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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尘:厉害国往事 :蜡烛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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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尘:厉害国往事 :蜡烛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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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尘:厉害国往事 :蜡烛之铭

 一一一个老留级生同两个右派的来来往往

“我是一支蜡烛,两刀切成四段,淡黄火焰八朵,点燃青春一万。”

这是1963年我的物理老师曾润生写下的“蜡烛之铭”,抄写在合肥师范学院实验中学高二(1)班的黑板报上。

曾老师是个右派。

1960年我从十中转学到实验中学,刚入冬物理老师换成了一个瘦得不能再瘦的20几岁年轻人。他穿着一件合肥很少见的发白的青棉袍,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不知道是发冷还是害怕,哆哆嗦嗦低头走上了讲台。他一张嘴,是一口我们听不惯的四川话,嗓音又尖又细。班主任早就交待过曾老师是右派,我们这群欺软怕硬的少男少女哪里会把他放在眼里,课堂上立刻像是开了茶馆,叽叽喳喳议论不停。实在是没法再讲下去了,他突然向我们鞠躬,哭着说:“我求求你们了,让我讲课吧,求求你们了!” 课堂上静了下来,我们这群欺软怕硬的少男少女也动了侧隐之心。

曾老师没有宿舍,他的小铺盖卷就放在教室的角落里,每天晚上就睡在教室里。合肥的冬天没有暖气,半夜里起夜的住宿同学,常常看见曾老师一个人冻得无法躺下,穿着棉袍在空教室里围着桌椅小跑取暖。从此以后,我们这群欺软怕硬的少男少女终于动了怜悯之心,物理课上再也不闹了,下了课还有事没事地同他搭上几句。于是我们知道了,他是四川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于是我们知道了,五七年有二个美籍华人青年共享了诺贝尔物理奖。其中排名在后的叫杨振宁,他在上海的父亲写信要他回来报效毛主席的新中国,被他严词拒绝。杨自己总结一辈子成功的经验是:总是在正确的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真是如此,他要等到82岁看见28岁的她,才毅然选择回来享受部长级待遇,多聪明啊!

就这样从初三到高三,曾老师教了我三年多的物理。总觉得他教得不如笑眯眯的陈老师,但是知道他比陈老师更认真更严肃:板书一丝不苟,重点反复强调,强调得声嘶力竭,拗劲得不能再拗。莫非正是这种认真的拗劲让他变成了大学生右派?他一定不知道,分配到安徽是他不幸中的大幸。如果分到夹边沟农场,两千多个人只有500多活了下来;如果分到大西北,又是一个张贤亮。何况遍数全国二十馀省,从省委书记(李世农)到大学生,六三年一下子摘帽平反几千右派冤案的,只有安徽一省。

摘帽后曾老师的工资从每月20元加到大学毕业的标准工资50 多元,还分给他没有盖好的新教学楼顶层最边上一间小屋当宿舍。他的人变胖了,上课也会笑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写下了“蜡烛之铭”,这首依然浸透了悲怆的自诉。这支蜡烛上课时还是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还有最让我们害怕的一招,常常下课前5分钟突然宣布小测验。他把题目写在黑板上,大家各自掏出一张纸赶紧回答。题目刁钻古怪,下课铃一响,立刻交卷。不交卷是零分,交了卷也是很多人零分,其他人5分,取中间值的极少。很不幸,我也吃过一次零蛋,一时间大家疯传,XXX也得了零分!我自然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想不到的是曾老师却把我叫到他的小屋,主动安慰我,大意无非是一次脑筋没有急转弯,算不得什么。考试批卷公平无私,却又反过来再开导考零分的学生,这就是责问之严爱护之深吧?其实我是个走读生,下课就回家,没有多少机会同曾老师来往,不知道为什么他却对我关爱有加,也许他看出我是真的喜欢物理?也许他看出我也是认真的人?

这种关爱让他高考前又找我在他的小屋深谈一次,这一次是劝说我报考清华。他先给我戴高帽子,说是三年多看来看去,我们班44个学生只有我适合考清华。无奈我早被ST招生广告懵得晕头转向,什么科学家摇篮,什么华罗庚钱学森亲自授课,更被反美反苏的爱国情怀熏得五迷三道,以为这真是我有资格去爱的国,要为这个国的杀人原子弹事业去奋斗呢。他听完这些摇篮啊情怀啊沉默了,摇着头说:“清华是个老学校,老牌子,ST太新!原子弹不适合你。” 一边是老师的肺腑之言,一边是ST的梦幻宣传,肺腑之言哪里敌得过梦幻宣传!如今奔八十的我自然会原谅十八岁的愚蠢和虚荣,但是,曾老师最多长我十岁,那时也年轻啊,为什么他就能看得清?

六五年初我们几个考到外地的中学同学回合肥过寒假,一起去看母校的老师,召集人是实验中学校长的女儿MJ。看过几个老师后该轮到曾老师了,MJ却犹豫地问大家:曾老师是右派,还要去吗?没有人回答,那是文革前的一年,阶级斗争的血腥气已经越来越浓。我不想强人所难,找了个借口离开大家,一个人去看了曾老师。他还是住在那间小屋,还是一个人。他很开心,问我学了什么,然后很伤感,说他现在大概还能做做微分题,积分题一定是不会做了。也不知为什么他给我背了李商隐的“夜雨寄北”(1)。他说,这其实是李商隐在四川寄给妻子的一封家书。曾老师是成都人,莫非是诗里的巴山夜雨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还是他也期待着同什么人共剪西窗之烛?

这之后就是十年风雨十年浩劫了,先是听说他被下放到了巢县,再后来连合师院都消失了,哪里还有实验中学?我自己也是跌跌爬爬,努力不被一个又一个的漩涡吞没。先是在马鞍山差点被工宣队定为班上的第十名反革命,然后再分配到与劳改犯毗邻的白湖农场军垦(2)。虽然没有扛200斤走十里山路,但是99斤体重却要扛100斤的水泥袋,踩着跳板“一步一颤,步步颤颤”(3),从船上扛上岸,再扛到几百米外的堆积地。结果,砸伤的脚踝第二天发炎引发高烧,住了一个星期农家大院里的师部医院。总算熬到了再分配回到合肥,二十几岁的大小伙还要靠年迈的外公外婆送礼求人,才分进液压件厂当了热处理工。这是个好工种,每月40斤粮票一斤白糖,上班还有很多时间躲在马弗炉后面看书,由此,才有了充裕时间备考七八届研究生。就是这次研究生入学考试让我又见到了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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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全国六万多拖家带口的中年青年想当文革后的第一届“太学生”,最后只有六分之一如愿。其实同那年近700万人高考只有44万人录取相比,太学生已经相当幸运了。这么多乌泱乌泱的人群来挤大学的门槛,当然要归功于十年焚书废儒的创举。这样的创举东西两半球上下五千年都未曾见过,今天却依然被乌泱乌泱的人群称颂为青春无悔。怨不得张抗抗把这样的人群定格为“丑陋的老三届”,没有知识却要自诩是知识青年,除了歌颂和服从就只有雄纠纠的无悔。

研究生考场设在合肥四中,好几百考生挤在考场外面,寻找贴在墙上名单里的姓名和相应的考场。铃声一响,乌泱乌泱的考生不管无悔还是无奈都进了考场。我做完题目先交了卷,监考的女老师在门口把我叫住,确认了我的姓名后,小声告诉我要往宿舍方向走,说是几排几号有人在等我。我很诧异,我不认识四中的老师啊!结果惊奇地发现是曾老师在等我。或者更准确地说,曾老师早就在墙上的考生名单里发现了我,但是,他要监考的同事等我考完再告诉我。原来,曾老师终于从巢县回到了合肥,在四中任教了,就这样我们互相来往了起来。没多久他同在巢县认识的一位敦厚姑娘结了婚,第二年就添了儿子,还分到ST附近新盖的大板楼的一间房子。都说有子万事足,我去看他的时候一家人都很开心。交往中有一次不知怎么就聊到了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原由,一听之下,我呆住了,这分明就是中国版的阴谋与爱情,这分明就是现代版的《云中落绣鞋》(4)。假如冯梦龙今天续写三言二拍,他老人家大概会这样写:

—— 话说红朝太祖开国,四海夷平,万民臣服。这西陲锦官城中有一户书香人家,倒也躲过了王朝更迭的腥风血雨,家道也还殷实。更可喜家中公子聪慧好学,端的是少年俊才。同窗中又有一妙龄美女,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公子同这美女,权称之Z和X吧,两情相悦成了恋人。这公子也是个痴情种子,居然放弃自己原来的抱负,陪着X一起报考了川大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结果比翼齐飞,双双高中,公子还被委以班上少共书记之职,春风得意啊!偏偏新同窗中有位Y郎君,一睹美女心痒难忍。这Y君是个腹黑之人,自忖横插一杠去追X,哪里会是少共书记的对手?何不先靠近Z,再慢慢寻下机会。出身书香门第的Z自幼耳濡目染,极喜谈诗论经。人的爱好都是最佳突破口,投其所好,Y专门拿些新诗古词向Z请教,由此也同目标X热络起来。一日,乡愿大儒臧克家上表乞圣诗于一二(5),叩恩太祖乃万民最爱戴之领袖,也是全世界爱戴的诗人。Y心生一计,拿着这封印发在青年报上的颂恩乞表寻问Z的看法。Z笑曰:臧,阿谀之徒也。Y喜出望外,立刻密告组织,组织自然训诫Z的狂悖。岂料这仅仅是大祸伊始,数月后恰逢圣心大怒,定下了抓右派的指标,不抓Z抓谁?少不得大会批小会斗,除名少共,摘去职务,流放千里之外。可怜X完全没了主张,Y趁虚而入,抱得美人。正所谓:这边厢一句真话,祸贬庐州路两千;那边厢一次告密,仕途美女双比肩!——

这段文字自然不及梦龙先生于万一,不过也大抵交待了曾老师的不幸。但是,后来曾老师的叙述却让人非常不舒服:文革后他回成都探亲时,主动去看了XY这对男女。彼时他们夫妇都是系里的领导和老师,据高临下勉强地见了几分钟,就差没有立刻送上闭门羹了。为什么?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热脸去贴他们的冷屁股?是指望他们会为当年的告密和背叛悔过吗?痴人作梦!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6)!古往今来,从未看见用灵魂与魔鬼做交易的卑鄙者会悔过,他们总是正确和光荣,总是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是要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宽恕吗?还是要向X表白自己的痴心不改?糊涂透顶!当年高考时你清醒地暗示我,这不是我有资格去爱的国,为什么临到自己却比我还糊涂?你哪有资格去爱已经委身于组织的X!你只是一个比低端人口还要低的贱民,有什么资格去宽恕一个当年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系领导?一个今天仍然高高在你之上的领导!唉,曾老师,曾老师,可怜可悲又可叹的曾老师!

其实,照亮我生活的第一支蜡烛是吴惠英老师。

遇到吴老师是因为我老留级。四岁被送进了沽衣廊小学,瘦瘦的左校长是个戴眼镜的女的,她喜欢上课时进来巡堂,总是悄悄从后面揪住我的耳朵,调整我看窗外的眼神。真奇怪,糊里糊涂地就这样升到了三上,然后去合肥转学读三下。外婆牵着我的手走进河边的洋桥小学(巢湖路小学前身),三四个女老师像看猴子一样审视我,不相信我的转学成绩单,说我太小。一个老师要考我,问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天成立的。这算语文考题吗?沽衣廊小学没教过;这算政治考题吗?沽衣廊小学也没有政治课。由此,她们决定让我留一级读二下。我想,要是她们问我中国是哪一天成立的,恐怕我会被取消上学资格了。洋桥小学的第一个学期是一场灾难,我听不懂老师和同学zi-gi-zi的合肥土话,也没有人跟我玩。同南京不一样,合肥的小学有大字课,写完大字手上一团墨黑,再到东门大河去洗砚台毛笔,于是脸和衣服都洗花洗黑了。比我大许多的同学们都围着取笑,没有一个人会帮我。这样的一学期后,成绩真的一塌糊涂了,要再留级重读二上。天可怜见,再留级终于遇见了一个喜欢孩子的好老师,我的班主任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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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师圆圆的脸,像母亲。五三年秋天合肥的小学开始推广普通话,我这个不会合肥话的留级生反而有了优势,学江淮普通话像模像样,经常被吴老师叫起来读一段课文示范。吴老师讲课也好听,难得那年的教材没有红旗和口号,都是有意思的童话故事。比如寒号鸟白天晒太阳不肯做窝,晚上就冻得不停哀号;比如公鸡不听狗哥哥的话被狐狸抓去,只好哭叫:狗哥哥,快救我,狐狸抓住我,跑过小山坡!入冬的时候,吴老师吃完中饭就拿一本小说坐到教室里,她把早来的同学都聚拢到周围,一边晒太阳一边读小说给大家听。我总是被她拉到身边坐下,她一只手搂住我的肩头,一只手翻看课桌上的书。唉,上个学期还是被大家取笑羞辱的笨蛋留级生,这个学期就成了老师宠爱的聪明好学生,一个七岁的孩子太早领略了人生跌宕世态冷暖。其实,哪里有什么笨蛋学生和聪明学生,全看老师有没有爱心会不会教课而已!

但是吴老师跟母亲不一样,会发火会训人,脾气倒像外婆了。有一次上课,我听得非常入神,偏偏同桌的邵同学不断用手指戳我腰想让我笑。我不断推开,他不断戳,于是,连我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突然弯腰用两手抓住他的手指,张开嘴一口咬下去,他“哇”地一声大哭,手指立刻流血,全班都呆了。情况一目了然,吴老师气得厉声喝令我站起来,再罚我立刻站到教室门外去,等待下课后处理。我觉得很委屈,等到下课后跟着吴老师走进教师办公室,没等吴老师开口就止不住眼泪哗啦啦往下流。还好,没有哭出声,只有泪水流。吴老师只问了一句:知道错了吗?我点点头。奇怪,她只是叮咛我下次不可再犯就要放我走,想了想她又让我停下,从后面的书架上抽出一本刚出版的小书《枪的故事》,借给我看。这算是安慰吗?这是我看的第一本课外读物了。当时觉得很神奇,不知道“小兵张嘎”是不是就是从这本书改编的?一个小儿童团员,凭着一把木头手枪,打鬼子打伪军所向披靡,只要有1000个甚至100个这样厉害的儿童团员,抗战又何须八年?

后来吴老师又专门给我开介绍信,让我去新成立的市少年图书馆办证借书,终于眼界大开,一下子看到了许多好书。那年头我们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翻译出版了东德的格林童话,苏联的立陶宛童话。看书多作文自然就好,于是九岁刚入队就当了这辈子最大的官,一个吴老师封的官名:两条杠的中队墙报委员。顾名思义,我要做的就是每个月在教室后面贴一次墙报。我的字不好,要找字写得好的同学抄写吴老师推荐的作文,再从少年报和家里的新民晚报上剪下一些文章,总是在星期天下午跑到教室里,一个人编排粘贴墙报。为了回报老师的信任和肯定,一个九岁小学生的努力也是拼了。

天有不测风云。五七年初夏的一天,突然语文老师换成了唐老师,班主任换成了教算术的王光琦老师。大家被告知,吴老师犯了大错,是右派,不能教语文了。这真是晴天霹雳!其实王老师比吴老师还要宠我,比如,他连我上课看窗外都当作优点来表扬,说那是因为我已经完全听懂了。但是,我还是想吴老师。学校的家属宿舍就在操场边上,是筒子楼一样格式的一栋平房,吴老师的家就在最靠里面的一间。有一次我忍不住悄悄穿过许多老师的家拐进了吴老师的家,恰好碰见了也是右派的图画课李老师在场,他正坐在那里又吐苦水又发牢骚。吴老师看见我很高兴,她听任李老师自言自语,并不答腔,然后站起来搂住我的肩膀,说:“要好好上课,不要管大人的事,下次不要来了。”吴老师要我不要管大人的事,偏偏其它老师却要把我们拉进这场什么伟大斗争中来。比如上地理课,剪着革命短发的方老师一进教室就把门关上,诱导威胁我们向她报告吴老师平常的反动言论,她会帮我们向上反映。真有几个二百五举手发言,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揭发,我除了向这些二百五瞪眼睛表示不满,没有一点办法。但是,我根本没有资格鄙视这些同学,因为几天后我做了比他们更不堪的事。

不知道是哪个领导,自己斗还不过瘾,又要求我们这些小学生每个班都要开批判右派大会。我被定为班上批判发言人之一。我从报纸上抄了几段交差给王老师审看,他在稿子最后又加了两句口号,无非是打倒之类的狂叫,然后,沉吟地交代:就像念书一样,声音大一点就可以了。第二天会场压抑得无法喘气,先是吴老师和其他三四个右派鱼贯而入,坐到教室最后一排去,然后班里的女旗手紧绷着脸,挺举着血红的火把旗,小半步,小半步,装腔作势地迈进来;旁边的鼓手跟着挺起胸,木头人一样敲起胸前的小洋鼓,咚咚咚,咚咚咚,破裂的声音比货郎鼓还要难听。轮到我了,我低着头走上讲台,声音低得像蚊子,一边读,一边头垂得更低,只怕会抬头看见吴老师,真是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下去!这就是我十一岁犯下的第一宗罪,欺师灭祖的大罪!要知道没有吴老师,我可能还会再一次留级,没有吴老师,我可能一辈子就是一个浑浑谔谔的笨蛋!

后来吴老师又被容许上课了,只是不是语文,而是一周一次的手工劳动课。其实就是叠纸,教大家叠小船,叠小房子。每一次示范完后她总喜欢走到我的课桌前多逗留一会,有时看我折叠,有时手把手地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而我每一次都羞愧得不敢正视她,只是低头认真地照着她的教法去叠。我是个动手能力极差的学生,但是,因为吴老师教,也学会了用一张纸叠出一个小小的乌蓬船。不久就是小学毕业,毕业晚会是我最后一次同吴老师接触。那天晚上要同另一个同学表演一小段自己编的相声,想不到吴老师负责那晚上所有上台同学的化妆。她细心地用胭脂粉扑在我脸上涂抹,抹完了笑得很开心,问我紧张吗,我摇头说不,她点头称许,说:“对,都是同学老师,不紧张。”然后轻轻地在我头上拍了一下。真好!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粉墨登场,是吴老师替我粉墨化的妆!

然后就每天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上初中,然后就搬到了离巢湖路小学很远的南七,然后就离开了合肥。离开巢湖路小学30年后,又从孤悬海外的小岛回到了伟大的厉害国,在鸠占鹊巢的合肥ST有了一个教职。好像是第二年,一个星期天下午,我沿着芜湖路骑车又到了阔别30多年的巢湖路小学。本来以为这么多年了,应当早已物是人非了吧?想不到调到蚌埠路小学当领导的王老师还是住在那里。那年他送我考初中是送一个12 岁的小孩,如今回来看他的却是一个年过不惑的大学教授,王老师的激动和高兴不言而喻。我自然会问起吴老师的现状,王老师告诉我,吴老师很早就被送回六安老家了,然后十分踌躇,说,后来她的腿断了。为什么断了?怎么断的?他没有细说,我不敢细问,毕竟,这么多年下来,耳闻目睹了太多太多的地富反坏右被殴打,被自杀,被灭门。仅仅66-67年期间被红卫兵打死的北京老师就有1700多人(7)。真不知道这世上除了厉害国,还有哪个民族会从义和团到红卫兵,一浪一浪不断涌现出这样乌泱乌泱的凶残的爱国群众!但是我还是问了为什么吴老师会被划为右派?王老师的回答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因为上面有指标,因为吴老师在六安读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一个十几岁的三青团员算什么?小锣啰还是小妖怪?偏偏金口一开,遭殃的多是这些小妖怪小锣啰。

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吴老师和曾老师如今在哪里。是像母亲一样去了天国?还是依旧在厉害国蹒跚而行?你们是照亮我生活的两支蜡烛,烛光下我看见了善良和爱心,更看见了这世上的邪恶和残酷。当年的少年今天已经老态龙钟,枯坐在苦寒之地的陋室,呆望着肆虐窗外的风雪,不免又想起你们。

想起你们,心存感激,心存愧疚,心存思念!

注释
(1)•李商隐 《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2)白湖劳改农场在庐江县境内,分东西两大圩,162平方公里,13万亩稻田。1969年12军34师进驻东大圩军垦,西大圩仍是劳改农场。ST、华师大、南大等64,65届毕业生数千人,七零年八月被编成18个连队在此劳动,连长、指导员、排长都是军人。ST、华师大男生编为15连,担任师部营房和造纸厂的装卸搬运和建造。

(3)革命样板戏《海港》,老工人马洪亮对韩小强忆苦思甜,说,用大吊车从船上卸货真幸福,解放前韩的爸爸要用肩膀扛包,踩着跳板(过山跳)下船。(此时响起声情并茂的二黄散板哭唱):
“可怜他身负重担,一步一颤,步步颤颤,摔下这过山跳”
我扛水泥袋的时候,脑子里总回旋起这段优美的唱腔。你要不信,哪天我把这八个字哼给你听。

(4)《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孟锦云口述,郭金荣执笔,“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9-01-01。

“1975年8月毛泽东去世前看了一出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故事大意是千金小姐跌落枯井,员外贴出告示,谁救出小姐便许之为妻。两位青年同时应召,商定一位用筐拴上绳子把另一位青年送到井下先救小姐,再让青年上来。救出小姐后,在井外的青年为了独占小姐,用大石堵死井口闷杀另一青年,再抱着小姐领赏成全婚姻美事。
毛泽东问看电影的人们,“你们说说看,两位救小姐的青年,哪个好些?”众口同声地说,当然是在井底的青年好啦,毛泽东说,“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更好些。”众口同声发问为什么? 毛泽东答道:“井下的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聪明噢!”众人不服气,说井上的青年太奸猾,不老实。毛泽东答道:“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还说,小姐只有一个,他不害另一个,他能得到她吗?
(5)1956年11月23日,即将出任《诗刊》主编的臧克家,写了《雪天读毛主席咏雪词》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还有写给毛主席的信:
亲爱的毛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决定明年元月创办《诗刊》,想来您喜欢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您一向关心诗歌,因为您是我们最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我们最爱戴的诗人。全世界所爱戴的诗人。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给我们一些指示。

(6)北岛:《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7)秦晖:《走出帝制》,群言出版社, 2015 10
此书是秦晖以前公开发表过的文章的一个文集,奇怪的是出版后被禁,从书店收回了。也许是书名犯忌?
北京被打死的第一个老师是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她的大女儿同我一个专业但是低一级,在马钢劳动时分在同一个班组为高炉推原料车。打死她的群体女红卫兵以高干子女为主,她们如今没有一个被追责,相反,个个风生水起。比如,变成了美国公民的宋要武和她的妹妹们,还有刘少奇的小女儿;比如,当了大官的邓小平的女儿。

后记:十几年前写了题目和开头,十几年后写完了。写完第二段,感觉像是跟着母亲的脚印走进了教堂,在神的面前做了一次忏悔。

(启于2010,成于20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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