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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一休:波普尔:是哲人,也是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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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一休:波普尔:是哲人,也是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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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一休:波普尔:是哲人,也是战士

一,波普尔的学术圈

卡尔 波普尔1902年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律师家庭。他确定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点晚—-他最先热衷于数学和理论物理,而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心理学。直到25岁他才转到了他所热爱的哲学领域。作为一位中学教师,他积极参与了正如日中天的维也纳小组的学术讨活动。维也纳小组的科学主义氛围显然很吸引波普尔,然而维也纳小组的创始人石里克对他并不欣赏。石里克是波普尔的博士论文的评审老师之一,事后却说他之所以让波普尔的论文通过只是碍于另一位评审老师的面子。波普尔和石里克的不和的根源在于对维特根斯坦的不同看法。石里克是维特根斯坦的崇拜者,把《逻辑哲学论》奉为维也纳小组的圣经。而波普尔从一开始就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格格不入,说《逻辑哲学论》读起来有一股“咖啡馆的味道”,意思是说它不过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时髦。由于这种不合,石里克始终没有邀请波普尔成为维也纳小组的一员,对此波普尔不但不恼反而成名后常以此为傲。然而总体来说,维也纳小组待波普尔真的不薄。是小组中坚费格尔与波普尔彻夜长谈并鼓励他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才有了波普尔的第一篇科学哲学论文;它经过若干维也纳小组成员的积极评价,才集结成为《研究的逻辑》,于1934年作为维也纳小组的丛书出版。《研究的逻辑》包括了波普尔的许多重要哲学思想,可以说他日后的工作都是对这本书的扩充和修改。波普尔以后自我感觉良好地说是这本书“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人们取笑说这像是把一次过失杀人说成是计划缜密的英勇暗杀。

不过《研究的逻辑》确实使波普尔名声大噪,他开始接到许多国外学术活动的邀请。从1935年到1936年,波普尔花了九个月在欧洲游历,在哥本哈根见了波尔,在英格兰结识了许多学术名流,其中对他最重要的是哲学家罗素,伯林,和经济学家哈耶克。不过到了1936年底,在纳粹阴云笼罩下的维也纳已经不再适合任何学术活动了。随着维也纳小组大批成员的出走,波普尔也申请到了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一个哲学教席。大约在同一个时间,英国剑桥大学也向波普尔发出了邀请,不过他把这个名额让给了也在寻求庇护的犹太心理学家魏斯曼。整个二战期间,波普尔都孤悬新西兰,然而他却为自己开辟了一个反对极权主义的新战场。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外,他完成了两部略有重叠却又可以各自独立的著作的初稿,它们就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和《历史决定论的贫乏》(1957)。在哈耶克的帮助之下波普尔的著作得以出版。同样也是在哈耶克的帮助之下,波普尔于二战结束之后的1946年离开了新西兰来到伦敦经济学院任教。

重返欧洲的波普尔终于找到了一个和正在剑桥的维特根斯坦正面交锋的机会。这就是至今仍然热议的“两位哲学巨人的十分钟论战”。这个故事源自波普尔的自传,后来经过很多人的介入,衍生出了许多关于故事的故事。论战发生在1946年10月25日晚,地点是剑桥 “道德科学俱乐部”。波普尔受邀做一场有关“哲学困惑”的演讲。现场挤满了三十多位听众。罗素坐在圈椅上,面对火炉抽着烟斗。波普尔坐在他左边,而维特根斯坦坐在右侧。人们都知道,维特根斯坦认为并没有所谓哲学问题,所谓哲学问题只是由于语言的误用引起的困惑。波普尔在开场白中说,他被邀请来对付一些困惑,不过他更愿意解决一些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明显被激怒了,要求波普尔给出一个例子。波普尔提出了是否能通过归纳获得知识的问题。那是逻辑问题,维特根斯坦干脆地回答。波普尔又提出无限性是否可能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咆哮着说那是数学问题。两人交锋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坐在火炉边上,手里摆弄着拨火棍,时时挥舞以增强语气。他挑战波普尔举一个道德律的例子。波普尔回答说:不要用拨火棍威胁来访的演讲人!暴怒的维特根斯坦扔下拨火棍,跳起身来,摔门而去。这是波普尔版本的故事。四年之后,维特根斯坦去世,没有文献表明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起这件事。然而到了近五十年后的1994年波普尔去世,这场哲学争论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起因是许多纪念波普尔的文章都逐字重复了波普尔版本的故事,这引起了维特根斯坦的支持者的强烈反弹,他们声称波普尔的故事从头到尾都是错的:维特根斯坦挥舞东西只是习惯而非威胁,波普尔的回答只是喃喃的抱怨而非当面的挑战。随后,当时仍然健在的现场目击者纷纷提供了自己对事件的描述,有一些细节被发掘出来。比如,维特根斯坦也许把棍子举得太高了,以至于罗素拔出烟斗,大声说,维特根斯坦,放下棍子!维特根斯坦听从了。可惜,这些记忆碎片仍然未能拼接出一幅当晚的完整图景。2001年,BBC的两位记者根据双方的争论写出了《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一书。该书作者认为,双方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的争论焦点,是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是否威胁到了波普尔,以及维特根斯坦是否听到了波普尔著名的回应。但对这两个问题人们仍然没法确定。直到今天,对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仍然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波普尔的故事版本要打一点折扣,因为他的自我评价往往偏高,常有自我粉饰之嫌。另外我也觉得有理由为维特根斯坦抱不平:维特根斯坦对波普尔的来意是否清楚,我们不知道;但波普尔自己说他事先准备好了哲学问题的清单,明显是有备而来。所以,说维特根斯坦在明处,而波普尔在暗处,两人的对决有些不公平,应当不为过。不过无论如何,相信对于哲学爱好者来说,两位哲学大家的对决仍然是激动人心的话题,哲学因为他们有了个性。

1950年波普尔第一次访问了美国,他在这里感受到了欧洲所不曾有的个人独立和自由。这次访问的亮点是爱因斯坦和波尔出席了他在普林斯顿的演讲。此后他又两度与爱因斯坦见面讨论他的不确定性理论。值得一提的是,托马斯库恩也来参加了他的演讲,并在一年以后到英格兰回访了波普尔。正是库恩十二年后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彻底改变了科学哲学的走向。是库恩的书“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当然同时也扼杀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在美国期间,波普尔还有一次他本人没有提及,却被其他的人记录下来的经历。波普尔到芝加哥大学做过一次演讲,芝加哥大学明显想借此机会评估邀请波普尔来校任教的可能性。这引起了刚到芝加哥大学任教一年,以研究柏拉图为学术方向的斯特劳斯的不安。他写信给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沃格林,征求他对波普尔的看法。在信中斯特劳斯顺便说到自己的意见,认为波普尔在芝加哥关于 “社会哲学”的演讲令人鄙视;尽管它把自己伪装成 “理性主义”,却与 “理性”思考无关。沃格林八天后的回信中对波普尔的攻击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他在结尾写道,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丑闻;它是一个失败知识分子的典型产物;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个作品,它是轻率的因而毫无价值。几个月之后,沃格林终于收到了斯特劳斯姗姗来迟的感谢,说他将沃格林的信展示给了一位有影响力的朋友,他出面阻止了邀请波普尔到芝大的努力。没有文献表明波普尔本人对此知情,因为这封信见于波普尔去世后十年出版的斯特劳斯-沃格林书信集。斯特劳斯和沃格林的这一轮操作是否违反了任何职业操守或学术道德,可以讨论。但有一点我能肯定:比起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面对面的交锋来,这一番制人于无形的运作确实有违学术公开也谈不上光明磊落。当然斯特劳斯和沃克林是多年无话不写信的老友,人家自有谈事论人的自由,这不是问题。问题是门户之见太深且言语乖张幕后运作,有失学者大师风范。人们可能会认为,对敢于挑战传统和挑战对伟人崇拜的人,不是在公开场合以争论的方式来辩论,而是在背后悄悄地使用权力来打压,这恐怕才是丑闻。

整个五十年代波普尔都在集中精力扩充《研究的逻辑》,其结果就是1959年出版的他的代表作《科学发现的逻辑》。以后波普尔陆续出版了《猜想与反驳》(1963),《客观知识》(1972)和他的学术自传《无尽的探索》(1976),继续引起人们的关注。

我希望以上对波普尔的学术经历以及他身边的学术圈的简单刻画,能够为我们理解波普尔的人生和性格,确定他的历史地位的努力提供一个有益的背景。我们已经看到,波普尔与一线的科学家们保持着比他的哲学同行们要顺畅和深刻得多的交流渠道。他和爱因斯坦、波尔、薛定谔、哥德尔都有个人联系,能够深度参与顶级科学家们哲学层面的理论探讨,比如他和波尔关于互补原理的哲学意义的讨论,和爱因斯坦关于非决定论问题的讨论。而声称自己的研究得益于波普尔的学说的科学家大有人在,其中不乏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对西方尤其是英德的政策制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语录常常被西方政治家引用,其中包括波兰总统瓦文萨,英国首相撒切尔,德国总理施密特等。他的《开放社会》在一些专制国家知识分子心里的感召力长盛不衰。所以在这些科学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眼中,波普尔一直是一个心灵相通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么一位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在今天的科学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圈子里,却几乎被人遗忘了:大学哲学系里没有关于他的专门课程,他的著作从来没有被指定为学生的必读书,更没有成为毕业论文的主题。对波普尔的遭遇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解释是把哲学界对于波普尔的冷淡归因于波普尔的学术风格。波普尔的著作大都以论战的方式出现,他对对手的批评固然往往中肯深刻并且富于独创性,但也常常流于武断,显得太具攻击性,由于是论战,涉及的学术宽度和深度都显得不够。而他论战的对手都是哲学界的建制派:逻辑实证主义,维特根斯坦,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等等。人们因此认为,是他对哲学建制派的令人争议的攻击引发了哲学界对他的普遍的冷漠。这种观点有些道理,以上对波普尔的学术圈的讨论也为这种解释提供一些例证。不过我认为波普尔受到的冷遇还有另一个原因,这涉及到他的学术研究领域。波普尔的科学方法论研究后来被证明是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他的政治哲学的主体处于政治和哲学交界处偏向于政治那一侧,离政治的风云变幻太近而离哲学的核心区域又太远。因此,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哲学核心问题的发展导致波普尔哲学的边缘化,乃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不过,哲学界对波普尔的冷淡并不意味着波普尔哲学思想应该被忽视。对波普尔哲学思想更加具体的探讨,应该有助于我们对波普尔哲学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中的地位有一个更加精确的理解。

二,波普尔的认识论

在讨论波普尔的认识论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得不分开处理若干互相缠绕又不尽相同的主题,它们都在波普尔的认识论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证伪主义,归纳和演绎的对立,科学进步的试错模式,猜想和反驳等等。我们对它们的讨论顺序并不代表波普尔对它们思考的心路历程。更真实的情况是,波普尔在同一时期思考着这些不同的主题,他在多线作战。

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问题起于康德。康德区分了科学和哲学,认为科学是科学家的事,哲学家不应介入。相反,哲学家的任务只是为科学家创立的科学知识提供辩护,解释我们的科学知识即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不过康德遵守自己的定下的规则,并没有试图为科学提供一个划界标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指出了我们的思想和语言的边界,警告说越出这个边界以外的任何的言辞都是毫无意义的。以石里克为代表的早期逻辑实证主义者受到康德的启发和维特根斯坦的鼓舞,确实致力于发展出一种可操作的标准,它在康德的意义上是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上是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意义标准。这个标准的最初形式是可证实性,不过逻辑实证主义此后不断的修改和放宽这个标准使之更富有弹性,这是后话。所以波普尔在他的认识论当中所批判的对象,严格地说并不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主流。

波普尔辨认出了两种实证主义者: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者和维也纳实证主义者。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者只承认起源于经验的概念是科学的,因为这些概念总是可以归结为感官数据或感觉的记忆。然而,维也纳实证主义者意识到,科学根本不是一套概念,而是一个命题系统,这些命题只有在可被还原为描述单一经验的基本陈述时,才能被视为是科学的。这就是所谓的可证实性标准。波普尔认为在归纳与可证实性两个概念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因此它们面临同样的困难。我想波普尔的意思是说,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理论观有两个预设:科学理论以可以检验的经验陈述为基础,这是所谓的经验主义的预设;特殊的经验陈述和普遍的理论命题之间有可推导的归纳关系,就是所谓归纳主义的预设。我们现在先看归纳主义预设,经验主义预设留待稍后讨论。

休谟最先指出了归纳逻辑的问题。他说无论我们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都不足以保证一个普遍命题“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在逻辑上为真,因为一只黑天鹅出现的可能性永远存在。不过温和的休谟建议说,既然归纳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理性的认可,那就让我们退一步按照我们的习惯行事好了。所以他为归纳的真理性提供了一个心理学的辩护。从逻辑层面来说,波普尔对归纳的批判只是对休谟的重复—-他说,无论多少成功的检验都不足以保证一个普遍的科学命题的确定性,反例永远是可能的。但他摈弃了休谟的心理学解决方案转而对归纳来了一个全盘否定。他认为归纳并非科学的典型特征,科学家既不从事也不应该沉迷于归纳法。他试图构建一种在其中归纳法不发挥任何作用科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从形式上说是假说演绎法,用于划界标准时它叫做可证伪性标准,在科学进步和知识成长的讨论当中,它构成了一种“问题、猜想、反驳”的科学发展模式。

波普尔说,培根-牛顿传统坚持把观察作为理论形成的最初步骤,认为科学探索是从具体的实验或测试中通过归纳建立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是一种完全错误立场。然而不幸许多科学家也都持有同样错误的看法。他在许多地方都讲到,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成功向他展示了科学的典型特征:爱因斯坦的理论导出了一个预测。爱丁顿1919年进行的日食观测就是将这个预测置于整个科学界眼前接受审判。而像弗洛伊德心理学这样的学说,就没有办法提出可以进行检验的预测。这就是说,科学始于提出一个假说,然后推导出相应的预测,并用实验或观测结果检查预测。如果通过,我们继续前行;如果预测没有通过实验检验,放弃这个假说而寻求另一个假说。他认为自己已经从爱因斯坦的成功故事当中为科学找到了明确的划界标准: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就是它的可证伪性。它的今天更加脍炙人口的等值否定式是:凡是不能被证伪的,都不是科学。可证伪性的标准一经提出,立刻受到了哲学圈内外的热烈欢迎。比起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深奥枯燥的科学观,它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简单清晰,富于科学的气质;开放包容,体现了科学的精神;还明确坚定,代表了科学的严谨。应该说,在那个年代,可证伪性科学观确实是科学主义潮流的清新的一枝。

波普尔认为他的可证伪性标准的最大成就,就是解决了逻辑实证主义面临的归纳问题,这话说得有点过。波普尔并没有解决归纳问题,他只是回避了它。不过在我看来,可证伪性标准在两个方面确实有所突破。首先,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可证实性的标准既是康德意义上的划界标准,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意义标准,两种标准是重合的。由于在波普尔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式的意义标准没有任何地位,所以波普尔的可证伪性仅仅是一个划界标准,这意味着他肯定了非科学的形而上学在科学假设提出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事实上,他坚信形而上学思想常常是科学思想的先驱。这是冲破当时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学术氛围的第一步。其次,为真理问题的哲学讨论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当中,科学定律是真理性的承载者,它们表现或表达了世界的真实状况。波普尔迈出了摆脱这种真理观的第一步。在波普尔这里,所有科学理论的普遍陈述都是假说,永远都对未来可能的证伪开放。那么真理如何安放?对此波普尔的回答是变化的。早期的他认为真理是一个虚假的概念。但到了晚年他开始承认真理也是科学追求的目标。这种对待真理的批判理性主义态度影响了许多后来者,其中包括当代美国的实用主义者罗蒂。

可证伪性也为一种更加宏观的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基础。波普尔把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的模式总结为“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过程。这个过程是经验的,却不是归纳的;是可以检验确认的,但不是逻辑上确定的;科学与形而上学是可以划界的,但形而上学在构建假说时是有益的。应该说,直到库恩的著作问世,这是一个最接近于人们对于科学实践直觉的科学发展观。

然而作为划界标准的可证伪性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受到批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整体主义的,一个是历史主义的。整体主义的批评集中于可证伪性的经验基础。我们前面讲到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预设了经验主义和归纳主义。波普尔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归纳主义,但却坚持了经验主义—-实验和观测的结果在证伪当中起着法官判决般的重要作用。然而整体主义者指出,观察并不都是纯粹的,观察都有理论负荷,就是说,我们观察到的东西即使不是直接取决于任何理论,也是间接地取决于我们对某些假设的相信和理解。因此所谓的观察结果和假说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也很可能是我们预先假定的假说和被检验的假说之间的矛盾。整体主义者的另一个批评是指出,一个假说很少单独站出来接受实验的检验。实验检验所要面对的往往是一组假说。因此当实验结果与这一组假说推出的理论预测相矛盾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在这一组假说当中确定是哪一个特定的假设要为这种跟实验相矛盾的结果负责。而可证伪性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总体而言,观察对理论的优先性,已经被作为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表现形式而被今天的科学哲学界放弃了。

历史主义者的批评则是指出,经验科学的实践程序与证伪主义科学观的描述不符。历史主义者发现,当科学家们遇到与自己的预测相矛盾的检验结果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向证伪主义者描绘的那样,在观察结果面前举手投降,放弃自己的假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观察结果,他们或者也会增加一些辅助性的假说来保护自己的核心理论,更有甚者,他们可以把检测结果扔到一旁继续前行。由对科学实践历史的更加精细的研究所揭示出来的科学活动的真实画面,比科学哲学家们描述的要复杂和非理性得多。历史主义的兴起,标志着科学哲学从规范研究向经验研究的转向。

于是到了1962年,就有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提供了一个整合力强,覆盖面大,解释明了,结构清晰的理论框架,把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立场都作为特殊情况纳入了一个完整自洽的科学发展观。按照库恩的说法,科学发展是一个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种发展模式交替出现的过程。理解这两种模式的核心概念是范式。范式是围绕着某些重大科学成就所形成的公认的观点和方法的框架或者模式。比如牛顿力学和哥白尼天文学就是典型的范式的例子。所谓常规科学是指这样一个科学时期,有一种范式存在,它指导着科学研究。这时某一科学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承认这个范式的权威。一个新手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熟悉这个范式,包括它的定律,理论及其应用,以便以后不会在重大问题上与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发生原则上的分歧。常规科学的主要活动就是解决难题,它旨在扩大范式的应用范围,提高应用的精确度。它要求的创新非常之少。我们不难发现,逻辑实证主义,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者描绘的科学场景,在库恩的常规科学里就是科学研究的常态。与常规科学相反,科学革命描绘的,是旧的范式被摒弃,新的范式取而代之的动荡时期,这个时期有太多的旧的范式无法解释的反常,有太多的新的理论涌现并相互竞争,这几乎就是波普尔描绘的科学进步的模式。因此我们看到,在库恩的框架之下,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主义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之间的区别,只是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这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区别。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都对科学发展的进程都提供了相对正确的描述,只是他们各自描述了不同的时期。

不过,库恩的科学发展观的意义,大大超出了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之争。按照库恩的理论,前后相继的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由于范式不同,前后相继的两个科学共同体对诸如实验的设计、实验结果的解释,理论的推导等等的规范和标准的理解不同,甚至连理论词汇的意义在范式之间也会改变。比如,牛顿的质量是守恒的;爱因斯的质量是可以转化为能量的,所以他们两人的质量概念的物理指称绝不相同。这样一来,范式之间的比较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比较永远都是鸡同鸭讲彼此误解的。甚至可以说,生活在不同范式之下的科学家们其实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按照这种理解,说库恩为科学哲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实不为过。然而正如所有革命一样,革命的发动者很快就发现自己落伍了。尽管库恩本人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科学的尊重,许多倾向于用更激进的立场来解释库恩的哲学家开始认为,库恩帮助他们看到自然科学家并没有接近实在或者真理的特殊途径,科学的成功并不归功于一种特殊的科学方法的运用,而一个科学理论被另一个科学理论所取代,也并不是一个硬性的,冰冷的逻辑问题,它其实与一个政治机构取代另一个政治机构的方式并无不同。也是由于库恩,社会学家现在可以安心地谈论并不熟悉统计分析方法的韦伯和杜克海姆的成就了;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学家也不再操心提出一个可检验的预测的紧迫性了。总之,在这些哲学家们看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社会科学和政治之间,政治、哲学和文学之间的区别,再也不是那样泾渭分明了。我们似乎已经告别了那个曾经让波普尔如此向往的科学主义时代。

三.波普尔的政治哲学

波普尔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两部著作当中。《历史决定论的贫乏》虽然构思在先,却成书较晚,因为二战的战火迫使波普尔搁置了《贫乏》修改工作,转而开始写作讨伐纳粹的檄文《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本书都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批判极权主义。波普尔自己认为两本书当中《开放社会》更为重要。

波普尔辨认出了极权主义理论的两个方法论基础。第一个是整体主义。整体主义相信人类社会团体大于其成员的总和,集体定义了它的成员并决定了成员的命运。与此相反,波普尔一直强调的,是与整体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他坚持个人自由不能服从于社会整体的利益,也不能为了实现社会团结、稳定或国家统一而牺牲个人自由。极权主义理论的第二个基础是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按照某种原则不可阻挡地、必然地朝着一个确定的目的发展。历史决定论是我们以下讨论的重点。

拒斥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理由源自波普尔的认识论主张: 1)基于归纳的对社会总体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因为构成这种描述的特征清单将是无限的。2)人类历史是一个独特的进化过程,因此对于它我们只可能有一个单一的历史性陈述。逻辑上这个陈述不可能扩展至未来。3)社会研究和自然研究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个体的行动或反应永远无法被确定的预测。

波普尔指出,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的理念,历史决定论并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被动的理解,而且是一个主动的带有目的性的纲领。它的愿景不仅仅是揭示历史过去如何,而且还想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且附带着一套历史为何应该向那个方向发展,以及如何达到那个目的的理论说明。在这种纲领指导下的制度安排或者改革方案,必定是整体主义的或者集体主义的,因为它们的依据,是那个据说被发现的“理想社会”,而不是当下社会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同时,这种制度安排或者改革方案也必定是总体性的和革命性的,因为如果历史是有目的地向前发展,传统和历史就不值得留恋和尊重。最后,历史决定论必定是精英主义的,是因为它预设权力应该掌握在那些能够看到和理解发展规律的人手中,因此剥夺了人民形成自己的政治判断所需的资源和必要的民主机制,从而使民主政治无法实现。基于上述理由,他认为,历史决定论为历史上一些最令人发指的政权提供了规范和哲学基础。

《开放社会》所引起的争议,主要是由于波普尔把现代极权主义的兴起一直追溯到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这三位思想家直到现在仍然被许多人认为是西方社会和政治思想发展中最重要的声音。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的写作风格,很像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道理直白浅显,合于常识,但整体显得平铺直叙,结构松散。因此要想在这篇文章中重述波普尔对三位哲学家的批评,似不可能。此处仅例举一二,以为示范。

相对于柏拉图在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波普尔对柏拉图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敬,他对柏拉图的攻击在言语上非常不客气。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政治纲领要求实行严格的阶级区分,肯定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共同命运,与极权主义的基本主张本质上是一致的。柏拉图所主张的自然特权,集体主义以及关于个人生活的目的应当是加强国家稳定的原则,就是极权主义的道德理论。而柏拉图的理想国破坏的,正是真正公正(即开放)的社会赖以建立的原则和理想。波普尔对黑格尔和普鲁士政权的关系进行了质疑,矛头指向黑格尔的人品。随后他指出,黑格尔的哲学是现代极权主义得以迅速发展的温床,几乎所有比较重要的现代极权主义的观念,都直接来自对黑格尔哲学的传承。波普尔对马克思表现出的人道主义保持了更多的敬意,但仍然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以最纯粹的形式体现了历史主义的核心主张:我们有可能通过揭示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来预言社会的未来发展;为了理解个人,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整体,包括阶级、社会、国家、文化等等;这种社会整体的基本性质或结构是由一直在发展的经济力量决定的。如此等等。

《开放社会》得到了许多著名学者的热烈欢迎,比如罗素,拉斯基和伯林。罗素说,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攻击虽然有悖正统,但在我看来完全是成立的。伯林说,波普尔如此有力而准确地揭露了历史决定论,并明确指出它与任何一种科学经验主义都是不相容的,以至于再没有借口来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但是,《开放社会》招来的批评和愤怒却要猛烈得多,我们前面提到的斯特劳斯和沃格林便在批评者之列。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最主要的批评,是指责波普尔在解释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时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他们指出,柏拉图的优生学并不像波普尔说那样就是“法西斯主义”;波普尔对雅典帝国的理想化是不准确的;而且柏拉图的“形式”更多的是一个哲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史学的概念,因而据此把他归入历史决定论者并没有多大依据。《开放社会》中对黑格尔的评论篇幅较小,而且看起来更多的是由愤怒而不是严谨的分析所驱动;有人批评说波普尔过度简化了黑格尔和其他德国古典哲学家之间的学术关系,以便使黑格尔与纳粹之间的联系看起来更加直接。波普尔对马克思哲学的丰富性和随后的发展不敏感,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文献都没有进入波普尔的视野,这使得他对马克思的批判显得简单而幼稚。当然,更加学术化和专业化的批评是指出波普尔对于他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两个主题,极权主义和开放社会,都缺乏一个明确的界定;而且他所引用的资料主要为二手且过于狭隘。

谁都知道,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哲学史上的大部头作者,著述等身,文章卷帙浩繁。这对任何一个他们观点的评论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古往今来穷经皓首的研究者数不胜数。波普尔在讨论三位哲学家与极权主义的关系的时候,涉及面很广,深度却不够。波普尔引用三位哲学家的观点,虽然在字面意义上并无曲解,却不能结合作者的整个思想体系,做出承前启后,旁征博引的开掘,因而随之而来的推论显得基础单薄,有人工斧凿的痕迹。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有人对《开放社会》的学术价值评价不高的原因。然而对此波普尔的捍卫者们常常援引《开放社会》的写作背景和目的来为波普尔辩护。他们指出,波普尔是在战争的威胁下快速的写下了这本书,如果在书中有些地方他的语气过于强硬,或者在某些地方对三位哲学家不够公平,那也是由于反击极权主义的紧迫感使他根本没有时间去阅读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的全部作品。我认为这种辩护虽然不够有力,但在评价《开放社会》的学术价值的时候不应该被忽略不计。况且波普尔所引用的三位哲学家的与历史决定论有关的言论的影响也值得研究者重视,毕竟他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漂浮在知识海洋顶端的哲学轮船抛下了一只扎根政治现实的锚。因此,我们应该在争论双方的立场之间寻求一个更加平衡的看法:如果说把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指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对三位哲学家有失公允的话,那些从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一些言论中获得灵感,并且援引这些言论来为极权主义辩护的人们,肯定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综上所述,可证伪的科学发展观和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可以说是波普尔哲学的两大亮点。除此之外,波普尔本人在认识论和政治哲学等领域的贡献还有很多,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三点。第一,社会改造的“零星工程”纲领。波普尔认为,由于对于历史发展的进程的预测的不可能性,根据所谓的“计划”对于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安排进行的任何大规模的改动,结果一定是悲剧性的。因此,最好的社会变革是通过 “零星工程 “的方法来完成。第二,“开放社会”的理念,即一个不仅容忍不同意见而且尊重不同意见的社会。尽管有人指出这一个概念最初来自柏克森,尽管波普尔没有能够为“开放社会”概念给出一个更加精确的定义,人们都承认波普尔为政治哲学贡献了一个最富活力的概念。有趣的是,《开放社会》这本书所体现的立场,正是在一个开放社会中应该秉持的立场:不要迷信认知权威。第三,批判理性主义。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引导我们获得真理的能力。而在波普尔这里,理性和真理是脱钩的。理性因此代表的是一种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自我否定的精神。用波普尔引用的赖尔的话来说,人的理性并非在于它对原则毫无异议,而在于永远保持异议;不在于固守公认的公理,而在于不把任何东西视为理所当然。这种对理性的理解,比起现在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全盘否定,显然更加符合我们的常识。

四,当今意识形态光影下的波普尔

历史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将意识形态的色彩投射到波普尔身上。和伯林一样,波普尔属于那种“冷战自由主义者”,以纳粹和二战后的苏联式的极权主义为批判目标。在政治立场极度分化的今天,再回头来评价波普尔的政治哲学,我们发现他很难划归任何特定阵营。他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他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还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他支持福利国家还是最小政府?也许是因为近几十年来意识形态的变化太过魔幻,抑或是因为波普尔本身的立场就模糊不清,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容易。那么今天的意识形态各个阵营将会怎样看待波普呢?

新左派。波普尔主张用个人主义来对抗集体主义,主张零星工程的社会变革渐进主义。这些主张在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人士看来都无可救药的过时了。首先需要摈弃的就是把人群分割成孤立的原子的个人主义。在新左派的眼里,传统的自由民主政体尽管声称对所有个人一视同仁,实际上却是优先考虑主流多数的声音,在自由,平等,法治和个人主义的话语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多数人的暴政”。对此,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策略只有一个,那就是抱团取暖,集体发声,实行一种基于共同文化、种族、主义或性别的身份政治,来对抗那种基于抽象的理性、启蒙的个人主义政治。这预示了一个集体主义时代的到来。其次,新左派要摒弃那种零星工程的社会改革方案,而代之以更 “进步 “的集体主义的社会变革。美国民权运动,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以及最近的“BLM”运动,“Defund the Police”运动,都体现了一种政治意愿,即采取直接行动,绕过通常的渠道迅速解决基本问题。因为许多人认为这些渠道就是问题本身的根源。因此在他们看来,波普尔对通过零星的社会工程来实现政治渐进主义的呼吁显得很反动,似乎暗示人们应该与现有机构合作而不是反对它们。

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对于批判理论家和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波普尔的理论对政治最重要的东西没有提供说明:权力的性质和位置,以及权力在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明确和隐含的行使方式。尽管波普尔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持批判态度,他却同意马克思的一个基本主张: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存在,而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问题是,波普尔和传统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决定社会意识的只是国家,因此他们热衷于讨论怎样限制国家的权力,并且用法律和宪法的手段保证个人的权利不被国家侵蚀。然而在批判理论家和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是社会环境本身,而不是他人或者什么机构,在制约着我们的意识。比如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根源不是国家,而在于隐藏在男女关系规范当中的隐性权力结构。而福科基本上认为,权力的压制体现在所有的社会和文化规范之中。因此政治哲学所要关心的应该是,权力是怎样通过社会和政治规范来实现的,又是谁有权力来塑造这些社会规范。波普尔的哲学与这些论题显然没有交集。

保守主义和新右派。波普尔和伯克一样,对于理性没有许多启蒙思想家那么乐观。他主张社会改革应该在目前积累的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而新的制度应该从已经存在的制度中成长。然而他与伯克又在许多地方不同。他不相信精英治国,他赞赏启蒙运动的的价值观,他只关注个人而不是集体,因此他反对伯克这一类保守主义者强调群体和国家的最大利益的主张。所以,虽然有些共通之处,但总体而言,波普尔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守派。波普尔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崛起的新右派之间也有相似的微妙关系。虽然新右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对波普尔的方法论赞赏有加,波普尔对于新右派的某些政策取向并不认同,尤其是关于政府对于经济干预的规模和程度。他认为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是违反而不是保护个人自由。

多元文化主义。国家和公民应该如何应对文化、种族和宗教的多样性已经超出了一个政治哲学问题而变成了一个政府政策的问题,自由民主国家应该如何在一方面尊重少数人身份诉求另一方面鼓励所有人的共同价值观之间取得平衡,已经成为政治家和理论家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一些理论家认为,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建立共同的政治基础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群体所体现的价值观是不可通约的。波普尔和罗尔斯以及许多当代政治自由主义者不这样看。他们认为,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如同寻求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样找到一种方式相互讨论。在这一方面,波普尔政治哲学似乎有独特的方法论思路。他建议任何此类对话的各方,应该向自然科学家们一样,将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信仰不是看作一种真理,而是看作假设或猜想,从而对辩论和批评持开放的态度,避免把分歧看作是冒犯。当然批评者会认为,波普尔在这里仍然是要求不同团体的成员以某种特定的和彼此都同意的方式理解他们各自的价值观,这个期望值可能是太高了。

总的说来,大多数学者都同意,波普尔的政治哲学观点并不能用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来框定。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甚至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如果想把波普尔归入自己的阵营,都不可避免的会在波普尔的哲学当中找到与自己的基本主张不一致甚至相抵触的论述。因此我们最好放弃这种为波普尔打上意识形态标签的努力。在评价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时候,波普尔自己倡导的“零星工程”纲领也许是最好的方法:让我们找出一个具体问题,看看波普尔是怎么说的,然后做出一个有限的结论。

五.作为哲人和战士的波普尔

在许多方面,阅读波普尔的作品就像通过一扇窗户窥视另一个时代:那是一个科学主义方兴未艾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自由民主,个人自由、平等和权利受到极权主义的威胁的时代。无论是《逻辑》还是《开放社会》,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们的依据,是对逻辑和理性等启蒙价值观的认同,是对个人自由而非暴政的坚定信念。它们扎根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而不是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以在思考波普尔在思想史上的应有地位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对波普尔那个时代的事件,人物和精神保持一种历史的自觉,让我们远离上帝的视角。

我们通常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之下把一个人称之为“哲人”:她或者是一个专业的哲学家,或者是一个思想深邃的思考者。有趣的是,这两种意义下的“哲人”概念都适用于波普尔:在哲学圈外人的眼中,他是一位哲学家;然而在哲学圈内,有人把他仅仅看作一位思考者。的确,有许多哲学家把波普尔的认识论和政治哲学斥为谬误,看成粗制滥造的学术,这固然失之偏颇。但同时也必须承认,确实有一些现在被视为学科核心的重要问题,波普尔几乎没有涉及,他的哲学似乎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空间,比如认识论中的语言问题,政治哲学中的正义问题。波普尔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班出身,当然也不属于学术江湖当中的名门正派。他对自己的哲学同行没有多少好感,因此他的写作风格是直率甚至执拗的,永远都在与人论战。论战限制了他构建理论的机会,也挤占了他自我展示的舞台,以至于他很少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独奏。因此,在哲学史当中,波普尔现在和将来都很可能注定是一个边缘人物。

然而在思想史当中,波普尔仍然不可动摇,熠熠生辉。尽管在哲学学术圈受到冷遇,波普作为哲学家仍然继续受到科学家,政治家,社会科学家以及哲学圈以外的知识分子的欢迎,这也许是值得专业哲学家们羡慕的一件事吧。它似乎意味着哲学的象牙塔已经过于飘渺了。波普尔的哲学代表了这样一种立场,即关于科学,政治和社会的一个规范性的解说,既是有意义的,也是可能的。这是一个库恩以后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和所有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哲学家已经放弃,而一线的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仍然秉持的信念。在这种规范性解说当中,波普尔对理性的审慎而坚定的承诺,对经验和常识的不懈坚守,对真理的开放态度,以及对专制和独裁的强硬反对,对于部落主义的坚决拒绝,对于个人主义的无私捍卫,和对于自由平等的开放社会的毕生追求,都足以使他以一个深刻睿智的哲人和顽强坚毅的战士的形象在科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心中引起共鸣,从而对人类知识和社会的进步发挥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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