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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士同:读《野蛮人来临》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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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士同:读《野蛮人来临》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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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士同:读《野蛮人来临》札记

《野蛮人来临——汉学何去何从?》(北京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编选了德国汉学家顾彬有关汉学的24篇文论。这些文字都是作者用德语写就,而由几位中国翻译家译成中文的。翻译的是否准确呢?不得而知——这也许正是不同的文化在相遇、对接和交流时,难免碰到的尴尬和困境;对于两种差异甚大的语言文化,尤其如此。顾彬是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文化的,但他毕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多年,而且中文学得还不错,能用中文写诗和散文。这样一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较其他汉学家也许就更具某种优势,所以他要“重新思考中西相遇”。读完这24篇文论之后,笔者也确实感到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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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顾彬看来,“好些中国学人有一种奇怪的思维习惯:西方有什么,就一定要说明中国也有。”比如,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国学界就开始大谈“中国解释学”;可顾彬却认为“解释学”是现代式的知识学问,是德国浪漫派的现代“发明”;不仅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古代也没有。古代只有“解经学”,比如中国古代对“五经”的注疏,西方古代的《罗马书注疏》。现代解释学与古代解经学的不同,首先在于解释学放弃了由理解“作者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这一原则来引导阅读,从而废除了文本作者与文本读者之间的高低秩序。顾彬对时下学界喜欢用一些后现代观点来看古典作品很不以为然,比如许多人忧心“自我”,就谈论中国人古代的“自我观”,现代人有“自由主义”,于是就到中国古代经典中去寻找自由主义的“萌芽”。对这些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的作法,他很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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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解释学的“正当偏见”为“‘理解’即‘误解’”提供了正当理由,但当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相遇时,对概念的误读则是另外一码事了。现代汉语中有大量的外来词,其中不少都是从日语移植过来的,即明治维新以后,日人用日语中的汉字翻译了许多西文词语,而中国人则直接将其移植到汉语中来。汉字是表意文字,移植过来以后这些现代用语是否跟这些汉字的本义一致呢?是否会产生误读呢?对此,笔者曾先后写过两文《日语移植的尴尬》和《厘清概念的必要》阐明拙见(分别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5期和《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4日,均收入拙著《拣尽寒枝》),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还想强调一下的是,有许多现代词语,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这些概念,今人却望文生义,在理解与运用时常常予以混淆或偷换。顾彬和他以前的汉学家陶德文等人,似乎都喜欢引用一个否定性的目录来描述中国与欧洲的不同,认为“在古代中国,没有存在的概念,没有上帝的概念,没有上帝启示的概念,没有真理的概念,没有自由的概念,没有独立的概念,没有主体的概念,没有主观性的概念,没有内向性的概念,没有时间的概念,没有在对话中进行论证并说服别人的才能,没有形而上学,没有公开的演讲,没有公开的质疑,没有美学的概念等等。”

这里不妨就以“美学(aesthetics)”为例吧,顾彬认为“在传统中国,没有与aesthetics相当的术语:‘美学’是日语中一个外来词(即bigaku),它的意思并不是严格意义的aesthetics,而是‘美之学’。” “美之学”的含义与“美学”的内涵显然是有差异的,二者不属同一概念。美学这个概念原是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在1750年首次提出来的,鲍氏本人也称其为“感性学”(aesthetic),乃哲学的一个分支,故许多人也称其为“艺术哲学”。然而,在涉及“美学”这个概念时,不少中国学人往往拘泥于“美”这个汉字的本义,一味去赏析“美”赞扬“美”陶醉于“美”了。像前些年有关“苦难美学”的争论,除了各自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不同之外,恐怕与对“美学”的理解偏差不无关系。把“苦难”纳入美学范畴来研究,无可厚非,甚至很有必要;但若仅仅从“美”出发,借“美学”之名来赞美苦难,甚而消费苦难,就实不可取了。正是出于对“美学”的误读,致使有学者高调赞扬某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恐怖主义”“重新恢复和焕发了原始正义的光辉和惊心动魄的美”,更有学者不遗余力,试图编写一部《权力美学》读本,说什么“使权力显示出应有的美感,并为此而构建一个专门性的‘权力美学’”。如此糟践美学,岂不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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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文化相遇、对接和交流时,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不同的文化所蕴含的情感,也往往大异其趣。比如,顾彬就认为“在许多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忧郁’(melancholy)问题的研究中,存在大量的混淆”,“钱钟书和M•莫齐试图在中国精神史中寻找‘忧郁’,而不考察忧伤、压抑等概念”。对顾彬这一认知,我颇为认同,我曾写过一篇《中国式的忧郁》(载《书屋》2007年第7期)阐述了我的看法。既然说是“中国式的忧郁”,就说明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似乎难以找到西方人的那种“忧郁”,更多的是与“忧郁”相似的“愁”。美国华裔学者孙康宜也曾“将中国式的忧郁(愁)定义为对痛苦和已经逝去了的美的觉识”。顾彬则进一步揭示道:“忧郁不只是一个词,而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

在顾彬看来,“愁”不过是“离人心上秋”(南宋吴文英诗),但“分离的痛苦总是会被时间的流逝医治,被重复克服。或被新的恋人消除。与此相反,在西方现代文化环境中的‘忧郁’是绝对不能被克服的”。“它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与生俱来的、被铭定的生活方式”。对于为历代所传颂的范仲淹的“忧”,顾彬认为那仅仅意味着“担忧”——“担忧民生、担忧君王、担忧朝廷”,“完全没有‘忧郁’(melancholy)的影子”,“因为‘忧郁’(melancholy)是以不可克服的人和世界的分离为基础的”。他还对中国人的“忧愁”做了颇有意思的切割,他认为“‘忧’通常是由官方用法规定的男性话语的一部分”,“它表示的是一种精神性状态,而完全不同于女性化的‘愁’”;“因为‘愁’不是一种自我反思的,而是一种情感性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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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说“翻译好比摆渡”,“在德语中,翻译这个动词,它有两个义项。它的第二个意思是‘摆渡’”,那么,“我们倒可以把翻译家看作船夫”了。因此,在他看来“翻译也意味着‘自我转变’:把一种外国语因素中的未知之物,转变为一种新的语言媒介,在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中,我的‘旧我’离世而去”。此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恐怕主要还是针对文学作品而言的,尤其是诗歌,翻译无异于再创作。然而,对于学术著作则未必如此了,至少得准确地找到相应的“渡口”吧?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术语概念。对于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我们不能只了解“此岸”,不了解“彼岸”,并盲目地在两岸之间“摆渡”,将不同的词语不同的概念任意对接。

阅读也好,治学也好,首先得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背景,继而得弄清文本中所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不能对词语、尤其是外来词望文生义,即使是汉语原有的词语,也不宜简单地将其与外来的概念等同;更不能自以为是,仰仗自己有点话语权,便根据个人的需要,想当然地改变某些词语的含义,甚至随便地去定义某些概念——这样做,说轻点儿是治学不够严谨,说重点儿则是恣意妄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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