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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禹辰:农场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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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禹辰:农场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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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禹辰:农场岁月(上)

1. 泪别北京

1968年8月24,站台上的时钟指向4:16,离开车还有4分钟。我深吸一口气,平息心跳,下意识地按了一下内衣里的证件,一张盖有北京公安局大印的户口迁出证,纸片虽微微一动,却犹如一记重拳猛砸到心头上,提醒我“你已不是北京人了”。

站台上送行的人很多。这里我很熟悉,曾多次骄傲地以北京人的身份送外地亲友离京,多次光荣地以北京红卫兵的神态去外地串联。没想到今天要离开这块诞生并成长的地方,从此这里将变成故乡,留下的只有的怀念。

感觉这4分钟特别长,突然从车头传来一阵车厢撞击声,立即激起心头一阵剧烈跳荡。透过眼中强忍的泪水,站台上模糊的人影开始缓慢向后移动。车启动了,完了,我这辈子大概算是完了。
列车缓慢向东行进,东便门箭楼映入眼帘、龙潭湖水面映出刺眼的夕阳、丰台站牌一闪而过……。列车出城前几乎围绕我出生成长的地方转了一圈,圈上的每一处景都能唤起儿时的一段情。
列车渐行渐远,心中断藕的残丝越拉越长,过了廊坊、进入河北地界,顿觉残丝终被无情撤断,,一阵凄凉。我被赶出北京,全是上大学的错,如初中毕业上个技校,现在已是十年工龄的老工人了,无论工资待遇如何,起码能保住北京户口。咳,真是知识改变命运!

我被发配到安徽农场,等待我的将是艰苦的农田劳动。这明明是歧途,却被说成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康庄大道,明明是被忽悠,还得装作高兴,硬着头皮往下走。

列车行进到河北南部时天已全黑,这里是父母的原籍。我特意站到车厢连接处窗前,想看看父母家乡的小县城是啥模样。早年他们来北京打拼,给我奔了个北京户口。可我没出息,弄丢了。几天前在毕业分配时,如果找工宣队套套近乎,送点东西,或许能奔个北京名额,但我最怵这事。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认命吧!我被分配到国防科委的陕南山沟,这辈子算是完了。

车厢里全是发配到安徽丹阳湖农场的清华学生。同是面对分配,神态各异。有人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有人扭头酣睡,有人欢谈笑语。真是“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其实8月24号这天是初一,深夜窗外一片漆黑,根本就看不到月亮,车窗外偶有或近或远的灯光一闪而过。像是暗示在我今后的命运中,或许偶有几次微弱的机会。

不知丹阳湖农场是啥模样。大概不会在那儿呆太长。何谓不长?1-2年、3-4年,甚至7-8年都叫不长。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7-8年一次,一想到这,心里立即一阵凄凉。

朦朦胧胧像是要睡着,睁眼一看,天已大亮,车过蚌埠,南京就在前方。

2. 脸盆与钢笔

文革中曾多次来南京,谈不上熟悉,也不陌生。这次路过南京主要是买些生活用品。跟随我7年的破脸盆一离校就扔了(清华学制6年,文革延了1年)。那脸盆早就漏了,最初拿胶布粘上,后来实在没法再粘,花了两毛多钱叫焊洋铁壶的焊了焊,一直凑合到毕业。现在毕业了,当然要买新的。商店的脸盆分三个档次,有一块多钱的、两块多的、三块多的。我选三块多的,要买就买一次到位的用一辈子的脸盆。不料这脸盆到农场不到一星期就彻底报废了。在农场挖河时,连长(现役军人)要大家用脸盆传递挖出的河泥,铁锹与脸盆反复磕碰,脸盆当场报废。挖河是干革命,我们是来改造,谁也不敢有怨言,只能斗私批修。我们发现连长并未把他自己的脸盆拿来。随后我们发现连长这人极坏、毫无人性。半年多后农场大乱,我们狠狠地报复了他。

脸盆这事令我不禁想起在校时的“丢钢笔”。入清华一年多,一直还在用中学时的一支破钢笔。笔尖磨粗了,把笔心朝外用,一年后又粗了,笔杆也裂了。一想,咱已是堂堂的大学生了,干嘛还用中学的破钢笔?一咬牙,买了支金星金笔。但不忍把伴我考上大学的钢笔扔掉,把它悄悄放入旧水利馆我班专用教室的课桌里(教室虽专用,但其它班级的人也可进入)。不料三天后一位外系同学风风火火举着我这支破钢笔,找到我这失主。我不认识他,一直没闹清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很不幸,我那支金笔不久也丢了,一直盼到毕业也没人送来。

3. 入住丹阳湖农场

从南京转车到当涂,迎接我们的是连司务长,现役军人,穿4兜军服,腰里还别把手枪。其实没必要带枪来迎接我们,大概是想在我们面前摆摆谱。此人态度和蔼,在军队干部中算是少有的好人。大概正因为是好人,半年后就被打发回家、复员了。

从当涂坐船直奔丹阳湖,沿途一派国画中江南湖光山色景象,心情略感舒展。丹阳湖在地图上找不到。农场是数年前在石臼湖北岸围垦出的一片滩涂,取名丹阳湖农场。据说全年水稻产量可供上海人食用一天。整个农场收编3000多名学生。每个学生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及排长都是现役军人。我们排的1、2、3班都是清华学生,4班是其它院校。大家卸下行李后才发现原来还有位清华自控系的老师跟了过来,说是送我们的,将于当晚离开。我们30来名清华人立即或蹲或跪,趴在光板床上写信,向家里报平安。有人贴上邮票,有人给他8分钱,托他带走。不料,日后所有家人都没收到。此人说话皖南口音很重。大概是以送人的名义借机出差回家。

第二天起床,立即是班、排、连三个级别的三次“敬祝”,敬祝万寿无疆、身体健康(每次连呼3遍,三次共呼3X3=9遍),紧接着是全连出操,根本不给上厕所时间。多年来我起床后的头一桩大事就是直奔厕所大便,这下惨了。夹住大便出操跑步,不敢迈大步。步越大,大便向下的冲击就越大。只能使尽吃奶力气紧缩肛肌,苦不堪言。好不容易熬到结束,连长还要训话,我被点名,批评我步伐太小,缺乏革命朝气。咳!不怕诸位笑话,在农场这段时间,多次拉到裤兜子里。

来到农场,在一系列不适应中,最烦人就是“敬祝”。一天下来反反复复起码20几次。早晨起床后、出操前、每日三餐前、出工前集合、到达田野劳动前、收工前、晚间连长指导员训话前、以及班内学习时每人发言前都要敬祝,非常烦人。虽然大家都烦,不料想有人趁机在别人的“烦”上做文章,谋取私益。我班的G(大学同系同年级)举报W(大学同班)在敬祝时振臂幅度过小,说W是被出血热吓破了胆,丧失了革命意志。农场一直闹出血热病,死了好几名学生,大家确实有些怕。G就靠这一系列的举报及拍马屁,混了个师级学毛选积极分子。经常脱离农田劳动,频频出席各级毛选积极分子大会,到处宣讲活学活用。

表面上看,“万寿无疆”比“身体永远健康”高级。但仔细琢磨,“万寿无疆”的含金量远不及“身体永远健康”。“万寿无疆”只是永远不死,没给出究竟是健健康康地活着、还是病病怏怏地活。也就是说,“万寿无疆”的人不一定“身体永远健康”,但“身体永远健康”的人肯定“万寿无疆”。大概当年的二把手、林副帅一直偷着乐。

在农场,形式上的不适应可设法克服,但心灵上的不适应难以适从。在第一次全连大会上指导员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其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你们这些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一定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我们全懵了,这分明是把我们当成了劳改犯。会上一位学生代表发言说:“我们红卫兵小将一定要……”。不料,连长噌一下窜起,大声说:“你们哪算什么红卫兵小将?人家北京的聂元辛、朋大富那才是真正的红卫兵!”。连长居然把闻名遐迩的名字读错,把“梓”读成“辛”、把“蒯”读成“朋”, 把半大老娘们儿聂元梓说成是红卫兵小将,一个正经的双料文盲(文化盲、文革盲)。我们很快发现这帮军人上上下下几乎全都是这个德行。我们不理解,难道这就是毛主席要全国人民学习的解放军?最让人看不上的是他们对女生的态度。无论是连排级下级军官,还是师团级首长,见到女生全是一个模式,贪婪的目光先是从头扫到脚,然后上移到胸,死盯着看,恨不得立即扑上去。每逢见到漂亮的女生,嬉皮笑脸地开些无聊的玩笑。难道这就是被誉为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的解放军?

4. 连长

连长姓王,在他自己的连队是副连长,来自巢湖农村,23岁。常年的农田耕作使得他看上去像是近40。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兵没几年就升为副连长,足以表明此人非常精明。他从排长升到副连长这一级,据说靠的是他从自己的排里挖出了一个反革命。他虽年龄比我们小,但迫于形势,我们不仅把他看成大哥哥,甚至长辈。但他日后的一系列表现实在令人气愤,甚至可以说毫无人性。

最先表现出的无人性是在吃饭时间上。原本规定30分钟的吃饭时间,可他每次都不足30分钟就吹哨,强迫大家开始干活。我们只好狼吞虎咽,特别是冬天在地头常把带冰碴的凉饭仓惶吞下,噎得翻白眼,不得不靠蹦跳往下助食。我们是改造对象,起初大家不敢吱声。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问他为什么总是提前吹哨。他的回答很简单:“为什么你吃不完?而有些人能吃完?”结果吃饭成了速度大比拼。连长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由20分钟开始吹哨,压缩到15分钟,直到10分钟。真是妈的比当年的周扒皮还周扒皮。我们多次就在家门口干活,大冬天的本应回驻地吃口热饭。可他偏要大家在地头吃,为的是怕回营房走路耽误干活时间。

连长很精明,他知道把休息时间压缩成劳动时间后会有怎样的后果。为了避免磨洋工,他强行“包产到户”。 当然在那年头他不敢明目张胆地亮出这招牌,而是每天下达定额。我们拼死拼活完成定额后,他立即又给出新的更高的定额。每次接到定额后,排内被迫把定额分摊到班,因各班的体力状况不同,强班不愿为弱班背锅。同样,班内分摊到人。比如割稻,每人每天的定额起码有2.5亩,据农村来的同学讲,即使农村的壮劳力也很难完成2.5亩的定额。挖河时每人的定额是12立方土,表土下的土非常坚硬,特别难挖。每当腰疼得实在受不了、欲直起身时,连长总是及时出现,在身边高喊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我们只好弯腰继续干,由此落下的腰疾伴我一生。我曾问排长(不敢问连长),为什么连长总是督促我们、连喘气功夫都不给?他的回答很干脆“知道部队是怎么冲锋的吗?士兵在先,持步枪,步枪射程数百米,是杀敌的。连长及我这排长在士兵后,持手枪,射程只有几十米。你说我这手枪是打谁的?谁他妈不往上冲,我就毙了谁,我的职责就是逼你们拼命!”太可怕了,这分明是把我们当成炮灰。我们不理解,在那年头他敢说这种话。他原本先于连长提升排长,可现在仍在排长的职位上趴着,有怨气。此人很有个性,有个性的人很难在部队里混。果然,半年后就复员回家了。后任排长是一名士兵,到我们学生连当排长,无疑是向提干迈上了半个台阶。此人除了智商不高以外,怂奸坏没一样不高(下边详谈)。

割稻时,眼望看不到尽头的定额,真怵。每每看到别人完工,非常羡慕。大家都累得死去活来,谁也帮不了谁。先期完工回到驻地的人,连长并不叫他们休息,叫他们搞小生产,种菜。我们刚来农场时伙食很差,每天都是咸菜+米饭。欲改善生活只能靠自己种菜养猪。虽说种菜也是体力活,但没定额、无“监工”,算是轻松的。

对于完不成定额的人,连长有狠招儿。他常在全连训话会上点名批评,“为什么完不成?是头脑中刘少奇贪图安逸的思想在作怪。刘少奇害得你们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唯有狠批刘少奇,才能轻装上阵,完成任务”。他还要所在班为这些人开“小灶”,开会“帮助”,并指定专人,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每当有人生病时,连长就派他的“眼线”探听虚实,探听是真病还是装病,有时明明发高烧,还要人出工,并强令人家要狠批刘少奇的活命哲学。

最苦的活儿是挖河。丹阳湖位于南京南约百里,虽说是南方,但冬天照样下雪结冰。赤脚入冰水,刺骨钻心,天天泡在冰水里,腿脚麻木。每当中午吃饭时,才算是“休息”。 每逢雨雪天,吃下去更多的是雨和雪。挖河最怕受伤,铁锹非常锋利,稍不慎,皮破筋伤。连长一律认作为是轻伤,不准下火线,任其伤口浸泡、肿胀、发炎,还要人狠批骄娇二气。大家每晚回到驻地,只有晚饭时才允许坐下、仅十几分钟。紧跟着是连长的例行训话,训话时要大家站立,不准坐下。大家最怕被点名,一旦被点,会后全班必须立即开会,开展“帮助”、批评、批判,班内矛盾由此而起。

早晨腰疼得爬不起床,必须手执床上竹梁、把身体拉起。然后咬牙把一双热脚强行捅入被冻得僵硬的湿鞋、穿上同样已被冻成僵硬 “盔甲”般的外衣,不亲身经历,很难体验到那是怎样一种滋味。连长整天要我们 “出大力,流大汗。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以革命的名义对我们进行肆无忌惮的压榨。

在农场大乱前,星期天基本不休息。之所以偶有休息,大概是连长不想落下星期天不休息的“罪名”,否则对上不好交代。每逢小雨甚至中雨照样下地干活,大雨时也不让我们在屋里闲呆着,要我们整理、制作劳动工具。

我们在农场是临时被部队托管,部队根本就没把我们当阶级兄弟,甚至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人看,一直在把我们当作捡来的牲口,在这牲口还给主人前,抓紧时间拼命使用,无需保养,无需对生死负责。这些军队干部在他自己的连队绝不敢这么干,连队士兵不同于学生、不是改造对象,不可欺压,倘若真把士兵身体搞垮,是要负全责的。

虽然农场学生连队的连长并非都像我们连长这么可恶,但也绝非少数。

在一系列高压下,我们连队的“成绩”出奇惊人。农场里有许多军人连队,他们都是农村兵。令上级出乎预料的是我们这些从小握笔写字的学生连队干起农活来居然远远超过从小挥锄耕田的农村兵连队,连长创造了奇迹。由于连长经常篡职挤压连指导员,结果全部成绩最后就都记到了连长名下。其结果正如他所期望的,升官了,上调到北京总参。乐得他终日口中小曲不断。

大家如梦初醒,什么他妈的革命加拼命,实际上全在为他升官铺路,我们身体的每一处痛、每一伤疤都成了他升官的垫脚石。大家心照不宣,妈的,一定要把他拉下来,他怎么上去的,就叫他怎么摔下来。

满心喜悦的连长回家探亲去了。大家暗下决心、一定要在他返回之前把他拿下。大家到团部反应情况。经过文革锤炼的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懂得斗争策略,我们重点举报连长对毛泽东思想阳奉阴违,而不是举报他豪无人性地强制我们干活。团部这下炸了锅,团里绝对想不到这位全军(6293部队)知名的“钢铁连长”会出这样的问题。起初团部不认为连长有问题,认为学生连队发生了“反革命叛乱”,派参谋和干事来连队抓反革命。出乎预料,全连学生无一与之配合。大家之所以敢于不配合,一是耗尽体能的高强度劳动实在受不了了。二是我们已有分配单位,军队没有拿捏我们的任何手段,只要我们不犯错误,正常反映情况,军队不敢拿我们怎样。此时,既使由连长培育的“线人”在强大学生的压力下,也不敢轻举妄动。也就在这前后,整个农场所有学生连队都开始乱了起来。劳动时不再理会定额,收工后离开连队也不再请假,常结伴到附近小镇游玩。累了就往床上一躺,根本就不理会不准坐床、绝对不能躺床的规定。面对农场乱局,师长急忙从杭州师部赶来。这位钱姓师长是麻子,学生不吃师长咄咄逼人那一套,张口闭口对他的称呼全是“麻师长”,气得他直拍桌子。学生更不示弱,干脆当面叫他“钱大麻子”。堂堂的大师长哪容得下小兵们如此放肆?气得直翻白眼。

我们终于胜利了,连长的北京梦破碎了,但我们对他的恨并未完结,我们给连长起了个外号“王二三”,因觉得他一贯两面三刀。他非常反感,但架不住反复叫他,最后默认了,每次叫他,他都有反应。同时,我们给连里的一头黄狗也起名叫“王二三”。每当叫“王二三”时,人、狗都有反应,那情景相当好玩。连长由“监狱长”沦为“狗”,在当年那种高压态势下,一帮臭老九居然敢公开对抗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解放军,若不亲身经历,难以想象。

5. 捉奸

俗话说“捉奸要拿双”,在农场大乱前,捉奸拿双曾是军队干部的一大癖好。

在校期间,尽管校方一再强调不要谈恋爱,但体内荷尔蒙已高度过剩的男女生们已开始暗中行动,特别是文革期间跨年级、跨系别、甚至跨校际的革命大串联,变成了一场大范围的派对Party,极大促进了男女交流。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旗下,造就出一大批情侣。

毕业分配的原则一般是“远的对儿,近的坠儿,不远不近是光棍儿。”分到农场后,每连都能摊上几对儿,他们当中有的已领结婚证。在农场艰苦劳动之余,和恋人谈心是最大的精神安慰。但连长不能容忍。他说“这是躲入资产阶级的避风港,消磨的是革命意志。”其实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正值他的家属来连队探亲,他可以天天楼着老婆睡觉,但不允许人家情侣谈心,实在滑稽可笑。人们常把男女幽会说成是受蛇的诱惑。亚当与夏娃当年就是受蛇的诱惑偷吃禁果。丹阳湖的野蛇特多,可能就是在这些蛇的诱惑下,对儿们幽会不断。连长在全连大会上近乎声嘶力竭地高喊“工余时间无产阶级不去占领,必然资产阶级就去占领,绝不能掉以轻心。”于是开始了“捉奸”行动。但在百余人的连队里只有5-6名军人,军人获取奸情全靠一些学生提供。有些学生心灵扭曲,对别人谈恋爱羡慕嫉妒恨。他们在校时没能捞上女生,在农场封闭的环境里更困难,且农场的女生大多早已花落有主,剩下的多为“残次品”。伯杨曾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西方人看到别人干出成绩,首先想的是自己干出更大的成绩超过别人。但中国人看到别人干出成绩后,首先想到的是让别人干不出成绩。”这帮没搞到对象的人,受变态心理的驱使,想方设法让别人也搞不成。他们没有胆量去捉奸,也知道不应该去捉,于是他们一旦发现情况,就举报给军人说“有人潜入到稻草堆中,可能是阶级敌人来破坏捣乱。”军干部心领神会,兴致勃勃,带上手电立即出发。猫着身子,踩着猫步,蹑手蹑脚轻声接近现场,然后突现在草堆前,打开手电。虽说是捉奸,其实什么也捉不到,情侣们心里有数,绝不敢动真格的,充其量也就是搂搂抱抱。这帮军人想通过捉奸看到点女生来不及掩盖的要害部分,纯粹是痴心梦想。最后,军人们还总是说上两句冠冕堂皇的话 “啊哦,是你们呀,我们还以为是阶级敌人潜入我连破坏捣乱!”

那年头不仅在农场有捉奸队,后来我发现在北京各大公园都有职业捉奸队。1971年我结婚后同妻子到天坛公园。在公园的西北方有一大片树林,有很宽的路直通里边的长椅,我们进去后坐在椅上谈心。不经意间回头一看,发现40米开外有两人正在弯腰低头在灌木丛中轻手轻脚地向我们身后右侧方迂回。我奇怪,不知他们要干什么。不料,10分钟后,那两人似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拿了个小纸片在我们面前晃了一下,像是亮明身份,然后劈头就说“搞对象要注意文明!知道吗?”笑话,我俩端端正正地坐着,身体没有任何接触。再说,即使不文明,关你的屁事!我们没理他。那人又说“这里游人止步知道吗?”。他们还想纠缠,我俩立即三步并作两步,强行把他们甩开,不再理他。真不理解,如果游人止步,为什么不立个大招牌放在路中央、或把路关闭?显然是在钓鱼捉奸。我家离天坛很近,之后常来这里观察,发现那两人几乎天天出没在此地,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才不见踪影。

6. 逃难

长江中下游原本有许多湖泊滩涂,是天然水库,汛期蓄水,枯期泄水,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但进入60年代后,在战天斗地思想指导下,围垦了大量滩涂甚至湖泊。河系丧失了自身调蓄能力,使得几年一遇的洪水造成几十年一遇的灾害。每当洪水退去,人们就说战胜了洪水。其实有进有退的大水才叫洪水,洪水会自动退去,不是被人打败后逃跑的。

1969年夏,本是正常的汛期却带来了不正常的超高水位。周围一些村落开始因排水打冤家,死了人。起初我们还在看热闹,认为我们军垦大堤绝没问题。后来洪水越涨越高,大堤开始泄漏。大家奋不顾身,手挽手做人墙,严防死守,“人在大堤在!”的口号响彻云天。但洪水太猛,溃堤太大,最后终于放弃抗洪,撤离,于是开始逃难。

同是逃难,军队与学生的待遇大不一样。军队有卡车运送,学生步行。学生不满,强行扒上运兵车,车上士兵用脚往下踹,不少学生跌伤。愤怒的学生用泥块投击车上的黄皮狗,黄皮狗们徒手向学生做射击动作,十分混乱。从小看电影《南征北战》长大,片中国民党伤兵试图扒上运兵车,车上士兵往下踹。一直以为只有国民党才有这事,想不到由我们这帮臭老九亲自上演了一出丹阳湖版的《南征北战》。

我们向北撤到山下,住到村民家里。直到这时我们才惊奇地发现村民生活竟如此贫困,大夏天的居然没有青菜吃,原本种菜的自留地已在文革中上交。每家下饭的菜全是白薯秧叶片下约一寸长的小梗,用盐水浸泡一下,一顿饭下来也就吃十来根,天天如此。离村不远处有一废弃的麻疯病诊治所,不由得添生了几分恐惧。

虽说农场管理已大乱,但受传统教育多年的我们并没放松自己,我们主动帮村民干活。40多度的高温,干起活来头晕目眩。好在身后没有军人压阵,也没定额,自己悠着干,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

使我们更惊奇的是这里男人们居然当着许多不远处妇女的面、赤条条一丝不挂下池塘洗澡、甚至行路。更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妇女、其中不乏年轻女子,对此竟熟视无睹、全容忍。更更更惊奇的是我们这帮号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少人入乡随俗、跟进,效仿,尤其喜欢在年轻女人的面前裸露。没想到人类花了几千年建立起来的文明竟如此脆弱,竟如此不堪一击,居然还是被一帮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击溃。我们从小被告知,人群中有少数人有暴露癖,是病态。可眼前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不是少数,也不像病态。体内荷尔蒙已高度“产能过剩”的20出头的男人们总是想方设法消解这些物质。但受法律约束及社会舆论的压力,常态下不敢随便消解。但是当外界的约束和压力一旦减轻,人类的动物本性就顽固地显露出来,外界压力减轻多少,人的动物本性就向外泄露多少。怎么会有这种事?难道男人们本质都坏?好像也不是,这就怪了,想来想去,大概是上帝的错,上帝当初在造人时,就是这么设计的。哪个男人见了漂亮女人不心动?动物一生只干两件事,求食觅偶。在人类社会中,许多人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所经营的仍然也是这两件事,求食(挣钱)觅偶(搞女人)。当今居然有许多人认为挣钱越多、搞女人越多,越成功。我常想,如果有一天不再认为强暴妇女是犯法,不知会有多少男人立马跟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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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救人

逃难期间,每天劳动完都到池塘洗澡,池塘内有个小岛,小岛周围水域下有一条两米多宽、没人深的环形沟。会游泳的人喜欢过沟、到小岛上戏耍。不会水的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清华无7的T不会水,想去小岛,他问岛上的清华自7的C(陕西人)以及清华动7的L(北京顺义人)沟有多宽。C、L同声回答“不宽,一迈腿就能过来。”众所周知,对会水的人,这水面下两米多宽的深沟确实一迈(游)就过,但对不会水的人犹如万丈深渊。C、L明明知道T不会水,却纵容他过沟,极端不负责任。我立即警告T“沟很深,千万别过!”。几分钟后回头一看,不见T的踪影。坏了,他肯定是落水了!再看C、L二人,他们正密切注视水面,一言不发。我立即对C、L说“T落水了,快救他!”。二人只是对视了一下,纹丝不动,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微笑。我立即游到T的位置,正欲潜水救人,C、L二人齐声同喊“别救他,他会把你拽下去,你也死!”我猛然醒悟,立即停下来,高呼救人,并立即爬上岸,一路奔跑高呼救人。三排有几位水性很好,其中一位是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北京人(其女友是清华一位漂亮女生)。他们跑来,立即潜水把T救起。T已不省人事,脸色青紫。大家齐手把他肺及气管里的水控出来,然后进行人工呼吸。谢天谢地,他醒过来了。

这事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每逢回忆起,心情都很难平静。不明白人世间怎么会有C、L这种人,大家同在一排,朝夕相处,无怨无恨。T很精明,从不得罪人。C、L纵容T去冒险,到了真要死的关头还劝阻我别去救。如果T真死了,我不明白他们到底能得到什么?后来我发现这种人为数不少,他们总是希望别人出事,出大事。为什么?我不是社会学家,分析不出他们的心理动机。
也许我应感谢C、L,要不是他们及时劝阻,如我真去救T,说不定真会同T一起丧命。我糊涂了,不知道到底是应该感谢C、L,还是应该咒骂他们。

至今T不知道是我救了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知道。在我一生中,每逢遇到困难,就奇迹般的化解,感到有只无形的巨手在帮我。比如,1970年3月,在没有任何后门的情况下,我奇迹般地重获北京户口,并进入中科院工作。我确信是上帝在帮我,上帝为什么帮我?仔细想来,能引起上帝称赞认可的,大概只有救人这一桩。仅此一桩,却终身受益,使我更加坚定今后一定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多积德。

8. 抓逃犯

农场劳动异常艰苦,在封闭的环境下,禁锢的不仅是手脚,还有心灵。唯一暂时逃脱的办法是让家里拍个电报,说父母病危。连长对此一概不信,一概不准假,但其中确实有真实的。上边提到的被我救下的T忽然接到父病危的电报,T心里有数,尽管连长不批,T执意立即回京探望。
T避开线人,精心策划,决定在后半夜起身上路,他的班长(清华冶8的)决定送他。可能消息有所走漏,排长(就是前边提到的那个除了智商不高以外、怂奸坏没一样不高的那位)半夜多次起床查看T的铺位是否有人。T半夜假装上厕所,然后用一床被子做成身体状,再用一床被子盖上,悄悄与班长趁夜色出发。虽被线人发现,但线人不敢立即通告排长。半个小时后,线人伪装上厕所,路过排长铺位,轻捅排长。排长发现大事不妙,立即连夜追赶。

T与班长来到小镇小丹阳后,天还没全亮。去南京的长途汽车站还未开门卖票。二人十分焦急,随便在小镇吃点东西。此时排长赶到,看到T及班长二人还未离开,顿感宽慰,然后对售票处的人说不准卖票给二人,并说二人是农场逃犯。排长觉得在全国大学解放军的形势下,一个现役军人的话哪有不听的道理,于是放心去吃早点。等回来一看,不得了,T不但已买到票,而且已坐上汽车。排长慌了,急忙拦住汽车,不准汽车开动,并高呼“他是逃犯,抓住他!”。车没法开动,车上乘客十分厌烦,催促司机快点开车。车慢慢前移,排长慢慢后退。突然,班长扑向排长,把他推开,汽车立即飞驰上路。排长望着远去的汽车,顿时放声大哭“完了,全完了”。之所以喊完了,是因为他知道这次把事办砸了,提干彻底没戏了,本已向提干迈上了半个台阶的他,这回彻底完了。

班长是党员,连长不能容忍党员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决定给班长处分。经团部批准后,正准备向全连宣告,T从北京来信说他赶到北京时,父亲刚刚去世3小时。他父亲是工人,过硬的出身,特别是经几千年积淀出的伦理道德,迫使连长应撤销处分,但连长仍执意坚持。在向全连宣布时,连长罗列了班长许多其它“错误”,把送人之事一语带过。

那年头背个处分是大事,殃及一生。不过班长这位来自福建诏安的农家子弟倒是满不在乎,后来听说他分到广东韶关。这么侠义的人在中国不多。

T很精明,虽说与连里闹了一炮,但他与连里的关系并未搞僵。后来由于国防科委的一些单位撤并,使得部分分配权落到了连里。连长由于一直过分张扬,上级对他也渐生反感,连里的大权慢慢落到了指导员手里。指导员这人还算有人性,T最后分到北京,大概是指导员想以此作为对T的安慰和补偿。

9. 拣稻穗

我们农场处在安徽与江苏交界的安徽一侧。在这里一看地里的庄稼,马上就能断定两省的分界线在哪儿,安徽这边庄稼明显不及江苏。我们收割后不再拾捡落下的稻穗,按说应该允许附近的村民捡,但贫苦的村民入农场后难免顺手牵羊,于是农场一律禁止他们捡,一旦发现立即轰走。当年军队在围垦时,为了避免与村民共享大堤,也就是不以村民的大堤为基础向湖内围垦,而是在湖内离开村民大堤约500米、平行于村民大堤另建新堤,然后向湖内圈地。整个农场与原陆地的连接处很窄,且有士兵把守。村民若从陆路进入农场很困难,一是要绕路很远,二是有兵把守。但从水路进入却很容易,只要乘小船,划过500米就可进入。所有拾捡稻穗的都是划小船进入,他们大多是年轻农妇。一天一名士兵追赶一群拾捡稻穗的农妇,此时突然狂风大作,水翻狂浪,大雨濒临。农妇们急忙挤上小船,小船严重超载。此时那名士兵仍继续追赶,在这关键时刻,如这士兵稍有点人性就不应该再追了,可他没有。超载的小船晃晃悠悠急忙驶入风浪中,不幸翻船。事后当人们把溺死的农妇捞上岸时,看到她们手里还紧紧攥住稻穗。每每想到这,喉咙就感到阵阵哽咽。是什么使她们只为一把稻穗就失去生命?穷,太穷了!

在圣经中多次提到要允许穷人拾捡麦穗,并在收割时要把田间的边边角角处留给穷人。至今在以色列仍履行这一古老的犹太戒律。在果园中应把落地的果实留给穷人。穷人进入果园后不顺手牵羊,更不哄抢,只有在诚信社会里才能做到。犹太人早在3000多年前就能做到,为什么至今我们仍做不到?在我们农场,管不住村民不顺手牵羊,拦不住士兵丧失人性的追赶,我们的社会人性堕落一环扣一环。

在农场,人性的堕落还远不止这些。有一名学生常自发到田间“护青”,还多次受到表扬。好家伙,原来这人专门追赶未成年漂亮的女孩。追到女孩后,不是没收稻穗,而是去摸惊慌女孩的胸。可怜的女孩,为一把稻穗,就把自己的酥胸第一次如此轻易地献给了臭流氓。虽说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臭流氓是少数,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社会已何等堕落。

10. 出血热、鼠与狗

农场一直闹出血热病,死了好几名学生。我们连的位置靠近农场出口,天天都眼睁睁看着多起担架、抬病人急急忙忙奔向团卫生所。团卫生所设施非常简陋,染病学生实际上全靠自身恢复。由于被送来的人逃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团卫生所环境还算安逸,伙食也比连队好,多数染病学生都能恢复过来,但也有少数挺不过来。从发病到死一般也就三四天。军方为了标榜全力抢救,在通告中多次说“为了抢救XXX,用了一卡车的药”。没文化的团参谋和干事们觉得用药越多越能体现军队对学生的关怀,太离谱。

每当死人,大家就不约而同地问“下一个是谁?”有位清华7字班的,戏说“下一个可能是我”,果然说中了,大家越发恐惧。几天前还活蹦乱跳,就这样走了。从此大家再也不敢乱出戏言。大家明明心中恐惧,还得装出满不在乎,装作朝气蓬勃。

据说这种传染病来自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螨虫。于是展开了人鼠大战。按照上级指示,首先在营地周围挖防鼠沟,一米多深、半米宽,沟内放水。但我们发现老鼠不但会游泳,而且过沟如履平地。同样根据指示,还在营房入口建半米多高的防鼠门槛。出这种馊主意的人大概以为老鼠入营房也像人一样走正门。我们营房用油毛毡和苇席搭建在滩涂上,无论墙根还是地面到处是鼠洞,房内老鼠窜来窜去。最后谁染病,全靠天命。有一段时间每晚关灯后,总有老鼠嗒嗒嗒爬到我床头,在苇席与油毛毡间窜动。用力拍打,轰跑后不一会儿又回来,非常讨厌。老鼠在夹层间,特别是在黑夜,看不到它的具体位置,即使看到也抓不到。后来我终于想出了办法,我把铁丝一头弯出个把手,另一端磨尖。等老鼠来时,隔着苇席,仔细辨听声音,判定老鼠的确切位置,说时迟那时快,对准位置,铁丝猛剁下去,立即听到吱吱尖叫。大家齐声欢呼,对老鼠的恨全都撒到了这只身上,此后未见老鼠再来床头。

田野到处是老鼠,抓不过来,只能抓营房附近的。用铁锹挖鼠洞,老鼠窜出后,若用铁锹拍打根本来不及。但狗能立即抓到,并且当即吃掉。北方人常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丹阳湖的狗彻底颠覆了这一说法。我们连队养了两只狗,一只黄毛,公的,其貌不扬,很笨。这狗与穿黄军装的连长同名,同叫“王二三”。另一只黑白花,母的,很漂亮,挺灵,每次挖老鼠都带上黑白花。两只狗同在我连,也就促成了它们的“婚姻”。要是能给黑白花更多的选择,绝轮不上黄毛。后来下了一窝小崽。

当年在城里不让养狗,来到丹阳湖后,才第一次了解到狗的习性,并彻底明白了什么叫“走狗”。全连100多人,狗全认识。若我们与外来人笑谈,狗摇头摆尾,一付哈巴相。若我们训斥外来人、要他们离去,狗立马一通狂吠,装出一付要扑上去的样子。后来我发现人群中就有不少“走狗”。在工作单位,有些人对不被领导看好的人百般刁难歧视,觉得只有这样才算是尽职尽责、尽忠尽孝,尽快尽早受到重用提拔。

11. 通讯员

来到农场后才知连里还有个专职的通讯员。名为通讯员,实为连长及指导员的勤务兵。之所以不叫勤务兵,大概是底层军官的级别够不上配勤务兵。

连里最早的通讯员是清华化7的Z。通讯员可终日留在连部,东溜西逛,不参加繁重艰苦的劳动,对Z来说,福从天降。但Z书生气太浓,他以为通讯员只干通讯,结果很快就被撤换。新换上来的是一位西安电讯工程学院的研究生,他来自穿军装的军事院校,知道该怎么当好通讯员。冬天每晚都给二位连“首长”焐好被窝。热水袋究竟是谁花钱卖的,不知道,大概二位首长不会自掏腰包。晚间还要为二位首长打好洗脚水。夏天睡前为首长挂好蚊帐。无论冬夏,清晨都为首长倒尿盆。为了不让大家看到,每天都赶在起床号之前干这项革命工作。有一天有位学生清晨上厕所,伸脚给这勤务兵使了个绊儿,让这勤务兵来了个嘴品尿,成为全连经久的趣谈。这位研究生28岁,二位连首长均23岁。年龄及学历的差距不能成为不为工农兵服务的理由。其实这位研究生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光靠这些“硬件”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他必须要及时探听大家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大家对连长指导员的牢骚怪话,及时汇报。到后来大家都尽量避开他。但有一点避不开,就是来往信件都要经他的手。我们惊奇地发现,来信经常被私拆。究竟是谁干的,不清楚。信件由团里转来要经好几道手,连里的嫌疑最大。既然来信被拆,发信肯定也不可避免。大概是有人想通过拆信挖出潜在的反革命,立功受奖。到后来,重要的信件大家都是跑到30里开外的镇邮局去发。
虽说通讯员这活儿天天端尿盆,遭人鄙视,招人恨。但在绝大多数人心底里,仍认为这是一份令人向往的差事。正像当今人人喊反腐,很多人反腐是因为自己捞不到腐败的机会。

12. 小镇游

在农场大乱前,若请假去趟小镇,犹如出国般困难。到了小镇,愉悦、“新奇”的感觉不亚于出国。那时归队时间卡得很紧,晚几分钟都叫超假,要受严厉批评。

大乱后的一个星期天,我约三人去小镇博望。天气很好,我们游过500米,蹬上村民大堤。一路“高歌猛进”,扯开嗓子唱文革前的封资修歌曲。同唱《红莓花》,为什么喜欢这歌?大概是渴望有位看上自己但还没“讲出来” 的女孩,或许是自己看上了某位姑娘、还没对人家“讲出来”,说不清楚。我们同唱《伏尔加船夫曲》,“拉完一把又一把,河水滔滔深又阔,对着太阳唱起歌……”。心底的痛一股脑地倾泻出来,渴望早点结束丹阳湖的煎熬。

到了小镇直奔饭馆,这才是真正的目的。连队伙食太差,肚子馋虫发作,来小镇解馋。我们没要酒,一是饭馆只有劣质白酒,我们都不能喝白酒。二是都不愿再花费了,本来下馆子都是咬了咬牙,一拍大腿“他妈的这个月不过了!”才来的,每人家里都不宽裕。我们以茶代酒,共祝日后飞黄腾达,局长、部长、总理、直至国家主席,每人都过足了官儿瘾。

饱受性饥渴煎熬的“光棍儿们”,话题自然离不开女人。同行中的“小屌毛灰”是清华力8的,福州人,小个儿,很精明,但大多是小机灵。他曾居然敢对连长说“你一心只为乌纱帽”,连长也没报复他。小屌毛灰有个女友在家乡,他拿出照片,哇!真漂亮。也许这就是拿出照片的原因,显摆显摆。我们问这女孩干什么,他说她拒绝上山下乡,呆在家。咳!又是一个前途未卜。后来我们离开丹阳湖后,听说由于这女孩出身不好,小屌毛灰被迫离开原分配单位。再到后来,由于分配权落到了连里,连长终于报复了他,把他分到陕西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同行中另一位是清华冶8的邵老弟,苏北人。此人面相似有点“狠”,但人很随和也挺友善。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他的浪漫故事,讲他如何机智巧妙地周旋在两个女孩间。我们立即问“你对人家两个女孩都动真格的了?”。不料他反问“啥叫真格的?”,反倒把我们问住了。得了,不能再问了,到此为止。

同行中的第3位,人称“黄胡子”,是因胡子很黄。别误会,不是二毛子,纯正的炎黄子孙,河南人,哈工大的。当时河南人大多看上去都带着股土气,黄胡子也不例外。不过这位思想一点也不土,看过许多书,特别是说起二战德国的西姆莱、戈培尔、戈林等倒背如流。从言谈中知道他还没女朋友。他个矮,相貌也不大行,找对象可能有困难。不过对男人来说,只要智商高情商高,不愁找不到漂亮女人。黄胡子人很机灵,大概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

室外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我们困在饭馆,直到晚上人家打烊才离开。虽说农场已大乱,但我们还没胆量在外过夜,只能冒雨往回赶。赶到村民大堤前,我坚持游泳回连队,经他们三位反复劝阻,最后同意与他们一同绕行走陆路。后来每每回忆起来都感到后怕,我居然敢冒这傻气,敢在大风大浪的黑暗中游泳。

村民大堤有许多分叉,大堤两边都是大面积水域,迷路了。拍开一户人家,那人挺好,不但详细告之,还端上热水,叫我们暖暖身子,最后执意把一盏马灯交给我们,并说了一句令我终身难忘的话“出门在外,不容易呀!”这是我来丹阳湖第一次听到如此有人情味的话。心里顿感温暖,同时又感到内疚与可笑,我们落到这地步,不是公干,是违纪出来游玩。

在大雨中摸黑走了约40里,回到连队已后半夜。连长没敢批评我们。

13. 那个风雪雨夜

农场大乱前,在一个冬雪夜,全连到20多里外的团部去听最高指示传达。这天我值日,留在连队为大家烧晚间洗脚水。大风裹着雨雪,十分寒冷。供电系统突发故障、断电,这下坏了,我人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水井在营房外,与灶台隔一道约2米宽的沟,沟上的桥由两根粗毛竹拼成。平时挑水过沟没有问题,但在大雨断电的晚上就难了。我没手电,连里原本少数人有,由于常被借用,成了公用,最后就全都“没电了”。

我摸黑挑水,半个脚掌、半个脚掌地向前挪蹭过桥。好不容易把锅里水挑满,但老是点不着火,稻草全都湿透了。我多次摸黑往返营房,寻尽所有引燃物,都不管用。我陷入恐惧,烧不成洗脚水,这可不是小事。一年来大家在农场积攒起来的愤怒不敢往上撒,若烧不成洗脚水,将会暴风雨般地撒向我。上纲上线,说我这是在发泄对再教育的不满。甚至有人会把我平日的支言片语编撰成反革命言论集,向上汇报。连里经常开展背靠背揭发,还专门设立了检举箱。我必须严加提防,绝不可因琐碎小事引来公报私仇。平时一个个看上去笑容可掬、慈眉善目,说不定他就是背后致人死地的检举杀手。

欲点燃湿稻草,关键在于初始必须要有一足够大的火力先把稻草烘干,烘干后稻草燃起,再烘干更多的湿草,如此往复扩大。如何才能找到足够大的火力?试了许多办法和材料都不行,我非常着急。此时胸前突发奇痒,在撩开内衣的瞬间,突然悟到我的尼龙内衣是干的。对,就把它点燃。我立即脱下,做好一切准备,“这是最后的斗争……”不由得庄重地唱起国际歌。

谢天谢地,火终于点燃了,直到把水烧得滚开,然后慢慢续草维持,等待大家。我转过身,背对灶口,烘烤湿透的后背。忽见土墙上人影晃动,似幽灵鬼影。不,那不是鬼影,是灶台里的火光打到我身上,再投射到墙上形成的影。平时每天除了超强度的劳动、就是站立笔直听训话,终日忙忙碌碌,根本没时间和机会坐下来静静思考。今日难得一次机会,此时最想念的是北京的母亲,不知她现在正在干什么,她想到她的儿子正在这儿活受罪吗?同时也想到了北京清华女友,她现在正干什么?是不是正在温暖的宿舍里给我写信?她也正面临毕业分配,她能分到北京吗?我算是完了,回北京没戏,不敢再往下想……

14. 京梦成真

1970年3月,大家在丹阳湖的苦日子终于熬出了头,陆续奔赴自己的分配单位。由于在劳动期间有些单位已关、停、并、转,使得有些人沦为待分配。为了解决这批人,又下达了一批新的分配指标。这下坏了,连里有了分配权,连长疯狂报复。

由于我的分配单位没有变动,连长虽卡不了我,但我若想趁机换个好单位,没门。因在农场大乱后,我虽没带头闹事,但一直跟着哄,连里、特别是连长对我没有好印象。我耗在农场意义不大,应趁早离开。

一年半来虽天天盼着离开,到了真要离开,看看自己的营房、睡过的床、走过的路,一种苍凉的惜别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但又一想,唉,这鬼地方有什么好留恋的?妈的,快走!

在离开农场的卡车上,碰到一名分到北京中科院的人。我到京后,没顾上回家,从车站直奔中科院。了解到中科院某所共接收了10名丹阳湖学生。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共批给这个所78名农场学生进京名额,正在招兵买马。我当即决断,不管该所是否收留我,立即投入这个所的挖防空洞劳作。经历了一年半高强度劳动锻炼的我,挖防空洞这点体力活是“白玩儿”。所里那帮常年呆在办公室的人对我的挖掘惊叹不已。几天后该所的人事处长对我说“虽然我们没看你的档案,但信任你。你把你的国防科委的报到证交给我,我发回到丹阳湖,叫他们换一张给我们所的报到证来。”
在丹阳湖,是团里签发报到证,我在农场默默无闻,既无好的名声,也无坏的名气,团里一般不会为难我。怕的是连里,连长这人坏透了,另外,连里的学生们一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没办法来北京,但他们有办法让我来不成北京。

等呀,等,忐忑不安地等,像高考后“漫长”的等待。两个星期后,喜从天降,报到证终于换回来了!奇迹。就这样我重获北京户口,入职该所。从1968年8月底离开北京,到1970年3月刚好一年半。真是奇迹,梦想成真。更令人兴奋的是女友也顺利地分到北京。我常常回顾反思,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全是上帝在帮忙,这使我更加坚定这辈子一定要做好事,不做坏事,为己、为儿女多积德。

回想在农场的经历又常常后怕。在农场大乱后,如我做了出头的事,那么换报到证的事肯定要卡壳儿。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今后绝不可情感用事,绝不可做出头鸟。看看后来连长对有些人的报复,真惨!

我落脚北京后,连里的来信如雪片般地飞来,起码有50多封,托我帮忙。如这些人全来,78名的进京名额足以容下。但我绝不能让那些自私贪婪、特别是那些告密线人们来。其实他们若来非常容易,只要从农场开个来这里的报道证就可以,但这层窗户纸不能轻易捅破。我给几个要好的哥们回信,要他们在某时某刻到小镇邮局听我的长途电话。因秘密不可写在信中,只能私授。但没回音,我拍电报、甚至加急电报,仍无回音。我知道这是连长在做怪,他肯定知道我是在帮这些人来京,而这些人恰恰就是连长最不欣赏、甚至嫉恨的。最后只有两人经东转西转后才成功,其余都没来成,科学院的这个研究所也白白浪费了几十个进京名额。

几年后见到那帮没来成的哥们,获知他们当年确实没收到我的任何音信。为不给他们造成痛苦和遗憾,我没说我入职这个所曾浪费了好几十个入京名额。当时我真该去趟农场,向他们面授机宜,但没去。不是心疼来回30多块的车钱,为朋友两肋插刀理所应当,这点钱不算什么。只是担心回农场有可能把我自己的事搞黄了。我落脚京城是在连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办成的,他肯定耿耿于怀。如再次相见,他绝不会放过我。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不能刺激他。不可回农场,误了自己的大事。

我能回北京,表面上是巧遇+奇迹,实际上全是上帝的安排,上帝之所以如此安排,肯定与我救人(救T)有关,只此一件就令我受益终身,使我深刻醒悟到这辈子今后一定要做更多的好事,绝不可做坏事!

15. 后记

2019年经多方打听,终于联系上了曾被我救过的T。电话中听到他熟悉的声音令我兴奋不已。几十年来我一直关心他,不知他过得怎么样。我兴致勃勃地回忆农场那段蹉跎岁月。回忆他与班长如何逃避排长的追捕,回忆他落水被救……。直到这时我仍没告诉他是我救了他,因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的那份真情。

非常令我失望,在他不多的回应中,句句充满了官员的那种典型的拿腔拿调,“阴、冷、傲”的语气令人难以承受,当年的那份真情全无踪影。不用问,他当官了。谈话没法再继续,不得不挂断电话。

我不死心,立刻再次拨通电话,告诉他是我当年救了他!期待他有所改变,不料他反应越发冷淡。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也许他认为我打听到他当官后,有事求他,于是编造离奇的救人故事,骗取他的帮助。

我仍不死心,立即又写了一段很长的文字,用短信发给他。详细告诉他当年我是怎么救他的。我想这回怎么也得有个回复了吧?但至今没等来,彻底失望。

后来核实,他果然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人一当官马上就变,古来今往基本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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