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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平:弟弟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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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平:弟弟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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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平:弟弟王小波(上篇)

文字之緣

我從四歲開始跟姥姥進識字班,到了上學的時候,已經在讀大部頭的書了。記得讀《紅樓夢》時,只有六七歲,被父親的同事說成“小人讀大書”。那時候很有些神秘主義情緒,覺得許多文字似曾相識,與我有某種先天的聯繫,種種內涵像窗戶紙一樣,一捅就破。我自認為讀書極快,瀏覽起來一目十行,常常一眼掃去,就知道一段文字的大意,不免為自己的天賦感到驕傲。然而有一天,我意外地發現,小波讀書的速度比我快得多。那回我們借到了一本有意思的書,後面排隊的人太多,所以要限期歸還。我記得我大概用了四個小時看完這本書,傳給小波,沒想到他兩三個小時就看完了。這使我覺得十分詫異,因為他沒有像我一樣提前認字,是規規矩矩上學認的字,所以他讀書之快與惡補無關,一定是腦筋不同。我選了另一本書,隨便翻到一頁,和小波一齊開始讀,約定誰先讀完這頁就說一聲。就這樣試完一頁再一頁,每次他都比我先讀完。我對他反覆進行測試,發現他讀書的速度是我的一倍半。一般來說,我讀到一頁的三分之二,他就讀完了。

這激起我更大的興趣,把鬧鐘也搬出來了。精確測試的結果是:我讀書的速度是一小時六十到八十頁,而小波至少在一百頁以上,有時可以到一百二三十頁。這使我對大智若愚這件事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因為小波不論在家裡還是家外,從來沒博得過聰明的名聲。在家裡,我媽和姥姥叫他傻波子,在學校里他也沒當上過好學生。他跟我上同一所小學,比我低三年,常常受到老師的批評:你怎麼不能像你哥一樣,門門都是五分?

他是我平生見過的讀書最快的人。他的讀書之快純由天生,絕非着意為之。如果像那些衝擊吉尼斯紀錄的人一樣,死乞白賴地強化訓練,就未免落了下乘,他絕對不屑去干那種嘩眾取寵的事情。據我看來,他讀書之快固然來自圓轉如意,如臂使指的語感,更重要的還是凝神二字。在這一點上他似乎無人能及,有時抱起書來,就如同靈魂出竅,別人說話他聽不見,叫他名字也沒反應,像泥胎一樣痴痴獃獃,必須捏一把他才醒過神來。一般人都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時時處於警醒狀態,像他這樣專註得木木痴痴的人確實世上少有。正因為看到他這種靈魂出竅般的專註,每逢別人笑他傻時,我總是在眾人面前力排眾議,力主小波大智若愚,深藏不露,有神鬼莫測之機,早晚會爆個冷門,給大家一個意外驚喜。

一般來說,曠日持久地凝神思索的人遲早會想出一點什麼來,當然,別人是否會承認他思考的價值是另一回事。這種人在腦子深處有一個錨點,或者說在思維的飽和溶液里偶然形成的一個晶核,思想以晶核為中心一層層結成晶體,所以像晶格一樣,有內在的系統和鮮明的個性。與此相反,世上多數人的思想是外力規範而成,思想深處未必有根,正像薛寶釵的柳絮詞說的那樣:“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當然,具有這種凝神會聚的精神狀態未必一定是好事,日後小波在美國學開車就吃了大虧。由於不能一心多用,開起車來顧此失彼,按下葫蘆起來瓢,簡直就是一場災難。記得小波夫婦倆有一輛白色的八缸大車,當年曾攜我同游佛羅里達。他媳婦李銀河和他是同一路人,開車的本事還不如他。所以他們兩個像連體人一樣,一個專管看燈和路上車輛,同時氣急敗壞地發布指令,另一個只管轉方向盤。幾個月後,這輛車從高速公路上下來,撞毀在電線杆子上,就此為他們的開車生涯划下休止符。必須承認,在這方面我比他們也強不了多少,開車頭兩年撞車無數,駕照幾乎被吊銷,三年後才逐漸適應,到了四五年上才算真學會了,從此再沒吃過罰單。

小波自幼嗜書成癖。不管什麼書,但凡能看得下去的,就雙手捧着,仰歪在床上,看得昏天黑地。有時候在地上撿起一張帶字的紙,也翻來翻去,看得津津有味。那時父親書房的四面牆上三面是書架,有大量藏書,從甲骨文、鐘鼎文、名人墨跡、四書五經、中外歷史、聯共黨史、馬恩全集、黑格爾、費爾巴哈,直到藥典、解剖學、控制論、計算機原理、《西廂記》、《牡丹亭》、唐詩宋詞、李白杜甫、美學評論、希臘神話、《神曲》、《十日談》、巨人傳》,諸如此類,應有盡有,甚至有全套的京劇劇本,摞起來有四尺多高。小波沒事就去翻找他能看的書,看書既多且雜。他可以興趣盎然地研究一些與他毫無關係的東西,譬如果樹栽培技術、農機修理、醫藥手冊之類,彷彿已經預見到將來會有上山下鄉的一天。他好像是過剩的記憶力無處發泄,博覽群書,廣泛地攝取百科知識,甚至發下宏願,要把圖書館裡的書通讀一遍,這當然是個稚氣的想法,註定不會有任何結果。

這樣日積月累,他漸漸成了個博學的雜家,每日在飯桌上閑談的時候,口若懸河,把他知道的子弟門庭,各路雜學賣弄一番,博得眾人佩服,把他看作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遇到常識問題少不了向他諮詢。有一天,姐姐在廚房做飯,火力過猛,把一大鍋油燒着了。只見火苗轟轟烈烈,燎天而起,眼看要把房子付之一炬,把姐姐嚇呆了。說時遲,那時快,小波突然從後邊衝上來,一把抓起鍋蓋,蓋在油鍋上,火馬上被壓住了,只剩下黑煙從縫裡往外冒。他把冒煙的油鍋端到室外,一場大禍,頓時消弭於無形。事後家人看見牆上燎出的黑印,個個後怕,同時感到奇怪,他小小年紀,從不做飯,怎麼會懂得這種事情。把他叫來一問,原來又是書本上看來的雜學。

書看得多了,漸漸就看出些味來,能感覺到文體有九流之分。有的文章文氣順暢,有如一馬平川,可以在其上縱情馳騁,有的則坑坑窪窪,磕磕絆絆,令人一步一蹶。我們有個共同的感覺,就是白話文剛出來的時候,語感還不地道,讀起來疙里疙瘩的,經過幾十年的拋光潤色,到了四五十年代終於登峰造極,從音韻到語氣都變得和諧熨帖。這種變化很值得研究,恐怕與普通話一統天下不無關係。令人奇怪的是,最好的白話文大多是譯作。那時候有一批中文底蘊深厚的文化人從事翻譯,把外文的句法結構不知不覺引進中文,抹平了舊式中文中一些語法上的窟窿,把外文的語感和中文語感摻和起來,使中文中出現了複雜的句法結構,甚至出現了華美流暢的音樂感。使我們印象深刻的翻譯家有翻譯巴爾扎克的傅雷,翻譯狄更斯的董秋斯,汝龍先生和查良錚先生。這些人對建立現代中文居功甚偉,真應該為他們立一座紀念碑。

語感這個東西像功夫一樣,是泡出來的,所謂習拳千遍,其義自見,讀書多了,自然會有相應的語感,分得出文體的好賴。書讀得越多,特別是好書讀得越多,這種語感就變得越發精細,越發挑剔,正是“曾經滄海難為水”。每當我們拿到一本好書時,就好像面臨一場精神上的盛宴,哈喇子流出半尺,如同狗拿到一塊肉骨頭,急着找到一個妥當的角落開始下嘴。這個地方應該像一個蠶繭,適意,安靜,最重要的是無人打擾,以保證享受的完美。很難描述一本好書拿在手裡那種神聖感覺,一種奇特的快意上下蒸騰,好像要沐浴焚香,頂禮膜拜,以感謝命運的恩寵,然後才戰戰兢兢地讀起來。如此珍貴的美食,一點一滴都不可浪費,否則便是暴殄天物。讀書讀到艱深之處,每每陷進忘情的投入,眼前的文字彷彿已經消失,只有絲絲縷縷的意思像柳絮一樣,一團團,逐隊成球,搓棉扯絮般出現在心中。有時候,人被卷進感情的漩流,人生的種種滋味,像轟雷掣電一樣把心靈撕成飛舞的碎片,短短几個小時,就好像經歷了一生的時光。“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讀過一本好書後,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感覺。

對於讀書人來說,書籍的魅力遠勝於電視,每當我看到別人在電視機前消磨時光,總覺得有點匪夷所思。不過話說回來,我們家裡也沒電視,就是想看也看不成。北京當時已經有了電視台。市面上有蘇聯“記錄牌”電視,後來又出現了“北京牌”,都是黑白電視,電子管的大傢伙,四百多塊錢一台。父親跟我們說,電視不是買不起,就是怕太招搖。當時的電視要裝室外天線,架在陽台上老遠就能看見,有電視的人家都不是凡人,不是校長就是系主任。父親政治上出過紕漏,日後小心翼翼地做人,懂得出頭椽子先爛的道理,所以不願再惹出什麼麻煩。當年他曾有一台戰場上繳獲的美國收音機,是個罕見的高級貨,據說是聶鳳智送給他的。這機器是Zenith牌的,靈敏度十分驚人,父親曾驕傲地告訴我們,它可以收到全世界所有國家的短波電台。這東西原本是為軍事用途設計的,所以交直流電兩用,從長波,中波,到短波,共有七八個波段,有八九個電子管,帶一根長長的拉杆天線。就因為這根拉杆天線,他被懷疑為美蔣間諜,家被搜查,人被看押,機器也被收走,經專業人士檢查不是電台,這才算了事。困難時期,有一天家裡買了條魚,又殺了一隻可憐的兔子,晚飯時整治了一桌。我們的小弟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跑到陽台上大叫道: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結果被爸爸揪回來臭揍了一頓。爸爸對我們千叮萬囑,授以最重要的家訓:千萬不要張狂,要夾着尾巴做人。

有一天我們和父親一起去看露天電影,那地方好像叫文化廣場。看露天電影可不能像去電影院一樣準時進場,要趁天還沒黑的時候就提着馬扎去佔地方,不然到開演時候人山人海的沒處下腳。我們兩個在人群里坐着,覺得十足無聊,就把書上看來的子弟門庭拿出來賣弄一番,一段一段地背誦原文。那時候看書,光看過還不算,講究的是能成本大套地背下來。要不然,豈不成了我們在古代笑話集里看到的那個呆鳥。那個人有一天跟人家賣弄,說看過一首詠虎的詩,真是做得好。人家問他怎的好法,他說那詩有四句,第一句說的是甚的甚的虎,第二句說的是甚的甚的勇猛,第三句其實記不得了,第四句倒還記得,便是狠得很的意思。如此有頭無尾,完全是個傻鳥。所以這種人前賣弄,記性一定要好,肚裡須有存貨。

我們平日里看書看得快,可看的書就顯得少了,於是只好像牛倒嚼一樣,把有些書看了又看,直看得像後來的樣板戲一樣,可以提頭知尾,倒背如流。譬如中國的四大名著,顛來倒去,少說也看過一二十遍,《水滸傳》里的市井言語,《紅樓夢》里的曹氏詩詞,差不多耳熟能詳。書看得多了,裡面的文氣流動,韻律變化,像音樂一樣,不知不覺地滲入骨髓,形成了語感的一部分。過去只知道“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做詩也會謅”,但對其中的道理不甚瞭然。後來才有點明白,文字上的真功夫是一種對語言的感覺。而語感這東西,好像武學一樣,不但要童子築基,而且要反覆演練,千錘百鍊才能出功夫。老一輩讀私塾的人文字根基堅實無比,靠的無非是記熟了幾十部經典,腹有詩書氣自華,說話撰文一片錦心繡口。我們後來學起英文來,雖然也仗着對文法的理解閱讀無礙,但只能算是支着拐棍入了門,離登堂入室還差得遠,論語感和中文絕對沒得比。這種語感上的欠缺,一到審美的艱深處就暴露無遺。讐如兩句話擺在面前,文法都不錯,意思也差不多,在句子內部的氣勢,骨格,聲韻,連貫得體上則可能大有區別,只有語感修養到家的人才能看出來。記得我們當年有普希金《青銅時代》的兩個譯本,一個是查良錚的,其中有這樣兩句:“我愛你,彼得興建的大城,我愛你那莊嚴整齊的面容。”看了以後覺得很不賴,音韻工穩,有一種大家子氣。再看另一個譯本:“我愛你,彼得的營造,我愛你那勻整的外貌。”登時笑得人仰馬翻。小波說,第二個譯者準是東北人,唱二人轉出身。

所以古人作詩要字字推敲,甚至有“一字師”之說,就這樣,寫得出好詩的人還是鳳毛麟角。能感受文字之氣絕非等閑功夫,看起英文詩來,只能隔靴搔癢,得其大意,和看中文詩浹髓淪肌的感覺完全是兩路。出於同樣的道理,一個沒到過中國的洋人學中文,無論是上哈佛,下耶魯,花再大力氣也難成正果。就算學上一輩子,恐怕也很難看出李白的詩好在什麼地方,更看不出什麼地方好。一門語言實際上已經是一種文化,是無數細微感覺聚成的龐大實體,有些感覺在任何詞典和語法書里都查不到,只能在適當的環境中一點點參悟出來。記得有位高人,好像是何其芳說過,詩歌是無法翻譯的,翻譯詩,就是把酒變成白開水,此話極為精到。越是短小精悍的詩,像絕句之類,越沒法翻,因為它們就像文字排出的陣法,一切妙處都在幾個字構成的筋結里,筋結一打開,精華頓失。別說把李白翻成外文,就是翻成白話文,也就成了白開水。所以李白是不能翻的,翻出來也沒法看,成了李黑。

我們坐在露天電影場的人叢中,一邊手搖芭蕉扇趕蚊子,一邊賣弄平日看過的詩文之類,父親在一旁微笑不語。我們開始背起一首袁水拍的詩,是報紙上看來的,說的是反右的事,其中有這樣幾句:“說是助黨整風,雪亮汽車來接,三杯老酒下肚,領導簡直狗屁。”我們一人一句,得意洋洋賣弄至此處,只見父親臉上變顏變色,厲聲喝止道:“停了,停了。”我們不知道念幾句報紙上公開發表的東西有什麼關係,他小聲跟我們說,隔牆有耳,別人不知道這是從報紙上看來,一定會以為是大人教你們說的。再聯繫到他的政治問題,不用細追,他這個教唆犯是當定了。就沖“領導簡直狗屁”這幾個字,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父親一輩子在政治上吃盡苦頭,自稱為“三種鬥爭倖存者,八方風雨過來人”,形成了一套明哲保身的智慧,對於各種政治遊戲洞若觀火,日後在關鍵時刻沒少點撥過我們。

由於家教的原因,我們對詩歌有一種天生的興趣。覺得這東西好記,字和字之間有一種磁性連接,可以順藤摸瓜,提頭知尾。好的詩句,好像不是人工編纂而成,而像土裡的白薯,是成塊的挖出來的。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就是這個意思。好的詩文如同天籟,寫它的人好像在軌道上運行,沒有多少選擇,而不好的詩文,相應的選擇就多了。這就像音樂一樣,好聽的旋律可以提頭知尾,越好聽的旋律越好記,無規律的噪音則很難記住。一部交響樂音符可以上萬,多聽幾遍就能記得七七八八,想記住上千位圓周率可就難了。

我們無師自通地在書堆里亂看,漸漸記住了一些詩文的只鱗片爪,算是我們的私房雜學。最容易記住的是滑稽突梯的惡搞詩,譬如“丈母放個屁,丈人騎馬到會稽,騎去又騎來,孔門猶未閉”,這是從古代笑話集里看來的。再如詠雪的詩:“昨夜北風寒,老天大吐痰,一輪紅日出,便是止痰丸”,“天地一籠通,井口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真難為了這個“腫”字,虧他老先生想得出來。還有譏諷主人待客小氣,把肉切得其薄如紙的:“忽然堂前起大風,片片吹入五雲中,忙忙使人覓其蹤,已過巫山十二峰。”再如“且慢,美麗的莪非麗亞,不要張開你那大而笨的大理石嘴巴,到修女院去吧,快去”,這是馬克•吐溫在《頑童流浪記》里對莎士比亞的惡搞,國王和公爵在密西西比河木排上排演莎劇,胡亂扯,出盡洋相,可以實實拍拍地笑死人。小波看得樂不可支,幾乎記住了所有的台詞。有些武人的詩也很有味道,像“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好像揮着大頭棒亂打,大象進了瓷器店,好一股莽撞的夯氣。在五六十年代,這種豪壯的夯詩很吃香,有的甚至上了小學課本例如:“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看見這種詩,就好像看見戲台上猛然蹦出來一個李逵式的大花臉,耀武揚威地走上一圈。這種夯詩的風格是不管什麼東西,務求其大,務求其威風神氣,不是“頭朝西,尾朝東,塞得乾坤不透風”,就是“上杵天,下杵地,塞得乾坤不透氣”,好像準備打架的大猩猩,站在那兒指天劃地,兩手捶胸。當年“三家村”鄧拓在《燕山夜話》里有一篇文章,叫做“偉大的空話”諷刺的就是這種情況。這篇文章在報紙上飽受批判,他本人也因此倒了大霉,這是後話。

夯詩看多了,對這種搖頭擺尾、自我膨脹的派頭厭惡至極,覺得一味追求磅礴氣勢是一種惡劣的美學傾向。藝術不是打架,可以倚多為勝。難道糾集十萬人敲鑼打鼓就能成為好的音樂,可以壓倒貝多芬和莫扎特?所以別人紛紛誇獎李清照的項羽詩有氣概,什麼“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我一看見那股搖頭晃腦,顧盼自雄的勁兒就打心眼裡膩歪,把它和大躍進的民謠划進同一個級別。這種咋咋哄哄的勁頭日後居然成為一種社會潮流,在通俗文化中的影響綿延不絕。江浙一帶的小雜貨店,進去三兩個人就轉不開身,門臉上卻一律寫着“超市”二字,也不想想真正的超級市場應該是什麼規模。有一陣福州人在美國開餐館,家家起名叫“No.1”。由於英語上墨水有限,不得不以這種簡陋方式自吹自擂,這一點可以理解。但洋人看見如此之多的店家都是“第一號”,保準會懷疑我們中國人的腦筋有問題。事實上,我們的腦筋也確實有點毛病,這大概是一種從上古沿襲下來的蒙昧傳統,就是不把名號看作單純的符號,而把它當作一種可以通過某種神秘方式影響現實的符咒式的東西。聽說“8”字多的汽車牌可以賣上天價,就連奧運會也選在8月8號開張,足見符咒的觀念深入人心。看看報紙上出現的公司名,不是神州,中華,就是銀河,寰宇,反正吹牛皮不上稅,大家掄圓了吹。大躍進年間有個口號,叫作“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幾十年後又換了個說法:“只有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到的。”改來改去,無非是恨天無把、恨地無環的一腔虛火,好像李元霸的鬼魂附體。如今打雞血已經不時興了,真不知道這股歇斯底里的癲狂勁是從哪兒來的。

其實單就吹牛而言,這些都算不上頭等。當年我們手頭有一本《敏豪生奇遇記》,德國人寫的,全本都是花樣翻新的吹牛。美國人吹起牛來,想象力也很驚人,中國人只能瞠乎其後。在馬克•吐溫的《頑童流浪記》里,有兩個在密西西比河上放木排的水手喝多了酒,對着吹起來。第一個說:我沒病的時候,一頓飯要吃十九條鱷魚,一桶威士忌酒。有病的時候,一頓要吃一筐響尾蛇,外加一個死人。另一個馬上壓倒了他。他說:我熱了,就召來赤道風暴來給自己扇一扇;我渴了,就朝天上探頭,把一團烏雲一口吸干。但是這種吹噓並算不上出奇,大躍進的民歌里也有“抓把雲彩擦擦汗,湊近太陽吸袋煙”之名句,如果不是馬克•吐溫早生了幾十年,他那些豪言壯語倒像是從我們這兒撿到的剩話。我們把這本書接着看下去,終於見識到什麼是真正的吹牛。一個水手突然爆出一句:“我用地球的經緯線作魚網,在大西洋里捉鯨魚。”這才是有想象力的吹牛,這兩句牛皮吹得才氣縱橫,詩意盎然,冠絕今古,不愧是大文豪的手筆,足以使一切牛皮匠拜倒塵埃,把大躍進的民歌甩到後邊,只剩下吃土的份兒,也博得我們的由衷敬仰。

有一年北京下大雪,父親突然逸興大發,要帶全家到頤和園賞雪。我們到了昆明湖邊,看見皇家宮闕瓊妝素裹,昆明湖十里冰封,積雪盈尺。許多人在冰面上滾雪球,堆雪人玩耍。由於冰面平整,推雪球阻力小,雪球可以滾得碩大無朋。有幾個人把雪球滾到兩米高下,但他們只是一個勁往前滾,所以滾出來的東西不像雪球,倒像個壓路機的滾子。我們看得手癢,也滾起雪球來,費了許多力氣,才滾得一米多高,已經凍得雙手通紅。忙完之後就踏雪上岸,到湖邊的茶座喝茶。我和小波閑得無聊,便翻看桌上的顧客意見簿,只見半個本子都寫滿了,多半是誇獎的意見。我們一頁頁翻下去,看着不時出現的錯別字和半通不通的句子,覺得趣味盎然,好像書齋里的老學究在研究市井文化。翻到一頁上,看見有人寫了一首詩,覺得甚是好笑,就念起來:“天昏地暗四英豪,在此飲茶興緻高,壺乾杯少熱水缺,服務員同志靈撐握。”喝杯茶這樣的皮毛小事,也要來上一套咋咋哄哄的豪言壯語,甚至扯上天地間的風雲變幻作陪襯。什麼雨橫風狂,天昏地暗,全都是中國人烘托情緒的慣用套路,骨子裡還是天人感應的神秘情結。當時的時髦文體,就是以“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開頭,接着再放上能想得出的一切豪言壯語。這位老兄把七言詩寫成八言,韻也押不整齊,因為考慮到“掌握”與手的關係,就想當然地把提手旁加進去,變成“撐握”,明顯是個不通文墨之人。連這樣的人也要打什麼豪語,自稱英豪,更何況一下就跑出來四個。我們懷想當年四大英豪齊集此地時的雄偉場景,覺得滑稽至極。那個時代的人,動輒裝腔作勢,好像已經不會老老實實說幾句話。

喝完茶之後,我們一幫人踏雪而行,迤邐走到萬壽山後山。父親身穿皮大衣,戴着皮帽,支着手杖,逸興大發,帶着我們一幫孩子,搖搖擺擺地走在兩面大樹護持的山間石徑上,現在回想起來,也是一景。他一面走,一面指天劃地,慷慨陳辭談起詩來,從李白論到杜甫,表現出書生的狂放本色。他讓我們各作詠雪詩一首,可惜眾人詩腸枯竭,我和小波老是湊在一起唧唧咕咕說些鬼話,所以未能成篇。父親素來以詩才自負,年輕時作過不少詩寫在一個紙色發黑的小本子里。這本子的一角被一種鐵鏽色的東西浸過,看樣子好像是血跡。那裡面有舊體詩,也有新體詩,還有幾首情詩,有點肉麻,看了以後,連我都替他不好意思。其中一首是他的得意之作,有一次給我們念過。詩曰:

不逞詩豪逞酒豪,

借問青天有誰高,

青天低首欲下顧,

傲世不恭不相邀。

他念完“青天低首欲下顧”之後,還得意地甩了一下頭,用抑揚頓挫的四川話說:“我,傲世不恭不相邀。”據我們看來,他這首詩寫得好壞姑且不論,但狂傲之氣太過,殊不知嶢嶢者易折,五十年代他在官場中道折翼,看來是命中當有此數。這個小本子後來被我從他的抽屜里拿走,偷偷帶到學校去看,過了一陣子,不知何故,竟然丟失了。父親幾次查問他的小本子的下落,我只好厚着臉皮撒謊,說沒看見,這件事不了了之。再後來,他憑着記憶把他的詩集重錄一遍,那已經是七十年代的事情了。

那時候我們書讀得不少,對詩有一種融人血脈的深厚感覺,寫詩也不是不能寫,寫出來的不敢說好,至少不會比報紙上那些東西差,可是除了插科打諢,胡亂糟改,從沒寫過什麼正經東西。人的有些情緒好像要隨着年齡的增長發育成熟在某些年齡段上,諧謔和突兀變化的戲劇效果受到更多重視,正像兒童喜歡可口可樂勝過龍井茶一樣。那時家裡有一本馬雅可夫斯基詩選立即得到我們的青睞。這位詩人,在我們看來,是一個以極其誇張的姿勢舞動的人。譬如“他不是男人,而是穿褲子的雲”,“在整個俄羅斯,再也沒有了美麗的人”,“紅色的和白色的被拋擲出去,揉成一團,一把把威尼斯金幣向著綠色的投來,而給那飛奔的窗戶黑色的手掌,分發著一張張燃燒的黃色的紙牌”,這幾句我們想了很久才明白,原來說的是城市夜景。再如“好像牛奶煮麵團,落下千千萬”,“你吃吃鳳梨,嚼嚼松雞,你的末日到了,資產階級”,“那不是詩,而是黏結成一團的痙攣”,“花園脫下衣服,直至最後一片樹葉在秋天的懷抱里淫猥地伸開自己的身軀”,諸如此類,語不驚人死不休,確實達到了一種過山車一般奇突的美學效果。

為了達到語驚四座的效果,插科打諢,唐突聖賢,佛頭着糞的事情受到我們的偏愛,甚至不惜以糞溺入詩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毛澤東已有“不須放屁”之名句,足見作詩可以百無禁忌,完全用不着酸文假醋。正是“先儒既以糞入詩,吾輩何妨效法之”。當時北京的公共廁所里,除了春宮畫以外,也有一些廁所文學,多半是些淫猥言語。我有一天上廁所,偶然謅出了幾句歪詩,就把它錄下來,假託是在公共廁所牆上看到的廁所文學,拿去給小波看,以博一笑。詩曰:

長街十里正流芳,

為君吐出熱衷腸,

飛流疾下彎弧線,

豪氣長抒奏宮商。

本想湊成八句,但想來想去,編不出下文,只得作罷。沒想到小波看了一眼就笑起來,說:“這廝休來誑我,這分明是你這廝自己作的。”看來真是知我者莫如小波,一點也誑他不得。那首歪詩很快就變成廁紙,到了它應該去的地方,但這種百無禁忌的傾向並未就此消亡。若干年後,我看見他把“大屎橛子”之類粗人使用的野蠻語彙寫進自己的文章,意在驚世駭俗,對於性的描寫也不避諱,形成了一种放浪形骸,毫無顧忌,旨在挑戰紳士淑女神經底線的獨特風格。

戍邊雲南

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過了一段時間,終於到了兄弟姐妹各自星散的時候。除了大姐六五年搭上最後一班車,上了清華大學,小弟尚幼外,我們都面臨著中學畢業,上山下鄉的問題。最後二姐上山西插隊,小波去了雲南軍墾農場,我跑到京西煤礦當了礦工。其實我當時也有到農村插隊的選擇,而且聽說煤礦又臟又累,特別是經常死人,有人勸我不要去,但我心說農村的樣子不是沒見過,下農村肯定吃不飽,三年困難時候我早就餓怕了,想起那時的滋味就覺得生不如死。我當時飯量驚人,心下盤算着還要多吃些,以便長成一個像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麼辦》一書里拉赫美托夫那樣的肌肉巨人。聽說煤礦掙錢不少,光糧食定量就有五十六斤,不禁想起武二郎在土牢里的豪言壯語:“便死也要做個飽死鬼。”我後來果然去了煤礦,定量也長到了五十六斤,但以拉赫美托夫為楷模重塑身體的計劃落了空。因為拉赫美托夫專吃小牛肉,而且要最好的部位,我哪有那個條件。所以我以次充好,饅頭米飯吃了不少。可惜這些來自植物的食品並沒有轉化為肌肉,而是令人遺憾地變成了胖肉。

小波自幼身體孱弱,母親對他千里戍邊,隻身跑到雲南極不放心,很想把他帶在身邊。當時她也面臨著去安徽幹校,就打算帶着小波一起去,沒想到遭到小波的強烈抵抗。全家人湊在一起討論他為什麼鐵了心要去雲南,甚至往男女戀情方面做了大膽的猜測。我猜他是對西南邊寨、西雙版納的旖旎風情抱着浪漫的夢想。另外,他也實在受不了教育部幹部那種窩窩囊囊、雞零狗碎的小市民氣味。在教育部大院里還可以和大人們各玩各的,互不相干,到了幹校那種彈丸之地,只怕是要整天混在一起。試想如果把一個像馬克•吐溫筆下頑童般的小子發送到安徽幹校,讓他整天和一班瘟頭瘟腦、倒提起來也無妨的官員囚在一起,他會不會因此憋悶而死?那個時代的青年沒學到多少學問,但從那個亢奮的時代吸取了不少浪漫主義精神。年輕人心比天高,沒有幾個人能理解“平淡是福”這種過來人的睿智。人人夢想着踢天弄井,建立不凡的功業,站在歷史舞台的聚光燈下。對於一個北京的青年來說,“市儈”或者“小市民”的稱號是對人格最嚴重的侮辱。對於小波來說,只要能避免陷身“小市民”的泥潭,他願意干任何事,到任何地方去,卻沒想到古往今來,多少青年懷着類似的壯志奔赴疆場,最後被現實的巨輪碾得遍體鱗傷,甚至化作山陵上的一抔黃土。所以他的戍邊之行,實際上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一次衝撞。

對於小波的浪漫情緒,我覺得很能理解。這好像是一種純粹精神的追求,一種靈魂深處的奇妙涌動。這種浪漫激情包含着極其美麗的幻想成分,為一代青年人所共享。它首先表現為一種道德上的潔癖,好像站在天空中俯瞰污濁的世界,對一切醜惡、不光彩的事情深惡痛絕。其次是一種視前人為糞土的高傲態度和對於未來的萬丈雄心,覺得過去的人都枉活一世,我們這一代人躬逢盛世,集一切智慧、美德於一身,而且具有無人能及的運氣,註定要壓倒千古風流人物,成為歷史的中心。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一種青春的魔障,真實的原因還是青春期荷爾蒙的大量分泌。荷爾蒙在心中擦出奇妙的火花,青春的幻想繁花似錦,沒有人能抵抗它的誘惑。從古到今,年輕人總要瘋上一回,不然就白來一世。

在浪漫精神的推動下,小波不顧家人的勸說,終於義無反顧地去了雲南。在那兒,他一度沉溺於美麗的亞熱帶風光,也經受了同輩人幾乎人人嘗過的心理磨難。最初的新鮮感過去了,浪漫的激情開始褪色,生活中的花絮成分逐漸流失,只有原始的生存條件,粗糲的飲食和貧瘠的精神空間像惡夢一樣揮之不去。

他由於先天的原因,體力弱於同齡人,干起農活來實在不易。他一個一米八六的大個,在水田裡撅着插秧,一撅一天,腰痛得像斷了一樣,除了咬牙忍受外想不出別的辦法。飯菜沒油水倒也罷了,有一回在韭菜碗發現了一片白色東西,用筷子一挑,挑出一張衛生紙來。他立即想象出那片紙進入韭菜里的全部過程,胃裡那點飯一齊湧向嗓子眼,差點沒吐出來。饞得實在受不了的時候,他重施故伎,和幾個同夥飛檐走壁去偷老鄉的雞,沒想到被人擒住,縲紲加身,帶到農場里當眾批鬥,好生羞辱了一番。

最令人受不了的還是精神生活的貧乏。每天幹完農活,一幫年輕人沒事可干,也沒什麼話可說,大眼瞪小眼,獃獃地坐在那兒看着太陽落山,把他們留在黑暗中。眼看着自己的生命在單調的重複中一天天流失,心裡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悲痛。他在《思維的樂趣》一文中提到:“傍晚時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黑下去,心裡寂寞而凄涼,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剝奪了。當時我是個年輕人,但我害怕這樣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來,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茨威格寫過一部以此為題材的小說《象棋的故事》,可稱是現代經典,但我不認為他把這種痛苦描寫得十全十美了。這種痛苦的頂點不是被拘押在旅館裡沒有書看,沒有合格的談話夥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間同樣的寂寞,面對和你一樣痛苦的夥伴”。

在雲南的山林里,他生平第一次苦苦地思索生存的意義。一個人如果不是撞到了牆上,無處可走,一般不會去想這種沉重的問題。他本來對生活所求無多,不求錦衣玉食也不求聞達於世,只想要一片精神的活水,可以在其中自由自在地嬉戲。可是在雲南的山溝里,他是給擱在淺灘上了。他感到內心中蓬蓬勃勃的慾望和衝動,有一種章魚式的幻想,想盡量向四面八方伸展自己的觸角,去觸摸世界的邊際。但在一個狹小的環境里,伸出的觸角次次碰壁而回,使他深感挫折的痛苦。他感覺到青春的活力在身上流動,但這種活力正在毫無意義地揮發,直到最後完全蒸干,留不下任何痕迹。他註定要像山裡祖祖輩輩的住民一樣,生活下去,衰老下去。想到幾十年後,一個衰老枯瘦的自己在山林棚戶間像木死灰一樣生活着,心裡就有一種難以克服的厭惡和恐懼。他希望能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能在世界上留下點什麼。

在雲南的山林里,他初次產生了創作的慾望。對着月光,他把內心中湧現的詞句用鋼筆寫在鏡面上。在明凈的月光下,用心外的鏡面摹寫內心的鏡面,這真是一個十足浪漫的場景。可是寫完了一看,不禁大失所望。這些句子平淡無奇,與內心中奇妙的感覺相去甚遠。於是他用手抹掉再寫,還是不對頭,如此寫了再抹,抹了再寫,直到手掌染成藍色,始終寫不出一行讓自己滿意的東西。事實上,當一個人初次接觸琴鍵的時候,即使是貝多芬那樣的天才,也不能一下子就彈奏出美麗的樂曲。但當時的他還不懂這一點,看着自己的幼稚作品,心情沮喪無比,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有真正的才能。

他開始想家了。但是當時踏錯了一步,如今弄得有家難歸。他的戶口已經遷出了北京,再想遷回去是千難萬難。如果他跟媽媽去教育部幹校,寶貴的北京戶口就能保留下來,但當時慮不及此,如今後悔也晚了。一般的插隊知青要是想回家,買張火車票就能上路。但他去的農場位於西南邊,與北京之間隔着三條大江,水深流急。江上的大橋有衛兵把守,沒有路條休想過去,這就是說,沒有農場的介紹信就寸步難行。聽說有些孩子實在想家,得不到農場批准,就冒險涉水過江,差不多都淹死在江里。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這一段生活苦澀難言,註定要讓他記一輩子。他終於懂得為什麼古人把謫守邊關當作一種懲罰。雲南的山林因此蒙上了一層愁雲慘霧。想起堂•吉訶德的坎坷經歷,那股飛蛾撲火、大戰風車的傻勁和自己有幾分相似,就把自己命名為愁容騎士。有些同來的孩子覺得這種窮極無聊的生活實在不堪忍受,決定越境去當緬共,不論生死,像流星一樣燃燒一回。小波想了一夜,抽掉了兩盒煙,最後決定不跟他們去。原因共有兩條。當緬共是為了拯救彼岸蒼生。但現在我們自己就生活在愁雲慘霧中,哪有什麼資格拯救別人;就算把他們救出來,讓他們過上我們這種生活,似乎也算不上什麼功德;再說救人這件事好像有點無中生有的味道,壓根就沒人請我們去,就這麼一廂情願地跑過去拯救人家似乎有點自作多情。總而言之,這件事就跟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事情一樣,冒着一股濃厚的傻氣。能這麼想,說明他的浪漫精神還是有底線的,沒有像別人一樣膨脹到忘乎所以的程度。幸虧他沒跑到緬甸去,跑過去的人,多數都沒什麼好結果。如果是女孩子還好,可以給緬共的官員當個小秘,男孩子則被轟上前線,糊裡糊塗地死在緬甸的叢林里。

船漏偏遇頂頭風。由於營養不佳,衛生條件惡劣,他得了急性肝炎,病得死去活來。這種病休養不好會從急性轉為慢性,日後很難康復。雲南那個地方物產不豐,再加上全國性的供應緊張,他吃不上什麼好東西。民間傳說糖能養肝,家裡給他寄了些白糖去,打開一看,半包都是爬進的螞蟻。他從此變得病病歪歪,幹不了什麼活了,終於得到場部恩准,可以回北京養病。小波踏上了千里歸程。

“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杜甫這首詩正是小波歸家的真實寫照。當時這種場面出現在千家萬戶,只是其間的情節各各不一正像托爾斯泰說的那樣,“幸福的家庭大體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過去看這種詩,只是用眼角一掃即過。在世上走了一遭,小波終於懂得了在杜甫的蒼涼筆觸中隱藏了些什麼,但已經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他歸程千里,僕僕風塵,長得更高了,好像蠶一樣脫了層皮。那個滿口諧謔,用機智轟炸別人發笑神經的小波不見了。他變得滿腹心事,經常坐在那裡獃獃地沉思。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小波還沒有杜甫那般老,嬌兒也還不知在哪裡,但那種痛苦的心事還是古今一般同。在他的眼中,四周是一圈朦朧的灰色牆壁,找不到出口,看不到一點希望。北京的戶口沒了,他除了雲南之外無處安身。在北京住不了多久,早晚還要回到那個令人沮喪的地方,日後免不了還要在那裡安家,那時連回京探親的機會都沒了。想到自己不得不終老是鄉,心中的焦慮像潮水般一波波湧來。他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四周是熟悉的景色,卻再難找到昔日的歡愉。在煙霧的籠罩下,城市顯得落寞晦暗。走在衚衕里,北風蕭蕭,塵埃蔽空,沮喪的情緒不斷升起,有如附骨之蛆。這種真實的壓抑感沉重異常,完全不同於從藝術中得來的優雅文靜的哀傷意趣。

人真是一種嬌弱的動物,把他們的生存環境變化一下,就能造成巨大的痛苦。小波感到的,是一代青年人共同承受的痛苦。那時候好像人人垂頭耷拉腦,處處都是天涯淪落人。當時我在京西煤礦當礦工,四塊石頭夾一塊肉,深入裂隙縱橫的岩層,在不見天日的黑窟隆里幹活。連綿起伏的群山把我們圍在中間,像孤島一樣與文明隔絕,除了無知無識,心思簡單的窯工們找不到談話夥伴,比起雲南農場也強不到哪兒去。如此年去又年來,每天能囫圇出來已經是天官賜福,根本看不到任何出路。我有個小學同學也在煤礦幹活,有一天忽然跑到小樹林里上了吊。據說是因為每天上班下班,下了班照例一碗麵條,實在是吃膩歪了,也活膩歪了,所以一橫心,來了個自我了斷。所幸我們掙的錢比一般人多,每月能回城一兩次,一到北京就去下館子,什麼貴點什麼,有點苦中作樂的意思。我帶着小波在北京的西餐館開洋葷,什麼莫斯科餐廳、新僑飯店、和平餐廳,都是腳面深的水平趟,也給他這個雲南老鄉開開眼。面對着豐盛的菜肴,小波強顏歡笑,心裡的疙瘩也略為開解了一點。

小波跟我去過煤礦,對煤礦有所了解,所以在小說里寫下線條和李先生的煤礦戀情。他坐了三個小時火車,再換乘敞篷卡車,在彎曲的山道上晃蕩了三四十分鐘,終於到了煤礦。一路上他看見了拖着滾滾煤塵的煤倉,帶有完美錐面形態的矸石山,一二十里長的運煤高空架線。他到了坑口,感覺到從坑口裡湧出的森森涼氣。他往坑口裡走了一程,看到了從頭到腳黑漆漆,頭頂一盞燈,黑瞎子一般搖搖晃晃往外走的窯工們,同時對井下的電瓶車很感興趣。他在澡堂的黑水池子里洗過澡,也品嘗過食堂里快刀片出、布滿花哨紋理的豬頭肉。在我下井的時候,他上周圍的山頭去亂逛。在一個山頭上,他看見一個破廟,屋頂都塌空了,可能是個玉皇廟。他在廟裡留連了一陣,覺得趣味盎然,以後就把線條和李先生煤礦幽會、初嘗禁果的場面安排在廟裡。

學英語

七十年代初的北京城,也許是因為心態的原因,在我看來,是一個晦暗落寞的地方。絕大多數建築都有了年頭,有些民居已翻蓋多次,牆上的磚頭都像鵝卵石一樣磨掉了稜角,由於缺乏粉刷和修繕,在煤煙的腐蝕下殘舊不堪。這是世代貧窮留下的醜陋印記。人皆有羞恥之心,所以市政當局一旦有了錢,就急於除掉這些寒酸的印記,改換成亮光閃閃的摩登大廈。這些大廈一棟棟分開來看,除了有些異想天開的頂子顯得不倫不類,賣相還是相當不錯的,只是合在一起顯得怪異萬分,好比一個暴發戶滿口鑲上金牙,張嘴一笑,金光燦爛。在這種心態的支配下,千年古都的風貌蕩然無存,城牆和舊建築也遭了難。這種做法是有點沒文化,但也有可以諒解的地方。畢竟只有書香門第,或者世代簪纓之家才能欣賞古物的價值,升斗小民多半喜歡大紅大綠、鋥光瓦亮的東西。換句話說,高尚的品味要假以時日,用錢慢慢喂出來,也許再過一兩個世代,這種情況就會獲得改善。

那個時候,只有樓房裡才有暖氣,住平房的人家靠燒煤取暖。所以家家戶戶安着煙筒。冬日早晨,如果爬到景山上四面眺望,就會看見腳底下千萬隻煙筒冒出裊裊煤煙,緩緩蒸騰,在高空彙集,倒也蔚為大觀。只要把煤煙當成水汽,就可以想見“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所形容的天水難分的壯麗景象。雖然屋頂上煤煙滾滾,但汽車不多,就空氣污染程度而言,決計趕不上今天。但只要看看衚衕里大片殘破老舊的民居,和牆上刷着的斑駁青灰——這可能是世上最令人沮喪的顏色——就足以使人意興蕭索。

小波意氣風發地奔赴雲南,又丟盔卸甲地敗興歸來。此番回京,沒了戶口,沒了工作,前途渺茫,好像觸礁的舟子,心情惡劣,自不待言。當時我二姐到山西插隊,小波到雲南軍墾,都沒了北京戶口,變得沒着沒落兒。母親去了安徽幹校,難得回家一趟。父親年事已高,又有腦血管的毛病,免掉了下幹校勞動,孤身留在家裡。眼瞅着這兩個孩子惶惶不可終日,也是百計思量,無法可想。看着他們整天蔫頭耷拉腦,就建議他們趁着眼下有大塊時間,學個一技之長,將來如果時局有點變化,也好混條出路。為了幫孩子打開門路,他到處結識社會人物,尋訪藏龍卧虎之人。他結識了一位針灸名醫賈先生,據說賈老先生的針術乃獨傳之秘,給人治病,不多不少,就扎三針。他的醫術高明,名震遐邇,人稱“賈三針”。父親還有一位故交黃先生,是個語言學家,學一門外語如拾芥般容易,當時賦閑在家。於是二姐跟賈老先生學中醫,而小波拜在黃先生門下,開始學習英語。

提起黃先生,那可是個大有學問的人,據說光外語就會七八種,其中包括將近失傳的古西夏文、古突厥文,只是後來混得不好,落魄了。黃先生是俄語科班出身,當年是哈爾濱外國語學院的高材生,五十年代在北京當口頭翻譯。他老先生在學問上胃口不小,雜七雜八學了那麼多種語言,後來潛心於古代語言研究,乾脆辭職回家,靠筆譯為生,成了自由職業者。這在當時看來是個聰明的抉擇,因為潤筆頗豐,生活又自由自在。本來以為可以一直這樣過下去,誰能料想得到後來會出了個文化大革命呢?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發表任何文章都要單位出具證明,擔保作者政治上可靠。黃先生沒有單位,沒人擔保,從此斷了財路。黃太太雖有份工作,又不幸得了咽癌,一家三口人,每月只靠勞保金二十幾塊錢生活。窘迫之極時,竟然到小河溝里捉田螺充饑,像曹雪芹樣割粥而食。

黃先生雖然落魄,然腹有詩書,終不脫衣冠本色。他住在皇城根兒下的小衚衕里,平日里與一班市井中人為伍,便掉書袋也沒個掉處,突然得了小波這樣一個聰明學生,登時快樂非常。師徒二人,同是天涯淪落人,都有不凡的才情,每日里談天說地,黃桷樹下彈琴,苦中取樂,倒也十分相得。

我跟小波去過黃先生家,那時他家中雖然破落,但處境已略有改善,桌上放着一碗揉碎的煙葉子,師徒二人以紙條捲煙,相對吞雲吐霧,在廉價煙草的燃燒中,默默地承受這個貧乏的世界提供的瞬間享受。

小波學英語的方法與眾不同,不是從初級讀本開始,循序漸進。學了沒多少日子,就開始攻讀莎士比亞。當然這種辦法學英語不是不行,只是學着費勁而已。就像一個人爬山不沿山路走,專往樹棵子里鑽。他後來告訴我,那一陣子他學了不少中古英語,生僻字學了一大堆,只是像屠龍術一樣無處施展。我懷疑在這一點上他是受了黃先生的影響,因為學英文學到中古英語是僻了點,但再怎麼說,也僻不過古西夏文和古突厥文。有其師必有其徒,這話真是一點也不假。

他學英文不走正路,這也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因為他根本就是一個不走正路的人。從小到大,獎狀之類永遠和他無緣,正道兒上永遠看不見他,如果提起什麼旁門左道,他的興趣可大了。其實那個時候,不走正道兒的人不只他一個,簡直是人人如此,大傢伙兒都瘋瘋癲癲的不務正業。工人不做工,農民不下地,學生不念書,和堂•吉訶德先生一樣,腦子裡灌滿了奇思異想,舉着長矛,和想象中的邪惡巨人搏鬥。至於知識分子,更是靠邊站的貨,連撒癔症式的革命都沒他們的份兒。其實他們不是不想加革命黨,只是像阿Q一樣,橫豎加入不進去而已。

那年月,知識分子是怪可憐的。自己的本行不許干,想幹革命又沒人要,幹什麼都不成,真是動輒得咎。正像茨威格名著《象棋的故事》中的那個傢伙,憋得難受,只能幹點兒明知沒用的事情。據說北京有一位老先生,把一部牛津英文大字典一字不落,從頭背到尾,再從尾背到頭,每年一次。研究學問,在環境的逼迫下,竟然成為一種無可奈何的對無聊的排遣。陳景潤先生苦苦證明哥德巴赫猜想,也許就是出於這樣的動機。小波以他的方法學英文,分明也在加入這一行列。實際上,即使你用高效率的方法學習英文,又能怎樣,學成後難道還能派你出國留學去?還不如在那裡鐵杵磨針,至少一年到頭都有活兒干。

小波在英文上真沒少下力氣,這一點你看看他的詞典就全明白了。他那本《英漢大詞典》,凡是手能翻到的地方都是烏黑的,翻得越多的地方也就越黑。我猜,如果把這本書送到實驗室里作色調分析,保證能準確地得到每一個英文單詞在文獻中的使用頻度。

他記單詞的方法也和別人不一樣。他自稱:不用腦子記,而是用手記。辦法是把單詞放在面前,一遍一遍抄寫,總有寫會了的時候。平時別人問他英文單詞怎麼拼,他十有五六答不上來。但只要他的手拿起一管筆,就能準確無誤地把這個單詞寫下來。所以他這個辦法雖然臨池費墨多,再加上糟踐了無數紙張,但也有些可取之處。我猜他這個法子是從王羲之那兒沿襲而來,原本是造就書法家的功夫,和學英文風馬牛不相及。他這樣誤打誤撞地亂用一回,雖然沒能成為英文書法上的王羲之,好歹記住了不少單詞,也可以算是獨闢蹊徑了。

這樣學了幾年之後,他終於可以抱着大部頭的英文書自得其樂地閱讀,按說英文應該是登堂入室了吧。事實上,按科班的標準,他的英文只會了一半。正像一個普通的業餘者一樣,他對知識的掌握極不平衡。憑着翻爛了一本詞典的功夫,他的詞彙量相當驚人,縱然及不上那位背誦《牛津大字典》的老先生,相去也不甚遠。所以他讀起書來十分流暢,哪怕科班出身的也趕不上。但是英文的全套功夫是聽說讀寫,讀字只佔了四分之一。他寫英文也可以差強人意,當然流暢的語感是談不上了。然而,對於一個非英語環境的自學者,你根本無法指望他會成為另一個馬克•吐溫。他真正糟糕的是聽和說。毛病出在他的啟蒙老師黃先生身上,因為他自己就既不能聽,也不能說。黃先生的俄語是科班出身,會話自然嫻熟非常,但輪到學英語時,他只是憑着對多種語言的理解,無師自通地學了一套啞巴英語。作為他的門徒,小波的會話能力基本為零。

因為英語口語不好,小波後來到美國留學時,受了不少挫折,也鬧了一些笑話。其中最有名的笑話出在佛羅里達的一個加油站。當時他到加油站加油,想給輪胎充點氣,就去問那兒的工作人員:“你們有氣嗎?”(Do you have air?)沒想到話從嘴裡出來時,竟鬼使神差地變成了“Do you have ass?”(你們有屁股嗎?)只見那個人神色尷尬,不知道答什麼好,說有不行,說沒有也不行。這時小波也已經悟出這話說得不對頭,於是丟盔卸甲地掉頭溜走。一邊走一邊說:“他八成把我當成了個同性戀。”這件事情,從此被朋友們傳為笑談。

(待續)

來源: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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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平:弟弟王小波(下篇)

青虎山

這樣過了幾年,二姐和小波的戶口還是得不到解決。他們的戶口已經起了出來,拿在自己手上,只是找不到落戶的地方。在北京落戶很不容易,只好寄希望于山東,因為我父母抗戰時期在那兒工作多年,有一些舊人脈。藉助父親在山東的關係經過一番周折,二姐終於在煙台毓皇頂醫院找到了落腳之處。

一晃又過了兩三年,小波的戶口仍無着落,父母也着了急,商量着實在不行,就暫時把戶口轉到膠東老家的山村青虎山去,日後再徐圖進取。那年姥姥在煙台去世,母親到煙台奔喪,歸途上去了一趟青虎山,抗戰時的老書記還在,姓張,幾十年過去了,還是那兒的書記。我母親和他一起來到北京。張書記已經五六十歲了,可是身材壯碩,胳膊上的力氣不下於我這樣二十多歲的壯小夥子。看着北京人的生活條件,他不禁生出很多感慨。其實當時北京的富戶不多,一般市民,包括幹部家庭,過着相當簡陋的生活,但在他眼裡就像天堂一樣。他說他真後悔當時沒和我母親一樣離開家鄉去參軍。張書記參加工作早,曾介紹我母親入黨,並送她和一批青年離鄉當了八路軍。到如今離鄉出走的人都過上了神仙般的日子,他留在村裡,和鄉親一樣過得苦不堪言。他講了一些往事,其中有一件給我們印象甚深,在我們看來,他在這件事上是積了大德了。

在五十年代末,村村放衛星虛報產量,秋後政府按照報上來的產量核收公糧,可憐老百姓哪裡交得出,就是把越冬的口糧和來年的種子都交上去也不夠。老百姓想少交一點,上面就派員下來搜查,弄得雞飛狗跳。說起山東老百姓的卑微可憐,我自己也深有體會,山東真是枉為老根據地,當官的簡直不把老農民當人待。有一年我乘船到煙台,在煙台碼頭上親眼看見警察是如何對待下船的民眾的,他們耀武揚威地大聲斥罵,推推搡搡,老百姓畏畏縮縮,被驅不異犬與雞,這種景象在北京再也看不到。當年老書記把全村老少召集起來開秘密會議,商定各家把糧食分回家偷偷埋起來,誰也不準去告密。如果上邊要治瞞產私分的罪,他去頂這個雷。大家紅口白牙地發了誓,誰敢去報告,全村人就打死他。

那一年的冬天十分難過,許多農戶沒有足夠的存糧,連做飯的鍋都沒了。老百姓按照上面的意思砸鍋煉鐵,到如今弄得山窮水盡,剩下的苦果只有自己承擔。寒冬臘月北風呼號大雪封門,可憐樹也砍得差不多了,連取暖的柴禾都難找。到了來年雪化的時候,有些人家的門就再也沒打開過,全家人連凍帶餓死在炕上,屍骨都沒人收殮。周圍的村子村村餓死了人,只有青虎山不但人沒餓死,有的牲口還留了下來。

講完這席話,在我們眼中他的形象就高大起來,成了個英雄人物。據說他後來因為瞞產私分受到了處分,但一個人一輩子只要能幹出這麼一件事,就算沒白活,受處分也值了。雖然理想主義精神在瘋癲的現實中飽受嘲弄,但我們畢竟經歷過一個純真的童年時代,這點正義感還是有的。我們都有一種感覺,如果不是撒癔症,而是真正拯救家鄉父老於水火,我們也能做到斧鉞鼎鑊,甘之如飴。

小波隨老書記回到青虎山,在老家落了戶。老家給他的感覺就是一種無可救藥的蝕骨的貧窮。住人的屋子窗口對着豬圈,臭氣熏天不說,夏天蛆還往屋裡爬。老書記真拿他當貴客待,平時他們吃不上肉,那時費了大勁給他弄了塊肉來。小波把肉放進嘴裡,差點沒翻腸倒肚吐出來,肉已經完全臭了,老書記一家人居然吃不出來。村裡的老鄉們貧賤之家百事哀,頓頓拿白薯幹當飯,打出嗝來熏死人。小孩子沒衣服穿,光着屁股,肚子大得像皮球。吃着這樣惡劣的飯食,每天還要精神抖擻地幹活,早上出早工,要用獨輪車把糞送上山。山有一百多米高,他走了一趟,累得腿肚子轉筋,膽汁差點沒嘔出來。推車上坡時要用腳掌使勁扒地,要不然就會滑下來。他一步一掙地往上爬,連吃奶的勁都使上了,幾雙新布鞋穿不了幾天,鞋幫就開了綻。在鄉親們眼裡,他雖然在雲南干過農活,仍是個細皮嫩肉的城裡人,所以後來把他分到果園,干點力所能及的工作,最後調到鄉下學校,當了教書先生。

山東農民的生活使他感到十分震撼,其艱難困苦的程度更甚於雲南邊民。據說幾十年前青虎山沒有這麼些人,家家戶戶都養着牲口,就連我姥姥家窮成那樣,也還有條驢,送糞之類的苦活可以交給驢干。到後來人口增加了一兩倍,驢也被殺完了,因為有的是兩條腿的人可以當驢使,養驢純粹是白費糧食。所以過去驢乾的事如今是人在干,小車不倒只管推,只是人頂上了毛驢的位置。他感到山東農民蔑視痛苦的精神已經超越了人類的極限,但這樣一來,他們過的日子也就完全不像人的生活。如果活着就是為了受罪,那為什麼要活着?他無法擺脫這種與痛苦相關的哲學思考。

後來他有機會到歐洲去,見到了荷蘭的農田,不禁感慨叢生。他寫道:“我到荷蘭去旅遊,看到運河邊上有個風車,風車下面有一片牧場,就站下來看,然後被震驚了。這片牧場在一片低洼地里,遠低於運河的水面,隱隱的綠草上有些奶牛在吃草。乍看起來不過是一片鄉村景象,細看起來就會發現些別的:那些草地的中央隆起,四周環以淺溝;整個地面像瓦楞鐵一樣略有起伏,下凹的地方和溝渠相接,淺溝通向深溝,深溝又通向渠道。所有的渠道都通到風車那裡。這樣一來,哪怕天降大雨,牧場上也不會有積水。水都流到溝渠里,等着風車把它抽到運河裡去。如果沒有這樣精巧的排水系統,這地方就不會有牧場,只會有沼澤地。站在運河邊上,極目所見,到處都是這樣井然有序的牧場,這些地當然不是天生這樣,它是人悉心營造的結果。假如這種田園出於現代工程技術人員之手,那倒也罷了;實際上,這些運河、風車、牧場,都是十七世紀時荷蘭人的作品。我從十七歲就下鄉插隊,南方北方都插過,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土地。”

他不禁痛苦地反省,荷蘭人把家鄉改造成精美的牧場,而我們的鄉親又在自己的土地上幹了些什麼?日復一日,他們以一種艱苦卓絕的努力用獨輪車往山上推糞。嚴格說來他們推的東西甚至還算不上糞。為了湊指標,他們甚至不容豬在上面多拉幾泡屎尿,就急急忙忙地把豬圈裡剛墊上的土起出來推上山去,所以說往山上推土更為恰當。這種做法,除了能把山堆得越來越高使以後的推糞變得更加艱難外,完全不知意義何在。他們倒是在提高推車技巧方面不遺餘力,達到了雜技的水平,可以把車推過門檻,甚至推上台階,但這些並不能改變痛苦的現實。他寫道:“從任何意義上說,送糞這種工作決不比從低洼地里提水更有價值。這種活計本該交給風能去干,犯不着動用寶貴的人體生物能。我總以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紀的荷蘭人,肯定遍山都是纜車、索道,他們就是那樣的人:工程師,經濟學家,能工巧匠。至於我老家的鄉親,全是些勤勞樸實、缺少心計的人。前一種人的生活比較舒服,這是不容爭辯的。”

比起荷蘭老鄉來,我們的鄉親好像缺了點什麼,這大概是一種教養和心智上的缺陷。如果說他們沒讀過書,那麼那些讀書人又幹了些什麼?千百年來的讀書人青春作賦,皓首窮經,寫出了大量詩云子曰的東西,記憶力和文字能力都不容小看,但從沒聽說他們在纜車、索道上動過腦筋。在這類東西上動過腦筋的人好像只有諸葛亮一家。諸葛亮發明過木牛流馬,他媳婦還會造機器人。但以後的讀書人就成了廢物點心,他們好像什麼牛馬都不會造,還把諸葛亮的設計弄得失傳了。《三國演義》里對木牛流馬的描述分明出自機械白痴的手筆,最適當的評價是牛頭不對馬嘴,大概也只有在這一點上可以與牛馬相干。為什麼讀書人就不能幹點有益的事情為改善勞苦人的生活出一把力,關注一下與天下蒼生利益攸關的物質層面?看來他們的腦筋里是有點什麼東西不對頭,這種東西和健全的理性全不相干。這種看起來博大精深,但實際上傻頭傻腦的東西一旦繁殖起來,就會獲取營養,自我複製,千秋萬代地存在下去。它會變成一頂有魔術的帽子,套在所有的人頭上,壓制健康的理性,使人們變得半聰明半傻,沿着一條與現代文明南轅北轍的道路永遠走下去。如今我們已經被西方文化點醒,不管這種點醒是出於善意還是惡意。我們正在奮起直追。讀書人已經改弦易轍,做出了大量有益的事情。但假如當初沒人點醒的話,我們很可能會繼續這場千年怪夢,永遠糊裡糊塗地混下去,像頭腦簡單的動物一樣重複固定的模式,像鬼打牆一樣原地打轉,把聰明才智耗費在一些不知所云的東西上。出於這種考慮,在他的散文隨筆中,小波對於國學持一種不肯恭維的態度。他不是不知道褒揚國學對於國人面子上的意義,他只是看出了這種自己給自己製造榮譽的做法隱藏着扭曲健全理智的危險。歸根結底,一味尚慕虛榮,追求臉面的做法只不過是心智尚未成熟的幼稚表現。

那時候二姐還在煙台醫院,已經結了婚。每個周末姐夫開一輛三輪摩托到青虎山,接他到煙台過一天“人過的日子”。一路上滾滾風塵幾十里,小波用棉大衣矇著頭,頂着撲面的寒風,一邊跟姐夫閑聊鄉里的逸聞。聽姐夫說,到煙台後他就到處找書看,倒在床上看得昏天黑地。這倒沒什麼可奇怪的,書痴就是這個樣子。小波和姐夫意氣相投,天南海北聊得到一起。小波是個讀書種子,有一種胎裡帶來的羞澀感,社會經驗也不多,辦事能力實在有限。好在姐夫善於結交八方朋友,出門辦事十分老練。我有個煤礦的哥們到煙台出差,姐夫曾幫忙接待。這位哥們回來告訴我,走在街上人人和姐夫打招呼,看來他至少認識煙台半個城的人。在山東時姐夫對小波十分關愛,處處罩着他,多少事情都替他代辦。記得姐夫曾跟我說:別看小波這會兒一副潦倒相,好像驚弓之鳥,繞樹三匝,無枝可依,這孩子將來是要出大名的。幾十年過去了,回頭一看,果然如此。

最近在網上出現了一篇有關青虎山的文章,揭開了小波連家人都瞞過的一段感情生活。有一位先生到青虎山去辦事,他知道小波曾在那裡插過隊,就順便尋訪小波住過的地方。他找到了老書記的家。當時老書記已經去世,他的二兒子熱情地接待了他。聊了一會兒,另一位當年曾與小波在果園共過事的夥計來串門,也加入了談話。據說小波一天到晚不大說話,好像心裡擱着什麼事。他到果園半年之後,有一天小波正要和老書記一家吃午飯,收到我媽寫來的一封信。當時的情形,老書記的兒媳劉月花記得很清楚。她描述道:小波看完信後,一言不發,面沉如水,回了自己的裡間屋躺在炕上。等吃飯時,劉月花喊他,小波哭了起來,張家人不忍打擾,又不便多問,便由他去了。等到下午下地的時候,小波問劉月花嫂子:註定不能在一起的人是不是終歸不會在一起啊?嫂子不解,便問他何以有此一問,小波告訴她自己的戀人得腦瘤去世了。驚愕的劉氏安慰他,說早知這樣的話,應該讓你回去送她一程的。

這件事我們毫不知情。那時教育部是有一個年輕姑娘得腦癌去世。她姓溫,長得很漂亮,在山西插隊此事我也有個耳聞。聽說她有一天早上醒來,突然不能說話了,經醫生檢查,她長了腦瘤,很快就病逝了。看見一位花季少女像鮮花一樣凋萎,就像看到美好的事物受到無端摧殘,未免有一種暴殄天物、世事無常的感傷,但從未聽說小波和她有過感情上的瓜葛。據我們的猜測,這可能是小波對她的單戀。當時的小波,就像其他男青年一樣,在男女情事上諱莫如深。表面上古井無波,骨子裡敏感多情;青春的愛欲衝激着內心,臉上卻做出一副勘破世情的樣子。大概他只有到了青虎山這種地方,才敢向老嫂子這樣的圈外人剖白自己的心事。由此山東的純樸鄉親們得出了結論:小波如此沉默寡言,原來有這樣一段傷心事。

小波的這一段感情生活如今已難考證,兩位姐姐都覺得此事並無多少線索可尋,可能性不大,所以充其量是一段埋藏在他心中的羅曼史。但我們都知道,他在回城之後,曾經遇上了一個與他投緣的女孩。然而正像多數青春的戀情一樣,這段緣分沒有什麼結果。

記得那位女孩曾到過我們家。她長得很苗條,文文靜靜,娉娉婷婷,有一種溫柔嫻雅,宜室宜家的神態。至於長相,那是絕對配得上小波。順便說一句,我們兄弟幾個儘管都長得人高馬大,但臉模子確實糙了點,和俊俏小生有相當的距離。雖說世上有這麼一句話:“世上誰見男兒丑”,可以壯壯我們的底氣,但這種自我寬慰的作用有限。因為我們後來考證了這句話的出處,發現竟出自頭號丑漢豬八戒之口。我們究竟還沒丑到豬八戒的程度,用不着加入他的團伙。只是和標緻小伙站在一起,有一種自慚形穢的感覺。幸而當時北京的女孩有一種奇怪的擇偶愛好,就是喜歡找高個的小伙。這種愛好很難理解。因為高個子小伙像豬八戒一樣穿衣費布,走路扛風,吃起飯來恐怕也要多吃幾碗,可是未必有老豬在高老莊扛活的本事,耙子一掄就是幾十畝地,上起班來不會比矮個子多掙半分錢。細算起來這是個虧本買賣。但是幸虧北京姑娘有這個癖好,我們兄弟幾個在搞對象時才沒處於太大的劣勢。小波因為缺鈣,從小不知吃了多少鈣片,長成了個一米八六左右的凜凜之軀,站在人叢中好像雞群立鶴,老遠就能看見他,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面孔的不足,所以他還是蠻有女孩緣的。

她好像是到我們這一帶來辦事,順便來找小波,羞羞答答說了幾句話,就和小波一起走了。她父親是父親的學界故交,但一向很少往來,也不知道她和小波是怎麼認識的。聽說小波經常上她家去,她有幾個弟弟妹妹,都和小波相處融。小波拿出講故事的得意本事,把她們姐弟幾個湊到一起,講者逸興遄飛,聽者如醉如痴。就這樣混出了極好的人緣。有一天,小波偶然提起他需要一筆錢,她家的孩子紛紛解囊,把自己辛苦積攢的零用錢拿了出來。小波不好意思拿小孩子的錢,但他們堅持要小波收下。孩子們的心意使他十分感動,他決心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將來一定要十倍,百倍地回報他們。這一段感情像一段溫婉的流水,但最終沒能持續下去。據說姑娘的母親對小波不太滿意,所以小波日後總是感嘆他沒有丈母娘緣。當時小波在街道廠當工人,每個月掙二十幾塊錢,因家裡的政治問題,美好的前程多半與他無緣。他雖然已經顯露出文學才能,但出了小圈子無人知曉。再說吃文學飯,特別是寫他那種類型的作品,在一般人看來完全是自尋死路。所以他很不容易討到未來丈母娘的歡心。

反熵現象

又過了一段時間,小波終於等到機會,辦了病退回京。至此他的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心情變得好起來。他被安排進了街道廠,和一些街道大媽們一起幹活。他先後在兩個廠里干過,其中一個廠在錦市坊街,離家不遠,是生產可控硅的。年齡大點的人應該記得“可控硅”這個名字,它曾和一種鑽頭並列為那個時代罕見的技術革命亮點。那個廠位於破舊的街巷中,周圍有賣炒疙瘩的小飯鋪,還有外搭塑料天棚、地面黑乎乎、泥垢盈寸的副食店,裡面是一幫三教九流的師傅,具有北京人特有的口才和滑稽突梯的幽默感。每天的工作相當懶散無聊,作為對生活的調劑,他們相互逗趣,每每冒出幾句粗鄙不文的驚人妙語,小波和他們混在一起,倒也如魚得水。這是市井生活喜劇性的一面。無論上層政治如何變化,只要閑着沒事,北京人諧謔的本性不會改變。他們總有一些無處可用的智慧,在生活中攪起一些快樂的泡沫,娛己娛人。他們插科打諢,裝傻充愣,說起話來機鋒縱橫;有時候尖酸刻薄,罵人不帶髒字。我在煤礦就見過這樣一位藏身蓬蒿的才子,人稱段老二,來自海淀圓明園一帶。據說他的房子就倚着圓明園的高大舊牆而建,圖的是少一面牆,可以省磚。他在清華附中念過幾年書,雖說才氣逼人,壓倒了班裡的名門子弟,但因為家貧不得不輟學,為此老師還惋惜了一番。他曆數他的舊日同窗,其中不少人已經在社會上成了人五人六的角色,只有他奮鬥半生,窮困潦倒,為養家糊口不得不下煤窯掙錢。此人鬥起嘴來雄辯滔滔,各種俏皮話、歇後語一套接一套,賽過快嘴李翠蓮;當真罵起人來,惡毒的詞彙好似不盡長江,滾滾而來,半個鐘頭不帶重樣的。那些罵人話當然不登大雅之堂,這裡只稍稍引用幾句,好讓大家開開眼。他是這樣說的:“我把你們家的祖墳×翻了個兒,我把你們家的家譜杵得凈是窟窿,你們家帶腿兒的我都×,就除了板凳兒,你們家帶眼兒的我都×,就除了爪籬。”一句話,北京的窮街陋巷裡藏龍卧虎,才情不凡的蓬蒿人豈是少數,管這些人叫語言大師也不為過。對於一個有志寫作的人來說,他們那些充滿才智的調侃不啻一個語言的寶庫。

當時的文化管制已經開始鬆動,雖然在市面上買不到什麼書,但有些免於被毀的舊書,以及作為內參發行,或者由港台流入的新書像珍貴的秘本一樣在社會上流傳。由於僧多粥少,借出的書要限期歸還,而且限期緊迫。我們家看書的人多,所以緊張得像打仗一樣,誰先看誰後看要排定座次。如果是多卷本,就選一個看書最快的看第一本,這個人非小波莫屬,然後依次傳下。趕上運氣不好時,書拿到手裡已經天黑,那時就要挑燈夜讀,通宵不寐。

只有在禁書的時代,人們才願意讀書,這無疑是對人性的一種嘲弄,但也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實。在文化的沙漠里,人們渴得嗓子冒煙,對每一滴可以潤喉的清水無限珍惜。當年我們見了好書如癲似狂。除了少數腦筋僵化成石頭的傢伙外,周圍的年輕人也大多如此。聽小弟說,他們工廠有一個青年女工,看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涅朵奇卡•涅茨瓦諾娃》,竟哭得雨打梨花,昏天黑地,連班都上不了。試問如今哪兒還能找到這樣的人?哪兒還能找到如此嬌弱敏感的心靈?為什麼在那個荒誕的無理性時代,在革命步伐的粗暴踐踏下,竟會產生如此玲瓏細膩的古典藝術精神?這件事真的是很難解釋。小波也看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這本書,並且寫下了這樣的評語:“我看了這本書,而且終生記住了它的前半部。我到現在還認為這是本最好的書,頂得上大部頭的名著。我覺得人們應該為了它永遠懷念陀思妥耶夫斯基。”

記得我們曾借到一套《基度山恩仇記》,這類書全部來自港台,在那個時候是十分難得的東西。我們的小弟不辭辛苦,把全本一千多頁用低感光度的便宜膠捲拍下來存檔。他自製了一個拍攝架,拍攝,沖洗,忙得不亦樂乎。當然用複印機印下來好像更為合理,但算了算要花上一二百塊錢,實在掏不起複印費。記得當年有一個哥們兒這樣評價《基度山恩仇記》,他說這本書是極好看,但在好看的書里只能評為第二等。我問他什麼書可以評第一等,他說香港有個金庸,他寫的書可以壓倒《基度山恩仇記》,在他見過的一切書里排名第一。這番話聽得我饞蟲拱動,但金庸的書極其難得,所以只有乾咽唾沫,心嚮往之。

有一天,我終於在幹活的煤礦借到一本金庸的書,叫《碧血劍》,只能看一天。當時展卷一讀,真箇是猗歟休哉,急忙開動腦筋,把裡面的全部人物和故事脈絡毫無遺漏地記下來。回家後就在我們的小屋裡擺開書場,聽得小波如痴似呆。到後來金庸的書陸續有來,每次我們兄弟幾個都是不眠不休,輪番傳看,最後終於把金庸的書全部看過,把那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對聯湊得一字不差。小波看書時如瘋似魔,雙手捧書,以不雅的姿勢蟠在床上,眼睛好像都放出了綠光。看得實在疲倦時,就坐起來抽一根煙。看着他看書的樣子,就令人想起馬雅可夫斯基描寫學者的詩:

大嚼的眼珠抓住字母,

字母多麼可憐。

也許遠古的魚龍

就是這樣咀嚼

偶然落在它顎上的紫羅蘭。

這就是我們當年讀書的情況:找起書來大不容易,看起書來如瘋似狂。到如今書店裡的書滿坑滿谷,人們卻失掉了讀書的熱情。除了躺在床上尋找睡魔,或者在旅途上消閑釋悶,人們難得拿起書來。即便有時候看幾本書,也是為了提升職場上的競爭力,屬於稻粱之謀。人們懶得看書,卻對電視屏幕上五彩繽紛、沒頭沒腦的玩意兒趨之若鶩。

又過了一段時間,文化進一步開禁,中國書店的舊書可以憑介紹信購買。父親和兄弟們聞訊後立即前往。只見店裡的舊書堆積如山,很多書上還打着舊主的印記。小波看了不禁感慨叢生,把這段回憶寫進小說里。他說:“有好多過去的書全在扉頁上題了字,蓋了印章。其中很多人已經死了,還有好多人不知去向。站在高高的書架下面,我覺得我自己像盜墓賊一樣。我記得有幾千本書上蓋着‘志摩藏書’的字樣。曾幾何時,有過很多徐志摩那樣的人,在荒漠上用這些書築起孤城,如今城已破,人已亡,真叫人有不勝唏噓之情。”父親找到一套二十五史,這套書價格不菲,好像要一百二十塊錢。小波是學英文的,發現了莎士比亞英文原著,如獲至寶。我有點俄文底子,所以選了不少俄文書,計有《普希金全集》、《萊蒙托夫全集》和若干高爾基的著作。我們找到了不少中文的文史典籍,總算補上了一點當年英雄末路、無奈賣書的缺憾。當時見了西方名家的譯本就不肯放過,不管是詩、小說、劇本、文學評論都只管劃拉進來。不管是馬克•吐溫,歐•亨利,華盛頓•歐文,傑克•倫敦,惠特曼,霍桑,巴爾扎克,雨果,羅曼•羅蘭,左拉,大仲馬喬治•桑,拉伯雷,喬叟,司各特,彌爾頓,肖伯納,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訶夫,果戈里,車爾尼雪夫斯基,劃拉了一大堆把它們搬到家裡,好像坐擁金山,給個縣長都不換。

我們有了書,喜孜孜地看起來,不時交換一下讀書的感覺。這些書對小波後來在文學上的發展影響深遠。他在《我的師承》一文中談到翻譯文學對他的影響,提到了王道乾先生和查良錚先生:“道乾先生和良錚先生都曾是才華橫溢的詩人,後來,因為他們傑出的文學素質和自尊,都不能寫作,只能當翻譯家。就是這樣,他們還是留下了黃鐘大呂似的文字。文字是用來讀,用來聽,不是用來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書。不懂得這一點,就只能寫出充滿噪聲的文字垃圾。思想,語言,文字,是一體的,假如念起來亂糟糟,意思也不會好——這是最簡單的真理。但假如沒有前輩來告訴我,我怎麼會知道啊。有時我也寫點不負責任的粗糙文字,以後重讀時,慚愧得無地自容,真想自己脫了褲子請道乾先生打我兩棍。孟子曾說,無恥之恥,無恥矣。現在我在文學上是個有廉恥的人,都是多虧了這些先生的教誨。對我來說,他們的作品是比鞭子還有力的鞭策。提醒現在的年輕人,記住他們的名字,讀他們譯的書,是我的責任。”

那些學貫中西的翻譯者“外不寄傲,內潤瓊瑤,如彼潛鴻,拂羽雲霄”,使我們在幾十年後拜讀他們的譯作,仍有一種高山仰止的仰慕之感。他們留下了才華橫溢的譯筆,這些譯筆是他們對西方語言文化的認識,中國古典文學的深厚學養,和現代語體的嫻熟把握三個界面的交集。考慮到如今學外文的學生中文修養不夠,學中文的學生外文程度不高,聽說有些中文專業的學生竟然連原文都懶得讀,需要從電視劇中了解中國古典小說的內容,像這樣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人到哪裡去找?即使還有這樣的人,他們可能已經是社會名流,在現代社會各種利益的衝擊下,未必願意從事翻譯的辛苦工作。恐怕這樣的美妙譯筆不但是空前,而且要絕後了。

在《我的師承》里,小波還談到詩人的譯筆對現代漢語的影響:“回想我年青時,偷偷地讀過傅雷、汝龍先生的散文譯筆,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還是詩人們的譯筆;是他們發現了現代漢語的韻律。沒有這種韻律,就不會有文學。”他的意思是說,正是這些從事翻譯的詩人發現了現代漢語的精妙語感,創造出了美的楷模。這段話涉及對詩和散文的理解。比起散文來,詩歌里的韻律和文氣更為講究,需要對文字進行更加精細的調配詩歌不像散文,不容人掰開揉碎地敘述,不容人多放一個贅字,只能像寫意畫法一樣約略點過,所以要在簡略而跳躍的筆觸里注入更多的意思。一般而言,詩歌是文學中修辭最為精美的部分。它把韻律和情緒糅合在一起,浮沉跌宕,攪亂清江碧水紋,好像音樂中的華美樂章。當然,那些連文氣順暢都達不到的裝腔作勢的夢囈不算。能作散文的不一定能作詩,但能作詩的定然能作散文,而且就文體而言,常常比散文作家寫得更好。

記得我們買到的書里有一本《德國詩選》,小波愛不釋手。翻譯詩最是不易,詩人不見得能翻譯詩,但能翻譯詩的必須是詩人。這本詩集翻譯得很動人。他最鍾愛的詩包括這樣兩句:

朝霧輕升,落葉飄零,

讓我們把美酒滿斟。

它們不但在節拍韻律上無懈可擊,而且不帶絲毫市井生活垢膩的煙火氣。幾道飄逸清新的感覺縱橫流動,充滿了使時光瞬間凝住的自然美感。小波把他的感慨寫進了《我的師承》一文:“《德國詩選》里有這樣的譯詩:朝霧輕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帶有一種永難忘記的韻律,這就是詩啊。對於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們——我愛他們。他們對漢語的把握和感覺,至今無人能比。一個人能對自己的母語做這樣的貢獻,也算不虛此生。”

當時我們搜羅到了一本肖伯納的書,其中有三個劇本:《巴巴拉少校》,《匹克梅梁》和《英國佬的另一個島》。小波寫東西總不離諧謔的味道。他的調侃風格大致受到兩個西方作家影響,一個是馬克•吐溫,另一個就是肖伯納。我們對肖伯納的第一感覺,就是他是一個智能極高的人。一般來說,捕捉生活中的可笑成分需要靈活敏銳,快速運轉的心智,幽默文字的寫作者通常有較高的智能,而肖伯納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馬克•吐溫的幽默尚帶有美國鄉下人的俗氣息,而肖伯納的幽默則是一種被智慧拋光的紳士級別的幽默,和大眾娛樂中的膚淺調侃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他給我們的最深刻的觸動是他對普通社會道德和一般是非觀念的蔑視。在他看來,萬古不變的道德信條其實和幼兒園老師灌輸的幼兒倫理教育屬於同等的東西。在《巴巴拉少校》里,一個父親問兒子,在人類的各種知識中,他擅長哪個領域。這個兒子,他的名字叫司泰芬,坦白地承認他對於各種知識領域都所知甚少,但又驕傲地宣稱,他至少懂得一樣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明辨是非。什麼都不懂卻能夠明辨是非,這差點沒把當爹的氣死。他尖酸刻薄地挖苦道,明辨是非,這是難倒古往今來一切哲人、一切學問家、一切思想家的難題,沒想到卻被無知無識、智力平庸之極的司泰芬不費吹灰之力就解決了。他告訴兒子,他最適當的職業是當一個政治家。很明顯,在他的心目中,政治家就是職業吹牛家一類東西。

這番話給我們腦袋上打了一悶棍。我們這一代的革命青年,怎麼看都像那個司泰芬。我們學問沒有,閱歷沒有,唯一有的就是一腔道德勇氣和好像從天上掉下來的明辨是非能力。這種能力的現代名稱就是“樸素的階級覺悟”或者“樸素的階級感情”。像司泰芬一樣,當一個人無論學問和才智都付闕如的時候,剩下的就是對自身道德的信心。這和“女子無才便是德”那句老話倒是異曲同工,只可惜我們又不是女人。最後我們終於弄明白了一件事,就是我們和那個司泰芬一樣,都是不折不扣的傻×青年。

“傻×青年過馬路,稀屎拉一褲”,這是北京民謠對傻×青年的嘲弄。我們一度自負聰明了得,沒想到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掩卷沉思,我們終於明白了一件事,就是道義一類東西在利益面前軟弱得不堪一擊,歷史是被利益的槓桿撬動的。司泰芬的父親是個軍火商,在和平主義者眼裡是個殺人犯的幫凶,或者說一個準殺人犯,佔據了道德的絕對低地。但就是這樣的人,頭上頂着道義譴責的屎盆子,暗地裡賞了多少人一碗飯吃。不管是唱政治高調的司泰芬,還是在慈善機構里當義工的巴巴拉,如果刨根問底的話,都只有靠他開出的支票才能生存。真正是孫猴子逃不出如來佛掌心在利益的樹根成長時,它任意破開道德的泥土。當人們重新圍着樹根培緊泥土時,利益的大樹已經發育成林。

從肖伯納的書里,我們悟出來一個道理,就是政治高調多半靠不住,是用來蒙哄涉世未深的雛兒的東西,說得越好聽的東西越不可信。這使我們理解世事的道行愈益高深。但對小波來說,對肖伯納的崇敬卻帶來了難以預測的不良後果。他在一九七八年高考之前,曾經到戲劇學院應考,考的是編劇系。他寫了一篇花團錦簇似的好文字,筆試順利通過。只要通過口試,就可以進入名利雙收的演藝界,好像鯉魚跳龍門,眼前是一片前程似錦。按說筆試過關後,錄取的可能性很大,可惜小波說錯了一句話,耽誤了他的錦繡前程。在考場上考官問了他這樣一個問題:你最喜歡的劇作家是誰?由於心裡充滿對肖伯納的尊敬,他立即答了一句“肖伯納”。沒想到接着竟是一片冷場,考官沒再問別的問題,就請他下場了。於是乎他名落孫山。據他後來揣想,肖伯納在中國屬於冷僻作家,考官多半沒看過,所以問題問不下去,只好請他退場,可惜了他多年的寒窗苦讀之功。據他猜想,如果他答之以曹禺,或者莎士比亞,可能就會你問我答,皆大歡喜,滿室生春,他演藝界的位子也就坐穩了。所以說世事難測,造化弄人他只好去參加七八年高考,一傢伙考到人民大學,上了理科班,從此干起了數理科學的行當。

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園》中寫道:“看過了《變形記》,我對古希臘着了迷。我哥哥還告訴我說,古希臘有一種哲人,穿着寬鬆的袍子走來走去。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見他不在,就要過一塊塗蠟的木板,在上面隨意揮灑,畫了一條曲線,交給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塊木板,為曲線的優美所折服;連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他出門時闖進去,要過一塊木板,精心畫上一條曲線……當然,這故事的下余部分就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塊蠟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畫在一條曲線里,送給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現在我想,這個故事是我哥哥編的。但我當時還認真地想了一陣。終於傻呵呵地說道:這多好啊。時隔三十年回想起來,我並不羞愧。井底之蛙也擁有一片天空,十三歲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園。”

必須聲明,這個故事是我講給小波的,但它並不是我編的。他只須在羅丹的《藝術論》里好好找一找,就能發現它的來歷。我把這段故事講給小波,是因為其中有一種特別的氣氛令人神往。那就像一個童話般的世界,裡面的人心無旁騖地沉溺於美的感受,好像是脫離塵囂,可以吃風屙煙的海上仙人。甚至他們那種童心未泯的相互爭勝,都帶有一種令人痴迷的純真。小波傻呵呵地說“這多好啊”,正因為這種人在我們這兒幾乎絕了跡,正因為我們不得不在一個與純真的理想相去萬里的庸俗世界中生存。幾千年來,我們的祖先一直在忙着兩件事。一是想法保住嘴邊的飯碗,這件事並不像想象的那麼容易,有句話說:四海無田,農夫猶餓死。當這件事基本解決後,譬如說升了大官,還要想法保住自己吃飯的傢伙,想想歷史上有多少達官貴人被砍了腦袋。沒有舒適安全的生存環境,衣食無着,或者戰戰兢兢地在恐慌中生活,就不可能有那種心無旁騖的審美情趣。除此之外,對美好事物的痴迷,特別是那種被一根曲線打動到瘋魔程度的痴迷,也絕對需要天才。在現代人里,我只知道一個人達到了如此瘋魔的程度,那就是齊白石。齊老先生活到八九十歲,名滿天下,仍舊是一片赤子之心。當美現身於前的時候,他可以完全拋掉自尊,五體投地伏地膜拜。看見前人遺作,就聲稱願為其門下走狗,有一回看見一幅牡丹畫得好,竟雙膝一軟,情不自禁地在畫前跪了下去。在這方面,我們達不到齊璜老人的水準,但對那些古代希臘人仍抱有一片誠摯的仰慕之心。“搖落應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酒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杜甫這首詩差堪道出這種心情。

當時父親還挑了一堆工具書,其中有一本《幾何學辭典》,一本《三角學辭典》,一本《代數學辭典,都是精裝的,比城磚還厚,紙色已經發黃,看來有三四十年歷史了,作者是個日本人,叫長澤龜之助。打開一看,裡面是成千上萬、密密麻麻的習題,看來是父親當年讀書時印象較深的東西,現在買回來給我們作參考,省得我們把智力荒廢了。他總是告誡我們,這個國家不可能永遠這樣下去,未來的社會終歸要靠有本事的人支撐。所以要作好準備,不可把書本荒疏了。在家沒事的時候,我和小波就把長澤龜之助從書架上請下來研究研究。研究的心得是,誰要是把這些題都做出來,就夠得上個專家了。這些題不光是多,有些還有相當的難度。它們屬於初等數學的範圍,但正像老一輩學問人說的,初等數學裡是真有難題,作為對智力的挑戰來看,絲毫不亞於高等數學。聽說長澤龜之助不光編了這幾本書,還編出了類似的一系列數學辭典。真難為了這些日本人,他們在學術領域裡鐵杵磨針般的踏實和細膩着實令我們嘆為觀止。我們挑出一些難題來做,開動腦筋,想得天昏地暗,一旦解出來時心花怒放,感到由衷的歡愉。這是一種純粹理性的快感,不包含任何利益動機。因為當時還沒有考大學那回事,雖然有工農兵學員上大學,但那是要推薦的,肯定沒我們的份兒。想要在政治上晉身需要扮出一副天真的憨相去靠攏組織,還要學會講一套言不由衷的阿諛之詞,這和鑽研數學題完全是南轅北轍。一句話,絕不會有人因為做數學題獎勵我們,我們做這種事情完全是出於探求智慧之奧秘,以及深入理解人類創造的理念世界的一片痴心。

那時候我們也想開了,上山下鄉是命里註定,上不了大學老子也認了,但一想起無知無識,在愚昧的黑暗中虛度一生就嚇得毛骨悚然。沒有求學的機會,老子就自己學,不管是文學,歷史,哲學,美學,高等代數,微積分,材料力學,機械原理,控制論,微電子理論,拿起來一通亂看,學得沒什麼章法,有時也不見得真懂了,只是覺得充滿活力的腦子好像長出了許多利齒,需要像老鼠一樣找東西磨牙。這種磨牙的東西必須有相當的複雜度,而且要首尾貫通,不能有邏輯上的破綻,這樣磨起牙來才有興味回頭想來,我們是把數學一類學問看作一種智力遊戲,希望通過它們磨礪思想能力,積累必要的思想素質,一點點進入充滿智慧的理想境界。進一步追溯這種想法,就進入了站在生死源頭的一種正本清源的哲學思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畢竟人在世上只能活一次。為了不虛度此生,我們作為生具理性的生物,有必要對世界做一番完全的探索,同時儘可能地獲取人類的智慧,從理性角度完善自身。雖說年輕人正在失去信仰,但對我們來說,這種對智慧和理性的崇仰已帶有濃重的信仰成分。

小波雖然有一種涉足文學領域的傾向,但數學能力也相當不賴。他在五六年級時,有一回還出人意料地當上了全年級數學競賽冠軍。因為他平時的學習成績未臻上乘,捷報傳來時,我媽媽都不敢相信。實際上他對數學並無特殊的偏好,使他得以奪魁的,是一種對天下事理進行推求的一般思辨能力,或者說,是在腦筋里滔滔流動、窈窕以尋壑、崎嶇而經丘的一股理性的活水。

他的學業到了初中二年級即告中斷,知識空白只能通過自學填補。好在他已是成人,智能已經全面成熟,就像傑克•倫敦筆下的馬丁•伊登,學起中學的數理化來好似撥弄小孩子玩意兒,有舉一反三之能。至於文史之類更是如同兒戲,打開中學語文課本,看見一些酸文假醋,裝腔作勢的文章,覺得實在是誤人子弟,還不如他自己寫的好。從雲南歸來後,他的文學傾向已經開始表現出來,一種內在的涌動使他不吐不快。雖然明知寫出來也無處發表,作品的流傳還會把他送到局子里去,他還是在一個大筆記本上寫下他最初的作品。《劉三姐》和《戰福》都是那時候寫成的。

大姐曾多次跟我說,小波最使她佩服的地方就是在那個毫無希望的時候寫作。苦心孤詣地從事沒有利益、看不見前途,甚至還帶點危險性的事情,這是一般人做不來的。對我來說,小波乾的事倒不難理解。首先,他已經意識到他的心裡裝着一些有相當價值的東西,所以他要把這些東西倒出來。就像那位和氏璧的發現者卞和,如果不是對他手中寶貝的價值有十足信心,何至於趟趟上宮裡獻寶,把腿砍掉了一條又一條。只要他把東西寫出來,它們就在那裡了。至於世人何時才能發現這些東西的價值,或者是否最終會發現這些東西的價值,則非他所計。記得當時我曾經向他預言,他寫的東西只宜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倚之成名的機會渺茫,想要發表大概是百年後的事情了。

但這一預言絲毫沒有斫喪他的創作精神。現在看來,我的估計是過於悲觀了。另外,他寫東西就像雞要下蛋,牛要產奶一樣,不包含任何利益的追求,也沒有沾名釣譽的成分,他服從的是一種內在的驅動力。畢竟不是所有人做事時都在考慮報酬。從歷史上看,有很多人做事不求報酬,他們做出的事甚至不為世俗社會所理解。他們看見了,或者說是臆造出了一個超脫塵世的理想世界。對於那個理想世界來說,他們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但從普通人的眼光來看,這些人是違背理性的,他們陷入了一種古怪的偏執,或者宗教式的迷思。這就是小波提到的“反熵現象”,他把他自己也列為反熵隊伍中的一員。

“熵”這個概念,取之於熱力學,所謂“反熵”,指的是局部信息量的增加,這是違背信息量減少,混沌增加的世界大勢的。對於小波來說,他使用“反熵”這個詞,取的是逆潮流而動的意思。有些反熵者不夠走運,他們的偏執被歷史證明為未能結出果實的不孕之花,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完成了一件有價值的事情,就是在塵埃落定之前,為文明之輪的前行提供了可供選擇的落腳點。他們還通過自身的嘗試證明了有些偏執方式是沒有前途的,以此為後來者鑒。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走運的人,他們的偏執被證明包含着遠見卓識。人們最終發現,正是他們的那些一時無人理解的執着,遙遙指引着文明發展的方向。文明的發展,正如物種的進化,是從無數的變異中選擇而來。

不合理性的偏執卻成為文明發展的關鍵環節,這聽起來好像金庸的武俠小說:小和尚虛竹閉着眼睛亂放一子,竟誤打誤撞地解開了棋盤上的千古之謎。然而這種情形並非完全是小說家的杜撰,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例子。我們知道,嚴格的演繹精神乃是現代文明的骨骼,抽掉了骨頭,文明就成了一堆軟肉,站也站不起來。這種演繹精神,如果追本溯源的話,肇源於古希臘的歐氏幾何學。在剛剛出現的時候,它看起來像是一種距現實千里之遙的虛擬世界中的道理,與宗教倒是有幾分相似,但又沒有勸化世人的功能。無論多麼聰明的人,也看不出其中潛藏的實用意義。這種精神在古代中國從未真正發育起來。這倒不是因為中國人不夠聰明,而是因為他們太理智了,所以對這種與現實利益八竿子打不着的東西不感興趣。對中國人來說,很多道理是那樣清楚明白,對它們羅羅嗦嗦進行證明就像脫了褲子放屁,

是一種十足的愚蠢和偏執,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儘可能地刪繁就簡,避免繁冗,特別是永遠不做不會帶來實利的事情,這種思路看起來十足精明,無懈可擊,沒有任何缺乏理智的地方。演繹證明方法雖然能帶來實利,但這種實利只有千年之後才能看得明白我們的祖先沒有透視千秋的能力,這一點實在無足深責。所以演繹證明方法,作為文明的一條腿,就沒能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機體上發育起來。至於這種少了一條腿的文化以後會遭遇什麼困難我們今天已經看得很清楚了。缺了這條腿,構造任何不含矛盾的複雜理論都難以成功,就像蓋房子不抹牆灰,蓋得高一點就要塌。而沒有適當的理論作工具,對實利的獲取將滯留在某個相對原始的水平。

貌似無理的偏執結出了碩果,而合乎理性的選擇者卻錯失機會,有人也許會把它稱作二律背反,列為辯證法的又一個例證。撇開這種表面上的戲劇效果,我們也許應該深入考慮一下其中的道理。對我來說,這無非說明了這樣一件事情,就是這個世界實在太複雜,或者人類的頭腦太簡單,除了眼前的有限幾步,我們無法依靠我們的軟弱理性看出符合人類利益的文明走向。這就是說,看似有理的方向或許事實上無理,而看似無理的方向或許事實上有理。在這種情況下,唯一合理的應對方式就是:向四面八方派出斥堠,同時隨時準備改弦易轍,擇善而執。千萬不可大隊人馬集在一處懵頭懵腦一條道兒走到黑。這就是說,獨斷和封閉的心態可能把大家帶進死胡同,而開放、多元的心態將使我們把握更多的機會。而對那些按照自己的偏執方式行事的人尤宜保護和容忍,因為這些人正是人類社會派出的斥堠。

(全文完)

來源: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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