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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索才:审视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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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索才:审视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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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索才:审视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

二十多年前,怀着对美国民主、自由、教育和文化的向往,我踏上了来美国的求学之路,从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开始到最后在大学担任教职,可以说对美国的政治、社会、尤其是教育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感慨于美国人对知识的投入和重视的同时,也看到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教育领域充斥的形形色色的反智主义。反智主义,简言之,就是对知识和代表知识的诸如科学家、研究人员、教授、各行业的专业人士的怀疑和轻视。政治家和政客们的浮浅的迎合大众的竞选演说、普通民众对政治、金融、文化等领域知识精英的隔离和鄙视、中学和大学受功利主义、商业主义的影响开设的各种实用性强、智力性低的科目都是反智主义的具体表现,更不用说美国学生在基础课程如数学、英语、公民教育和世界知识等方面的欠佳表现。那么,反智主义在美国政治、社会和教育方面的表现和危害有哪些呢?它是怎样产生的?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里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1964年发表了他的历史学名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探讨反智主义的历史和它在美国政治、宗教、教育等领域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和后果,从而开启研究美国反智主义的先河。他指出,美国的反智主义不是零星的、个别的案例,而是贯穿在社会各方面的一股明显的暗流、态度,并被许多民众所采纳。他说,“作为一个观念,它并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命题,而是一组相互关联的命题的复合体,作为一种态度,它通常不会那么纯粹,而是充满着矛盾;作为一种历史的主题, 它并没有一个亙古不变的主线,而是一股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起伏不定的力量,它从不断变化的源泉中汲取驱动力。“ 霍氏的这段话概括了反智主义的特点,即它不是一套成熟的、一成不变的理论体系,有时也充满了自相矛盾, 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看问题的方法,每个时代都存在反智主义,且随着其产生的政治、文化环境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形式。自霍氏的书发表以来,一系列由学者、教授和记者写的批评美国反智主义的书籍相继出现,诸如芝加哥大学埃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美国思想的关闭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 1987)、美国著名作家苏珊·杰克布 (Susan Jacoby)的《美国的反理性时代》 (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 2008)、 埃默里大学的马克·布洛林 (Mark Bauerein)的《最愚蠢的一代:数码时代如何愚笨美国年青一代和危害美国的未来》 (The Dumbest Generation: How the Digital Age Stupefies Young Americans and Jeopardizes Our Future ) ( 2009)、美国作家和诗人查尔斯·皮尔斯 (Charles Pierce)的《傻瓜美国:愚蠢怎样成为自由土地上的美德》 (Idiot America: How Stupidity Became a Virtue in the Land of the Free ) (2009)、 加州大学厄湾分校凯瑟琳·刘(Catherine Liu)的《美国赞歌:作为文化批评的学术反智主义》(American Idyll: Academic Antielitism as Cultural Critique ) (2011)、马萨诸塞州大学波士顿分校的埃伦莱·来克里德(Aaron Lecklider) 的《编造理论家: 美国文化中的反智斗争 》(Inventing the Egghead: The Battle Over Brainpower in American Culture ) ( 2013)、美国海军学院教授汤姆·尼克斯 (Tom Nichols)的《专业知识之死:反传统运动》 ( The Death of Expertise: The Campaign against the Established ) (2017)。这些书直指美国反智主义倾向和其危害,正如杰克比在一篇文章《逐渐愚蠢的美国》(”Th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 ) (2008)中写道, “在智力方面,我们美国陷入大麻烦了。我们正面临着失去我们得之不易的文化资本而将其变成反智、反理性、低期待的恶性杂物。”尼克斯说,“美国人正从对现有的知识的健康怀疑转变成高傲的、自我满足的愚昧和对专业知识的的敌视。”

在政治领域,反智主义表现为政治家或政客为了迎合大众所发表的充满偏见、甚至仇恨的政治演说,这些政客不惜将他们的智力降到普通民众的水平。这种反智倾向在美国早期建国时就存在了。托马斯·杰佛逊的政敌提出的观点是 “思想活跃的人,他们的好奇心过于琐碎和荒谬,根本不适宜处理国家事务。”正如霍氏在书中分析的,美国人崇尚直言不讳,少言多行,认为这样的人才适合做国家领导,而活泼的多学的如杰佛逊、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或阿莱德·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往往被贬低为不够严肃、唐吉诃德、和女人气十足。安德鲁·杰克逊 (Andrew Jackson)出任总统 (1829-1837)时作风强硬,仇视知识精英,认为政府的工作普通百姓就可以胜任,他制定了残酷迫害印第安人的政策,赢得恶名“印第安人的杀手”。艾森豪威尔总统 (1953-1961)在美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一位英明、果断、出色的美国总统。他天资聪颖,受过西点军校良好的教育,为了迎合民众口味,说,“知识分子是那些用多余的话讲述他未必知道事情的人。”小布什总统被广泛认为是美国二战以后最差的总统。 他虽然出身于权力显赫的家族, 又从常春藤大学毕业,但被认为智力平平,头脑简单,对知识和深刻的探究持敌视态度, 在位八年,美国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和经济危机,几乎将美国带入崩溃边缘。在他的新闻发言人斯科特·迈克莱兰(Scott McClellan)写的《发生了什么:布什的白宫和华盛顿的欺骗文化》 (What happened: Inside the Bush White House and Washington’s Culture of Deception) (2008)中写道,“布什总统缺乏理智上的好奇心,靠直觉做事,不喜欢坐下来就政策进行辩论,依靠一时的勇敢做决定。“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布什说,”你们要么是我们的朋友,要么是我们的敌人“ ,思维简单的像小学生做的填空题。同年在母校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说,”对那些获得荣誉、奖励和突出表现的毕业生,我说干得不错;对那些得 C的学生,我说你也可以成为美国总统。“ 这种公然的反智言语成了民众嘲讽他的一个笑柄。在2008年麦凯恩和奥巴马竞选时, 麦凯恩专程去俄亥俄州和水管工乔拍照,显示他是一位普通人,和民众站在一起。而奥巴马也从不敢提他的哥伦比亚和哈佛大学教育背景, 始终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的黑人,用“大伙儿” (folks)等词汇拉近同选民的距离。可以看出,对这些政客来说,掩盖或故意降低自己的教育、智力水平去迎合大众似乎是他们常用的一种有效的竞选手段。

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唐纳德·川普更是充分利用大多数民众反智、反政府、反现有秩序的情绪,用反智、低智的语言对代表政治、金融和知识精英发起攻击,指责他们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获得者,赚得盆满钵满,不顾普通民众的挣扎,他们高谈阔论,纸上谈兵,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诚意和手段。他直指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种族、移民、国债、失业、医疗、教育等问题,煽起民众对民主党执政八年政策失误的不满。他所到之处人山人海,民众争相目睹这个与众不同的来自华盛顿圈外的商业人士和倾听他对美国时局的分析和竞选纲领。川普的演说主题明确,语句简短、铿锵,加上他的真诚,很容易被普通民众接受,为他赢得了总统的宝座,也招致了相当多民众的批评,认为这场竞选是美国历届竞选中最糟糕的。它严重降低了民众的智力水平,是一种赤裸裸的不加思索的情绪宣泄。这其中有川普本人的原因,也有广泛存在于普通民众之中的低智力、 低趣味、低期待的倾向。普渡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路易斯·伯瑞思 (Louis Rene Beres)在其文章《川普时代的美国:反智主义并以此为傲》 (“Trump’s America: Anti-Intellectual and Proud of It”) (2017)中写道,川普之所以取胜是因为他迎合了美国普通大众的愿望,即“很多美国人宁愿寻找一条快速的、容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去花大量时间、研究或辛劳—知道这样做会经常收效甚微—去解决全球性的、本国的、或行业存在的挑战”。伯瑞思说的话值得深思。 在普通民众抱怨川普充满怨恨的演说的同时,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偏见、仇恨和懒于思考被川普所利用,两者互为影响,形成美国政治生活的一对坏的搭档。温蒂·布朗说, “美国政治成为一个丑恶的毒瘤,充斥着泄愤、虚伪、缺乏严肃性,投好于一个无知的和可被操纵的助选团和一个依靠明星 和谣言喂养的媒体。”

这种充斥着无知、低智和粗浅的政治生态在美国教育方面是怎样表现的呢?霍氏在书中提出,美国公立教育创立的初衷并不是要培养“心智发展的激情或为了学习和文化本身而学习的自豪感,而是教育带来的所有政治和经济利益。”他批评学校开设的看起来实用而实际上反智的课程, 比如家庭经济学、驾驶、消费教育、家庭教育等。他对杜威的教育理念也提出批评,认为杜威只关注个人成长,培养孩子的独特性和天性,实际上注重的是孩子的心灵、性格而非严谨的课程训练。他批判美国社会对知识人的偏见。他说, ”许多教育者觉得为了思想或想象力或思辨的乐趣的心智发展仅仅适合于有闲阶级、贵族、欧洲的过去; 其潜在的危险很明显; 对心智发展的不适当的关注是一种傲慢和自恋。道德败坏的人身上往往存在这种缺陷。“ 鲍添羽在其硕士论文《美国教育中的反智主义》(2014)中提到美国教育的四次重大改革:1830-1870, 平民学校教育运动,为全国儿童,尤其是贫困儿童提供免费教育;1890-1920,进步主义教育运动,通过多样课程和专业教学管理让教育服务社会的高速发展;1940-1950,生活适应课程运动,增加应用课程比例,帮助学生适应未来生活;1960年以后,民权运动教育,强调种族平等。她说这些教育思想折射出反智主义倾向,过分强调平等主义、功利主义和生活实践课程忽视了学生严谨的学术训练。可以看出美国公立教育一开始在指导思想上就出现了偏差,比如1918年国家教育协会制定的《高中教育的基本原则》写到的,教育的目的是”奠定良好公民的基础,帮助他们对职业做出明智的选择。“ 简言之,教育的目的不是学习知识或考取大学,而是装备学生的家庭、职业和公民三方面的能力,特别提出教育的七个目标:健康、处理生活的基本技能(读、写、算)对家庭有贡献、能就业、 有公民意识和道德意识。

正是因为这样的指导思想,几十年来美国学校对学生的学业重视不足,致使学生的学业能力徘徊不前或呈下降趋势。美国教育评估评估委员会组织的一次十二年级统考中,50-55%的学生历史不达标,SAT的阅读部份得分是五十年来最低的, 自2005年加入写作项目以来, 其成绩每年都在下降。约马森·哥特霍思 (Jonathon Gatehouse)在《美国变得愚蠢了 》(“America Dumbs Down” ) (2014) 写道, 美联社做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42%的美国人不确信或根本不信地球上的生命是演变而来的,51%的人怀疑宇宙是138亿年前由大爆炸产生的,36%的人怀疑地球已有45亿年的生命,只有53%的人特别相信或相信儿童疫苗是安全和有效的,虽然自1963 年发现疫苗后美国只有一例死亡记录,而在全球近2012年就有12万人死于麻疹;只有69%的人相信DNA, 只有82%的人相信吸烟致癌。在一次南卡罗来纳州的四年级全州测试中,大部份四年级学生答不出为什么林肯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只有一半人能将北美、美国、加州和洛杉矶按大小排列。公民教育测试成绩也乏善可陈。2013年,在全球二十几个国家十六万人参加的成人数学、阅读和使用技术解决问题能力的测试中,美国人的各项的成绩都低于国际平均水平,领先的是日本、加拿大、韩国、斯洛文尼亚等。在阅读方面,1978年,42%的美国人年读书是11本,2014年这个数字降到28%; 23%的人一本书都没有读,高于1978年的8% 。读报纸和杂志的人大幅下降,三大电视网络晚餐时间的收看人数从1980年的五千两百万降到2013年的两千二百万;82%的人通过网上获得新闻,点击新闻网站Buzzfeed的人数几乎和《华盛顿邮报》一样多。2006年的《国家地理杂志》调查发现,几乎一半多的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不认为了解新闻发生的外国地理很重要,1/3多的人认为外语不重要, 只有14% 的人认为重要。劳拉·韩德力 (Laura Handly)在《美国反智主义的胜利 》(”The Triumph of Anti-intellectualism”)(2016)中写道,2015年的一个调查发现,41%的美国人相信人和恐龙曾一度共同生活在地球上,50%的成年人的阅读能力不及八年级水平,有四千五百万的人属于功能性文盲 (functionally illiterate).

多么骇人听闻的一组数字!那么美国大学的情况怎样呢?可以说,情况不怎么乐观。除了一些私立大学和文理学院仍在坚守美国的通识教育理念外,越来越多的大学、学院为了实用的、商业的目的扩大商学院和工学院的招生规模或新建商学院和工学院以满足大学生对工作的需求,正如刘在书中写的, “大学不再教育人,我们培训人,帮助他们找工作。”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一些实用的专业如电脑、会计、电子工程、金融、理财、投资、行政管理的科目供不应求,而修其他一些科目如数学、古典文学、文学、艺术、历史等课的人越来越少,直接影响了这些专业的生存。虽在同一所大学任教,因为教的课程不同,工资悬殊很大。商课和工科教授工资远远高于甚至两倍于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教授。相当多的大学为了吸引学生,扩建、新建了体育场馆、宿舍楼和学生中心,外表看起来富丽堂皇,而对和学生前途攸关的课程设计、课程评估则重视不够。一些获得终身教习的教授捧着永不会被解雇的金饭碗,想怎样教就怎样教,人为降低课程的难度和要求以博取学生的好评。学生呢?今天的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一种更高的优越感和自我权利意识,感觉得他们才是大学的主人,可以为所欲为,即使经常迟到、旷课、不做作业也期待教授给他们一个好的成绩。从大学校长到各级教辅人员到教师,也有一种默示,即让学生高兴,让他们满意,学生就像商场的顾客一样总是对的,是应该被服务好的。大学越来越变成一种商业机构。甚至他们的校长就来自商界、法律界或政界的行政长官 (CEO Presidents)。根据美国教育协会的报道,1/4大学的校长来自以非学术领域,如密苏里大学校长提姆·沃尔夫(Tim Wolfe)、科罗拉多大学校长布鲁斯·本森(Bruce Benson)、北卡罗来纳大学校长玛格丽特·锡拜林 (Margaret Spelling)、加州大学校长珍妮特·纳派利太努 (Janet Napolitano)、得克萨斯大学校长比尔·麦科瑞恩 (Bill McRaven)、普渡大学校长米奇·丹尼尔 (Mitch Daniels)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校长约翰·斯莱什 (John Thrasher)。

校长干脆来自于政府和工商业,除对大学进行商业管理外, 对教育知之甚少, 不能不影响教育管理和教学质量。 学生的情况也令人担忧。根据我在美国二十年的求学和教学经历,学生的质量几十年来踏步不前。有超过40%的大学一年级学生需要重修他们本该在高中就应该过关的英语阅读、写作和数学。根据一家独立非营利性机构2017年发布的《海青格报告》 (Hechinger Report), 在对911所二年制和四年制大学的调查中发现,有96%的学校在2014-2015年给学生提供了补习课程 (remedial),其中209所学校有一大半的学生至少要修一门补习课。根据美国完成大学(Complete College America )机构2012年发布的报告, 在2006年秋季, 几乎一半的两年制学院和四分之一的四年大学开设了补习课。如果按州统计,需要补习的学生的百分比是:缅因州49%,新泽西州46%,阿肯色州41%,俄克拉何马州39%,堪萨斯州39% ,肯塔基州36%,得克萨斯州36% 等。

高等教育这种状况理应得到全社会,包括媒体的监督和报道。可悲的是,根据我在美国生二十多年的观察,美国媒体对高等教育,包括中学教育,的报道几乎很少,除了竞选拉票时政客们会抛出教育,一旦竞选成功,教育问题自然放在了脑后。在丁·克劳森 (Dane S. Claussen)的书《美国媒体的反智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Media) (2004)和《美国媒体的反智简史 》(“A Short History of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Media “ )(2011) 指出,“从1940到现在,媒体对高等教育的报道没有任何改变,对高等教育领域没有起到任何促进作用。”为了写这本书和这篇文章,他分别浏览了从1944–1996和2005–2011年间国家类杂志对高等教育的报道,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报道不仅数量少,而且大多持反智态度,对影响大学教育的教学、学生、研究、思想争论、写作等很少报道,偶尔报道的只是他们认为公众感兴趣的问题,诸如书本的价格、大学的排名、大学广告宣传中的虚假、毕业率、校园犯罪、失学等。他的问题是,美国媒体对作为美国重要产业的高等教育的内涵为什么不报道? 美国媒体对高等教育的反智态度是否符合它自身的利益?他给出三种答案。 第一,通过限制报道高等教育可以无形抬高媒体行业的地位; 第二,美国媒体对美国各方面的报告都是失职的,为什么还要期待它在报道高等教育方面会有另类表现?第三,他们认为普通民众对此话题不感兴趣。 除了这些原因外, 他还分析了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师状况, 即科班 出身的教授和从媒体转入大学的非科班但有实践经验的教授在知识结构、专业训练和对新闻的理解上并不一致, 其中从新闻界退下来后成为教授的比科班出身的更有反智倾向。 他还提出新闻学院开设的课程也越来越偏离新闻业 的主干课程,比如媒体历史、媒体管理、公共事务报道, 而加进 了一些时髦的课程如体育报道、 体育营销、网页设计、动画等。

新闻专业的偏离可以看成是许多大学专业偏离的一个例证,注重实用、短视的商学院和工学院方面的大量涌现严重影响了美国几百年来的人文教育传统,使美国培养的人才质量大打折扣,使他们成为只注重眼前利益、个人主义至上的短视、浮浅的人,不能不对美国的制度和未来造成伤害。正如尼克斯所说, “从短处讲, 美国面临的一些严重的、困惑的、需要认真研究的诸如气候变暖、ISIS、国际贸易、国际关系等问题得不到解决;从长远看,新闻、教育、政治方面的反智潮流把美国民众推向一个集权的暴民政治(authoritarian populism).

美国政治生活和教育等领域的反智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哪些呢?原因是多方面。第一,它源自于美国的早期历史。早期移民的低端文化和来到美国后面临的生存挑战使他们弃绝空谈和书本,关注和生存和生活有关的耕作、牧养和拓疆等工作,从而形成美国早期的清教主义传统, 即少说空话,努力工作,积累财富, 相信上帝;第二,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国家, 但它的民族性格基本上是小镇的,小镇和乡村是美国精神之本,它代表着本能、简单、纯朴、自然、诚实、行动等,大城市则代表着知识、地位、不平等、复杂、狡诈、欺骗,所以有知识的、和来自大城市的人不受欢迎;第三,美国是一个讲究平等和民主的国家,不迷信总统、政客、教授、科学家等,将他们一视同仁,所以自然不会认为教授从事的工作就比一个电工或水暖工的工作更重要。这样做也会有一个坏的影响, 即大家各自为是,觉得自己很重要,正如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Isimov)指出的, “民主即意味着我的无知和你的无知不分上下。”第四,美国社会的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思潮使其经常关注一件事的实用和商业价值。知识,一种不可能立即看到效果的智力活动,很可能会被忽视,从而形成实用和知识的完全对立。 实用即意味着成功,而知识意味着空谈和不切实际等, 正如霍氏在书中所写到的, “没有利益考虑的智慧、综合能力、自由猜想、敏锐观察、充满创造性的新颖的激烈的批评都经常受到怀疑。”第五,反智主义也和民众的反政府、反现有秩序有关。美国人极具批判和怀疑精神,从来对政府和机构都持批评态度,所以反智主义只是他反对一切的人生态度的一个体现;第六,教育的大众化使知识得以普及,再不是某一小部份人的特权,大多数人都感觉他们掌握了知识,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教育平权法案、女性的解放、少数族裔权益的保障、中产阶级的扩大等造成知识的普及,使普通民众不再崇拜知识和掌握知识的某一类人;第七,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特别是谷歌和维基百科的省时和方便,任何信息只要轻轻点击就可找到,而不像过去必须向有学问的知识人或专家请教, 正如尼克斯在书中所写的, “我们正在目睹由谷歌、维基和博客带来的专业和非专业人员、学生和教师、了解者和不了解者之间的界限的坍塌,即在某一领域有专业知识和毫无知识没有差别。”第八,媒体的泛娱乐化占据了民众可以用来阅读、研究的时间, 使他们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无意义的社交空间、交友和娱乐上。布洛林在他的书中写到,“30岁以下的年轻人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网上,有的每周超过九小时,外加十小时的电视,不能安下心来读书。绝大多数高中生每天做作业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伯瑞思文也指出,“尽管美国面临的真正的战争危险、疾病、恐怖、贫困,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选择娱乐度日,沉溺于各种形式的变态刺激、偷窥性“真人秀”、对有害食品不以为然、和对毫无思想的政治话语的不断重复“; 第九,后现代主义对美国生活的影响, 认为没有绝对的理论,绝对权威,没有权威和平民的区别,每个人的理论都是成立的,也没有高雅和庸俗之分,各种肤浅的、琐碎的、无关痛痒的、无知的、吸引眼球的内容都有其空间和存在的合理性;第十,普通民众和知识阶层的对立。这种对立在过去三四十年尤为明显,各行各业的精英阶层用他们的知识获得了空前的财富和地位,可以利用其占用的空间对民众阐述他们的看法;而另一方面,相当多的一大批人因生活所迫不得不牺牲个人的一切,变成一个空壳人(hollow man)一生做着劳累而没有意义的工作, 难怪他们会对知识精英产生怨恨和愤怒。爆发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华尔街一批精英们巧取豪夺,致使大部份人失去他们的投资和抚恤金的结果,从而引发了占领华尔街的游行,并迫使政府对华尔街进行监管。

反智主义有解决办法吗?我提出三点意见。第一,知识阶层的坚守。知识阶层要做时代的引路人, 用爱默生的话说:“学者的职责是鼓舞、提高和引导众人,使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事实”,而不是做各种各样的匠人,失去远大理想和伟大天赋,沦为生活和物质的工具。他让学者担负起崇高的使命,成为照亮千万颗星的那颗明星和点燃所有人灵魂的那个导师。爱默生还提到学者的独立性、自由性、勇敢性和独创性。他说:“学者应该沉静稳定,超然于世事之上,坚守自己的信念,不断地认真观察,杜绝焦躁,不畏谗言,坐守时机”。等到有一天他发现了真理,这个真理就会照亮世界。他认为学者应该是自由的,“自由并且勇敢”,认为学者应服膺他的内心,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限制他的自由。伯瑞思也说, “不要放弃个人提高的尝试,拥抱理性、理智,重新发现严肃阅读、严肃思考和严肃辩论的魅力。否则美国社会将会出现更多的不平等、吸毒、冲突、绝望,成为人才资源遭到极大浪费的费料厂。”

第二,普通民众的参与。以上提到美国人的批判、怀疑、独立、勇敢和创新精神。如果将这些品质用在改变美国的反智主义上,将会非常有效。美国是一个公民社会,过去短短的两百多年在科技、工业、商业、教育、文化等方面都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它可以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比现在做得更好;它 也可以,如以上几位学者批评的,把自己沉溺于无休止的媒体娱乐, 自甘沉沦,自暴自弃,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我想大部份美国人是不愿意过第二种生活的。现在就是美国人惊醒 的时候, 担负起公民的责任,对政治、生活、教育、媒体中充斥的反智主义说不,以改变从60年代以来这种僵持不下的状况,正如尼克斯所说, “可以把责任推给政客、专家、教育者、记者、媒体, 但最后只有一群人必须为目前的状况负起责任,只有他们才能改变这一现状,这群人就是公民。除非公民开始认真努力地改变这种惊人的对于理智和知识的无视,他们就难免重蹈荷兰哲学家撒润·科克戈尔 (Soren Kierkegaard)所警告的‘病态直至死亡‘。”

第三,要消除普通民众和知识精英之间的隔阂和误解。知识精英,不管他们工作在政府、工业界、商界、教育界等,都要走出自己狭隘和为自己牟利的小圈子,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去看问题,意识到普通民众的贫困、阶层固化、缺乏教育和他们制定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要采取措施改变这些状况,而不使社会发展成阶级性的冲突和暴力。作为普通民众怨恨的高等学府,特别是那些常春藤大学和私立名校,怎样把自己的大门敞开,把资源分享给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以下挣扎的家庭的子女,从而实现社会的较为公平的运转是他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凯瑟琳·刘说, 精英主义在美国已成为一个囊括一切,被左翼、右翼、进步势力、反动势力使用的贬义词。她希望通过写这本书引起人们对大学象牙塔的深层思考。她说大学在过去几十年已成为富有阶层的集聚地,经济方面欠佳的学生被排除在外,从而造成社会阶层的差别。毕业于名校的知识精英成为成功人士和统治阶层,而其他缺乏机会的普通民众永远被滞留在后。 她说,”对文化精英和大学特权的批判忽略了对其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剥削的认真思考。“ 她希望大学能认真反思和严肃辩论大学的作用。 所以, 民众对大学的反智就是对金融资本、财富悬殊、政治影响和教育机会的反抗。只有看清这一层关系,大学才能摆正和民众的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反智主义的确存在于美国的政治、社会、教育等领域。这一点似乎没有太多争论。争论的是它是否构成社会一股反知识和反知识人的主流?根据我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和个人观察,在我同意以上学者的观点的同时,我认为反智主义虽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不断壮大的暗流,但它不是美国生活的主流,目前还没有构成对美国社会和制度的威胁,只要稍加引导,这股暗流就会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媒体的噪音似乎让民众觉得美国人以无知、无智自居,奚落有良好教育的人。我想强调的是,反智主义从来没有否定过知识的力量,他们反对的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象牙塔式的空谈和精英主义,正如霍氏所说, “纯然而绝对的厌恶理智或知识分子的情况是少之又少“。这个评价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适用, 也适用于今天的情况。美国是靠理念立国的公民社会,其凝聚力就是不同理念之间的探讨和交集 (intellectual engagement), 美国人从来没有停止智力和知识方面的追求。它在科学和教育方面在世界的引领也证明美国不是一个反智国家。来克里德在其文章《美国真的反智吗?》 (”Are Americans Really Anti-intellectual?” ) (2014)中也写道, “纵观美国整部历史,在60年代被推向前台的反智主义并不存在。毫无疑问,在不同时期曾出现过反智潮流,但从总体上讲美国的民主文化是孕育天才和智力的温床。美国人根本没有歌颂无知,他们一直被脑力、天才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常春藤大学学生表现出的对事物的好奇所吸引。”这一观点我是同意的。过去二三十年,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入学竞争变得日趋白热化,比如2017年哈佛大学的录取率为5.8%,普林斯顿为7.3%,耶鲁为6%,哥伦比亚大学为6.9%,宾夕法尼亚大学为12.1%,布朗大学为9.2%,康奈尔大学为15.2%,达特茅斯学院为10%。一些不属于常春藤大学而有名的私立大学如斯坦福大学的录取率为4.6%,芝加哥大学为8.7%,西北大学为9%, 证明美国人今天对知识的追求丝毫不亚于历史上的任何时候,而且录取后这些大学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苛刻。我儿子就读的西北大学在美国排名第十二位,功课非常艰深,儿子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我太太任教的位于芝加哥郊区的有名的史蒂文森高中学生的学业同样也极具挑战性, 开设了许多大学预科的课程, 诸如文学、写作、数学、化学、外语、历史等, 通过了在大学就可以免修。选修这些课程的学生趋之若鹜,且成绩优异。所以, 笼统地谈论反智主义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有实际意义的话题,应结合大学、中学的种类和学区来谈。

即使撇开常春藤大学不谈,因为他们必定是很少人可以进得去的高等学府, 美国人对教育的总体信心是从未动摇过的,他们相信教育的基本价值。根据2010年的统计,没有高中毕业证的平均收入为$20,241, 有高中毕业证的为$30,627,有本科学位的为$56,665,有硕士学位的为$73,738, 有专业学位的为$127,802。 2014 年, 二十五岁以上年龄的工作人群中,没有高中毕业证的年收入为$25,376, 有本科学位的为$57,252。 教育的回报率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永远呈上升趋势。美国人没有反智,反倒因知识带来的回报更加拥抱知识。以我任教的芝加哥城市学院为例,我的学生主要来自于芝加哥市区,以少数族裔为主,拉美裔40%, 非裔 30%,白人20%,亚裔和其他国际学生10%。他们除了学习外,很多学生还要养活家庭, 所以比一般的四年制大学学生更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和付出更多努力, 因为他们相信美国梦,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每天跟这样一群有理想、有信念、有坚守的学生在一起,能为努力实现他们的教育目标出一点力,我感到非常高兴。

通过以上对美国反智主义的透视可以看出,反智主义是一种反知识和反知识人的文化暗流。它虽然不是主流,但确实存在于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教育等领域,并有它产生的复杂的政治、历史、社会、科技、文化的原因和广泛影响。分析它是为了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能够群策群力来遏制它的蔓延,使它不像一个毒瘤在健康的机体上滋生、扩大。文中提到的知识分子的坚守、公民的参与、和知识精英对社会民众的责任就是一部份解决方法。另外,及时地正视这一问题也会让世界各地的人认识到美国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知识殿堂,美国人的阅读、数学、公民伦理、和世界知识都非常有限,社会还充斥车各种各样的反智表现。对其他国家来说,了解别人的短处是为了自己能扬善惩恶,避免走同样的道路。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泛娱乐化盛行的今天,反智主义在各个国家都有表现,有些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正视它可以加强沟通和合作,可以联手起来共同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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