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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寒: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写在傅雷先生辞世纪念日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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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4/2019 6:36 下午  

楚寒: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写在傅雷先生辞世纪念日之际

再过几天就是九月了,是吾儿入读公立小学三年级开学的日子。美国中部相比于美国东岸、西岸,开学开得最晚,不知是何缘故?这让我的儿子度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

前几天的某一刻,我心里瞬间想起来一件事:九月初是我生命中一位重要的文化人辞世的忌日。当年他的数本译著和著作,对我的人生有着莫大的影响。

这位文化人,就是在“文革”中因遭迫害而在上海家中自尽身亡的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傅雷先生。

昨晚,我接连找来有关傅雷先生的两篇文章细细阅读,并搜到傅聪先生演奏的萧邦夜曲第62号来听(钢琴家傅聪先生系傅雷先生之长子)。一篇,是陕西作家狄马先生的《傅雷之死》;另一篇,是北京记者胡思升先生的《傅聪的韵律和品味》。伴随着萧邦柔和的钢琴曲,这两篇文章直读得我心头悲凉,不胜感伤。

记得几年前的一个秋日,那是2013年10月27日。那日,已离开人世47年的傅雷夫妇合葬仪式在上海举行,傅雷和朱梅馥夫妇的骨灰合并在一处,安葬在上海浦东福寿园海港陵园的“如茵园”内。在当天的安葬仪式上,傅雷的次子傅敏带着满脸的伤痛,抽泣着感叹道:

“这是一个悲剧,有着特定的历史根源。这个根源还没有彻底被铲除,但我坚信随着时代发展,邪恶的东西终将被阳光所取代。”傅敏这句耐人寻味的话,让我一时间唏嘘不止。

傅雷一生在文学翻译、音乐和美术理论、美学批评等领域多有建树,凝聚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独特的“傅雷精神”。

身为一名翻译家,他翻译了数量众多的法语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文史名家的著作。数十载译书生涯,他交出了34部法国文学译著、整整15卷之多的《傅雷译文集》,总共有五百多万字,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巨著,以至于有人评价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两度翻译了罗曼•罗兰的长篇巨制《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身为一名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对古典音乐大师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等人的诸多赏析、评论文章。

身为一名文学评论家,他对一些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的点评,为学界树立了文学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

再有,他长期写给孩子的家书,后来编撰成了《傅雷家书》。该书自1980年代出版至今,感动了华人世界数百万的读者。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在翻译领域可以说是“译如其人”。正如傅敏对父亲的那句评价“他是一个拥有赤子之心的人”,傅雷一生正直善良、嫉恶如仇、积极勤奋,因此他的翻译作品也是多以揭露社会弊病、描述各式人物的奋斗抗争为主,譬如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在他翻译的罗曼•罗兰所著的《贝多芬传》里,傅雷以一位音乐鉴赏家的角度用“自己的笔与贝多芬心灵相通,在与命运的搏斗中彼此呼应”。这些卷帙浩繁、文笔优美的系列法国文学译著,使得傅雷成为中国近现代翻译界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傅雷家书》。该书最早出版于1981年,由傅雷次子傅敏编辑而成,成为当时中国大陆轰动性的文化事件。这些家书开始于1954年傅聪出国留学波兰学习音乐和钢琴之际,终结于1966年傅雷夫妇离开世间。在这十二年间,傅雷父子通信达数百封,贯穿了傅聪出国留学、演奏成名到结婚生子的成长经历,也映照着傅雷的翻译工作、朋友交往以及傅雷一家的命运起伏。

根据傅雷的自述,与儿子通信的主要目的是:讨论艺术、激发青年人的感想、训练孩子的文笔和思想以及及做一面忠实的“镜子”。这对父子通信的内容,除了一些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通过这本广为流传的《傅雷家书》,一位纯洁、正直、高贵的文化人跃然于纸上。傅雷留下的这一封封家书,可谓在一个文化受到戕害、文明遭到毁灭的时代里,得以幸存保留下来的一粒精神的、和追求真善美的种子,也是在一个民族历经暗夜和劫难之后保留下来的一星火种。

然而,一个被暗夜笼罩的时代容不下一颗高贵的灵魂。这位中国翻译界巨匠的厄运从他49岁那年即1957年开始降临。

在当年突如其来的“反右运动”中,傅雷因为曾经翻译过有关苏联的文章集结成《美苏关系检讨》一书、以及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上发表过《所谓反帝亲苏》一文反击左翼文人,构成了他“思想反动”的罪状。到了1957年下半年,傅雷被指控为所谓“亲美反苏急先锋”,遭到上海各大报纸的连日批判。次年4月下旬,傅雷被打为政治贱民,即所谓“右派分子”。

在傅雷被划为右派后不久,1958年12月,他的在波兰留学的长子傅聪因不愿接受组织安排回国参加反右运动、从而逃离共产波兰出走英国(当时英国系“敌对国家”),成了一名所谓的“叛逃者”。傅雷因此而受牵连,被当局认定为“教育出叛徒傅聪的、来自旧社会资产阶级文化界的渣滓”。此后,傅雷终日闭门不出,情绪陷入苦闷、低落之中。

到了1966年8月,在那场席卷中华大地的国家恐怖主义运动中,傅雷遭到青少年恐怖组织即所谓“红卫兵”的抄家。他家中被搜出藏有所谓“反党罪证”,即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傅雷夫妇因此受到红卫兵们连续四天三夜的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伤害和凌辱。

数天后,9月3日夜,傅雷夫妇带着绝望的心情,他们夫妇俩人在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的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自杀身亡。傅雷吞服了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享年58岁;夫人朱梅馥在窗框上自缢而亡。

一个曾被人形容为“直如竹筒、纯如水晶”的文化人,被那场以“文化”和“革命”为名的黑暗浪潮吞噬了。

回首1966年9月初那个暗淡无光的夜晚,我想,每一个熟悉傅雷文字与性情的人定然会感到伤痛,但同时却也并不感到意外。从傅雷的生前言行文字可知,他本来就性情刚直,就像一团熊熊的烈火,怎么也不愿主动熄灭。他因不堪忍受莫大的凌辱,从而主动结束自己年愈半百、尚未六旬的生命,来表达自己对于一个疯狂而野蛮的时代的失望,乃至于,彻底绝望。

自少年时代离家求学、旅法留学,到回国教书、译书、著述,长期积累的知识学问、人文艺术涵养,使傅雷成为一个胸中藏有浩然之气的刚者、一位具有现代独立知识分子气质的文化人,成为同时代人眼中“直如竹筒、纯如水晶”的一个异类。这种刚直、耿介的品格,在数千年来的华夏民族任何一个朝代中,可以说都是难得见到的,就连儒家圣人孔子也曾说过“吾未见刚者”。傅雷行事为人素来直率,从来不虚伪矫饰,他的笔名“怒安”,即取自“文王一怒而天下安”。傅雷的刚直、耿介是他的一生写照,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却注定了招致灾祸。这是他的本色,也是他的命运。而这一抹文化人的刚劲,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大陆知识界难得的一抹亮色。

写到这,我想起了有关傅雷的一件往事。

1958年的某一天,在上海各大报纸对傅雷加以批判的日子里,当时主管上海文艺工作的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想要暗中保护傅雷,故委托傅雷的好友、剧作家柯灵深夜造访傅雷家,希望他能“做个检讨、以免戴上‘右派’帽子”,还事先特意为傅雷写好了一份检查书。

但是,傅雷在听明来意后,拒绝了在这份为他准备好的检讨书上签名,同时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无法做那样的‘深刻检查’!”

多年以后,离休后的石西民在回忆往事时,无限感慨地说道:“傅雷是个有思想、有个性的铁汉子、硬汉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傅雷在他人生那样一个艰难时刻所说的这句话,曾经像一道闪电般震撼了我,让我在午夜梦回之际既为他纯诚的人格所感动,又为他悲惨的人生遭遇而愤懑。如今,傅雷离开人世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我想无论如何,世界应该记住这位抱屈受辱死于“文革”初期的中国文化界人物,让“傅雷”这个纯洁而高贵的名字流传于世间。

未来的某一天,我也会告诉我的孩子,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有一个叫傅雷的知识人,生前把人格看得比任何东西都可贵,为此,甘遭厄运至死。

作为一个生于“文革”末年的后辈知识人,在这个傅雷辞别人世的纪念日之际,我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用文字写下对他著述文章和苦难人生的一点缅怀,也写下对他那如水晶般纯洁人格的深深敬意。

写于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修改于二零一九年三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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