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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另一个赵丹——“狱中文档”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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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另一个赵丹——“狱中文档”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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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另一个赵丹——“狱中文档”读后

发表于   thchen

◇ 楔子

写赵丹,于我是个意外。

一位收藏名人手札的朋友打来电话:”手头有一样东西,请你过来看看。”

北京国贸饭店。他把桌子上约有半尺高的纸质”文档”和几个大小不一的小笔记本,双手推到我跟前说:”这是赵丹狱中的交代材料,原装。”

“赵丹?中国头号影星。”

“嗯。”

名人手迹、照片及签名,向来是人们热衷搜集的物品。眼下,摆在我面前的几十万字文字材料就出自大明星之手,有点不可思议!小心翼翼地把它们翻开:每一张均为手写,字迹潦草,密密麻麻,写者似乎处在十分焦急局促的状态。写材料的纸大多是大陆监狱(及看守所)专门提供给未决犯或已决犯使用的。太熟悉了:因为我坐牢写交代,也用这种纸。

我说:”真货呀,多少钱?”

答:”几十万。”听了,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把摊开的材料小心翼翼地归拢,移到他跟前。说:”我搞唱念做打,电影一窍不通。不看了。”

朋友说:”我就是给你看的。日子不限,看完还我就是。”

“为什么?”

“我用几天时间把材料看完,觉得你用来写他,能写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赵丹。”

有点动心了,当然也犹豫,最后我还是接过沉甸甸的布包,坐上公交车回家。

赵丹的字极难辨认,随即花钱请人重新抄写、打印、装订出来。我每次翻阅它们,都有种冰雪般凛冽的感觉。

的确,这是一个和电影无关的赵丹。从此,一块石头压在了胸口……

(一)

时光回到”文革”,那是1967年12月8日。

上午九点多,上海市专案组成员跨进赵丹的家门。亮出身份后,说:”为了全面、彻底弄清你的问题,我们给你找了个地方……”

当然明白”找个地方”是啥意思,赵丹穿好外衣,说想要上厕所。坐在马桶上就起不来了,经过催促,才提起裤子。接着,刷牙,洗脸,然后,下楼,出门,被推进一辆轿车。上车,就蒙上了眼睛。

睁开眼,人在一间地下室。

赵丹在室内来回走动,捶打铁门,大声诘问,都遭致拳脚。他这才感到自己是坐牢了,后转移至正规监狱,铁门,高墙,铁栅栏,武装看押。据说,这里曾经是上海的少管所。向他宣读的狱规: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当然还有众多的”不许”,如不许交谈,不许串联,不许携带金属制品,不许说出自己的姓名。每月发三元零花钱。

赵丹的编号是139,别人叫他139,他管自己也叫139。太熟悉了,因为我坐牢时也这样,编号:373——大陆监狱的基本规则都是一样的,无论他在上海,还是我在四川。

中国历次运动的本质是清洗,被清除的人都有称谓:”土改”有地主分子,”三反”运动有三反分子,”肃胡”运动有胡风分子,”反右”运动有右派分子。”文革”是大清洗,名目就更多了:走资派,孝子贤孙,残渣余孽,漏划右派,黑五类,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阶级敌人的圈子越划越大,被关押的人犯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政要、名人。前者有刘少奇,后者如赵丹。

赵丹属于文艺黑线人物,说是阶级敌人,但具体身份尚未明确划定,也就是说,没有给他戴帽子。不像我,抓捕的时候就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既然是身份未定,那就给赵丹留下了”争取”的空间。争取什么?争取从宽处理:从”解除关押,恢复自由”到”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都属于”从宽”的范畴。我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也是宽大处理(判决书上就是这样写的)。能争取到什么样的”从宽”,那就看本人的表现、形势的变化和掌握政策的人了。失去人身自由的赵丹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要努力创造条件,以达到”从宽”处理。而”努力创造条件”的基本方式和方法,无非就是交代,汇报,揭发,检举,大量写材料,频繁又诚恳。应该说,赵丹写交代材料和思想汇报的自觉与热情,相当惊人!又多,又快,又长,说啥都是一套一套的。于是,几十年后的我才有幸看到和使用这份厚实的文档。

第一份思想汇报写于1967年7月15日。赵丹写得郑重其事,属于郑重表态——

一、我所写的材料,皆是兵团材料组、宣传组、外调组要我写的。此外没有私自写过任何材料给别人。

二、我接受革命群众,革命组织把我批臭,批透,批垮,打到(倒)!我不抱任何幻想,我只有彻底揭发文艺黑线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就是我的根本态度,和唯一可能,和自己应该你努力做的事。此外,我应时时注意遵守兵团的纪律和规定,向兵团组长,随时汇报思想情况。

赵丹67,7,15

 

这两条以及一个”此外”,是他给自己定下的规矩。

十天后,赵丹呈上第二份思想汇报,这是在参加了(上海)电影厂党委组织的揭发斗争大会之后写的。其中一句,说:”所受教育甚深,思想推动很大,内心沉痛,自咎!”的确,从写第一份汇报到最后一次写材料,数年之内他都在反反复复、诚诚恳恳、絮絮叨叨地自责,说自己有罪,对前半生所作所为万分痛悔。我以为:赵丹必须这样写,也只能这样写。凡是被关押的人都要这样写,被逼无奈,否则皮肉受苦,乃至送命。但我认为:赵丹的自责基本发自内心:真的认为自己错了,艺术上错了,政治上错了,是有罪(且深重)之人。这不是我分析出来的,是那些痛心疾首的文字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而且每一场批斗会下来,都能促进他交代问题和加深自我认识。一经批判,好像自己的罪行证实了。

国庆来临。10月1日,他学习了《人民日报》社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文汇报》政论文《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斗私批修方针指引下高歌猛进》、《毛泽东思想是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胜利旗帜》。10月2日,学习了《毛泽东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的报道、林彪同志讲话、周总理在国宴上的讲话,以及《上海五十万人隆重举行国庆集会游行,张春桥同志讲话宣布特大喜讯,毛主席向上海人民问好》的报道,还有《霍查同志在我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等。读这些社论和报道,赵丹兴奋难抑,立即提笔写道:

感到无限兴奋、欢欣、鼓舞!虽然属于专政对象,但仍按捺不住,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感到无比幸福!”"我要万分万分,加倍加倍的,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尊敬的江青同志,向尊敬的总理和尊敬的柯老(柯庆施)致敬……向党、向人民请罪。

赵丹的每一份材料无不表达出对共产党、毛泽东的热爱。他还热爱张春桥、柯庆施,他还敬佩江青,你能说这些表述全是假的吗?当然用意也明显:表白自己,争取”从宽”。

赵丹写材料采用”文革”书写的标准格式,即第一段必是”最高指示”。汇报什么内容,选择哪条语录,绝非信手拈来,而是下了一番功夫。

1968年7月8日的汇报里,他引用的”最高指示”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里谈知识分子的一段话,即”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未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抄完这段语录,他跟着写道:”想家,想孩子,想爱人,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为说出一句”想念家人”,赵丹先给自己扣上”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的帽子,也就是说,以语录作自我批判,然后表达心中所思。费尽思量!我算了算,他从1967年被关押,到1968年写下”想家”"想孩子”"想爱人”这么几个字,相隔时间长达一年!不得不承认:在个人情感方面,他有着惊人的克制力。

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表现,让我产生遥远的联想:曾风靡世界的古巴革命领袖格瓦拉”思想残暴,嗜血成性”(纳赛尔语)。有人索性称他是”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年轻的格瓦拉死后,有一本”波利维亚日记”留了下来。人们从中发现:习惯于硝烟与孤独的他在日记写下的文字,让人心动的竟是对世俗生活和私人情感的眷恋!好几篇日记里,一开始就是想到他的亲人——2月11日日记以”老头子生日:67。”开始,他想到自己的父亲。2月15日日记以”希尔迪达的生日:11。”开始,他想到自己的长女;2月18日日记以”约瑟菲娜的生日:33。”开始,他想起了妻子;2月24日的日记以”恩内斯迪科尔的生日:2。”开始,他想起了幼子;5月18日的日记以”罗伯特和胡安·马丁。”开始,他想起了两个兄弟;6月14日日记以”西丽塔:4?”开始,他想起了幼女,尽管不太确定其年龄;6月21日的日记以”老太太”开始,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难怪有人说,在丛林中多次迷失方向的格瓦拉,在日记里没有丢失过自己的亲人。”文革”毕竟不是战争,我在关押和劳改期间,每次写年终总结材料都要说”我想念亲人!一定加速改造,希望尽快见到他们。”赵丹当然也可以这样写,但他似乎把热烈的感情更多地给领袖、给了党。

思念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仅隔一周,赵丹在递交的汇报材料里,再次写下”想家”、”想孩子”、”想爱人”的句子。他说——

格外地想家、想孩子、想爱人!我要一切重新做起,所以也就想恳求革命组织、革命群众开释我,让我到外边在工作中考验我吧!

其实,我真是个老实人,一点也不向组织隐瞒自己的内心情感的人,甚至坦率到近乎迂阔的程度了,请看有谁敢于像我一样地每次思想汇报都诚实地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从不谈一句自己有所进步,改造有成绩的话!但凡有点私心杂念的人,难道不怕罪行的积累吗?

恳求,再次帮助我伸出挽救的手来,让我早日出去……恳求!恳求!千万个恳求!

赵丹 68,7,29日

 

白日难熬,夜晚恐惧,以前曾经有过的灿烂与温暖,现在都要用空前的孤寂来偿还,而孤寂的背后则是脆弱与渴求。我深深体会到——囚禁所制造的彻底隔离是极为残酷的精神折磨,它可以让意志崩溃,生命迅速枯竭。赵丹也不例外,为了”格外地想念”,他开始恳求,而且是”千万个恳求!”

情势巨变,明星成凡品。

(二)

1968年8月5日,报纸刊出张春桥回到上海出席会议的消息。他看到了,又兴奋起来!赵丹知道张春桥,张春桥不可能不知道赵丹。所以这是一个机会!什么机会?求情的机会。向张春桥求情?咋求情?写信呀!这是他的机敏,也是他的优势。

请求开释,说干就干。马上给张春桥同志写信,情感热烈、态度恳切:

我要积极地写信给春桥同志,并转尊敬的江青同志(恕我一时找不到适当的称呼,故仍称”同志”)因为,我的事情早已结束了,近来的日子不短了。此时再不请求,更待何时?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恳求您,尊敬的春桥同志,能挽救我一把,并求您向江青同志面前求求情,恳求能宽恕我。能让我再回头重新做人……使得我今后的一生改造成为革命的、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的一生。

 

写信求情,古今皆有:司马迁为李陵求情,胡适替王若飞求情。现在的求情,多是写给上级、长辈、老师、朋友,为自己的问题和过错求情。赵丹给张春桥和江青等”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写信,即属此类。求人如吞三尺剑,靠人如上九重天,何况监狱对信件的管理极其严格:比如每月只能写一封信,每封信不得超过二百字,还必须是写给自己的家人。赵丹的行为一经发现,立即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不要找任何幻想。不要还以为自已是名演员!”这话有如削尖的利刺飞扑而去,直戳他的痛处。

赵丹很快作出反应,在8月16日写出检查:

我的请求,也仅仅是向中央文革领导上认罪、请罪,请求恩赦,绝无其他不良动机,根本不可告状,任何能解脱心里的包袱呢?等等的思想动机(注:此处不通,原文照录)。这里也就恰恰暴露了我还是在潜意识里存在的特殊化和特权思想了!原来首长对我的批评指责是中肯的,是正确的,正由于有这种特殊地位的思想,才产生出幻想,也正是这个幻想,才蒙蔽了自己的眼睛,认识不清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常识:即何时开释,这不是依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事,因我没这个决定权,这权力在组织和群众手里。我只有为自己争取早日开释而努力创作条件,所以急躁地,一厢情愿地请求提前开释的做法、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不符合我的现实的地位的。这样,则又是自作聪明、作茧自缚、结果反而自寻苦恼,自己折磨自己了。

他还是识趣,抓住了要害:说自己就是想用个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求得某种特殊处理。赵丹的自我判断也准确,叫”自作聪明,自寻苦恼,自己折磨自己了”。这说明囚禁并未让他大脑失灵,检查写得也还算到位,想必会汲取教训。万万没料到的是一个月后,他又想给江、张写信了。原因是看到报纸上刊出的”发动群众定案 实行群众专政”的报道以及工人宣传队开进文艺界、电影界消息。这回赵丹误判了!他以为”群众专政”就意味着可以出狱,让群众管理自己。再度兴奋的赵丹,马上写了一份很长的思想汇报——

为像我们这种犯罪的人,创造、提供了有利于自新、改造的充实条件。越来越看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威力,无产阶级政策威力光芒四射。

这些天,思想上的斗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运动一开始即蕴藏这一个心愿,即是到了运动的后期,要写信给尊敬的江青领导,尊敬的春桥首长,求求情,能给予从宽处理。因为这个人一生的最后的时刻,也是关系到全家大小的大问题,特别是看到报上要发动群众定案的报道,感到紧张……”(1968年9月23日)

 

坐牢的人一般都比较敏感,赵丹属于极度敏感。任何一篇社论(或一则报道)的提法,都能让他展开想象,并与自己可能的出路相联系。其实,任何一个在押囚犯的明智只能是怎样认清自己的处境和如何适应,偏偏在这个重要的环节上他不大搞得清。

1968年底,中央有个极重要的战略步骤,叫”清理阶级队伍”。它当然来自毛泽东的批示,理论依据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具体做法是全国各地在军管会和进驻单位的工宣队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对社会进行全方位大清查,揪出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尤其着重未被查出的人,不管你是谁,都在清查之列。大清查夺去许多人的性命,让许多家庭瞬间瓦解,制造出无数”冤、假、错”案,惊心动魄,鲜血淋漓!那时在四川成都街头天天都看揪斗”阶级敌人”的恐怖场景,我断定在北京的右派父母也定遭厄运,不禁浑身战栗,彻夜不眠。而我本人也就是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被革命群众揪出,由四川省革委会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由军管会宣判后关押在大牢。

这种血腥的”清理”,尽管赵丹未能亲眼得见,但起码的政治常识与社会经验还是有的。令我不解的是——赵丹的表现好像没有多少忧虑与焦愁,反而在汇报里表示拥护和赞赏。1968年12月1日,在阅读《解放日报》社论《文艺界首先要抓清队工作》后,他这样写道: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对于那些所谓”三名”"三高”的人物,不能一概而论,一定要做阶级分析。他们当中有的就是文革前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就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对于这些坏人,我们必须彻底揭露他们,把他们清洗出去。

原来我主观的设想,清除出党,不能干导演、演员工作了,一切行政待遇,社会职务及特殊化生活待遇等等,通过一杆子刷到底,这是没疑问的,肯定的,因之思想上一点也不存在任何幻想。但仍可能留在厂里,给一个力所能及的大小工作做,或者受群众的监督劳动等,也即是说还给饭吃!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仍是不切实际的了。不符合革命路线的政策精神了。因之也是错误的。

冷静一想,将我这样的人清除出文艺队伍,则又完全正确完全必要,因为我这样的人,为文艺界造成的罪恶多端,实在是文艺队伍中蛀虫,再若留在文艺队伍中,这简直是对文艺界的玷污和耻辱!

若从18岁干电影算起,已干了36年,若从13岁干话剧算起,已经足足干了41年了,今日落到被清洗出电影界文艺界,心头当然是非常沉痛的,心酸的!但这一生中从未真正为无产阶级革命为劳动人民而创作,相反尽是制造了大毒草,替革命事业,招致无法估计的损害,今日被逐出电影界,则又是天公地道的事。新陈代谢这本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搬掉我们这些革命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障碍物,让新生的无限美好的革命的电影事业,蓬勃发展,这实在是最好的好事!这样一想,心里豁达,开朗起来!

敬祝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读这篇检查,我不知道说啥才好。人只要被揪出来,当然要”上纲上线”,做自我批判。赵丹能把骂自己的话说到这份儿上,说自己被逐出电影界是”天公地道”,是为革命搬掉”绊脚石!”是一件”最好的好事!”被踢出电影行业,不仅不难过,反而”心里豁达、开朗起来!”写出如此卑贱的文字,得下多大狠心!为了得到一些珍贵的东西,而失去另外一些珍贵的东西,这些文字的后面也隐含了说不出口的哀伤与酸苦。聂绀弩”文革”期间在北大荒劳改,写了很多诗,其中有两句流传甚广:”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深刻,很深刻。

我们不是改变乾坤的人,但我们能否守住一些根本?

(三)

对时间长度的认识,首推犯人。

“文革”中,我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宣判后,我马上推算出二十年的长度是七千三百天,计十七万五千多小时;二十六岁入狱,四十七岁出狱;青春逝去,亲人离世……想到这里,泪如雨下。这是比押上公判大会,听宣判还要致命的打击。

从寓所带走赵丹的那一刻,上海市专案组成员说:”为了全面、彻底弄清你的问题,我们给你找了个地方……”这就是说,关押他是一无手续、二无期限,看不到尽头,真的很残酷。而更难熬的则是每一天,除了吃饭,睡觉,便是终日枯坐。唯一难得的”乐事”,就是阅读递进来的《解放日报》。细细地看,慢慢地看,从头版头行读到末版末行,还舍不得看完,社论则反复读。看完一张报,足足耗上三小时。

看完了,赵丹觉得对报纸的利用得不够,于是别出心裁:把报纸四周的白边撕下,撕成一片、一片的纸条。有了这些小纸条,也就有了写字的冲动,随即在上面写几句话,再说,也不用上缴。赵丹开始自得其乐地写小纸条啦!什么”丢掉幻想,你出不去了。”"你呀,不要着急,很快可以出去了。”"你还有希望。”"你还有什么希望呢?”等等。写着,写着,他童心大发,像孩子作游戏,把小纸条揉成小纸团,双手捧起,抛向空中,自由落下,再随意抓它一个,展开来读……对这样一个举动,后来有很多分析,说得挺深沉,挺有内涵。但依我看就是游戏,玩呗,目的就是打发时间。我在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关押期间,就把好端端的一双白线手套拆了,织成一块条状物,变有用为无用。为什么?就是为了消耗时间。今天,明天,后天,日子就像磨盘一圈接一圈地转动,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搞政治的人,才懂什么是政治;进了班房,才知道啥叫坐牢。狱中最忌讳的就是写小字条,传小字条。赵丹在1968年8月26日的思想汇报里,承认自己写小字条:

前几天,解放军同志收去了我写的一张小字条,记得内容是”现在走的这条不请求的路,显然出去的时间,要拖延些,而只有请求才得快出去,但一定要坚持下去,否则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就是绝路了。”云云

为啥要写?赵丹说自己是在钻牛角尖,是”恶习”所致:

这个”小纸片”真是害苦了我了!由于它惹出许多误会来,惹出多大的祸事来呀!真是说来心都要碎了。可就是为什么改不掉呢?真是屡教不改呀,前一大阵子,我已改掉,再也不写了。可一搬到三楼来,一个人住,更由于一下子认识不清形势和处境,一焦急则又重犯了。这是由于我是思想上认为,我一个人住,写写小纸片,自己和自己做思想工作,这又何妨。组织上总不会怀疑我在和别人交谈呀!

他还说,这是”缺乏毅力的意志的脆弱的阶级性格,这是重犯的根源,我对此也没有任何话好说。”(1970年1月22日)

“惹出多大的祸事来呀!”"心都要碎了。”显然,写字条给赵丹惹出祸事。所谓”祸事”,也许是挨揍,也许是提审,也许是批斗,有可能声称对他会加重惩处,更有可能是借此查抄监舍所有人犯的床位,而这是要引起众怒和报复的。你干什么就自己干,别连累别人——此乃坐牢之首要潜规则;你犯了,就是犯了大忌。对此,赵丹完全不在行!狱中苟活求存,很多人没有死于狂风暴雨,而是死于日常琐细。

不求珠玉,但求米粟。犯人时时处在食物短缺的饥渴之中,最想吃的是肉和糖。

我狱中十年,夜里做梦几乎都与吃有关,写给母亲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是要吃的!首先是要糖果,没有糖果,白糖也行。犯人星期天休息,用白糖冲一杯糖水,喝上一口,甜香充溢于口腔,再沿食管顺流而下,那才叫高级享受。其次是要猪油,一般是玻璃罐装,这种包装现在好像已经绝迹。犯人肚子里实在没有油水。母亲寄来的猪油,令所有的狱友羡慕不已。每隔几天,我就用小勺挖一点点猪油搅拌到菜里。猪油搅拌过的菜顿时成了大菜,特别香!我总是有意延长咀嚼的时间,舍不得咽下。出狱后回到北京,我曾在一盘素烧圆白菜里拌上一勺猪油。夹一筷子送进嘴,咋这么难吃?

赵丹也不例外,想吃糖果。托工作人员给他买水果糖,水果糖没买到,买了白糖,剩下两枚一分钱镍币。1968年12月13日在搜查房间的时候,发现了两枚镍币。看守马上审问:钱从哪里来?两分钱也是事儿。赵丹写了汇报:

这二枚一分钱的镍币的来处,我记不确切了……记得当时我因天冷,要求过此地工作人员代购些水果糖,好增加热量,此时工作人员还不肯呢,而改做只找糖。由于我个人在生活小事上,素来马马虎虎,所以就留下这二枚一分的镍币了。这说明我在思想上并未认真重视,其根源还在我的反动阶级的自由主义的缘故。

看押期间的赵丹没出什么大事,惹出的小事倒是不少,挨骂挨整写检查。他一边接受惩处,一边颂扬监狱。监狱里这样的犯人不少,隐忍又卑贱。

 

赵丹是这样”颂扬”的——

首先拿物质条件来比,我是坐过新疆监狱的人。新疆是土房土炕,一年才洗一回澡,中秋,春节才吃一次大米饭,一身棉袄穿过五年(关押了五年),虱子、跳蚤、臭虫生满身,没报看,没书看……够了,不多讲了,和我们这儿比,真是人间地狱之别,25元的饭钱,连一般农民也吃不到这样的伙食,还为我们创造了学习的多种条件,一点也不夸大,真是一座学校呀!而更主要的是我们的一切革命措施手段,都只是贯穿着两个字”挽救”。(1970年1月22日)

 

他把监狱比作学校,何苦!为啥?当个人权益屡屡受到剥夺和侵犯,仍有人选择自我伤害或相互伤害来讨好统治者,这是以求自保吗?我找不到答案。活在这个天地,真的有一种奇异感!

(四)

1970年全年,赵丹写了三十五份汇报材料,也就是每个月三份,平均十天一份。1月4日,他交上了第一份。

迎来了七十年代,但这并未给赵丹带来喜悦,相反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刺激:有一批人放走了!赵丹很着急,决定给张春桥再次写信求情并呼救,同时,也向江青呼救。这个写于1月4日的求救信,前三页被撕毁,我看到的从第四页开始——

最近这儿开释了一大批人,我心里十分惶慌,十分焦急,也十分羡慕,看到他们都走上了70年代的辉煌灿烂的毛泽东幸福的新时代。新世纪了,而我仍然掉落在这个旧时代里,每日在沉痛的忏悔中生活,加之我又是个热情洋溢的人(过去的热情是为反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因之那是坏事。如果改变了立场,纳入到无产阶级这样宝贵的时光,白白流去,心中真是无一刻宁静,所以经过了思想上的激烈地斗争,终于提起勇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向敬爱的您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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