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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2020 6:21 下午
為什麼我們應該重讀喬治·奧威爾
今年的國慶日，我們有必要盤點一下自由在國內和全世界的狀況——以及我們對它的態度。
在俄羅斯，弗拉基米爾·普京剛剛贏得了一項「公民投票」，批准他有權繼續執政到2036年。在香港，一部新的安全法生效，實際上結束了和平抗議的權利。在波蘭，第二輪選舉將決定這個國家是否繼續滑向非自由主義。
在美國，這些事對公眾意識幾乎沒有影響。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都已不再太關心他人自由遭剝奪的問題。
在自由方面，我們自身也存在問題。
這一次，主要問題不是唐納德·特朗普。這位總統可能是本能的法西斯主義者，渴望著成為獨裁者。但是，掌權近四年後，他的真面目暴露了，他是一個無能的人。
特朗普可能曾經私下稱讚習近平為維吾爾人修建集中營的做法，但國會還是會通過立法，對中國實施制裁。他可能想讓俄羅斯重返七國集團，但其他六個國家不會讓他這麼做。他可能會試圖廢除夢想者的DACA計劃，但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卻另有決定。他可以說媒體是「美國人民的敵人」，然而這個敵人在抨擊他的時候仍然肆無忌憚。
用勞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的話來說，唐納德·約翰·特朗普，你不是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
如今更嚴重的問題來自左翼：自由派精英在經受考驗時，總是缺乏實現自由主義信念的勇氣；而那些所謂的進步派，他們的核心信念從一開始就不是自由主義的；至於那些非營利組織和公司的行政管理者，他們只有模糊的信念，不想成為棘手公關問題中的錯誤一方。
這是過去幾年的文化大事。典型的例子包括《紐約客》的戴維·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認為，在該雜誌的年度慶典上採訪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是個好主意——直到Twitter上的烏合之眾以及他自己的一些員工做出了不同的決定。還有《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用3000字的篇幅摧毀了一個沒有特別注意的普通人的私人生活，只因為她在2018年的萬聖節派對上出於諷刺的意圖塗了黑臉。以及那些大公司從Facebook上撤下廣告，同時要求這家公司採取更多措施去審查他們認為不應被允許的言論。
這些故事很重要，因為有一個觀念處於危險之中。這種觀念認為，不能自由發言的人無法清晰地思考，如果和主流意見不同的人被視為異端，那麼任何社會都不可能長久繁榮。
這種與蘇格拉底一樣古老的思想在過去曾有強大的機構性捍衛者，尤其是大學、新聞媒體、圖書出版商、言論自由團體和各大慈善機構。
但如今這些捍衛者卻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借口，屈服於那些宣稱自己享有言論自由的人（但別人卻沒有）；屈服於那些認為所有舊的父權等級制度都必須取消的人（這樣才可能出現新的「交叉」等級制度）；屈服於那些永遠熱衷於改寫過去的人（這都是為了更好地控制未來）；還有那些要求違背越來越激進的意識形態標準者卑微地公開道歉的人（雖然這樣的道歉不會讓他們免遭解僱）。
正如在許多其他方面一樣，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比我們更早預見到這樣的情景。關於最近蓄意破壞紀念碑和雕像的事件，人們傳頌著《1984》里的一句話——「每一本書都被重寫；每一幅畫都被重畫；每座雕像、每條街道和每座建築都被重新命名；每一個日期都被修改。」但我一直回想起的是奧威爾在1946年的一篇短文佳作——《文學的預防》(The Prevention of Literature)。
奧威爾當時不僅關注俄羅斯的極權主義，也關注許多西方知識分子用來為鎮壓辯護的理由。
「邪惡的是，」他寫道，「那些有意識地反對自由的人，正是那些自由對他們來說應該最有意義的人。」他特別指出，西方科學家欽佩蘇聯的科技實力，而對斯大林迫害作家和藝術家的行為完全無動於衷。「他們沒有看到，任何對知識自由和客觀真理概念的攻擊，從長遠來看會威脅到思想的每一個領域。」
思想的每一個領域。現在，所有的Twitter上的公憤、對出版決定的憤怒爭吵、被取消的演講和書籍、關於哪些詞應該大寫哪些詞不應該的語義之爭，對於關心衰退、疾病、警察虐待行為、城市衰落等更具體問題的人來說，似乎顯得非常遙遠。然而，最重要的問題是，那些本應擁護自由主義理想的機構，是否能夠鼓起道德上的信心繼續生存下去。在今年的國慶日，這一點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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