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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波:浅读福山 - 这些热议跟近年鹊起的几位复旦学人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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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波:浅读福山

 

读福山著作时,偶见疑似校阅遗漏的错误。恰遇一位以教授写作为业的语言学者,于是请她确认。随后我们聊了几句。我说不是我较真,只因见名家大作,不敢妄称其误。教授回应: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没听说过。

这倒有趣。我原以为教授至少会有所闻,足见我对美国学术的多元认识不足,或者是受了中文圈对福山其人其作太多的渲染。这些热议跟近年鹊起的几位复旦学人不无关系,其中一位不断提起他跟福山的“辩论”,另一位则在演讲中套用习语“我的朋友福山先生说 …”。位高者如王岐山也乐于跟福山探讨,无疑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不过这群复旦学人提及福山的观点时多有语焉不详,有些引用则几近曲解。 为厘清计,我在这里把福山常用的概念罗列出来,供读者讨论。

历史的终结

福山强调这里讨论的不是集已发生事件之大成的历史,而是人类的宏观历史,Universal History of mankind,一个连贯的、唯一的演进过程,行文中必须大写 。历史不会停滞,所谓终结,不过是人类看清了历史的走向。英文的 End, 既有终结的意思,也有目的的含义。福山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驱动力。因为对自然的认知不可能是往复的或随机的,使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无可争议的方向性和累积性。这种特征与人类社会的演进相一致,使它也摆脱往复或随机,而具方向性,因而是可以认知的。虽然不同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不一,但新的科学发现会被其他人群接受,使人类社会的演进趋同。这一过程通过军事竞争和科技进步来实现。大量史实显示近代科学左右社会经济走向,支配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

似曾相识吗?马克思说过,近代资本主义立足于机器大生产,即科学技术的应用。福山称这是一个导致非马克思主义结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福山明言,这个命题不是他首创。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稍后的马基雅维利都有关于历史终结的讨论,但最初的专门论述出自近代的康德,随后由黑格尔和马克思相承。福山说自己只是重新拾起一个十九世纪早期提出的、被后来的历史洪流席淹没的话题。

康德认为历史会有一个终结点,一个最终目标。这个目标隐含在现时人类的潜能,并使整个人类历史变得可以理解。这个终结点就是人的自由。康德在六十岁时提出这个思想,没来得及充分发挥。他需要一个如同物理界的开普勒或牛顿一类的人物来解释人类历史的规律,而这个人必须同时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黑格尔承担了这个角色。他把历史诠释为一个辩证过程,其间不同的思想和政治体系相互冲撞,弱者因其内在矛盾而瓦解,被更高层次的体系取代,后者呈现新的矛盾。黑格尔是率先考察印度和中国等东方民族历史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研究的欧洲哲学家之一。他的历史终结点是普世的自由: “东方民族认同一个人的自由;希腊和罗马是部份人的自由;我们认同所有人的绝对自由。” 这种自由的实现是经由人类理性的长足发展,形成具有充分自我意识的、自治的宪政国家。

马克思认同历史会有一个终结点的理论框架,并沿用了其中的概念,如形容不同形态的社会为原始的、传统的、现代的、发达的。不同的是,黑格尔的历史终结在自由国家,马克思则定位于共产主义社会。他批判黑格尔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称其普世自由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这个自由国家无法消除自身的基本矛盾,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的冲突。马克思学派的历史终结在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普世阶级的胜利,永远消除阶级斗争,实现共产主义。

除以上几位先人以外,福山几次提及一位当代学者柯叶夫,认为如果马克思是十九世纪最杰出的黑格尔学说诠释者,柯叶夫则在二十世纪担纲。俄裔法国学者柯叶夫跟马克思不同,认为黑格尔本质上是对的。他断言历史终结在1806年,因为法国大革命体现的自由平等观念是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点,之后所见的所有事变不过是走向终结点的过程。他认为共产主义理念反映不出更高的社会形态,而只是当前这一阶段演变的一部份。他承认自由民主社会仍然有矛盾,但没有这个框架内解决不了的基本矛盾。

即使历史发展具有方向性,凭什么说它的终结点就是自由民主?历史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市场导向的威权主义现代化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经济学家熊彼得对此有明确的著述。福山著书的年代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的例子,它们的腾飞没有一例是在民主政体内实现的。为此,福山认为必须引入关于人的讨论:人的本质是什么?

最后的人

在福山那里,伴随历史终结的是最后的人。但要描述最后的人,就要从最初的人谈起。

芸芸众生最相关的利益是什么?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福山认为物质生活的富裕固然重要,但仅从经济利益去解释是不全面的。例如,英国蓝领的物质生活条件优于美洲土著国王,但前者未必比后者更快乐。为了解个中究竟,他建议回到黑格尔。黑格尔举出历史进程有另一种动力:人类追求认同的努力。福山指出,这种解释是非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却比马克思的解释更丰富,引导人们从资产阶级物质主义之外的角度观察今天的世界。

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成型之前已经有了最初的人。他具有其它动物的欲望,如取得食物、住所和维护自己的生命,但同时具有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需求,即被同类认同的祈望。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表现。为了取得这种认同,有的人宁可冒在格斗中丧生之险,以致原始社会的阶级划分不取决于经济地位,而要看对战死的态度。福山认为,只有理解黑格尔的自由观才能领会这种冒死争取尊严的境界。人的尊严不在其有能力精巧算计使之优于其它物种,而在于有能力自由地作出道德选择。黑格尔认为,为保卫家族或攥取对手的土地而拼命仍然是动物本能的延续,只有那些为人的尊严而浴血搏斗的人才是自由的人。人不仅有物质欲望,而且需要尊重和认同,因为他有尊严。

对这种追求的著述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引用的苏格拉底言论,提到人的灵魂除了欲望和理性两个部分之外,还有第三部分:血性。欲望是物质和生理诉求,理性则是实现欲望的智慧选择;血性虽然跟这两者有联系,但很多时候体现出来却是非物质、非理性的。当一些人为了一片金属勋章和一面布料的旗帜赴汤蹈火时,很难说他们的驱动力是物质的和理性的。后世的学者用不同的字眼描述这个成分,如精神、光荣、骄傲、自尊、名誉、雄心等等。这是人类品质中最具政治特征的部分。革命和改革固然有经济原因,但起事者一定不是专注物质考量的逐利者或权衡得失的算计者,而是冒死要求认同的人,有血性的人。

福山把追求认同的血性分成两大类,超群认同与平等认同。从原始社会起,亡命者冒死格斗 ,胜者为主,败者为奴。主人赢得奴仆的服从,继而跟其他主人争斗,力争更高的强权认同,由此衍生出家族、部落、民族之间的战争。血性的黑暗面使很多哲人相信它是人类邪恶的基本根源,可以叫人走火入魔。福山称之为超群认同。它既可以呈现为优秀的钢琴家,也可以是暴君。它的一个极端形式是取得世界对强权的认同,即帝国主义。

对平等认同的追求则出自奴隶,出自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奴隶们敢于起来,就已经克服令他们沦落为奴的死亡恐惧。他们也追求认同,有的争做主人奴役他人,有的力图摆脱奴役地位、争得常人的平等对待。福山称后者为平等认同。他引黑格尔之说,奴隶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是基督教,最终导致自由平等社会出现的“绝对宗教”。这是它的教义原则决定的:众生在神面前平等,可以自由地作出道德选择。后来的思想家继承了这种思想,如韦伯斯和尼采。基督教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是向奴隶展示人的自由,由此界定在什么意义上人是有尊严的。在这种境界中,所有人都可以满足平等认同。

黑格尔认为法国大革命不过是把基督教的平等自由观付诸实施。拿破仑的军事胜利把自由民主的原则推向欧洲各地,催生近代欧洲的自由民主国家。在黑格尔那里,自由社会是公民之间相互认可的、对等的平等协议,是对所有人的尊严的认同。此前的社会都是等级社会,被认同的是王权或贵族;只有在普世、平等的基础上,理性化的认同才得以实现,主、仆之间的矛盾才能解决。这不是新的主人上位或新的奴隶觉醒,而是自治的确立。福山认为,自由民主现在还远不是普世现象,根本原因是国家与人民关系的不协调,很多情况下双方关系紧张。他还列出在文化层面的四种制约,种族、宗教、传统的不平等社会结构、民事自治能力的缺失。他强调,民主不是“较好的” 治理,而是“他们自己的”治理。

福山认为,这种人际关系的演变最终会延伸到国际关系,主仆关系的终结将表现为帝国主义的终结。但是二十世纪呈现的却是一幅悲催的画图,战争和帝国主义看似永恒。国际关系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理论,其规则有四:国际安全取决于均势,敌友的选择取决于实力,识别威胁依军事实力而不是意愿,摈弃道德主义。福山承认,现实主义外交理论在二战后提供了适当的框架去认识世界。这不是因为它永恒合理,而是因为我们面对一个极度分裂的世界。他认为这种理论有两个严重的缺陷,一是毫无根据地认为世界的不安定、侵略行为、战争是永恒的,是来自当今国际体系诱导的强大的侵略动机,源出于人类的侵略本性;二是罔顾历史,忽略帝国主义和战争产生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出自主人和贵族阶级对超群认同的追求。如果自由民主消灭主仆之间的阶级区分,使奴隶成为他们自己的主人,它将最终摈弃帝国主义。经济学家熊彼得作了稍微不同的表达,认为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明显地倾向反战、反帝国主义。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如果有战争的话也很罕见。在这种环境下,超群认同表现为其它形式,如杰出的科学发明和艺术创作;“强大”的内涵也在演变,出现非强权实力。

自由民主不钳制人的自然本能,而是改造其本能并消除帝国主义。这就是最后的人。柯叶夫引用马克思所说,从自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的人。

海峡两岸的中文圈流传一种说法,认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成书之后,福山目睹十多年世界演变,改变了他在这部书中的观点。其实,如果对福山的上述概念有基本了解的话,不妨评估一下它们是否经得起迄今为止的历史考验。至于福山后来有没有改弦更张,可以看看他近年著作使用的概念。笔者将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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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波:浅读福山(2)

 

笔者月前在本文的上篇讨论了弗兰西斯⋅福山所著《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的几个话题。本篇继续讨论的几个概念,原出自福山的老师萨缪尔⋅亨廷顿,但福山在他较近期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和政治衰变》中作了详细的展开。

政治秩序及其起源

政治秩序是亨廷顿的老课题。他在1968年出版的经典之作《社会变迁中的政治秩序》中确认政治发展是文明要素的一个分支,并建立了比较政治学的许多概念。几年后,当老师委托福山为这部书写再版前言的时候,学生意识到他们师徒的老课题遇到了新挑战。原书侧重政治秩序的变迁而非探源,讨论的对象多是已经具备一定秩序的社会;而著作问世前后的世界面对去殖民化和第三次民主化的浪潮,卷入这一进程的许多民族和地域尚无成型的现代秩序。一些殖民地摆脱宗主国的统治后出现治理真空的乱象,另一些国家则在推翻独裁以后出现反民主的逆动。发达国家这才意识到,它们一直以来太过想当然地看待身边的一些机制,如国家、法律、政党等等。以此为基础的秩序在特定的文明存在了千百年,而在另一些文明却中不见踪影。

福山举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为例。这些前殖民地一直处在部落制,各部落由头人分别统领。1970年代,它们分别从澳大利亚和英国独立出来。尽管有了主权国家的标识如国旗军队,但居民毫无国家认同感,一切仍以其部落为要。稳定的政党从未浮现;头人进入议会只是尽力为自己的部落争取更多的猪肉和预算。当事人觉得不过是在重复多年的习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而以现代治理来看,这是彻头彻尾的腐败和混乱。如此政治现代化,无疑是一种失败。这些新生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在现有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

这促使研究者回过头来探讨这些秩序当初在其它文明中是怎样从无到有的,于是催生了福山 2011 年成书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源头探起。福山追溯到原始社会,甚至人的生物本能。例如人类心底深处最大的恐惧莫过死于暴力攻击,由此产生出一个基本权利观念: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和免除死亡威胁的权利(从霍布斯说)。又如人类跟其它高级灵长类动物一样,在群体活动中有血缘亲近的趋向,几近电脑设置中的 “预设” (default) 状态;后来出现比较先进的机制,如根据绩效选拔首领,在某种意义上是反自然的。于是在政治运作中,一有机会便出现血缘亲近的返祖倾向,即回归到世袭传统。

福山注意到,彼此隔离的社会出现惊人相似的机制以建立政治秩序。例如盐的专卖、国家的形成、以血亲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血亲以外的行政系统,等等。福山探讨了这些演变中产权、公义、宗教、国家、战争的关系。他在这部书的起始篇章中专门有 “中国先行” 一节, 解释他为什么在此书及其稍后的姊妹篇《政治秩序和政治衰变》中以大量篇幅谈论中国。他指出中国的政治秩序形成很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独自建成了马克斯·韦尔所定义的国家,比欧洲早了一千八百年。他说:

“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趋向于以欧洲发展为蓝本,探讨为什么其它社会向不同方向演变;我则以中国为国家成型的范式,探讨为什么其它文明未步其后尘。这不意味着中国优于其它社会。稍后我们可以看到,缺乏法治和问责机制的国家会造就冗赘的专制主义。但中国率先发展了国家机制,而它的先行经验却在西方政治发展研究中鲜为人知。”

这类研究中把中国摆在如此显赫的地位,在国际学术界不多见。恰逢当时正值中国工业化高速发展,“中国模式” 的声浪在中国体制内渐起,福山的 “中国范式” 说自然引起一部份学者的注意。诚然,福山对中国传统的国家行政执行力给予高度评价,但这种评价是否跟 “中国模式” 相吻合,需要进一步了解福山使用的另外几个概念后才能判别,例如政治机制和政治衰变。

政治机制 (Political Institutions)

至此我们看到福山反复使用政治机制这个概念,有必要弄清楚他说的是什么。福山提到,人类社会都是从部落组织中发展起来的,后来出现军事垄断的集权,谓之国家。随着时间推移,社会规则以成文法的形式正常化,并主导权力分配。这时,机制就取代了领袖个人。这些法规后来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最高权威,超越坐拥文官或军事领导地位的具体统治者,是为法治。最后,一些社会不仅以成文法限制国家的权力,而且要求国家对大众负责,大众的代表则是议会、国民大会或其它形式的代议机构。当统治者服从规则的限制并接受通过选举表达其意愿的大众的问责时,现代民主就诞生了。显然,这里的机制是成文或不成文的法规和规范。这个字眼在英语中用作动词时,to institutionalize,中文翻译为制度化、规范化。

福山把政治机制归纳为基本的三大类:1. 国家; 2. 法治; 3. 问责政府。这个分类跟传统的三权分立结构相对应。他说的国家就是行政系统;法治是司法系统;问责功能虽然有别于立法,但其执行机构都是民选的代议机构,同属立法系统。

福山认为这三者的结合生成强大的政府,但每一个机制的形成取决于历史的机缘。“中国有强大的国家机制,却没有法治和问责;印度一向有法而现在又有问责机制,却传统以来缺乏一个强大的国家;中东有国家和法,但它的大部份阿拉伯地区正在失去其法律传统。社会可以自由地借鉴外来思想和机制,不会局限于它的过去。但它们的今天是过去形成的,没有一条唯一的路径把它们连在一起。”

福山相信,“对所有社会而言,国家、法律、问责均衡的政治体系,是在实践中和道义上必须的。随时间推移,这三种机制的发展成为所有人类社会的普世要求,而不是西方社会或其它特定群体的文化偏好。要秩序,要安全,除此以外,别无它途。” 他用这个准绳衡量中国的政治体系: 在三大机制中,中国的第一项 (国家) 是强项。但同时,“强调国家效率绝不意味着推崇新加坡、中国这类在民主缺失的环境下创造经济奇迹的威权体制。” “中国首创的行政系统合乎理性,功能健全,录用和提拔时使用非世袭的标准。” 但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制度发育不良。它从来没有法治,也没有政治问责机制。” 这里的法治,是最高行政长官 (包括皇帝) 也必须服从的法律框架; 问责则是民主问责、选民问责,有别于长官问责。相比之下,希腊、罗马在问责制领先,中国则在国家建设中领先。中国历史 “提出了一个恼人的问题: 在缺乏法治和问责的基础上怎样维持一个健全的政府。” 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如何摆脱 “坏皇帝” 的魔咒。

福山有关 “中国范式” 的议论是他对政治机制及其发展史研究的一部份,充满批判性的评论,包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评议。这跟简体中文圈的 “中国模式” 论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政治衰变 (Political Decay)

政治衰变这个用语是从亨廷顿那里来的,“衰变的出现是因为机制无法适应变化的环境。” 政治机制的发展使之趋向精细、灵活、自主、自洽。但随时间推移,机制也会出现退化,来源有二。首先,“机制的建立是为了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如投入战争、处理经济争端、监管社会行为。但如同其它重复的行为模式,这些机制会变得僵化,不适应环境的改变。” 其次,“人类的自然社会基础是血亲选择和对等利他性,也就是对家庭成员和朋友的偏好。尽管现代政治秩序推崇排除人脉的规则,多数社会的精英却倾向于回到亲友的网络,既是为了保护其已有地位,也是为了从中获利。” 对于这第二种现象,福山称为再世袭化。

福山表述的政治衰变第一个来源,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结构相似。马克思的说法是生产关系的发展滞后于生产力,上层建筑滞后于经济基础。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这种滞后最终形成束缚发展的桎梏,唯革命足以打破,而福山则警告机制调整的滞后会引发震荡,据此呼唤改革。两位学者都深受黑格尔历史哲学说的影响,或批判,或传承,字里行间常现出对方的影子。福山界定政治衰变的第二个来源则跟人类行为研究有关。他说: “现代社会不可能完全回归到部落制,但 ‘部落主义’ 的例子,从街头帮派、裙带团伙到游移于最高政坛的影响无处不在。现代民主言必称普世权利,可是许多人还是热衷于获取特权,诸如特殊豁免、补助、或者是提供给他们及其亲友的专门福利。这些人得手之日,他们就 ‘俘获’了国家,不再向大众负责。” “这种政治衰变导致渐增的腐败,或者在民众识破后引发暴力反应。”

这么说来,政治衰变所反映的现象不是现在才受到关注的。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这是马克思话语中的异化;在毛泽东那里,是官僚主义、山头主义;放到今天的中文语境,是利益集团、任人唯亲、以权谋私、团团伙伙。

我们可以进一步从福山列举的实例看看他说的衰变。

作为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深知日本传统。他以政治衰变的视角回顾了日本当年是怎样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本来明治宪法建立了帝国议会制度,日本步入民主不无可能。但后来出现了滋生法西斯的社会基础,尤其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军部势力尾大不掉,以至决策不是出自日本本岛,而是它的海外帝国。“某种意义上,日本威权主义不在东京或日本乡间生成,而在中国满洲。” 明治宪法没有授权政府约束军方。一战结束后,天皇受制于军方,政坛陷入狂乱期,高级文官频频遇刺。关东军低级官佐在中国东北建立国中之国,刺杀张作霖,发动 9.18 事变后占据南满。东京政府处于分裂,无法正确应对。1936 年日本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高级文官惧于军方压力,坐视 1937 年的中国卢沟桥事变,陷入全面对华战争。福山指出,军方没有政党基础,倒是一群年轻的前线军官左右了国家的走向,始作佣者是驻外官佐如石原莞尔,他在两次大战间形成了 “全面战争” 的观念。一群嗷嗷叫的年轻军官竟然绑架了整个民族,“俘获” 了国家。用福山的话,日本的“1930 年代见证了代理人取代主人的进程。”

再看看福山研究中引用的中国政治历史例证。他认为,“说到底,日本政治机制源于中国。” 但政治衰变使中国后来落伍。 早在公元前 221 年,秦朝就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具备了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并在西汉趋向完备,比耶稣降生还早了两百多年。在福山眼里,那时的中国已经建立起多功能的官僚层级系统,有效地进行税收登记、人户普查和征兵;国家调集资源和技术投入大型工程建设;文官控制武将;吏治力图摆脱裙带、门户影响,如官员异地任职;后来的科举制为寒门才子跻身官场提供了通道。但他指出,这个中央集权系统有许多缺陷,并在公元三世纪的东汉末年崩塌。汉晋南北朝年间,占据支配地位的不是考绩上位的官僚,而是 “俘获”了国家的士族,类似当今的官 n 代。于是豪强跋扈,官场糜烂,国家功能紊乱,三百多年后才逐步恢复元气。这种政治发展和政治衰变持续演进,周而复始,直到近现代。福山认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不同于毛泽东时代,也摈弃了苏联模式,但不论置身其中者是否意识到,它的 “政治基本设施” 其实是回复到久远的历史传统。不同的是,这次俘获国家的不全是是士族或裙带,而是律例森严的政党。他的论断正确与否另当别论,或可帮助我们领会他的政治衰变说。

最后,不妨看看福山是怎样评估美国的政治衰变的。2014年,福山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介绍他行将上架的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变》。文章内容节选自该书,题目就是 “衰变的美国” (America in Decay)。他以美国林业管理为例,展示行政机制的蜕变。美国林业局建立于20 世纪初,被视为当时高效行政的典范。它的成员都受过农林业高等教育,精通业务;局长重绩效,拥有决策权,免受国会的不当干扰。可是随时间推移,林业局的宗旨变得复杂起来。原来的目标是管理可持续的木材资源,后来加进了森林防火。但决策者忽略了林火是森林生态自我循环的一部份,盲目防火造成部分林区特定树木的过度繁盛,一旦起火变得无法控制。1990年代中期,意识到这一层的生态学家试图引进适度的 ”任其自燃” 对策。但这时整个系统已经变得盘根错节,举步维艰。过盛的林木犹如待燃的干柴;增长人口的居民区向林区渗透,他们投保的火险公司受政府资助,双方联手游说国会立法强化防火;环保运动中某些动植物门类的保护团体加入了防火游说大军;随着工业材料多样化,木材需求降低,原来的资源保护变成为护林而护林;林业局本身也滋生了自身的利益,组织架构因人设事。整个林业管理机制严重蜕变,在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中自相矛盾,极度无能。福山通过这类例子深挖美国政治传统,指出大众传统上畏惧行政权力坐大形成暴政,助长司法和立法系统频繁干预行政、参与微观决策,导致决策过程冗赘低效;游说活动充斥两院为利益集团争取特权,而两党都漠视其弊端,只关注在博弈中赢得更多选票,使公众日益丧失对国会的信任。这种衰变恐怕要持续到深度改革的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福山对美国政治衰变的评论很快引起了国人的注意。一名中文圈国师级的文宣大咖举着这篇文章说,这是 “衰败中的美国”。其实, 福山说的政治衰变跟一般意义上的衰败不在一个维度上。例如,他列举的日本法西斯蜕变就发生在国力强盛之时,中国向旧的 “政治基本设施” 回归也伴随着工业制造能力的飙升。混淆两者,如果不是着意曲解的话,只能说望 “题” 生义,没有读过福山的本文。福山的文字直白,不至于造成这种误解。国师如此,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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