為中國人挑選的國家領導人，中國從此走上經歷了幾場大浩劫的災難性道路，使得中國至今沒有機會實現現代政治文明、仍然停留在落後的專制統治水平上。

歷史給我們的經驗教訓是，盲目崇拜歐洲人或白人，沒有自己的獨立思想，會導致禍國殃民的後果。今天有不少中國人否定孫中山在中國歷史上所佔據的偉大地位，其背後的原因之一也正是由於他們盲目崇拜歐洲人，因為有些西方歷史學者貶低孫中山。比如，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位對蔣介石持更負面態度的蔣介石傳作者，就極為蔑視孫中山，稱他只是一介書生，沒有任何執政經驗，居然認為自己可以領導中國。如果這種蔑視合理的話，那麼，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話去評價創建美國的許多美國國父們。在我看來，評判國家領袖水平的高低，最應該審核的品質是看他們持有什麼樣的政治理念，是否富有遠見和政治智慧，能否吸引來優秀人才的支持，等等，這些品質遠比是否擁有執政經驗重要得多。我們還應該認識到的是，西方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沒有統一標準的觀點，講什麼樣的話的人都有，我們在判斷人文事物時，要有自己的獨立思維能力，要結合良知和科學方法來進行評判，不能因為聽到某個西方人講了某句話，就盲目地將其奉為神聖的金科玉律。有些思想家或學者哪怕在某些領域裡說出了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見，他們對另一些領域的認識卻可能存在著極大的漏洞。

今天，我們來重審中國近代歷史所走過的曲折道路、肯定孫中山作為偉大的政治領袖給中國歷史帶來的正面意義，我認為，我們所關注的重點不應該放在強調孫中山的武裝革命上，而是應該在於敬仰和學習孫中山的獨立思想精神和富有遠見的政治智慧，在於重尋民國時期一些中國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具有更高理念追求和更強價值判斷能力的境界，在於顯示出一個國家建立起對的、符合人性的、人們會心甘情願自覺自愿追隨的理想的重要性。雖然寫成一部吸引人的憲法是立憲過程中相對比較容易的第一步，但是，有一個真正能夠吸引人的憲法，也是實現憲政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只有憲法里制定的理想對了，只有國家的目標、國家的本正了，加上合理制度的配合，才有可能吸引來具有更高理念追求的、願意自覺尊重憲法的優秀人才，從而實現憲政，走上有利於人民幸福生活的政治文明道路。如果一個理念必須通過恐嚇和畏懼的方法才能讓人接受，不管這個恐嚇和畏懼的力量是來自槍杆子、還是來自上帝，這種理念往往是違反人性的，會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也無法對有思想有智慧、願意追求更高理念的人產生吸引力。那些將歐美政治精英尊重憲法的原因說成是畏懼上帝之故的人，大多是出於對歐美歷史和歐美社會現實的一知半解甚至無知造成。事實上，要論對上帝的敬畏，沒有哪一個宗教的信徒能夠比得過穆斯林，尤其比不過穆斯林當中的極端保守派，可是，又有哪一個穆斯林國家成了民主自由的典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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